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清”纪事

作者:荣斌

来源：共识网（原刊《文史精华》2008年第10期|）

1964年10月底至1965年6月初，我参加了中共山东省委海阳社教工作团，在山东海阳县搞了8个月的“四清”。当时我只是一名刚刚步入大学校门一个多月的学生，如今回忆起那段经历，许多事情记忆犹新。

这里应该先解释一下什么是“四清”。所谓“四清”，就是“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也就是自1963年开始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简称。其实，最初提出的“四清”，只是农村“社教”中的几项具体工作，即“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后来一些人把“四清”的概念范畴扩大了，与整个“社教运动”画了等号。

一1964年10月下旬，刚入烟台师专校门不到两个月的我们，接到学校通知：中文科两个年级4个班的学生和全体教师全部参加工作组，下乡去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那年我19岁，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脑子里一片空白。不过我和大多数同学一样，对能有机会投身到“社会大课堂”去，表现出了极大的兴奋。

几天后，我们便打起背包，到烟台市委党校集中学习去了；大约一周时间，又集体转移到了莱阳县委党校。在两个党校学习的内容，主要是进行阶级斗争教育，同时还学习了《前十条》和《后十条》（即两个中共中央文件，《前十条》是1963年5月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后十条》是1964年9月下发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关于在河北抚宁县桃园公社搞社教的报告（即“桃园经验”）等等。至于学习后将到哪里去搞“社教”，学校领导对我们严格保密，我们也不敢乱打听。那感觉，就像战士知道明天要上前线，但不知道前线在哪里一样。

学习期间进行的“阶级斗争教育”，主要是讲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以及一些地主、富农如何盼望蒋介石反攻大陆，如何向贫下中农反攻倒算，如何拉拢腐蚀农村干部等案例。记得的案例有：某地一个地主过年时贴的对联是“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暗含“缺一（衣）少十（食）”之意，横披是“将（蒋）来享福”；某地一地主将农药1059洒到一贫农自留地的白菜心里，那户贫农吃了白菜一家死了三口；上级派到某村的工作组队员晚上到贫下中农家串联时，被坏分子“砸了黑石头”；某地反动道会门猖獗，一个70多岁的道长自封“皇上”，还搞了十几个“妃子”；等等。反正给我们的感觉是，当时形势十分复杂、十分严峻，“阶级斗争的弦”不“绷紧”确实不行了。

到莱阳党校的第三天，党总支书记把我和同年级的另外3位同学叫去，通知我们4人第二天提前出发，说是要去海阳，并且要求我们对同学们保密。第二天一早，我们便背着背包到指定地点集合，与其他二十几个人一起爬上一辆大卡车出发了。在车上，我们才知道，那二十几个人都是莱阳的，我们是一个工作组；我们去的地方是海阳县大山公社瓦罐窑大队。

车上年轻人居多，尽管卡车跑在沙土公路上有些颠簸，大家蜷坐在自己的背包上很不舒服，但莱阳的同志依然一路上唱着歌。我们因为与他们不熟，很少与他们交谈，不过他们起歌后我们也跟着唱。

两个来小时，我们到了瓦罐窑村。

村里已经有一些工作队员了，在当天晚上召开的工作组会议上，我才知道，我们这个工作组的人员主要来自省委、省人委（即省政府，当时称“山东省人民委员会”）及部分省直机关，还有长清县（当时属泰安地区）、莱阳县的部分干部和社会青年、山东财经学院的部分师生、山东农学院的部分教师，加上我们烟台师专的，总计要有七八十个人。据运动结束后瓦罐窑工作组的工作总结所记，我们的工作组共有87人，其中省直机关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26人，长清、莱阳基层干部和社会青年40人，大专院校师生21人。曾经有一段时间，全县社教工作团的宣传队也住在瓦罐窑，加起来达到了130多人。毛泽东后来所批评的“搞人海战术”，我们瓦罐窑工作组可谓典型一例。

也是在这次会上，我知道了瓦罐窑大队的基本情况：全大队共553户，2697人，分34个生产队（小队）。该村1943年解放，属于革命老区，土改比较彻底，村里党员多、老干部多、荣复转退军人多，还有“阶级斗争复杂，和平演变严重”等等。会上还公布了工作组领导班子，工作组组长是童辛（山东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副组长是丛生（山东省人委办公厅副主任）。

二不久后我们就看出来，我们的组长、副组长显然不是工作组里级别最高的干部，有两个神秘人物应该比他们级别更高。一位是王林，高高的个子，穿一身黄军装（注：工作组大多数人都穿黄军装，我在离开莱阳前也买了一件黄棉袄，记得卖给工作队员的旧军装十分便宜，交的钱几乎是象征性的）。王林平时很少说话，与我们普通工作队员接触不多。进村半个多月后我才从济南来的队员那里知道，他就是当时的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相当于现在的副书记，是山东省的第三把手）刘秉琳。王林是他的化名，是把名字最后一个字“琳”拆开了。当时一些高级干部去搞“社教”都要化名，大概为了怕暴露身份，如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在桃园就化名“董朴”。我们最早发现王林与众不同的是，他走到哪里，都有一个人跟到哪里，而且那个人腰里还挂着手枪（工作组里整天枪不离身的只有他和组长童辛两个人）；有时候会跟着两个人，多一个女同志。后来我们才知道，跟他寸步不离的是他的秘书李成，那位女同志是省某医院的护士。刘秉琳有个习惯，大清早爱到村子外边沿着河边散步，他在前面走，李成就在后面跟着。李成个子也较高大，再加上军装外面扎着皮带，别着手枪，显得十分威武。相比之下，刘秉琳倒有些其貌不扬，而且，他的军装也比李成旧的多。村里的老百姓很快就知道了工作组里有“大官”，但他们不知道是谁，也不知道那人官有多大。有人注意到了刘秉琳、李成早起散步的习惯，于是纷纷传言道：“工作组那个最大的官天天早晨跟着一个伙夫在下河沿溜达。”——他们是把带手枪的李成当成“最大的官”，而把省委副书记刘秉琳当成伙夫了。

另外一位神秘人物是周毅然。周毅然个子不高，较瘦，眼睛整天眯缝着，还经常带着眼屎。工作组开过几次会后我们就看出，他虽然不是组长，但显然是工作组里举足轻重的人物。童辛、丛生等讲完话后，都要问问“周毅然同志有什么意见？”周毅然有时候说几句，但多半是表示“没有什么意见。”不久我们就知道了，这位“周毅然”是原山东省委常委、济南市委第一书记王路宾。王路宾是1930年入党的“老革命”，是“一二·九运动”中山东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1939年到延安后又赴莫斯科学习，后在中央社会部工作，解放后担任了山东省公安厅厅长、省委常委兼秘书长、济南市委第一书记。在1959年“反右补课”时王路宾被打成了“右派”，参加瓦罐窑工作组时，“右派帽子”虽然摘掉了，但党籍、职级还未恢复。两个月后，即1965年1月，山东省委正式下文撤销了对王路宾的处分，恢复了他的党籍和职级。组长童辛、丛生等省里来的干部也许是早知道了王路宾即将平反的消息，所以他们在组里对这位当时连党员还不是的老头儿都敬着三分。

王路宾也是一身旧军装，那黄棉袄穿在他身上显然有些大，因此人也显得更矮。他不像刘秉琳那样有架子，喜欢跟大家交谈，特别喜欢跟年轻人交谈。工作组开办食堂后，他和我们一样排队打饭，一样蹲在院子里吃饭（刘秉琳很少和大家一起吃饭，多半是一个人在食堂里间吃），边吃饭边跟大家说说笑笑。1965年初他正式平反后，虽然在工作组没有公开明确什么职务，但明显成了工作组日常工作的“一把手”，不过，他倒没有因为地位的变化而端起架子来。记得一次吃饭时，我端着碗凑到他跟前，好奇地问：“周毅然同志，你改名叫周毅然有什么讲究啊？王林同志是把一个‘琳’字拆开了，‘周毅然’是怎么回事？”他眯缝着眼看着我说：“周毅然是我当年做地下工作时用过的名字，没有别的讲究。”在两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山东省革委成立之初，王路宾是被“结合”的老干部之一，后来因反对主政山东的王效禹而被“打倒”。“文化大革命”后，在拨乱反正中，王路宾于1979年当了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常务副校长（当时校长是周培源），实际主持了北京大学的工作，1984年退居二线到中顾委，1990年离休。2003年11月王路宾在北京去世，享年90岁。

说到这里，不能不提一下瓦罐窑工作组的另一个重要人物了，那就是“王禹”。王禹个子高高的，面庞黢黑，一脸大麻子，虽不像王路宾那么平易近人，但也显得十分朴实和善。他在工作组也没有公开的职务，不过大家都看得出来，他也是“说了算”的几个人之一。这位王禹，就是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名震全省乃至全国的王效禹。王效禹之所以也化名，原因和王路宾一样，也是因为当时尚未平反。王效禹是山东老革命根据地渤海区出来的干部。抗战后康生担任中共山东局书记兼渤海区书记，王效禹在土改时曾在康生手下工作过，得到康生的赏识。1959年，王效禹在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任上被打成“右派”，受到了处分。在瓦罐窑工作组，这位“王禹同志”名气很大。1965年1月，王效禹获平反后，工作组成立了临时党支部，王效禹担任了支部书记，算是正式加入了工作组领导班子（此前似乎也是，但没有正式名分）。6月5日在食堂吃早饭时，有消息灵通者传出了“可靠消息”：王效禹昨天已经到青岛当副市长去了。在一年后开展的“文化大革命”中，王效禹伙同康生的儿子张子石在青岛“造反”，和青岛的“造反派”一起夺了青岛市委的权。随后王效禹秉承康生旨意，又到济南支持“造反派”夺了山东省委的权。1967年5月，“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王效禹被任命为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济南军区第一政委、山东省军区第一政委、省革委党的核心小组组长等等，当时有“四个第一”之说（还有的说是“六个第一”，不知是哪个）。1969年“九大”时，王效禹还当上了中央委员。王效禹的发迹，显然是从其后台康生那里得到了支持，据说毛泽东还多次接见过王效禹，称他是武昌首义时的黎元洪（估计这不会是谣传）。王效禹主政山东时，在“四人帮”指使下做了许多坏事，1971年被撤销了一切职务。文革结束后王效禹受到清查，被开除党籍，据说在某农场劳动多年，1995年死于原籍益都（今青州）。

工作组还有一位重要人物叫王崇训，是省委机关刊物《支部生活》编辑部来的（具体职务不明），他是工作组的笔杆子，工作组的重要简报以及最后的总结都出自他手。因为瓦罐窑工作组是省委领导的“蹲点”单位，需要“出经验”以指导全县“社教”工作，所以编写《工作简报》的工作十分重要。王崇训在文革期间也是山东省的“风云人物”，他紧跟王效禹，成了以王效禹为首的省革委的“首席笔杆子”。粉碎“四人帮”后听说也受到了审查，最后结果不知如何。

海阳县是那一年山东省3个“社教试点县”之一，其他两个分别是济宁地区的曲阜县、德州地区的齐河县。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蹲点”曲阜，省长白如冰“蹲点”齐河，书记处书记刘秉琳“蹲点”海阳。在海阳“蹲点”的还有几个高级干部，如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在小纪公社）、共青团中央副书记胡克实（在大辛公社）等。海阳工作团的团长，是山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王历波，他也在瓦罐窑短期住过。“文化大革命”期间王效禹夺权后，山东省革委“结合”的老干部只有王路宾、王历波二人，而他们都是一年多前与王效禹一起在海阳搞过“社教”的。不过政客王效禹很快就把王路宾、王历波整下去了，一个时期济南满街都是“打倒王王庄”的大标语，所谓“二王一庄”的“二王”，就是王路宾和王历波，“一庄”是庄中一，山东省军区副参谋长，是省革委“结合”的军队干部。

三瓦罐窑村之所以叫这么一个名字，是因为该村烧制的瓦罐、瓦盆、水缸等陶器远近闻名，村边有许多烧瓦罐的小窑。

瓦罐窑大队的34个生产队分为6个“片”，我所在的是第六片，包括31、32、33、34这4个生产队。瓦罐窑工作组成员多达七八十个人，而一个片却只有六七个人，6个片加起来不到全队的二分之一，另外一半多的人都干什么呢？都集中在“队机关”了，因为瓦罐窑是省委领导的“点”，所以要有一个庞大的“工作班子”，比如写材料的、管收发的、管保卫的、管医疗的、管对外联络的、管接待的等等。反正省直机关来的26个人中，真正下到“片”上的，只有五六个人。上面留的人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要集中力量对付村里的大队干部。

按照上级要求，工作队员要与贫下中农“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我最初几天住的一家很穷，炕上的苇席都是残片，房主是一个十分憨厚朴实的小伙子。我住在他家东偏房，因为有厢房挡着，整天不见阳光，屋子很潮，散发着一股霉味。几天后长清的杨玉庆同志来到，叫我搬到他那家跟他一起住。那家也是贫农，是一对年轻夫妇，生活条件好一些。老杨同志大概是因为房主人是少妇，怕不方便才让我去陪他的。我们住的是堂屋东间，他们小两口住西间。

老杨同志是一位很有基层工作经验的农村干部，作为一位县委常委，他一点架子都没有，就像是一个普通农民。老杨工作十分扎实，与社员群众很快就混得很熟，说话也很有风趣，他讲过的一些泰安民间俗谚我至今还记得，比如“庄稼人有三宝：丑妻、近地、破棉袄”，“泰安有三美：白菜、豆腐、水”，“庄户人有三宝：鸡飞、狗叫、孩子吵”等等。工作组开会时他讲话也有特点，每次开口总是“我谈三点意见”。我真佩服他的归纳能力，不管多么小的事，他都能分成“三点”来说；不管多么大的事，他也都能在“三点”中包纳（“三点”实在装不下时，会加一句“我再补充一点”）。在田间劳动休息时，他跟社员有说有笑的，有时还会变几个小魔术，逗大家乐。春节放假前，他告诉我，他和同在瓦罐窑工作组的长清县委书记张瑞周都是带着手枪来的，而且他的手枪就放在枕头底下。我是第一次见识“真家伙”，不过枪一直在他手里他拿着，我连摸一下都不行。春节放假10天回来后，老杨没有把手枪带回来，童辛、王成他们腰上也不见手枪了，大概是“阶级斗争”已比较缓和了的缘故。

 

我所经历的四清运动

作者：msinjtang

记得这是1964年的8-9月一天，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到南京，在军事学院对省级机关处级以上干部作报告，传达中央关于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决定，他的报告拉开了四清运动的帷幕。当时把农村的形势说得一团糟,干部队伍烂了,还有坏人当权,帐目不清,问题严重,要派工作队下去整顿,搞扎根串联,访贫问苦,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发动贫下中农起来,揭发干部的问题,清理农村干部队伍.思想左得了不得,基调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如同一澈,也可说是文革的予演,非常可悲的是,指导这次四清运动的竟是日后文革中吃尽苦头的同一人.

中央一声号令,全国就得紧紧跟上,很快,省里组织工作队,开赴乡下四清.记得当时的省委书记江渭清亲自带队,坐镇句容袁巷的一个大队,指挥四清,总结典型经验.当时上面有个规定,刚毕业的大学生,除确实工作急需的外,都要下乡参加四清运动,接受阶级斗争的锻炼和考验.毋用置疑,我们刚到研究所的新大学生就成了派去参加四清工作队的主要对象.过去的政工干部总是这样地去做工作,当上面需要时,他会把什么事说得何等重要,何等光荣,动员别人积极响应,而他自己却另当别论.在完成光荣的政治任务后,他们会把一切忘得一干而尽.但是被动员者却因他们的蛊说成了政治运动的牺牲品,改变了命运.记得下乡搞四清前,单位领导说,大学生只是下去锻炼一年,不能带业务书,不能学外文,要一心一意地参加四清工作.结果,一旦我们上了这艘政治运动大船,单位完成了任务,也就忘却了一切,在以后的近三年中,南京土壤研究所除发工资外,基本不管我们,任凭我们一期期的”四清”下去,领导很可能已忘了还有我们这些大学生,要不是文化大革命来临,我们也许成了职业的农村四清工作队员,永远留在农村.

大约是1964年9月底,在还没有座过研究室板凳的情况下,我就随着省科委组织的四清工作队下乡去了.这是我走入社会的第一件工作.

四清工作队下乡前,都要进行集训.省里把研究所的人员派往南通参加四清运动,我们乘长江轮船到南通,住在三里墩地委党校,成天地听报告,小组学习和讨论,大约集训了十天.记得在三里墩党校集训时,发生过一次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半夜里,我肚痛要命,又吐又拉,被送到医院,后来看到还有不少人也进了医院.幸亏医治及时,没有发生意外.党校集训后,我们被分配下去,编入以启东县干部为主的四清工作团,于是开始成天和启东人打交道的日子.我过去没有到过启东,总以为他们和苏北其他地方的人一样,说的是淮扬方言,后来接触启东来的干部,发现他们都说吴语,十分惊奇,我能听懂他们的说话,南京人就听不懂了.启东四清工作团住在南通狼山脚下的观音庙里,在出发下乡前,还发生过一件蹊跷的事情,我们的一位队长半夜里突然死了,他就睡在观音阁的右厢房里,而我们则睡在左厢房里,引起了大家一些议论,那时,观音庙里的菩萨还没有被打掉,她日夜地注视着我们,不过我们都是共产党的工作队,不会去理会那些观音菩萨.

经过一个多月的集训,大约在10月下旬秋收过后,我们终于下乡了.我们进行第一期四清的地方是海安县邓庄公社,我被分在周溪大队的一个生产队,这里是苏北里下河的水乡,河道纵横,又宽又深,村庄建在土墩上,被宽阔的河流包围着,像个孤岛,村子里全是矮小的泥墙草房,十分穷困,狭长的独木桥,连接着村里村外,人走在桥上,两腿发软,心里发慌,下雨天,桥面很滑,一不小心就会掉下河里,胆小的或老人,小孩只能爬着过去,当地村民外出主要靠船,河边上不时可看到布蓬风车,当地人叫它”扬风车”,就像电影柳堡的故事中的那样,但绝没有那样的浪漫.

记的那天一早,四清工作团出发了,大队人马从海安县的轮船码头下船,颇有点杀向乡下去的气势,小火轮突突突拖着木船从县城出发,直到傍晚时分才把我们送到大河村边,岸上站着一些穿着破烂棉袄的农民,有的手里捧着一只大碗,看着我们这些上面来的工作队,有些好奇,又有些木纳,我们犹如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公社干部早已通知各队,安排工作队的住宿,我被生产队姜老队长安排住在老孙家,这是一个五口之家,典型的水乡农户,三间泥墙草房筑在临河边上,自家码头直达河边,男主人已四十多岁了,既在队里种地,又帮县里副食品公司放鸭,十分能干,女主人看上去也不间单,居然会抽水烟,有时一筒接一筒的抽个不息,烟叶子是她家自留地种的.儿子只有二十岁左右,但已娶了媳妇结婚成家,他们对我这个上面来的年轻干部,既好奇恭敬,又十分热情,主人让我在他家堂屋泥地上铺草住下,就这样我就开始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三同生活了.

1964年底的时侯,在城市里,已渡过了三年困难时期,粮油蔬菜虽然仍是计划配给供应,但能买到,人们生活已基本恢复正常,不再饿肚子了.但是,在我”四清”的地方,仍处在严重困难之中,生活非常艰苦.老百姓基本没有吃的.里下河地区水位高,沤田多,冬天把地泡在水里,来年种一季水稻,只有部份农田可以种麦,粮食产量一直很低,人民公社田里种的粮食都是公家的,交了”爱国粮”后,队里就没有什么粮食了,农民只能在自留地里种一些胡罗卜或蔬菜,以此充饥.因此,在我呆的地方,胡罗卜和胡罗卜叶子是农民冬季的主粮.虽然我们下去时秋收结束不久,但不知什么原因,我所在的住户家里已没有粮食了,他们一家人就靠我每月的32斤粮食活命.我的住户孙大妈总是每天从那沤着胡罗卜叶子的缸里捞上一大把,切得粉碎,抓上一把我买的米,烧一大锅汤,称为”荠菜粥”,供全家老小和我一起充饥,我们吃的比猪食还差,饥饿和艰苦之极,令人无法想像.第一期”四清”时政策特左,对工作队员要求十分苛刻,不准工作队员单独开伙,不准工作队员到饭店吃饭,甚至不准工作队员买东西充饥.我是从小苦过来的,比较习惯艰难困苦,但面对如此天天的”荠菜粥”,也饿得吃不消,有时不得不偷偷地跑12里路,到隔壁那个不搞四清的公社镇上,用积余的粮票买两个烧饼,在路上吃掉后回队.

农民总是纯朴的,记得这年冬至,我的住户孙大妈特地为我烧了一碗胡罗卜饭,大约是90%的碎胡罗卜,10%是米,还用那黝黑的调羹洒了少许的生棉油,恭恭敬敬地请我吃饭,祘是给我过节,而他们仍是喝的”荠菜粥”.这件事使我终生难忘.

四清工作团总部在公社镇上,那些领导是有吃的,虽伙食不可能很好,但至少不会饿肚子,他们也知道下面队员挨饿的情况,有时借到公社开会的名义,让队员们在公社食堂吃顿饱饭,那时大家特别高兴.

这年春节后,上面政策放松,公社团部接受大家的意见,允许队员们分片集中开伙,于是,我们的生活才有所改善,不再忍饥挨饿了.

我在的那个生产队处在公社的最北面,离镇上有8里路,中间有一条大河,每次去公社开会,都要走这条大河上的一座独木桥,这座独木桥实在吓人,桥面是用船上那种挑板搭成的,只有30-40公分宽,4-5米长,一块接一块,联起来足有50-60米,没有扶手或栏杆,我不会游水,每次过桥总是胆战心惊,特别害怕,但因为身为四清工作队员,也只得硬着头皮壮着胆子走过去.

四清工作队员除了要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外,还要同劳动,我生长在城里,初出校门,本不会种田,但是我也得像村里社员一样,每天上工,学做种田的各种行当,耕地,车水,栽秧,因为是省里来的干部,什么事都得带头做在前面,到后来农活的事我也都会做了.

四清运动本是一场整农村干部的运动,工作队的任务是组织农民开会,宣传上面的政策,开展查账,访贫问苦,动员社员揭发干部的问题,把有问题的干部揪出来,对其他干部也给于教育,要他们遵记守法,按照党的指示办事.

第一期四清运动开始是十分左的,工作队一到乡下,就把公社的大小干部都靠边了,一切权力归四清工作队,团长成了公社书记,指挥一切,下面的队员就成了生产队长.安排生产,每天喊社员上工,组织社员开会,审查会计的帐目等等,包办代替,什么都做.

当时,农村本就十分困难,干部日子也不好过,公社里的干部听到上面派工作组下来整他们,个个都消极应付,处处顺着工作队,他们知道,工作队只是水上浮萍,兔子尾巴长不了,一旦运动结束,还是他们为大.结果,果真如此,开始工作队把干部整得要死,天天组织他们开会,学习上面的文件,逼他们交代问题,”洗手”,洗澡”.到最后,工作队又得说好话,解放他们,把他们扶上马.结果,临撤离时,没有干部群众热烈的欢送,只有留下一堆说不清的恩怨.记得有的大队四清工作队员开始对当地干部很不好,把关系搞僵了,后来撤走时,地方干部揪住他们不放,要他们给个说法,闹得十分尴尬.

我很幸运,遇到了一位老队长,据说他过去在新四军里做过事,受过伤,后来回乡了,当时他已有五十多岁,威信挺高,生产队里群众都很服他,老队长什么事都很配合,安排生产,叫社员开会,不用我操心,我也乐得发挥他的积极性,仍让他去管生产队里的事情,后来上面公社来人验收,没发现这个生产队有什么问题,这期四清也就算通过了.

在海安邓庄呆了八个月后,第一期四清结束了,我们告别了里下河水乡,又转战到海安县旧场公社搞第二期”四清”.旧场公社紧靠黄海边,站在沿海的大堤上就能看到一望无际的黄海,一条新开的北凌河,从海安县城一直通向大海,渔民可以从河口出海捕鱼,因此,旧场镇上海产特别多,什么鲻鱼,小乌贼,海鳗,蛤蜊和各种咸鱼等等,都是我过去从未看过吃过的,那时在城里,这些海产都要凭票供应,有的因交通运输问题,无法运到外地,因此,在这小渔村吃鱼是不要计划的.这里乡下主要种植玉米和棉花,农村情况要比里下河的邓庄好一些,但那个年代这里也很艰苦.

第二期四清运动时上面的政策已有微妙的变化,不再特别左了,对四清队员的要求也不那么苛刻,我们也从第一期里有了经验,虽然上面还是那样要求大家”三同”,但我们都有了应对的方法,再也不会去喝”荠菜粥”了.

这一期四清,我又被分配到一个生产队,幸好这个队离镇上不远,我和大队部的三个人聚在一起,在一个单身汉家”同吃”,这样,虽然单身汉家里没有多少粮食,我们几个”同”一个,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我们每天都能喝上玉米糊糊,隔几天还能烧顿玉米碴儿饭,有时还可到镇上买些鱼,大家开个荤,生活好多了.在工作上也不像第一期那样,不再扎根串联,访贫问苦,也没让干部靠边,包办代替一切,我们只是组织社员开开会,听听有没有意见,查查账,起个督察员的作用.我们也参加田间劳动,但那里是旱作区,不像里下河那样繁重辛苦.一切已可适应的了.

就这样,我在黄海边上的一个小镇又渡过了八个月,完成了参加第二批四清运动的任务.

到1966年春,我已在农村参加了两期四清运动,”锻炼”了16个月,按理说,我可以回南京土壤研究所参加科研工作了,但是,也许所里已经忘了我们,也许没有人愿意下农村吃这份大苦,我们被”工作需要”又留在了四清工作队,开始了第三期四清运动.

第三期四清运动时,我们已转战到如皋县桃园公社,这是处于该县中心地区的一个内地乡镇,那时尚不通汽车,离最近的公路也有十多里路.我们的驻地叫陈家庄,据说是台湾国民党国防部长陈大庆的老家.陈庄这里是高沙土旱作地区,当地虽然是如皋县的贫困地区,但比海安的里下河地区要好一些,村里都是瓦房,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农民们生活虽然仍很艰苦,但有瓜菜杂粮,已能填饱肚子.

这期”四清”我被分在工作队大队部,当了秘书.队长是启东水利局的龚振民,书记是南通机械局的刘宝富,后来又提拔了一个启东知青张美英做副队长,这样,大队部就有四个人.和第二期一样,我们选了一家姓陈的农民家作为”三同”的对像.陈老汉家有三间大瓦房,妻子去世了,带了两个伢儿,生活比较艰难,我们叫他陈爹(其实他大概只有四十多岁),我们把大队部设在他家,在他家开伙,与他们全家”三同”,但是陈爹总是很知趣,从不和我们一起吃饭,他经常和两个小孩一起仍吃着他们的稀饭,我们的刘书记看不过去,总会打些饭菜给他家小孩.后来,他家的大伢长大了,参了军,复员后分到了南京晨光厂,做一名炼钢工人,我还见过他,只是不知陈爹有没有享到大伢的福.

中国的事情总是虎头蛇尾,解放后,什么运动一开始都是雷霆万钧,声势浩大,政策特严,左得出奇,到后来,看看不对,上面就出来纠偏,调整政策,缓和矛盾,再后来,风头过去了,一切也就平息下来,甚至再去给那些被整错的人平反,又让他们感激不已.人们被”运动”

多了,大家也就无所谓了,更学会了两面派和玩世不恭,这是解放后过多地搞政治运动的社会恶果.

第三期四清时,很多规定已经流于形式了,这期四清我们的吃饭已不成问题,虽然还是”三同”,但已完全变了样,我们自己买米买菜买柴,让陈爹帮我们烧饭,过上了比较正常的生活.那时,四清的任务已转变为组织干部学习毛主席著作,宣传毛泽东思想,后来到了文革前夜,闹起了破四旧,立四新,什么查账等整农村干部的事情都不干了.工作队员平日即使有空,也很少去参加田间劳动.我们的龚队长和刘书记也挺和气,他们知道这是临时任务,用不着那么校真,一切过得去就行了.老刘对我挺关心,见我干了两期社教还没入党,积极做我的工作,又帮助平衡队里的意见,让我填了入党申请表,在支部会上通过并报到了上面,可惜他的一切好心都白费了,不久文革暴发,一切大乱,上面已管不了发展党员的事情,我的这次入党就算作废,直到十年后,我在省科技局情报室工作时,才又一次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已是后话.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社会还很落后,思想管制也很严,我们参加农村四清运动期间,看不到报纸,没有收音机,听不到广播,不知天下事,一切全凭上面的文件或领导讲话办事,因此,直到1966年5-6月间,上面已为文革闹得热火朝天,我们还全然不知.

记得1966年5-6月时,上面把四清工作队的领导叫去,传达中央文件,后来才知道,那就是5.16通知,是开启十年文革动乱的号令.那时我们还不知道”文革”是什么,只是遐想着,可能是又一次反右斗争要开始了.

后来,上面布置”破四旧”,我们在驻地农村也开展了”破四旧”运动.如皋桃园地区农村,老习惯较多,家家户户都在门头樑上挂贴许多喜签,那种喜签是土法木刻印制的,黄纸,上面都是鬼神吉语,又长又大,尽管喜签沾满了灰尘,一年到头都挂在那里,不到过年,不能去旧换新.当地人家还兴把祖宗亡人牌位供奉在堂屋中央,以示虔诚,

外人进屋,看起来家里像个庙堂.更有的人家,稍有经济,便千方百计地去搞些木材,做口棺材放在家里,尽管要进棺材的那个人才四,五十岁,不可能马上去世,他们想以此为兆,祈求得到发财和长寿,我看到我们驻地陈家庄的大队长家也是如此,不知他用什么办法买了一些短的木材,拼接起来做了一口棺材,放在堂屋靠边,十分触目.我们工作队就组织村里青年,挨门逐户地去破除这些东西,动员那些人家去旧从新.特别有趣的是,我们住户的主人陈爹,他的老婆去死不久,堂屋中央的案桌上也供奉着妻子和上人的牌位,我们也不好去强迫他把这些东西毁掉,一天,我故意问他,那牌位上写的姓管的是你家什么上人啊,其实他老婆娘家姓”冒”,写牌位的人字迹草些,看上去很像”管”字,陈爹并不识字,他叫大伢去看看,这上面究竟是”管”还是”冒”,大伢只有小学四年级,根本搞不清这个带草的字,也跟着我们说,上面写的是”管”,陈爹听了十分来气,一古脑儿地把牌位清掉了,我们也完成了破四旧任务.

破四旧后,上面又批海瑞,批三家村,我们根本搞不清上面的事情,只是听传达,跟着学文件而已.再后来大学生造反,外面贴大字报,大串联,事情已传到乡下,上面为稳住局势,说工作队只是正面教育,有意见可以贴大字报,但不搞造反,就这样一直挨到年底,直到领导都被打倒,已没有人再管四清工作队的事情,团里只好宣布放假,等通知再搞下期的”四清”.就这样,我们才回到阔别已久的南京土壤研究所,那是1966年12月20日,南京已经大乱,两派斗得正热火朝天.我们从”四清运动”又直接捲入了”世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2011-1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