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世16年王小波仍是敏感作家

作者：李银河

来源：作者博客

今天是小波辞世16周年的日子。在小波辞世16周年之后，他仍然是一位敏感的作家，这个发现令我悲喜交集，喜忧参半。前些时，我编了一套知识分子丛书，选的都是当代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作家，每人自选十万字，不是专业文章，全都是散文随笔类文章。王小波的那本是我选的，标题用了他一篇文章的题目《知识分子的不幸》，选这个题目没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只是因为其中出现“知识分子”这个词与丛书名字接近而已。万万没有想到，在送审时竟然遇到了麻烦，至今没有得到审查部门的批准。

崔卫平通不过审查我想到了，徐友渔通不过我也想到了，鄢烈山通不过有点意外，钱理群写反右的文章被要求撤换也有点意外，最意外的是王小波通不过审查，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因为小波辞世16年来，选集全集版本无数，正版盗版铺天盖地，海内海外一出再出，纸书电子书畅销不衰，养活了好几个出版商（还有盗版出版商），为好几个出版社带来巨额利润，可以说80后的小孩都是看他的书长大的，冯唐这样的70后作家也都是跟他较劲成长起来的。时光荏苒，到了2013年，他早就出版过无数次的文字居然通不过审查，到底是哪根筋搭错了？到底出了什么状况？

我的第一个猜想是：书的标题取得不好，知识分子的不幸，在形势一片大好百姓安居乐业的时代，知识分子怎么能不幸呢？不幸这个词是个负面的词，而咱们的审查机构最忌讳负面的词，怕它带来负面影响，产生负能量，影响大家乐观向上的情绪。

我的第二个猜想是：书落在了一个最最迟钝、最最呆板、最最机械的审查人员手里。因为估计这个人从来没有听说过王小波，也没读过王小波的书，只要他读过，他就会知道王小波是个已经死去的畅销作家，他的全集都通过了过去的审查，从中选出的一些文字就不必再审查了。那么难道这位审查人员没上过大学？（据说在所有大学的图书馆里，王小波的书都是出借率最高的，翻得最烂的。）或者是一个非常非常笨的除了自己专业完全没时间看闲书的人？

我的第三个猜想是：书落在了一个最最无趣的除了保住自己职位这个标准没有任何其他抱负和职业操守的审查人员手里。他的全部神经集中在鼻子上，闻到书中哪怕有一点点可能威胁到自己职位使自己犯错误的异味，就不能给他通过。王小波是个公开申明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的文字并且以冷嘲热讽诙谐老辣著称，这异味肯定呛了他的鼻子，所以不给通过，不能拿自己的饭碗去冒这个险呀。至于出版一些能提高国人阅读品味的好书这样的想法跟自己的饭碗相比，那肯定要屈居第二位的。

而令我最最悲喜交集的一个猜测是：王小波的文字在他逝世16年后的今天仍然处于中国思想启蒙的敏感地带，处于社会进步与保守论争的前沿。无数读者仍旧以久旱逢甘霖的心情在期待他的文字，而审查部门则是战战兢兢地担心他的文字一旦出版会对愚民氛围产生颠覆性的影响。想到此，我真是悲喜交集，喜的是，小波思想的锐利和文字的魅力经受了时间的考验；悲的是，时至今日，一些最基本的自由民主人权思想在中国仍旧敏感，通不过审查，说明我们的社会在思想自由方面这十几年来寸功未进。

王小波文字的通不过审查像一幕讽刺大师笔下的杰作：我们的审查制度已经荒诞到自打耳光的地步——它这回批准，它下回不批准；它以前批准，它现在不批准。现实的荒诞程度已经超越了这个世界上所有讽刺大师的想象和虚构。这个审查制度除了让人痛心疾首、欲哭无泪之外，我还有一个更加严重的指控：它完全彻底地违背了宪法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精神，剥夺了公民这两项宪法权利。习总不是说要开始严肃地对待宪法了吗？能不能从取消书报审查制度开始呢？

                                                                    2013-06-04

 

处决作家

作者：李银河

来源：作者博客

自1934年苏联作协成立至度下，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却可能对权力产生威胁。这一点从中国王朝时代的文字狱也可得到验证。 尽管宪法上有言论自由的条文，但是它必定是无法彻底实行的，因为它同这个权力的性质和它的存亡是矛盾的。这就是中国目前所有的言论不是被检查监督就是必须自检的原因。所有可以发出声音的人对这一点都心照不宣，言论的自我检查成为一种行规，成为一种潜规则。而这一规则的形成是通过无数细小的每日发生的事情累积而成的，比如北京大学对在互联网上批评中宣部的某人的处理方式。通过大量这样的日常处置，人们变得不那么幼稚，不那么激烈，而显得成熟、平稳得多了。潜规则就这样通过一天又一天、一件事又一件事地明晰起来。目前已经达到了秩序井然的境界。 想说话的人与权力的关系像淘气的孩子和家长的关系，所以在传媒业从业人员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就是“走钢丝”和“打擦边球”。他们所做的就是把允许说的话的疆界一1953年斯大林逝世，两千名作家被处决、关押、流放。中国反右运动几乎将能称得上是作家的人一网打尽。中国虽然因为毛泽东的“不杀人”的带有偶然性的指令而较少处决作家，但是令他们完全无法写作的折磨同苏联只有量的差别，没有质的不同。对于没有思想和创作冲动的组成人口毫米一毫米的扩大，而权力所做的就是把言论自由的范围一毫米一毫米的缩小。双方的游戏旷日持久，无休无止。而结果是在某些问题上，言论自由的范围在慢慢扩大，如同性恋问题，一开始是允许学术研究类言论，然后是允许一般传媒从艾滋病角度谈论同性恋，最后达到可以在传媒上谈论同性恋这件事本身。在另外一些问题上，言论自由的范围保持不变，不能扩大，比如直接批评和反对权力本身的言论。这一点从明清的文字狱到今天，扩大的范围微乎其微。99%以上的人群来说，有没有思想的自由是无所谓的事，但是对于那不到人口百分之一的需要思想自由的人来说，窒息的感觉是真切的，压抑也是确实存在的。否则，无法解释茅盾、沈从文等人完全不写任何东西这一已经由他们的谢世成为历史事实的选择。

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一个权力为什么要控制人们的思想，为什么会把人们的思想视为一种威胁。唯一可能的解释在政治体制上面：在民主的政治制度之下，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不会对权力造成任何威胁（当然可能造成权力易手，但是不会威胁到权力本身）；而在专制的政治制度下，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却可能对权力产生威胁。这一点从中国王朝时代的文字狱也可得到验证。

尽管宪法上有言论自由的条文，但是它必定是无法彻底实行的，因为它同这个权力的性质和它的存亡是矛盾的。这就是中国目前所有的言论不是被检查监督就是必须自检的原因。所有可以发出声音的人对这一点都心照不宣，言论的自我检查成为一种行规，成为一种潜规则。而这一规则的形成是通过无数细小的每日发生的事情累积而成的，比如北京大学对在互联网上批评中宣部的某人的处理方式。通过大量这样的日常处置，人们变得不那么幼稚，不那么激烈，而显得成熟、平稳得多了。潜规则就这样通过一天又一天、一件事又一件事地明晰起来。目前已经达到了秩序井然的境界。

想说话的人与权力的关系像淘气的孩子和家长的关系，所以在传媒业从业人员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就是“走钢丝”和“打擦边球”。他们所做的就是把允许说的话的疆界一毫米一毫米的扩大，而权力所做的就是把言论自由的范围一毫米一毫米的缩小。双方的游戏旷日持久，无休无止。而结果是在某些问题上，言论自由的范围在慢慢扩大，如同性恋问题，一开始是允许学术研究类言论，然后是允许一般传媒从艾滋病角度谈论同性恋，最后达到可以在传媒上谈论同性恋这件事本身。在另外一些问题上，言论自由的范围保持不变，不能扩大，比如直接批评和反对权力本身的言论。这一点从明清的文字狱到今天，扩大的范围微乎其微。

                                                                                2005-1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