文革十年的标语口号

作者：王晓明

来源：共识网

标语和口号本来就是一家，写在纸上是标语，当众呼喊出来便成了口号。

有人说，解放后的中国就是个标语口号的国度，这话有道理，不过标语口号登峰造极的年代，还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那个十年里的标语铺天盖地，每天映满人们的眼帘；那个十年里的口号震耳欲聋，每天震撼人们的耳膜。那个时候，你想在大江南北寻找一块没有标语口号的净地，套用一句当时的习惯语言，叫做是-“痴心妄想！”“文革”中的标语口号，最多的自然是敬祝伟大领袖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之类，那是每天都要振臂高呼，甚至要喊上几十次上百次的。譬如“文革”高峰时的1968、1969年，每天早晨起床脸顾不上洗牙顾不上刷，有时衣服都没穿好，便要先对着墙上的伟人像来一个“早请示。”出操时面对东方的红太阳再来上一段，然后是早饭时，上课时……最后临睡觉前还要“晚汇报”后才能入睡。记得我们在乡下“学农”时天寒地冻，有的同学偷懒先钻进了被窝，被发现后一律揪出来，光溜溜的非得挥舞着红宝书喊完那些口号才让睡觉。

其次便是庆祝“伟大胜利”云云，这样的标语肯定用红纸书写，而且字越大越好。领袖名字的前面，照例要加上许多定义词或尊称，最常见的是“四个伟大”，即“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航手。”据说这是林彪亲自提出来的。也有的要在前面加上许多的“最，”如“最最最最伟大……”等等。不过这一类标语张贴时要格外小心，千万别把字贴反了贴漏了或者贴倒了，否则张贴的人便会适得其反，成了自已跳出来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这类标语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先天优势，就是只要一张贴出去，对方即使吃了豹子胆，也不敢再加以复盖或损毁。久而久之，“文革”中对立派的双方便琢磨出一个“高招，”假使不想让对方派别的大字报在某地出现，便可提前在那儿张贴出一批“万岁”之类的大红标语，对方立马退避三舍不敢造次，只能够转而求其他了。这样的事情多了，最后连“中央文革”都专门为此发出通知，说是要警惕“走资派”利用“红海洋”破坏“文化大革命。”“文革”就是史无前例的“造反，”因此许多标语口号刚出来往往让人大吃一惊，很有些“横空出世”“朝野皆惊”的味道，别说老年人瞠目结舌，就连我们这些勇于接受新事物的学生娃娃，刚开始时也不由自主会吓一跳。譬如那句“造反有理”的口号，刚开始时我说怎么都不敢相信，因为从小玩惯了“官兵捉强盗”一类游戏，敢于造反的人都是些土匪强盗之类，是要被捉拿了送官究办的。而老师家长在我们不听话不顺眼时，也往往会大声地喝斥“想造反了吗？”因此从小到大，印象里“造反”是一件大逆不道的坏事，是要受到严厉惩罚的，可怎么突然间就全盘颠倒了呢？直到有一天看到满街白字黑字，刷出了大标语“造反有理，”而且点明这是伟大领袖说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道理，”才慢慢地相信。从此这标语口号伴随了我们整整十年，老师家长从此再也不敢拿“造反”喝斥我们了，如果敢说，革命小将就会振振有词地驳斥他们：是的，我们就是要造反，而且“一反到底，就是胜利”，反得不是别人，就是你们这些老顽固！

标语口号在“文革”中渐渐成熟，慢慢升级，直至上升成为特定时代一种不可或缺、带有某种无可替代标志性的“文化”现象。从一开始较为文明的“打倒XXX”“揪出xxx”，很快升级成“油炸XXX”“活埋XXX”“火烧XXX”“枪毙XXX”“吊死XXX”等。从“xx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到“把xx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还有什么“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等等，语言越来越离奇，形式越来越出格，程度越来越暴力。还常常要玩弄一点视觉上的小把戏，如把被打倒者的名字颠倒过来，用红笔打上叉，或者洒上些红墨水，制造些血淋淋的效果来骇人眼球。至于后期“红色恐怖”时期“血债要用血来还”等等标语，更干脆用红笔在白纸上书写，远远一看就见血糊糊地满墙满院，犹如是刚刚下了一场腥风血雨。

在那个语言越离奇、越粗野越好的时代，即便是庣窕淑女，也以挽袖裸臂，口口声声高呼“他妈的”为荣。我就看见班里的女同学集体高呼口号：“滚滚滚！滚他妈的蛋，撤他妈的职，叫他靠边站！”
“文革”时的标语口号，许多直接来自最高领导层。在前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那篇名为《十年一梦》的文革回忆录里，你可以看到这样清晰无误的记录：

“……我一边听，一边嗯嗯，把姚文元电话传达的内容一字不漏地记了下来，心裹激动得热血沸腾。

姚文元接著说：“主席很欣赏你们的口号：‘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他说‘火烧’、‘揪出’，‘打倒’，‘砸烂’，这几个口号的提法有区别，好！”……

其实那时侯呼喊口号也是很有讲究的，什么样的口号只能什么样的人喊，不能随意僭越。例如阶级敌人、四类分子，就只能喊“打倒自已”，或者“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一类的口号，是绝对不配喊出“万岁”之类口号的。不过有时侯你不跟着喊，却又会成为一条让对方攻击的反动罪状。

一次批斗会上，我亲眼看见一个“走资派”没有跟着大家一起呼喊“毛主席万岁”的口号，立刻遭到群众严词责问：为什么不喊，是不是因为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那个“走资派”虽然也穿着中山装，梳着大背头，其实只是江边砂石站一个小小的站长，充其量最多也就是今天班组长一类的芝麻绿豆干部。不过此人倒不怯场，反而振振有辞地回答，说：“你们刚才不是要我好好考虑自已问题，不许乱说乱动吗？我就是在认真考虑问题，所以没有听见。”这一回答竟让那些批斗他的人一时哑口，只好又高呼一阵打倒他的口号了事。

“文革”中能够领头高喊口号，也算得上是一种荣誉，甚至是一种权力，一种地位。你想想，登高一呼，万众响应，那是何等的荣耀，这样的人不是领导也是积极分子，或者是领导看中的培养对象，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够干的。于是一些有心上进，追名逐利的积极分子，便常常适时地跳出来抢呼几句口号，给大家留下一个敢于斗争，要求进步的好印象。例如“忆苦思甜”大会，当老贫农正讲得涕泪横流的时侯，高声领呼几句“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或者在看反帝反修新闻纪录片时，带头喊上几句“打倒美帝！打倒苏修！”的口号，都能够先声夺人，对自已今后的进步发达，起到非常良好的促进作用。

不过在领呼口号时，也必须审时度势，把握尺度，绝对不能呼错了或者呼倒了，那就会弄巧成拙，不但得不到应有的好处，反而会“搬起石头砸自已的脚，”成了自动跳出来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文革”高潮时期，在浙江省金华地区机关的一次批斗会上，接二连三有好几个人因为领呼口号而出了差错，当场就从堂堂的造反派，一下子成为罪大恶极、罪证确凿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那次的批斗大会在机关灯光球场进行，十分气氛严肃，一个干部为表示自已心中的义愤，便带头高呼“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他的狗头”的口号。谁料他一紧张，竟然把第一个“谁”字和接下的“就”给漏掉了，变成了一句骇人听闻的反动口号。当时整个会场上一阵惊心动魄的寂静，然后才有几个群众发一声喊，立刻把这领呼口号的人倒背双手拖上台，当场就挂上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大牌子进行批斗。旁边一个平时和这人走得较近的干部急于摆脱，便急忙又高呼了一句同样的口号，以表示自已义愤填膺，要与他划清界限。谁知忙中出错，又同样漏掉了那至关重要的二个字，马上又被揪上台去挂牌批斗。谁知事情还没有完，紧接着一个，又一个……短短时间竟有三、四个干部因为喊一句同样的口号，漏掉了同样的二个字，而同样成为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从此自动走入“牛棚，”吃了好长一阵子苦头。

以上仅仅是我，一个当初少年人的回忆，肯定孤陋寡闻，挂一漏万。而不少更“精彩”的记忆如今还在许多当年参与者的眼前跳荡耳边回响。前不久《南方周未》刊载一篇回忆文章，就谈到当年某地造反派贴出的一幅标语，那可真称得上是骇世惊俗，空前绝后，叫做----“革命的破鞋好得很！”“文革”的口号标语流毒甚广，今天还影影绰绰，不时地像放节日燃放鞭炮那样不甘寂寞地轰响一回，让许多当年的受害者不由自主地心惊肉跳。它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影响到几代人的思维与行为方式。例如前不久某场游行中许多人乐颠颠公然高举着的那几条标语---“宁愿华夏遍地坟，也要杀光XX人”“宁愿喝遍地沟油，也要登陆日本岛”等等，就常常让我想起当年那句流传甚广的口号--“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特殊时期的自杀与遗言

作者：王彬彬 

来源：学习时报 原刊2012年第5期《随笔》

中国本就是自杀率较高的国家，“文革”时期的自杀率，就更高了。自杀，原因虽然多样，但通常与政治无关。而“文革”时期，迫使人们自杀的，除了通常的原因外，还有政治性原因。政治性自杀，是“文革”时期的常见现象。邓拓、田家英、老舍、傅雷夫妇，都是不堪迫害而自尽的。我们知道的“文革”期间自杀的各界名人，就多不胜数，但这也只是那时期政治性自杀总数的冰山一角。由于政治迫害并不只针对名人，普通人同样遭受着残酷的迫害，因此也同样会含冤而自杀。在人命如草芥的年代，普通人的政治性自杀，不会引起关注，死得无声无息，亲人们恐怕连哭都不敢出声。这样的因政治性迫害自杀而死的普通人，“文革”期间有多少，其实也是应该认真统计的。

政治性自杀者，再加上通常原因的自杀者，“文革”期间的自杀率，应该远高于其他时期。而与此相反，“文革”时期的离婚率，却低得惊人，低得让不了解那时代的人目瞪口呆。

没有爱情，不是理由；感情破裂，不是理由；性格不合，不是理由；经济纠纷，不是理由……一切非政治性的理由，都不成其为离婚的理由。至于“性生活不和谐”这样的话语，那时的人们是听不懂的。如果有人以此为由要求离婚，会作为“阶级斗争的最新动向”而引起“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警惕。

自杀，就一定是因为“畏罪”，就更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就更会使亲人受连累了。一些被戴上“叛徒”、“反革命”帽子从而受到残酷迫害的人，本想一死了之。但一想到自杀后，头上“叛徒”、“反革命”的纸帽子、布帽子就变成了铁帽子，且亲属要受到更大的连累，也就不敢死了。若非如此，那年代的自杀率还要更高。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全面发动“文革”的“五五一六通知”，5月17日深夜（18日凌晨），邓拓即弃世。在留给北京市委的遗书的最后，邓拓写道：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本应该在这一场大革命中经受得起严峻的考验。遗憾的是我近来旧病都发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给党和人民增加负担。但是，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的。

当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再一次高呼：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

我过去把邓拓这类人自杀前的这种政治表白，视作是愚昧和奴性的表现。现在觉得，这样的理解，可能有些简单、肤浅了。我们再来看叶以群给妻子和孩子的遗书：

素明暨孩子们：

我对党，对社会主义犯下的罪行，千言万语也说不清楚。党一向对我爱护、宽大，只是由于我的旧思想、旧习惯改不过来，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没有破除，所以错误一犯再犯。现在事已太迟，已经无法清偿，也不可能立功赎罪。近日身体、精神都在变坏，如再拖延下去，既对党不利，又会不断增加你们的精神负担。思想上几经反复，只好最后走自己处决的路。

以后，唯一要求你们的，就是坚决听党的话，坚决站在党的立场上，逐步认清我的罪恶，激起对我的仇恨，坚定不移地与我划清界限！你们受我的毒害都还不深。

你们只要能做到这一点，就一定可以在党的帮助下，大家团结起来，克服各种困难。孩子们稍大一点，都尽早争取到边疆、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家庭里去，尽早离开自己的小家庭，小家庭里教不好孩子。他们应该忘记我的一切，但不要忘记我的这辈人所犯的罪恶，并且从中吸取教训。

最后一句话就是要求你们认真读毛主席的书，听共产党的话！为党立功！

今天读来令人悲哀的政治表白，除了愚昧和奴性的因素，恐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策略。激烈的政治表白，庶几可减轻一点死后的污名，而这首先对家人有利。自己的污名轻一分，家人受的连累就轻一分。邓拓遗书直接写给北京市委。叶以群身份、地位与邓拓不同，所以把遗书写给家人。但实际上，叶以群字字句句都是写给“组织”的。他在向组织表明：我已经让家人与我彻底划清界限了！我已经让家人永远仇恨我了！更何况，他们受我的毒害不深！求求你们放过他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