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大清洗７０周年祭——回顾、反思与救赎
作者：凤栖山人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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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大清洗７０周年祭——回顾、反思与救赎
作者：凤栖山人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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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大清洗７０周年祭——回顾、反思与救赎 来源：凤凰网 《凤凰周刊》 2008年01月15日
作者：黄章晋 导语：“这样的悲剧在人类历史上曾反复上演，其原因是那些看似吸引人的空洞理想被置于人类的基本价值观——珍视生命、人权和自由之上。”——俄罗斯总统普京
人类20世纪历史上的重大悲剧之一 今年是苏联大清洗７０周年。大清洗是苏联人民在苏共领导下的社会实践中，由斯大林个人错误发动的大规模镇压反对派运动。在历时两年的大清洗中，有上百万无辜者遭受迫害，它对苏共、对苏联各族人民乃至国际共产主义事业造成了巨大伤害，也是人类20世纪历史上的重大悲剧之一。 斯大林时代的大清洗悲剧，有其特殊的历史环境背景和制度背景。 列宁创建的人类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犹如一颗新星刺破苍穹，划出人类理想社会的轨迹。但当时的苏联，在资本主义世界的敌对、仇视的包围下，犹如汪洋中的孤岛。 战争结束后，苏联长期遭遇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国际社会的封锁、孤立和拒绝承认。它面临的外来入侵、颠覆、破坏的威胁，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这个新生的国家，长期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生存。 因为它是一个工业基础落后的国家，急于求成的冲动，使它违背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错误地选择了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制度所公开宣称的最根本优势和特征之一的民生、福利，被迫作出牺牲。 这个时刻面临外来侵略、颠覆威胁的国家，长期保持了战时的专政体制，在一种内外高压的环境下，来凝聚这个国家。 70年前的大清洗，正是在那样一个后人很难想象的艰难而险恶的生存环境下发生的。 大清洗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苏联社会发展和实践过程中出现种种问题后，斯大林为维护“一言堂”，制造对自己的“个人迷信”，极端错误地将党内和国内各种不同意见，上升为威胁苏维埃政权的敌对性矛盾，予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任何一个政党的领导者，一旦把正常的党内意见和争论视为敌对，并用对待敌人的办法进行消灭，最后都会对国家，对民族，也对政党自身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和不可饶恕的罪行。 大清洗发动时特定的国际环境、时代背景以及大清洗发动所依赖的制度性基础，今天已不存在，这正是其留给后人惨痛的教训之一。 70年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纪念大清洗受害者时说：“我们所有的人都应当记住这一历史悲剧，但不是悲剧本身。之所以需要纪念，是因为我们应该清楚，为了国家发展和进步，选择更有效的道路需要政治上的争论，需要大辩论，需要交换意见和斗争，但所有这些都应该是建设性的，而不是具有破坏性的。” 这是后人对大清洗悲剧最好的总结，亦是普京作为国家元首，对过往历史中的国家犯罪的道义上的反省。 正像他对俄罗斯人民所说的那样：“为了记住这段不幸的历史，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苏联历史上最恐怖、最黑暗的时期 提要：大清洗开创了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先例：一个党一半的成员被捕，一个政权的绝大多数上层成员被处决，一支军队的中高层军官几乎被全部消灭，一个国家的全体国民生活在恐惧之中。 “现在终于等到了所有人都认识到这是场民族悲剧的时刻，我们应永远铭记这一历史教训并使之不再重演，这是所有人的责任。” 10月30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前往莫科南郊“布托沃射击场”的大清洗纪念地，悼念死于斯大林大清洗的遇难者。普京是对大清洗历史正式表态的第一位国家元首，俄罗斯人为此已经等了整整70年。 普京曾负责的联邦安全局，其前身便是斯大林统治时期的克格勃，它正是大清洗的最重要执行者。 在现场感伤得声音颤抖的普京说，大清洗导致几百万人被迫害致死，“他们是有着自己观点的民众，他们并没有害怕说出自己的观点，他们是民族最优秀的人物。” 1937－1938年苏联的大清洗开创了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先例：一个政党将自己一半的成员逮捕，一个政权将自己多数的上层成员处决，一支军队的军官团在和平时期几乎被全部消灭，一个国家的公民看到门外有汽车停下就怀疑自己将被逮捕。 它是苏联历史上最恐怖、最黑暗的时期，它的灾难原因今天才开始被总结，它留下的历史苦果，全苏联国民都早已品尝，且远未结束。
似乎一切都始于基洛夫。他的遇刺，迄今难有令人信服的真相，但却是大清洗的直接导火索。 基洛夫，苏共政治局委员（苏共无政治局常委）、列宁格勒州委书记。他党内资格不老，却拥有极高声望，在1930年代，他是当时苏联政治局委员中，惟一还敢走进工人群中发表演讲的人。 1934年12月1日夜，一位名叫尼古拉耶夫的青年工人在斯莫尔尼宫内近距离枪杀了基洛夫。尼古拉耶夫被捕后供称，刺杀动机是基洛夫介入了他的感情纠葛。 基洛夫之死最广泛的一种说法，是斯大林直接指使，因为他迅速上升的声望威胁到了斯大林。其实，基洛夫是斯大林一手提拔的亲密政治盟友，担任列宁格勒州委书记，也是斯大林在1926年战胜党内对手季诺维也夫后，在对手势力范围内掺沙子打石头的安排。 基洛夫并非手软的人，清洗季诺维也夫的势力、消灭富农，一点不含糊，他用25万劳改犯完成了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工程。这条运河当时被称为白骨与鲜血运河。 斯大林亲自为办案的内务部负责人雅戈达指示方向：政治谋杀。雅戈达在极短时间内，将数千人流放、判处徒刑，枪决了一些人。斯大林的敌人，已经倒台的前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也成为被告，被判处有期徒刑。 但这不是斯大林想要的结果。于是，全新的人马重审基洛夫案。1年后，基洛夫案终于有了令斯大林满意的结果，1936年8月19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案”在莫斯科开庭。 审判公开进行，全苏的宣传机器都被动员起来。人民群众经教育后得知，那些失势的前反对派们是如此险恶，他们谋杀了基洛夫，他们还想谋杀斯大林，甚至全体政治局委员。 人民群众不断被组织参加各种声势浩大的政治游行，或愤怒声讨犯罪分子，或热烈庆祝又一个反党集团被摧毁。 仅有游行和表态是不够的，人民群众必须知道，这将是场残酷的、你死我活斗争。1937年2月，苏共全会发布了斯大林的号召：“抛弃旧方法，即辩论的方法，采用新方法，即连根拔除和粉碎的方法，与反党分子坚决斗争。”斯大林乘着成功破获基洛夫遇刺案的东风，及时为运动指明了继续斗争的方向：在党的历史上还存在过其他各种反党集团，“托洛茨基派”、“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对派”、“右倾派”等等，所有这些派别都应该是追查的对象。 于是，热情高涨的人民群众进入了相互检举揭发阶段，于是，苏联各地都遍布着大大小小骇人听闻的阴谋和犯罪。不过，对普通人来说，更多时候，是一辆黑色轿车停在楼下，他们战战兢兢等待那个恐怖的敲门声，最后惊喜地发现，原来是邻居一家从此消失。 官方历史上，大清洗被称为“肃反”，当不得不面对惊人的滥杀滥捕无辜问题时，有一个含混暧昧的词被发明出来：肃反扩大化。其意不难理解，肃反是对的，只是具体操作时，范围上失控了。
莫斯科大审判一共3次，它是1937～1938大清洗的高潮剧目，另外两次是1937年1月23日开庭的“平行总部案件”和1938年3月的“二十一人审判”。三次大审判的被告人数分别为16、17、21。除第二、三次各有3人获有期徒刑外，其余被告全部枪决。 当年著名的列宁遗嘱中提到了6位苏共领导人，最后除斯大林外，另外5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达科夫，全部在三次大审判中被处决（托洛茨基因流放海外缺席审判，但后被刺杀）。 此外，领导十月革命的第6届中央委员会成员中有2/3被枪决；11大中央委员会的27人有20人被枪决；15大政治局的7人，除斯大林外，6人被枪决或暗杀；第1届苏维埃政府的15名成员中，除5人已去世外，除斯大林外的9人全部遭枪决。 1936－1938年间，苏共一半的党员——约120万人被逮捕。有人总结，列宁创建的党被斯大林消灭了。 斯大林对列宁时期的老布尔什维克的清洗，其实并非始自大清洗。早在1929～1931年的清党运动中，就有25万人被开除党籍。 大清洗在苏共塑造了一种恐怖文化，党的干部不敢多人共乘一辆汽车，因为容易被怀疑为阴谋聚会，他们不敢也不会有真正的私人友谊。除了斯大林，他们不敢邀请同事到自己家吃饭。——到斯大林家吃饭也令人胆战心惊，虽然谁都渴望那个位置，但正如布尔加宁所说：“你永远不知道从那座位离开后你会去哪里？是回家还是监狱。”大清洗完成了苏共的政治大换血。列宁时代的苏共党员，相当多数是理想主义者，他们虽然对管理一个国家并无经验，但对建设一个理想社会却充满热情，他们有着老布尔什维克朴素的正义感和对党的忠诚。 到了1939年，苏共党员干部中，80％是列宁死后才加入苏共，他们是通过斯大林修改过的历史和各种宣传物品教育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在他们的心目，除了列宁和斯大林，早期革命领袖几乎全是叛徒。 换血前的苏共，相信“党的一切都是对的”，换血后的苏共，相信“党的领袖的一切都是对的”。苏共换血后最可怕的质的变化是，党的新成员们，已经习惯于告密和揭发的文化，习惯于看领导的眼色行事，习惯于通过出卖灵魂的方式，获取物质和权力上的享受。 大清洗完成了斯大林绝对正确历史地位的塑造。1938年，斯大林钦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大清洗中的一切政治谎言堂而皇之进入历史，成为影响数十个国家几代人的历史教材。
1937－1938年的大清洗，目前可信的保守数字是，有不少于157万人被判刑，约69万人被枪决，约70万人被关进劳改营，在监狱、劳改营中死亡的人数不详。 而古拉格（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简称）披露的档案资料表明，1940年，古拉格一共保留了800万人的资料，到1953年，则不少于1000万人。这意味着，整个斯大林时代，大约有1000万人被送进古拉格。 摧毁东正教曾是列宁遗愿，斯大林在1930年代初完成了对东正教的系统摧毁破坏，但仍有宗教势力暗中蠢动。大清洗期间，有165000名神父因传教被逮捕，其中的106000人被枪决。 作为一个阶级，富农虽然在几年前近乎内战的集体化运动中被彻底消灭，但1937年7月30日KGB发布了第00447号针对“原富农”、“富农帮凶”和其它反苏联分子的命令，这意味着肉体上还活着的前富农及其家属必须肃整。 为应付将来战争中可能出现叛徒民族，必须提前对那些不可靠的民族进行重点清洗。最不可靠的是波兰人，其次是乌克兰人，在集体化中疯狂反抗的高加索诸民族和中亚各民族也许最危险。 为更高效率地“肃整阶级敌人”，政治局不止一次分配下达指标任务。譬如在1937年6月2日，政治局要求莫斯科镇压35000人，枪毙其中的5000人。 每个苏联人是生还是死，都取决于“仁慈的父亲”斯大林的一支笔。前苏联历史学家伏柯格诺夫发现，1938年12月12日斯大林在30份名单上的签字记录。他全部签署了“同意死刑”的意见，但名单上的5000人，此时还没有被正式审判。 70年后普京前往吊唁的“布托沃射击场”，是大清洗时莫斯科的一处刑场，此处原为步兵训练基地。 1937年8月至1938年10月间，莫斯科有4万余人被处决，至少2万人丧身此处，最多的一天，这里处决了562人。遇难者主要是农民、工人和旧时代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神职人员和部分沙俄贵族后裔，也有令“我们”意外的人，比如著名苏联英雄卓娅的父亲。一开始，行刑队用铁锹手工掩埋尸体，后来不得不动用挖掘机掩埋尸体。 为纪念那些在大清洗死去的冤魂，为纪念那些在苏联时代的政治受难者，索尔仁尼琴在其伟大著作《古拉格群岛》卷首，写下这样的献辞： “献给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但愿他们原谅我，没有看到一切，没有想起一切，没有猜到一切。”
苏联红军内部的大清洗，给后来的卫国战争造成了惨重的损失。 1937年6月11日，《真理报》称，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等8名将帅因叛国罪被捕，6月12日，报道称，图哈切夫斯基等8人已被枪决。 图哈切夫斯基元帅是公认最天才的将领，也是红军真正的灵魂。他和另外一些将领提出的大纵深作战理论和大规模机械化作战的理论，曾远远领先于西方的同行。这些人被全数枪决。 图哈切夫斯基叛国案很早就真相大白。但1936年德国安全局领导人海因里希炮制的图哈切夫斯基阴谋案材料，到底是德国人主动使用的反间计，还是斯大林故意透露苏军将帅不和，给他们一个制造反间计的机会？今天并无确切答案。 由观点不同的旧同志参与审判，是大清洗最常见的情形。参与审判图哈切夫斯基的有4位元帅，他们分别是伏罗希洛夫、布琼尼、布柳赫尔、叶戈洛夫。 在审判书上签字的人当中，思维停留在内战骑兵时代的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活了下来，布柳赫尔、叶戈洛夫则同在1938年被枪决。布柳赫尔死后，官方既未宣布他被捕，更未宣布他被枪决，苏联人一直以为他隐姓埋名在中国作战。 大清洗几乎整个消灭了苏联红军的军官阶层，红军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有4万余人被清洗，其中1.5万人被枪决。大清洗枪决了5名元帅中的3人、4名一级集团军级将领中的3人、12名二级集团军级将领的全部、67名军长中的60人、199名师长中的136人、397名旅长中的221人。 苏军将领格里戈连科曾评论说：“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它的高级指挥干部在任何一次战争（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没有受到这样大的损失。甚至全军覆没的结果也不至于如此。就是缴械投降的法西斯德国和帝国主义日本所损失的高级指挥干部也比这少得多。”人类历史上最罕见的事件就发生在斯大林判断战争即将临近之时。 被大清洗严重伤害元气的苏军很快就在1939年的苏芬战争中丢尽了脸面。90万苏联红军花了4个月时间，才迫使300万人口的芬兰屈服停战，红军伤亡50万人。它直接刺激了纳粹德国的军事冒险。 接下来的卫国战争，苏联人几乎流尽了鲜血。战前，苏军兵员和火炮数量都多于德军，作战飞机则是其5倍，坦克是其4倍。但开战1年半的时间里，苏军就损失了1100万人。战争中，苏联损失了1/7的人口，只有犹太人被灭绝的波兰达到这个比例，其生命代价超过除中国外所有参战大国总和。 如果没有广阔的国土纵深，没有高达4000万可服役后备兵源保障、没有盟国的巨大物质援助，很难想象苏联能拖垮纳粹德国。 当然，也许胜利最重要的因素是苏维埃体制本身，只有这种体制，一个国家才能最大限度地把一切资源投入到战争中，才能承受难以忍受的伤亡，才能承受难以想像的苦难。这个体制下，人是低值易耗品，必须承受一切。 苏联对德国的胜利，是妇女儿童只有一个土豆果腹时，却能在冰天雪地的旷野中修筑工事、建设工厂的体制，对日耳曼妇女应当专门在家生产教育优秀后代体制的胜利。
今天为大清洗辩护者的一个理由是，它使苏联变得更纯洁，使苏联人万众一心地赢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 如果大清洗果真无意中消灭了许多叛徒，但是，它消灭的叛徒也许远没有它制造的叛徒更多。 苏联官方一直不愿正视的一个历史事实是，很多苏联人在纳粹德国入侵时，将德军当成了救世主。这一点在很多德军的回忆录中可见。但纳粹德国无情的种族奴役政策粉碎了这些人的幻想。 对刚刚“主动加入”苏联的波罗的海三国居民来说，他们原本就认为苏联是侵略者，但对曾长期生活在社会主义红旗下的一些民族，背叛只能被理解为大清洗和苏联农业政策的伤害，它在非俄罗斯民族中造成了相当严重的人心向背问题。 希特勒在1941年6月22日发动侵苏战争时曾宣称：“我只要在苏联这个破房子的门上踹一脚，它就会垮掉”。他相信，被大清洗大伤元气的苏军不堪一击；他相信，经历过大清洗的苏联早已人心涣散。 希特勒的判断某种程度上是对的。二战中，在不存在伪政权情形下，本国公民大规模加入敌方作战的，惟有苏联，被俘高级将领主动要求从战俘中组织军队帮助侵略者的国家，也惟有苏联。一个行政上高度统一的主权国家发生这样的事，史上罕见。 卫国战争中，德军高峰时拥有近200个俄罗斯人组成的独立营级作战单位，另有专门围剿游击队的140个团级战斗单位。1943年春，苏军叛变者和平民以志愿者方式为德军服务的高达100万人。 纳粹德国对俄罗斯人采取歧视政策，非俄罗斯裔的作战部队才被允许组成规模更大的作战单位，譬如卡尔梅克人组成了独立的骑兵军。乌克兰人组建的伪军除承担维持治安和看守集中营外，还参与对苏军的袭击作战。苏军与朱可夫齐名的杰出将领、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司令瓦杜丁即因乌克兰伪军袭击而牺牲。 要求从战俘营组建军队与德军并肩作战的人是苏联杰出将领弗拉索夫。 弗拉索夫是苏联历史上最具争议性人物之一。此人1930年即为中央委员，曾作为军事顾问帮蒋介石训练军队。卫国战争中获列宁勋章和红旗勋章，他因莫斯科保卫战中的巨大功勋，而深得斯大林器重。 1942年6月25日，弗拉索夫被俘，他很快提出与德国合作，希望能从战俘营中组建一支俄罗斯解放军，与德国并肩消灭苏维埃政权，最终建立对德友好的自由俄罗斯。 弗拉索夫叛国时，苏联正处于最艰难时刻：有经验的部队已经消耗光，新兵成批送上前线，成批地死亡，而后方每根能用的稻草都已被送上前线。弗拉索夫对部下解释说：“难道流更多的血不是犯罪吗？难道俄罗斯民族的主要敌人不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斯大林吗？难道奋起反对斯大林及其同伙不是每个俄罗斯人首要的神圣义务吗？”赫鲁晓夫称弗拉索夫因为心智不健全才叛国。但对弗拉索夫来说，只要被俘，就是“逃兵、祖国的叛徒和人民的敌人”，因为苏联不承认“战俘”。斯大林1941年8月的第270号令宣布，任何情况都不许被俘，指挥官要枪决怕死而当俘虏的人。刑法亦明确规定，战士被俘，家属流放。 25年前，列宁正是在德国帮助下回到祖国，靠德国资金支持推翻了正与德国交战的本国政府。但现实却给了欲效法列宁的弗拉索夫一个无情的耳光。 纳粹德国是个毫无理性的更残暴更特殊的政权，在他们的秩序下，“劣等的斯拉夫人”只配在奴役下自生自灭，根本不配建立国家，500多万苏联战俘只是奴隶，根本没有资格被组织起来与德军并肩作战。除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外，纳粹高官们都骂弗拉索夫是“蠢猪”，甚至禁止他胡说八道。 战争即将结束的1945年，纳粹德国山穷水尽时才想起弗拉索夫，弗拉索夫从战俘中组建一支总数约5万人的“俄罗斯解放军”。其中的许多人是战场直接叛逃者，有数十人曾是苏联著名的英雄飞行员。 程度最深、命运也最惨烈的叛国者，是高加索人。集体化期间，先天热爱骑马的高加索人不愿被剥夺养马的权力——任何马都是集体财产，个人不得拥有，大批反抗者被当作富农遭肉体灭绝，大清洗期间，高加索最严重的“问题民族”车臣人，再次受到特殊照顾。结果，纳粹德国入侵时，未被苏联征用的车臣年轻人几乎全数加入侵略者。 为报复车臣人的叛徒行为，1944年2月23日至24日，全体车臣人和他们的邻居印古什人被押上火车赶出故土，发配到中亚和西伯利亚。并非只有车臣人遭遇此命运，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全体成员于1943年12月也被斯大林全体迁移。 但车臣人的命运无疑最悲惨的，这个当时不到40万人口的山地民族，1万5千人被枪毙，3万人被“牢改”，5万人被“劳教”，10万人死于“西伯利亚建设”。 这个叛逆民族在“东迁”的死亡之路上，一些新的生命降生并顽强地存活。特殊时期成长的这一代人注定将以特殊方式登场。他们当中几个最著名的名字是：杜达耶夫、巴萨耶夫、马斯哈托夫……。暴君的债，经他们的手，最终由别斯兰惨案中的俄罗斯儿童、由莫斯科大剧院的观众、由普通俄罗斯人的无辜鲜血来偿。 车臣问题，是大清洗今天依然在流血的伤口。
大清洗是一个国家的空前自残，它残酷到足以在道义上动摇苏共政权的合法性。正视这段历史、总结其悲剧原因，需要非凡的道德勇气。赫鲁晓夫曾做过尝试，但他的秘密报告一经披露，就在整个世界引起空前地震。他们后退了。 赫鲁晓夫和他的同志们只是以苏联人特有的行政效率完成了“去斯大林化”，——就如当年苏联的一切都离不开斯大林一样，一夜之间苏联的一切都与斯大林无关了。只有罪恶才属于斯大林。 至于大清洗受害者的平反，还要再等30年。 1987年，在大清洗中失去祖父和外祖父的戈尔巴乔夫，以“不应当有被遗忘的人物和空白点”，开启了大清洗的重新调查，1988年，莫斯科大审判的遇害者在大清洗结束50年后终于开始被平反。同年，苏联所有中小学生的历史期末考试取消，决定称：不能让谎言再继续毒害学生。官方喉舌《消息报》发出旗帜鲜明的赞同意见：“那些用谎言毒害人们的思想和心灵，欺骗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其罪行是巨大的，罄竹难书。”大清洗注定要与斯大林划上等号，但大清洗中绝大多数受害者，是基层权力斗争和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的结果，是草菅人命的官僚系统与告密文化合谋的无辜牺牲品。它首先是一种体制，一种怀疑周围充斥着敌人，一种鼓励互相告密揭发纵容人性丑恶，一种国家恐怖体制。它使得大清洗一旦启动就会自动运行。斯大林并非其真正的创造者，只是发扬光大者，它不曾因斯大林死去而消失。在苏联，它随着这个国家的解体才真正消亡。
从“列宁遗嘱”到基洛夫遇刺：通向大清洗之路 提要：“这样的悲剧在人类历史上曾反复上演，其原因是那些看似吸引人的空洞理想被置于人类的基本价值观——珍视生命、人权和自由之上。”——普京 1956年2月25日，在苏共二十大会议最后一天的上午，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做了题为《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报告一次次为全体代表发自内心的热烈掌声打断。虽然其真正主题并非大清洗，但这却是苏共高层第一个系统谈到大清洗的报告，也是最后一次。 报告将大清洗期间骇人听闻的犯罪行为总结为，斯大林个人性格的粗暴和破坏了列宁时期的党内民主。在苏联解体前，官方所有谈及斯大林时代悲剧的教训总结，大致都不超过这个范围。 但是，经历列宁和斯大林时代并有幸活下来的两朝元老莫洛托夫，在退休后被问及列宁和斯大林谁更严酷时，莫洛托夫说：“当然是列宁。因为我曾见到列宁当面斥责斯大林性格软弱和自由主义倾向。”如果追溯历史，其实不难发现，大清洗悲剧潜伏在大饥荒的悲剧中，而大饥荒是集体化的必然悲剧。不幸的是，集体化是布尔什维克建立理想国家的必然追求。
1934年1月召开的苏共17大上，斯大林的亲密战友基洛夫在发言时22次提到斯大林，他为斯大林创造了好几个新的专有名词，譬如“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掌舵人”、“争取劳动人民解放的最伟大战略家”等等，他甚至提出“把斯大林同志总结报告中的所有论点和结论当作党的法律来贯彻执行。”基洛夫这些话每次都被热烈的掌声打断，看上去，全党紧密团结在以斯大林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斯大林没有被假象欺骗，他知道，掌声和动听的颂词后面，一场针对他的前所未有的阴谋正在汇集。 他闻出了汇集到17大的阴谋气味。按规定，党的总书记，也就是斯大林，出现在主席台时，掌声应该10分钟，政治局委员则应控制在2分钟，可基洛夫上台时，暴风雨般的掌声远远超过了规定时间。 17大前后的斯大林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政治局势。 1932年开始的骇人听闻的大饥荒持续了一年多，被斯大林打倒的反对派正蠢蠢欲动，四处串联对斯大林不满的力量。 托洛茨基，这家伙从来就像蜘蛛一样忙碌地编织着阴谋。仅在被驱逐到中亚后的1928年4～10月，他就在阿拉木图发出政治信件800封，电报550份，收到政治信件1000封和700份电报。把他驱逐到海外后，因为国内的困难，更让他成了各种反对派的精神领袖。 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这两个极左的反对派领袖在倒台后，一度无人理睬，同志们都是站在斯大林一边的，但这几年国家出了困难，原本不赞同他们意见的人现在也开始同情他们，这两个阴谋家现在成了国内一切反对势力的中枢。 人们真正同情并支持的是有“党内经济学家”之称的布哈林，大饥荒和一切经济困难正如他所预料。不过，布哈林和李可夫有更高的党性，为了团结，他们一起求见斯大林，要求和解，斯大林也答应了和解，但是，这个人却在不久前评论教皇的文章中有含沙射影的意味。 斯大林知道，这些年，以老布尔什维克名义写给《真理报》和《消息报》的信雪片一样多，他们要求斯大林为大饥荒和成堆的社会问题负责。 从1929年实施工业化和集体化开始，苏联社会就急剧震荡。1930年起，城市因粮食大量出口和大量减产，恢复了定量配给制。迅猛的工业投资导致巨额的财政赤字，为弥补赤字只好大量印刷钞票，农村倒退到以货易货的时代，全苏生活水平直线下降，全国都在骚动。虽然大饥荒并没有造成老百姓造反，但党的干部们却无法接受了。 1933年1月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斯大林成为其他同志攻击批评的对象。斯大林希望通过强调阶级斗争转移一下令人尴尬的饥荒问题，中央委员会书记波留舍夫呛声道：“我们总是喊叫富农、敌对分子、旧官吏、彼得留拉和其它诸如此类的家伙，在破坏庄稼收割，或是在征收粮食中捣鬼，但这样是改变不了现状的。”斯大林在同志们的批评帮助下承认了错误，他说：“我们错了。”是的，苏联经济暂时出现了困难，但是，他们却偏偏没有看到，随着粮食源源不断出口，宝贵的机器源源不断流入，新的工厂、矿山如雨后春笋般树立起来，从中部、西部一路延伸，越过乌拉尔山直到遥远的亚洲边疆。 是的，的确存在可怕的投资失误、惊人的浪费、恶性事故、大量残次废品、消极怠工，但无疑这都显示出潜藏着的阶级敌人一直就没有停止过破坏，内务部破获的其中一个恐怖集团成员就高达20万人。 这些鼠目寸光的人只会说大饥荒、大饥荒，他们看不到苏联伟大的工业成就，如果因此中断列宁伟大理想的实践，这才是最大的犯罪。 17大果然是一次反对派的大集合，所有中央委员中，斯大林竟然得票最低，反对票高达270张，而他的亲密战友基洛夫只有3票反对。幸好是等额选举。卡刚诺维奇下令销毁斯大林的反对票，宣布斯大林和基洛夫都只有3票反对。 基洛夫是斯大林亲手提拔起来用以打击季诺维也夫的，但这个一贯信任的人已经不那么可靠了。据说，17大召开前几天，竟然有委员找到基洛夫想把斯大林搞下台，虽然基洛夫拒绝了，但他居然忘记向斯大林汇报。 还有，前莫斯科州委书记柳京组织了一个反党集团，他甚至公开提出要用暴力打倒斯大林，内务部破获柳京集团后，斯大林要求枪毙柳京，但基洛夫等政治局的同志竟然否决了这个建议。被判处徒刑的柳京出狱后还在四处窜连搞阴谋。 如果等到下一次党代会，结果也许是斯大林下台。
斯大林曾对邱吉尔说，在实施集体化过程中对农民的战争，压力甚至比纳粹德国入侵的压力还大。 1929年12月，斯大林宣布：“我们的政策已经从限制富农剥削转向彻底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这是一次全新的国内战争。 布尔什维克革命时，把土地分给农民，现在集体化要收回土地和牲畜。生产资料公有制符合经典马克思主义，但意味着农民失去所有财产，意味着农民将成为被国家束缚在集体农庄的奴工，处境甚至不如1861年之前的农奴制，因为那时还有自由贸易。 集体化遭到农民疯狂反抗，绝望的农民杀掉全国一半以上的马、2/3的羊，果木、田园、农田设施能破坏的都被破坏。 1929年全苏发生1300次农民叛乱，1930年1月，参加叛乱的农民仅仅10多万，第二个月人数就翻了一倍，3月则是80万……。最严重的反抗来自游牧民族哈萨克人，为警告其他小游牧民族，哈萨克人的反抗遭到最严厉镇压，近1/3的哈萨克人在两年多的动乱和随后的大饥荒中死亡。 1932年冬，大饥荒来临，主要受灾地为乌克兰、伏尔加河流域、高加索和哈萨克斯坦，因为它恰好都发生在对集体化反抗最严重的地区，很多人认为，这是斯大林蓄意制造的报复。 人类在20世纪终于发明了一种可以在和平时期大量消灭人口的制度，它在苏联一共制造了三次大饥荒：1921－1923年的第一次大饥荒、1932－1933年的第二次大饥荒、1946－1947年的第三次大饥荒。 第一次大饥荒是真正最严酷的大饥荒，苏联官方宣称因持续的干旱，造成了520万人死亡，这是欧洲史无前例的记录。 不过，此时被迫实施“新经济”的列宁向一切国际友好势力开放。美国民间通过胡佛发起的“美国救援组织”提供了70万吨粮食和药品援助。高尔基曾这样评价：“你们从死亡中拯救了350万儿童，550万成人，在我所知道的全部人类受难史上，没有任何行动就其规模和慷慨能够和这次援助相提并论。”第二次大饥荒刷新了10年前的死亡人数纪录。 “大饥荒都是富农的反革命宣传！”斯大林说。1928年，他还亲自乘火车视察过，那些地方有的是粮食没有收上来。粮食的确有减产，所以粮食出口在减少，1930年出口4800万普特，1931年5100万普特，1932年1800万，1933年1000万普特（1普特=16.38公斤）。 斯大林在工业学校读书的妻子阿利卢耶娃告诉斯大林，所有学员都在诉说可怕的大饥荒，几乎每个人的家庭都有人死亡，只有学院党委书记不敢议论大饥荒，斯大林记下了这个人的名字：赫鲁晓夫。于是，这个幸运的胆小鬼就以电梯般的速度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 为回击西方国家对苏联的诋毁，斯大林约了西方的记者朋友。获得1932年普利策新闻奖的《纽约时报》记者沃尔特·杜兰蒂，见到了很多红光满面的老人和儿童，他报道说，“乌克兰根本未发生饥荒，而且也不可能发生。”英国大文豪萧伯纳也被邀请到苏联。“苏联就是人间的天堂”，萧伯纳说。另一位英国人韦伯则说，粮食的确出现减产，但那是阶级敌人蓄意搞破坏。 成千上万的农民跑进城市，但饥饿的城里，所有食物需要凭票供应，迎接他们乞求的是孩子们的白眼和石块。这些人都是万恶的富农！孩子们从课本里刚刚学到少先队员帕夫利克的故事，帕夫利克是个富农的孩子，他响应党的号召举报了亲生父亲，后被富农杀害。 2006年11月，独立后的乌克兰将每年的11月22日定为“饥荒纪念日”，乌克兰官方根据KGB系统的档案统计，在1932－1933年的大饥荒期间，有“欧洲粮仓”之称的乌克兰竟然有接近1000万人被饿死，占乌克兰人口的1/3。 75年后，乌克兰总统尤先科在大饥荒死难者哀悼仪式上说，乌克兰死于大饥荒的人数竟然远多于纳粹在集中营杀害的人数，这是针对乌克兰人的种族灭绝。 普京则回应说，大饥荒并非只针对乌克兰，它是苏联人民共同的不幸历史。今天披露的资料看，从最东端的西伯利亚到最西端的乌克兰，苏联各地都发生过吃人肉的事件。
其实，斯大林一开始是反对残酷掠夺农民的集体化政策的。如何对待“集体化”，是列宁留给同志们的一个未解难题。它也成为一个引发列宁接班人之争的关键性问额。 今天，前苏联国家的历史教科书上统统将“十月革命”改为“十月政变”，因为电影和文学作品中描述的激烈战斗并不存在，被推翻的临时政府和苏维埃都掌握在左翼社会主义政党手中，政府已更迭到大家不以为意的程度。 无论是“十月革命”还是“十月政变”，它开启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胆的社会革命试验。布尔什维克轻易夺取世界最大国家的政权后，没有一个人有过行政和经济管理的经验。 布尔什维克的共产主义实验一开始就遭遇全面失败，1920年全俄粮食产量只有战前的一半，棉花产量为战前的6%，工业品约为1/7。布尔什维克毫不留情地粉碎了所有不满和反抗，这是一场暴力保障的社会实验。 列宁在大饥荒爆发的1921年，及时地终止战时共产主义体制，采取了鼓励私人资本和个体经营的“新经济”政策。向“资本主义”妥协的结果是，工厂逐渐开始运转，城市里有了可以向农民购买粮食的产品。 1924年1月21日，列宁去世，谁来领导这场实验？ 曾一手创建红军、乘着红色专列指挥打赢了内战的二号人物托洛茨基，不认为政治局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这个“三人帮”是竞争对手。他激进的不断革命论中，理想社会应是个非组织化、非官僚化的大民主社会，这种观点，稍有现实感的人都不会接受。列宁去世前几个月，“三人帮”已经把他和他的追随者们称为“反对派”。 当年的13大上，托洛茨基的“反对派”失势，会后，托洛茨基愚蠢地发表《论列宁》和《十月的教训》，遭迎头痛击。当年他与列宁私下词锋锐利但无损友谊的文字都成了重磅炸弹：我们是要列宁主义还是托洛茨基主义？1925年1月，托洛茨基遭点名批判，全会号召全党都必须警惕托洛茨基主义。 1925年12月的14大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与斯大林、布哈林为农业等问题展开激烈争论。除了那句“我们要发财致富”的口号外，斯大林全盘支持布哈林提出的进一步放松管制，尊重市场的观点，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则认为，应当终止“新经济”，迅速实施掠夺农民的“超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 在主张集体化和超工业化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与托洛茨基的观点出奇地一致，斯大林迅速给新的极左分子一个帽子——“新反对派”。 “新反对派”的观点在14大上被多数人反对，加米涅夫在全会上孤注一掷：“我现在向大会重申这一点，我已经确信，斯大林同志担负不了把布尔什维克的总参谋部团结起来的职能！”但他的声音立即被“要斯大林！要斯大林！”和“斯大林万岁”口号声淹没。14大上，559票对65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出局。 4年前，同志们在大会结束时高喊“列宁和托洛茨基万岁”口号，2年前他们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万岁”口号，托洛茨基幸灾乐祸地看到现在口号变成了“斯大林万岁！”1927年秋，苏联出现粮食收购危机。1928年初，斯大林乘专列巡视西伯利亚和乌拉尔地区，一路严令地方必须短时间内完成粮食收购。迅速变成季诺维也夫信徒的斯大林认为，这是富农的敌视，要抢、要管；布哈林则仍坚持认为是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所致，要少管，要提粮价。两人发生漫骂争吵，1928年的中央全会上虽然互相妥协，可矛盾已经公开化。 1929年初，斯大林从托洛茨基洋洋得意的文章中获悉，布哈林竟然与反对派私下会晤，斯大林大怒，认为这超出了正常的政策分歧，于是布哈林与他的支持者李可夫理所当然地成了“右倾机会主义集团”，于是，“全党的宠儿”布哈林出局。 1929年12月21日，苏联人民迎来了斯大林50寿辰。这天是全苏联人民的节日，是斯大林画像的海洋，是赞美诗的海洋： “正是你，而不是别人，把深刻的列宁主义理论与敢于在不同的革命斗争阶段实践它的能力集中于一人之身，使党以最小的代价和力量，完成了最困难的历史任务，使党保持了真正的列宁主义的团结。”
赫鲁晓夫的报告引用了“列宁遗嘱”对斯大林的评价：“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想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很长时间，人们认为若执行列宁遗嘱换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达科夫中的任何一人，也许斯大林悲剧就可避免，至少程度会轻得多。 其实，遗嘱中提到的6个领导人中，相对其他几位演说家和理论家型领导人，稳健、务实、果断的斯大林更适合扮演总书记角色——原本这个相当于秘书处的岗位迅速变得举足轻重，正是斯大林长于事务性工作的证明。 斯大林早期的评价是与谦和、低调、冷静、做事有条理联系在一起的。就政治观点而言，斯大林的反对派一个比一个更极端。与地位高支持率低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不同，斯大林历来就是政治局成员中支持率最高的人。 斯大林也是与列宁发生观点碰撞时最能坚持自己意见的一个。在外贸进出口权的国家垄断等问题上，列宁最后以党内地位要挟才迫使斯大林让步，而斯大林放松国家外贸垄断的观点无疑更能获得今人的认同。 列宁的遗嘱不可能阻挡斯大林登顶的脚步，因为斯大林对反对派的胜利，几乎全是党内健康的政治生活方式，是党心所向——布哈林虽然有无数党内同情者，但他的性格显然不适合担当政治局的重任。难道指定接班人是更优越的办法吗？ 关于他的粗暴，斯大林谈笑风生：“是的，同志们，我对待那些粗暴而阴险地破坏和分裂我们党的人是粗暴的。这一点，我过去和现在都没有掩饰过，也许对待分裂分子要有某种温和态度，但是这个我做不来。”斯大林甚至反对过清洗：“割除政策对党是很危险的。割除的方法、放血的方法，是具有传染性的，今天割除一个人，明天割除另一个人，后天再割除第三个人——那在我们党内还会留下什么人呢？”在他曾经的盟友布哈林受攻击时，他说：“他们想要布哈林的血，不成，我们一滴也不给！”“新反对派”曾利用列宁遗孀克鲁普斯卡娅打击斯大林，斯大林很不屑：“虽然她跟列宁同用一个马桶，并不等于她理解了列宁主义。”但克鲁普斯卡娅甚至准备参与“新反对派”的政治示威活动，斯大林终于忍无可忍：“告诉那个娘们，如果她再不闭嘴，我们就不承认她是列宁的妻子，我们会给列宁再找一个寡妇！”克鲁普斯卡娅，列宁的原配遗孀终于公开呼吁“新反对派”为了党的团结应当克制自己的政治活动。 但为了反对斯大林，1926年，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与托洛茨基两股力量组成了“联合反对派”，他们组织过多次工人、学生的游行示威和罢工，他们散发传单、他们掌控有自己的宣传工具。反对派只差另起一个党的名字。 列宁强调“党内无派”，季诺维也夫在成为少数派前强调“铁的纪律”。 ——14大前，季诺维也夫掌控的列宁格勒州委就通过开出托洛茨基党籍的决议，并要求将其逐出政治局。14大上，季、加力主赶走托洛茨基，遭到斯大林的反对。 列宁比斯大林更能容忍党内越来越大的意见分歧吗？ 1903年，还是社会民主劳工党领袖之一的列宁给另一位党内领袖马托夫安上孟什维克（少数派）的帽子，自己这派则称为布尔什维克（多数派），于是这个党分成两派，最终变成两个党。 1921年4月，列宁撰文称：“我们要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不论他们是公开的还是伪装成‘非党人员’的，统统关进监狱。”1922年，列宁语气升级：“凡是公开宣传孟什维克主义者，我们的法庭应当一律予以枪决。”1917年，列宁下令组建KGB的前身“契卡”，承担肃清党的敌人和党内异己分子的重任，1923年，党通过了党员有义务向“契卡”检举党内小宗派势力的决议。以制度化的暴力肃清党的异己分子，以制度化的暴力维护党的团结，就是列宁主义的团结。 这样团结有力的党，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所以它能消灭孟什维克，消灭在社会基础和民意选票都对占压倒优势的社会革命党，所以它能战胜一切压迫，能战胜一切反抗。
列宁描绘过共产主义的未来，其中之一就是没有“我的”，只有“我们的”。 斯大林为迎接1930年新年写了篇社论《伟大转折之年》，苏联人将在意气风发的斯大林率领下，学会没有“我的”的生活。 于是，苏联人民转折性地迎来了“我们的集体农庄”，接着，又转折性地迎来了“我们的大饥荒”。 面临空前信任危机的斯大林将会怎样？ 许多人想起了那个著名的“列宁遗嘱”。 1929年，斯大林已成为党内绝对领袖，政治局全部换成了他选拔的人，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境，反对派已没有任何翻盘机会。 但是，随着工业化和集体化的巨大震荡，反对斯大林的早已不是原来的少数高层反对派，而是来自全国各地。斯大林对付反对派的只有另外一种武器。 英明如列宁，绝对想不到有一天，斯大林会把战时确立的暴力维护党的团结消灭异己的制度和纪律，用于和平时期的党内矛盾。在全国大清洗之前，斯大林已经不断使用KGB这个武器打击一切反对力量。 这些年，KGB每年都要粉碎好几个阴谋集团，但是，反对斯大林的声音越来越多，那些政治上的大案要案一点没有震慑住他们。 1934年，斯大林等待的只是一根点燃全国大清洗的导火索。 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遇刺。 大清洗是一个民族的前定，只要它选择或被选择，就选择了通向大饥荒和大清洗的命运。 70年后，普京在参加大清洗悼念时总结说：“这样的悲剧在人类历史上曾反复上演，其原因是那些看似吸引人的空洞理想被置于人类的基本价值观——珍视生命、人权和自由之上。”
为了党的利益建议您诽谤自己：莫斯科三次大审判 提要：解密档案显示，莫斯科审判采用了严酷的非法刑讯和精神摧残，很多人是因为顾及妻儿的生命才认罪的。当然，还有托洛茨基那句话：“归根到底，党总是对的，因为党是无产阶级完成其根本任务的独一无二的历史工具”。
莫斯科大审判是大清洗中最具代表性的场景，而莫斯科审判最令人瞠目的，是这种只有罪犯口供而无任何物证的审判，居然是公开进行的，而且邀请了西方记者、外交使团和独立观察人士前去旁听。苏联有邀请西方记者参加政治审判的经验，1930年12月7日“工业党”案开庭，大批外国记者出席了为期两周的公开审判。 西方人看到了只有社会主义苏联才会出现的不可思议场景：所有被告，没有一个人为自己辩护，他们一上庭就主动控诉自己的罪恶，把自己描述成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魔鬼，被告们一致要求枪毙自己，最后，他们都用最美好的词汇赞美斯大林同志。 前政治局委员加米涅夫最后说：“不管对我作出什么样的判决，我都认为判决是公正的。你们不要向后看，要勇往直前，和人民一起跟着斯大林走。”财政部人民委员格林科说：“对于党和人民的信任，我的报答是像黑夜一样卑污的背叛，背叛了党、祖国、斯大林……我敢说，我因我们恶毒的阴谋被揭露而感到高兴”。 前政治局委员布哈林说：“我向国家、向党、向全体人民下跪。”前部长会议主席李可夫说：“我希望那些尚未被揭露和被解除武装的人立即和公开地缴械投降。我希望他们通过我的例子相信自己必然会被解除武装……”著名共产国际领导人拉科夫斯基供述：“我从东京回来时，口袋里装着日本特务的委任状”。 …… 所有被告人的陈述与检察长的起诉内容一模一样。 德国左翼作家福伊希特万格写道：“被告是一些保养得很好、穿戴讲究、举止从容的男人。他们喝着茶，报纸插在衣服口袋里……如果委托一位导演把这次审判的情况改编成剧本，那么他可能要花上许多年，进行许多次排练，才能让被告进行如此默契的配合……”不过，另外一些人看到的被告状态，与福伊希特万格这位斯大林的客人颇有不同：季诺维也夫，这位曾经热情洋溢的伟大演说家，神情涣散、浮肿的面庞毫无血色，他如行尸走肉般宣读自己的罪恶——几乎所有被告都差不多。 被邀请的西方旁听者事后大都认为审判是公正的。一位英国律师写道：“我们又一次坚定地认识到控告是正确的、承认是正确的，判决是公正的。”当然，莫斯科审判还不够完美，出现了本可避免小错误： 被告戈尔茨曼供认，他于1932年11月在哥本哈根对“布利斯托里”饭店与托洛茨基的儿子接头，但丹麦报纸声明，该饭店1917年就被拆除；被告皮达科夫供认，1935年12月中旬，他乘飞机在奥斯陆附近某机场着陆，与托洛茨基策划借德国军队夺取政权，挪威《晚邮报》称：“奥斯陆附近的机场在整个12月间没有任何一架外国飞机降落过”。
类似莫斯科审判被告主动配合的情形大量出现，美国中情局50年代曾认为这是对犯人动用脑外科手术、电休克法或服用特殊药物、毒品加催眠术双管齐下的办法。一度投入资金长期研究，试图破解克格勃的药剂。 但是，这种药剂并不在实验室。 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重述了那个著名笑话：斯大林的烟斗丢了，贝利亚第二天就抓到了10个小偷，他们全都招供了，而斯大林则在自己的沙发下找到了那个烟斗。 早在1920年代，同志们就强烈批评“契卡”（KGB前身）工作人员的“异化”：他们已经完全和我们常人不同，他们冰冷无情，好像只对一件事有乐趣，就是欣赏他人被折磨的痛苦……他们身上已经看不到一点布尔什维克的痕迹。 那个时候，他们就已摸索出一套向犯人要口供的经验，毒打虽是种最简单原始的手段，但要人痛苦得生不如死，离目标就不远了。对犯人精力、精神的无情践踏和摧毁，令犯人自尊、信心丧失殆尽，便可如愿。譬如乌克兰中央委员会书记柯秀尔很能扛打，但当面强奸他16岁的女儿，他就老实了。 莫斯科第三次大审判整整50年后，布哈林获平反，他70岁的遗孀一直牢记他《致未来一代共产党领导人》的每个字，它几乎感动了整个世界： “……我向全体党员申诉！在这些日子里，在或许是我生命的最后时刻，我确信，历史的过滤器迟早必然会清除掉我头上的污秽。我从来不是叛徒；我会毫不迟疑地献出我的生命来换回列宁的生命，我热爱基洛夫，我没有干过什么反对斯大林的事。 我要求年轻而正直的新一代党的领导人在党的全会上宣读我的信，替我平反昭雪，恢复党籍。同志们，要知道，在你们举着向共产主义胜利前进的旗帜上，也有我的一滴血。”但事实如此残酷，布哈林向年轻的妻子口述那封信时，他才进牢狱，后来，高贵的灵魂匍匐在巨人脚下。他像弃妇哀求无恩的男人回心转意，一遍遍给斯大林写信： “当和你在一起时，我总有种特殊的感觉……我甚至曾有机会触摸你。我开始对你产生了像对伊里奇那样的感情——像亲人一样的亲近感、无限热爱和信任感。对你可以说出一切，写出一切，抱怨一切……”“我打算写一本书。我想把此书献给你，并请你写个短短的序言，以便让所有人都知道，我完全认为自己是你的人。我这里的处境极为尴尬。要知道，我把每个监狱看守人员都看成‘自己人’，而他们像看罪犯一样看守着我，尽管有分寸。”谁能相信，高贵的布哈林与谄媚的布哈林是一个人？他甚至写了首很长的抒情诗给斯大林，政治局其他同志传阅后纷纷表态：这是个骗子。 后人容易对高贵的灵魂最终卑污而失望，可查的档案表明，大清洗中，惟有曾公开表示要推翻斯大林的柳京坚决不向斯大林表告饶、表忠心，其余的都争相表忠心和摧残自己，甚至乱咬人。 人的精神和灵魂会崩溃，即使是内务部的头儿雅戈达和叶若夫也不例外，这两个人在先后被斯大林抛弃后，立即摇尾乞怜。 雅戈达写给斯大林的呈文，甚至还不如布哈林：“我跪在全体人民和党的面前请求赦免，留我一条命。”
莫斯科审判过程中，西方媒体始终怀疑被告遭刑讯逼供或药物控制，布哈林为此专门在法庭上申明，那些所谓刑讯和药物麻醉的说法，纯粹是异想天开的反动猜想。 赫鲁晓夫曾启动过两次对莫斯科审判的重新调查，第一次由莫洛托夫负责，结论是，的确存在普遍的刑讯逼供，但完全推翻审判结论存在相当难度。第二次调查的结论是，全系冤案，莫洛托夫亦有重大罪责，但此时赫鲁晓夫下台，大清洗问题不了了之。 今天的解密档案显示，莫斯科审判采用了严酷的非法刑讯和精神摧残手段，很多人是因为顾及妻儿的生命才认罪的。譬如布哈林不招供，他20岁的妻子和刚出生的儿子会立即没命；克列斯廷斯基如果不在审讯记录上签字，他的妻子和女儿就会被枪毙。布哈林的妻儿很幸运。1956年，在孤儿院长大的儿子尤里打听到自己还有个刚出狱的妈妈，千里跋涉到了西伯利亚。在牢中当了20年“人民公敌妻子”的母亲告诉儿子，你的父亲叫布哈林。 加米涅夫认罪后，没能保住妻子、两个儿子以及兄弟和弟媳的命；图哈切斯基元帅一家更不幸，他的母亲在西伯利亚为图哈切夫斯基夫妇被枪决而痛哭时，还不知道另外两个儿子、三个女婿也遭枪决。老太太和一个女儿、一个外孙女和图哈切斯基的独生女被送进“古拉格”、她们没有一个活下来…… 为什么这么多被冤屈的共产党人会配合审判者在法庭上承认自己有罪？毫无疑问，秘密警察很残暴，但要他们在法庭上像排演话剧一样争先要求严惩自己，刑讯并不能完全做到这点。 也许莫洛托夫对季诺维也夫的话是另外一种不可或缺的工具： “您向党撒过多少次谎？您的谎言给党造成了多少次伤害？现在，为了党的利益，建议您诽谤自己。目前，在托洛茨基分裂工人运动和德国人准备进攻我们的时候，您的谎言无疑能够帮助党。这一点不容拒绝。要讨论什么呢？如果党的利益要求这样做，我们不仅应该献出我们微不足道的名誉，还应该献出生命。不过，客观上并没有要求您撒任何的谎……”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越是坚定的布尔什维克越难抗拒党的要求。当求生已无希望、精神已经崩溃，能全心配合审判，是惟一一次向党忏悔的机会。 莫斯科大审判时，托洛茨基希望苏联政府引渡自己以当庭对质，被理所当然拒绝。但是，他若真的上了法庭，他会与那些向他身上泼污水的已死者一样。 托洛茨基说过：“归根到底，党总是对的，因为党是无产阶级完成其根本任务的独一无二的历史工具”。
红色绞肉机是怎样锻成的：从捷尔任斯基到贝利亚的命运 它在不同时期有过不同的名字，人们更习惯它在1954至1991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名称的缩写：KGB，它是苏维埃政权独特制度的独特产物，由于其扮演特殊的角色，某种程度上，它的历史就是苏联的历史，在斯大林的大清洗时代，它像一架红色的绞肉机，不但粉碎了千百万普通人，更粉碎了这架机器中的重要零件。 当年它成立时，列宁选定的13人组成领导班子，除最早的两位领导人捷尔任斯基和缅任斯基有幸自然死亡，其他人全部死于斯大林时代，并且，他们多数是以邪恶的罪人进入历史的。这11个被红色绞肉机粉碎的零件是：雅戈达、科尔涅夫、克德罗夫、彼得斯、阿瓦涅索夫、克谢诺丰托夫、曼采夫、梅德韦季、拉齐斯、济明、梅辛格。 他们的命运，就是红色绞肉机的锻造历史。
1917年10月20日，捷尔任斯基领到一项任务——创建并领导全俄肃反委员会。当年12月，“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特设委员会”在彼得格勒的豌豆街２号诞生，人称“契卡”，它就是后来令世人闻之胆寒的KGB前身。 捷尔任斯基无疑是最合适担任这个职位的人选，他的革命生涯中一共七次被捕，坐牢时间长达11年，没有人比他更知道沙皇俄国专政机关的漏洞在哪里。 捷尔任斯基出身小贵族家庭，身材挺拔修长，面容清矍消瘦，山羊胡子、夹鼻眼睛外加他的彬彬有礼，一幅标准贵族知识分子形象。只有他那双眼睛能暴露他的身份，——有人这样形容他：“那双深陷的眼睛闪烁着狂热信仰的冰冷的光芒。他从来都不眨眼，似乎他的眼皮是瘫痪的。”从那时起，那冰冷的眼睛一眼不眨地在苏联各地站了70多年岗，——捷尔任斯基是KGB系统领导人中，惟一死后在苏联国内各地有塑像的人。 捷尔任斯基堪称完美的布尔什维克。列宁等知识分子领袖，流亡海外时就从来就不缺钱花，工农出身国内成长起来的很多同志们，胜利后很快开始追求生活品质，而捷尔任斯基生活下去只需要三样东西：面包、清水和工作。他只有办公室，没有家，他从不看戏，也不看电影。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面临的复杂形势，需要捷尔任斯基这样的坚强战士。 苏维埃成立后，布尔什维克与其惟一的政治盟友——代表农民利益的社会革命党，很快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产生激烈冲突。 社会革命党反对列宁对德国割地赔款的《布列斯特条约》，称列宁是“德帝国主义的走狗。”1918年7月6日，“契卡”中的社会革命党成员枪杀了德国驻苏大使。 双方最严重的对立，著名电影《列宁在1918》中的一幕即可清晰反映：一位穿着破烂的富农想和列宁辩论，说到一半，列宁激动地打断道：“……你们富农存在一天，就得给我们粮食。如果你们用武力对付，我们就消灭你们。这就是我们工人和农民的真理！”而社会革命党人放话：“我们要把你们派去的征粮队和贫农委员会揪着后脖领子从农村扔出去！”1918年8月29日，彼得格勒的“契卡”领导人乌里茨基被社会革命党人枪杀。第二天，列宁在莫斯科米海尔松工厂演讲遇刺，著名的女凶手卡普兰被擒，与电影中卡普兰的形象不同，此人实际上是个半瞎，在黑暗中连开四枪，列宁身中三发子弹，枪响人散，只有她在原地不动。 捷尔任斯基和同志们的反击雷厉风行。三天后，卡普兰被枪毙，尸体塞进一个铁桶里浇上汽油烧掉。彼得格勒抓了1000个反动分子，一半被枪决，一半被扣为人质。 《红色报》登出了这500人质的名单，并以《对白色恐怖的回答》为题，发出苏维埃的严厉警告：“要是我们的领袖们哪怕掉一根头发，我们就会把那些在我们手中的反动分子一个不留地都杀掉！”捷尔任斯基对“契卡”面临的艰巨任务理解简单明确：“对‘契卡’来说，有枪决犯人的权力是无比重要的。”“契卡”成立之初，“契卡”的同志们搞到一大堆皮衣，从此，皮衣就是“契卡”的身份标志，很多人看到穿皮衣的人就像感染了伤害一般浑身发抖。 捷尔任斯基把“契卡”这个“纪律严明的党的战斗机构”，变成组织和行动具有高度神秘性，其手段无任何规则和底线约束的机构，——它不受司法机关约束，也不隶属任何地方党政机关，而且，它无所不管，从消灭反动派到抓怠工、投机倒把、小偷小摸。 谁都知道知识分子是最不可靠的，1922年，捷尔任斯基建了一个“知识分子处”，系统完备地搜集、整理知识分子的档案材料和情报体系由此开始。 一直有人用“那个穿皮大衣的山羊胡子刽子手”称呼捷尔任斯基，实际上，捷尔任斯基是个仁慈而善良的人。要知道，以抓捕人质震慑反动势力，是列宁同志命令推广的，这点，最有自由主义气质的布哈林也深表赞同。 1921年1月8日，捷尔任斯基发布一项命令，苏维埃不应把那些从事小偷小摸和投机倒把的工人直接送到监狱，而应留在工厂被好人“感化”给出路，对政治犯，捷尔任斯基建议取消采用枪决的办法，除非是从事恐怖和公开暴力活动。 而后来在“大清洗”中被枪决的图哈切夫斯基和奥夫谢延科签署的一道命令，手段就严厉得多：1．拒不道出本人姓名者，格杀勿论，无需法庭审理；2．在藏有武器的村庄，由县或地区一级政治委员会拘捕人质，如不交出武器，立即处决人质；3．在发现隐藏武器的地方，当即枪决其家长，无需法庭审理；4．对藏匿匪徒的家庭，家产充公，并枪决其家长，无需法庭审理…… 1922年国内战争结束，“契卡”裁减了一半人员，改组为国家政治保安局（简称“格帕乌”），1924年起，捷尔任斯基最重要的任务是经济管理，镇压反动派则退居第二位。 捷尔任斯基虽然于经济是外行，但相信市场调剂而非计划管制的他很快获得了相当的成功。 捷尔任斯基生命的最后时光是在巨大的矛盾和痛苦中度过的。1926年，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与斯大林要摊牌了。他不同意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观点——农民太富裕了，应当毫不留情地剥夺他们，他不能支持斯大林同志，因为他预见到了危险后果：“那么国家就会产生独裁者，不管他身披怎样的红色羽毛。几乎所有的独裁者，例如墨索里尼和毕苏斯基，过去都是红色的。”原本观点温和的斯大林，在战胜“左派”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2年后，又与“右派”布哈林对决——他坚持的正是两年前斯大林的观点，而斯大林则变成了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信徒。斯大林又获得胜利。 捷尔任斯基没有看到这一幕。1926年7月20日，49岁的捷尔任斯基及时地累死在工作岗位上。避免了与布哈林一起成为“右派”被打倒——他的观点远比布哈林反动：因为他甚至说过，要想把粮食收上来，就需要回到旧时代，要把地主请回来…… 1937年，捷尔任斯基的全部亲属都因“波兰间谍”案被捕，并且，“他们全都招供了”，他的秘书则被枪决——“波兰间谍”案共有18000人被捕。“我们仁慈的父亲”斯大林放过了捷尔任斯基。
明仁斯基出身贵族之家，青年时曾游历多国，并在巴黎大学毕业，熟悉多国语言，捷尔任斯基因此将对外情报部门交给他。 明仁斯基是个非常温和、谦逊、彬彬有礼、低调的知识分子，他给人最大的印象是永远的一脸倦容和任劳任怨，他因此被人认为缺乏个性甚至主见。 因为在法国曾有过银行当办事员的经历，10月革命后，明仁斯基被列宁点将当了一段时间的副财政人民委员（相当于中国的副部长），但除了带人砸开一些拒绝开门的银行金库外，没有给世人留下更多印象。然后，他理所当然地失去了工作。 1920年12月20日，明仁斯基负责的“全俄肃反委员会外事处”成立。 苏联外交部门很快就向中央控告明仁斯基的手下给他们带来的“灾难”：逮捕驻苏外交人员的私人朋友、以威胁手段要求驻苏外交机构的雇员当情报人员、逮捕并监视懂外语的外交人才、苏联派出的外交官员被手下监控…… 明仁斯基在对外情报搜集上的杰出表现，深得捷尔任斯基的赞赏。捷尔任斯基主要精力用于经济管理后，明仁斯基成了此时名叫“格帕乌”的实际负责人。接下来，他接过捷尔任斯基的班。 明仁斯基的任务远比他的前任更艰巨。斯大林确立了党内绝对优势地位后，整个苏联按照他的设计图转动起来，各行各业都开始出现无穷无尽的阶级敌人。 首先是农业。捷尔任斯基管理经济时，大量机器积压在仓库里卖不出去，城市买不到粮食，同志们认为这是富农在搞破坏，捷尔任斯基则认为是价格制定背离市场的缘故。 现在，私有的农村要变成集体农庄，不按指定价格交粮，隐匿粮食、私自屠宰牲畜、损坏农业设备、不按指令耕种……阶级敌人到处都是。因人手严重不足，当年裁撤下岗的“契卡”人员重新归队。 捷尔任斯基曾警告，如果继续剥夺农民，国家就会要完蛋，我们自己也要完蛋。是的，农民在疯狂反抗，1929年全国发生了1300次叛乱，1930年1月，参加叛乱的农民仅仅10多万，第二个月人数就翻了一倍，3月则是80万。接下来的1932年，苏联发生大饥荒，但国家并没有完，只是柜台上永远空空荡荡而已。 工业战线的成就举世瞩目，但背后是惊人的浪费、低效、生产事故和管理混乱，这些都是阶级敌人、右派、特务的故意破坏，当然，还有制造次品、消极怠工、浪费资源、投机倒把的“托洛茨基分子”。 明仁斯基和他的同志们以超人的精力、智慧，在群众互相举报的配合下，不但破获了暗藏在各个战线中的无数个反动集团，还粉碎了这些行业中的若干个并不存在的反革命政党。 明仁斯基开创了一个先例：秘密警察维持生产秩序，此传统被一直保持，勃列日涅夫时代，上班时间跑出去喝酒、闲逛、排队的工人不再是阶级敌人，但还得靠KGB把他们赶回工厂。 1934年5月10日，60岁的明仁斯基因心脏病死在岗位上，他没有见到一份证明他有同性恋犯罪行为的档案。8年时间，明仁斯基在国内建起了上自政治局下到遥远乡村，只为斯大林负责的国安网络，在国外，建起了一个强大的情报网。
2008年01月15日17:17凤凰周刊【大中小】【打印】苏联人曾说：有种公民权利只有苏联人才拥有，那就是每个公民享有不可剥夺的死后被平反昭雪的权利。而雅戈达、叶若夫是少数例外，因为正是他们的作恶造就了无数冤魂。 在KGB领导人中，没有两个人会像雅戈达和叶若夫这样高度相似。他们的出身、性格、形象、仕途轨迹、罪恶乃至戏剧性的命运颇像一个模子里翻出来的。在苏联人的印象中，这两个人都是残暴和无法无天的人物，然而近距离接触过他们的人并不这么认为。 托洛茨基这样评价曾令苏联人胆寒的雅戈达：“办事非常认真，为人毕恭毕敬，完全没有个性。他瘦瘦的，面呈土色（他得过结核病），留着短胡，身着弗伦奇式军上衣，给人留下一种勤奋的小人物的印象。”雅戈达受过中等教育，16岁参加革命，他热爱文学，年轻时与高尔基相识并成为终身朋友，这段友谊后来成为一个灾难，因为他的死刑理由之一，就是被指控谋杀高尔基。 雅戈达以勤奋，善于敏锐地抓住案件的本质而获不断提升，30岁时进入列宁选定的肃反委员会13人领导班子，几年后就成为捷尔任斯基最重要的助手。 他最杰出的工作才能，是利用劳改营数百万无偿人力开发边疆。40岁时他成为中央委员，接下来，他成为明仁斯基的接班人--内务人民委员。一年后，他获得相当于元帅的国家安全总委员官衔。 1934年12月1日，斯大林最亲密的兄弟基洛夫在列宁格勒遇刺身亡，悲伤的斯大林听到消息当晚即直奔列宁格勒。此案比苏联任何大案都更离奇，所有知情者很快蹊跷地死去。 斯大林要为基洛夫报仇。2周后，斯大林的反对派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因“谋杀基洛夫”而被捕。但雅戈达居然把这个案子办成了刑事案，被迅速枪毙，驱逐、流放、判刑的人不少，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要人一个都没枪决。 这个后果很严重。 1936年9月25日，斯大林给政治局的同志们一封电报：“我们认为，任命叶若夫同志为内务人民委员是完全必要和紧急的事情。雅戈达显然在揭露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集团的工作中未能出色完成自己的任务。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在这项工作上延误了4年时间……”政治局委员卡冈诺维奇说：“我们的父亲的这一决定毫无疑问是卓越、英明的。”1天后，雅戈达的职务变成邮电人民委员，4个月后，他变成了预备役人员，再过2个月，雅戈达的继任者叶若夫宣布“雅戈达是沙皇暗探局的侦探、骗子和盗用公款者。”最后，雅戈达供认了如下罪行：参与托洛茨基集团、德国间谍，杀害高尔基、古比雪夫、明仁斯基，谋害叶若夫、谋杀基洛夫。 1938年3月15日，雅戈达被枪决。 人民公敌雅戈达的父亲给斯大林写了一封忏悔信，他最后恳求：“我们两位老人请求您，希望能让处在这种艰难的精神和物质条件下、没有任何生存办法的我们在幸福的苏维埃国家里平静地度过已经不长的余生。”雅戈达一家在内战期间为革命贡献了2个孩子，最后，雅戈达的父母、妻子以及其他亲属均因他而死，他身边的一大批同事亦未能幸免。 亚戈达在1934-1935的任职期间，逮捕了26万人，曾亲自签署过逮捕自己亲侄女的命令，但他听说手下惩罚女囚在冰天雪地中赤身裸体，会愤然下令调查“这样的恶棍是从哪里混进来的！”并且，他偶尔能释放无辜者，他的前后任都做不到这一点。 比雅戈达小4岁的叶若夫有个绰号“血腥的侏儒”。他身高不到1.6米，脸庞消瘦苍白，甚至略带羞涩，颇肖浓缩版的普京。年轻时，一位对他非常器重欣赏的上司经常请他做客吃饭，一直关心照顾他的主妇喜欢怜爱地称叶若夫为“小麻雀”。这对善良的夫妇大概想不到，不出10年，老上司的案卷到了“小麻雀”手里，他签上“执行逮捕”后，又添上“他的妻子也要逮捕”。这对夫妇均被枪决，主妇的供词是，受英国情报机关指派，妄图毒死叶若夫。 但叶若夫的早年相识，都不认为他品行恶劣凶残，人们说他虽然只受过几年教育，但天资聪颖，特别勤奋，他喜欢唱歌、写诗、谦逊、平和，而且被提拔后很有民主作风，被叶若夫送上刑场的布哈林曾说他“心地善良”，一位后来被流放的诗人也评价：“没有一个人会说叶若夫的坏话。这是个富有同情心的、仁慈的、温和的、有分寸的人”。 叶若夫以组织能力和善于完成任务而颇受上级赏识。他的升迁路径，是从刚30出头进入中央组织分配处一个小小的事务官僚开始的，接下来的5年，他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向上蹿升，17大时与雅戈达一同成为中央委员。2年后的1935年，叶若夫又成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监察委员会主席，这时斯大林要求叶若夫适度介入内务部的工作--“我们的父亲”慈爱的目光关注“小麻雀”已经很久了。 雅戈达办砸了基洛夫遇刺案，叶若夫没有辜负斯大林的期望，半年内，他清除了国安机关25000人中的5000人，现在，这个机构已经没有捷尔任斯基时代留下的骨干了。 叶若夫掌舵后，大清洗才真正开始。从1936年底到1937年，叶若夫和同志们一口气逮捕了150万人，枪毙了其中的一半。在叶若夫努力下，斯大林成为有史以来最多人想暗杀的人。 只要斯大林同志微笑着心里将某个同志打上红叉，叶若夫就能很快要此人招供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死罪。斯大林的威望空前高涨，党和军队的领导们每次被召集开会都会发现新空出许多座位。 叶若夫真是KGB头目中最凶残卑劣的人吗？叶若夫介绍抓人成绩时，列举道：“最近几个月被定罪的有……轻工业人民委员部141人，教育人民委员部228人……”与会代表们气愤地说：很显然，轻工业人民委员部的人抓少了！ 叶若夫因出色表现，获得了“苏联人民最喜爱的人”的称号，有座小城改用他的名字命名。米高扬同志开始这样祝酒：“要向叶若夫同志学习斯大林式的工作作风，就像他过去和现在向斯大林同志学习那样……”现在，叶若夫的头上被斯大林打了红叉。 1938年1月9日，党中央作出《关于错误地解雇因反革命罪被捕者的家属这一事实的决定》，接着，全会一致呼吁“不要无充分理由就控告人，要把犯错误的人与破坏分子区分开”。聪明的人都知道，这意味着在仁慈公正的斯大林已经觉察到叶若夫干下了多少坏事，准备破乱反正了。 大搜捕转到了内务部系统，叶若夫刚换上的人被统统清洗。 4月，叶若夫兼任水运人民委员，贝利亚协助其内务部的工作。11月，叶若夫向斯大林写了长长的忏悔信，半年后，叶若夫招供了自己的罪行：德国间谍、托洛茨基阴谋集团成员、谋杀斯大林。 叶若夫有个独特的收藏品：枪决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这两个当年大人物的子弹。1940年2月4日，世界又多了颗枪毙叶若夫的子弹。 叶若夫身后留下了一个6岁女儿。 58年后，他的女儿要求为叶若夫平反，但俄最高军事法庭未能让前苏联公民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享有死后被平反昭雪的公民权利。
贝利亚才真正拥有与KGB形象相符的有震慑力的相貌。额头宽阔隆起，圆眼镜片后射出的目光镇定、从容、深不可测，紧抿的嘴唇坚定有力。贝利亚看上去温文尔雅，但个性鲜明，果断、灵活而冷酷无情。 1933年，渡假中的斯大林遇袭，在场的贝利亚奋不顾身地用身体掩护了斯大林，杀手当场被打成蜂窝。人们说，这是贝利亚设计的。故事的真实性缺少确凿证据，但这个传说显然符合人们对贝利亚的认识：什么都干得出来。他的熟人没有一个人喜欢他。 贝利亚继承叶若夫的遗产时，内务部已是一支拥有几个师和数十万保卫工作者的庞大军队，这个遗产的不完美之处，是叶若夫愚蠢地枪决了大批优秀的驻外特工，对外情报网络破坏殆尽。而贝利亚重建了它。 贝利亚超群的能力，注定使他不像前两位领袖一样只作为杀人工具出现。 与叶若夫向下随意分派指标抓人杀人的毫无章法不同，贝利亚有时会手痒亲自动手打人，但他领导下的肃反工作学会了尊重苏维埃的司法程序，大面积抓捕变成高效率的定点清除。叶若夫基本上消灭了与斯大林同辈的老党员，但托洛茨基流亡在外一直要斯大林夜不能寐，这个任务被贝利亚漂亮地完成了。 贝利亚为伟大的卫国战争作出的贡献后来被官方故意遗忘。他是战争爆发后任国家最高权利机关－--国防委员会成员，其任务涉及情报收集、外交秘密沟通、组织劳改营的庞大人力修造防御工事、前线监督官兵、工厂后撤组织、武器生产和安全保卫……莫斯科保卫战期间，贝利亚寸步不离斯大林。 战争结束后，抢夺德国专家和科研成果、研发核武器等首要任务，均由贝利亚负责。贝利亚这个外行，因杰出的组织能力和情报搜集成就曾被人称为“原子弹之父”。 有些故事能说明贝利亚的风格。他是个超级足迷，著名的“迪纳摩”队即属内务部，斯大林的二儿子瓦西里也是个球迷，为了将空军足球队变成超级强队，他把一个杰出的教练从劳改营弄出来，但此人迅速被带回劳改营，瓦西里再捞出，并与之同吃同睡，反复再三，最后，瓦西里接到了父亲的电话：要那家伙回劳改营！但“迪纳摩”队也会失利，贝利亚令他们坐一趟运牲猪的货车返回。 贝利亚有个名言：“当我们布尔什维克想要做成一件事的时候，我们会对其他的一切都置之不顾。”他不懂得核武器技术，但他倾听专家意见。他会提前准备两份名单，一个是要重重褒奖的，一个是送到西伯利亚的，人名都一样。 很长一段时间，斯大林对能干的贝利亚器重喜欢的不得了，他私下称之为“我的盖世太保头子”。 几年的时间，贝利亚就成了政治局委员、元帅。成为仅次于斯大林的人物，而且，他的同志们像害怕斯大林一样害怕他。 贝利亚身后有个空前庞大无所不管的机器，那架红色绞肉机已经碾碎了无数党的高级干部和他们的家人，党的干部已经成为全苏联最有生命危险的职业。 而且，这架机器在1930年代开始显示其可怕威力后，它的掌管者居然在这个位置上呆了那么长时间。 斯大林也恐惧贝利亚，一如贝利亚恐惧斯大林。1941年开始，斯大林就不再让贝利亚插手国安事务。贝利亚窃听全部领导人的电话，也知道自己正被斯大林窃听。 1952年10月的苏共十九大上，斯大林批评了贝利亚、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按惯例，斯大林小圈子会客厅墙壁上，这些人的画像将很快被摘去，换上一批新人。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贝利亚松了口气。他要大干一场：释放数百万政治犯、立即停止全苏的反犹行动、为莫斯科医生集团案平反、改变对南斯拉夫政策、终止朝鲜战争、对内乱中的东德不采取武力干涉政策、社会主义市场化……看上去很多是赫鲁晓夫甚至是戈尔巴乔夫将来要做的事。 贝利亚失算了，他忘记了自己给人留下的印象，不知道同志们正万分恐惧他的阴谋。 1953年6月26日，这位党内第二号人物在受政治局谴责后被捕，《真理报》发表了《党、政府、苏联民牢不可破的团结》的社论。 12月24日，贝利亚经审讯后被枪决，罪名是：“被告人贝利亚背叛祖国，为外国资本家卖力，纠集仇视苏维埃国家的叛徒阴谋团伙，妄图夺取国家政权，推翻工农苏维埃制度，复辟资本主义和重建资本家的国家”。 贝利亚一家包括年迈的母亲、岳母、妻子、妹妹、儿子在内的20余人被逮捕流放。比起他前任的家人，实在是幸运多了。
延伸阅读： 苏共亡国亡党的历史镜鉴 《炎黄春秋》2008年01月16日 建党93年、执政74载、拥有近2000万党员的苏联共产党于1991年8月25日宣告自动解散，身后留下最丰富的遗产是一大堆问号。苏共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据我研究，苏共的悲剧之源，不在于个别问题上的失误、失策，而在于党和国家政治体制上的失败，在于背离了宪政民主的世界潮流。 宪政民主作为一种国家政治制度，是主权在民、公民权利至上，从而与君主专制的主权在君、君权至上相区别。宪政民主的具体内容虽多，其核心内容就是两项：一是民主选举，二是分权制衡。 宪政民主发端于十七世纪，成熟于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已经成为世界宪政潮流。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苏俄的政治体制建设，是顺此潮流还是逆此潮流？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新生的红色政权选择了反潮流的道路。于是乎，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苏联国家亿万公民的命运，祸福安危，就此埋下了伏笔。 苏共反宪政潮流，略举四例：
在1917年第一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以及当选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曾占居多数；后来第二次、第三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及中央执委会中，虽然布尔什维克占多数，但也还是多党制，其他党派都合法地存在和活动。在作为中央政府的人民委员会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有7位担任了部长级官员。 从1921年起，苏维埃中的一切非布尔什维克政党均被取缔。次年，俄共(布)“十二大”决议，要求对各种反苏维埃党派和社会革命党以及孟什维克进行镇压。其他政党就此消失，俄共(布)成为唯一的政党，此后七十年再也没有来自外党的竞争压力与纠错鞭策力了。
“党外有党、党内有派”本是社会常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生活的绝大部分岁月里都是如此。但是，1921年俄共(布)(以下简称“党”)第十次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提议，专门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不论按何种政治思想意见纲领组成的派别，禁止任何派别在党内的存在。 “禁止任何派别”，实际上有一派是不被禁止的，那就是党的一把手(譬如说，后来担任党的总书记三十多年的斯大林)自己这一派就不被禁止。不但不禁止，而且他还可以搞“一派专政”，“合法”地动用一切手段去镇压和消灭自己不能容忍的任何派别。 列宁也许没有想到斯大林会滥用制度的缺陷。但是，党的机体中的癌细胞毕竟已在此时植入!尔后的岁月中，虽有健康细胞的生长，终究难免被癌细胞所吞噬。 就在列宁辞世10年后，1934年党的“十七大”在选举中央委员会委员时，有270多名代表对斯大林投了反对票，而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基洛夫所得票数竟远远高于斯大林。于是，基洛夫自然而然被视为斯大林的竞争者和反对派。同年，基洛夫被暗杀，凶手也随即被暗杀；杀害凶手的凶手又被暗杀。接着，基洛夫所信任和重用的干部统统被以暗杀基洛夫的罪名处决，后来又陆续将基洛夫在世时列宁格勒的领导干部基本上全部消灭了。这还没有完，紧接着便以追查刺杀者的名义在全苏开展了长达数年的大规模肃反运动。而那次“十七大”的党代表究竟哪些人投了斯大林的反对票，谁也搞不清楚，于是绝大多数人都成了斯大林怀疑和打击的对象。其中陆续有1108人被捕，多数死于狱中。大会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98人(约占70%)被枪决。 世世代代、党内无派，何止千奇百怪啊!
在没有宪政分权的制度中，以党代政、以党代法是像水往低处流一样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冤狱遍于域中便在所难免了。1934年，苏联各州都成立了“三人小组”，由他们，而不是由司法机关决定了对数十万苏联人的判决。就在基洛夫被暗杀后几天，根据斯大林的提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修改各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的决议》。它规定要从重从快判决，不允许被告申辩和上诉，死刑判决后必须立即执行。这就叫做杀人没商量了。据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米高扬回忆录，苏共“二十大”以后查明，从1935年1月至1941年6月的六年半中，苏联大约有2000万人遭到迫害，其中700万人被枪毙，这还不包括死于集中营及押解途中的人。被杀害者有两万多人是当局为了灭口而处死的特工人员。他们先前曾经是专政工具，尔后根据专政的需要，不由分说就变成了专政对象。 据统计，对十月革命进行过政治领导的24名党中央委员中，有14人先后被斯大林杀害；从军事上领导过十月革命的60名彼得格勒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和政委中，有54人被斯大林杀害。第一届人民委员会共有15名委员，除了列宁和斯大林以外的13人中，有9人先后被以革命的名义处死。斯大林时期所杀的共产党员人数，让沙皇俄国望尘莫及。岂只是“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它从一开始就是斯大林铲除异己的清党运动。 1988年2月，《莫斯科共青团员报》报道：在斯大林1953年去世之前，全苏联共有1200万人进了劳改营，2000万反对农业集体化的农民被判徒刑或流亡。 苏共二十大虽然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平反了不少冤假错案，但尔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实践仍在继续，党内外持不同政见者被关进集中营和精神病院的消息时有所闻。 苏共和苏维埃政权敢于这样肆无忌惮地给自己四面树敌，新仇旧恨、层出不穷，亡党亡国的祸种就这样有增无已。
民主选举的根本原则是要充分体现选举人的意志。而选举人的意志往往与领导者的意图不一致，怎么办？在宪政制度下，领导者必须尊重选民的选择，否则就是违宪违法违纪；而在斯大林那种集权制度下，领导者往往内定选举结果，然后用各种手段去要求保证实现领导意图。这后一种办法，从领导者的角度来看，当然是大好事。而对选民来说，内定选举就是假选举、真欺骗。久而久之，不可避免导致权力体系基础动摇。 1918年12月2日全俄中央执委会发布《关于乡与村苏维埃改选程序的指示》，规定所有乡与村的苏维埃均应进行改选，由中央自上而下派出官员建立选举委员会。富农、商人和反革命分子被剥夺选举权，苏维埃代表候选人由上而下征求意见，等额确定，再提交选民公开投票。这种变相指定的选举办法后来成为斯大林时期的一种不成文法。1936年苏联公布新宪法，表面上扩大了选举权，改进了选举法，似乎也搞普遍、平等、直接、秘密选举。然而，上述不成文法依然起决定作用。各级苏维埃代表候选人都是由党组织内部决定，等额交给选民投票，虽说选民可以另选自己的意中人，其实未列入候选人名单的人根本无法当选。 内定选举就像是按剧本演戏，翻来覆去演了70多年，不断地消耗苏共和苏维埃政权的合法性。 宪政制度下的民主选举好比肥沃的土壤，它能打断腐朽的链条，一茬一茬出新苗，使病树前头有可能出现万木春的机会。而斯大林那种内定选举则是由前任领导指定自己喜欢的接班人，老树培养病树，病树培养歪脖子树，到头来在一棵树上吊死。这使它失去了吐故纳新、制度变革、重振旗鼓的活力源泉。 待到历史翻过了那沉重的一页，民主选举的时刻终于来临，1991年6月12日俄罗斯首次举行总统直选。选民真正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投票了，他们把占总票数57.35%的4559万多张选票投给了叶利钦，使他一举以高票当选为俄罗斯总统。而4位俄共候选人则分别以16.85%、6.81%、3.74%、3.42%的得票率被俄罗斯选民淘汰。 宪政民主，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不是吗？
斯大林大清洗（肃反）运动简目 大清洗运动前的政治局势 三十年代初期，斯大林战胜反对派之后，已掌握大权，踌躇满志。作为党的总书记加强党的机器的作用；通过伏罗希洛夫指挥红军，通过雅哥达指挥安全机构；并通过宣传机器把任何功绩都与斯大林联系起来。于是，布尔什维克党内和苏联国内出现了近乎迷信般的个人崇拜现象，斯大林俨然已经成为人民心目中的神明，一切成绩的取得都归于斯大林，因为他是党和国家的象征。 1929年12月为斯大林五十寿辰举办的盛大庆祝活动。报刊上出现了对“伟大”的甚至“天才”领袖和导师斯大林祝贺。原来被击败的反对派也参加了对斯大林歌功颂德的大合唱，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以及其他领导人一个接一个发表文章，承认自己错误的同时，大谈这位“全世界人民伟大领袖”斯大林同志是如何正确。 但是与此同时，另一种倾向也是存在的，并形成一股潜流。斯大林所推行的政策越来越依靠由他挑选提拔的年轻干部。老一代布尔什维克党绝不会有青年一代人对斯大林的热情、忠诚、崇拜。因此斯大林对老一代布尔什维克的轻蔑态度逐渐转变为仇恨。他坚信必须把那些不同意或怀疑自己政策的人赶下历史舞台。这些人对他所设计的伟大社会主义事业是有害的，起妨碍作用。 另外，苏共在十七大形成了共产党中央书记组成的秘密联盟。据猜测，在这次大会刚开始或大会前夕，一批党的工作者和基洛夫谈过话提出必要时撤换斯大林。从后来参加谈话的人在肃反运动中命运来看，斯大林通过秘密渠道知道了这项谈话的内容。对斯大林个人来讲，1934年是他生涯中重要的一年。正如他在前几年击败反对派一样，他要消灭、清洗新的一批敌人，虽然这些人曾帮助他战胜反对派，但这些人已对他统治构成威胁。从政治经验来讲，他知道历史给每一个人一次机会。假若没有战胜对手，对手就要利用这个机会打倒自己。
1934年12月1日是苏联共产党（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基洛夫的一个照常工作日，但也是他生命历程中最后一天。这也是即将席卷全国镇压狂潮掀开序幕的一天。这一天傍晚当基洛夫走进在列宁格勒州委机关所在地斯美尔尼宫，向州委第二书记的办公室走去。当他在走廊里停下脚步开门时，一颗罪恶的子弹射中他的脖子。他摇晃一下，转了半个身子，就一头栽倒在镶木地板上了。他的帽子被掀落了一半，鲜血从伤口向外冒。凶手尼古拉?耶夫是内务部的工作人员。而且有证据表明，在这项谋杀之前，他曾几次企图暗杀基洛夫。 谢米?基洛夫喜欢在斯美尔尼宫中散步。尼古拉也夫仔细地研究了他散步的路线，企图靠近基洛夫却被警卫人员逮捕。在他皮包背面有一处开口地方，可以不打开皮包就能抽出手枪，上了子弹的手枪就放在此处，里面还装有基洛夫的散步路线图。尼古拉耶夫被带到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会。审问他的是委员会助理负责人扎波罗热沃，但不久之后奉内务人民委员雅哥达之令释放了他。 这引起基洛夫警卫人员的警惕。但内务人民委员会告诉他们：这件事用不着他们去管，并以收缴个别警卫人员党证相威胁。最后尼古拉也夫带着武器潜入斯美尔尼宫，在基洛夫要通过那条走廊时向他开枪，惨案就发生了。 更令人奇怪的是当基洛夫的警卫队长被提交去接受审讯时，他是被用有棚的大卡车接走的，里面还有几个手持铁棒的契卡人员，一人坐在司机身旁。在沃伊诺夫大街，当汽车驶过仓库的一面高墙时和司机坐在一起的人员突然转换一下方向盘，使汽车朝一座房屋冲去。司机抓回方向盘矫正了汽车方向，汽车的侧面碰到房屋墙上，避免车祸发生。但基洛夫的警卫队长鲍利索夫已被人用铁棒打死了。当时医生作了假鉴定，指鲍利索夫是因车祸而死，他们当中有些人活到苏共“二十大”时说鉴定书是被迫做出的，鲍利索夫是被很重的金属铁棒打在头上致死的。 从这个案件的发生，以及整个侦查过程都可以看到有一只有力的手在指挥整个事件的进行，绝非尼古拉?耶夫的个人行为。因此无论斯大林是否指使这次谋杀，但他都会最大程度地利用这件事消灭他的对手。 当时基洛夫由于自己的才华，全国影响力不断增长，到1934年成为党内仅次于斯大林的人物，享有很高声望，而且独立性强，才能出众，善于团结工人，坚持自己的观点不会附和斯大林的意见，并且有时赢得多数。这当然要引起斯大林的猜疑与嫉妒。共产党一些领导人对日益严重的个人崇拜及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感到不安，于是在1934年初的第十七次党代会上，酝酿选举基洛夫取代斯大林担任党的总书记职务。大会对斯大林不满反映在党的十七大选举联共（布）中央的表决上面。按票数斯大林在中央委员会名单中最后一个，在当选委员之中得票最少，缺票270张，而基洛夫只缺3张。卡冈诺维奇命令销毁反对斯大林的大部分选票，才使这令人惊讶的选举结果没有外露。斯大林当然知道这一令他不快的结果，对此感到十分震惊。 所以1934年的斯大林已把谋杀基洛夫变成为他树立党内的绝对权威，以及独裁统治的一个最重要的步骤。因此他就需要制造舆论，把手中的剑挥向他的敌人——一大批党内优秀干部，以及一批被无辜牵连的人。而且在以后又把执行他命令的这些凶残的刽子手处决，以平息转移一些人的仇恨。斯大林阴险罪恶由此可见一斑。虽然目前没有直接证明斯大林是这一谋杀行动的主谋，但是他却充分地利用此事件使基洛夫被谋杀成了大清洗的导火线，成了30年代苏联肃反运动的开端。 基洛夫被刺事件至今是一个案情扑朔迷离的历史疑案。凶手尼古拉也夫虽然当场被捕,并由当天赶到列宁格勒的斯大林亲自审问，但审讯记录始终没有公布，尼古拉?耶夫当月即被枪决。无论基洛夫案的真相如何，有一点十分清楚，即这个事件给斯大林提供了彻底清洗一切反对派（包括潜在的对手）、巩固自己权力地位的机会和采取种种非法手段以达到上述目的的借口。 当天，斯大林等领导人赶到出事地点，亲自过问这一案件。最初，政府宣布暗杀是白卫恐怖分子干的，并处决了104名白卫恐怖分子。半个月后，苏联报纸宣布，暗杀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策划的。 基洛夫案件发生后，1935年1月18日，联共(布)中央就基洛夫暗杀案向各级党组织发出一封秘密信。信中说：“必须肃清机会主义的泰然自若，这种态度是从这样的错误假定出发的：随着我们力量的增长，敌人似乎会变得愈来愈驯服和不伤害人。这种假定是根本错误的。它是右倾的死灰复燃，它要大家相信，敌人将悄悄地爬进社会主义，他们最后会变成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布尔什维克不应当高枕无忧和粗心大意。我们需要的不是泰然自若，而是警惕性，真正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警惕性。必须记住，敌人的处境愈是绝望，他们就愈想把极端手段作为他们反苏维埃政权斗争的垂死挣扎的唯一手段。必须记住这一点，必须保持警惕。”根据这一信件的要求，各级党组织都开展“坦白和承认错误的运动”，许多人承认自己“警惕性不高”，“和‘敌对分子’有联系”，不少人被开除党籍和被捕，其中大多是原先的反对派分子。在这期间，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对所有党证进行了一次审查。 1936年7月29日，联共(布)中央向各级党。组织发出了《关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革命集团的间谍恐怖活动的问题》的密信中，再二次号召各级党组织保持最大的警惕性，不管敌人伪装得如何巧妙，都要善于识别人民的敌人。信中说：“现在已经证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恶魔在反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把我国劳动者的一切最凶恶的不共戴天的敌人——间谍、挑拨离间分子、破坏分子、白匪、富农等等都纠集在一起；这些分子同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两者之间已没有任何区别了。我们的一切党组织、全体党员都应当了解，共产党员随时随地都必须保持警惕性。在目前条件下，每一个布尔什维克必须具备的品质就是，要善于识别党的敌人，不管他们伪装得如何巧妙。”1934年12月1日晚，根据斯大林的建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修改各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的决议》，规定对各个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法法典在侦察和审理恐怖组织和对苏维埃政权工作人员进行恐怖活动有关事宜进行如下修改：凡属恐怖组织和对苏维埃政权工作人员进行恐怖活动的案件，侦察工作不能超过十天；控告结论在正式开庭审判前一昼夜交给被告；原告、被告双方都不参加审判；不接受判决上诉书和赦免请求书；极刑判决被宣布后立即执行。 当时很多干部没有意识到他们接受这个严酷与专横决议的同时，也为自己挖掘了坟墓。这是斯大林战胜敌方，清洗大批党内干部最有力的武器，因为这些人已经没有什能保护他们自己了。斯大林指挥内务部可以为所欲为肆无忌惮，任何人都可以说成是人民敌人，是阴谋集团的成员。限期十天内可以使用酷刑强迫被告屈招，没有上诉。 这个后来被称作“特别程序”的规定为政治清洗中采用非法手段罗织罪名、迫害异己打开了方便之门，成为斯大林随心所欲清洗政治对手的工具。此后，肃反运动被逐步推向高潮，其中第一步就是对所谓“列宁格勒总部”的审判。
依据这个“特别程序”，审判开始了。12月1日在各法院审判的几十个和基洛夫谋杀案没有任何关系的反革命罪行的案件，也送交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审理，几乎所有被告都宣判死刑。当时斯大林的一名亲信，苏联总检察长维斯基叫检察官们放心，不要有任何顾虑。他在1937年3月一次检察工作人员会议上宣称，大家应该记住斯大林同志的话，在一个社会的生活中，在我们自己的一生中，总有这样的时刻法律成为过时的东西而应该撇到一边。他又从学术上论证了一个前提：“即在国家的罪行中，被告的口供是最重要的和决定性的证据。正因为如此，内务人民委员部才不惜以一切手段逼取口供。”1934年12月22日,苏联政府发表侦查基洛夫案的通报，首次提到有一个名为“列宁格勒总部”的恐怖组织，说尼古拉?耶夫即是这个组织的成员，该组织主要由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反对派成员组成。12月27日，苏联政府公有关于“列宁格勒总部”的控告结论，确认基洛夫被杀是该组织指使所为，并说谋害基洛夫是该组织谋害斯大林和党的其他领导人的长远计划的一部分。在立即处死尼古拉?耶夫后，1935年1月15日对“总部”主要成员进行了审判，季诺维也夫等人坚决否认自己与基洛夫案有任何牵连，尽管拿不出证据，法庭仍判处季诺维也夫十年有期徒刑，加米涅夫五年有期徒刑。 l月18日，苏联共（布）中央向全国党组织发出秘密信，要求各地动员所有力量深挖敌人，由此开始了遍及全国的大逮捕，制造了无数冤案。清洗名单是逮捕人的重要依据。保安机构要负责提出“可疑分子”的名单，并按照一定的标准把他们加以分类。根据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公布的材料，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名单都是经过斯大林亲自过目，由他或者他的最亲密的同事，例如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马林科夫或者伏罗希洛夫，来决定名单上那些人的死活。 在1935至1936年初，镇压与逮捕在国内与党内并没有遇到明显的反抗。虽然这些镇压引起了一些党员极大不安，但没有发生任何有组织的抗议行动。这种情况使斯大林更加大胆地实行他的清洗计划。1936年9月26日，斯大林撤掉了雅哥达的内务人民委员的职务。在这前一天，斯大林与日丹诺夫曾从索契给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发了一份电报内容如下：“我们认为绝对迫切需要任命叶若夫同志为内务人民委员。雅哥达显然没有能力揭露托洛斯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集团。国家政治保安局在这件事情上至少落后四年。所有党的干部和大多数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都正确认识到这一点。”这样斯大林又多一个更凶残阴险的刽子手。 随着恐怖大清洗的加剧，作为镇压专政机关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变成为一个重要政治部门。斯大林把它变成自己的权力工具。叶若夫接管内务部后，它的机构扩大了人员编制。在1936年8月1日－24日审判“托洛斯基、季诺维也夫分子恐怖中心案及1937年11月23日－30日所谓反对托派中心”案之后。斯大林于1937年2、3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为他的镇压清洗制定了一个理论依据。 在这次全会上，斯大林提出一个论点，即随著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发展，阶级斗争日益激化。他宣称党内仍有隐藏的日本、德国和托派奸细阴谋集团。在这次全会上，除已有的破坏分子“代理人”、“叛徒”这些字眼之外，又多了一个新的涵义不清的字眼“两面派”，从此在处决党干部时，就常常使用这个字眼。大规模的镇压与恐怖很快降临在苏共与人民头上。
为了给“大清洗”披上“合法”的外衣,1936年8月19日至24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举行了第一次公开审判，被告是所谓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成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米尔诺夫等16人。审讯中，法庭没有出示任何证据，所有的指控都建立在被告的“交代”和“承认”上，在没有律师辩护的情况下，被告的“供词”被作为定罪的依据。法庭最后宣布、季诺维也夫等与已被驱逐出境的托洛茨基相勾结，主使谋杀基洛夫的罪名成立，判处16名被告死刑并立即执行，没收全部财产。判决后不到24小时，报纸即报道：死刑已经执行。这项审判称之为托洛斯基—季诺维也夫分子恐怖中心案件，被告中著名的人物有G.E.季诺维也夫，L.B.加米涅夫。这项审讯对所有被告都处以极刑的作法导致了以后更大规模的镇压。 对“联合总部”的审判带动了新一轮逮捕浪潮，根据审讯中被告的“供词”，又挖出了一个所谓的“托洛茨基平行总部”，其成员有皮达可夫、拉狄克、索柯里尼科夫等人，罪名是策划恐怖行动（其中一条就是暗杀基洛夫），从事间谍活动，企图挑起和加速同法西斯德国，日本的战争并力求在这次战争中打败仗。 1937年1月23－30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对“平行总部”进行了肃反运动中第二次公开审判。被告中著名的人物有E.L.皮达可夫，K.S.拉狄克，G.La.索科尔尼科夫，L.P.谢列勃里亚利夫。这些人过去是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国家出名的活动家，积极参加了十月革命和苏联国内战争。但在二十年代中期却是托洛斯基的积极拥护者，为此被开除党籍。在三十年代初，他们实际上和托洛斯基断绝了关系，并恢复了党籍，并在各人民委员部出版机构及其他单位中任领导职务，但还是被指控“接受托洛茨基指示”，“背叛祖国，从事侦察和军事破坏工作，实行恐怖和暗害勾当”。与第一次公开审判的程序一样，17名被告中皮达可夫等13人被判死刑，拉狄克等4人被判处十年或八年监禁。 由于拉狄克在受审时交代他与布哈林、李可夫等有“罪恶的联系”，1937年2月底，布哈林、李可夫在出席中央全会时被捕。3月初，联共(布)召开中央全会，斯大林在会上作了《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强调指出，托洛茨基主义已经“变成了一伙暗害分子、破坏分子、间谍和杀人凶手组成的寡廉鲜耻的、无原则的匪帮，他们是按照外国谍报机关的任务进行活动的。”2月23日，联共(布)中央宣布把布哈林、李可夫开除出党。次年3月2—13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对所谓“右派托洛茨基联盟”进行了肃反运动中第三次公开审判。布哈林等21名被告被以“谋害罪”和“叛国罪”起诉，其中包括布哈林、李可夫在内的19人被判处死刑。 布哈林在被捕前几天给党的几位领导人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我就要离开人间了，我不是在无产阶级的斧钺下低下了我的头，无产阶级斧钺应该是无情的，但也应该是纯洁的。我在万恶的机器面前是无能为力的，这台机器居然使用了中世纪的方法，拥有无比强大的力量，大量地炮制有组织的造谣、诽谤。这些万能的机构能把任何中央委员，任何党员磨成粉末，把他变成叛徒，恐怖分子，暗害分子，间谍。如果斯大林对自己产生怀疑的话，那这个机构也会立即找到证据的。”布哈林是在审讯人员威胁要把他的妻子与刚出生的儿子杀死才开始交代并承认自己“罪行”。到一九三七年底，实际上所有反对派成员都被捕了，不管他们被捕时持什么观点。 三次公开审判都是肃反运动中为欺骗国内外舆论而精心炮制的假案，这几次审判所涉及的对象也只是肃反运动中无数被冤屈者的极少数代表。实际上，肃反运动所制造的冤假错案远比公开审判所暴露的多得多，清洗的对象从中央到基层几乎包括所有的社会领域和各个阶层。 “大清洗”究竟制造了多少冤案、杀害了多少无辜者？至今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数字，但作为一场政治性镇压运动，其规模之大、涉及面之广、危害之深，在历史上堪称空前，它是斯大林领导苏联时期最黑暗的一页。 斯大林死后，苏联开始重新审查这些案件。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攻击斯大林时报告说，过去两年里已有7679人被“恢复名誉”。他们中间大多数都已死去。最惊人的透露是，在1934年号称为“胜利者代表大会”上选出的134名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有98人，即占全部委员的70．9%，多数在1937-1938年期间被逮捕和枪毙。
1936－1938年间，苏联除四个大的审判案外，在整个肃反运动中，党、政、军各部门都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其中冤杀和错杀了许多人，铸成肃反扩大化的错误。 从1922至1928年，苏联公安和安全机关总共枪决了11271名各类犯罪分子。1930年一年就达到了20201人。1937年猛增到353074人，1938年的数字是326818人。1939年骤降到4201人，1940年再下降到1939人。 1934年1月至1947年12月31日止，苏联全国各劳动营的自然死亡人数为96.21万人。1937年死亡2.5万人，1938年死亡9.5万人，1939年死亡5.5万人，1940年死亡4.67万人，1942年猛增到24.89万人。 1953年斯大林刚去世，苏共中央主席团（即苏共政治局）立刻要求安全部门提供有关在押“反革命犯罪分子”人数的详尽资料。1954年2月，苏总检察长鲁登科、公安部长克鲁格洛夫、司法部长戈尔申宁向苏共中央主席团连名递交了相关报告。报告中说，从1921年到1954年2月1日止，以“反革命罪”判刑的人数是3777380人。其中被处死刑的有642980人，被判劳改和监禁的有2369220人，被判流放和强制迁居的有765100人。在所有判刑人员中，对大约290万人的判决是由政治保卫局工作组、“三人审判组”和特别专案组等非常规司法机关做出的。剩下的90万人是由一般的法院、军事法庭和最高法院做出的。 1992年，当时的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部的档案登记处处长向舆论界通报了苏联时期的全部“政治犯”资料。这些资料证明，从1917年1990年，总计有3853900人以政治罪名（反革命罪、国事罪）被判以各类刑罚，其中827995人被判处死刑。但是这里有一小部分死刑判决没有被执行，而是改判为其他刑罚。另外，对一些刑事犯罪分子的处罚是以政治罪名进行的，这主要牵扯到国内的内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那些趁火打劫的打砸抢份子。 1954年，苏公安部制订了一张详细的历年安全部门抓获和随后被判以各类刑罚人员表。按照这份表格，刚结束内战的1921年，被捕的全部人数是35800人，这里包含了所有的在押刑事犯罪分子，因为初期的苏俄公安、安全部门是不分开的。1922年和1923年的相应数字是六千人和四千八百人，1928年增加到3.3万人。这里面含有部分刑事和经济犯，如走私犯、贪污、受贿分子，反映了当时苏共党内的剧烈斗争。大大小小十几个派系之间的斗争越来越带有火药味，一些反对苏共中央多数派政策的党内干部被捕、被判刑。 1930年开始，政治保卫局逮捕了2.08万人，创下了新的“纪录”。这与刚刚开始的农业集体化有直接关系，许多农民因为反抗强制集体化，被当局迁往人烟稀少的地区，开荒或是建立新城市。同时，苏共党内的反对派几乎全部被捕。1931年，1932年，1933年的相应数字是180700人、141900人和239700人。 1936年是肃反运动的第一年。按照1937年的人口普查的结果，到1937年1月1日为止，共有不少于180万人关在监狱、劳改营或是住在强制定居点。1939年进行的另一次人口普查现示，相应数字达到260万人，其中约100万人是农村来的强制移民。 苏联全国劳动营管理总局领导层向公安部负责人以及后者向斯大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报告材料说，1940年，苏联全国劳动营管理总局的中央档案里保存了800万人的个人资料。这些人包括正在服刑人员；刑满释放人员和死于服刑期间的人员。自1921至1953年间，总共有1000万人曾于不同时间在古拉格服刑。在1930年，苏联全国各劳动营在营人数为17500人，1933年达到33.4万人。1937年达到119.6万人，1940年达到166万人。1941年达到了230万人，新增加的犯人来自波兰、波罗的海三国，以及大批触犯劳动纪律的工人（苏联当局在三十年代末以严刑峻法对付工人，上班迟到或无故旷工会受到刑事处罚）。 从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至1944年12月止，苏联全国劳动营管理总局释放了334万人。仅从1941年6月12日至当年10月24日止，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就释放了60万人，其中17.5万人被征招入伍。被释放的人主要是触犯劳动纪律的工人和不太严重的经济犯，以及军官和各类技术人员。1939至1944年止，在监狱的犯人数量徘徊于350.5万人（1939年1月）和15.52万人（1944年1月）之间。 与此同时，苏联全国各劳动营接收了255万名新犯人，主要是投敌和为德军工作的人员。1948年新的运动使古拉格的人数在1950年达到了256.1万人，创最高记录。 苏联著名作家爱伦堡曾出席过对右派分子的审判。据他亲眼目睹大多数被告精神委靡不振，非常消极。这些人用机械的语言交代，没有本人所特有的语调与风度。因此有人猜想，叶若夫可能利用药物或其他极端手段才获得了被告的口供，因为这些人毕竟是曾经出生入死的革命者。
由于存在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领袖的意志可以凌驾于法制之上，在这次肃反运动中，许多人无辜遭到迫害。据估计，在诬陷为与人民敌人同谋，破坏间谍活动，预谋进行恐怖行为等形形色色的罪名之下，这次大清洗使500万人受到牵连，30——40万人被处决。1936年——1939年，有一半以上的党员，即120万人被逮捕。出席第十七次党代会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人（即半数以上）被捕，联共（布）十七大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98名（即70％）被逮捕和处决。17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除基洛夫外，有5人被杀。十一大上选举的中央委员会的26名中央委员中有17名被处决或流放。 苏维埃和政府机构也遭到“大清洗”运动的沉重打击，1937——1938年间被捕并处决的部人民委员就有17人，加上他们的副手和下属，数量还要翻几倍。从1919年至1935年的31名政治局委员中，有20人惨死。在中央委员地区和省一级的党委书记以及基层党组织的书记中，这类情况更是严重。被捕的大多数党员未经公开审判，甚至未经任何审判，就被处死或流放。
1937—1938年国际形势极其险恶，法西斯德国、意大利、日本气焰嚣张，已侵略了许多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竟指挥内务部开始清洗军队中红军的优秀干部，在这两年中有几万忠于苏共的指挥员和政委被杀害了。 1937年6月12日苏联报纸公布一则消息，说揭露了一起军事阴谋，罪犯组织反苏军事中心，充当德国间谍，其策划者被处决。涉及此案有助理国防委员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基辅军区司令雅基尔将军，白俄罗斯军区司令鲍列维奇将军以及其他许多高级将领。几天后，这些人被指控犯有叛国罪，被逮捕并遭处决，随即斯大林在军队中进行了全面清洗。 1937年8月斯大林在红军政治干部会议上发言号召在红军中根除“人民敌人”，并要求把他们的活动汇报上来。斯大林这番讲话之后，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却洛夫和苏联内务部人民委员叶若夫对武装力量向部队提出了要求：凡是和间谍多少有关系的人做出交代，那些多少知道或怀疑别人有间谍活动的人要汇报。 根据斯大林、伏罗却洛夫和叶若夫的这些指示，在1937年下半年到1938年期间镇压机构对红军的基本骨干给予了一个接一个极为沉重的打击。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中央机关，工农红军政治部，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各军区和海军舰队大部分军、师、团的大多数重要领导班干部都被捕了。国内战争时期最优秀最出色，最著名的红军将领几乎全部清洗了。大清洗使苏联的军事人才几乎损失殆尽。 在这次运动中，共有3.5万名军官被镇压，其中包括高级军官的80％，元帅的3／5，涉及所有的军区司令和绝大部分集团军司令；第一批被授予元帅军衔的5人中，有图哈切夫斯基、叶柳赫尔、叶戈罗夫3人被处死；15名集团军司令中，也有13名被杀；85名军长中，处决57人；159名师长，110名被处决；4万多名营级以上高中级军官遭到迫害。 这一切都发生在人类历史最残酷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苏联红军骨干的丧失，使不久后的苏联卫国战争深受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揭露出来的材料证明，图哈切夫斯基、雅基尔等所谓“叛国罪行”是纳粹德国蓄意制造的一起假案，而苏联在肃反运动中轻信了虚假情报，酿成了一个大错案。1956年以后，苏联当局为图哈切夫斯基、雅基尔等人恢复了名誉。 即使作为“大清洗”工具的保安机构——内务人民委员部自身也无法幸免，其成员被不断更新，以维持对领袖的忠诚或被当作替罪羊。肃反运动前期领导内务部的亚哥达因不能满足斯大林的要求而于1936年9月被更加心狠手辣的叶若夫取代，不久亚哥达被捕并于1938年被处决。叶若夫在按斯大林旨意把肃反运动推向最高潮后，也遭到同样下场，1938年7月被贝利亚取代，并在1940年4月1日被毫无根据地以“镇压苏联人民”的罪名而枪毙。 此外这场镇压运动波及到各个领域。在知识界、历史学家、生物学家、数学家、艺术家，数以几千计地被迫害被流放。斯大林曾授意肃反机构枪决乌克兰的几百名民间歌唱艺人。这些民间艺人是民族文化的活化石，他们的歌曲从来没有文字记录，得靠师徒代代相传才能将歌曲传下去。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说：“每当他们枪决一个民间歌唱艺人或者走方说书的艺人，几百首伟大的音乐作品就和他一起消失了。”斯大林的镇压同样触及到莫斯科的外国共产党人。列宁的老战友，瑞士的普拉敦和波兰文字的加涅茨基都被处决。波兰共产党因此解体，西乌克兰和东白俄罗斯的共产党也莫不如此。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等国共产党都有受到镇压，还有南斯拉夫、保加利亚、中国、朝鲜、伊朗、印度等国的一些共产党领导人。
肃反运动的后果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这场政治运动给苏联社会造成了严重创伤，各个领域的社会精华均受到摧残，人们在生命安全和行动自由得不到法律保护的环境中精神受到极大压抑，而且，在保安机构滥用非法刑讯手段和特务手段的情况下，诬告、假供盛行，人格被扭曲，社会道德水平严重滑坡，其消极影响祸及几代人。在肃反运动中，滥捕无辜的行动大都在深夜进行，人人自危，风声鹤唳，神经高度紧张，生怕夜间有人敲自己家门。许多住在高楼上的人为免遭被捕后的严刑拷打和侮辱，在秘密警察敲门时，便纵身跳下，以死相抗。 其二，这场运动最终确立了高度中央集权体制的极端形式——斯大林个人专制。由于用持续数年的大规模镇压清除了从老布尔什维克到年轻一代干部中可能构成对自己权力挑战的对象，特别是整肃了在十七大上流露不满的代表和中央委员会，斯大林终于稳固了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登上了权力金字塔的顶端。 凭借保安机构这一专政工具，斯大林得以不受法律制约，也不受党和政府机关的制约，完全将个人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在党和国家的名义下实行个人专制统治。他手中不仅掌握全部政治权力和军事力量，而且把经济全部命脉都掌握在自己手里，使他能够不受监督地，随心所欲地支配全国的物质资源与财富。斯大林个人有权决定对外全部政策，他甚至把领导文学艺术和科学的权力全部集中在自己手里。从这个意义上说，肃反运动是苏联确立“斯大林模式”体制的最后一步。 第三，大规模的恐怖镇压给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障碍。由于成千上万的干部被镇压，生产在无组织状态下进行。因此1937年到1939年连续二年钢铁产量处于停滞状态。此时国际形势越来越险恶，苏联面临被侵略的危险。
1938年末，因考虑到苏联人民的承受力已接近极限，同时肃反运动的目的也已基本达到，所以大规模的捕杀浪潮总算逐渐平息下来，也在不同程度上纠正了一些错误做法。在第二年的第十八次党代会上，斯大林终于承认，在大清洗运动中，他犯下了不可原谅的错误。然而，由于斯大林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肃反运动的错误，而是继续把它当作巩固集权体制的必要手段，因此肃反运动的余波一直延续到战争前夕和战争初期，并在战后再掀高潮。 1939年3月，联共(布)召开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在会上作关于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中强调指出：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雅基尔、图哈切夫斯基、布哈林和其他恶棍之类的间谍、杀人凶手和暗害分子从苏维埃组织中清洗出去，是完全必要的。同时，他又说：“决不能说，在进行清洗时没有犯过严重的错误。遗憾的是，所犯的错误竟比原来预料的还多。毫无疑问，我们今后已不再需要采用大批清洗的方法了。但是，1933－1936年的清洗终究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这次清洗基本上产生了良好的结果。”
对于苏联的肃反运动，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评述是：“我想，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不知道1936－1938年间在苏联发生的那些过火行为的全貌，也不能够恰当地评断其责任。不知确数的人，无疑地有好几万人，在没有预先得到通知的情况下被捕，并且不经审判被送到北部和远东的罪犯营中去。成千上万的人被处决，他们的遭遇甚至连他们的朋友也不通知。” “反苏报纸找到了容易的结论，它硬说社会主义的本性就是‘集权和残暴的’。凡是了解近年来苏联人民的创造性和他们对他们自称的‘自由’的热爱的人，都不会接受这个看法。赫鲁晓夫和另外一些人几乎作了同样简单化的解释，即斯大林和‘个人崇拜’应该负责。斯大林自然必须负责，但是宣布他的错误并不就是最后答案。因为斯大林是通过组织途径办事的；中央委员会的一次全体会议支持了从1937年2月开始的行动。牵涉到的有一整个掌权的机构。而且赫鲁晓夫自己也说，斯大林在所有这些行动中，‘认为为了劳动人民的利益，为了保卫革命果实，必须这样做’。我想，苏联在回顾和总结这些案件和历史的时候，总有一天对所发生的事情做出评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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