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中国知识分子退步了
作者：林子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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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泳：中国知识分子退步了
作者：林子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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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分子退步了 作者：谢泳 来源：南方都市报 时间：2007-2-15 学者谢泳认为，经济上的独立并不等于就和体制完全脱离了关系 民间思想对政府改革影响不大主要是因为专业的东西插不上手记者:邓小平作为中国的一代领导人，他对这个国家做出了很大贡献。 谢泳:我个人认为，邓小平开创了中国对整个世界文明主流的认识和评价，他在这方面是有洞察力的，他深刻意识到世界文明的主流和潮流是不可阻挡的。他在选择承接历史的领导人方面，我个人认为，前后承接是比较好的，中国社会没有发生振荡，在他晚年，这是一个重大贡献。 记者:邓小平处理问题跳出了意识形态，更切合了实际。 谢泳:从个人行事风格上观察，邓对抽象的理论似乎没有兴趣，李璜在《学钝室回忆录》中写过，邓小平是一个比较务实的人，对人性有深刻洞察力。总体上来说，他使中国在发展方向上没有发生大的偏差。 进步是邓小平以后10年来的标志。特别是经济上，我觉得政治和思想上也有进步，这个国家，正在朝良性方向转化。 我想，邓小平的务实和他的坎坷经历有关，他顺应了历史实际。我前段时间看过一篇文章，其中提到，上世纪70年代广东人总往香港跑，有人给邓汇报说是阶级斗争，邓只说了一句“香港工资高嘛”，没有上纲上线。他的“黑猫白猫”论，就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老百姓确实过上了好日子。 记者:那如果比较改革前后两个阶段呢？知识分子在改革过程中参与了什么？ 谢泳:1989年以前，中国知识界比较单纯，知识准备不是很够，对西文文化的认识和评价比较简单。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出生年代集中于1920年到1960年。从教育背景上评价，中国知识分子的分界线在1920年，越往后教育越差，1949年后接受完整新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其实没读过什么书。总之，8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思考的深度和知识准备有明显缺点，但他们的精神和热情以及对中国前途的判断，至今没有过时。 上世纪80年代，体制内有比较强烈的改革冲动，而且体制内的改革力量和民间的改革力量(比如大学、作协、社科院里的知识分子)的诉求是相通的，具体的方法也是相通的。 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前，中国知识界大约有两年的沉寂时期。但“南巡”之后，中国知识界开始恢复常态，学术研究开始回到比较专业的水准。大约到了1997年前后，在政府层面，出现了比较职业化的官员，完成了从自由思想到职业规范的转变，政府官员身份和知识分子身份出现了清晰边界，改革的要求和冲动已经不在政府官员身上了，他们的改革要求走向专业化，一些技术层面比较专业的改革(比如司法体系、行政体系、人大制度的改革等等)力度很大。 记者:知识界的改革冲动为何不大了呢？是客观环境导致的吗？ 谢泳:我觉得不只是客观环境的变化。民间思想对政府改革产生不了太大的影响，主要是因为专业的东西插不上手。行政有专业特征，知识界和民间在这方面即使有诉求，也比较容易和政府官员达成一致。差异在于，现在是政府官员主导行政改革，而民间的兴趣基本还在政治体制、思想文化的变革上，这恐怕是1990年以来的新特点。 记者:不同阶段的改革都有知识分子做了官，你如何看待知识精英从政？ 谢泳:历届政府都有意从知识界，比如从大学、社科院吸取一些力量，比如王沪宁、夏勇，比他们级别低的也有一些“入阁”。 不同的时代进入政府的知识分子，在精神境界上差距很明显。上世纪80年代，改革的动力在富有行政责任的官员身上，他们和知识分子的改革冲动是一致的。上世纪90年代后“入阁”的就很难做到这一点了。我觉得这也要两面评价，一方面行政体系比较完善，比较有秩序，做了幕僚就难免当传声筒，这是职业行政官员的素养，不能说完全落后。另一方面因为完全和政府认同，独创性的改革思路就减弱了。 在体制内还是有一撮有追求的人记者:你的研究多是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命运和情怀，而且有独特的地方。 谢泳:我1990年后做的是储安平和西南联大，从专业的学术规范，可能有人不太认可。但我做研究还是有自己独立的判断，特别是材料上，虽然是业余研究，但标准是专业的。那时网络还不太发展，相关专题成形的基本文献还没有出现，许多都要从头做起。即使到现在，关于储安平和西南联大，十几年过去了，完全的新材料和新观点不能说没有，但并不多，这方面知识的增量并不明显。 记者:你个人觉得现在的学术研究自由吗？ 谢泳:我觉得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自由的。这分两个层面，研究什么是自由的。比以前时代还是自由多了，现在研究什么都不恐怖，但如果要完全让研究成果得到认可，要把研究出版、物化还有些局限。 记者:你现在是在山西省作协供职，在一个机构里从事研究，我国现在真正独立做研究的学者好像还不是很多。 谢泳:当下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获得了一些独立性，包括传媒也有很大发展，但总体上来说，中国的思想文化还是比较依赖政府，这方面的改革力度不是很大。可以这么说，所有的知识精英，还要依赖体制获得基本的生活来源，完全不依赖政府体制的知识分子还极少。 知识精英主要生活在几个场所，大学是主要活动区域，还有社科院、出版社、报社、作协等机构，也包括政府里面的一些有理想追求的官员，如政策研究室、发展中心一类。但整个社会的文化资源基本由国家控制，大多数知识精英要依赖这个体制，所以完全的独立还很难做到。 记者:市场化给知识分子带来了更多的生活手段，受到的约束是否少了？ 谢泳:会好一些。比如，在和政治联系不紧密的行业里出现了空间，出现了完全独立的知识分子。只有经济的独立，才有一个完全独立的主体，如果不能经济独立，难免向一些东西妥协。文化方面已经有些松动，比如书商，这是一个群体。上世纪80年代后的海归，他们在海外提前完成生活积累，在西方挣的钱，可以在国内过较体面的生活，不用为谋生发愁，可以独立做一些自己的事。现在也有一些比较自由的作家，比如王朔、韩寒等，但数量不是很大。画家等艺术家对体制的依赖很少，一旦成功，他们获得自由的程度比较大，包括一些导演，如贾樟柯、张艺谋。但经济的独立，只是在一般意义上具备了脱离体制的可能，并不等于完全和体制脱离了关系，有时候是相反的。 一些自由的学人，经济上不能和艺术家相比，但也出现了完全独立做研究的人。可能有的人以前做过生意，研究完全是兴趣，但这个人数还是较少，没有普遍意义。 记者:对体制和机构的依赖是否会导致研究立场的变化？ 谢泳:越依赖体制的那些学者、学术团体，他的独立性就越弱，越是在经济上和政府没有关系，他的独立性就越强，现在的情况是“左”的对体制的依赖性强，“右”的对体制的依赖弱或完全脱离。我觉得越不依赖体制学术就越纯粹。这种格局容易产生多元的学术，多元的文化，现在情况比过去稍好一些。 有人提到中国的文艺复兴，我以为对与政府主张不同的人，要宽容。学术多元后，中国不一定会有大的振荡，政府可以引导，但不能只有一种声音。 上世纪90年代后，媒体也发生了变化，在主流媒体之外，有很多以市场为导向的媒体，他们对媒体功能的认识和主流是有差异的。以不触犯现有法律和行政管理为原则，而不是简单听命，媒体的价值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当然有市场的因素，但理想是支撑点。这10年来，思想文化界变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体制内还是有一撮有追求的人。 把超女简单地和民主选举联系，我感觉有些天真记者:这几年有一个现象，比如博客、超女。有媒体评论，这是草根的狂欢，你怎样看待这种现象？ 谢泳:我单纯地相信这是娱乐事件，可能与政治运作的某些方式相似，我不赞成放大它的功能。把超女的选拔方式简单地和民主选举联系，我感觉有些天真。我觉得博客对社会的影响会相当大，现在还不好估计。作为一种表达方式，自由度是它最大的优势。博客使平民对社会的表达有了一个出口，会产生巨大的变化。刘军宁说文艺复兴就从博客开始，虽然是比喻性说法，但有一定道理。现在能建立博客的人，还局限于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希望将来很贫困的农民，随时也可以把自己的冤屈放到博客上，成为社会表达意见的一个通道。将来媒体从博客上获得信息源，恐怕也是新闻变革的一个方向。 记者:这两年有一个百家讲坛。2006年年轻人写历史，像《明朝那些事儿》等，好像历史谁都可以做，历史研究是否进入到平民时代？ 谢泳:我觉得在电视上可以讲的历史，有普及作用，但对现成的历史知识，它不是加法，而是减法。为了通俗，不能有深刻的东西，去掉了很多专业的标准，在知识和学术研究上，是没有什么帮助的。讲书的人传达的都是现成知识，没有学术性，或者说学术含量很低。 记者:刚才谈到贾樟柯和他的电影，你和他是老乡，好像一直很推崇他的。 谢泳:他的电影还是可以的，我比他大10岁。他的电影有比较重的人文情怀，他的作品反映了改革以来，特别是中国社会下层人士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困境，主要表达底层人善良的一面，和这种善良在一个不健全社会中不断被伤害、被逼迫中的无奈，贾樟柯电影中有相当多温暖的东西。 他现在也不能说得到了主流的认可，至少主流不反感。我觉得作为一个独立电影人也要警惕，搞清楚自己的定位，当然，政府能接受非主流的电影，也是开明的表现。 记者:这是你对他这一代导演的忠告？ 谢泳:他们这一代导演总体上还是有人文追求的、不错的电影人，但是也要清醒，不能像张艺谋那样，完全为了市场而放弃价值。知识分子关键是定位。也不是说张的东西不可以，但不能为了获得利益而放弃别人对你的尊敬。早年靠反体制获得声望，这是基本事实，当体制对你不太制约的时候，表现出对体制的完全妥协，对知识分子、电影人来说，你的追求是值得怀疑的。这必须清醒，有时候市场也逼人。商业时代，一个境界不高的人，总会发生摇摆。 总的说这10年进步是主流，但在思想文化上还是滞后记者:你研究过很多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知识精英与国家的关系，特别是他们对国家的感情。你现在还能列出这个时代中，对国家有真挚感情的知识分子名单吗？ 谢泳:我现在列不出来，我倒是知道上世纪80年代有。中国知识分子是最爱国的，但他们爱国的感情常常得不到理解。老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可能因为教育的关系，对国家有很深的感情，后来的知识分子好像没有这种情怀了。这不是知识分子的原因，主要是国家的原因。 记者:中国过去的知识精英与国家关系是怎样的？ 谢泳:举中国以前院士制度来说，是从以前的中央研究院过渡而来的，作为中国最高的学术体制，它并没有达到预期的平衡知识精英与国家的关系，因为放弃了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的原则，政治和行政对学术的干预程度过深，作为国家学术制度的权威性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在改革开放之前，知识精英和国家之间，国家没有对知识精英的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保持敬意，在深层制约了中国科学和文化的发展。 从院士到学部委员的变迁，不只是学术制度的转换，更是两种不同政治文化的差异，院士制度最终为学部制度取代，虽然最终又回到了院士制度，但作为学术传统，它没有回到以前所积累的传统上。 记者:当下知识分子与国家的关系变化了。 谢泳:知识分子对国家的真挚感情这个传统中断了。老一辈知识分子是有的。这种中断很可怕，对中国文化传统影响很大。 总的说这10年进步是主流，但在思想文化上还是滞后。 记者:知识精英所处的环境是不是也在发生变化？与国家关系也在变化之中？ 谢泳:在过去，总有一个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社会贤达在承担上下之间的缓冲作用，国家是认可这种社会力量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变革中已出现了一些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比如律师、工商业者和各种自由职业者等等，随着大学的改革步伐不断加快，教授的自由流动也将成为现实，这样他们有可能承担起社会贤达的职能，中国知识分子与政府之间，有可能在这个基础上形成新的合作关系。譬如21世纪的某一天，北京大学的校长，可以是一个具有广泛社会声望、无党无派的知识分子。 记者:有哪位知识精英能代表这个时代？ 谢泳:好像没有谁能代表当下，如果要寻找代表这个时代精神的，过去有几位，到上世纪90年代后好像没有，对于知识界来说，有些缺憾。我想不出在道德和知识上，大家默认的一个知识领袖。 记者:这是知识精英的退化还是进步呢？ 谢泳:肯定是退化了，从知识上来说。20世纪30到70年代出生的人，在知识上都是有缺陷的。中国经历了很糟糕的社会阶段，知识分子没有条件承传知识积累。我们过去的知识教育非常狭隘，道德教育虚伪，思想教育是失败的。 现在高官腐败的高峰年龄，是四五六十年代后出生的官员，这个时期是中国社会非常贫困的阶段，他们在非常匮乏的环境里成长起来。这些人简单说都很穷，不但物质，还有知识和思想，都很穷。加上法律不健全，道德的自我约束力极差。以后恐怕还是要在制度和道德两方面入手，特别是道德教育，一定要诚实朴素，不能再假大空那一套了。 对话人物·谢泳 1961年出生，山西榆次人。1983年毕业于山西晋中师专英语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校报编辑。1989年后在山西省作家协会理论研究室工作，1995年起在黄河杂志社任编辑，现为黄河杂志副主编。已出版《旧人旧事》、《学人今昔》、《教授当年》、《中国现代文学的微观研究》、《杂书过眼录》、《没有安排好的道路》、《大学旧踪》等著作。代表性研究专著为《逝去的年代》、《储安平与观察》、《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血色闻一多》等。 谢泳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清理了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传统并做了肯定性评价。他以人物、杂志和大学为切入点的研究视角，对重新理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有较强的概括力。 他不是专业学者，但他的工作却能给人启发。他对原始材料的选择和重视，使他的工作富有学术性，对一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又有思想性。
附：谢泳论中国知识分子 1. 这一百年间，谁最爱这个国家？谁最关心这个国家？谁最能替老百姓说话？谁比较最能不计自己一时的利害得失而为国家的命运着想？我想了想，还是知识分子。 2. 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是一个时代政治宽容的主要标志，在这方面，大陆这五十年实在是乏善可陈。 3.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作家不是自由写作的群体，而是权力控制下的宣传力量。 4. 对于多数知识分子来说，对于新时代的政治要求，没有表现出普遍的抵抗性，可能是他们后来悲剧命运的开始。 5. 不信任知识分子，可以说是新时代的基本特点。中国在五十年代顺利走上苏联道路，就是因为听不进知识分子的意见。 6.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政府应该听听不同的声音。一个政府犯错误是难免的，而我们的历史是，一个政府从来都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圣人之举，这是很可怕的。 7. 现代政治是不记仇的，尤其不记异己的仇。政治是有成败的，成的不一定都是好人，败的也不一定就都是坏人，政治的成败和人格的高下不是对等的关系。 8. 新政权让许多大学教授去参加了土地改革，这可以说是后来发生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前奏。许多大学教授不是在思想改造运动之后才与新政权妥协的，而是在土地改革时就开始放弃自己的独立性。当时参加了土改的知名大学教授潘光旦、全慰天、孙毓棠、李广田、萧乾、胡世华、、贺麟、郑林庄、朱光潜、吴景超，都写过文章来检讨自己的过去。 9. 对工农群众的简单认同，是1949年以后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一个基本逻辑，这个逻辑的前提就是工农比知识分子强，其实这是非常荒唐的。 10. 思想改造运动是四九年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一次规模较大的政治运动，由于运动的主要对象是知识分子，所以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成是对知识分子的第一次清理，为随后到来的1952年的院系调整做了思想上的准备，从此以后，知识分子就开始变得谨小慎微了。这次思想改造运动到1952年基本结束，它带给知识分子心灵上的伤害是很重的。 11. 从个人命运来说，黄万里的人生是个悲剧。因为对一个科学家来说，他一生最有价值的思考没有得到国家的认可。不过对悲剧英雄来说，他们存在的意义是超越他们职业本身意义的，像吴祖光、马寅初和梁思成他们一样，他们的专业成就早晚会被超越，但他们的精神可以成为永恒的财富。 12. 1949年以后，中国的历史却很令人深思。北京市政建设中，历史证明梁思成是对的，但老北京还是消失了。三门峡水库，黄万里是对的，但三门峡水库还是建起来了。马寅初提出要计划生育，但中国的人口还是激增了。 13. 中国历史的吊诡处在于：对者出局。这已成为基本的潜规则。因为专业声望的建立过程中国家有决定作用，所以黄万里不可能成为两院院士，不可能居于他所在专业领域的重要地位。 14. 作为一个水利科学家，黄万里专业声望的最后建立要依靠巨型水利工程的失败来证明，这是多么大的悲剧！但这样的悲剧在黄万里一生中，还上演了不止一次。 15. 一九四九年的时代转换，在中国历史是空前的。因为以往的改朝换代，对整个社会的日常生活影响并不是突变的，社会的基本结构和文化传统一般可以延续，而这一次的时代变革却把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和文化传统全部改变了。马寅初是新政权建立后的北大校长，而他的一个学术观点却受到了政府的批判，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到了他这里已经淹淹一息，独立思想，自由精神已成绝响。 16. 叶企孙和饶毓泰是中国早期物理学发展中的两个奠基人。他们同是留美的博士，后来主要从事物理学的教学工作，中国多数物理学家均出自他们门下。1948年他们俩都是中央研究院物理组的院士，这是当时科学家的最高荣誉。到了“文革”，饶毓泰自杀，叶企孙重病缠身，凄然离世。叶企孙由于卷入一桩重大冤案中，很长时间受到迫害，曾被投入监狱。叶企孙晚年十分凄惨。“当时不少人在海淀中关村一带见到了这种情景：叶企孙弓着背，穿着破棉鞋，踯躅街头，有时在一家店铺买两个小苹果，边走边啃，碰到熟知的学生便说：‘你有钱给我几个。’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叶企孙、饶毓泰后来都获平反，但他们的死留给人们的印象是强烈的，一个连物理学家都容不下的环境，到底在哪里发生了问题？ 17. 李宗恩先生是一个科学家，一九四七年他出任著名的北京协和医学院，成为这所一向由美国人主管的医学院的首任中国院长，他也是一九四八年老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胡适和傅斯年曾动员在北平的著名教授和学者去台湾，很多人拒绝了，李宗恩也是其中之一，他要留在国内办医学教育。李宗恩一九五八年被打成右派，奇怪的是年过花甲的老人竟被发配到了云南昆明，没过了几年，一九六二年就死在了那里。想想这些知识分子的遭遇，真让人有说不出的悲愤。像他们那样的人才，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是积了多少年的精华才出现的，然而一个新时代就那样轻易把他们葬送了。 18. 胡先骕是中国生物学的创始人，享有世界声誉的植物学家。1949年以后，胡先骕没有走，而是留下来继续他的生物学研究，那年他五十五岁，还是一个科学家最好的年龄。1955年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时，在自然科学家中，胡先骕是极少几个老中央研究院士而没有成为学部委员的。就是因为他坚持自己独立的科学思想，在一个新时代里，他最终很难和他所处的时代达成平衡，他是中国生物学界少有的享有世界声誉的科学家，但在一个一切以政治为首要标准的时代里，科学完全成了政治的婢女，胡先骕就因为反对李森科的非科学理论，而最终没有成为学部委员。胡先骕的落选，不是他个人的耻辱，而是这种体制的耻辱。胡先骕于1972年去世，终年七十五岁。他在文革中身心受到极大的折磨，他由原来所住的一所约三百平米的住宅，被迫迁到了一所仅有十平方米的斗室中，平生所藏的图书、资料和尚未发表的研究成果，均散失殆尽。一代科学宗师，就在这样的处境中离开了人世。 19. 安福是江西的一个偏僻小县，但在本世纪初，不到几年的时间里，却有三位少年，由这里走进了千里之外的清华园，他们是罗隆基、王造时、彭文应。罗隆基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王造时是威斯康星大学的政治学博士，彭文应是威斯康星大学的政治学硕士。安福三才子，在40年代都达到了他们人生最辉煌的时期，无论是学问，还是社会声望，他们没有与旧政权共进退，都满腔热情地投入新的环境中。也许是命运的安排，也许是偶然的巧合，1957年全部成了右派，而且罗隆基、彭文应是全国五个未获平反的右派中的两位，三个人都在“文革”中凄惨离世，想来真是令人心酸。 20. 董时进是一个始终让我不能忘怀的知识分子。历任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教授、主任；国立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交通大学、国立北平大学法学院等教授。董时进对国民党政府取缔民盟很有看法，他认为这是一个政府的下策，是害多于利的。他说；“因为一般人民对于政府大多恨它腐败贪污，而认为尚可取的，则是比较上还能给人民一点自由，政策不同的政治团体也还可以存在。人民对于共产党最害怕的是它的专制，太不给人民自由，党派根本不能存在。”他认为，自己腐败但还给人民一点自由的政府，比那种又腐败还不给人民自由的政府总是要好一些。这个简单的常识，中国多数知识分子要在经历了半个世纪以后的悲惨命运中才想清楚。 21. 董时进有一件让后人肃然起敬的事是：一九五零年，他上书毛泽东，反对土地改革。他的根据是：旧中国农村土地是‘自由买卖’的，租佃关系是一种‘自由契约’，所以它不是封建性质的土地制度，因此就不应该进行土地改革。”“土地改革把土地分散了，经营不利”。“地主是勤劳的，而农民则是懒惰的”“地主土地私有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九四九年以后，在老一代知识分子当中，人们比较熟悉的有骨气的知识分子是梁漱溟和马寅初，但与他们比较起来，真正能在大问题上看出轻重的还是董时进。 22. 张东荪曾做过私立光华大学的文学院院长，在专业领域，他是被否定的人物，对一般人来说，这个人就更陌生了，但张在1949年以前，却是非常有名的人物。新时代里，他已是被遗忘的人物，青年人早已不知他是何许人也。张的被重新发现，首先是许多学界人注意到他思想的价值，还有就是他后半生的坎坷命运。1973年，张东荪离开了这个世界。此前，由于受其连累，他的次子中科院学部委员、著名物理学家张宗隧，三子社会学家张宗炎，已先后自杀。1949年后张没有写什么东西，作为哲学家的张东荪在1949年就死了，那时他也不过63岁。 23. 吴恩裕这一代自由知识分子是抗战以后才学成归来的，40年代正是大有作为的时候，像他的同辈朋友储安平、费孝通等人一样，他们在40岁以后，已经没有做学问的条件了，想来真是痛心。吴恩裕还做了红学研究，更多的学者则是什么都不能干了。 24. 1949年，顾颉刚57岁。他没有走，留在上海复旦大学做教授。作为学者，顾颉刚的学术道路与政治的关系并不大，但顾颉刚本人是受胡适、傅斯年、钱玄同等人的影响成长起来的，在精神上深信特立独行的原则。整个50年代，顾颉刚基本没有什么好心情。他在日记中说：“到京8年，历史所如此不能相容，而现在制度下又无法转职，苦闷已极。”到了“文革”，顾颉刚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戴高帽，受批判，每天到历史所劳动，一直持续到70年代初才得以解脱，和他同时代的学者比较起来，顾颉刚的后半生基本还在做学术工作，终是幸事。 25. 我常常想，沈从文是属于另一个时代的，作为小说家的沈从文其实早已死去，不死的是他的小说。常风先生和我提到沈从文常是叹息，对于他不写小说，常先生口中总是一句话：太可惜，太可惜。现在想来，常先生的叹息声中，是对一个天才命运的无奈，更是对一个时代没有让一个天才作家继续写下去的感慨。 26. 中国的知识分子，就钱钟书那一代人来说，确实是值得深入研究，他们当中有陈寅恪这样的，以不合作为最高原则，有顾准这样敢于反叛的，有储安平这样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的，更多像钱钟书这样看透了而“闭门不管天下事”的，正是这些丰富的知识分子选择，构成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悲欣交替、起落交织的全部人生。 27. 钱钟书对政治的看法非常独特，这种独特是在回避政治中得到体现的，在他看来，政治那东西，一旦沾上，就没有一天安生。然而，尽管钱钟书这种对政治的态度，使他在1957年没有落入“右派”的行列中，但1966年的到来，也使这位从不问政治的纯粹学者不得不放下自己的研究去种菜了。钱钟书在当代为人广泛尊敬，除了他在专业上的巨大成就外，钱钟书是一个真正超然物外的学人，凡是了解历史的人，都很难在任何一个历史的波动中找出钱钟书前后不一致的地方，这种人格的力量是非常令人尊敬的。 28. 作为一个有创造性的剧作家，曹禺在40岁前就已完成了他一生的工作，他是1910年生，之后，他的创造性就没有能再发挥出来。就个性而言，曹禺是属那种谨小慎微的人，他本人是艺术家，可他40岁以后赶上了一个不容艺术家气质的环境。对于曹禺40岁以后的创作，他的朋友吴祖光有过尖锐的批评，意谓他是太听话了。而黄永玉的批评更是痛心疾首：“你是我的极尊敬的前辈，所以我对你要严！我不喜欢你解放以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心不在戏里，你失去伟大的通灵宝玉，你为势位所误”晚辈剧作家沙叶新也曾直言批评过曹禺的没有主见。 29. 冯友兰一生可说的事非常多，他的经历在他那代知识分子中可以说是最丰富的。他一生的特点，有人评论说是太接近于权贵。成亦在此，败亦在此，他过于在意自己在一个时代里的地位，他有时候是不看时代发生了什么变化，而硬要让自己处在中心，如果他能有自觉退于边缘的意识，他给人们的印象就不是现在这样。 30. 冯友兰先生早年是独立的，这种独立曾一度消失，但最终冯友兰又独立了，尽管这已到了他生命的终点，一个人到了这步天地才“海阔天空我自飞”，让人觉得多么沉重。冯先生“文革”中的失误，有其性格的原因，但更多的是时代的关系。冯先生作为一个读书人，在那样的环境下，做一些违心的事，常常不得已而为之。冯先生死后，港台一些学者已放弃了对他“文革”中表现的苛评，倾向于认为冯先生的一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季羡林挽冯先生说是大节不亏，晚节善终，当是知人之论。 31. 金岳霖这一代知识分子，本来言论应该是最具独立性的，但在历史巨变中，我们没有看见这种独立性。金岳霖晚年，对自己的选择有很沉痛的反思，但他的话说得很含蓄。1957年，金岳霖平安无事，不知这是否和他与毛主席吃过4次饭有关，但与金岳霖主动放弃自己的学术观点而尽可能迎合时代有关。关于金岳霖早年的生活，我们现在知道的不多，知道的也多是关于他个人生活的一些趣闻，如他和林徽因一家的关系之类。我读过一些国内出版的关于金岳霖的书，感到金岳霖这样的知识分子是读书人的楷模，身上有许多优秀的品质，学问好，人又高雅，有中国人的机智（如他有作联语的嗜好），又有西方人的幽默。从他晚年的谈话中，能感到他在做出违心之论时，是有过考虑的，不过他“终究是一个活的、具体的人”。就个性而言，金岳霖大概属于比较软弱的人。 32. 在四十年代，晚胡适他们那一代的青年学人中，最为老辈学者陈寅恪、赵元任、傅斯年看好的两个学者，一个是出身燕京的周一良，另一个就是出身清华的杨联陞。杨联陞、何柄棣、徐高阮他们，先后去了美国和台湾，大体上是过着学者的生活。杨联陞是幸运的，他要是回到北平，命运最好，也不过就是后来的周一良，周一良是回来了，但半个世纪过去了，想到当年同在哈佛读书的周、杨二人不同的人生命运，我们该做何感想呢？ 33. 周一良对自己中年的否定，不仅是对自己人生的反省，更是对一个时代的评价，他晚年多次对陈寅恪的怀念，正寄托着他心中的理想，知识分子如果失去了独立性，悲剧早晚会降临，在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当中，周一良的经历是最典型的，由盛而衰，本来是学者却成了政治的牺牲品。 34. 50年代初，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中也提到周一良，他说：“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之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从陈寅恪的语气中，能感到他对周一良等自己学生的期望，遗憾的是他的学生在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上没有自己的老师执著。 35. 周一良先生的学术兴趣本来在魏晋南北朝这一段，但后来周先生几乎没有能按自己的兴趣去做研究，周先生在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中，还算是灾难少的（“文革”前），但恰恰是在他这种还算顺利的学者身上，让我们感到一个时代是如何将一个学养极好的学者变得平庸起来的。不平庸，不听话，就难以生存，想到这些我们也就不能再苛求一个学者了。周先生在“文革”后期和冯友兰、魏建功、林庚3位老教授成了“梁效”写作组的顾问。 36. 杨荣国这样的学者，今日已成为学者的一个教训。因为他以学术为政治服务来治学术，已完全背离了学术精神。但像他这样的学者在新环境里，却处处如鱼得水，在杨树达、陈寅恪、顾颉刚这些学者不适应的时候，杨荣国这样的学者正是喜气洋洋的时候。他当时是湖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 37. 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是由一些根本就不懂经济的人来设计的，不仅最初具体掌握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高层官员如陈云、薄一波、李富春等人不了解现代经济，就是当时中共的经济学家如沈志远、许涤新、孙冶方、于光远、薛暮桥等人，对于现代西方经济的了解，也根本无法和那一批留学欧美的社会学家相比。 38. 从科学家的角度讲，我也以为邓稼先、朱光亚他们是不幸的，他们俩和杨振宁、李政道都是西南联大的高材生，杨、李在美国研究科学，邓、朱在中国研究军火，我们不能说他们的工作没有价值，但对一个科学家来说，我总以为他们有点遗憾。 39. 王实味到了延安，但延安最终不要他了，因为他有自己的思想，延安不需要这个，有一种思想就够了。不要个性，不要独立思考，只要服从即可。所以那些到了延安而还想用自己头脑思考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都不适应了。王实味是最典型的，还有高长虹，还有萧军。他们都是些不受延安欢迎的人。 40. 冯友兰、金岳霖、贺麟都是留美的博士，作为同时代3位著名的哲学家，在变动的时代里，他们的理想和选择常出现后人难以理解的背反现象。这几位哲学家的学问人们是公认的，但他们的经历却又是曲折的。我想从他们的经历中感受一个时代是以怎样的方式和力量，使这一批留美的博士放弃了自己早已形成的价值观念，他们的转变有多少是出自真诚，又有多少是出自无奈！在西南联大校史上，这3位哲学教授不仅留了下来，而且很快和新时代同步，倒是当年几位治历史的教授如陈寅恪、钱穆、傅斯年、毛子水、姚从吾等人，保持了清醒的选择，哲学家和史学家对立的选择，给我们留下许多启示。 41. 陈寅恪、胡适和陈垣私谊很好。1949年，胡适和陈寅恪同机离开北平。由于二陈一胡为当时中国史学界的重要人物，他们都在南京政府抢运计划的名单上。这3个史学大师，从这一年开始分手，各自走了3条不同的道路。胡适先飞美后赴台，陈寅恪客居广州，辞不赴京。只有陈垣能顺应潮流，继续做辅仁大学的校长，一直做到院系调整以后的北师大。陈垣从此转变了，以后他每做文章，几乎都要否定自己的过去，1959年1月，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史学界对二陈的评价是：陈寅恪重志节而陈垣识时务，因此二人的命运也就截然不同。 42. 陈寅恪先生1949年后的辞不赴京及“著书唯剩颂红妆”等行为，绝不是一时迂执，而是在固定价值观念支配下的清醒选择。 43. 钱锺书先生很厌恶政治，但并不是不关心政治，是眼见的政治太让他寒心了。他不是一个有意要做隐士的人，而是现实让他太失望，到最后他连说一说的兴趣都没有了。沈从文先生在临终前，家人问他还有什么要说，他的回答是：“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说的”。沈先生是一个弱者，但他临终的这句话却是强音。 44. 像钱锺书先生一样，王力先生后来也是一个不再多说话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沉默，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对一个可耻时代的控诉，但那样的屈辱，对知识分子的精神打击是毁灭性的，长时期的这样生活，有时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性格。 45. 在同时代的朋友中，费孝通是极少数幸存下来的人之一，作为一种象征，他能让今天年轻一代感受到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和坎坷人生。费先生这一代知识分子，有很好的中西文化背景，自然也有很强的自由民主观念。但岁月无情，历史难测，1957年不仅埋葬了这一代知识分子的肉体，而且将崇高的信念也埋藏进幸存者的内心世界了。费孝通先生晚年已不愿多谈这些，但从他的散文，或者专业论文中，我们又时时能感受这种信念的强烈。 46. 费孝通年轻时形成的对政治的热情，一直持续到今日。对于费孝通来说，1957年是他人生中的一次根本转折。在1949年以前，作为社会学家的他，在李公朴被暗杀后，面对白色恐怖，他敢于在报上公开发表声明，认为：“李公朴的血是标志着中国人民争取民主运动的转折点。”“是最后胜利的前兆”。在1957年，费孝通敢于写出像《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这样被称为向党进攻的第一炮文章，真给人以不减当年勇的感觉，然而他为此付出的代价太沉重了。1980年复出之后，虽然我们仍能在他那些远离政治的文章中感到一颗知识分子跳动的心灵，但我们却很难再读到他早年《观察》文章和《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这样令人振奋的论文了。作为一个徘徊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晚年费孝通给我们的启发是很深的，从理论上讲，当他更有资格、更有机会放言国是的时候，作为知识分子，费孝通的影响却不如他年轻的时候，他曾说过：“四十年代后期是写作上第一个丰收期，对当时中国的知识界有一定影响”。在中国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费孝通成为新时代学者从政的一个典型，我不知道这是他的幸运亦或不幸。 47. 贾植芳先生曾说过大约是这样意思的一段话，从创造社、太阳社到左联直到四九年以后，可以说从来都是窝里斗，斗到最后就是五五年的胡风集团，就是五七年的丁玲、陈企霞和冯雪峰成为右派，就是文革时期周扬那样的结局。新月社成员也不是没有矛盾，他们也为一些问题争吵过，但新月作家就没有个人恩怨，他们一生都是朋友。 48. 对延安知识分子，要稍加定义：主要指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从事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不在此例。延安知识分子的主要来源是当年的左倾教授和左倾青年，在教授中以陈伯达、艾思奇、范文澜为代表，在青年中以胡乔木、于光远、胡绳为代表。当年投奔延安的知识分子很多，但并不是所有到了延安的知识分子就是“延安知识分子”，而主要是指那些在思想和行为上都能与延安保持平衡的知识分子，如果说延安确有新文化，那么创造这些新文化并为这些新文化所化的知识分子，才可以视为是“延安知识分子”，有些没有到过延安的人，仍可以把他们看作是延安知识分子，而像王实味、肖军、高长虹虽然到了延安，但最终无法和延安文化达成平衡，所以也不应当看作是“延安知识分子”。 49. 1949年以后，主要活跃的作家不是以往那些受过正规大学教育的作家，而是从延安和更为广泛的解放区来的文化水平很低的作家。由于这个时代对于过去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不放心，但一时又没有更多新的知识分子来满足时代的需要，所以五十年代初期，是一个什么都可以速成的时期，作家也不例外。 50. 大体上可以说，左翼作家在婚姻的责任感上，一般来说是比较不负责的。在左翼知识分子和左翼革命者的婚姻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他们的婚姻对象常常在同伴中转移，而同伴之间并不感到难为情，因为他们有更高的理想。左翼作家间婚姻对象的变换，常常并不影响他们之间的友情和他们对革命的热情，在一个极小的范围内，他们很快能把失败的婚姻用更高的革命热情抚平，虽然彼此的婚姻对象发生了变化，但左翼革命者之间产生情敌的现象一般来说并不严重。 51. 萧军虽然是左翼作家，但他是真正的左翼，而不是那种见风就转向的左翼作家。他在延安的时候，就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人，为此受到过主流政治领袖的批评，最后出走延安，他和那里达不成平衡。在当年左翼作家中，与鲁迅关系好而还有独立思想的人，一个是胡风，还有一个就是萧军，他们才可以看成是鲁迅的传人，可惜到了后来他们的命运都不好。 52. 丁玲不会想到她早年对萧军的批判，过不了几年就落到了自己的头上，因为她没有能力对延安的意识形态进行反思，大家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下生活，自以为找到了真理，其实是不但失去了良知而且失去了独立的人格，最后与早年被自己所批判的对象同归于尽，甚至结局常常更惨，这不是因果报应的循环，而是一种意识形态所内含的必然逻辑。 53. 中国现代文学的成就，早已是世人公认的。四九年以前，中国已经出现了像鲁迅、郁达夫、施蜇存、沈从文、巴金、张爱玲、老舍、茅盾、丁玲、钱钟书、无名氏、路翎等许多优秀的小说家，还有更多优秀的诗人。但这些人的成就，都是四九年以前完成的，他们在四九以后要么不能再从事文学写作，像沈从文，要么虽然还能从事文学写作，但已完全没有了自由写作的心态和自由写作的精神，最典型的就是老舍。他在四九年以后的很长时间里，虽然和新时代达成了平衡，但他最终的命运却是投湖自尽。 54. 早年左翼文人留下来的文学作品，现在评价，不如新月文人的文学作品更有生命力，因为新月文人的写作精神是自由的，而左翼文人的写作却受制于一定的意识形态。在这方面，丁玲是一个典型。她到了延安以后，经过一点曲折，最终为延安文化所化，而成了一个在新时代为延安文化所驯服的作家。她不但自已失去了自由写作精神，而且还要用那种精神来领导文学，她在五十年代主办中央文学讲习所，以延安文化为基本思想，试图为新时代造就一代新作家，五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就是这些人的天下。 55. 在中国现当代文化史上，有几个人的经历和命运特别耐人寻味，他们是周扬、冯雪峰、胡风、丁玲。他们四人有过合作，但更多的是分歧，最终还是带着恩怨离开了世界。他们的命运又和两个伟人有关，一是政治领袖毛泽东，一是文化旗手鲁迅。 56. 在关于冯雪峰的研究中，有一个问题在困惑着人们，因为以冯的资历和与毛的关系，他不应该有那样的结局，但他一生的坎坷给人们留下的却是另外一种感觉，研究冯的思想历程，我首先想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毛泽东为什么不喜欢冯雪峰？冯后来成为中共与鲁迅之间联系的主要人物，与他和毛个人的关系有关。1949年后，对冯的安排是中国作协副主席，《文艺报》主编，中国作协党组书记，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以冯的资历，这种安排似乎不能说是很高。1954年，冯就开始受到批判，显然，毛对冯是有看法的。对冯的不满，最初是由李希凡、蓝翎评《红楼梦》的文章引起的，理由是“两个小人物”给《文艺报》投稿受到冷遇。 57. 中国文学五十年的道路，最大的破坏来自于对作家自由写作精神的压制和打击，这是一个坏时代，坏时代不说能说绝对产生不了好作品，比如前苏联就有索尔仁尼琴那样的作家，还有东欧也出现过许多类似的作家，但在这五十年中，中国没有那样的作家。中国作家在自由写作精神的养成和自觉上，不如前苏联和东欧的作家，这不是作家的错，而是制度的错。就文学成就而言，在这五十年当中，人们没有什么特别留恋的文学作品，人们还是怀念过去，怀念三四十年代。“最是文人不自由”，这是陈寅恪一九三零年写的一句诗，用它概括这五十年来作家的处境，我以为是最恰当的。 58. 我们的文学为什么进步不了，因为作家们在他们写作的时候，没有自由的心灵，不是他们不知道该写什么，而是他们太知道他们该写什么了。 59. 胡风事件发生时，在权力中心几乎没有人同情胡风。因为当时负责胡风事件的具体部门中的领导都是胡风的对立面，在中宣部的周扬、林默涵、胡绳和在中国作协的领导人邵荃麟、刘白羽、何其芳等人，基本上都是早年批判过胡风文艺思想的人。 60. 中国知识分子一旦进入权力中心以后，极少有人表现出对弱者的同情，他们基本上承担的是助纣为虐的工作，在具体执行中，宁左勿右是他们的工作特点。因为这种东西已成为一种文化，深刻地沉淀在从政的官员和知识分子心中，所以他们处在权力中心的时候，都对别人的痛苦麻木不仁。但他们没有想到，自己一旦被权力抛弃，面临的是比他们当年所面对的弱者更为悲惨的结局。中宣部在文革中的遭遇，可以说明这个问题。罗瑞卿、陆定一（特别是他妻子严慰冰的遭遇）、周扬、乔冠华、章汉夫、邵荃麟等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延安文化里没有对政治斗争中弱者的同情，因而使所有参预斗争的人，没有最后的胜利者，因为他们的命运都不掌握在自己手里。 61. 同是左翼知识分子，周扬与胡风、冯雪峰之间始终关系紧张，而鲁迅却对胡风和冯雪峰最有好感。同是延安知识分子，周扬和丁玲的关系几成水火。他和胡乔木的最后关系，都可以解读出丰富的历史内容。 62. 历史著作的叙事风格，1949年以后有一个大的变化，大体可以称之为“联共布党史的”风格，它的实质就是自说自话，对于历史事实缺乏起码的尊重，一切服从意识形态的要求。 63. 从1949年后，我们评价往日历史有一个荒唐的逻辑，那就是不顾及当时的历史事实和知识分子对国家对民族的赤诚之心，而一味地以党派的立场，以是否同一个将要夺取政权的政党所持的理论一致为基本的判断尺度，只要有利于夺取政权的，即给予高度评价，反之即斥之为反动、倒退、不现实等等。这种对历史的态度长时期以来混淆了许多理论问题，也导致了年轻一代对历史的无知和轻信，如果不是专门研究者有深入阅读原始材料的耐心和勇气，许多被误解了的历史不知还要被遗忘多少时日。 64. 以傅斯年和胡适为代表的中国现代史学中的“史料学派”，本来已为中国现代史学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但因为后来中国史学的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统天下，不但使已有良好训练的学者不能在学术上再做出更大的学术成就，而且使新一代学者的学术训练走上了歧途。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第一代的五老（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吕振羽），由于早年的训练还是受史料学派的影响，所以他们早年的研究还可以说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稍后的吴晗、尹达、吴泽等学者，早年也有很好的学术训练，但他们后期的学术研究，特别是受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影响以后，他们的学术研究是退步了；到了他们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如华岗、胡华、胡绳、何干之、刘大年、张如心等学者，他们的学术研究工作，现在看来很少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65. 对于傅斯年和史料学派的批判，使四九年以后成长的史学研究者当中很难出现像他们前辈那样的史学家，因为训练不足或者说曾经误入歧途，他们已经回不到傅斯年的路上去了。破坏比建设要容易得多，四九年以年，中国并不是没有史学方面的青年才俊，但因为意识形态的制约，那些颇具文史才华的青年才俊，都在学术上走过弯路。像李泽厚、李希凡、蓝翎、冯天瑜、朱永嘉、戴逸等先生，甚至姚文元、余秋雨，他们本来是有可能成为像他们前辈那样的学者的。中国现代史学的道路是曲折的，绕了五十载，还得回到傅斯年，这是很让人感慨的。 66. 胡适这个人的价值，我们今天已经看得比过去清楚了，进入下一个世纪，我们就更需要读懂胡适了。为什么呢？因为胡适是一个有世界眼光的人，他差不多在七八十年前就看出了世界的趋势，这是很不容易的。胡适是一个没有排斥性的人，他一生中有那么多朋友，不是偶然的。他有一个看法，就是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而做人却要在有疑处不疑，这是何等境界！他是一个胸怀非常坦荡的人，知人论事，常能出以公心，一生说话，多为持平之论。 67. 胡适是中国新文化最重要的代表，文章简洁明快，是用平常话讲大道理的人。他的思想有开放性，他的方法有科学性。他的文章又最平易近人，是那种可以学，也能学的文章。过去语文教材里不选胡适的文章，最大的损失还不是在文章的做法和文风的变化上，而是我们失去了像胡适那样想问题、看问题、做学问的方法。 68. 1952年11月，胡适到台湾讲学，当面对蒋介石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人敢批评彭孟缉。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胡适还写信劝蒋介石不要连任总统，这些事，都是需要勇气的。胡适敢劝蒋介石不要连任总统，我还没听说过有人劝毛泽东不要连任党主席的。 69.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我们可以说，凡是早年听了胡适的话或者诚心要像胡适那样研究学术的人，多数都在学术上做出了较大的成就。而早年没有听胡的话的那些有才华的学者，像吴晗、王瑶、赵俪生等人，到了晚年结帐，他们对学术的贡献大体上赶不上那些走了胡适的路的那些学者，比如杨联陞、何柄棣和殷海光。 70. 我们评价历史人物不能完全以道德为尺度，但也不能不注意一个人的道德。就鲁迅和胡适两个人来说，我要先问一下，假如他们还是两个生活在我们中间的人的话，我们更愿意和哪一个人成为朋友？哪一个人更容易成为我们的朋友？你更愿意和哪一个人共事？我想多数人是会选择胡适的。我们可以说，道不同不相与谋。但就以在同道当中作一个测量的话，我们还是得承认，胡适的朋友要多过鲁迅。这只是一个事实的评价，而不是一个价值的判断，一个人的思想和他的朋友多少并没有直接关系，但一个人一生总和他的朋友发生冲突，我们也不能就因为一个人的思想了不起，而在道德上也认同了他那样的做人方式。 71. 红卫兵文章的文风，有两个来源，一个是毛泽东，一个就是鲁迅，这是一个事实判断。 72. 为什么鲁迅后来被恶势力、专制的力量利用呢？为什么他们不利用胡适呢？国民党时期当局是排斥鲁迅的，胡适有时则在官方的一边；到了另一个时代，则借鲁迅作了这么多的文章，把这么多的东西强加给鲁迅，利用鲁迅愚弄了这么多人这么长时间，四九年后，鲁迅差不多是他同时代作家中唯一个没有被禁止的作家，在毛泽东的著作中，鲁迅是被提到和正面引述最多的一位现代作家。我感觉是鲁迅的思想里面有一些容易被某一政治力量曲解的成分，或者鲁迅的语言指向不是太明确，容易被别人利用。如果是进步力量的话，为什么不利用胡适呢？胡适是容易和官方妥协的人呀。在不容任何异端的时代里却完全容纳了鲁迅，这是非常需要深人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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