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宋彬彬道歉背后隐藏的历史

作者：兰台

来源：凤凰网历史 2014年01月15日

2013年8月，陈毅元帅之子陈小鲁通过公布道歉信的形式，就自己在文革中的言行向自己母校在文革中受打击迫害的老师和同学进行道歉和反思。2014年1月，宋任穷上将的女儿宋彬彬也向母校女附中在文革中受迫害的师长，尤其是文革中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北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及其家人道歉。面对这样的干部子弟的连续公开道歉，本期兰台说史要谈一谈道歉背后隐藏的历史。

为何“红八月”的受害者多是教育工作者

红卫兵在疯狂的“红八月”中打死一千多人。其中坚是干部子弟，而矛头对准的，正是争夺“接班人”的另一方知识分子。于是教师首当其冲，宋彬彬的校长卞仲耘成为第一个死于红卫兵暴力的教育工作者。

说起宋彬彬等的道歉，就不能不提到文革初发生的“红八月”事件。在1966年8月至9月的不长时间里，红卫兵组织到处用暴力迫害所谓“黑五类”，以“破四旧”为名打砸抢烧。仅在北京就打死了1700余人。其中最早遇难的就有这次宋彬彬道歉的对象北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

“红八月”以8月1日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开始，在这封信中毛泽东明确表示热烈支持红卫兵的造反运动。这封信发表之后，红卫兵对学校教师和学生的暴力迫害就开始出现，卞仲耘校长就是在几天后的8月5日被打死。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并接见红卫兵代表，将“红八月”的暴力迫害推向高潮。也就是在这次接见中，身为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领导人的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问了她的名字后，发表评论说“要武嘛”。

会后，《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发表了《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一文，文中注明宋彬彬已经改名为“宋要武”。也就是在此后，学校内大规模打老师、“黑五类”学生的情况愈演愈烈；红卫兵以“破四旧”为名冲出校园在社会上打砸抢烧也走向高潮。①而在“红八月”中起主导和中坚作用的，正是出身干部子弟的红卫兵。

据陈士榘上将之子陈人康回忆“1966年8月，以一批干部子弟和‘红五类’为主体的红卫兵冲上街头，肆意破坏文物，用鞭子抽打无辜的所谓的阶级敌人，随意冲到百姓家中抄家没收财产，用最能羞辱人的办法贬损人格，挂牌子、剃阴阳头、坐“喷气式”、让活人抱死尸，把很多百姓赶到农村……”他总结的结果是“对于1966年骇人听闻的‘红八月’疯狂，我感到‘大院’的孩子起了煽风点火的作用”。②换言之干部子弟们正是文革中第一批起来“煽风点火”掀起疯狂动乱红卫兵的中坚力量。对于这些“大院子弟”，有专门称之为“老红卫兵”或者“老兵”的。

据高华教授研究，1962年后，由于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阶级出身论”被全面激活，在实践中已完全倒向“唯成份论”。③

1966年3月20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说：“学术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那里掌握着……大、中、小学大部分都是被小资产阶级、地主富农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垄断了。”“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将来出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批人”。“这批人实际上是一批国民党”。阶级斗争的对象已经由地、富、反、坏、右扩展到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甚至是出身于这些阶级的知识分子。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一封给林彪的信中明确写道：“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明确了矛头所指——教育机构的知识分子。

而对于干部子弟出身红卫兵来说，关心的是“接班人”的争夺。他们充满了神圣的使命感，迫不及待地想担负起接班的重任。在“黑五类”子女淘汰出局的形势下，能与干部子弟一争的，只有两颗星（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子女，而击败这些子女最有力的武器就是阶级出身。一位干部子弟在清华大学辩论会上说：“天下是老子的父母流血牺牲打下来的，老子就是要坐天下。”这正是干部子弟与知识分子子女争夺“接班人”的杀手锏。

中央文革对此采取了支持并鼓动的态度。8月2日，关锋在国务院接待室对群众说：“有个口号：‘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对这个口号到底怎么看？我看这个口号基本是贯彻了阶级路线的。”“红五类”出身的红卫兵，先是在学校打黑帮、打狗崽子，然后冲上社会打小流氓，打地、富、反、坏、右，特别把矛头对准了各自所在学校的教师群体④。

最高领导人和中央文革的鼓励和纵容导致红卫兵的疯狂

最高领导人和中央文革的纵容和鼓励是“红八月”中红卫兵疯狂打砸抢杀的根本原因。试图切割文革与红卫兵的行为间关系的看法是没有道理的。

“红八月”中红卫兵的疯狂与高层的纵容甚至鼓动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毛泽东对于红卫兵打死人持不以为然的态度，并曾在讲话中明确表示。1967年7月13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时就说：“现在打死几个人，没有什么了不起，你（指林彪）说的这次运动损失最小、最小、最小，胜利最大、最大、最大。”⑤江青1966年7月28日在北京展览馆召开的海淀区中学生代表大会上说：“革命风暴中出现打人的事情不是坏事。毛主席说过：‘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不打不相识。今后不要再打人了。’”这句话以“好人打坏人活该”的形式广为流传，公然鼓吹打人。

林彪8月31日和9月15日的两次讲话，都对红卫兵的行为予以了充分和高度的肯定。他谈到：“红卫兵战士们……你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主席和党中央支持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你们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战斗中取得了光辉的战果。”

一位老帅曾讲到：“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树立了不朽的功勋……有些极反动的家伙，十多年来天天骂我们的党和毛主席，左邻右舍都知道，恨死他们了。但谁也不敢动他，这一回小将们就把他揍死了。可能违反一点政策，可更大的利益是扫除了坏人，扫除了我们社会上的垃圾。”这反应了高层的一种肯定的态度。⑥

同时，主管治安的公安部门领导的放纵态度从实际上撤去了对红卫兵的最后制约。8月26日，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讲：“刚从中央开会回来，讲几点：我们要保卫红卫兵，反革命杀了红卫兵坚决要镇压反革命……红卫兵打了坏人，不能说不对。打死了也就算了。”在几个省市公安局负责人座谈会上，谢富治插话说：“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们根本管不着。”一个省的公安局长问：“拘捕起来总可以的吧？”谢答：“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扣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⑦。

这种来自高层的纵容和鼓动对于事态的恶化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这个角度上说，红八月中红卫兵的疯狂和罪行正是发动文革的高层有意推动和刻意纵容的。今天有些人试图用切割的方法，把责任和罪行都推到当年这些干部子弟头上；而声称文革本身是好的，是这些应该被打倒的官员的子女犯了罪，这种说法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阶级教育敌我教育导致红卫兵在“红八月”的疯狂行为

长期的阶级斗争教育和阶级仇恨教育影响了红卫兵在“红八月”中的疯狂行为。

严格来说当年的红卫兵还都是一群未成年的孩子，是什么导致了这群未成年人采用如此残酷的暴力手段对待身边的人。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中共八大已经指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但在一九六二年九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并且在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⑧有研究者指出，“1949年新政权建立以后，社会的权力等级、敌我关系、社会机遇、特权分配和人际压迫关系，都是以‘阶级’来划定的。”整个社会笼罩在一种“敌对性意识形态”（ideologyofantagonism）之中。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在社会中树起一道鲜明的“敌我”界线。“我”是“我们”，是“好人”；“敌”就是“他们”，是“坏人”。因此，一方面，对党和国家，“我们”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并且奉献无限的忠诚；另一方面，“我们”与“敌人”誓不两立。⑨

高华教授的研究表明，从1963年开始，一场“阶级教育”运动在全国平地掀起，“阶级教育”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开展“三史教育”（家史、村史、厂史或厂史、社史、街道史），以激发广大干部群众对旧社会的仇恨和对新社会的热爱，此即所谓“忆苦思甜”。在“阶级教育”运动中，对“雷锋精神”提出了指导性的解释，这就是：“对待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敌人像严冬般残酷无情。”

而所有需要被仇恨的“敌人”都有下列的共同特点：1、时刻准备复辟资本主义，向工农革命干部进行阶级报复；2、时刻与革命力量争夺下一代。60年代初中期推出的电影：《千万不要忘记》、《夺印》、《青年一代》、《箭杆河边》等，都具有上述类型化的特点，当时，这些电影在全国城乡被反复上映。为调动普通群众的阶级斗争意识，还兴起了“大讲革命故事、大唱革命歌曲、大演革命现代戏”的热潮，其目的都是为了教育群众“站稳阶级立场”，“提高阶级觉悟”，“激发阶级仇恨”，使得“阶级出身论”的意识几乎燃到沸点。

在推行“阶级教育”的持久运动中，1964年冬，中共中央批转教育部报告，布署在全国中小学开展“阶级斗争教育”，加速“培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而成为接班人的首要条件就是“成份好”、“出身好”。在这种错误的夸大阶级斗争，宣扬革命仇恨和暴力的教育之下，受教育的未成年人心中已经埋下了日后迸发出暴力的种子。⑩。

而“文革”期间，中国社会似乎简单地由“好人”和“坏人”组成。既然“坏人”不属于人民行列，就不是人，只是“牛鬼蛇神”、“狗崽子”、“害人虫”，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对他们只能有刻骨的仇恨，“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痛打落水狗”；他们只配“剃阴阳头”、挂牌、罚跪、被批斗、关“牛棚”，“不能温、良、恭、俭、让”，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歼灭之”。无限扩大的阶级斗争由此开放了由言语到行动的绿色通道，并赋予暴力合理合法性。⑾

这一点在打死人的干部子弟红卫兵王冀豫的回忆中可以得到证实。他曾经在一次武斗中看到被打者遍体鳞伤，心生恻隐“当时我有点受不了，我就扑上去抱着那个人头，大叫”别打了，太残忍了，要把他打死了“。就在我大喊时，一个不知来自哪个部队大院的高中生，将我一把拽起来，一通训斥：“你是什么阶级感情，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他是流氓，他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渣子，他是人民的敌人！”听了这番话，我的第一反应是惭愧，我简直就觉得自己的阶级感情出了问题，我怎么就不能站在无产阶级一边呢？结果我一咬牙，就投身在打人的行列中了。“从保护到参与打人，只用了一句”阶级感情“。⑿

在澄清文革历史之前，当年未成年人的道歉意义不大

应当澄清的史实还未明晰，应当明确责任的当年的成年人们还未承担其应有的责任。当年的未成年人的道歉意义不大，因为宽恕和谅解都建立在真实之上。

据陈小鲁介绍，对于他的道歉，干部子弟内部并无统一看法。“‘文革’这段经历，谁都忘不了，却未必都会道歉。即使私下说对不起，也未必敢公开说。一些红二代甚至说我“不像话”，另一些人还在为过去辩护。”⒀实际上，对于当年的未成年人的中学生红卫兵来说，首先出来忏悔道歉，虽然不是很多，却很值得尊敬。但文革的责任，首先应该由当年的成年人来担当，而不应该由当年的未成年人先出来承担。

正如文革口述史学者米鹤都所说”人民出版社的一位老社长，也是一位对文革具有深刻反思精神的学者，但是她的书中曾这样愤愤不平地说：“有些人把自己的苦写成小说，如梁晓声、阿城、张抗抗、史铁生、叶辛……现在已经成名。但是，他们的小说里，都只写了自己如何受苦，却没见一个老实写出当年自己十六七岁时，……自己的思想是究竟怎样变成反对一切、仇恨文化、以打砸抢为光荣的，一代青年是怎样自愿变做无知的。”这话讲得可以说很严厉，而且是在批评一代青少年人。但是如果反问一句：他们十六七岁就走上无知的道路，难道不是控制这个社会的上一代给他们安排的？而是娘胎里带来的？五、六十年代那些从事中共宣传工作、从事文化教育工作的上一代人，向未成年人灌输的是什么？难道不更应当反思、承担责任吗？今天怎么能这样轻松地把责任推到下一代身上，怪十六七岁的他们“仇恨文化、以打砸抢为光荣”。如果这是事实，那首先是整个社会教育的失败！我觉得具有这种认识的不在少数，但太过肤浅、太缺乏自我反思了。如果社会缺少自我反思，谈到的都是别人该反思，那么这对于真正总结历史教训和提高民族素质，特别是纠正其体制上的弊病以保证民族长治久安地发展，其作用甚至是本末倒置。“⒁

从这个角度上说，如果仍晦暗不明的文革历史得不到澄清；当年真正应当负责的成年人不能明确应当承担的责任。那么今天陈小鲁、宋彬彬这些当年的未成年人红卫兵的道歉也就意义不大，反而会引发新一轮撕裂社会的争论。因为所有的宽恕和谅解都建立在对事实的廓清和对责任清晰的认定上，舍此别无他途。

注释：

①据王友琴《恐怖的”红八月“：红卫兵打杀教师》，《炎黄春秋》2010年第10期

②据陈人康口述《一生紧随毛泽东：回忆我的父亲开国上将陈士榘》

③⑩据高华《阶级身份和差异--1949-1965年中国社会的政治分层》

④⑦据孙言诚《血统论和大兴”八三一“事件》，《炎黄春秋》2012年第2期

⑤据刘松茂《”文革“中毛泽东对待武斗的态度》，《老年人》2004年第12期

⑥据米鹤都《”破四旧“的表与里》，《炎黄春秋》2012年第5期

⑧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⑨⑾据孙沛东《裤脚上的阶级斗争》，《开放时代》2010年第6期

⑿据王冀豫纪彭《”红小将“王冀豫的反思：个人的罪恶是不能掩盖的》，人民网

⒀据陈小鲁范承刚《陈小鲁：我是红二代，我是少数派》，《南方周末》2014年1月2日

⒁据米鹤都访谈《米鹤都：反思文革不应先追究未成年人》

 

反思“文革”并不是纠缠历史的旧账不放

作者：绿雄

来源：炎黄春秋 2013年02月04日

核心提示：反思“文革”并不是要纠缠历史旧账不放，而是要从中得出深刻的经验与教训。反思“文革”必须深刻，切忌浅尝辄止，不但要深入地储存、整理和研究“文革”这一特殊的历史现象，而且要特别有意识地对年轻一代进行“文革”反思教育，让他们知道今天的改革开放、安定团结与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来之不易，从而愈发珍惜今天和把握明天。

这些天反复读《中国青年报》（2010年11月10日第9版）刊登的一篇文章《红卫兵忏悔记》，心情颇不平静。

文章提到湖北省十堰市市民申小珂，系一个“当年的红卫兵”，“文革”初期时，19岁的他曾是北京外国语学校高二学生，当年在教室里曾训斥了该校党总支书记程璧。不料，此举竟然差不多困扰了他整整20年岁月，直至今年4月20日，他写了一封道歉信，托人带给了87岁的老校长程璧。老校长非常吃惊，很快通过电话告诉她昔日的学生，“信已经收到了，我很高兴”。

对那场十年动乱的噩梦，我相信50岁以上的人才会有稍为清晰的记忆。毕竟，1966年至1976年间“文革”闹剧迄今已过去了整整34年，比“一个时代”的时间还长一点。遗憾的是，现在“80后”或“90后”的年轻人似乎没有多少人了解乃至没有听说过建国后还曾发生过这一荒诞不经的历史事件。虽然现在有些人也开始储存、整理和研究“文革”的一些资料的工作，但却仅仅局限于当年发动“文革”涉及高层的一些情况，而对这场波及全国的十年动乱给中国寻常普通百姓带来的严重后果，却没有进行一番专门的“料理”，以致今天都没有形成一部以百姓为研究对象的“文革学”。

直至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著名作家、民俗学者冯继才为反思“文革”结束十周年，写出了一部《一百个人的十年》的纪实报告，多少弥补了上述缺憾。冯先生在书中说，“我有意记录普通人的经历，因为只有底层小百姓的真实才是生活本质的真实”。在他看来，无情的岁月表明，“文革”已是一个历史概念。但灾难性的历史从来就有两个含义，即死去的历史和活着的历史。死去的历史徒具残骸而不能复生，活着的历史则遗害犹存。活着的历史属于现实，死去的历史才是一种永远的终结。但终结的方式，不是遮掩，不是忘却，不是佯装不知；而是冷静的反省与清明的思辨。为此他在《一百个人的十年》出版之际，称还要特意留出数页篇幅，以寻求一位忏悔者的自白。

现在，我们终于等到申小珂这样“当年的红卫兵”人出面忏悔了，对此报道称“内心一直很痛苦”的人还不止他一个，其中有的人“忍不住在电话里嚎啕大哭”。如此一来，或许就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著名作家巴金老生生前曾一再倡议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的目的：“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尤其是”让大家看看它的全部过程，想想个人在十年间的所作所为，脱下面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来面目，偿还过去的大小欠债。没有私心才不怕受骗上当，敢说真话就不会轻信谎言。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

只是我们对“文革”这场灾难的反思还做得不够，像申小珂这样有勇气能对当年“文革”期间的个人行为进行反思与忏悔的人还不多。记得南非图图大主教曾说过，他理解中国人出于传统文化中保守面子的需要，对道歉可能感到为难。中国如果能够妥善处理往昔的痛苦，就会成为一个更加伟大的国家。没有宽恕，真的就没有未来。我在这里则要说明，图图这位享誉世界的大主教还有一个重要思想，即只有还原历史的真相，才能达到和解与宽恕。

但不管怎样，我们欣喜地发现，毕竟是有人开始对“文革”期间的行为进行忏悔了，可谓“纯洁的人生从忏悔开始，丑恶的人生自负疚结束”（冯继才语）。事实上，自“文革”结束至今34年间，中国在经历了头几年的徘徊状态外，30多年间的改革开放大潮已经席卷神州大地，并取得了丰硕成果。这当然取决于邓小平等共产党人的高层决策，但也与老百姓的真诚拥护密切相关。正是人民群众已经深刻认识到“文革”动乱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和危机，才会出现人心思定、人心求富以及民富国强的共识，从而为改革开放和民主政治建设奠定了雄厚的群众基础。可以说，没有人民群众的真诚理解与拥护，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与民主政治的进程就不能向前推进。

从这个意义上说，反思“文革”这一痛定思痛之举，就是调动推进改革开放和民主政治的动力资源，就是为认识过去、把握今天和着眼未来提供了充分的史料准备。

值得警惕的是，现在对“文革”仍有两种态度和倾向很是流行，一种是持反对或漠然态度，认为反思“文革”是有意揭开那一段不光彩的党史伤疤，不符合“团结一致向前看”的主流，甚至是借此反对与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另一种是以留恋或欣赏的目光看待“文革”中打击与迫害领导干部的野蛮做法，认为这是目前保证反贪污腐败取得成效的借鉴之举，甚至竟然认同“群众斗争、群众专政”的那一套做法。

应该指出，在一些人身上出现的这两种错误的思想倾向，是不奇怪的，这是同我们这些年来仍然没有深刻地反思“文革”或者说没有彻底地清算“文革”留给我们的历史旧帐具有一定的关系。再进一步说，由于我们没有深入并鲜明地向“80后”、“90后”等年轻人阐述那段不堪回首的十年动乱历史成因及其教训，造成许多年轻人对“文革”产生迷惘，或者缺乏基本的历史是非判断与识别。

不错，“文革”是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一场非正常的下自而上的“群众运动”，但却给我们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严重损失。当时毛泽东同志错误地认定我们党和国家内存在着一条走修正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由此做出“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错误决策。其实，这场所谓的“群众运动”根本没有什么群众基础，完全是脱离人民群众和违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钦定”之举。对此，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党中央在专门的历史决议中已经明确表态，即“‘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既然“文革”是一场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理所当然地被彻底地否定。

党的这个历史决议还明确提出，根据“文革”的教训和党的现状，必须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在“文革”那个特定的时期，我们党没有按照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来制止这场内乱。因此现在我们不能做出“文革”只是毛主席错误发动但我们党并没有过错的这种自相矛盾的结论。

应该承认，建国后尤其是上个世纪50年代我们党开展反右派斗争以及在经济层面上批判“反冒进”之后，党内的民主集中制传统和作风已受到严重损害，特别是“家长制”作风盛行。作为一个大国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已经听不进党内外任何不同意见，对党章所规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早已弃置一边，甚至公开赞扬所谓“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可以想像，在那样一种特定的情势下，我们党不可能具备一套阻止与减少“文革”的纠偏机制，因而党的威信在“文革”时期受到了严重的损害，这一点我们无须忌讳。

“文革”结束后，我们党通过拨乱反正，全面否定了“文革”，重新树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及时实施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改革开放路程。事实证明，我们党既没有隐讳曾有过的十年“内乱”历史，也没有因此背上历史包袱而停滞不前。相反，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老一代领导集体正确判断了国内外的形势，及时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两大主题”结论，由此开始了义无反顾的改革开放和民主政治进程。正如邓小平所言“不改革不行，不开放不行。过去二十多年的封闭状况必须改变。我们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大家意见都是一致的，这一点要归‘功’于十年‘文化大革命’，这个灾难的教训太深刻了。”就这一点说，世界上没有几个政党能够拥有我们党这一虚怀若谷的胸怀，也没有我们党如此坚定探索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我们党终究是伟大的、实事求是的，做出了彻底否定“文革”这一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英明决断，从而赢得了民心向背的主动权。

然而，现在依然有一种理论或思想倾向，声称反思“文革”就是反对和否定党的领导。显然，这样的理论或思想倾向是站不住脚的，起码是犯了一个企图割断党的历史的常识性错误。一个政党尤其是执政党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什么圣人的创造物，因而它不会永远没有过错，只是需要时刻对自己的历史进行严肃认真的反思，从而保证制定党的决策的正确性和及时修正自己的既定决策，这样做才能有利于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才是一个政党不断走向进步和成熟的显著标志。

另一方面，我们党吸取了十年“文革”的惨痛经验与教训，开始着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大力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特别是针对“文革”中“无法无天”致使法制不健全甚至被悉数弃置一边的状况，全力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现在，我们已经初步做到了有法可依，今后只是要花大气力关注如何“有法必依”这一难题。我们完全可以说，厉行法治我们党和国家清算与反思“文革”后作出的最重要的拨乱反正之举，它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

我国宪法明确昭示：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特别是“文革”时期漠视法律、以“群众专政”代替专门机关进而大搞逼供信等非法活动的做法，从而恢复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应有程序与内容，为进一步实施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治国方略创造了有利条件。

然而，中国毕竟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传统与习俗的国家，凡事总爱讲人伦关系，不太讲究制度的安排与监督，特别是对法治这一符合当今世界总的趋势的治理过程反应过于怠慢，即便制定了足够的法律但依然不按法律办事的事例比比皆是，甚至出现“以党代政”、“以权压法”和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怪事。正是由于一些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能依法办事，仍然习惯于以“人治”处理种种事端，就给广大公众造成了法律尊严不敌行政权力的负面印象，结果在遇到诸如贪污腐败盛行的社会现象时，一些人开始或依然寄希望于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与批示上。更有甚者，面对日益严重的党员干部腐败现象，一些人竟然留恋和欣赏“文革”时大搞“群众斗争、群众专政”的岁月，以为只有通过所谓的群众运动才可以有效地震慑贪污腐败等违法犯罪。

殊不知，我们一旦离开了法治轨道，任何所谓的“群众运动”都会步入不受法律监督和最终侵害人民群众利益的泥潭。“文革”中不光是身居领导位置的一大批党政干部受到残酷迫害，就连众多的普通群众也不能幸免，尤其是当国家陷入了“大批判”和“武斗”混乱状态之后，社会的安定团结也就不复存在，最终受苦受难的依然是万千大众。因此，我们说，这样的令人怵目惊心的内乱局面万万不能重来！我们要讲求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对贪污腐败现象要依法大力惩治，还信于民，而对“文革”期间的那套不法做法坚决予以摒弃，绝不能让“文革”那一套假民主真邪恶的卑劣之举死灰复燃。为此，我们还必须具有足够的警惕性。

反思“文革”并不是要纠缠历史旧账不放，而是要从中得出深刻的经验与教训。反思“文革”必须深刻，切忌浅尝辄止，不但要深入地储存、整理和研究“文革”这一特殊的历史现象，而且要特别有意识地对年轻一代进行“文革”反思教育，让他们知道今天的改革开放、安定团结与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来之不易，从而愈发珍惜今天和把握明天。我们也相信，既然“文革”是共和国的一段沉重历史，谁都不能随意抹杀和强迫别人忘记这段不幸历史，而是要以此为借鉴，多做做有益于党和国家以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这，才是我们反思“文革”的最终目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