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有公共性吗？

作者：阎绍文

来源：中华网

中国有没有公共知识分子？我说不上来；但是，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在我看来大体应该具备如下两个基本特质：

首先，作为知识分子，他必须坚定地站在公共立场而不是党派立场上，对所有关乎大众命运的社会问题进行独立的观察、独立的思考和独立的言说。他必须牢牢记住的是，他的所有知识都是来自于公共资源，是公共资源形成了他的知识结构，因此，他有义务运用自己的知识和新的思维、新的理念给公共社会注入新的生命血液，而不是捧着一大堆官定手册在那儿照本宣科地对大众社会进行说教。

其次，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他必须始终如一地与权力体系自觉地保持距离。作为公民，他自然应该尊重合法的政治权力；但是，作为掌握着专业知识并有着良好专业训练的知识分子，他必须对政治权力的运作时刻保持警惕，随时进行批评甚至批判。他绝不能成为任何权力机器的一颗微不足道的“革命的螺丝钉”。

从这两个基本特质来看，在中国的现行体制下，恐怕真的没有多少公共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的文化传统，给中国的知识人设计了一个极有诱惑力的人生坐标，使得中国知识人自古到今一直把拥有知识当作拥有权力的铺路石。遥想当年，唐太宗李世民看着一个个的学子们排队进考场的情景，得意洋洋地慨叹“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这不仅表现出政治统治者对知识人的轻蔑和玩弄于股掌之间的自信，同时，也折射出中国知识人对政治权力趋之若鹜的轻贱。

我决不否认中国的知识人中确有气节高亮、操守雅洁者。两千多年前《论语》中曾子就高标出一个中国知识人的立世准则：“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到了宋代大儒张载，更把中国知识人所应具备的终极关怀拔高到了通天地、贯古今的妙境：“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如此掷地有声的宣言，的确造就了不少慷慨悲歌的中国知识人，他们仕途顺畅时便“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遭贬不得志时就“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说，我们都应对此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中国知识人抱以崇高的敬意。但是，中国的专制政统、尊卑道统和伦理学统所编织成的文化网罗，把中国知识人的心智缠结得密不透风，以至于作为一个中国的知识人若想有所作为有所成就，便只能在这个网罗的羁縻下，围绕着政统、道统、学统做一些修修补补的文章，而绝不能对这“三统”本身的合理性、合法性提出异议、批评和批判；否则，大牢伺候！自古到今，中国历代文字狱足以令中国的知识人们心惊胆颤重足而立了。面对如此绝境，中国的知识人只能有两种选择：要么自投网罗，自觉地成为政治权力的“修鞋匠”，三根筋撑着一副穷骨头，拿着官薪，吃着皇粮，鞠躬尽瘁地做一个合格的卫道士；要么就悠游山林，闲云野鹤，吟诗作赋，风花雪月，博一个才子美誉，留下些风流佳话，也不枉了来此世走一圈。如此一来，中国知识人的志向和操守就只能局限于体制性和个体性上，而绝难具有“公共性”。

1949年至今，中国知识人的境遇丝毫没有“革命性”的转变。所有与“知识”搭边的科研、教育、学术、媒体等等机构的设置，无一幸免地都被纳入了国家权力机器的组合之中，从而也就把所有从事科研、教育、学术、媒体的知识人们都形塑成了这部庞大机器上的螺丝钉，被牢牢地拧在了机器上，跟随着机器同步运转；而那些监控着这部庞大的国家权力机器的监工门，手拿着一应工具，随时处理出现杂音的部位——也就是随时将敢于发出“不和谐”声音的螺丝钉处理掉。1957年的“反右”运动、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1986年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应该说是创造了人类有史以来对智识阶层进行集体迫害的历史之最；而近些年来，我们似乎没再看到这种集体迫害的发生，但是，对知识人的整体控制和个体迫害却丝毫没有放松。2009年12月25日对刘晓波这位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判处11年刑期，足以说明问题。那么，六十年来，中国知识人置身其中的制度性环境，迫使他们必须对自己进行“灵魂深处的革命”，屈从于政治权力的控制；在这样的环境下，知识分子应有的公共性遭到了彻底的扼杀，他们只能手捧着社会主义优越性给他们提供的饭碗，为了使社会主义更加“优越”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有一个事实是不容忽视的：资本主义的成熟和发展，始终都伴随着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群体的批评与批判。那么，社会主义如果想着继续优越下去，就不需要公共知识分子的批评与批判？除非你不想再优越了，那自然应该另当别论！

 

绝对权力下的“民主”？

作者：阎绍文

来源：作者博客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阿克顿勋爵的这句名言至今看来依然不过时，而对于目前腐败丛生的中国政治现状，此言尤为允当。

我很为下面这样一组来自最高检察院的统计数字感到欣喜：自2003年1月至2007年11月（我实在检索不到最近的数字，只好转引2008年1月17日《衡阳日报》刊载的这组稍微陈旧点的数字），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１７８４０５件２０７９３５人，其中贪污受贿十万元以上、挪用公款百万元以上的案件３４９３９件，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１３７９０人。其中大案、要案比例分别从２００３年的４６．８％和６．３％，上升为２００６年的５４．２％和６．８％，２００７年１至１１月的５８．１％和６．５％。但是，与欣喜相比，我的质疑则更加强烈。

质疑一：一个执政组织或执政集体，存在如此规模的腐败问题，其执政资格是否应该受到最起码的质疑？

质疑二：在司法和舆论的独立性没有保障的体制下，仅仅依靠不定期的所谓廉政风暴来整肃吏治，能否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

质疑三：在没有其他政治实体对唯一的执政组织构成合法的权力竞争“威胁”的状况下，指望靠这个唯一的执政组织的自身建设以加强其每一个执掌公器的组织成员的道德自律，有没有可能实现社会的全面公正？

对于这三点质疑，只要具有正常思维的人都会得出自己明确无误的答案。

二十世纪简直就是一个革命烽火遍地燃烧的世纪。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普遍性的现象：那些通过社会革命而建立的政权几乎都沦落为独裁者或者少数利益集团的专制工具。俄国苏维埃革命如此，二战以后建立的东欧诸国的革命政权如此，中国亦如此；北朝鲜、古巴等等那些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几乎所有成员国无不如此。似乎不如此就无法巩固革命成果；似乎革命者对通过革命而获取的政治权力天经地义地享有垄断的权利。然而，恰恰就是革命者们对政治权力的垄断而形成的绝对权力，为官僚集团的僵化和腐败提供了无比舒服的温床！对于这种几乎遍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现象，固然有其深刻的历史传统基因和政治现实的需要，但是，随着历史环境的变迁和人类社会对诸多普适价值的全球化认同，绝对权力亦将随着大众政治诉求的日益成熟而困境重重。前苏联的解体、东欧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纷纷改制，无疑是对绝对权力的彻底并且成功的反叛。

这样一种说法似乎显得理由十分充分：从革命集权过渡到民主政治是需要时间和条件的。这种说辞有时能得到大众的默认，并在一个相对的历史时期自觉地承受绝对权力的控制。因为，革命后的社会秩序往往需要靠着绝对权力才能得以建立和维持，而饱经革命动荡的一般大众，自然渴望在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中过日子，即使为此而以个人的自由、独立、尊严为代价以求换得安定，他们也在所不惜。恰恰是这种可怜的大众心理成就了革命者们的绝对权力！绝对权力必然衍生出绝对利益以及独享此种绝对利益的利益集团，而政治资源乃是所有绝对利益中之最绝对者，独享政治资源的利益集团无论如何是不允许任何政治组织分享、共享这种资源，甚至也不是那么情愿地接受任何其他政治组织对资源运行状况的监督。由此，“过渡需要时间和条件”的说法，就成了既得利益集团拒绝政治改革的最顺嘴的托词。

绝对权力下侈谈民主，不是自欺就是欺人。因为，任何形式的民主一旦被置于绝对权力的控制之下，“所有权力属于人民”这个听上去无比神圣的政治原则，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因为，在绝对权力控制下的社会，“人民”与“臣民”几无二致；尽管在宪法中赋予“人民”以崇高的地位，但是，在社会生活中，“人民”的诸多权利随时都可能遭到绝对权力的粗暴干涉甚至无情的剥夺。

对权力进行限制！这是人类社会近现代以来进行政治探索所得出的即便不是最后的、至少也是截止目前最有利于人类自身发展的答案。民主由此而生，法制由此而生，自由由此而得到保障，秩序由此而有所依凭。

 

绝对权力的黄昏

作者：阎绍文

来源：作者博客

上个世纪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数以千万计的生命之牺牲为代价，最终把法西斯主义这一绝对权力的政治模式埋葬在了战争废墟中；然而，另一种绝对权力的政治模式却被战争催生并持续性地谱写着践踏人类文明的历史篇章，这就是所谓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自从1917年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政权——苏联横空出世至今，曾经似乎给人们带来美好憧憬的共产主义梦幻和社会主义实践，已经被历史验证了其无与伦比的荒谬、荒诞以及相伴而生的残酷、残忍，以至于当20世纪90年代苏联社会主义政权一夜猝死和东欧社会主义集团土崩瓦解之时，除了中国、越南、北朝鲜、古巴等几个“硕果仅存”的同类政权苦撑硬熬之外，几乎整个文明世界都将苏—东社会主义政权从生到死的全过程看作是最为惨痛的历史教训和顺理成章的历史结局。

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说法，资本主义制度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就已经病入膏肓，开始了其苟延残喘的阶段；即便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经济的、文化的、甚至政治的文明成果——给包括社会主义政权控制下的整个人类带来不可胜数的文明享受时，社会主义政权的垄断者们依然自欺欺人地宣称，资本主义的表面繁荣无非是其死亡前的回光返照，因为，从本质上讲，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性缺陷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其自身的社会矛盾，因而其最终走向灭亡的命运是先天注定的——资本主义走进坟墓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然而，当我们今天置身于21世纪回望20世纪时，我们真真切切地看到20世纪的政治坟场中埋葬着的并不是资本主义，而是一向自视为资本主义掘墓人的诸多社会主义政权！这样一个事实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预见整个颠倒了过来：恰恰是社会主义的制度性缺陷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其自身的社会矛盾，从而注定了其历史生命的短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