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胡适眼中的毛泽东·胡适的哀伤·我心中的人间胡适
作者：散白雾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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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胡适眼中的毛泽东·胡适的哀伤·我心中的人间胡适
作者：散白雾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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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眼中的毛泽东 作者：傅国涌 来源：爱思想网 1945年8月抗战刚胜利时，远在美国的胡适给毛泽东发了一份电报，从中不难看出他那种属于书生本色的天真。1954年，他为司徒雷登《在中国五十年》所写的序中说： “司徒（雷登）博士的大使任务也宣告失败，因为正如他自己说的，他是‘外交的生手’。……事实上，在理想主义澎湃的那些日子里，我跟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生手们同样的天真。的确，我在对日胜利后不久，竟天真到打了一封长的电报到重庆，以便转交给我的从前的学生毛泽东。我在电文里用严肃而诚恳的态度央求他说，日本既已投降，中共就再没有正当的理由来继续保持一支庞大的私人军队，中共现在更应该学英国工党的好榜样。这个劳工党没有一兵一卒，但在最后一次的选举中，却得到了压倒优势的胜利，获取今后五年里没有人能够跟他抗争的政权。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到了重庆，陪他同来的有美国大使赫尔利将军，也是一个外交的生手。那时候重庆的朋友打电报告诉我，说我的电报已经交给毛先生本人。当然，我一直到今天还没有得到回音。”（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五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1895页） 1945年的毛泽东早已不是“五四”前北大的旁听生、图书馆的助理管理员，而是手握重兵的一党之魁、两强对峙中的一强，当然不会把这位手无寸铁的胡适放在眼里，时移境异，随着毛泽东在共产党阵营中的崛起，他也不再承认自己是胡适的学生了，北大留给他更多的只是屈辱的记忆。在毛的心目中，当年给胡适写信、写明信片乃至登门拜访时的那份尊敬和谦卑都已荡然无存。 毫无疑问，“五四”时代，彻底皈依马克思主义之前的青年毛泽东曾是胡适的热烈崇拜者，虽然胡只比他大了两岁。直到1936年，毛还亲口告诉斯诺，他是陈独秀、胡适的忠实读者和崇拜者。毛在长沙创办“自修大学”就是受了胡适的影响，为此他曾当面向胡适求教，在给朋友的信中他也说过，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1951年5月16、17日，胡适连日读了萧三《毛泽东的初期革命活动》，他把其中有关毛泽东年轻时办“自修大学”的经历抄在了那两天的日记中。17日，他读了胡华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把有关毛泽东办“自修大学”等内容抄在了当天的日记中。他回忆说：“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南去了。‘自修大学’见于记录，似只有这两处，故我记在这里。”（《胡适日记全编》第八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123页） 周策纵在《胡适杂忆》中说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也是受了胡适《沁园春·新俄万岁》的影响而作的。 胡适总是忘不了这一切，忘不了1945年给毛泽东的电报，他晚年还几次提及那份用文言起草的电报。1961年12月19日，胡适在台湾，生命已进入倒计时。那天的《民族晚报》上有一篇玉垒生的文章《胡适文言信》，其中引用了他1945年8月4日给毛泽东的电文，勾起他对往事的回忆。他看了以后说，这个电报好象没有留稿，“电报，我差不多都用文言，可以节省电费，而且有些成语，或如韵目，的确可以省了许多字。”他指出几个排错的字，还在旁边注上了13个字：“从纽约发给毛泽东的无线电文”。（《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十册，3843—3844页） 1949年以后，胡适虽身处海外，但几乎无时不在关注大陆的命运，文化的浩劫、知识分子的境遇、人民的苦难等都让这位漂泊的游子牵肠挂肚，大陆对胡适思想的清算运动没有让他多么痛苦，反而感到自己几十年来传播文明常识、自由思想的努力没有白费。虽然他一度收集了很多大陆批判他的材料，准备写一篇长文来个总答复。比他年轻十几岁的朋友叶公超劝他说：“一个处女怎好和一群强盗打交道，况且文字在政治斗争中并不是最有力的武器。”（《叶公超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245—246页）最后，他也就没有写什么回应文章。相比之下，反胡风运动、1960年饿殍遍野的报道却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在他生命的黄昏，他对毛泽东的看法、判断就是建立在这些历史事实之上的。 毛泽东为什么如此惧怕胡适的思想，根子就在于胡适所提倡的独立思考、独立判断，重怀疑，重实证，与毛的愚民政策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毛企图以无所不在的思想灌输、强行洗脑等，使普天之下莫不膜拜、盲从，最后将天下变成他一个人的囊中之物。在这个意义上，他才要对离开大陆的胡适进行缺席批判，当作一个靶子来打。 1956年9月，胡适已66岁。他在去美国加州大学讲学的途中和记者谈到《新青年》和《独立评论》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的地位时说“从那时候开始，自由思想和共产主义便不能相容。”（同上，第七册，2546页）他还说：“共产党以三百万言的著作，印了十几万册书籍来清算胡适思想，来搜寻‘胡适的影子’，来消灭‘胡适的幽灵’。共产党越清算我的思想，越证明这种思想在广大中国人民心里，发生了作用。中国人民一日未丧失民主自由的信念和怀疑求证的精神，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便一日不能安枕。郭沫若等一帮文化奴才便要继续清算我的思想。”（同上，2547页） 他感叹，大陆不仅没有说话的自由，特别可怕的是失去了不说话的自由。“中国知识分子就不能说许多非出自本身或虚伪的话，颂扬不值得颂扬的事，或不谴责他们内心不愿谴责的师友。总而言之，没有不说话的自由，就逼使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讲政治性的谎言”。“当中共政权命令全国清算胡适思想毒素的时候，我的朋友或学生，都不得不说出他们对我的批判或痛骂。他们充分知道我会了解他们并没有不说话的自由。”（同上，2600页） 1961年，胡适71岁了，这年10月25日，他在给赵聪的复信中说：“‘人民文学’发表的《鲁迅传》戏本，我尚未看见，中共恶诋我和我的师友，我见惯了，看作当然应该有的‘戏文’，只觉得板眼太死，腔调太陈旧，未免有点好笑。前些时（1957）我还曾搜集这一类‘清算胡适的幽灵’的出版品，居然收集了一大堆。近年来，连这点兴趣也没有了，——原因只是嫌‘板眼太死，腔调太陈旧了’。”（《胡适书信集》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1712页） 也是在1956年9月那一次，胡适在谈及胡风事件时幽默地说：“胡风真是该死。张谷非的名字好好的，他不用，偏要叫‘胡风’。在共产党一条鞭的奴才文艺制度下，他偏要提倡什么文艺自由。从毛泽东的立场来看，胡风自然应该清算。但是胡风事件可以说明自由思想依然在共产铁幕的控制下滋生蔓延。胡风可被清算，新文化运动已在匪区中止。昔日的文化革命者正在接受审判。但自由的思想将继续在匪区展开。”（《胡适之年谱长编初稿》第七册，2547—2548页） 1957年6月7日，中国大陆“自由的假期”突然告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眨眼变成了“控诉和整肃‘右派’人士”的运动，毛泽东说，这是引蛇出洞的“阳谋”，当年和胡适一样怀抱自由理想的同伴纷纷落马。9月26日，胡适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长篇演说，为大陆发生的“抗暴运动”而欢欣鼓舞。“有些人说中国共产政权已经抓住了青年人的思想和感情，那是绝对不确的。……最近中国学生的抗暴运动，给了我们最好的证明，就是经过八年的绝对管制和思想改造，中国青年学生还是几乎一致的反对中共政权。”（同上，2598页）同时，“对于这些受到共产党的新的残害的牺牲者，对于成千成万胆敢公开指责并且与共产党暴政斗争的同胞”表示诚恳的同情和钦敬。他无比沉痛地指出： “在今天中国大陆上，凡是想做一个独立的人，不分男女，都正被任意逮捕、拘禁、处决，或消灭。千百万农人都正在被放逐或遭受到最残酷的奴役。千百万无辜的人民，都正在驱作奴工，——共产党美其名为‘劳动改造’。儿女们被逼着控诉父母，家庭没有温暖与私人生活。 个人的尊严与价值，已被剥夺净尽。没有任何基本人权，甚至没有不说话的自由。”（2604） 这是胡适对毛泽东治下的中国的基本认识，他的这一看法至死都没有改变。所以，他一直惦念着1949年后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朋友的安全。1958年12月17日是胡适68岁的生日，恰逢北京大学60周年校庆纪念日，他在北大校友会举行的聚餐会上发表演说，认为1957年春夏之交北大学生创办《接力棒》刊物，发起“新五四运动”，正是“北大精神”未曾中断的标志。正值毛泽东退居二线，他说：“昨天，曾经当过北大旁听生的毛泽东的下台，‘新五四运动’是其原因之一。”（同上，2775页）但他想不到的是，毛泽东并没有下台，而是继续牢牢地掌握着“和尚打伞”的权力，其无限的权力和异想天开的政策将继续给普通百姓带来无尽的灾难。1960年饿死数千万人的惨剧只仅仅是其中一个例子罢了。 1961年1月21日，胡适看到吴立行的宣言后说：“大陆上人民饿死的约有六千万人。在梅县一个村庄里本有四千人口，已经饿死了一半，只有两千多人了。在北京，每人每月还可配到八两油，在乡村，每月每人只有一两油。前天邵幼轩把她的祖母（邵飘萍的夫人）的信带来给我看，说副食都不够，‘我们快要干死了’。一个人一个月只有一两油，她说的‘干死’，大概是指没有油吃而说的。中国古代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所有哉’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让人民自食其力，不要干涉他，他们会得到食物的。像油，农村都是自己做的，他们种的东西自己来榨油，本来不成问题，所以我主张的‘无为而治’还是有道理的。到了政府去管制，已经不行了，再到了实行人民公社之后，什么都没有了。这是管制的结果，还不如无为而治，让人民自食其力，决不至于这个地步。”他用红色的原子笔在吴立行的宣言上划了好几处。他指着说：“大陆上人民真的是饿死了，这些都是真的，真气死人！”（同上，第十册，3460页） 在胡适身边工作了三年的秘书胡颂平，第一次听他如此沉痛地说出“真气死人”这句话。但胡适毕竟是胡适，他还是知道这些挣扎在饥饿线上的人并没有反抗的力量。饿死也就饿死了，历史将继续。 作为一个学者，胡适晚年耿耿于怀的是毛泽东对文化的垄断与宰制，由此造成文化风气的败坏，乃至文化命脉的中断。1959年3月11日，胡适读到大陆出版的毛泽东诗词，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看见大陆上所谓‘文物出版社’刻印的毛泽东《诗词十九首》，共九叶。真有点肉麻！其中最末一首即是‘全国文人’大捧的‘蝶恋花’词，没有一句通的！抄在这里；游仙，赠李淑一。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飚，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我请赵元任看此词押的舞、虎、雨，如何能与‘有’韵字相押。他也说，湖南韵也无如此通韵法。”（《胡适日记全编》第八册，568—569页） 也是这一年，程靖宇寄给他一些书，其中有钱钟书的《宋诗选注》。他在5月21日的复信中说： “关于《宋诗选注》，我实在看不出何以这书会引起那么大的攻击。倘有关此事的资料，乞寄我一点，我很想看看。 我觉得这部书实在选的不好。例如黄山谷，他为什么不选《题莲华寺院》和《跋子瞻和陶诗》？他选的几首都算不得好诗。 大概此君颇得毛酋宠任，故招致妒忌，忌者借此书下攻击，意别有在，并非如你说的‘钱真是高明而有胆’也。”（《胡适书信集》下册，1396页） 在这些日记、书信中，69岁高龄的胡适透露了他对毛泽东一统山河，不仅主宰亿万生灵的命运，甚至要主宰绵延数千年的中国文化的嘲弄，御用文人大肆吹捧的毛词在他眼里只是“肉麻”，而且连最基本的韵脚都不遵行了。钱钟书在大陆至今仍被捧为“学术泰斗”，其《宋诗选注》也被捧为“经典”，素来公允、客观的胡适感到其实“这部书实在选的不好”，但大陆文人攻击此书，在他看来只不过是争风吃醋而已。 不过，胡适也曾对唐德刚说过：“共产党里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胡适口述自传》） 对那些伪造历史、篡改历史的作法，一辈子重视“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胡适深恶痛绝。1960年5月3日，“五四”纪念日前夕，记者采访这位年已古稀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巨人，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五四运动是共产党策动吗？”他指出共产党的成立是在“五四”运动之后两年的事，“现在他们说是共产党的策动，完全是瞎说，不值得一驳。”（《胡适之年谱长编初稿》第九册，3254页）5月4日，北大校友会举行“五四纪念会”，他发表了40分种的演说，再次驳斥了这种编造历史的做法，“但我们算算历史，民国十年（1921）7月中国共产党才成立，民国八年那里有中国共产党？这是讲历史的人最简单的考据。”即使共产党创始人、被誉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在民国八年二月就辞去北大职务离开了。学生的爱国运动爆发后，陈独秀才知道，在座的毛子水、罗家伦，当时都在场，可以证明。”否定了英国作家罗勃特《毛泽东传》中所谓“陈独秀在北大召集学生演说，学生们才出去有所行动”的说法。他也不讳言“五四”那天，自己“在上海蒋梦麟先生家里，晚上还喝了酒。根本不知道。第二天从记者那里才知道北京的情形。”（同上，3256页） 不久前去世的李慎之先生曾说：“20世纪是鲁迅的世纪，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我同意这一说法，胡适对世事政局、历史人生的评判未必见得多么深刻、多么高明，然而真知往往并不那么深奥，即使在是非颠倒、指鹿为马的年代里，也能保持独立的思考，坚持独立的批判，争取说话的自由，对不同意见的宽容，这些确实都卑之无甚高论。自由主义的理想看起来不是那么过瘾，不像狂热的乌托邦足以激荡人心，颠倒乾坤，取而代之，但却是离现代文明更接近的思路，那些试图一夜之间在地上建天堂的梦想，那些一心渴望大同的不着边际的追求注定了将碰得头破血流。既然读了几十年深刻的鲁迅，我们依旧找不到方向感，那么21世纪，就让我们走近浅白、清楚的胡适吧，他是人类普世价值在中国最有力的传播者之一，并身体力行了一辈子，他所走过的路，乃是通向现代文明的路，也是一条绕不过去的路。
“根株浮沧海”：胡适的哀伤 ——《私人记录》之七 作者：傅国涌 来源：爱思想网 胡适（1891一1962），原名胡洪骍，字适之，安徽绩溪人，20世纪中国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之一，倡导自由主义。1910年留学美国，先入康乃尔大学，后入哥伦比亚大学，深受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影响，1917年初，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暴得大名”。1917年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参加编辑《新青年》，出版新诗集《尝试集》，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二三十年代曾先后创办《努力周报》、《新月》月刊、《独立评论》周刊等有影响的刊物。抗日战争时期临危受命出任国民政府驻美国大使，1946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1949年4月远赴美国。1958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他一生在哲学、文学、史学、古典文学考证等领域都有成就，著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上）、《白话文学史》（上）和《胡适文存》（四集）等。 1949年1月1日的胡适日记很简短： “南京作“逃兵”，作难民，已十七日了！ 蒋先生有主张和平的文告。”[1] 此前1948年12月14日，胡适匆忙离开北大，告别大军合围中的古城北平。三天后（12月17日）就是他的生日，他不无自责地对司徒雷登说自己痛悔抗战胜利之后这些年没有把精力、才能用在思想方面，“而是像他过去做的那样自私地又埋头于他所感兴趣的学术活动中了”。司徒雷登看到--那一刻“他的眼中噙着泪水”。[2] 1948年的最后一天，在南京，对着滚滚而去的长江，胡适和傅斯年两人一边喝酒，一边背诵着陶渊明的《拟古》诗第九首：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 两人都禁不住潸然泪下。1949年1月2日，胡适将这首诗抄在了日记中。2月12日，他在上海和雷震见面时又出示了这首诗，雷震认为“正为国民党今日处境之写照”。“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胡适和傅斯年“两人都下泪了”，他们的泪到底为何而下？这首诗为什么一再在胡适的脑海中徘徊？恐怕不是雷震所讲的那么简单。“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他们哀伤的首先不是国民党这个政权的败亡，而是他们热切向往的渐进变革之路的中断，他们知道以和平方式播洒文明的种子、推动社会进步的一切努力即将付之流水。 胡适不是什么政治人物，他更有兴趣的是学术工作，是办大学，是从文化上担负起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尽管他在1949年的转折关头再次踏上抗战时走过的赴美游说之路，并说过“在道义上站在蒋一边”这样的话，但他不愿从政做官这一点没有什么改变，这可不仅仅是珍惜自己的羽毛。这里固然有他个人性情、趣味、学养、经历等方面的因素，也有他对知识分子应始终与政治保持距离的清醒认识有关。3月7日，他看到石涛画册自题：“不识乾坤老，青青天外山”，曾感叹“遗民不肯抛弃希望的心事”。在他流亡美国的日子里，他是否也有类似的心事？他的所有哀伤都包含在陶渊明的诗和石涛的画里，但他的哀伤又岂是生活在古代的陶渊明、石涛所能体会的。“根株浮沧海”，“青青天外山”，在胡适的后半生，这样的哀伤几乎一直在他的心头萦回不去。
1月8日，蒋介石请胡适吃晚餐，劝他去美国：“我不要你做大使，也不要你负什么使命。例如争取美援，不要你去做。我止要你出去看看。”[3]话虽如此，国民党方面乃至美国方面希望他做大使、做外长的呼声却一直不断。不过他连顾问性质的“总统府资政”都拒绝了，他留恋的倒是北京大学校长这个位置。 1月21日，胡适打消了将家属送往安徽老家的念头，亲自送夫人江冬秀和傅斯年夫人俞大彩一起上了开往台湾的船。当天他得知蒋已下野离开南京，李宗仁代总统。第二天早晨，他一回到南京就收到了“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的来信及“总统府资政”的聘书。23日，李宗仁来看望他和梅贻琦，谈了一个小时。1月24日早晨，他写了一封信给吴，恳切地表示： “依据‘大学组织法’，国立大学的校长都不得兼任为俸给的职务。现在我还是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因时局关系，此时尚不能辞职。故请先生千万代我辞去总统府的名义与俸津。聘书也请先生代为收回，并乞先生勿发表此事，以免报界无谓的猜测与流言。 适明晚与梅校长同车去上海小住，特来告辞，恐不能相见，故带此心留呈先生，恳求先生念我愚诚，代我打消此事，不胜感谢！”[4] 他也确实尽着作为北大校长的一些责任，3月9日，北大医学院学生焦增煜从北平逃到上海，刚上岸就被扣押了，焦在狱中看报纸，见到一则梅贻琦的启事，知道第二天胡适有个公开演讲，就给梅打了个电话，恰巧胡适也在那里，接了电话后，他马上打电话给蒋经国，三十分钟焦就释放了。焦去看胡适，报告北平易手和自己出逃的经过，痛哭流涕。胡适当即亲笔给他写了一份证明书： 焦增煜是国立北京大学医学院旧制学生，应于实习两年期满之后给予毕业证书。但当其第六年下学期实习时期，焦君因时局关系，于民国三十八年二月下旬离开北平。其所携北京大学教务处注册组所给历年成绩表及实习证件，均属真实，特为证明如右。 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卅八年三月九日[5] 凭着这一纸证明，这位学生才能漂洋过海，进了加拿大的一家医学院。这不是孤立的，竺可桢日记中讲到，曾有北大学生拿了胡适的信要到浙大借读（3月25日，“上午北大法律二学生华力进以适之函来（廿一晚，即适之非台前夕所书），余告以浙大开学已六星期，此时不能再收借读生，嘱其于暑中参加入学考试。”[6]） 2月13日，陈雪屏来电，吴铁城希望胡适来做驻美大使。在这个问题上他一直比较清醒。2月14日，他就复电：“弟深信个人说话较自由，于国家或更有益，故决不愿改变。”[7] 当然，也有人认为胡适不应该从政，香港学者陈君葆在2月28日的日记中说，他与曾昭伦夫妇以及刚到香港不久的王云槐一起午餐，“我初与他谈话，便说胡适是不应搞政治的，朱光潜到了不应该和不必说话的时候，倒说起话来，那真是犯不着。”[8] 6月12日，阎锡山在广州组阁，发表胡适为外交部长。当天包天笑的日记中说：“胡适在美国，恐尚未知其事，亦未得其事先同意，将又蹈傅秉常之覆辙。但傅尚回国一次，胡则在此时期，未必回国也。”[9]连局外人都有这样的看法，“倒霉”之中的国民党政客们岂能不知，这只是应付美国人而已。6月13日，胡适日记只有一句话：“马歇尔向国民党新政府提出两条建议”，同时粘贴了一则英文剪报，由胡适出任外交部长就是马歇尔的两条建议之一。[10]6月21日，他经过七八天的“仔细考虑”、“日夜自省”，致电叶公超等转阎锡山，诚恳地要求辞职。电文中说：“适在此努力为国家辩冤白谤，私人地位，实更有力量”，他请阎锡山、李宗仁、朱家骅等谅解他，他说：“今日恳辞俏揭病！盵11]但即使穷途中的权势者也不会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诚恳所感动，权力的逻辑是没有情、诚可言的。6月28日，他接到阎锡山仍不放他辞职的电报。当夜他还见到了宋子文给蒋介石的电文：“廷黻兄与职商量，劝其（适之）就副院长职，留美一个月，与美政府洽商后，回国任行政院长。但不知国内情形许可此种布置否？适之昨谓李代总统实在未来电邀就外长。堪注意。”蒋复电：“甚望适之先生先回国，再商一切也。”[12] 6月30日，胡适连发三个电报，一给阎锡山，一给杭立武，都是坚辞外长事。一给蒋介石，认真地表示宋子文电报中所说，“从未赞成，亦决不赞成。”[13] 8月20日，他在给杭立武的电报中说：“弟决不愿就外长，亦不愿就任何官职。弟昨始得见新布之千叶白皮书，更觉得我前所谓辩冤白谤，实有需要。若政府不许我向外声明未就外长事。岂非闭我之口，裹我之脚乎？此意千乞代陈介、麟、百、骝诸公为感。”[14]朱家骅的档案中有这一电文的抄件。 8月16日，在写给赵元任夫妇的信中，胡适这样袒露自己的心迹： “两个月来，精神上十分苦闷！‘外交部长’的事，事前我不知道，事后我打了许多电报辞谢，但政府至今还是用‘无赖’的方法，再三劝我不要向外发表不干外长的事！（两个月了。我在8月6日发一电，说，……‘政府至今仍不许我向外发表不干外长事，岂非闭我之口，裹我之脚？……’此电去后，十日不得覆电。） 你们劝我在外教书，把家眷接来。此事我也仔细想过，但我不愿意久居外国。读了White Book之后，更不愿留在国外做教书生活。 我想回去做点我能做的事。第一，决不做官。第二，也不弄考据了。……至于‘我能做’什么，我现在还不很明白。也许写文章，也许是讲演，也许是两者都来。此事请元任替我想想，就给我一个判断，请不必告诉外间朋友。”[15] 12月23日，“实在是提不起劲儿来，有些日子真难受”时，他又给赵夫妇写信，再次提及： “六月中，阎内阁发表了我的外交部长，后来他们用种种法子，力劝我不要向外发表我不就外长的话，因此，我从六月到十月初，什么报馆记者都不见！10月初公超的外长发表了，但局势大坏，我也不忍就谈我私人的吃饭问题，所以一搁至今。”[16] 此外，蒋介石希望他出面组织在野党，宋子文希望他出面领导救国运动，他都谢绝了。2月12日胡适日记中载：“11：00雷儆寰来，可同饭。”那天胡适和雷震一起午餐，推心置腹谈了数小时，他对雷震说，蒋有意让他出面组织一个在野党，但他觉得自己“个性不适合”，做不了这件事。[17]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雷震此后热心于组织反对党，这一天胡适说的话想必已印入他的心坎。这当然是后话。 6月14日，蒋廷黻在美国对胡适说，宋子文从欧洲回来后极力主张要他出来领导救国的事业自己愿从旁力助。胡适去看宋，果然如蒋廷黻所言，“我猜想他在欧洲必见了Thomas Corcoran[托马斯·科克兰]，受了他的影响，故作此幻想。”[18] 6月22日，“Thomas Corcoran[托马斯·科克兰]自法国回来，在子文兄[处]见面，他力主张我出来担任救国事业的领导工作。 我早猜子文是受T.C. [托马斯·科克兰]的影响，T.F.[蒋廷黻]不信。今夜我听T.C.的话，更恍然明白了。”[19] 总之，在“根株浮沧海”的日子里，胡适也未改变初衷，从无介入实际政治的打算，所以他不可能答应宋子文们要他出面领导政治上救国运动的请求。《自由中国》创刊，他只愿意做名义上的发行人，连一个政论刊物他都不想直接介入。自然，对他而言不介入直接政治并不是放弃个人应尽的责任。
1949年3月下旬，胡适曾到过台湾。3月27日下午，当时的台湾省议会、文化协进会及各文化机关团体发起邀请他作一次公开演讲，他在傅斯年等的陪同下来到中山堂，听众达六千多人，连讲台上也坐满了人，只给他留下了一席之地。他演讲《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认为自由不是舶来品，他以中国古代传统中的谏官御史、史官制度作为例证，并把孔子、老子、孟子都称为自由主义者，认为王充的《论衡》从帝国时代就开辟了自由批评的传统，在范縝、韩愈、王阳明身上他都读出了自由主义精神。他甚至把孔子的“有教无类”及科举制度解释为“教育的平等”。这些观点本身难免牵强附会、令人啼笑皆非。他的用意是要在一个面临“自由”与“不自由”、“容忍”与“不容忍”抉择的“危险”时刻，针对有些人说“‘自由’是有产阶级的奢侈品，人民并不需要自由”的论调，挖掘出一些古代的自由传统，他说：“假如有一天我们都失去了‘自由’，到那时候每个人才真正会觉得自由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20] 这次演讲和他此前不久（1948年10月20日）在浙江大学所讲大致相同。在即将天翻地覆的历史转折关头，胡适所耿耿于心的仍是自由，他将自由嫁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千年老树上，用意也无非想让真正的自由在中国扎根、生长乃至开花、结果。这一观点从学术上诚然可以商榷，但他的用意则是不容轻慢的。 4月3日，雷震与王世杰到溪口看蒋介石，第一次向蒋透露了他们和胡适等人想筹办《自由中国》杂志的意思，蒋“表示赞成并愿赞助”。[21]（据蒋经国4月1日日记，蒋介石准备发动“民主救国”和“自由中国”两个运动，大约与此有关，无非是想利用自由知识分子对理想的热忱）4月6日即胡适离开大陆的那天，他和雷震、王世杰一起吃早饭，显然获知了蒋的这一态度。4月14日，在茫茫无际的太平洋上，应雷震所托胡适写了“《自由中国》的宗旨”一文： 我们在今天，眼看见共产党的武力踏到的地方，立刻就罩下了一层十分严密的铁幕。在那铁幕底下，报纸完全没有新闻，言论完全失去自由，其他的人民基本自由更无法存在。这是古代专制帝王不敢行的最彻底的愚民政治，这正是国际共产主义有计划的铁幕恐怖。我们实在不能坐视这种可怕的铁幕普遍到全中国。因此，我们发起这个结合，作为‘自由中国’运动的一个起点。 我们的宗旨，就是我们想要做的工作，有这些： 第1，向全国国民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第2，并且要督促政府（各级的政府），第3，切第4，实改革政治经 济，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 第5，支持并督促政府用种种力量抵抗共产党铁幕之下剥夺一切第6，自由的极权政治，第7，不第8，让他扩张他的 势力范围。 第三，尽我们的努力，援助沦陷区域的同胞，帮助他们早日恢复自由。 第四，最后目标是要使整个中华民国成为自由的中国。[22] 最初，创办《自由中国》杂志确实带有挽救国民党政权的意图，所以民主、自由的价 值都是包裹在反对“国际共产主义铁幕”的外衣下，这也是它最初得到蒋介石许可乃至支持的原因，这本小小的半月刊将在最后的孤岛上向蒋的独裁、专横发起挑战，将与蒋的小朝廷对峙，这是蒋始料不及的，胡适却未必心中无数，所以他一直很谨慎，不想介入太深。当然，他是《自由中国》无可争议的发起人之一，从2月10日、12日、16日到4月6日，他和杭立武、雷震、王世杰至少商量过四次，这个杂志名称还是他向杭立武提议的。所以，4月16日，船到檀香山前夕，他写信给雷震、杭立武、王世杰三人： “《宗旨》写了几次，都写不成。最后有一篇短的，十分不满意。千万请你们与书琴、 佛泉、子水诸君仔细斟酌，最好是完全重写过。 请注意这不过是拟稿之一种。 万不得已时，还是不发表书面的宗旨或约章。 若发表《宗旨》定稿，请不要具名。”[23] 不过，雷震他们并没有听从胡适的意见。当年11月20日，《自由中国》在台湾创刊，不仅把胡适写的这番话原封不动印在扉页上，而且以远在美国的胡适为“发行人”。以后在纪念《自由中国》三周年时，胡适讲过这样一番话， “……大陆危急的时候，……许多朋友在南京在上海常常谈到国家的问题，想办一种日报或杂志以振起舆论。在那个时候，大家就定了‘自由中国’这个名字。当时有几位朋友要我写一个简单的宣言。 （那时）我们还有半个中国没有被赤祸蹂躏，自由中国还有半个大陆。……” 船到檀香山，他就把这四条“宗旨”寄给雷震、杭立武，“希望他们把这个简单的稿子修改扩充。可是他们很客气，没有修改，就将我在船上匆匆写成的文字作为《自由中国》杂志的宣言。这实在令我感到十分惭愧。后来这几条宗旨不但刊载于《自由中国》的第一期，并且每期都刊载，作为提醒我们同人努力的宗旨。到现在，我仍感到惭愧。”[24] 对于以他的姓名为“发行人”，他表示自己“最不高兴”，认为“这是作伪”，不是一个“好榜样”。[25] 《自由中国》创办时，杭立武还是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长”，所以这个刊物曾得到教育部的经费补助，创办人也多为国民党中人，“但她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官方刊物，而毋宁传达了一群自由主义者在国家危难时期的共同声音。”[26] 4月14日夜，在写完《自由中国》的宗旨后，胡适重读《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感动无比，信笔写下一篇长文，作为《陈独秀的最后见解》序言。此前，2月23日，他就读过《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深喜他晚年大有进步，已不是‘托派’了，已走上民主自由的路了。”在这篇满含感情色彩的序文中，他对“死友”陈独秀的最后见解更是表示了由衷的赞佩，认为-- “是独秀自己独立思想的结论，实在是他大觉大悟的见解。只有他能大胆的指摘‘自列宁、托洛茨基以下’均不曾懂得‘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之真实价值’。只有他敢指出二十年（现在三十年了）来共产党用来打击民主政治的武器--‘无产阶级的民主’原来只是一个空洞的抽象名词！ 独秀的最大觉悟是他承认‘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有一套最基本的条款，--一套最基本的自由权利，--都是大众所需要的，并不是资产阶级所独霸而大众所不需要的。”2086 陈独秀在病中写给西流的那封长达五千多字的长信，“陆续写了廿余日才写好”，其中有三千多字是讨论“民主政治”的。胡适说“这封信是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上希有的重要文献”。陈独秀提出了“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胡适认为“在这十三个字的短短一句话里，独秀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的生死关头。近代民主政治与独裁政制的基本区别就在这里，承认反对党派之自由，才有近代民主政治。独裁制度就是不容许反对党派的自由。”[27] 这篇序文最后，胡适说：“因为他是一个‘终身反对派’，所以他不能不反对独裁政治，所以他从苦痛的经验中悟得近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内容，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2091 然而当后来雷震一再吁请他出面组织一个反对党时，他的态度却从来没有改变过，那就是不同意。当年12月8日雷震听到胡适要组织“自由党”的传闻，曾给胡适写信： “很凑巧的事，蒋廷黻先生对外发表谓先生要组织中国自由党（草案已由纪五弟寄来雪艇先生处见到），《自由中国》刊物适逢其时出版，《新闻天地》附会这两件事有关联，他的题目是《胡适、自由、自由党》，开头就说“胡适提倡自由主义，不是一日间事，由自由主义进而组自由党，也不是一件传闻的新闻，但是从我国堂堂正正驻联合[国]代表团长蒋廷黻在成功湖宣称，却是一个道地的新闻，何况适逢其时的，由胡适为发行人的《自由中国》半月刊正在此时于台北出版”，谁说天下没有这样凑巧的事。 《中国自由党》章程已拜读，先生愿出来领导，使爱好自由人士以十分的兴奋。既名为党，则不能不讲组织，广纳自由人士于一组织之内，这是万分万分困难的事，希先生对此点特别注意。又负此责者，不但要有组织能力，并须公正、和平与任劳任怨，国民党失败之前车可鉴，务祈（负组织之人，心地不可狭隘）先生注意组织人选，一切毛病与漏洞，将来会由此而生。又，自由党组织部分，定得太简单。”[28] 实际上，胡适没有介入蒋廷黻试图组织“自由党”一事，雷震误信了王世杰儿子纪五的话。此时的雷震对组党也并怎么不热心，他更热衷的是发起一个“自由中国运动”，同年，他曾写信恳请胡适出面领导这一运动： “再者，‘自由中国运动’因先生不起劲，仍不能开始，港、台一般志同道合之人士及青年学子，十分失望。先生所推荐之人，如孟余、孟真两先生，都不愿担任此工作，而孟余先生更消极。老实说，‘自由中国运动’如非先生出来领导，绝对没有希望。以拯救民族文化为己任如先生者，还能这样长此因循下去么？先生不愿组党，犹有理由可说。而先生不做这个运动的领导人，实在说不出道理来。前次征求先生组阁，我是反对的。因如此必然牺牲了先生个人而于国事毫无补益，请先生领导这个运动，我是极端赞成的，因为只有先生才配领导这个运动。”[29] 这封信只留下一个不完整的文本，是否发出也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胡适始终没有答应出面领导“自由中国运动”。
1949年初，胡适曾有过一闪而过的和平幻想，所以才会想把家属安排到老家安徽绩溪去住。1月8日，蒋介石请他吃晚饭，他为蒋讲了温赖特将军守巴丹半岛力竭投降，胜利后释放回国，美国人热烈欢迎，国会特授于“荣誉勋章”的历史。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记下了这件事，并写了“蒋公稍有动意？”一句话，蒋是否为这个故事所打动，胡适只是猜测，所以才会在后面加一个问号。从蒋坚持要胡适去美国，蒋从无求和的打算和诚意，所谓“求和”文告都不过是演戏罢了。 2月15日，胡适在上海银行分行和老同学、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谈了半小时，竺可桢日记中说，“八点至霞飞路……晤适之，……适之对于中共与中央和谈之成功甚悲观，但谓北京之解放未始非福。渠不久将赴美国，或将赴台湾一转。”[30] 也就在这段岁月里，胡适重提了“和比战难”的口号，3月23日的包天笑日记记载，听说胡适在台湾讲话指出“和比战为难”。几年后（1952年11月9日）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胡适说： “‘和比战难’，是我三年半前，国共和谈未破裂共匪未渡江前说的。……‘和比战难’这个名词，将在未来战史上会留下好几页的记录。在国共和谈时，我说了‘和比战难’。某晚，张治中跑来看我，说：‘胡先生，我对你什么都佩服，就是对你的“和比战难”不敢领教。’我想张治中现在应该佩服我了吧！与共产党谈和，原是不容易的！”[31] 其实，他最早提出“和比战难”是在抗战初期，1938、1939年他给蒋介石政府的电报中就强调和平比战争难百倍。1949年，胡适正是意识到和平是不可能的，所以他才会接受蒋介石请他去美国的要求。4月6日上午，他在上海再度登上开往美国的轮船，他自称“此是第六次出国”，也是最后一次了。10年后在《自由中国》纪念会上，他说：“当民国三十八年初，大陆危急的时候，政府要我到国外去。” 4月21日，胡适乘坐的轮船抵旧金山，还未进口，海关人员就带来一批新闻记者，挟着报纸来访问他，要他谈话，他在几年后回忆：“我已经有十多天没有看到报纸了，连忙接过报纸时，我首先看的消息，是国内和平决裂，共军已经渡江。在这种情形下，要与外国的新闻记者谈话，是多么困难。”[32] 4月27日，胡适到达纽约，住在他当年离开驻美大使职务后租的房子里。此次赴美与抗战时情形不同，国民党政权即将在大陆崩溃，美国朋友问他的态度，他表示：“不管局势如何艰难，我始终是坚定的用道义支持蒋总统的。”他后来写下“我们要选择我们的方向”一文时，再次重申了“我这个观点是永远不变的”。[33] 这和蒋对他的谦恭、拉拢恐怕也不无关系，即使在下野溪口时，这你月9日，蒋曾专门派儿子去上海看他（3月9日蒋经国日记，“父亲派我赴沪访胡适先生”232）。5月8日，浙赣铁路已被解放军占领，长沙、衡阳指日可下，香港学者陈君葆在日记中说：“以蒋介石言，已无可为了。而胡适还说‘救中国还来得及’！”（1051） 5月28日，蒋介石给胡适写了一封密信：“此时所缺乏者而急需于美者，不在物质，而在其精神与道义之声援。故现时对美外交之重点，应特别注意于其不承认中共政权为第一要务。至于实际援助，则尚在其次也。对于进行方法，行政与立法两途，不妨同时进行，但仍以行政为正途，且应以此为主务。望先生协助少川大使，多加功夫为盼。”[34] 胡适大致上就是按着蒋的这一思路，开展他最后的外交努力，所以有人说他是“不是大使的‘大使’”。然而国内局势迅速变化，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使他深感抬不起头，精神上苦闷极了。5月22日，他给赵元任夫妇的信可以看出他当时的处境、心境，其时即使是同情国民党政权的美国人也都“一筹莫展”、“有心无力”。和他抗战之时做“过河卒子”，赴美外交已不可同日而语。到7月6日，胡适在美国展开民间外交的各种努力都归无效，他通知驻美大使馆，取消一切约会，不接见任何政府或国会的领袖。以后（1952年12月7日）他回忆说： “……在民国三十八年，我感到抬不起头，说不出话。我曾对家人说，‘不要以为胡适之在吃自己的饭。’我们家乡有句俗语：‘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以我几十年的经验，我感到青山就是国家。国家倒楣的时候，等于青山不在，青山不在的时候，就是吃自己的饭，说自己的话，都不是容易的事情。我在国外这几年，正是国家倒楣的时候，我充满了悲痛的心情，更体验到青山真是我们的国家。 这次出去我很苦痛，由于许多老朋友的失败心理，使我感到难于说话。所以在民国三十八年七月十六日，我通知中国驻美大使馆，取消一切约会，不接见任何政府或国会的领袖。因为大家成见太深，使我处处碰壁，也因为局势太大，不是私人间的谈话所能转移的。在这个时候，只有替国家保留一些尊严，替国家保留一些人格，所以我取消一切约会。就是自己作文章，说几句话，也是人家请我作，请我说话，才作才说的。因此，三年以来，我只是给国家留了一些体面，其他毫无贡献。即使局势有些好转，也是毛泽东发疯自己造成逼上梁山的局面，我没有功劳。”[35] 8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认为中国内战的“恶果”非美国所能左右，对国民党的批评极为严厉。之后胡适有5个月没有去过华盛顿，12月中旬，他因事前往，仍没有去访问政府和国会中人。1954年2月，胡适在给司徒雷登回忆录《旅华五十年记》写的序文中，他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因为在雅尔达出卖了中国，因为在紧要关头的时候停止了对华的有效援助，而且最主要的，因为自己是有大的权力和无人可与抗争的世界领袖地位，所以倒下来的中国流着血的时候，美国可以说‘罪不在我’。 我也同意司徒博士的看法：美国为了赎罪而应该做到的起码事情，就是继续拒绝承认中共政权并继续反对这一个政权在联合国的席位。这一点跟历史性的伟大传统，至少是相符合的。这个伟大传统就是史汀生和胡佛所高举的以及罗斯福总统和邱吉尔首相所写在‘大西洋宪章’的不承认主义。”[36] 在精神苦闷中，整理《水经注》几乎成了胡适的主要工作。从7月1日后，他常常都是以《水经注》的考据自娱，打发“根株浮沧海”的痛苦时光。虽然他8月间给赵元任的信中说自己不搞考据了，可是9月5日，他还是禁不住写了一篇5000多字的《象棋小考》。他在文后的“暂记”中说：“1949年9月5日是美国的‘劳动节’，其前两日为周尾，故共有三日的假期。我在这百忧交迫的时候，决心休息三天，就开始写这篇‘象棋小考’。写得太长了，我在客中友没有书，不够参考，故又搁下了。”[37]到10月29日，他还专门给杨联升写了一封长信讨论这篇文章。 9月30日，他在“百无聊之中”又写了一篇短文《试考董沛所见全氏的水经注校本》。当然，他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对本民族命运的关注。据陈之迈回忆，这年10月底、11月初，胡适两次心脏剧痛，仍不断和友人讨论时事： “1、征兵事，必求公平合理。 2、蒋介石复职总统问题，最所关心。”[38]
1949年5月，香港的左派报纸发表了北平辅仁大学校长、七十岁的历史学家陈垣给胡 适的公开信（《人民日报》1949年4月29日首发），陈垣以幡然悔悟、回头是岸的过来人姿态，一方面对胡适所持的自由思想、治学方法以及一切之一切进行了驳斥，一方面劝说胡适放弃过去的“错误成见”、否定过去的“观点错误”，翻然觉悟，脱离“反人民的集团”，“回到新青年的行列”。[39] 6月18日晚，胡适第一次看到《陈垣给胡适的公开信》英文译本，第一段引用的是当日他给陈垣最后一信的末段，第二天他在日记中说：“全函下流的幼稚话，读了使我不快。此公老了。此信大概真是他写的？”6月20日，他细读了陈垣公开信英译本，“更信此信不是伪造的（？），可怜！”[40]他们之间在学术上曾有许多交往，胡适离开北平的前夜，还在写信和陈垣讨论学问，信的最后说到“今夜写此短信，中间被电话打断6次之多，将来不知何时才有从容治学的福气了”。 6月21日，胡适从6月15日的《华侨日报》上读到这封公开信的中文本，当天他在日记中说：“我读了更信此信不是假造的，此公七十岁了，竟丑态毕露如此，甚可怜惜！”[41]不过到了6月24日，他的想法就发生了变化：“我今天细想，陈垣先生大概不至于‘学习’的那么快，如信中提及‘萧军批评’，此是最近几个月前发生的事件，作伪的人未免做的太过火了！”25日，他和蒋廷黻都怀疑陈垣的公开信是他先写了一信，“共产党用作底子，留下了一小部分作‘幌子’（如第唤冢碛梢桓龅衬谧髡呶痹炱溆嗖糠帧！?[42] 12月15日夜，他自抄给陈垣的信，那是1948年12月13日关于考证的一封信，转眼 一年了。他在附记中说：“这是我在北平最后的一封论学书，12月14日寄出，15日我出北平了。陈垣先生没有答复我问的话。”[43]令他意想不到的是陈垣不久后就会发表这样的公开信与他对垒。陈垣公开信中被引用最多的一句话是： “你说‘决无自由’吗？我现在亲眼看到人民在自由的生活着，青年学生们自由学习着、讨论着，教授们自由达到研究着，要肯定的说，只有在这解放区里才有真正的自由。”[44] 后来，胡适在陈垣公开信后面写了一篇跋，凭他长期以来对老朋友的了解，他断定这么漂亮的白话文不是陈垣自己写的，他从来不写白话文，也决写不出这样漂亮的白话文，显然是别人写好了以他的名义发表的-- “改写这封信的人当然是一位聪明的文人，熟悉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可惜他太聪明了，太熟悉中共思想路线了，所以他把这封信写得太过火了，就不像陈垣校长了！” “在共产党的军队进入北平之后三个月，七十岁的史学者陈垣就得向天下人公告，他的旧治学方法虽然是‘科学的’，究竟‘是有着基本错误的’！他得向天下人公告，他已‘初步研究了辨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确定了今后的治学方法！ 所以我说，这封《陈垣给胡适的公开信》最可证明共产党统治之下决没有学术思想的自由。”[45] 虽然“根株浮沧海”，远在大洋彼岸的胡适依然热切地关注着此岸的一切，这毕竟是他的祖国啊。5月22日，他给赵元任夫妇的信中说到，香港《大公报》50月10日发表北大、清华等校校务委员名单，他评说“两校常务七人中，除主席外，色彩皆甚浓厚。”其中提及许多故交、同事的情况，如北大的周炳琳、郑天挺等。对周鲠生的情况更是关切：“武汉大学怎样了？鲠生怎样了？”[46] 8月16日，他在给赵元任夫妇的信中谈到一些留在大陆的故友，对大陆的变化及朋友们的出处都表示了深深的关切。他引述沈君怡的来信说陶孟和在京沪“很活跃”，“他说，他是道地好人一个，可惜自己太无主意，并且容易冲动，于是别人的见解都成了他自己的一套看法。”并说：“七月七日香港《大公报》记‘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于7月17日在北平开幕，选出廿九人为常委，其中有孟和、奚若，而没有端升。此段记载说，朱德、董必武都曾到会讲话。朱德说：‘世界上只有一种正确的社会科学，这就是马克司、列宁主义’。Wonderful！”[47] 12月23日，他在给赵元任夫妇的信中谈到“香港《大公报》发表了几百个新‘官’， 其中有‘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林彪，副主席四人，委员七一人，‘周鲠生，武汉大学 教授’是七一人之一。”[48] 这一年胡适59岁，离他的生命终点已不到12年。在写给赵元任夫妇的信中，他曾一再提及“精神上十分苦闷”，这种苦闷一直伴随着他走过1949年。“根株浮沧海”，哀伤的精神还将笼罩他整个生命的黄昏。
[1] [3] [7] [10] [11] [12] [13] [18] [19] [40] [41] [42]《胡适日记全编·7》，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731、732、743、774、778、781、782、774-775、779、778、778-779、780页。 [2]司徒雷登给美国国务卿的白皮书，转引自《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美]格里德，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327页。 [4][5][14] [20][22] [24][27] [31] [32] [33] [35] [36] [37][38] [43] [45]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六册，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1年版，2068、2077、2099-2100、2078-2081、2082-2083、2083、2089、2069、2092、2092-2093、2097、2098、2100、2107、2063、2126页。 [6] [30]《竺可桢日记》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1229、1218页。 [8]《陈君葆日记》下册（1941年-1949年），1033页。 [9]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续编》，山西教育出版社、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893页。 [15] [16] [46] [47] [48]《胡适书信集》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1181、1188、1179、1181、1187页。 [17]雷震日记，《雷震全集》第31册，台湾桂冠图书出版公司1989年版，130页。 [21]转引自范泓《风雨前行--雷震的一生》，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年5月版，88页。 [23] [25] [28] [29]万丽娟编《万山不许一溪奔--胡适雷震来往书信选集》，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版，2、9-10、5-6、8页。 [26]余英时《从〈日记〉看胡适生平的几个疑案》，《万象》2004年第七期，42页。 [34]转引自陈漱渝《飘零的落叶--胡适晚年在海外》，《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4期。 [39] [44]《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四集第二册，1982年沈阳，34-35、34页。
我心中的人间胡适 作者：傅国涌 来源：爱思想网 前几天遇到杂文家刘洪波，他说自己在网上看到我的一篇文章，是批评胡适“博士学位”问题的，我很惊讶，我说从没写过这样的文章啊，而且我对胡适“博士学位”的有限了解都来自余英时、唐德刚的书中，没有什么新看法，根本不会去写这样的文章。他说，反正署名是“傅国涌”。回到家中上网一查，果然在几个不同的网络论坛上都看到一篇题为《欺世盗名的胡适如何窃取“博士”头衔》的文章，署的正是本人的姓名，注明是从《文史长廊》转过来的。(不知这是一家杂志，一个报纸的栏目或者是一个网站。)我仔细看了一下原文，如果剔除那些对胡适不敬的情绪性话语，文章基本上还不算太坏，可是为什么要冒用我的名义呢？
我对胡适深怀敬意，即便我要批评他，也不会选择“欺世盗名”、“窃取”这样危言耸听的词汇，何况关于胡适在抗战期间毅力应召，做过河卒子，出任驻美大使，以他对美国社会的了解和他对美国的影响力，对于美国援助中国抗战起过很大的作用，比如著名的“桐油借款”，这些都已载入史册，不需多说。该作者指责胡适把精力都花到领荣誉学位上去了，并引用了宋子文对胡适的批评：“你还是多管管正事罢！”以及傅斯年的劝告：“此等事亦可稍省精力，然后在大事上精力充足也。”似乎胡适不顾民族大义，忘记了“战时大使”的特殊身份。其实，领学位本身与争取美援并不矛盾，问题是在美国当时现实的民意、国策之下，胡适即使把领学位的时间全部腾出来，结果也未必能好到哪里去，做任何事毕竟都还有客观的限度。何况我们从胡适日记、王世杰日记以及胡适往来函电都不难发现，胡适在大使任上的种种努力，换一个人恐怕比他更不如。尊重历史，就是尊重事实。 该作者说到胡适对那些名誉博士学位很在意时，下了一句很激愤的断语：“这是一副无耻的小人嘴脸！”他还指出胡适留学回国十年后，才回到母校哥伦比亚大学，“勒索”哲学博士学位，最终摘掉“假冒”的博士帽，指责他是个“勒索博士”。关于其中曲折，唐德刚的《胡适杂忆》之类书中，以及大量研究胡适的专家其实早已说清楚了。对于这样一篇文章，如果不是冒用我的名义，我绝对不会予以理会，因为读者心中自有一杆秤，是非曲直，公道自在人心。老实说，我对什么“博士学位”之类压根就没兴趣，胡适是不是获得过博士，在我看来也是无足轻重的，那是唯学历、唯学位论者所要关心的。但是，该作者(也许是转载者所为)不知出于什么用意竟然署了我的名字，这是我难以容忍的，必须予以澄清。因为我不能为一篇不是我笔下的文字承担任何责任，文责自负，天经地义，自古皆然。我既不愿为此“背黑锅”，也不愿分享此文带来的任何“光荣”。 其实，我背上指控胡适的“黑锅”已经不是第一次，上一次是2005年1月，我的《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面世，因为赶书市，我事先没有看过最后的清样，样书拿到手一看，我傻了眼，特别是关于胡适一篇，出版社方面加上了几段与我本意正好相反的评价，比如： “尽管如此，他对国民党‘恨铁不成钢’的惋叹之情，和要为蒋介石补台帮忙的尽忠之情，以及他对马克思主义、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的仇视和对抗立场已经表露无遗了。”“在这里，胡适把只代表一小撮利益的国民党政府和堂堂国家混为一谈，他所念念不忘的为国家保留‘尊严’、‘人格’究竟意味着什么也就不言自明了。”两次“背黑锅”性质不同，前者是有人冒用了我的名字，后者是出版方出于我们都能理解的难处与无奈，选择了画蛇添足，往胡适身上泼点浑水。然而白纸黑字印在书上，斧头也砍不掉了，我为此羞愧无地。在送给朋友的书中，我常常把这两段话划掉。我记得，我尊敬的朋友智效民先生写过一篇书评《个人命运与民族历史》，其中就指出了这两段话，最后说：“这些话如果出自外行之手，我也许见怪不怪；但是出现在傅国涌笔下，就感到非常遗憾。”我当时打电话告诉他实情，他把文章和我的话一起发表出来了，还在网上写了一篇文章为我叫屈，在“真名网”的读书论坛上曾引起一次小小的讨论。一年多来，我一想起此事就感到难过，我为伤害了胡适而隐痛在心，虽然那不是我的本意、更不是我写的，而是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加上去的。可是无论如何，它终归是在我的名下，我能不负疚？我能不为此不安？
和同时代的人一样，我也是从少年时读鲁迅开始的，鲁迅已率先占据了我们的心灵，部分地化入了我们的血液之中。这些年来，关于鲁迅与胡适，已出过不少书、发表过不少文章，争论之激烈，恐怕超过了两位知识分子生前。对于这两位我都曾喜欢过、目前依然喜欢的人物，我个人心底里也免不了把他们俩进行对比。我想，鲁迅是神，特别是时代的大变动之后，他身上笼罩着三个“伟大”、七个“最”的光环，他的小说、散文、杂文大量地进入各类教科书，他的作品即便是在“文革”中也可以允许公开阅读，自从70年前他在上海去世的那场葬礼开始(或者更早的时候起)，他就被神化了，他被誉为“民族魂”。而胡适只是个人，无论曾经有过怎样的显赫名声，有过怎样的风光耀眼，他都没有被神化，他只是一个教授、学者、知识分子、战时大使、大学校长。其实说穿了，长期以来他们两人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都是扭曲的，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他们真实的面容。 从少年时代起，被《社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故乡》到《孔乙己》《阿Q正传》所吸引，我就喜欢上了鲁迅。成年以后，虽然对鲁迅的感情依旧埋藏在我的心底，但我更喜欢胡适，因为他清晰、平和、理性，虽然他缺乏鲁迅那样的深刻、冷峻和激情，但鲁迅更多是文学的，总是以超越红尘的目光打量眼前这个世界，胡适更多是生活的，他就在生活当中、在社会的繁杂与喧嚣中，他的目光就是邻家大伯的目光，包含着一种我们熟悉的柔和。因为他太寻常、太清晰了，有人会觉得不过瘾、不满足、不喜欢。这也是正常的。就我个人而言，我之所以喜欢胡适恰恰是因为他的寻常、平凡、简单、朴素、清楚，而不是他的天纵英才，恣肆汪洋。那样的天才或许是五百年不遇的，我也不向往，不同的人完全可以有不同的选择。我对胡适的喜欢就是基于一种内心的认同，他对生活的态度，他对社会的态度，他对自身的定位，都为我们树立了一种可以躬行实践的、可以参照的生活方式。他乐观而不盲目、从来不盲从任何一种主张、意见、思潮、主义，他对生活、对社会始终有强烈的责任感，并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角色面对社会，独立思考，独立发言，最大限度地坚持了道义的底线，他身体力行，恪守基本的文明准则，在他身上我们能感受到一种坚定的水滴石穿的信念。但他从不张扬，他对高调的口号有着几乎是与生俱来的警惕，无论做人还是做学问，他都脚踏实地，而不是天马行空。他只是想把金针度于人，从来不要求别人像他一样，他一辈子都不赞同青年人轻易牺牲，而是再三告诫青年人首先要把自己“九一八”以后的民族危机时刻，他对左翼青年是宽容的。千家驹在北大读书时是个“闹事头儿”，当过“非常学生会”主席，1932年夏天毕业前夕，没有找到工作，就是胡适主动帮的忙。因为胡适偶然在火车上读到千家驹的文章，大为欣赏，介绍他到陶孟和主持的北平社会调查所工作。以后还帮助他登上北大的讲坛，介绍他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翻译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二卷。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 胡适对鲁迅也是宽容的，鲁迅生前，他从未写文章或发表谈话，与鲁迅对垒，鲁迅身后他直言批评苏雪林对鲁迅的攻击，帮忙出版《鲁迅全集》，到晚年他还对人说：“鲁迅总是自己人。”他不夸大与鲁迅的分歧，而是在底线上认同鲁迅和他的相同点。这些都是斑斑史实。他与鲁迅的不同也许就是这里。 鲁迅与胡适之间其实不是非此即彼、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关系，我们在他们两人的身上可以看到各有各的高度，同时也各有各的限度，只是彼此的限度不太一样。我并不因为喜欢上了胡适就否定鲁迅，这将和有些人因为喜欢鲁迅而轻易鄙弃胡适一样，都是一种难以弥补的遗憾，两者是可以兼容的，我们完全可以尽情地汲取两个人的精神养分，而不是吃了苹果，就坚决不吃西瓜，两者所提供的是不同的口味和养分。我要说，那个写出了许多打动过我心灵的作品的鲁迅，那个坚持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的鲁迅将一直活在我心中，与我的生命同行。 我当然理解，为什么那么多有才华的文学青年总是毫不犹豫地选择鲁迅，因为文学本来就是要超越庸常的生活，这也是文学的魅力所在，胡适的文字、思想、为人看上去都太平常了，他属于常人的世界，向往一个超凡脱俗世界的年轻人，从他这里找不到自己理想的栖居之所，自然会转过身去。鲁迅的世界就大不一样了，丰富、复杂、深邃，如同不可测的浩瀚星空，鲁迅的世界首先是文学构造的，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想像力去构建出一个合乎自己内心需要的世界来。另外，长期以来，对我们这个精神资源极为匮乏的民族来说，鲁迅倾倒众生是最正常不过的事，因为我们接触不到其他的更能打动我们的精神资源，就很容易把这个惟一的资源放大。 胡适太清晰了，对平平常常的人间生活太热爱了，甚至不需要太多的想像力，他的生活本身就有充实的乐趣，他的人际交往、公共发言、读书、写作、考据本身就已满足他作为独立个体生命的需要，他没有用文学去重造一个新的世界，从而去吸引青年。胡适在文学领域只有倡导之功，他《尝试集》中的新诗，你可以说他没有展开飞扬跋扈的翅膀，你可以认为缺乏想像力，作为诗人的胡适是不成功的，尽管文学史不会忘记正是他开了新文学的风气，白话文替代文言文，成为时代的主流，他的功绩无人能比。所以，在本质的意义上，他们是生活在两个不同精神世界的人。 对于有些朋友坚决否定鲁迅的那些努力，我不赞同。同样，我也不能认可有些以研究鲁迅为安身立命之本的专业人士，因为对鲁迅无条件的崇拜、爱戴，就不顾事实地贬低、否定胡适以及其他所有鲁迅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今天，当我看到有人冒用我的名义伤害胡适，使用那些危言耸听、不干净的语言向胡适挥舞道德大棒时，我感到震惊和生气，也感到愤怒和不安，我必须写下这篇文字，不仅仅是严正的声明，也借此机会说明我对胡适的认识，以就正于万千知我、不知我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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