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斯大林与希特勒的党国体制

作者：王炯华

来源:共识网

二战结束后，西方学术界开始研究极权主义和威权主义。他们描述极权主义的特点是：高度技术理性的统治权不受限制地被领导者人个人操控，鼓动社会革命，热衷社会动员和控制，一元化的政治结构，单一的意识形态统治等等；威权主义则是其专制程度比极权主义温和，政治结构具有不充分的多元化，意识形态则是多种理念的混合，不搞政治动员和群众运动等等。前者如斯大林苏联和二战时期的德国与意大利；后者如当时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其实，20世纪极权主义就是党国体制，最具典型最具影响的党国体制就是列宁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德国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

所谓党国体制，是一种变相的政党制度，其本质是一党凌驾于国家和法律之上、党国一体的极权专制制度，其特点是党在国之上、领袖在党之上的一党专政。列宁斯大林的党国体制是列宁创立、斯大林强化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共产党凌驾于国家之上、"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的极权主义政治制度。1919年，列宁把无产阶级专政解释为一党专政，毫不含糊地说："我们所依靠的就是一党专政，而且我们绝不能离开这个基地。"意大利社会党总书记南尼归纳这种政治制度说："一个阶级的专政必然导致一党专政，而一党专政必然导致个人专政（独裁）。"其实在革命运动史上，个人独裁成为革命阶级专政的表现者、代表者和执行者，是屡见不鲜的事。苏维埃的即社会主义民主制与个人独裁，并无任何原则性的矛盾。这是二战后所有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铁律。

列宁原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布尔什维克党创建者、苏联党国体制的缔造者。1917年俄国爆发二月革命，沙皇尼古拉二世逊位，罗曼诺夫王朝的统治被推翻，成立了以社会革命党和立宪民主党为主的各党派联盟的俄国临时政府，开创了俄罗斯民主，建立了初步的宪政制度。然而，这种俄国历史上的巨大进步却遭到列宁及其领导的社会民主工党的反对。他撰写《四月提纲》，反对"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提出俄国革命必须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一切权力归苏维埃"。

10月25日（公历11月7日），列宁发动所谓十月革命，推翻俄国临时政府，成立人民委员会，建立布尔什维克党"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随着苏联解体后苏联历史档案的解密，人们知道列宁领导的所谓十月革命并不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更不是什么"开辟人类历史新纪元"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列宁在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交战方德国的巨大金钱资助下推翻1917年二月革命建立的临时政府的一场政变。不仅不具有进步意义，反而以苏维埃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党国体制替代俄国二月民主革命推翻罗曼诺夫王朝专制而实现的民主宪政，恰成历史的反动。

1917年11月，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并组织了全俄立宪会议选举。3600万人投票结果，布尔什维克党获900万票，社会革命党获近2100万票。立宪会议707个席位中，社会革命党占370席，布尔什维克党只得175席。1918年1月5日，立宪会议正式举行的当天，恼羞成怒的列宁用机关枪解散了立宪会议。第二国际思想家考茨基写小册子批评列宁和苏维埃政权不该解散立宪会议，认为这是"消灭了民主"。列宁立刻指认考茨基为"叛徒"，强调"着眼于形式上的民主，那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观点"，"革命的利益高于立宪会议形式上的权利"。他的逻辑是："无产阶级不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不用暴力镇压自己的敌人，就不能获得胜利，而凡是实行'暴力镇压'的地方，没有'自由'的地方，当然也就没有民主。"布尔什维克执政第一个月，死于政治原因的受害者就达数十万之多，其中尤以尼古拉二世灭门惨案凸显出这个政权的冷酷和血腥。1917年12月20日，列宁又提议组建社会主义国家安全机关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特设委员会，简称契卡，任命捷尔任斯基为主席。这是一个"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的专政机关，列宁赋予契卡拥有不经审判便可执行枪决的权力，开始实行恐怖统治。他又在《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法令中，亲手加入"资产阶级中有劳动能力的男女，均应编入挖壕营，受赤卫队监视，反抗者枪毙……所有敌方奸细、投机商人，暴徒，流氓，反革命煽动者，德国间谍，一律就地枪决"等内容。1918年9月，他甚至公开声称要制造一场针对所谓资产阶级反革命的"红色恐怖"，给社会带来极大的恐慌。

1921年2月21日，彼得格勒发生了喀琅施塔得事件。这是在"十月革命"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他们要求实现言论自由、解除贸易限制、重新选举一个"没有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列宁给予坚决镇压，他说："要让他们知道，在今后几十年里也别想进行反抗！"翌年，苏维埃政权又采取"非常行动"，把当时俄罗斯文化的核心和精华包括尼·别尔嘉耶夫在内的160名作家、哲学家、历史学家、教授、诗人驱逐出境。更有材料显示，由于当时多数知识分子完全没有接受布尔什维主义，多达200～250万人不得不流亡国外。

列宁为最大限度的保障苏俄政权得到充分的物资供应，尝试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于1918年6月，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通过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该政策主要包括强制征收农民除维持生存量之外的所有粮食（即余粮收集制），国有化所有大中型企业，国家垄断所有外贸活动，禁止商品交易并实行计划配给制，对工人采用严格的管理制度，罢工者即行枪决等。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很快就导致了经济崩溃，到1921年，俄国的重工业产量只有一战前1913年的20%，1918年至1920年，彼得格勒失去75%的人口，莫斯科的人口也减少了50%。余粮收集制也严重打击了农民种地的积极性，导致1921年春季出现了波及30多个省的严重饥荒，据估计期间全俄约有500多万人饿死，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象。同期的农民对苏俄政权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发生了反抗征粮的坦波夫叛乱。

不同学者的研究表明，从1917年到1922年间，被契卡绞死和枪决的人数可能达到数十万至数百万人。受打击者不仅仅是反对派的成员，还包括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平民。

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及社会民主党人纷纷谴责列宁。孟什维克领袖马尔托夫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中派"领袖考茨基称布尔什维克党的执政为"恐怖统治"。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普列汉诺夫在自己的《政治遗嘱》中检讨说："我在一生中像每一个人一样犯过不少错误，但我主要的不可原谅的错误是犯在列宁身上……我把列宁带进了欧洲著名的、有影响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圈子中，照顾他，全面帮助他，从而使他牢牢地站立了起来。不仅如此，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上，当列宁同马尔托夫争论时我支持了列宁，因此终于导致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产生。"他认为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是以不受任何限制的阶级恐怖为补充的布朗基策略，布尔什维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以多梅拉?纽文胡斯为鼻祖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思想的巴枯宁意识形态。"依照巴枯宁的说法，这一意识形态以'野蛮的、饥饿的无产阶级'、'肆无忌惮的干粗活的贱民'为取向"。"列宁是20世纪的罗伯斯庇尔。但是如果说罗伯斯庇尔砍掉了几百个无辜者的脑袋，那么列宁将砍掉几百万人的脑袋……他进行的革命比神话中約弥诺陶洛斯更可怕；这场革命不仅将吃掉自己的孩子，还要吃掉自己的父母"。"布尔什维克政权将演变如下：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将迅速变为一党专政，党的专政将变为党的领袖的专政，维持领袖权力的起先是阶级恐怖，后来是全面的全国恐怖。"即使被列宁誉为"革命之鹰"的卢森堡也认为列宁搞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雅各宾统治意义上的专政"。"这种情况一定会引起公共生活野蛮化：暗杀，枪决人质等。这是一条极其强大的客观规律，任何党派都摆脱不了它。"列宁主义被称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它最大的特征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如何取得政权"和"无产阶级政权如何治理国家"两个问题上出现了重大分歧。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一派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应当致力于合法斗争（即在资产阶级议会中进行议会斗争），在取得政权之后可以保留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而列宁为代表的一派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寻求所谓的合法斗争的努力必然有使其修正主义化的可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在帝国主义阶段只能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而在取得政权之后，不应当保留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而应实施无产阶级专政，在无产阶级获得政权之后，即使一国的资产阶级已经不存在，仍然有必要采取专政的方式保卫无产阶级政权。

列宁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观点是："任何一个革命的最主要的问题都是国家政权问题。政权在哪一个阶级手里，这一点决定一切"。"如果没有政权，无论什么法律，无论什么选出的机关都等于零。"他强调"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断言"不用暴力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不用新机器代替它，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是不能经过'自行消亡'来实现的，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靠暴力革命来实现。" "专政就是社会上一部分人对整个社会实行统治，而且是直接用暴力来统治。为了推翻资产阶级、击退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尝试，就必须建立无产阶级这个唯一彻底的革命阶级的专政。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谁否认无产阶级专政或仅仅口头上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谁就不配做社会民主党的党员。" "为了工人阶级的解放，世界上得用炮火和刀枪来消灭的东西多着哩；如果群众的仇恨和绝望日益增长，如果有了革命形势，那就着手建立新的组织，使用这些十分有利的屠杀和破坏的武器来反对本国政府和本国资产阶级。" "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中的继续。" "旧社会的各种坏分子，数量当然非常之多，大半都是与小资产阶级有联系的（因为一切战争和一切危机，首先使小资产阶级破产，首先摧残他们），这些人，在这种大转变的时候，自然不能不'露头角'。而这些坏分子'露头角'就不能不使犯罪行为、流氓行为、贿赂、投机及各种坏事增多。要消除这种现象，就必须花费时间，必须有铁的手腕。" "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 "但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不仅在于暴力，而且主要不在于暴力。它的主要实质在于劳动者的先进部队、先锋队、唯一领导者即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没有在斗争中百炼成钢的党，没有为本阶级全体忠实的人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战胜强大而集中的资产阶级，要比"战胜"千百万小业主容易千百倍。而这些小业主用他们日常的、琐碎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腐化活动制造着为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恶果。谁要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哪怕是稍微削弱一点（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那他事实上就是在帮助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他强调："一个阶级专政，不仅一般阶级社会需要，不仅推翻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需要，而且，从资本主义过渡到'无阶级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都需要。只有了解这一点的人，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斯大林原名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朱加什维利。在所谓"十月革命"中，斯大林并没有起主要作用，但是在随后的两年中多次受列宁的委派前往最关键的战线与国外武装干涉势力和国内反对势力作战，为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作出很大贡献。1922年4月，在俄共第11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后来又兼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直到1953年3月辞世，统治苏联31年。不无讽刺的是，2011年在阿拉伯之春被推翻的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也统治了31年。

1927年－1928年期间，斯大林不顾布哈林等人的反对，一方面采用特殊手段打击富农，强迫他们按指定价格卖出余粮；另一方面推行农业集体化政策。他还提出"消灭富农"的口号，命令没收富农的财产并将他们放逐，不准他们加入集体农庄，最后被剥夺的农户却达到农户总数的6%－8%，部分中农和贫农也被当作富农剥夺。至1934年，"集体农庄化运动"基本实现。但苏联1928年－1934年间谷物的总产量却下降了7.8%，直接导致波及乌克兰、北高加索、伏尔加地区、哈萨克斯坦、西伯利亚等地的严重的粮食供应困难，在1932-1934年的饥荒中大约有600万人受灾，其中以乌克兰大饥荒最为惨重。

斯大林主义被称为"红色法西斯主义"，其恐怖尤其超过列宁。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作《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谴责了斯大林所进行的大规模镇压和恐怖行动，透露了许多惊人的内幕，包括斯大林把1934年联共第17次代表大会的1966名代表中的1108名（一半以上）扣上反革命的帽子而逮捕，把这次大会选出的134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的98名（70%）打成"人民公敌"枪毙。为了使这种迫害合法化，斯大林竟然"发明"了"社会主义越是胜利，敌人就越是增多"的"理论"，号召全国人民和共产党员，开展"布尔什维克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大胆怀疑"，提供"人民敌人"的材料。"即使批评只包含百分之五到十的真情，这样的批评也是我们需要的"，从而掀起了一个全国性的诬陷和告密的狂热。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宣传部长雅科夫列夫说："仅这个世纪（20世纪），俄罗斯由于战争、饥饿和镇压就死亡了6000多万人"。

1934年12月，由时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基洛夫遇刺身亡开始的清洗，到1936年进行的大清洗，斯大林不仅处决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图哈切夫斯基、布哈林等联共党政军领导人，清洗了为他大清冼出过力的雅戈达、叶若夫，派人剌杀了流亡墨西哥的托洛茨基，而且最终变成了对党、政、军、中央、地方干部的全面清洗，波及的人数至少在70万人以上。列宁时代的政治局委员"老布尔什维克"只剩下斯大林，米哈伊尔·加里宁和莫洛托夫3人，苏联元帅中的5人只剩下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2人。大清洗活动还涉及到许多人：知识分子、农民（尤其是所谓的"富农"）、神职人员、技术专业人员和少数族裔。很多人遭到逮捕，被关押在古拉格劳改营，部分人在饥饿、疾病等恶劣的生存环境中死亡。苏联境内的诸多少数族裔被集体迁移和流放，其中包括波兰人、伏尔加德意志人、摩尔多瓦人、犹太人、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克里米亚鞑靼人、车臣人、朝鲜人等等。

列宁斯大林专门设立"劳动劳改营总管理局"，简称"古拉格"，用来关押政治犯，让他们在这里接受"劳动改造与教养"。1923年，在索洛维茨基群岛上建立了第一个特别劳改营，用来关押那些反对所谓十月革命、与苏维埃政权为敌的政治犯、不同政见者，其中包括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及宗教界人士。自此之后，这种古拉格的模式在各地越建越多，1935年已有14所，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已达85所。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许多犯人带罪上前线，到1945年二战结束时，古拉格的数量减少30所，剩下58所。但到1947年又升到70所。1953年斯大林逝世前夜，古拉格的发展达到了顶峰，全国共有170所，遍布各个地区和角落，织成了一张大网，笼罩苏联的版图。1954年，斯大林去世之后，极权统治结束，很多被平反，离开集中营，古拉格减少102所，剩下68所。另外，在1948－1953年期间，苏联内务部还建立了12个残酷监狱制度的政治犯特别集中营。索尔仁尼琴记实作品《古拉格群岛》一书以他在古拉格的亲身经历和感受把斯大林的党国体制称之为"古拉格现象"："这种极权主义统治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表现为极端残忍的刑讯、荒谬绝伦的司法、彻底沦丧的社会道德，以及毫无人道的株连性流放、集体流放、超强度的死亡劳改"。

所谓种类繁多、五花八门的刑讯，就是说，几乎所有的冤狱都是在刑讯逼供和非人的折磨中产生的，古拉格自不例外。为了将无辜的人们投入劳改营，契卡人员想出各种各样的折磨方法逼迫"犯人"承认自己头上的莫须有罪名。《古拉格群岛》一书列举了31种刑讯方法，从心理上的折磨到肉体上的摧残无所不包、无所不用其极，最后是他们需要什么口供就能得到什么口供。索尔仁尼琴在书中深情地说："我的兄弟！不要责怪那些因此失足的人，不要责怪那些成为弱者而在不该签的东西上签了名的人，求求不要向他们扔石头。"所谓荒谬绝伦的司法，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一书提到了多起荒唐的司法案例，如一位厂长因为停止鼓掌而被判了十年的劳改，一位裁缝因为把针插在印有国家领导人照片的报纸上而被捕判刑。

所谓彻底沦丧的社会道德，就是说，由于极权主义统治模式坚不可摧的牢固性以及它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无孔不入，一切传统的伦理道德都成了它摧毁的目标。对任何问题．人生的看法，人们不得再有任何自己的标准，人们不再被允许信仰任何一种宗教，人们甚至不能按原先最自然的方式去处理家庭关系。在古拉格时代的苏联，丈夫出卖妻子、妻子出卖丈夫那是司空见惯的，父子反目、母女成仇也是见惯不怪。在劳改营里，刑事犯一统天下，政治犯成了最底层的囚犯，他们的财物遭到抢劫，肉体备受摧残，人格受侮辱，少年犯们肆无忌惮，纵横行凶，无人敢管；在社会上，人们对陌生人永远抱着敌视的态度求求只怕他们连累自己；人与人之间不再有信任，不再有亲情，有的只是告密，有的只是把好朋友送进劳改营，有的只是无处不在的"大义灭亲"。

所谓株连性逮捕，集体流放，就是说许多人整个家庭地进入劳改营或丈夫服役、妻子流放。即便是80高龄的老人也绝不放过。在这些受害的人当中，上到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军队的高级将领，下到一般百姓、工程师、技术人员、医生、学生、教授、工人、农民，囊括了所有的阶层。斯大林除了株连这一绝活外，他还发明了集体流放，他曾将一些少数民族，整个民族整个民族地流放，还美其名曰："强制迁移"。

所谓超强度的死亡劳改和无端虐杀，就是说，超强度的死亡劳改是古拉格的主要节目，也是它的压轴戏，被投入劳改营的人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在冰天雪地的北极圈内每天工作12到16小时的体力劳动，工具极端简陋甚至索性就没有。在这种一天500克（多一点的话700克）的黑面包加一勺烂菜汤（只是飘着一两片烂菜叶）的伙食条件下，大批大批的劳动者死于非命。劳改营的管理人员对于大量的死亡现象是熟视无睹的，不仅是熟视无睹，有一些杀人成性的管理人员甚至还逼迫被超强度劳动拖垮的人上工，如因病无法上工则就地枪决，罪名是怠工。而且杀人者往往还得到嘉奖，于是一些毫无人性的监管人员便演出了一幕幕为获奖而杀害犯人的丑剧。

1998年7月17日，时任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在圣彼得堡举行的沙皇葬礼上为暴力革命给前苏联人民带来的世纪伤痛公开忏悔。他说："这是历史性的一天，杀害俄罗斯帝国最后一位沙皇尼古拉二世和他家族的事件已经过去几十年了，对这个极端残酷的犯罪，我们长期以来保持沉默，现在必须说出真相。叶卡捷林堡的屠杀，已成为我们历史上耻辱的一页。现在我们以安葬牺牲者的方式，为前人的过失赎罪，为无耻的犯罪忏悔，也为我们所有的人忏悔。因为不能为这样的犯罪辩护，再不能为政治目的与愚蠢的暴行开脱，我们再不能自我欺骗……我们必须终结这个世纪，对俄罗斯来说，这是一个血腥的世纪，俄国失去和谐的世纪。"列宁斯大林的党国体制通过广泛的政治宣传手段，"大树特树"列宁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以此来保持共产党对全国人民的政治控制。有一则笑话说爱迪生、希特勒和耶稣相会于天庭，互相吹捧。耶稣说："爱迪生在世上创造了不少物品，我不如他。"爱迪生受宠若惊，慌不迭地说："你是人世间的造物主，我哪能与你相比呀！惭愧，惭愧。"耶稣听爱迪生这么一说，便对希特勒说："那还是你行，我造的万物都给你砸了，连我的后代犹太人都给你杀了一半。"希特勒若有所思地说："我们三人都不要沾沾自喜，你们看斯大林，他才真正叫行，你们造物、造人算什么，人家连神都造出来了。"耶稣和爱迪生目瞪口呆！

本来，马克思恩格斯是反对个人迷信的。马克思在给德国政治活动家威廉?布洛斯的信中说："由于厌恶一切个人迷信，在国际存在的时候，我从来都不想公布那许许多多来自各国的、使我厌烦的歌功颂德的东西，我甚至从来也不予答复。偶尔答复，也只是加以斥责。恩格斯和我最初参加共产主义者秘密团体时的必要条件是：摒弃章程中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原来，拉萨尔的所作所为却恰恰相反。"恩格斯也说："马克思和我，我们一直反对公开宣扬个人，只有为了达到某种重大目的才可例外。我们尤其反对那些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对我们个人所做的宣扬。"但是，列宁斯大林却接受苏联各族人民的颂扬，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成为苏联的核心意识形态，一部联共党史成为列宁特别是斯大林的功绩史。

斯大林从不允许实现集体领导和集体工作，他不仅对反对他的人要施加暴力，而且由于他的任性和专横，连被他看成与他的思想相违背的人，也要施以暴力。斯大林不是通过说服、解释和耐心地同别人合作，而是把他的思想强加于人，要别人无条件接受他的意见。凡是反对他这种做法的人，或者力图证明自己的观点，证明自己正确的人，都必然会被开除出领导机关，接着就会受到精神上的折磨和肉体上的消灭。苏共十七代后，许多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党的卓越活动家和党的一般工作人员都成了斯大林个人迷信、个人专横的牺牲品。

列宁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甚至影响到语言世界，连他们的语法错误也是正确的。毛泽东生前的俄语翻译师哲在其回忆录《我的一生》中说：1927年，他在位于基辅的军官联合学校学军事，当时教他们俄语的是一个叫伊万诺夫的教授。有一次，学员雷放从《列宁文选》上抄了一句话写在黑板上，然后问教授：这句话是否合乎文法·伊万诺夫教授不知这句话的来历，也不知这句话的前言后话，看了便说："文法不通，俄文不能这样讲。"这时，雷放把《列宁文选》拿出来，指给他看。教授看了，面有难色。可是他马上说："这句话是不合文法，我们不可以这样说，但是列宁可以这样说。"1931年10月11日，斯大林读高尔基的《姑娘与死神》，信手在书末写批示："这本书写得比歌德的《浮士德》还要有力--爱情战胜了死亡。约·斯大林。"这个批示所写"爱情"一词的俄文拼写有误：少了末尾的一个字母。也就是说，斯大林写了一个就是小学生也可以判断的错别字！怎么办？苏共宣传大员一下傻了眼："伟大领袖"是不会犯错误的！可这玩意儿又要对外宣传……怎么办？

他们最后的办法是在《真理报》发表斯大林手迹的同时，由两位教授撰文论证："世界上存在着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爱情，也存在新生健康的无产阶级爱情，这两种爱情绝然不同--其拼写岂能一样？！"就是说，因为这拼写错误是最高领导犯的，不仅不错，而且还对的一塌糊涂。后来郭沫若同样吹捧过毛泽东："主席并无心成为诗家或词家，但他的诗词却成了诗词的顶峰。主席更无心成为书家，但他的墨迹却成了书法的顶峰。例如这首《清平乐》的墨迹而论，'黄粱'写作'黄梁'，无心中把粱字简化了。龙岩多写一个龙字。'分田分地真忙'下没有句点。这就是随意挥洒的证据。然而这幅字写得多麽生动，多麽潇洒，多麽磊落。每一个字和整个篇幅都充满了豪放不羁的革命气韵。在这里给我们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人，乃至从事任何工作的人，一个深刻的启示：那就是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抓活的思想第一，'四个第一'的原则，极其灵活地、极其具体地呈现在了我们的眼前。”

列宁斯大林的党国体制除了经济上的国有化和集体化方针，还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统制。苏联的哲学、文学艺术、教育乃至科学，无论是方针政策的制定，还是实际创作和运行步骤，都必须贯彻这种意识形态。在苏联共产党第18次代表大会上，雅罗斯拉夫斯基说："斯大林同志给艺术家们以灵感，给他们以指导的思想……而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以及日丹诺夫的报告给予苏联作家们一套完整的工作程序表。"他所说的日丹诺夫，就是苏共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

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尝试改革，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宣布了斯大林神话的破产。但是，列宁斯大林的党国体制却并未松动。经过勃列日涅夫等苏联党国体制时代，一直到上一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义无反顾地进行政治改革，促使苏联1992年解体，才彻底结束了列宁斯大林的党国体制。

在现代史上，戈尔巴乔夫和蒋经国都是值得大树特树的政治改革家。

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首先是"公开性"。他强调，政治改革就是全面发扬民主，扩大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公开性，充分揭示社会制度各方面的人道主义性质。他说："苏联社会的进一步民主化，是党在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中心任务"；"苏联共产党坚决让党和人民知道一切，公开性原则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质所决定的"；苏联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他大声疾呼：人们有权"了解有关过去的全部真相。必须废除关于档案的禁令，使任何文献都成为公开性的财富，如实地恢复我们所经历过的一切的本来面目。"他回忆说"从莫斯科直到最遥远的边疆，无论是党报还是工会、共青团、作家协会的报纸，甚至连渔民、猎人、老战士组织的报纸在内，不管是什么人办的，反正是宣传部凌驾于所有报纸之上。那时候全体编辑都相信党的规定是正确的。每月一次或两次在党中央宣传部举行与总编们的碰头会，有时部长会议副主席和一些部长也前来参加。会上对报刊发表的文章提出表扬或批评，指示应该写些什么和怎么写。

凡有关报刊的刊期、印数、栏目等事项的任何变动，均需经党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央委员会机关日常'追踪'发表了些什么文章，督导员向领导报告自己的观察结果和评价，驯服听话的人得到鼓励，爱挑刺儿的人受到严惩。"公开性象一阵狂飙首先在思想文化界刮起。"原来被出版检查打入冷宫的作品纷纷出笼"，一批揭露斯大林党国体制给苏联人民造成灾难的影视作品、文学作品、历史著作、以及一大批遭到迫害流亡国外的思想家的著作得到开禁。在面对这些被强行尘封的思想与智慧时，他在自己的回忆录写道："当时我脑子里首先想到的是：真可惜，大学时代竟然没能读到这一切！是的，我们这一代人缺少精神营养，只准许吃一份单纯意识形态的可怜口粮，却被剥夺了亲自去比较、对照不同流派的哲学思想并作出自己选择的机会。"他进而提出"取消意识形态垄断"。他认为，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是"精神垄断"。他强调意识形态要多元化，他甚至公开说：共产主义并不理想，一个多世纪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航道"是错误的。公开性的实行，使苏联人民第一次有可能了解自己国家的真实历史，他们知道了二战前夕《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议定书、二战期间屠杀波兰军官的卡廷事件、苏英划分东欧势力范围的百分比协定等苏联官方讳莫如深的历史事实。人们知道了苏联军国主义化的真相："原来，军费开支所占国家预算的比例并非16%，而是40%！军事工业系统的产值占社会生产总值的比例也不是6%，而是20%。250个亿的科研总经费中，将近200个亿都用于军事设备的研制。"实行公开性的结果，解除了舆论统制和舆论一律，在苏联历史上出现了从未有过的言论自由和社会舆论。拿破仑说过，世界上有两种力量最大，一是剑，一是思想。而思想力量更大。言论自由引发了苏联历史上又一场可与文艺复兴运动相媲美的真正思想解放运动，苏联社会的政治禁锢由此被打破。

其次是开放党禁。戈尔巴乔夫回忆说："从1988年春到1990年初"，"我们在创记录的短时间内进行了自由选举，建立了议会，实行了多党制，使组织反对派成为可能--一句话，使社会有了政治自由"。1988年6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第19次代表会议上指出，十月革命后建立的政治体制不久就发生了"严重的变形"，从而导致斯大林的独裁，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行政命令体制，"我们现在所遇到的许多困难，其根源也都在于这一体制。他指出，现行的政治体制"口头上宣布实行民主原则，行动上搞的却是独断专行，在讲坛上颂扬人民政权，而在实践中搞的却是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他强调解决苏联问题的关键就是改革我们的政治体制。会议决定，把政治体制改革放在首位。为此，他首次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概念，实质内容是建立"真正的人民政权制度"，实现社会公正。进而，他又提出"党的地位不应当依靠宪法来强行合法化"，"苏共要严格限制在民主程序范围内"去争取执政地位。1989年春天苏联第一次实行了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部分差额直选。由电视和无线电现场直播，出现了助选的刊物、集会和电视辩论等新事物。通过民主选举，20%的非党人士获得了胜利，引人注目的是在党内受排挤的叶利钦和著名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都成功当选；而苏共一些领导人则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落选（没有获得50%以上的选票）。戈尔巴乔夫回忆说："经过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会议的激烈辩论，在报刊、电视上，在俱乐部里，市场、公民社会、法治国家、自由选举、政治多元化、多党制、全人类价值、世界一体化等一系列诸如此类的观念，已经变成了一种准则，在民意中扎下了根。" 1990年3月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正式废除了宪法第六条关于"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是苏联社会政治制度以及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核心"等规定，苏共不再有法定的领导地位。戈尔巴乔夫在会上说，宪法的这一修改……开创了我们社会民主发展的新阶段。从现在起，苏共将同其它政治组织平等行动，参加选举，用民主手段争取组成联盟和共和国政府以及地方政权机关的权力。1990年7月苏共28大以后，苏联正式宣布"结束政治垄断"，实行多党制。

第三是确立"无罪推定原则"，国家趋向法制化。鉴于斯大林时期无法无天的镇压暴行，戈尔巴乔夫提出了改革司法制度和建立法制国家的任务。在1986年2月苏共27大上，他指出："公正审判和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民主原则，保护国家与每个公民利益的其它保障等，应当得到最严格的遵循。"1988年6月，他在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上又说："法制国家的主要标志是要切实保证法律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无论是国家机关公职人员、劳动集体、党组织或社会组织，还是个人，都必须服从法律。公民对自己的全民国家负责，同样，国家政权也要对公民负责。公民的权力应当得到切实的保护，不受政权及其代表的专横行为的侵犯。"他还提出司法工作要严格遵守"当事人的辩论原则和平等原则、公开性、排除成见和起诉的倾向性、坚决实行无罪推定的原则"。在法制和无罪推定原则指导下，1987年9月苏共中央政治局建立了一个委员会重审历史案件。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委员会为约100万公民平反。其中意义深远的是，斯大林的政治反对派（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等人）的几十年沉冤得到了平反昭雪。赫鲁晓夫也得到了部分平反，1989年首次发表了赫鲁晓夫在20大上所作的"秘密报告"。一些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被剥夺了苏联国籍的持不同政见者和人权活动分子被恢复了国籍，著名物理学家萨哈罗夫从流放地回到了莫斯科。

俄罗斯共产党总书记久加诺夫反思苏联解体说："苏联共产党党垮台的真正原因是它的三个垄断制度，即共产党党员以为自己想的说的都是对的--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制度；以为自己的权力是神圣至上的--垄断权力的真正法律制度；以为自己有不能说却可以尽管做的特权福祉--垄断利益的封建特权制度。"所谓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即享有不受任何监督、任何制约的权力。斯大林统治苏联31年的劣迹就是这种垄断的恶果。所谓经济利益的垄断，就是苏共所建立的特权制度，包括住房分配、食品和其他物品的分配、医疗条件、交通条件、子女上学条件、出国旅游等等，当官的就可以得到一切，当越大的官，掌握越大的权力得到的就越多，而这一切都是在"人民公仆"的名义下得到的，一些依附于当官的各种人物，也多少可以得到一些，但绝大多数被称为"社会主义"的人民大众则是与此无缘的。所谓垄断真理，则是一种思想钳制，就是宣称只有党的理论、理想、文件才是真理，必须无条件地绝对服从，它是一切媒体、言论的导向。凡有任何一点怀疑，或不同的看法，就是违反真理，就是"阶级敌人"，应予以取缔，甚至肉体消灭。

苏联解体后，中俄友协（前中苏友协）副会长何方又引述俄罗斯等国对十月革命的几大负面评价。一是十月革命完全背离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张无产阶级革命只能在生产力高度发达、无产阶级在人口中占多数的国家发生，而俄国则正好相反，所以十月革命不能说成是无产阶级革命。特别是马克思主张无产阶级建立的应当是自由人联合体，十月革命建立起的却是压迫人民的专制体制。二是十月革命是对二月革命的反动。二月革命是俄国各阶层人民自发的推翻沙皇专制的民主革命，由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为主导，人民也确实得到了民主自由。十月革命反而使人民失去民主自由以至财富（生产手段和部分生活手段）。三是十月革命造成了许多恶果。经济上妨碍和阻滞生产力发展，经世界银行等四大权威机构调查，苏联解体前经济总量和加拿大相当，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俄国官方也承认，苏联粮食生产直到解体前还没有恢复到1913年水平。1992年进口粮食即达2500万吨；政治上实行专制和残暴统治，残害人命前后达数百万，包括各种镇压、作为阶级消灭富农、民族和人群的迁徙以及其他迫害，还不算内战和由于政策失误在二战中造成的大量死亡，苏联消灭了一切民主自由，造出权贵阶层和严格的等级制和特权制；扼杀科学文化，败坏道德风习，大搞个人迷信，实行愚民政策，言行不一，弄虚作假；搞所谓世界革命，实行对外扩张，危害世界和平。

这里不能不特别提到"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陈独秀在30年代斯大林专制鼎盛时期对苏联的党国体制所进行的深刻反思。陈氏是中共主要创始人、真正的中共第一代领导核心，但此时他却早已被开除出党而成为党国体制外的反思者。他在《我的根本意见》中说："政治上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民主主义并非和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是不可分离的。无产政党若因反对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遂并民主主义而亦反对之，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的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他还尖锐地指出："如果说史大林的罪恶与无产阶级独裁制无关，即是说史大林的罪恶非由于十月以来苏联制度之违反了民主制之基本内容（这些违反民主的制度，都非创自史大林），而是由于史大林的个人心术特别坏，这完全是唯心派的见解。史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产阶）级独裁制逻辑的发达，试问史大林一切罪恶，哪一样不是凭借着苏联自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呢？若不恢复这些民主制，继史大林而起的，谁也不免是一个'专制魔王'，所以把苏联的一切坏事，都归罪于史大林，而不推源于苏联独裁制之不良，仿佛只要去掉史大林，苏联样样都是好的，这种迷信个人轻视制度的偏见，公平的政治家是不应该有的。苏联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后十年的苦经验，应该使我们反省。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出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从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在十月后的苏联，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制，如果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已至其社会动力已经耗竭之时，不必为民主斗争，即等于说无产阶级政权不需要民主，这一观点将误尽天下后世！"

前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之一的德热拉斯,又译吉拉斯则是党国体制内的反思者。1956年入狱前，他就完成了《新阶级》一书。他指出："任何革命的成功以及战争的胜利都要求一切力量的集中。根据马尔萨斯的说法，法国革命是第一次把'一个民族的一切资源--人民，食物，服装--在战争中都交给当局'的革命。可是，在共产主义的'不成熟的'革命中，集中的程度却超过法国的革命，不只一切物质资源，而且连一切智力资源在内都得交给党，而党的本身，作为一个组织，又必须在政治上充分地集中权力。""共产主义国家的政府虽然是一个阶级机构，实质上就是党的政府；共产主义国家的军队就是党的军队，而国家也就是党的国家。更确切地说：共产党人有意把军队和国家当作他们的专用工具。""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政府机构和党组织之间并没有基本的差别，党和秘密警察的关系便是例证。在他们的日常活动中，党和警察紧密地混在一起，两者的差别只在于所分配的工作不同。"

在德热拉斯看来，共产党所的独特性质并不只是因为它是革命的，中央集权的，遵守军纪的，以及其他确定的目标，或有什么别的特性，因为其他政党也有类似的特色。"然而，唯有共产党要求其党员必须具有'意识形态的统一'或在世界观和社会发展的观点方面具有一致的看法。"他强调指出："意识形态统一的社会影响是悲惨的；列宁的独裁是严峻的，而斯大林的独裁却形成极权。取消党内一切意识形态的斗争，无异是社会上一切自由的终结，因为只有通过党，社会各个阶层的意见才得以表达。不容其他思想的存在并且武断地假定马克思主义独有的科学性，就是党的领导垄断意识形态的开始，并终于发展为对整个社会思想的垄断。"就是说，"党内意识形态的一致是个人独裁的精神基础，没有意识形态的一致，个人独裁是不可想象的。意识形态的一致造成并加强个人独裁，反过来，个人独裁又造成并加强意识形态的一致。""当党内还容忍公开的不同意见时，党员依然可以觉得集中制有可取之处，尽管这并不是一种非常民主的集中制。当极权的权威被制造出来时，集中制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赤裸裸的寡头专政。我们可以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把寡头独裁变为个人独裁是一种长期的趋势。意识形态的一致，党最高领袖间的不可避免的斗争，以及整个制度的需要，都是造成个人独裁趋向的因素。坐上最高权力交椅的领导人和他的帮手们，便是当时最能表明并保护这个新阶级利益的人物。""权威是共产主义和每一个真正共产主义者的基本目的和手段。共产党人对权力的贪婪是难以满足的而且是不可抗拒的。权力斗争的胜利无异于至上的光荣，失败就是莫大的耻辱。共产党领袖也必然趋向于好大喜功，由于人类的弱点，以及当权者希望被认作有权势的风云人物的内在需要，好大喜功就成为他们不可抵抗的诱惑。争地位、浮夸和酷爱权力是不能避免的，腐化也是不可避免的。这不是一般政府官员的腐化间题……这是由一党专政并垄断一切特权所造成的一种特殊的腐化。'照顾自己人'，分派肥缺，或者任意分配各种特权是不可避免的。政府、党和国家的三位一体并在实际上掌握全国财产的事实，使共产党的国家自行腐败，而且必然会产生特权与寄生作用。"

德热拉斯认为，共产主义制度还"必然是一种具有严格层次组织的官僚政治"。因为它在政治领袖和会议的周围有许多排他性的集团，政策的决定也就成为这些集团之间的争吵，笼络勾结之事层出不穷。"国家大事都是在亲密交谈的晚餐中，狩猎中，以及两三个人的交谈中决定的。党的会议、政府的会议及若干集会的召开并无其他用途，只是通过它们把那些决定宣布，公诸于世。召开会议的目的只是用来确认在亲密的厨房中早已烹调好的食物。共产党人对于国家政府有一种拜物的关系，就好像国家是他们的私人财产一样。同样的人，同样的团体在党内都很亲密、熟悉，可是，一旦身为国家代表，立刻就变得大模大样、神气十足了。这个君主政体毫不开明。这位君主本身，这位独裁者，并不觉得他自己是个君主或独裁者。当斯大林被称为独裁者时，他就认为是无稽之误。他觉得他是党的集体意志的代表。就某种程度说，他是对的，因为历史上或许从来没有一个人曾经有过像他那么大的个人权力。像共产党的其他独裁者一样，他意识到如果放弃党的意识形态基础，放弃新阶级的独占主义，放弃国家财富的所有权或寡头政治的极权政权，结果必然将使自己倒台。"

德热拉斯切身感到："一个生活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公民，经常受到他良心痛苦的压迫，唯恐自己违反了什么禁律。他总是战战兢兢，因而他必须处处表示他不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敌人，就好像在中世纪时，一个人必须时时表示出他对于教会的忠诚一样。学校制度以及一切社会的与知识的活动都是促成着这种类型行为的。一个人从生到死都一直在执政党关怀之下，关怀他的意识，也关怀他的良知。新闻记者，理论家，雇佣的作家，特设的学校，批准的官方见解，以及无数的物质手段都被动员起来，被运用起来，以'提高社会主义'。说到最后，所有报纸都是官办的；无线电及其同类的东西，也都如此。""这些寡头与救主，这些以保护者自居，不让人类思想流入'罪恶的思想'或'反社会主义路线'的人物，这些贪购廉价然而却是仅有的一点消费品的不顾天良的人物--这些坚持死硬、不变的古旧观念的人物--已使他们人民的求知动力受阻并陷于冻结了。他们想出了一句最反人道的口号--'根绝人的意识'--而且他们就依照这句话去做，好像他们是在清除树根与莠草，而不是在对付人类的思想。不过，恰恰因为他们窒息了他人的意识，削弱了人类的智慧，使得人们鼓不起勇气，立不起志愿，以致后来连他们自己也变得衰老了，脑中空洞无思想，而且完全缺乏那种由无私的思考所激发的求知热情。这就弄到像一个戏院没有观众；那些演员就只好自演自唱，自己狂欢。他们的思想如同他们吃饭一样的机械：他们的脑子所以思想是应付最基本的需要。这就是今天那些共产主义说教者们的情形。他们是警察，同时也是一切传达人类思想工具--如报纸，电影，无线电，电视，书籍，以及其他同类的东西--的所有人，而且他们又是一切维持人类生活物质--如食物，以及避风雨的屋子--的所有人。"这就是说，共产党人的手段在应用范围、持续时间、与严酷程度上都超过了其他革命者所运用的任何手段，而且"他们离革命越远，他们所用的方法也就越不人道"。"残暴固然是共产党的手段的最显着特性，但还不是最根本的特性"。凡尔登名誉主教第揣克·冯·尼亭( Dietrich Von Nieheim)1411年说过："当教会的存在遭到威胁时，它就不受道德律的约束了。以统一为目的，可使一切手段--无论其为不忠、背信、专制、买卖圣职、监禁或之（致）人于死地--都变成了正当的行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奴隶》（The Possessed）中借宛霍文斯基的口说道："社会里的每个人都监视别人，他有责任告密，出卖别人。每个人都属于全体，全体也属于每个人。大家都是奴隶，在奴隶身份上是一律平等的。他偶尔也会主张诽谤与谋杀，但主要的却是平等……奴隶是必然会平等的。"

德热拉斯说，有人认为当代共产主义是一种新型的宗教。实际上，共产主义既非一种宗教，也非一个教会，虽然事实上述两项要素，共产主义兼而有之。又有人认为当代共产主义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为现代工业或资本主义以及无产阶级与其需要的产物。然而这只有部分正确，它虽然最初是在工业发达的国家以一种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出现的，是工人群众对工业革命所遭受痛苦的一种反应。"但从它在不发达地区得势后，即已完全变质，成为一个违反无产阶级大部分利益的剥削制度"。还有人认为当代共产主义是一现代型的专制主义，这虽然也有若干真实性，即现代的共产主义是一种现代的专制主义，必然要走向极权主义；但所有现代专制主义并非都是共产主义的变种，其极权化也没有达到共产主义的程度。他比久加诺夫更早地揭示了列宁斯大林党国体制的"三垄断"："当代共产主义是具有三种基本要素以控制人民的一种极权主义。第一种是权力，第二是所有权，第三是意识形态。"这些因素都被唯一的政党或他所称的"新阶级"所垄断。"而在目前，则由该党或该阶级的寡头集团所垄断。在历史上，甚至当代历史上，从未有一种极权制度--共产主义例外--能将这些要素成功地同时并用，而控制人民到这种程度。""思想，哲学原则，道德考虑，国家，人民，历史，甚至一部分的所有权都可以改变或牺牲；唯有权力决不能如此。如果改变或牺牲权力，无异使共产主义舍弃其自身及其本质，个人可以如此，而阶级，党及寡头集团决不能如此。这就是它存在的目的与意义。"

                                                   8/1/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