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文革 拒绝遗忘——老三届同代人讨论会纪实（附相关发言及文章）
作者：冯敬兰、叶维丽、庄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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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文革 拒绝遗忘——老三届同代人讨论会纪实（附相关发言及文章）
作者：冯敬兰、叶维丽、庄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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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文革 拒绝遗忘 ——老三届同代人讨论会纪实 作者：师大女附中老三届校友 编者：北京师大女附中与北京八中的许多老校友之间有着多年的交往和深厚的友谊，尤其经历过文革的老三届人有着更多相同的感受和思想的共鸣 。2013年10月，北京八中老三届同学会会长陈小鲁的“文革道歉”在全社会引发了强烈的反响，同时引起师大女附中许多老三届校友的高度关注。在震惊世界的文化大革命中，师大女附中所发生的事情是中学生在校园中暴戾行为的典型和缩影，成为全国注视的焦点，以致在文革结束后数十年乃至将来都成为文革史中如何也抹不掉的一个污点。然而，绝大多数老三届人都认识到，唯有正视这段历史，深刻反思文革对国家和人民造成的灾难，中华民族才可能真正复兴，国家才能实现长治久安。因此，师大女附中的部分老三届校友近日邀请了同代人中的一些知名人士、专家学者以及媒体记者，以讨论会的形式检讨了自己的心路历程，对文革中发生在女附中的恶行之真相、根源及危害做了深入探讨和反思。我们相信，师大女附中老三届校友真诚的反省态度以及她们多年来所做的努力会得到人们的理解，也希望所有经历过文革的人在正视文革的同时能够走出心灵的阴影。经主办方同意，我们编发了有关文字图片以飨读者。 北京八中老三届同学会秘书处 2014.1.8 2014年1月4日，一些在北京经历过文革的“老三届”中学生举行了一次以“反思文革拒绝遗忘”为主题的讨论会。与会者主要毕业于北京四中、八中、师大女附中、师大一附中和清华附中。 最近，原八中学生、当时的校“文革委员会”主任陈小鲁代表八中老三届校友向在文革中受到伤害的老师公开道歉。这一举动受到社会的一致好评，其社会影响之大，远远超出了他们原来的想象。受此举的影响，远在美国的原师大女附中的校友叶维丽（美国马萨诸塞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提议，女附中与陈小鲁等同代人共同举行一次讨论会，共同反思那段历史。她的提议受到了校友和一些同龄人，包括八中陈小鲁的热烈响应和支持。电子刊物《记忆》同意与女附中校友共同组织这次讨论会。 文革初期，即1966年的8月5日，女附中校长卞仲耘被学生殴打致死，即“八五事件”。多少年过去了，女附中的校友们对此事仍保存着刻骨铭心的记忆。近年来，女附中的校友们对这一事件做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因此，这次讨论会就从这起在当时轰动全国的事件说起。并对文革初期发生在北京的“红卫兵”运动，以及学生打老师现象及其根源等问题，进行热烈、坦率而深入的讨论。目的是呼吁我们的同龄人，乃至整个社会，直面那段历史，共同反思，不要让历史的悲剧再次重演。 参加这次讨论会的有原师大女附中的九位校友。其中有文革初期工作组在校时师生代表会负责人刘进、宋彬彬，还有多年来一直关注和研究“八五事件”的校友。她们毕业于女附中不同的年代，有着不同的家庭背景。受邀参加讨论会的除陈小鲁外，还有八中的计三猛，四中的印红标、吴迪，师大一附中的丁东、米鹤都，清华附中的卜伟华，文革史研究者邢小群，还有来自《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财经》杂志和《记忆》网刊的年轻记者等22人。人民大学研究党史的两位学者也参加了讨论会。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中的一些人不仅是那场运动的亲历者，也是国内对文革有着深入研究的学者，他们的著作近年来在海内外都有着很重要的影响。这也是女附中的校友们第一次面对媒体，公开就“八五事件”进行反思。 讨论会由女附中校友罗治和《记忆》主编吴迪共同主持。罗治在开场白中介绍了这次讨论会的目的，她指出：弄清事实真相是反思的基础、前进的起点，捷克前总统哈维尔说过：要“生活在真实中”，否则生活在谎言与欺骗里，只能使人永远沉沦在中世纪的黑暗与恐怖中。 上午的内容主要由女附中的校友介绍对八五事件的研究及反思情况。她们就目前的研究情况做了总结，并就其中的重点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她们还从历史学和法学的角度反思了这一事件。通过与会者的调查和研究，还原了“八五事件”的真相，以及近年来对此事的反省和深入的思考。 宋彬彬被媒体冠名为“宋要武”之后，对她有各种各样的传闻与误解。今天她除了澄清真相，更勇敢地站出来，深刻反省了自己。刘进和宋彬彬为她们当时没能保护校长和老师，没能阻止一些同学殴打卞校长的行为，表示了深深的自责和真诚的忏悔和道歉。 多年来，女附中的校友们对“八五事件”的反思从来没有停止过，在2007年女附中90周年校庆之际，女附中校友们为了更好地记住这段历史，自发捐款为遇难的卞校长建造铜像，以反省自己，并警示后人。讨论会上，罗治介绍了女附中五百多位校友为卞校长捐款塑像的经过和感悟。女附中校友冯敬兰、顾湲、郝新平、李红云也作了发言。 讨论会最后由叶维丽作了总结发言，她说，虽然国内文革研究还很不深入，但我们要以历史担当的精神，坚持不懈地搞下去。现在从事文革研究的人不是多了，而是还很少。她呼吁，我们这一代人要直面历史，抢救记忆，拒绝遗忘。 纵观整个讨论会，发言十分热烈，既有深入的理论探讨，也有不同看法的争论。与会者认为，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对文革作出了结论，这对文革的反思和研究给予了有力的指导和推动，但《决议》没有也不可能穷尽对这个问题的探索。只有反思了这段历史，悲剧才不会重演。与会者认为，仅仅是几个人或一些人的对一个事件的反思是远远不够，现在需要的是公开的、整体的反思。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才能发展，我们的国家才能更加富强。
——在"'反思文革拒绝遗忘'老三届同代人讨论会"上的发言 作者:丁东 今天讨论师大女附中1966年发生的"85事件"，我的心情很沉重。当时我是师大一附中初二的学生，和卞仲耘的儿子王行是同班同学。和北京八中的书记华锦是一个院的邻居。当年的悲剧，就在身边发生，离自己并不遥远。 我们这一代，已经年过花甲，应当反思自己的过去，对历史有一个交代。反思的前提是恢复真相，而不是改写真相。我要坦率地承认，我自己当时是个人崇拜的信徒，文化革命的信徒。我家庭出身不是红五类，也不是黑五类。我想积极投身文革，又有一种轮不上自己充当革命主力的失落感。我虽然没有参与过武斗，但参加过文斗，用极左思潮的逻辑和语言，批判过同学，伤害过别人。 当时的舆论宣传导向，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放到十分突出的位置。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就有这样的说法："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据穆欣回忆，在起草过程中，刘志坚曾建议删去这些话，认为这是毛泽东过去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讲的话，现在引用，搞得不好，就会在文化大革命中拿当年贫苦农民对待恶霸地主的办法，来对待本单位的领导干部，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陈伯达说：要革命就不能怕乱，毛主席的话没有过时，文化大革命也不能文质彬彬。刘志坚等人的意见没有被采纳。可见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的高级干部，对宣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严重后果有预感。但是，对于十几岁的中学生来说，哪里懂得其中的深浅？就是当时动手打人的学生，也是那种狂热政治宣传的受害者。 还原历史真相要关注微观细节，也要结合宏观背景。卞仲耘之死，不仅仅是校长和学生两方面的事。要把基层的事件放在文革的全局中考察。从1966年6月开始，不只是师大女附中一个学校的领导被打倒，进而成为暴力摧残的对象，全国大中学校的校长书记几乎同时遭遇了灭顶之灾。究其原因，就不能不直面当时高层领导人的政治决策。 文革的发动者是毛泽东。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之一是"易储"，也就是换接班人。"516通知"里有一段话，是他亲自加上去的："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毛泽东没有参加5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但会议讨论"516通知"时一个字都不能改。毛泽东已经打定主意，用群众运动的方式，通过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实现权力的重新洗牌。但从哪里入手，具有偶然性。此前拿《海瑞罢官》开刀，编历史剧的人已经不安全了。批三家村，写杂文的人也不安全了。但这时还没有发生大规模的群众运动。"516通知"下发以后，中央文革有几个人分头点火，找"516通知"传达范围内的人写大字报。5月下旬北京出现了三张大字报，一张是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一张是学部吴传启的大字报，比北大早两天，一张是教育部卢正义的大字报，和北大同一天。毛泽东选择了北大的大字报向全国广播，作为发动群众的突破口。这张大字报的题目点了宋硕、陆平、彭珮云的名字。陆平是北大校长、书记，彭珮云是副书记，和他们职务相似的全国大中学校的校长书记，面对突如其来的文革，态度其实差不太多，他们很快在本校成为众矢之的，纷纷倒台。 火烧各个学校的校长书记并不是毛泽东的最终目标，他们是通向最终目标的垫脚石。平心而论，在党政军群各条战线，学校的领导干部既不是最腐败的，也不是官僚积习最深的。但毛泽东说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大中学校停课闹革命，校长、书记们在6月就失去了免于恐惧的自由，成为文革初期付出代价最大的群体。我们师大一附中的书记兼校长是刘超，他没有被打死，也饱受皮肉之苦，落下了后遗症。 当时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是刘少奇、邓小平。他们领导运动的时间虽然不足两个月，但他们对学校校长书记的态度也应当正视。以他们分别过问的师大一附中、师大女附中为例。刘少奇6月21日接见师大一附中工作组部分成员时说："刘超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是可以肯定的。""要争取陶书寅（师大一附中的副书记）起义，她不起义就批判。"邓小平7月5日接见了师大女附中工作组的讲话提到卞仲耘，说她"意志衰退"，"卞仲耘只给我寄了一个信，承认她执行了前北京市委修正主义路线。"从中这些言论中，我们可以体会一种舍卒保车、舍车保帅的心态，而非尊师重教，保护校长，砥柱中流，仗义执言。 刘、邓和这些受冲击的中学校长书记其实有三重关系。第一重是中央领导与基层领导的关系。第二重是参加革命先后的关系。这些学校的校长书记，大多是抗战前后参加革命的党员，他们的革命资历刘、邓是知道的。第三重是家长与校长的关系。刘、邓都有子女分别在师大一附中和师大女附中在读。这些中学是北京市的名牌学校，用今天的话说，是稀缺教育资源。作为家长，他们本来是乐于把子女送去读书的。运动以前，他们对校领导的态度也是友好的。如果认为校长书记是坏人，他们不会把孩子往火坑里推。可是运动一来，就翻脸不认人了。放在文明史的长河里看，家长与校长这样的关系，也是不多见的。虽然很快刘邓也受到文革冲击，成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但他们运动初期体现的政治伦理也有反思的必要。 陈小鲁、刘进、宋彬彬作为北京八中和师大女附中临时机构负责人，为当年没有保护好校长、老师而道歉。这种主动承担历史责任的精神值得肯定。但是，还原当时的历史环境，实际上他们掌控局面的能力相当有限。不能超越时空，要求他们完成当时不可能做到的事。我们每个过来人应当从严律已，拷问自己的灵魂。但对别人应当实事求是，不能要求别人承担不应承担的责任。 文革是一场全民族的灾难。文革的罪责应当在弄清真相的基础上，分清主次。毛泽东去世后，一些文革中受到冲击的老革命重新掌握了国柄，否定了文革。80年代初追究文革责任时，审判了两案，强调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的罪责，在清查四人帮和清理三种人的过程中，一些文革的既得利益者和一些文革初期积极造反的青年品尝了苦果。但有些地位高得多的老革命，其实在文革的某些阶段，也曾紧跟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对干部、教师、学生和其他公民有这样那样的伤害，他们只强调自己受迫害，并没有反思自己伤害过别人。这个问题，不应成为历史的盲点。 （2014年1月4日）
老三届聚会——反思文革，拒绝遗忘 作者：冯敬兰（原师大女附中学生） 新年伊始，一些文革初期在校的北京中学生举行了一个别开生面的聚会。聚会以“反思文革拒绝遗忘”为主题，各抒己见，坦率交流，不知不觉中竟用了一天的时间。参加聚会的有北京四中、八中、师大女附中（现更名为师大实验中学）、师大一附中和清华附中的“老三届”学生，还有来自《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财经》杂志和《记忆》网刊的年轻记者等20多人。 最近，原八中学生、当时的校“文革委员会”主任陈小鲁代表八中老三届校友向在文革中受到伤害的老师公开道歉。这一举动受到社会的广泛好评，无论是文革亲历者还是更年轻的一代，纷纷在网络上表达正面的肯定。一时间想要采访陈小鲁他们的媒体竟有几十家之多，可见社会影响之大，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期。受此举的影响，原师大女附中1966届初中生叶维丽（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博士、现马萨诸塞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提议，举行一次“同代人”的聚会，反思文革，直面历史，拒绝遗忘。她的提议受到了女附中校友的积极响应，也得到八中陈小鲁、计三猛等的热情支持。近年来在研究文革的领域内默默耕耘、成绩卓著的多位老三届学者、作家也应邀到会，他们是印红标、吴迪、丁东、邢小群、米鹤都、卜伟华、郭小林，到会的还有中国人民大学研究党史的两位学者。参加聚会的原师大女附中校友，不仅有文革初期工作组在校时学生代表会主席刘进、副主席宋彬彬，还有十几年来参与女附中文革初期“八五事件”调查和研究的各年级校友于羚、罗治、郝新平、顾湲、叶維丽、冯敬兰、李红云。 说到文革，对于当年女附中的在校学生，“8·5事件”是无法绕过、必须面对的记忆，是集体的心灵疮疤。1966年8月5日下午，在部分高一年级学生发起的游斗校领导的过程中，少数学生对五位校领导殴打体罚、侮辱折磨，党总支书记卞仲耘副校长不幸遇难，其他几位校领导身心受到严重伤害。这一恶性事件，多年来受到海内外舆论的高度关注，不但成为学者、专家探讨文革问题经常引用的典型例证，也成为文革亲历者关注的热点之一。 近年来，女附中的校友们对这一事件做了持续的调查和研究，由刘进牵头，采访了当年在校的老师、学生120多位，还从校友提供的当年日记、笔记中获得了具体的资料，基本厘清了文革初期（1966年6月至8月）校园里发生的主要事件，如第一张大字报、工作组进校后怎样领导运动、唯一一次批斗校领导的时间和规模、学生反对工作组的两次高潮等等，以及工作组撤走一周后，由高一三班部分干部子女发起游斗校领导的理由、游斗规模，哪些学生涉嫌暴力殴打、侮辱折磨校领导。红卫兵和筹委会成立的确切时间（1966年8月8日），8-18参加天安门广场大会的基本情况，宋彬彬上城楼给毛泽东主席戴红袖章的具体细节等等。为了表示对卞校长永远的纪念并告诫后辈，由高二2班罗治、罗文东、张育芷和海外校友等发起，500名女附中校友捐款，往届校友郭平英、高宁等策划、运作，为卞仲耘校长塑半身铜像安放于校内，并于2011年5月7日在实验中学举行了隆重的安放仪式。 没有真相，就没有反思。因此，这次讨论会就从“8·5事件”说起。首都医科大学教授、正致力于推广全科医学和社区卫生服务的顾湲，当晚就要出差，也拉着行李箱出席了座谈会。她是高一三班学生，具体介绍了8-5事件发起、组织的少数干部子女的情况，并尖锐指出当时学校的阶级斗争教育，已经在学生头脑中牢固树立了血统论、等级制的观念，致使一些干部子女狂妄、冷血，文革初期的暴力行为是水到渠成。 宋彬彬因8-18给毛泽东戴袖章而成为文革暴力的符号“宋要武”，被妖魔化已经四十多年，如组织杀人比赛，带领红卫兵杀死校长。在参与调查“8·5事件”的过程中，她渐渐克服了巨大的心理障碍，勇敢地站出来，在电子杂志《记忆》发表了《四十年来我想说的话》（也见共识网及本博），澄清事实，反省自己，放下包袱。刘进和宋彬彬为她们当时没能全力保护校长和老师，没能阻止住少数学生的暴力行为，再次表示了自责、懊悔和真诚的道歉。 八中的陈小鲁介绍了他公开道歉的心路历程，并对女附中同学们集体还原八五真相的执着努力及深刻反思表示赞佩，他说我们虽然道歉了，但是对八中文革初期的过程和发生的事情，记忆已经很模糊了，要向你们学习，争取如实还原八中文革历史，以告诫后人。几位文革研究学者纷纷指出，在还原历史真相时细节很重要，并指出要从历史的深度、人性的高度去认识发生在中学生中的暴力行为。丁东强调要分清当时最高层、中层和下层的不同责任，文革的发动者要负最大的责任。米鹤都说女附中校友们打破家庭出身的界限，把过去所谓的“红五类”和“出身不好”的同学都团结到反思文革上来，是个创举，很不容易。印红标提出反思文革要“普及”到现在的几代年轻人中，他们普遍不关心、不了解文革。对我国的当代史被割裂，导致极左思想回潮、美化文革的现象，值得十分警惕。卜伟华认为文革研究要注重事实考证，他举例说自己在一本书中，谈到女附中“8·5事件”，曾用了“红卫兵打死校长”的内容，后来再版时纠正为，是少数学生打死了校长，写文革史绝不能想当然，有一说一有错要及时修正。邢小群表示，对师大女附中的学姐们做的努力非常钦佩，认为推动历史进步就要靠一点一点的不懈“拱卒”精神。 有年轻记者提问，譬如为什么不说出打人凶手的名字？法学教授、女附中校友李红云从法律角度给予了解释，历史学者叶維丽认为还原8-5真相，反思文革，是为了警讯后人，而不是侦结刑事个案。她说，虽然国内文革研究还很不深入，但我们要以历史担当的精神，坚持不懈地搞下去。现在从事文革研究的人不是多了，而是还很少。她呼吁，我们这一代人要直面历史，抢救记忆，拒绝遗忘。 2014-01-07
叶维丽致卞仲耘校长的先生王晶垚的一封信 （叶维丽，原师大女附中学生） 王叔叔，您好， 请接受维丽从波士顿对您诚挚的问候。我因远在海外，以这种方式与您联系，希望您能见谅。 想来您已经听说最近女附中一些老三届学生和老师们的见面会，会场里置放着女附中五百余位同学集资为卞校长做的塑像。我不是个轻易会激动的人，那一天我感到了多年来久违的精神升华。 如果我记得不错，2006年夏天后我就没再和您见过面，心里有很多话想对您说。我会一点点慢慢道来，也请您找人帮您慢慢地读，也许要分几次来读。 首先想问候您的身体。您已年逾九十，记得心脏也不甚好，不知您近来身体状况如何？我和于羚常挂念在心。 也许您还记得，我第一次到您家探访是2001年秋天的某日。那天到访的由头是为一部纪录片找卞校长的照片。老实说，我很早就想登门看望您了，但是有心理障碍，找照片给了我看望您的理由。 66年8月5号那天我不在场，第二天广播里“死亡通告”中“死了就死了”那句话给了我极深的刺激。您的二女儿王思是我小学同级同学，“八五”后那些天我不断在想，不知王思怎么样了？1980年代我赴美读书。某夜，我从梦中惊醒，原来是做了个与卞校长之死有关的噩梦。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做噩梦。 1993年，我写过一篇小文，叫“三个场面和一篇文章”，记述了女附中“八五事件”、66年8月10号新华社游斗“黑帮”（我父亲也在其中）和8月24日深夜老舍投湖自尽的“三个场面”，“一篇文章”则是毛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发生在湖南的农民运动和四十年后发生在首都北京的“革命暴力”是有关联的。那篇小文无处发表，我曾给李慎之叔叔读过。 90年代后半期，在全球冷战“结束”的背景下，我因为对成长在“毛泽东时代”有许多困惑，遂邀请一位老三届朋友共同作了一个口述成长史。这本书近年出了中文版，书名叫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年）。 做这本书的过程中，我脑中深藏多年的问题逐渐变得清晰：为什么当年北京最好女校的学生会在文革初期变得如此凶残？我们的教育出了什么问题？我们的社会出了什么问题？该如何评价“十七年”的教育？等等。做口述史时一步步梳理我们的成长过程，是在帮助我自己回答这些问题。 口述史对话同伴马笑冬的母亲是北京一所女中的党支部书记，文革中挨斗挨打，被学生剃了阴阳头。在少年马笑冬的印象里，事发之后父母的表现没有异样。母亲在文革结束后不久即患癌症去世，弥留时说胡话讲的都是那天挨斗的事。为做口述史，笑冬去向父亲了解情况，始知父母当时的情感经历。在子女面前他们强装无事，但从不落泪的父亲深夜为妻子擦拭伤痕时，“泪如泉涌”。三十多年后马笑冬了解细节真相后，泣不成声。 我的文革记忆带着抹不掉的八五血迹。在口述中我讲述了八五事件的大致经过，但我是个做历史的，很想就八五事件作一认真的历史调查，2001年秋到您家找照片时恰恰也是我开始做调查之时。 不知您是否记得，我去时带了一本同学冯敬兰写的书，她书中有一篇题为“记忆的疮疤”的文章，讲的是八五事件。我送您那本书，是想告诉您，我们都没有忘记卞校长的惨死。您当时让我写几个字。因为不是我的书，我有些为难，后来在扉页写下了这么一句话：“作为女附中的学生，我感到有罪”。 我做八五事件的调查是带着双重身份的：我既是个历史工作者，也是当年女附中的学生，而后一个身份无法让我站在“外面”或“高处”来评点事件、臧否人物，而是要把自己放进去，背负着女附中有史以来最沉重的集体耻辱。怀抱愧疚忏悔之心。就是因为感到“有罪”，我多年来无法面对您，一直没有来看望您，虽然我父母与您和卞校长“进城前”同在新华社／人民日报工作过，要找到您是有办法的。 那天见面后，您即给我看了一张照片，是70年代卞校长骨灰重新安放时（？）的合影。照片里有我的母亲。您告诉我，新华社的老同事中只有我母亲参加了骨灰安放仪式。我也是第一次才知此事。印象中我妈妈五、六十年代和卞校长的来往并不多，但她是一个极富同情心和正义感的人。我想，我父母的为人让您对我很快产生了信任。 那段时间的见面有几件事令我难忘，不知您还记得吗？ 应该就是在第一次见面时，您给我看了您自1966年冬天即开始做的对八五事件的访谈笔录。第一次访谈是11月间对校工王永海的，第二次是12月初对胡校长的，还有对其他人的。。。都是您的笔迹，写在一些纸片上。因年代久远，纸片已经有些发黄，字迹也不甚清楚了。我完全没有想到您在当年那么艰难危险的情况下，居然已经开始收集历史证据！坐在您房间的椅子上，我全神贯注地阅读这些珍贵的纸片，没有注意您何时悄然离去。当我抬起眼睛，看到您在我面前不远处放了一件东西。我拿起一看，是一张照片。 乍一看，我不能辨认照片上是什么。后来经您说明，我才知道那是卞校长的手，肿得像戴着拳击手套一样。后来我又看过多张卞校长遇难后的照片，那第一张对我的震撼最大！ 您告诉我，您当时特地买了相机，拍摄下这些惨不忍睹的场面。您还说，火化卞校长那天，你们一家人须经过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的北京街道。你们极为哀痛的心情和周围亢奋的“革命”氛围形成极大反差。 王叔叔，您是经历过大痛大苦的人。在8月5号前后几天，您不但失去了妻子，还失去了两位多年的老友，三人都死于非命。那几天您承受了一个人所能承受打击的极限。 同时，您还是父亲，最小的孩子四宝才八、九岁。您要独自撑起有三个未成年子女的破碎之家。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没有人敢公开对你们表示一丝同情。 您的内心深处一定是极为孤独的。经受过大灾大难的人内心都是极为孤独的。 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您还是保留下了历史的人证物证。这需要多么巨大的道德勇气，坚韧的意志力，和历史的识见与担当。这些品德是我对您最为敬佩之处。 多年后，看到您在胡杰的电影“我虽死去”中一件件出示卞校长的血衣、遗物时，我在心里想，您为所有的文革受难者做了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历史会记住您不朽的功绩。 最初的几次见面中，还有一次对话也令我难忘。您多次提及一位袁某人，对她当年对卞校长的造谣诬陷不能释怀，还给我看过一张她拙劣伪造的照片。她是外单位的人，卞校长养病期间与她结识。文革初期，她对在不明真相的年轻学生中败坏卞校长的清誉起了极为恶劣的作用，但没有证据证明八五那天批斗校领导与她有直接关系。因为几次见面都说的是袁某，有一天我问您，您为什么不提那天上手打人的学生们？ 您回答说，“她们都是孩子”。 我记住了这句话。文革中我父亲的专案组长曾厉声训斥过我和我弟弟，我因此多年不能原谅此人。您的这句话触动了我。您是有博大胸怀的，也十分明了当时的时势。 此后我介绍于羚与您认识，帮您整理那些宝贵的文字资料。于羚是我插队时的好友，当时已退休，本不想再做什么事。当我告她您需要帮助时，她说，我责无旁贷。为此她专门学会了电脑打字。一次我在电话里问您对于羚的工作还满意吗？您说，（于羚）是踏破铁鞋无处觅啊！一连说了好几遍。 2006年清明节期间，我和于羚在事先征求了您的意见后带刘进到您家看望。刘进来时，带了一束鲜花。您欢迎刘进的到来。那天我们照了几张相，您把其中您和刘进两人单独照的一张交炎黄春秋发表。刘进是文革初期学生代表会的主要负责人。我和于羚议论，您很看重刘进在清明期间的到访，因为这其中明显有悼念卞校长的意味，您是接受了刘进的悼念的。 那一次宋彬彬也十分想来，但因她“符号”色彩太重，怕刺激您，就决定先不与刘进一同来，以后再来拜访。 2006年的8月5号是卞校长去世四十周年。那天有一个纪念活动，您和家人及一二十位客人出席，女附中学生只有我和于羚两人参加。您可能不记得了，我那天是迟到的。我父亲2005年突然大面积脑梗塞，开会当天上午我们子女在医院签字同意安放心脏起博器后，我匆匆赶到纪念卞校长的会场。 那天的会上放了胡杰的电影“我虽死去”。我是第二次看这部影片了。当卞校长最喜爱的歌曲“太行山上”响起时，我又流泪了。我几乎在襁褓时即熟习这首歌的旋律，卞校长和我父母都是抗战时参加中共的“三八式”干部。我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哀痛，为父母辈哭泣。 影片中有我校一些学生在您家门口贴的辱骂卞校长大字报的镜头，语言粗鄙不堪入耳。我为我的同学感到深深的羞耻。看完电影后，我站起来代表女附中学生向卞校长和您道歉，于羚也讲了话。在卞校长四十周年的忌日，作为唯一到会的两个女附中学生，我们必须代表全校学生道歉。 从那一天以后，如果没记错的话，我们就再没见过面了。 客观原因是我父亲的病况。我每年假期回国，来去匆匆，主要任务是帮助看护数度病危的衰弱的老父。 但也有我至今说不清也不理解的原因。我们曾听到一个十分下作的谣言，不知源头在何处，我和于羚都很诧异，这可能造成我们之间的误会。也还有一些其它因素。 有几次，我和于羚商量着去看看您。但想到您年事太高，身体欠佳，怕去了是打扰，终未成行。 在我做关于八五事件的调查研究时，王友琴同学已经发表了几篇关于八五的文章。在一处她写到（大意），她一次返回女附中校园（现实验中学），在卞校长倒下的宿舍楼前问几个年轻学生，是否知道1966年在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没人能回答。当年血的历史能够被如此彻底地遗忘，令友琴同学感到不可原谅。 在这个问题上我与王友琴是相通的。2001年秋我去实验中学校史办找卞校长照片，工作人员居然不知道卞校长当年是被本校学生打死的；2002年春为纪念学校成立85周年而印制的校史“大事记”中，在1966到1976年期间，除了提到学校改校名外，其余一片空白。 王叔叔，我尊重王友琴同学多年来为“文革受难者”、特别是其中的“小人物”所作的呕心沥血的工作。这个态度，我曾在几处表达过。 同时，对于八五事件和广义的文革调查研究，我的基本想法是，做的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大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做。如果有不同看法，应该平和地交换意见，这样有助于越来越接近事实真相，有助于对文革研究的推进。 我始终认为，历史是公器。05/06年我在北京期间，听说徐晓等人在帮王叔叔出一本关于八五事件的书。当时我已经做了一些调查，文章也有了初稿。一天，我与徐晓等人见面，原原本本地将我当时掌握的材料和我的观点与她们分享。那天在场的还有我一贯尊重的文革研究者印红标。一起吃晚饭时印说了一句我十分赞同的话，做历史研究，应本着有一是一，有二是二的态度。 这些年来，对女附中八五事件有一些争论，形成了两个有些不同的“版本”。在我写过的关于八五的几篇文章中，我自己最看重的是“卞仲耘之死”一文，就是前面说的我2001年秋想做的历史论文。这篇文章根据我对20余位原女附中师生的访谈调查，附有一百多条注释，于2006年秋在美国一家英文学术刊物上发表。07年夏，一位老三届朋友义务将其翻成中文（不包括注释）。07年九月初实验中学庆祝90年校庆的周末，我校对了译文，将它用“白芳”的笔名发表在“二闲堂”网站上，并写了下面一段话：“在母校喜庆的日子，拿出一篇祭奠卞仲耘校长的文章，有些‘煞风景’。但是，我们不但应该庆祝校庆，也不应该忘记校耻。”前两年，我对这篇文章的中译文作了修正润色，并将注释全部译出。该文已收集在台湾秀威书局2013年出版的“故事不是历史”书中。 王叔叔，您是历史学者，是我的学术前辈。在八五事件的研究上，我最主要强调了两点：一是把它放在文革初期的历史场景和语境中去，尤其重视最上层始作俑者的作用；二是关注暴力在文革发动期的重要功能。卞校长恰恰惨死在纵容暴力发动文革的时间节点上。 8月5号的女附中校园，由于工作组的突然撤离、血统论对联的“横空出世”、和上面直接鼓励学生“自己解放自己”“踢开工作组自己闹革命”，出现了最高领导所希望的“乱”，出现了暴力产生的条件。乱和暴力如影随形。王叔叔，您经历过多次革命运动，对这点一定有体会。当时对学生们影响最深的语录，就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暴力，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 在当时的语境下，当天发起游斗校领导的高一某班学生的行为，是响应号召的革命行动。 工作组撤离后合法性成为问题的以刘进为首的原师生代表会，以她们自己对政策的理解前去劝阻游斗打人行为。但在当时的语境下，她们的劝阻是软弱无力的。我把她们叫做“软弱的政策派”。 王叔叔，在文革发动期，“讲政策”是不符合上面精神的。在当时的形势下，有几个人敢出来讲政策？8月10号新华社“造反派”自发游斗“走资派”和有“各种问题”的一百多人，规模比女附中大得多。在游斗的过程中，“造反派”“全般武艺”都上了，一位副社长（我想您一定认识）被打得半死。我从远处听到野蛮的喧嚣喊叫声，不敢相信那是从一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大机关发出来的。当晚即有四人自杀，可见游斗现场的惨烈。当场有谁敢出面阻拦？有谁敢出来讲政策？这还是堂堂的中央机关，宣传党和国家政策方针的国家通讯社！ 至于宋彬彬，她当时是刘进的副手之一，并不是所谓的“红卫兵负责人”。她八五当天没有任何突出或有别于工作组期间成立的师生代表会团队的行为。对于代表会主要成员在批斗校领导过程中和卞校长倒下后，可以和应该做些什么，我在充分考虑当时形势的情况下，在一篇文章中做过讨论。 宋彬彬所以在今天仍然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是因为“八一八”，而不是“八五”。 我始终认为，关于女附中八五事件本身，将注意力集中到宋彬彬身上，是一个“伪命题”。 我对“宋彬彬/宋要武”问题的兴趣，是去看一个历史的“迷思”（myth）或“传说”是怎样产生，发展，变形，壮大，而葆有持久不衰生命力的。这让我对中外历史上其他“迷思”或传说产生兴趣。我的兴趣是关于人类社会政治文化心理的。我希望有一天会有学者研究一下文革中的传说，“宋要武”传说大概是其中最有意思的一个。 王叔叔，我的看法您可能不同意。但在父母的老同事、我所敬重的长辈面前，维丽只能说实话。请叔叔理解、见谅。 您见过刘进，也许没见过宋彬彬。我06年春认识宋彬彬，对她进行访谈。我和宋的关系，始终是历史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关系，有意识地保持一定距离。我对她的了解是这些年逐步深入的。一开始，就像许多国人一样，我对她是有疑的。我清楚地记得，我访谈开始时对她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因为不相信她没叫过“宋要武”，当面质疑她。 我后来反复核查的结果证实，她确实没有改名叫过“宋要武”。在一篇文章中（“从八五事件讲起”），我有些调侃地说，“宋要武”是“全国人民”给她改的名。 但她背了四十多年“宋要武”的黑锅，千夫所指，至今在一些人眼中“十恶不赦”，“永远钉在了历史耻辱柱上”。 一个因机缘（多数为偶然）被造就的“符号”，一个当年不满19岁的青年，应当对文革的累累血债承担什么责任？这是我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背后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情）。我愿请教历史学者、法律专家和所有关心文革历史的人们。 王叔叔，我这些年目睹宋彬彬从初始的满腹委屈和急于辩解，到逐渐地跳出“小我”，比较真切地感受到广大的、形形色色的“普通百姓”在文革中的深重苦难，一步步地向“外”走，向前走。在这方面，我同班出身社会底层的同学冯敬兰提供的文革受难“小人物”的视角，对宋彬彬帮助很大。她走到了今天，走到了一月12号在女附中师生见面会上的含泪发言。在这个过程中，她承受了巨大的、长久的、不为外人道的、来自多方面的压力。 我要说，宋彬彬赢得了我的敬意。 王叔叔，下面给您汇报一下最近召开的两次会议。 您也许听说过，近年来我们形成了一个“五人团队”，其实今天我们的团队已经远不止五人了，其中有您见过面的罗治，和北大法学院教授李红云等人。大家的背景经历不相同，看法观点也不尽一致，如果写文章，也都是文责自负。但有一个共同点将我们连在了一起，那就是对历史的基本责任感。 去年11月下旬，因受到早些时候八中陈小鲁等人集体向老师道歉的启发，我“冒”出个想法，希望在寒假期间召开一个有若干北京老三届同代人参加的座谈会，从女附中八五事件谈起，但要超越女附中，共同反思文革。我在给朋友们的电子邮件中说，从我个人来讲，文革事过越久，世人的文革记忆越淡漠，越扭曲，越荒唐，就越有一种沉重的责任感，甚至是一种很个人的“耻感”。犹太人没完没了地讲述他们的故事，几十年了，没嫌过烦，教育一代又一代人。中国的文革到今天已经48年了，当年的少年，今天已步入老年，我们再不讲，文革就会被遗忘得干干净净。陈小鲁等人的道歉，引发社会效应，让文革历史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我们应该跟进。 这个简单的想法，得到大家积极热烈的响应，纷纷出谋划策，陈小鲁也在第一时间表示支持。这就是今年一月4号第一次会议的“缘起”。这次题为“八五 记忆 反思”的会议被定位为同代人的座谈会，除了女附中和八中的一些同学，还有几位既是老三届又是文革研究者的朋友，也请了少数媒体。会议的宗旨是“直面历史，抢救记忆，反思文革，拒绝遗忘”。这次会议已经整理出一个发言纪要。 一月四号的会议是成功的，会上媒体的青年朋友也提出了一些问题，包括为什么不邀请老师参加。一月8号，我们开了个总结会。会后有几个同学一起去看望原初三四班班主任金老师。在金老师家，我们提起年轻人的问题，也表达了希望召开一个类似八中向老师道歉的会议。快人快语的金老师说，要开，就赶紧干，要不就来不及了。随后，文革后出任过实验中学校长的王老师也来到金老师家，“现场办公”，与现任校领导联系，拍板将“老三届学生与老师见面会”（一个刻意不“敏感”的名称）定在一月12号召开。所以这样急，一是为了赶在春节之前，二是为了在周末，三是为了就公事繁忙的王老师的时间。金老师说，时间紧，天气冷，老师们高龄体弱，有的住的很远，能来七八个人就不错了。我也觉得满打满算只有三天准备时间，太紧张了。但当时的感觉，是老师们在推着我们走，师生一拍即合，完全想到了一块儿，大家都很兴奋，都想完成一件在每人心中已拖欠太久的大事。用刘进的话讲，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王叔叔，我在给您信的开头说，12号的会议让我感到一种多年久违的精神升华。这次会议的宗旨，在一月四号会议的基础上，又加上了“宽容和解”四个字，这是罗治在金老师家提出来的，我觉得非常好。虽然会上有刘宋等学生的发言，也来了不少同学，包括负责做塑像的原六五届同学，但会议的真正主角是老师们。我们都没有想到，虽然只有短短三天的通知时间，但一下子来了二十位老师，有的年近九十，有的临时停了点滴。看着在寒风中被搀着扶着蹒跚而来老人们，我想落泪。我突然明白，老师们等这一天等的太久了！ 老师们都白发苍苍，学生们也都鬓角灰白，大家共聚在安放卞校长塑像的会议室，心中都有一种难以言传的特殊感觉：48年后，我们在共同见证历史。 王叔叔，此时此刻，我多么希望您在场！ 一位摄像记者事后告诉我，他注意到，在会议过程中，八五过后用左手给您写匿名慰问信的张老师一直在默默流泪，旁边一位老师的一滴眼泪长久挂在眼角边，她忘了去擦。一位男老师发言说，他得知卞校长的塑像被安放在这间会议室后，远道径直而来，推门而入，向卞校长的像敬了一个军礼，说，“卞大姐，我来看您了”。那位年轻记者说，他听到这里，“再也扛不住了”，一边拍摄，一边落泪。 老师们的发言句句出自肺腑，王老师讲的尤其深刻精辟。胡校长的女儿丁冬红（胡依年）说，她母亲生前多次跟孩子们讲，那天发生的一切她都历历在目，学生的名字都能叫得上来，但是她“原谅所有的孩子们”。 在现场气氛的感召下，有两个当年斗争过老师的学生当场道歉。 给我印象深的，还有教数学的张老师一席非常朴素的话。他说他四十几岁的孩子不知道文革，二十几岁的孙子更不知道。我们应当让后人知道文革。 王叔叔，我觉得，如果我们的共同努力（包括王友琴同学多年来的不懈努力）能够让一些后人想去知道文革是怎么回事，以民间促政府，一点点地去“拱卒”，我们也算尽了一点历史责任。您历尽艰辛保留下来的历史证据，会被后人永远珍存，您可以告慰卞校长和所有的文革受难者了。 祝您和家人好！祝马年新春快乐！ 您的晚辈 维丽 2014年1月24号
由师大女附中"八五事件"谈起 作者：叶维丽（原师大女附中学生） 作为1966年文革开始时原北京师大女附中（现北京实验中学）在校学生，我对1966年8月5号女附中卞仲耘校长被害致死的一案（"八五事件"）的关注和调查，从2001/02年开始，断断续续有十来年了。主要的研究结果，是2006年用英文发表的一篇学术性文章，该文在网上有经我授权的中文译文（白芳，"卞仲耘之死"，发在（二闲堂）"来稿存真"档中/译文省略了原文大量注释）。中英文文章的影响均有限。去年以来，《记忆》杂志提供平台，为围绕卞校长之死一案的女附中文革做了几期专辑，我在《记忆》第47期发表了一篇题为《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的短文，主要是讨论近年来关于"八五事件"的两个不同叙述或"版本"。按说，要说的话差不多都说了。下面这十条，有些是重复说过的观点，觉得不妨再说一遍，有些是多年来憋着没说的话，有些则是最近看到有关讨论（纸媒和网上的）而新生的感触。拉拉杂杂，没有系统，写着写着，就成了"十全大补"；因为是杂感，表达上也不严谨。但不管怎样，在这些想法的背后，确是一个当年16岁、如今60岁的人，对少年时代身历的一段国家往事的不敢遗忘，是对能有此不易之机会与读者再次交流的珍惜，也是表达对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特立独行、勇于直面历史的《记忆》杂志由衷的感激和支持。 在正文之前，我想就自己的"双重身份"讲几句不应算做多余的话。做历史、特别是审视本人亲历的历史事件，无法回避研究者本人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在调查写作"卞仲耘之死"的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我所具有的双重身份：一方面，我是个史学工作者，同时，我也是一名1966年在校的女附中学生，是广义上"学生斗老师"（王友琴女士语）那代人中的一员。这个双重身份，使我在面对卞校长之死"谁之责"的问题时，无法站在"外面"或"高处"来评点事件、臧否人物，而是把自己"放进去"，怀抱愧疚忏悔之心，感受历史难承之重，即使"八五事件"发生时我本人并不在场。第一次见到卞校长丈夫王晶尧先生时，在送给他的一本书的扉页上我写了下面的话："作为女附中学生，我感到有罪"。面对王先生，我恍如见到多年前遇难的卞校长，这时，我就是当年女附中的一名学生，背负着这个学校有史以来最沉重的集体耻辱。这样一种逐步获得的自觉帮助我从不同的视角来感受和分析与"八五事件"有关的问题。
做史，切忌做事后诸葛亮，但这又往往是最难避免的。身在历史现场中的人，是无法预知事件会如何发展的。历史工作者面临的一个基本挑战，不是"还原历史"，因为历史无法"还原"，而是尽可能将你所研究的历史事件放到它所发生的历史场景和语境中去（这里涉及研究者如何理解和建构当年的场景和语境）。文革发生在四十多年前，和今天已经隔了几个时代。今天的我们，站在道德高地上容易，持有"历史感"难。对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来说，所谓"历史感"，其实是当年我们每个人生存须知的常识。 文革中我虽是少年，但也记得当时铺天盖地的"抓叛徒"、"揪特务"、"揭[历史]老底"风潮。我父母在抗战爆发后离开北平，辗转到抗日前线山西参加抗战，那时阎锡山领导的二战区，吸引了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年。但阎锡山后来成了"反动派"，我父母的这段历史就成了被审查的重点。文革中这样的事情几乎发生在每个有点经历的人身上，因为"历史问题"而挨整、自杀的人不计其数，到后来都"一风吹"平反了事。今天回过头去看，当年所谓的"清查历史问题"，其实是在和历史强词夺理、胡搅蛮缠，"外调"人员的提问常常令历史当事者啼笑皆非，"清查历史"完全沦为现实政治的工具。文革后虽然有胡耀邦的"平反冤假错案"，但制造大量冤假错案背后的脱离历史场景和语境的思维方式，并未得到认真反思，而似乎成为我们中国人的痼疾。 最近有人指责文革一开始时女附中给校领导贴第一张大字报的人，说这张大字报的出现最终导致卞校长被打致死。此说令我瞠目结舌。如此脱离历史场景和语境，好似拔着自己的头发以求挣脱地球引力，只能将文革研究引向一条通往天方夜谭之路。说到底，无论是女附中的"第一张"大字报，还是除了北大聂元梓七人之外其他机关学校的"第一张"大字报，都是大势所趋，在一定程度上是那个时代的"规定动作"，张三不写，李四也会写，和后来发生的暴力没有必然联系。当然，这"张三"或"李四"，一般来讲是当年的革命积极分子。
我自认为本人在卞校长之死研究中两个最重要的观点，一是将"八五事件"放在"文革再次发动"的政治大背景之中；二是高度重视暴力在这场由最上峰直接发动的"十级政治地震"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我最关注的人物是最高领袖，我关注的是他无人可以取代的、决定性的地位。 1966年七月底撤销工作组的决定，不但突然，而且背离了中共指导历次政治运动的常规，导致了从中央到北京市、区二级的不知所措，造成包括女附中在内很多基层单位相当程度的无政府状态，达到了最高领袖所希望的"天下大乱"之效果。此为"文革再次发动"之端倪（我对这一时间段文革史的理解，受到王年一先生《大动乱的年代》的启发，该书于1988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领袖放手让学生们"自己解放自己"，暴力的出现就几乎成为必然，对此，干了一辈子革命的行家们应该比谁都心中有数。刘邓式的工作组，用"四清加反右"的方式搞运动，整干部，整学生，但到底还多少讲究个"度"；此时的文革，则毫无底线了。在一定意义上，文化大革命经过"再次发动"才真正揭幕，才称得上"史无前例"。女附中的"八五事件"恰恰发生于"再发动"期间，发生在上层政治激烈震荡（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刘公开摊牌）、中层因思想困惑导致不作为以至瘫痪、基层"革命群众"拥有前所未有的革命"自主权"（需要强调，不是什么人都有资格革命的）这几条"线"的交点上。它有重重的背景，不是一个单纯的"学生打老师"事件。 为什么伴随着"文革再次发动"，首都北京会出现1949年共和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大规模群众性"红色恐怖"？放纵它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吴思先生的"血酬定律"可否应用在这里？暴力与"革命"是什么关系？这个关系在中国20世纪革命史中是如何形成和确立的？为什么在和平时期成长的一代人会那么迅速地"拥抱"暴力？…… 我提出这些问题，是因为我的文革记忆带着抹不掉的1966年"红八月"的血迹，也是因为这些问题至今仍然值得追问。 我以为，虽然卞仲耘成为北京（乃至全国）中学生暴力的第一个受害者，但从文革宏观图景来看，她和她之后一大批受难的基层干部教师以及"地富反坏右"并不是此一波（也是第一波）文革暴力的真正威慑对象，威慑她/他们这样毫无还手之力的弱者没有意义，她们是祭坛上的牺牲品，借她们的生命来制造一种震慑的氛围。文革这样一场前所未闻、最高领袖自毁执政基础的超大规模政治运动，需要强悍有力的"开场锣鼓"，需要以shock and awe [震慑]来开道。 当年给北京民众留下极端恐怖印象的"红卫兵小将"，是文革第一波暴力的卖力执行者。多年后我听到一个意味深长的观点，说这些青少年是"天桥打场子的"，为文革在中国大地的推进清出了"场子"，造出了声势。过去在北京天桥，一些街头艺人在演出之前，得用一根绳子拴上一块铁块来回抡，吓得人们纷纷闪开，一块场地就被腾了出来，这就叫"打场子"。天桥打场子的艺人们并无意伤害他人，这是与"红卫兵小将"的重要区别。
我最近常常想，对生命的漠视，不是个别人的问题，当年在我们这代人中相当普遍。这漠视不仅表现在八五当天暴力的肆意横行，也表现在卞仲耘倒下后，屎尿失禁，生命垂危，被像弃物一样放在一辆手推车上，很长时间无人理睬，尽管医院离学校近在咫尺。而卞死后一些学生的反应也表露了冷血和漠视。在医院里，有人要求医生解剖尸体，以证明卞本来就有病，死因与暴力折磨无关。第二天，卞死亡的消息由一位党员学生向全校通告。在我看来，这个死亡通告的关键，是"死了就死了"五个字，它为卞之死定了调子。这个说法出自一位市级领导，是对文革以来北京市第一起死于非命恶性事件的官方表态，这个表态后面有文革再次发动的大背景。 "死了就死了"也正是卞身后的遭遇。听到卞死的广播通告后，女附中没有一个班级或个人公开表示哀悼，有的学生居然鼓掌。只有一位教师给卞家属写了悼念信，但她既不敢署名，也不敢留下自己的真实笔迹。此后，有学生造访卞仲耘家，但她们不是去慰问，而是去向卞丈夫了解女附中情况，以便深入开展文革。1966年八月上中旬北京中学的形势，一天一个样，卞仲耘的死亡很快就被其他事件遮盖过去了，其中最突出的是红卫兵运动在北京城区的风起云涌。这时，有谁还想着刚刚惨死的卞校长？有谁还关心另外几位也遭到严重摧残的校领导？其中副校长胡志涛被打得几个星期不能下地。当卞仲耘的家人去给死者火化时，他们须经过红旗招展、口号震天的北京城区。王晶尧先生说，他哀伤的心情和四周亢奋的气氛形成鲜明的对照，令他终生难忘。 八五那天动手打人的，毕竟是少数；但八五之后对卞死持冷漠态度的，却并非少数。继卞仲耘之后，北京市又有一批中学校领导和教师被学生打死。下手的人是少数，但对一个又一个的死亡持冷漠态度的，不是少数。 十年前第一次去看望王晶尧先生时，我怀着深深的自责。那自责，是因为冷漠的人群中有我。 对生命的漠视，是一代人的问题（姑且只说我们这代人）。它的背后有深层的原因，渊远流长。省思，是大家的事情。
我对"八五事件"的研究重心，围绕着文革再次发动和暴力等问题，而对1966年6月初工作组进校以来形成的、包括宋彬彬在内、我称之为"骨干学生群体"的若干人，并未多费笔墨。（有关我对她们在"八五事件"中的看法，请看"白芳"文及《记忆》47期。）理由很简单，她们既不是"八五事件"的发起者，也没有参与暴力。（但在对生命漠视这点上，她们有同样的问题。）对于这个基本事实，我相信任何一个当年在校的女附中学生，如果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都会承认的。 但我注意到我认为至关重要的文革再次发动和暴力文化等问题，迄今没有得到多少关注。公众对女附中"八五事件"的注意力仍集中在宋彬彬个人身上，人们议论最多的是诸如"宋彬彬打没打人，她的责任是什么"之类的问题。坦白地讲，如果纯粹从历史事实出发，我可以不理睬这个"公众热点"。但一个人"热"了四十几年，在我们这代人中，大概算是绝无仅有了，这个现象就颇值得琢磨了。 在《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一文中，我谈到宋彬彬在文革初期、包括"八五事件"的女附中运动中并没有引人瞩目的个人行为，她是"骨干学生群体"的一员，她的名字常常和刘进连在一起，而且是在刘进之后（刘为工作组进校后成立的师生代表会主席及工作组撤离后成立的文革筹委会第一把手）。宋的"爆得大名"是因为八·一八上天安门给毛泽东戴袖章，因此而成为尽人皆知的"首席"红卫兵，并因"宋要武"一名而被符号化、妖魔化。接着就有人把她说成女附中"红卫兵负责人"，而因此要对"八五事件"负责。我在《好故事》一文中，特别提到这个叙述逻辑犯了典型的"后面发生的事情"(八·一八)影响"已经发生了的事情"(八·五)的错误，这是做历史的人特别需要警惕的。 我分析刘进、宋彬彬等人当时的思想脉络，觉得她们属于刘少奇、邓小平文革初期制定的中央"八条"影响下的"政策派"，这一派主张"有领导、有秩序"的进行文革。七月下旬后，派遣工作组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这一突变的形势使得中央和北京市一级的"老革命"都不知所措了，遑论刘、宋这样的青年学生。八月初的她们，既困惑，又要努力跟上"革命"；而做为工作组时期的"红人"，她们的身份尴尬，已不具备足够的权威。工作组撤离后的"革命"，已不兴讲"领导"、讲"秩序"了，兴的是"自己解放自己"。八月五号暴力在校园爆发，她们在进行劝阻时说，"斗黑帮可以，不要打人"。这样说，是符合她们的思想逻辑的。这个逻辑，是以接受阶级斗争合理性为大前提的。在这个前提下"讲政策"，特别是在最高领袖明令抛开政策（毛在恰恰在八月五号那天废除了讲政策的中发"第九号"文件）时还讲什么政策，只能是软弱的，无力的，无效的。在随后而来的"红八月"中死于非命的很多事件后面，都存在这么一个"政策瘫痪"的背景。彼时，连出来呼吁"要讲政策"的人也极少了。 在当代中国的历次运动中，从"土改"，到"四清"，再到文革，都有"政策派"这么一路。好好梳理一下它的来龙去脉，遭遇起伏，是很有意思的。 再补充一点，要让刘进、宋彬彬这样具有相当"正统"思想的人，在毛泽东公开支持红卫兵之前率先成立红卫兵，是不符合她们的成长经历和思想脉络的。邓小平在1966年七月初接见包括她们两人在内的女附中文革班子时，明确反对成立红卫兵一类的学生造反组织，要求尽快恢复党团活动，这对她们在此后一段时间里对红卫兵的态度有很大影响。近年来，有关宋彬彬是女附中成立于7月31号的红卫兵之首领的说法，广为流行（见王友琴文革受难者卞仲耘篇），而此说奠定了宋彬彬应对八五事件负责的前提。这个前提，既没有外在史实依据，也不符合刘、宋等人的内在思想。
在《好故事》那篇文章中，我还讨论了"宋彬彬/宋要武"是如何成为文革"神话"（myth）的，我认为该神话的长盛不衰，其实是反映了多年来人们持续的心理需要。 关于"宋要武"神话，我最近又有一点新想法。我感到这个神话背后的重要支撑，除了"宋要武"具有的强大符号象征力量外，还涉及到一个人人心中所有、但往往口中所无的中国社会等级现实。如果宋彬彬没有高干子女的家庭背景，纵使她在八·一八给毛主席戴了红卫兵袖章，公众对她的兴趣还会几十年来经久不衰吗？有时候没有说出来的东西是更加深刻的。1966年7月底横空出世的"对联"及其背后的血统论，虽经包括遇罗克在内的很多有识之士犀利的剖析和批判，但有些更深层的东西，似乎并没有去进一步探究。北京文革初期红卫兵的主体是"干部子弟"。我在几年前的一本小书中写到："我总觉得干部子弟现象值得好好研究。它反映出来的血统论和森严的等级制是非常反动落后的东西，是对共产党人追求的平等理想的极大讽刺。为什么这一套在中共子弟中这么有市场？它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当年参加革命人群本身的问题？"（《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新华出版社，2008，第106页）我是"营垒中人"，这段话可以算做我的反躬自问。 1949年后由主张社会平等的政党建构的等级社会，到了今天有变本加厉的演进。如果说当年的干部子弟中还有一些人以艰苦朴素为荣，今天"官二代"中为数可观的人对权力和财富的追逐则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老百姓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因为家庭背景，宋彬彬怕是承受着几十年来社会上对她所属阶层越积越深的不满。我以为，"宋要武神话"生命力的一部分即由此而来，舆论对宋彬彬本人缺乏同情也与之有关，这个现象背后有深刻的当代社会政治原因。 近几年来社会上对我有关"八五事件"分析的反应，也往往不注意我自己看重的观点，而一言以蔽之曰"为宋彬彬辩护"、"为红卫兵鸣冤"。我满心想再说一遍，"请认真读一下我署名白芳的文章，看看我到底说了什么，" 但又一想，如何解读"八五事件"，在当今的中国，不是一个纯学术问题，不要太书生气了；"当下绑架历史"是个屡见不鲜的现象，不必大惊小怪。 因此，我虽然恪守一个历史工作者的职责，厘清应该厘清的事实，却对"宋要武神话"的消弭不抱幻想。我想它会成为一个文革传说而流传下去。毕竟，它是一个如此饱满的好故事。
我因为调查"八五事件"，通过刘进认识了宋彬彬，并对她进行过几次采访。在一次有关活动结束后，宋彬彬骑上自行车在寒风中离去。我身旁一位同学说，街上行人有谁会想到这个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老妇人，就是当年很多人谈虎色变的"宋要武"啊。我不禁想，这个世界上有两个"宋彬彬"。 一个是那个骑车远去的宋彬彬，我对她已有所了解。她性情温和，不善言辞，在人群中不抢话、不冒尖，遇事也不是总有主张，平凡得几乎令人失望。在几次访谈中，我感到她并不是一下子什么都对我讲（关于她1966年秋天的武汉之行，她就是一点点地讲出来的）。不讲的原因，倒不是为了自我保护，而是为了保护他人和维护老一辈的正面形象，尽管她自己因为"不讲"而受到多年的曲解和栽赃。我并不认同她这样做的政治理由，但从她的做法中，我还是看到了她为人的厚道。 另一个宋彬彬，更确切地说，"宋要武"，是个符号，不是真人。在一些人的笔下，她欠着六、七条人命，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 像很多人一样，我曾经不相信宋彬彬从来没有改名叫"宋要武"。领袖赐名，是何等的荣光，受宠若惊还来不及，谁会那么不识抬举？ 但经过对这个问题的反复查证，我接受了宋彬彬本人的说法：她从来没有叫过"宋要武"。"宋要武"的名字是《光明日报》一位记者紧接着八·一八领袖一句"要武嘛"之后造出来的，它的出现那么合乎那个时代的情理，立即被几乎是宋彬彬之外的所有国人接受。在这个意义上，不是伟大领袖，而是全国人民给宋彬彬改了名，其中不排除许多人与有荣焉的心理。 八·一八后，我们学校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写给宋要武的信件，因为长期没人拆看，都在传达室里堆着。一位同学出于好奇，打开了其中的一些来看。多年后她回忆，说来信不外两个内容，一是向"宋要武"致敬，二是向"宋要武"汇报当地文革情况。这些人需要"宋要武"的存在，他们也参与了"宋要武"的制造。 几乎就在人造的"宋要武"出现的同时，红色恐怖席卷北京城，"要武"在霎时间化为成千上万臂戴红袖章"革命小将"的行动。八·一八是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历史事件，是个令很多人想起仍然心悸的日子，是大规模"红色恐怖"的开幕式。在很多如惊弓之鸟的百姓心中，"宋要武"--"红卫兵"--"暴力"形成一条牢不可破的逻辑链条。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人从心底不能原谅"宋要武"，不能原谅"她的"红卫兵犯下的骇人听闻的反人类罪行。用我听到过的一个的说法，宋彬彬从此被"永远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作为一个符号，"宋要武"有着太强大的象征力量，真实的宋彬彬在它的面前苍白无力。 湖北省委在1966年9月初请宋彬彬去武汉。他们请的是"宋要武"，不是宋彬彬。这解释了为什么他们无视宋彬彬本人的意愿，坚持以"宋要武"的名义发表保湖北省委的公开信。"宋要武"成了一根省委打压他人的棍子。 很可能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反对湖北省委的一派开始制造宋要武打死多人的谣言，以此来抹黑对方。我和我的同学们就是在大串联的途中在武汉或者长沙看到这样一份传单的，当时我们都觉得这个谣造得太离谱。但不管怎样，在反对派的眼里，"宋要武"名字本身即授人以柄。叫的是"要武"，她不杀人谁杀人？ 北京制造的"宋要武"，转了一圈从外地回京后，已经成了血债累累、人人喊打的凶手。可以写一篇"宋要武诞生记"，会是绝佳的黑色幽默，或者写一篇"四十余年来宋要武对宋彬彬的骚扰"。 只有宋彬彬本人知道这个骚扰是什么滋味。 具体的真实无法抗衡象征的强大，这就是我们面对的荒诞的现实。"假做真时真亦假"，一个文学家可能比一个历史学者更能应付现实的荒诞。 但我还是要问：具体的、真实的、活一岁老一岁的宋彬彬和"宋要武"是什么关系？她应当对人造的、她本人从未接受过的"宋要武"及以"宋要武"名义造成的恶劣后果承担责任吗？这些问题，文学家可以不问，但做历史的不能不问。
宋彬彬八·一八上天安门给毛主席戴袖章，是她在历史上的"定格"。在短暂的风光后，八·一八成为当时只有19岁的宋彬彬挥之不去、笼罩了她一辈子的阴影，成为她四十几年来背负的一座无形的十字架，成为她生命中一道深深的刻痕。 而这一切在开始时，却似乎充满"偶然"。 现在我们知道，八·一八那天把"革命小将"请上天安门城楼，是"上面"临时做出的决定。（张辉灿口述，"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内情"，《炎黄春秋》2006年第4期，17-23。）据刘进回忆，女附中有40个名额（当时不知道是上天安门城楼），她决定自己不去，让宋彬彬带队去。当时的刘进，是学校筹委会的"一把手"，也是当时已经出现的女附中红卫兵主要负责人，宋彬彬应该算是刘进的"左膀右臂"。 如果我的看法不错，女附中"红卫兵"（不包括另一个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红卫兵组织）对"红卫兵运动"最大也是唯一的"贡献"，就是在窄窄的红布条上描上"红卫兵"几个字，字是从不同的地方收集的毛泽东手迹。从8。18当天的纪录片上看，当时各校红卫兵戴袖章的并不普遍，上面有字的就更少。袖章上带有毛泽东手书"红卫兵"字样，很可能是女附中的发明。（自从宋彬彬给毛戴上袖章，带字袖章即广为流行。）有女附中同学回忆在八·一八之前赶制带字袖章，说做出来的数量有限。宋彬彬说，她临上天安门前，有人特地把带字的袖章换给她戴上。点明这一细节，是因为袖章这个"道具"对宋彬彬很重要，而这个道具的存在有偶然性，就像刘进本来可以决定由她自己带队去天安门，而让宋彬彬留守广场一样带有偶然性。 不只一个人回忆当时天安门城楼上有多乱，"小将们"在党政军领导人中间串来串去，场面相当失控。据宋彬彬回忆，其他中央领导大多已经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但谁去给伟大领袖戴袖章却要更加慎重，连小将们也知道这个问题需要请示。人群中有个男生推了宋彬彬一把，说，"你上"。这个男生还说了一句：你的袖章挺好的，为什么不给毛主席献上？ 请示的对象--一位中央部门的负责人，恰恰对宋彬彬的家庭背景知根知底--他认识这个孩子。这里，是宋彬彬而不是随便某一个在场的红卫兵给毛主席戴袖章就不能全说是偶然的了。"政治审查"即使在紧急时刻也不能少，而这时"脸熟"很重要。 这一切都发生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在亢奋、混乱的氛围中。城楼下，是一片喧嚣的红色海洋和无数只挥动着的手臂，数十万人含着热泪高呼领袖万岁，对毛泽东的崇拜达到了白热化，没人能说清此时此刻中国首都正在进行的是一场政治集会还是宗教盛典。在这一特定的场景中，宋彬彬给毛主席戴上了袖章。据宋彬彬说，戴袖章时她很有些紧张，生怕别针扎了伟大领袖。毛泽东那天穿的是军装，这是他1949年以来从未有过的惊人之举，也是他文革"再次发动"以来一系列戏剧性举动之一。给高调支持红卫兵的"红司令"戴上红卫兵袖章是那个时刻的应有之义，是那个历史场景中的"规定动作"，而非任何个人的"自选动作"。这个动作由宋彬彬而不是别人来完成，说来颇为偶然，不知多少人对她羡慕死也。 宋彬彬的名字瞬间传遍大江南北；宋彬彬因此而成为红卫兵的"脸"。 其实风头本该由北大附中彭小蒙出的。被"江青阿姨"视为"小太阳"的是她，八·一八那天被指定代表红卫兵在大会上发言的是她。结果大家把发言的人忘得一干二净，只记住了给领袖戴袖章的，这对彭小蒙不够公平。无论讲"造反"的经历，还是讲引领时代潮流的精神（这个潮流包括语言、行为、"做派"、服装、发式等等），北大附中"红旗"的领袖彭小蒙都远远比宋彬彬更有资格代表当时的红卫兵。让既无突出个人表现又讲不清楚自己哪天成了红卫兵的宋彬彬代表红卫兵，实在是历史的误会。但自从有了"宋要武"，宋彬彬不代表红卫兵，全国人民都不答应。 历史不但充满偶然，也不断制造误会。
这里的"红卫兵"，特指1966年初夏开始在北京中学生中出现的青少年团体。八月初，他们由伟大领袖引领上了中国政治的舞台（而非自己"登上"的舞台）。到了这年冬天，他们成为风光不再的"老红卫兵"。 我在做"八五事件"调查时，对女附中红卫兵历史做了一些了解，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对女附中曾出现过的两个红卫兵群体，对其中被简单称作"红卫兵"（另一个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基本历史，当事者语焉不详。比如说，"红卫兵"是哪天成立的，组织结构是什么样子，有无纲领，成员加入有无程序，等等，没有一个人能说得清楚。女附中红卫兵历史是一笔糊涂账。 我本人当过"红卫兵"，是个"小萝卜头儿"。从我以为能说清这些问题的当年红卫兵负责人那里得不到答案，我只好反过来问自己：我是怎么当上红卫兵的？因为我的"家庭出身"（"革命干部"），我认为自己能当，也没人质疑，我就是了。有个组织吗？好像没有，就是有时和班上一些也自认为是红卫兵的同学呆在一起。但不和她们在一起，甚至不去学校，也没人管。谁是我们的"头儿"？班上有几个比较"厉害"的人物，但她们是头儿吗？好像也不明确。问问其他一些人，感受也很近似。 有一天我恍然，原来女附中的"红卫兵"是在得知毛泽东支持红卫兵（"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之后的某一天"一轰而起"的。听起来是个"组织"，但因为是在领袖已经开口支持、大家急忙赶风潮的"大拨轰"形势下出现的，已经没人记得它出现的时间，也没有成立的仪式。和最早成立的清华附中"红卫兵"不同，这个时期大量出现的北京城区学校红卫兵并非自发，也毫无风险。当时衡量人的唯一标准，就是家庭出身，能否当上红卫兵，全凭家庭，和本人表现无关。这也不同于初期的清华附中红卫兵，他们是因为共同的理念走到一起的，并不特以家庭出身划分人，成员中包括少数"非红五类"同学。 在我心目中，学校里红卫兵的"头头"是刘进、宋彬彬等人，但多年后得知，刘、宋二位早在八月十九号就不再担任学校文革领导职务，而我一无所知，从中也可看出当年松散的情况。因为种种原因，我比较早就不想在红卫兵里混了，但"加入"没个程序，"退出"也不用和任何人打招呼，心里想着我不是[红卫兵]了，我就不是了。人们往往忘记，对相当多的中学生来说，那是个自由散漫、各自为政、没人管的时期。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其说这个阶段各个学校的红卫兵有着严密的组织，不如说它往往是由一伙伙"革干子弟"组成的"乌合之众"。他们在八一八林彪亲自号令"破四旧"之后，杀向社会，上下直接联手，搅得周天寒彻，使北京一度成为一座在最高当局认可之下的血腥恐怖之城。这个现象，在中外历史上怕不多见，后人很难想象。 回到女附中"红卫兵"：在那样一个大形势下，它一笔糊涂账的状况并不奇怪。但从清华附中"红卫兵"5月底成立，到"西纠"8月下旬、9月份的一系列"通令"，到"老红卫兵"阶段的"联动"，这中间值得探究、有历史价值的东西还很多。据我所知，近年来当事者们已经开始写回忆，但扑朔迷离的地方仍有不少。中国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史中"糊涂账"比比皆是。一个号称有五千年历史的国家其实对历史的态度十分马虎、非常实用。 我在此呼吁红卫兵历史的当事人都来写写回忆录，我们这代人已经到了写回忆录的年纪。我猜测，很多人不说或不写与红卫兵被彻底妖魔化有关。今天，红卫兵在世人眼中，几乎等同暴力。我本人也认为，血统论与暴力是这一阶段红卫兵最重要的两大特征。但深入去想，我认为可以对这一阶段红卫兵做进一步分析，至少可以大致区分出"精英红卫兵"与"普通红卫兵"、"政策策略"型红卫兵与"鲁莽暴力"型红卫兵几类；此外，城区（西城、东城）红卫兵和郊区（海淀区）红卫兵也有所不同。 早在"红八月"开始之初，清华附中红卫兵就发过紧急呼吁书，反对暴力和过激行为，这些人应属于"精英"加"政策策略"型红卫兵。同属于这个范畴的，还有发布了一系列通令的"西纠上层"，他们在"红色恐怖"最猖獗的八月下旬（此时公安警察已被明令不许干预"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动"），企图"以兵制兵"，遏制住暴力的狂潮。一度，偌大的京城在一定程度上是靠一批不满二十岁的青少年维持秩序的。对这段离奇的历史，尚无学者做认真探究。但清华附中红卫兵是"造反有理"的最早鼓吹者，而一旦人们起来"造反"，便没人能控制它表现的方式了，这恐怕令反对暴力的精英们感到尴尬。在血统论甚嚣尘上的1966年八月下旬成立的西纠，则带有一股与生俱来的蛮横霸道之气，与反动腐朽的血统论有不解之缘。西纠虽然在若干个"通令"中呼吁反对暴力，但自己并没有严格执行。我本人对西纠在"遣返黑五类"中的作为，就有很多疑问。加之以西纠名义活动的人品很杂，其中有因施暴而恶名昭彰的。这些都使得全盘否定西纠十分容易，很得人心。 但红卫兵不是铁板一块。在当年那种非常时期站出来反对和企图制止暴力的红卫兵，和手抡皮带草菅人命的红卫兵还是不能等同，不应放进一口锅里煮，虽然即使是"政策策略"型红卫兵也带有极大的局限性。再进一步说，当年的历史，上层和下层交织，纷纭诡异复杂，"水"不但浑而且深，很多事情还不那么清晰。所谓"糊涂账"，也包含这一层意思。 四十多年过去了，要区分不同种类的红卫兵有什么意义吗？我问自己这个问题。我想，意义就在于这样做更接近历史的真实，而真实的历史从来就不仅只有黑白两色。在比较接近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进行反思，才有说服力，才是严肃认真负责任的态度。 提出对红卫兵要有所区分，是件担风险的事。我深知以我的"家庭出身"，极易被人攻讦，我这是将自己送到喜爱贴标签扣帽子的朋友们门上了。但这些年来做"八五事件"的经历让我明白，在当代中国做信史，就得准备挨骂。对我来说，这是历练。
在最近关于当年打过人的红卫兵给老师道歉的讨论中，有人提到教育者的责任，这是我多年来欲说还休的问题，今天索性将它和盘托出。 首先要说明的是，教育者们，不管是老师，还是校领导，都是当年教育路线的执行者，而非始作俑者，审视他们的责任，应该也只能在这个框架之下，这是需要十分强调的。 回到1966年女附中"八五"事件的现场：斗争校领导的动议，是高一年级某班一些干部子女最先提出的，当时革命是要有"出身"做资格的。而文革前，这些学生曾经和全校其他干部子弟坐在一道，在礼堂听校领导告诉她们：你们的担子比一般人更重，老子打江山，要靠你们来接班。这是一次专门为干部子弟召开的大会，我也在场。 换句话说，八五那天斗争校领导最活跃的一批人，是曾经被校领导视作对革命事业有特殊责任的人。当然，不仅仅是校领导，社会的四面八方都对出身"干部家庭"的革命"骄子"们表达了同样的期许。这是文革前夕"革命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重要的一部分。 受到"革命文化"熏陶的，不只是出身"红色家庭"的人，而是全体学生。据目击者说，八五那天参与暴力行动、上手打人的不仅有干部子弟，也有少数非"红五类"出身的。一时间，"你一下，我一下"，是个"群情激愤"的场面。但我坚信，施暴的骨干，非干部子弟莫属。 眼前的悲剧所以悲，不仅在于它导致了卞校长的最终死亡和给其他四位校领导带来终生的肉体和心理创伤，而且在于它充满了讽刺和悖论：这些女学生相信她们的所作所为是"革命行动"。我的记忆里，从1964年以来，在"阶级斗争"之弦越拧越紧的大形势下，学校政治教育的基调是如何将"革命"进行到底。无论是校领导，还是班主任老师，都是按照这个基调教导学生的。这使得文革开始后出现的"学生打老师"具有一种特别的含义。在我看来，我们这代人的"革命"，具有相当程度的"表演"性质（performance）。文革提供了"舞台"，但对我们"角色"的培养，并非自文革始。 我后来得知，女附中的两位主要负责人卞仲耘和胡志涛，因为八月四号下午挨了莫名毒打而上告无门，八五那天离家去学校时，是做了"最坏的准备"的，说是去赴死也可以。平时衣着极为朴素的她俩，那天都穿上了最好的衣服。 死，也要死得有尊严，死得漂亮。 但不是死在传统意义上的"敌人"手里，死在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手里，而是死在自己学生手里？！卞校长，您当时想到这有多荒唐吗？ 据在场的同学回忆，卞校长那天穿的是一件绸质短衫。那件衣服后来浸透了鲜血，皱成一团。 胡校长穿的一条做工精致的黑色长裙，被从下摆一直撕到胯部；她穿的浅色短袖衣，被拨满了墨汁，变成黑色。 卞校长去世后，胡校长成了学校"头号走资派"，我不只一次看到她在校园里受到一些低年级学生的围攻辱骂。她总是昂着头，挺着胸，大气凛然。我们很多人都暗中钦佩她。多年后我才知道，自从八五挨打后，她的腰必须靠金属支架来支撑。 胡校长于1995年去世。据王友琴同学说，胡校长生前接到一封学生的道歉信，对八五那天她参与打人道歉。她是多年来唯一向胡校长道歉的人，她的信没有署名。胡校长表示，她原谅所有打过她的学生。 最近，读到《读书》杂志创始人范用先生的遗嘱。范用先生和胡校长同属一代人。遗嘱写到，"我……一生……说过不少错话，办了不少蠢事。生于今世，很难有人能够逃脱这种历史的嘲弄……讳过饰非，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追思范用》，载《读书》2010第10期，第4页） "历史的嘲弄"几个字引起我的注意。 对教育者的责任问题多年来我欲说还休，因为实在不忍。文革爆发后，她/他们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但我现在想，以胡校长的通透睿智，以她对教育事业的忠贞不二，以她一生坎坷的老革命经历，她一定也反复问过自己，当年的教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革命"出了什么毛病？
最近因为原北京外国语学校的学生向老师道歉，引起人们对当年打过人的学生对老师道歉的关注。这些年，我陆陆续续听说一些道歉的事情，包括对曾经被伤害的同学道歉，可见与文革有关的道歉并不是一件刚刚开始做的事。但学生向老师道歉的消息仍引起社会的广泛注意。究其原因，是因为当年"打老师"并非个别现象，连小学生都有干的，而今天公开出面道歉的人太少了，"物以稀为贵"。 在女附中"八五"事件中上手打人、动嘴骂人的，不是一个、二个，三个、五个，也不只涉及一、二个班级。但至今我们知道的、因当天参与暴力活动（包括语言暴力）而道歉的，只有不知姓名的一个人。 由于卞仲耘之死已成为恶名昭著的文革暴力案例，有人出于义愤，把女附中文革开始时所有在校生的名单贴在网上，指出"凶手"就在里面，借此形成舆论压力。 这个做法并没奏效，没有人因此而站出来。 有个叫哈里斯的美国人，据说是学法律出身的前检察官，不远万里，到中国来"办案"，企图找到"杀害卞仲耘的凶手"。看来他效仿的是战后西方人士四处捉拿纳粹罪犯归案的榜样。但到最后不了了之。 即使如此，要找出杀害卞仲耘"真凶"的呼声至今未断。 所有这些的背后有个假设，即存在一个或几个不仅有杀人动机、而且在行为上直接导致卞仲耘死亡的凶犯。 非常遗憾的是，在现实中，"八五"事件并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罪责明确的凶手。 在《好故事》一文中，我曾针对哈里斯先生说："我不认为卞仲耘之死的惨剧是个易于审理的法律问题。法律不是全能的，特别是应用于由最高领袖有意制造的'天下大乱'的非常时期。在一度出现'你一下、我一下'众人参与打人的混乱情形下，到底谁是'凶手'？在'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成为很多人最高信条的时代，如何判断个人还剩下多少'自由意志'和'是非标准'？这样说，绝不是否认个人应负的责任，而是说，事情不像哈里斯先生想的那样简单明了、黑白分明。"在"红色恐怖"猖獗的1966年8月，多所北京中学出现学生打死校长和教师的事件。到今天，没听说哪所学校有人站出来承认参与过此类恶性暴力，更不要说承担打死人的责任。"凶手"阙如是个普遍现象，不只女附中一家。因为普遍，所以值得问一个为什么。 仅仅从道德的角度不能解释这个令人悲哀和失望的状况，它后面有更深层的原因。简而言之，怎能轻描淡写地放过最上峰在暴力问题上怂恿放纵的责任，而一味责难受到鼓励教唆去"砸烂旧世界"的青少年呢？更何况这些青少年在文革开始前受到的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崇尚暴力革命的教育。 如此，我们面临一个历史的难题：在没有厘清上层责任的情况下，是不是可以完全不谈个人应当承当的责任？ 这实在是一个困扰了我们这代人几十年的问题。或清晰，或含混，我在不同场合听到不同的人在议论。一个伤害过他人的人如是说，我那时才16岁，是响应号召…… 原北京外语学校那些曾经打骂过老师的人，显然有不同的看法。他们选择了向老师道歉。他们的行为，令受过伤害的老师们深感欣慰，也得到了社会上普遍的赞许。 道歉还是不道歉，这是个问题。 如前所述，这个问题放到当时的历史场景和语境去看，涉及诸多层面。要让当年的青少年担起全部的历史责任，对他/她们是不能承受之重。"推诿"的做法有它的道理，甚至"有情可原"。 但毕竟，即使在那个癫狂的时代，不管怎么有限，仍然存在一定的个人选择空间。做什么，怎么做，还是要经过每个人的心灵和大脑。有人下得去手，有人下不去手，有人呐喊助威，有人悄然离去，这中间，还是有区别的。区别在每个人的"心性"。在八月五号的女附中，"心性"的微妙差别没有改变卞校长最终死亡的命运。但"心性"可以全不算数吗？ 勇于道歉的人，承担的是个人良知的责任。我一直认为，不是什么问题都可以归结于道德，但在这里，感动我们的确实关乎道德，关乎人之为人的羞耻之心、向善之心。唯其稀少，尤足珍贵。 作为"学生斗老师"那代人中的一员，我为同辈人的道歉所感动；作为一个历史工作者，我不会因此而放弃对文革始作俑者的追究。 2011年6月
作者：庄生 今年元旦过后，我在良乡参加一个读书班，一周未收邮件。1月12日回到单位上电脑看邮件，见有老三届罗治学姐发来的一个通知。上面说1月12日上午十点在学校召开"老三届校友与老师见面会"，参加者有卞校长家属、胡校长家属、周学敏的女儿、林莽的女儿，文革中被伤害过的同学代表，老师十余人，卞校长塑像执行小组高宁、郭平英、刘文莲以及73届、80届代表。议程包括刘进、宋彬彬向文革中被伤害的校领导、老师和同学道歉，叶维丽、罗治汇报对文革初期运动的调查与反思，王本忠、朱学西、储瑞年、艾立川、金元等老师讲话。 我看看表，已经快中午一点，估计会议已经结束了。忙给罗治发短信说明情况，对活动并表示赞同，并希望她方便时将大家的讲话发我拜读。 想不到第二天就在网上看到了报道，有刘、宋的道歉，丁东的发言，叶维丽、冯敬兰的文章，还有各种评论。刘、宋道歉并非第一次，07年"知名校友"风波之后，《记忆》曾刊发过她们的道歉信；叶、冯二人对"八五事件"的调查材料也在网上流传很久，我写《食指》时曾经反复读过。所以，我更感兴趣的是那些评论。让我有些意外的是，我看到的评论文章中，负面声音似乎更多些。有说是"官二代的政治做秀"，有说是"拿文革挑事，往毛身上抹黑"，有的说"若受害者缺席，道歉真的没用"；还有更甚者，说是"那些拿了美国绿卡的人，唯恐中国不乱，刻意撕裂族群，为了自己和既得利益集团的私利，充当反毛打手"。没想到，一个小小的道歉行动，竟引发了如此波澜。 中国的"强人字典"里是没有"道歉"二字的。自古以来，只有蒙冤屈死的大臣，没有罪己道歉的皇帝。大臣洗冤，可以平反昭雪，可以厚典抚恤，可以杀个秦桧顶罪，唯独皇上不可以道歉。平反是"皇恩浩荡"，道歉则"寡人有错"；君权天授，天子是不容有错的。"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哪怕错得血流成河，饿殍遍野，也不能道歉认错。鲁迅说过："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多么鞭辟入里！ 幸好，中国人还讲"良心"二字。天下父母教育子女时，都会说损坏了别人的东西要道歉，要赔偿；损坏一物尚如此，损坏一条生命呢？难道连歉也可以不道吗？其实，向文革受害者道歉的人并非只有刘进、宋彬彬，很多同学都向老师道过歉。母校九十年校庆时，我在《我的高二三班》回忆录里，也曾为批右倾回潮时，自己给英语老师写大字报的事向她道歉。为何别人道歉都风平浪静，唯独刘、宋道歉就引来轩然大波，甚至扯到"充当反毛打手"呢？ 我想，原因可能有三。其一，她们有高层领导的家庭背景，属"官二代"，而现在一提"官二代"，就让人想起薄瓜瓜，想起"我爹是李刚"，绝对贬义词；其二，卞校长是北京第一个被学生打死的校领导，师大女附中在北京女子中学里又是首屈一指，最好的女校第一个打死校长，"谁是凶手"的话题无疑成了"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其三，宋彬彬八一八天安门献袖章，从此"宋要武"的大名风传宇内，而名人向来是炒作的热点，何况是恶名。有这三条在，被炒作、被关注是难免的；也正因如此，她们的道歉比常人更难，需要更多的勇气和良知。 校长之死谁是凶手？九十周年校庆后，我遍寻资料，梳理过程，最终感觉它和文革许许多死难事件一样，是个无头案。要说谋杀，只能说它是一场"官方谋杀"。若不发动文革，她不会死；若工作组不定她"四类干部"，她不会死；若工作组不撤消，她不会死；若市教委在八五当天加以援手，她也不会死。高层斗争一环扣一环地将她陷入绝境，刘、宋在某个环节起了一些作用，有偶然性，非决定性。 至于八一八献袖章，当时光荣之致，谁人不想？宋既不知毛会说要武嘛，也不知自己会被改名宋要武，更不知此后会以一名而害天下，因此责不在宋。我想，毛说"要武嘛"其实是想幽默一下，本意大概类似"不爱红装爱武装"那句诗，并不一定就是鼓励打人杀人。只是领袖幽默之言，到下面就成了支持暴力和武斗的圣旨，酿成大祸，这大概也是毛所没有料到、却必须担责的，因为他是一国之主。 对"红八月"的死难者来说，最该道歉的，是文革的决策者，可这很难。中国向来"为尊者讳"，尊者无尊，国家大乱；国家不能乱是大道理，因此不宜"大道歉"。可缺了大道歉，小道歉就软弱无力，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章诒和曾写过一件道歉的事。一天她接到师大女附中同学、林彪的大女儿林晓琳的电话，晓琳说："你的书（指《往事并不如烟》）我看了，心里非常难过，非常痛苦。我打电话的目的，就是要告诉你--我的父辈对不起你的父辈，我们共产党对不起民主党派，我们共产党对不起所有的受害人，对不起所有知识分子，更对不起所有的老百姓……"。章诒和写道："一连几个'对不起'，从没听见过的'对不起'，像层层细浪拍打、湿润着一颗衰老干枯的心，我呜呜地哭了，晓琳也咽声而泣。后来，我们各持话筒，默无一语，只有哭泣，哭泣。"默默哭泣，既有感动，又有无奈。 我想，对于道歉之事，也要有一颗平常心，不必过于纠结；道歉可以化解怨恨，放下包袱，但更要紧的，是对浩劫的反思。如今的学子肯定搞不明白，当年那些前辈校友为何如此狠毒？更搞不懂为何连国家主席都不能自保？作为亲历者，弄清文革成因，促进体制改革，是天降大任于斯。刘进的道歉中有四点反思，谈到当年教育的失误，比如领袖崇拜、等级观念、血统论等等。她第四点说："八五悲剧是政策和运动高于宪法的悲剧。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任何个人或团体都不得超越，生命才有保障，人民才有安康，国家才有安定。"我认为这条说得非常好！建国头三十年执政党失误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以人治代替法制，以"圣言"代替法律，党在法上，党比法大。文革结束三十多年了，还会出现把辖区当"家天下"的薄书记，可见人治之顽固，法治之艰难，政治体制改革之任重道远；道歉或许只需一次，反思和改革则要持之以恒。 这正是我对前辈校友们的期望，而我们后辈校友也应向学姐们学习，承担起我们应尽的责任。前年我写过一篇感想《记忆的起点》，现引最后一段作为结束： "作为73年才入校的晚辈校友，我对66年母校发生的事情无权置喙。但我以为，正是为拒绝遗忘，老三届校友们才将卞校长的铜像竖于校园。这并非是以一座铜像推卸掉揭露一场血案的历史责任，应对血案负历史责任者不在校园，而在中南海。历史不会遗漏任何一个人，无论他是高居神坛的领袖，还是匍匐在地的众生，无论她是卞仲耘，还是那个玉华台饭庄的姑娘，或是那些曾经整过人又被别人整过的红卫兵们，他们在历史的记忆中都会有相应的位置，而那位置的坐标就在人民心里！但愿我们每个人在历史的记忆中，都能够光明磊落地从起点走到终点。" 附： 七律.噩梦（读刘、宋道歉有感） 几回梦里到红羊，悔把君言作锦囊。学子仇师因蛊惑，仲耘以死证忠良。 注："红羊"指文革。南宋《丙丁龟鉴》书：每逢丙午、丁未之年，社稷必有祸患。丙、丁、午均属火，为红色，未在生肖为羊，故丙午丁未之厄被称为红羊劫，1966年恰是农历丙午年。 2014年1月
反思文革不应先追究未成年人 本文系凤凰网历史频道对话文革口述史学者米鹤都文字实录 采访整理：唐智诚 时间：2013年10月09日 嘉宾简介：米鹤都，1968年毕业于北京师大一附中，恢复高考后成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1977级本科生。毕业后在中央机关从事理论、政策和现代史研究多年，参加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等专项研讨。1988年后，先后在美国南伊大、斯坦福等多所大学做客座研究，后从事科技研发的管理工作。著有《心路——透视共和国同龄人》，《杨虎城将军》、《红卫兵这一代》、《聚焦红卫兵》等，主编《回忆与反思》红卫兵风云人物口述史丛书。 核心提示：在文革中，谁应当首先负责任、谁应当负多少责任，都还没有定论。我始终认为，有一点应当是毋庸置疑的，文革首先是要由当时的成年人站出来担当的，而不是推到当年主要成分还是未成年人的群体身上。
凤凰历史：近期很多文革的参与者为自己当年的行为道歉，但是比如一个造反派道歉，有人就说他当年造反是跟风，现在道歉又是在跟风，一直在出风头，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米鹤都：我想，这个问题要分几个层次来说。道歉是反思的结果，没有反思就没有道歉，我就从反思开始谈。道歉的主体是谁？文革这个事，首先要把大的脉络搞清楚。文革是中国一个全局性的动乱，可我们现在搞清楚它的根源了吗？搞清楚谁应当首先为它负责了吗？按照一般的逻辑，谁的责任越大，谁就应当首先道歉。在文革中，谁应当首先负责任、谁应当负多少责任，都还没有定论。我始终认为，有一点应当是毋庸置疑的，文革首先是要由当时的成年人站出来担当的，而不是推到当年主要成分还是未成年人的群体身上。 但是目前的现状，是当时的未成年人首先出来忏悔道歉，虽然不是很多，却很值得人们尊敬。相比之下，当时的成年人跑哪去了？也许我孤陋寡闻，也许确实凤毛麟角，总之，在我的视野中，没有见到文革中真正整人的造反派、支左中的坏人站出来忏悔道歉。我要问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当时的成年人，你们哪去了？ 反之，我却看到这样的事例。人民出版社的一位老社长，也是一位对文革具有深刻反思精神的学者，但是她的书中曾这样愤愤不平地说：“有些人把自己的苦写成小说，如梁晓声、阿城、张抗抗、史铁生、叶辛……现在已经成名。但是，他们的小说里，都只写了自己如何受苦，却没见一个老实写出当年自己十六七岁时，……自己的思想是究竟怎样变成反对一切、仇恨文化、以打砸抢为光荣的，一代青年是怎样自愿变做无知的。”这话讲得可以说很严厉，而且是在批评一代青少年人。但是如果反问一句：他们十六七岁就走上无知的道路，难道不是控制这个社会的上一代给他们安排的？而是娘胎里带来的？五、六十年代那些从事中共宣传工作、从事文化教育工作的上一代人，向未成年人灌输的是什么？难道不更应当反思、承担责任吗？今天怎么能这样轻松地把责任推到下一代身上，怪十六七岁的他们“仇恨文化、以打砸抢为光荣”。如果这是事实，那首先是整个社会教育的失败！我觉得具有这种认识的不在少数，但太过肤浅、太缺乏自我反思了。如果社会缺少自我反思，谈到的都是别人该反思，那么这对于真正总结历史教训和提高民族素质，特别是纠正其体制上的弊病以保证民族长治久安地发展，其作用甚至是本末倒置。 宜粗不宜细的方针，不争论的方针，曾经是处理文革后这种责任纠葛的一种不得已的办法，只有这样才能搁置民族内部的内耗和分裂，才能先填饱肚子起步改革。但是，忘掉它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则又会犯下割裂历史的错误。 我认为文革的责任，首先应该由当年的成年人来担当，不要把这种东西放到未成年人的肩上，这不合乎逻辑、不合乎历史真实。毛泽东、中央文革甚至很多的老干部在背后，各级的公安干警、各级的组织和街道积极分子在背后，全国的舆论工具在疯狂地鼓吹，这一切都推动着红卫兵们去批斗老师、去抄家、去打人。怎么今天后面的所有这些人全都看不见了呢？十五、六岁的孩子在打人，你们那些大人在干嘛？把责任推到孩子们身上？那这个民族就太悲哀了。
米鹤都：第二个问题是据我看到的一些资料，根据有关部门1984年的统计，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导致420余万人被关押和隔离审查；而其中曾被公安机关拘留、逮捕的只有130余万人。172.8万余人“非正常死亡”；而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的却只有13.5万余人。这二者之间的差就是“群众专政”的结果，这等于说有近300万人的被关押、被隔离审查；有近160万人的“非正常死亡”，是与法律（且不说文革中它的合理性）无关的。也就是说，群众专政打死、折磨死的人数为160万人。现在的青年，已经不知道何谓群众专政了，它的实质就是一种私刑。一部分“群众”认为你是走资派或者反动老师，或者认为你有特务嫌疑、历史反革命等问题，就可以把你抓起来、关起来，就打你、逼你交代问题。我要说的就是，这些迫害人的所谓“群众”，基本都不是学生，更不是当时的中学生。 我看到的另一些资料表明，北京市1966年破四旧中打死了一千多人。这一千多人当中，大兴惨案占了很大一部分，那是当地的贫下中农干的，跟红卫兵没直接关系。红卫兵们在北京破四旧中，应该是打死了一千人左右。他们在文革中开创了暴力的先河，开创了法外私刑，因此红八月的血腥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某种意义上它成了文革的代名词，因此社会对这批青少年予以了更多的关注。社会对他们关注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大多出身于红二代，也是当时的官二代。而且他们大肆鼓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极大伤害了他们身边和社会上相当多数的群众。 尽管有着这些因素，但是我们研究历史还是需要回到事实上来。上述这两个数字，160多万和1000余人的比较，不是说打死1000人就不残暴、不够坏、不该追究，相反，少男少女就这么凶残，折射出了他们心灵的残缺和病态超过了成年人。但是另一方面，几百人和一百多万人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为什么社会上对于一百多万被迫害死去的人，现在没有多少人向那些干坏事的成年人、那些债主去追索忏悔、道歉，社会的主要注意力反而更多地关注着未成年人这个群体的道歉和忏悔？红卫兵、特别是中学红卫兵实际很早就解体了，1967年到1970年是各地的造反派在执政。大量迫害人致死、更残酷的事都是这一时期由成年人干的。清理三种人是把表面那些打砸抢的、还有造反派头子抓了，但是依然有一些漏网之鱼，还有大量具有文革思想体系的人留在台上。现在有一个误区，就是文革这十年的既得利益者究竟是谁，是哪一批人，是不是搞清楚了？ 所以我说文革的反思非常不彻底，几乎没什么真正的恶人出来承担了历史的责任。进入人们法眼和被追究的只是文革初期红卫兵的破四旧、打人，而在事实上放过了那些躲在后面真正作恶的人和那些文化革命的既得利益者。
米鹤都：第三个问题，对于打人、迫害人甚至有命案的红卫兵或者未成年人来说，我接触过的很多人确实仍缺乏反思意识，而且总体的反思深度不够。一些人认为当时就是那个大势，就是共产党搞的运动，是毛主席怎么说的，我们就怎么干，所以要历史地看待问题，没有什么错。而且红色政权刚诞生，还没有巩固，对地富反坏右这样站在我们革命对立面的阶级敌人进行镇压，这种做法也合情合理，各朝各代的历史都是这样，各国也是这样的。这是一种。另外一种认为，当年打过老师同学，确实做得有些过分，但这是听党的号召，自己又年幼无知，谈不上什么责任，也谈不上需要道歉。虽大同小异，但程度有所不同。 我不主张将文革的责任首先推到当年多数还是孩子的群体身上，那是对文革缘木求鱼式的反思。但另一方面，对那些有命案、罪错的个体当事人来说，即使未成年、即使不再负有法律责任，则不能籍此逃避反思。他们的反思不仅是对受迫害人的一个交代，完成一种社会义务，更重要的是对自己灵魂的救赎和净化。
米鹤都：更多的人今天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站出来道歉。我觉得道歉的形式是次要的，关键是心里要有反思、忏悔，这才能真正找到自己的良知。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而不是形式上的道歉。有一部分文革的亲历者是比较勇敢地站出来了，对站出来的人而言，我个人觉得没有什么出不出风头的问题。特别是那些做过坏事、伤害过别人的人，他能从内心去忏悔、反思，而且能勇敢地站出来承认自己当年打人打错了，伤害了人，违反了人性、违反了法律，我觉得都是可敬的。如果形成了风气，大家都对自己的事情来进行反思，不一定是面对面的道歉，我们才能真正从文革的阴影中走出来。 凤凰历史：最近有媒体报道，陈毅的儿子陈小鲁写了一封反思文革的道歉信，对这个事情，您怎么看？ 米鹤都：最近陈小鲁发表的道歉的倡议，跟网上流传的不大一样，这实际上是他们内部的一个讨论。前几天见到他，也算得到陈小鲁的授权，借这个的机会解释一下。 为陈小鲁做口述史的过程中，他曾经跟我谈过这个问题。多年来，他感到自己心里仍然有块石头没有落地。文革初期，他不仅积极参加了文化大革命，同时作为北京八中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八中在文化革命中对老师、同学的批判斗争，他也应当承担其中的领导责任。他自己一直有这么个想法。另外，前段时间八中有位在文革中受过迫害的老师患了绝症，也已经高龄。他们觉得应该让老师听到当年这些红卫兵的道歉，所以大家就开始议论，希望对老师有这么一个集体的行动。社会上流传的就是在八中同学会网站，同学之间讨论这些问题时陈小鲁写的一段话。 他们无意去炒作或者公开谈论这件事情，这只是他们同学之间讨论的事，不知道怎么流传到网上，所以不必予以更多的、牵扯到政治方面的解释。网上有人就把这件事和某某的案子等等一些大的政治问题来挂钩，实际上这和社会政治背景等都毫无关系，完全是很单纯的一件事，纯粹是一些个人行为，而且当时还是尚在酝酿中的行为。 陈小鲁并不是红卫兵中第一个说道歉的人，但是为什么造成那么大的效应呢？一个原因是陈小鲁个人的影响力，是由于他的家庭、背景以及他个人的影响力造成的。更关键的原因在于，这是北京八中当年的红卫兵们酝酿中的一次集体行动，这一点是突破性的。不是一个个人的行为，而是集体的、有组织的行为。赞同陈小鲁观点的八中同学会加入到其中，一起参与这个活动。
米鹤都：对于这件事，我个人觉得是个好事。真正参与了文化革命初期那些活动，甚至有过伤害老师同学行为的红卫兵们，包括陈小鲁这样有领导责任的，站出来向老师道歉或者忏悔，这是非常正当的。我觉得是应该支持的社会正能量。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寻求社会和解。 当然支持的人是相当多了，但我也听到有两种不同的反对意见。一种是说当年是跟着毛泽东干革命，跟着党做的事，即使犯了错误，那也是党的错误，我们个人没必要去道歉。而且这样道歉好不好，会不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等等，也未可知。还有一些人认为，道歉的前提是追求真相，比如南非的社会和解。真相不清楚，道什么歉？现在文革的很多真相都不知道，我们首先要求得真相，然后才涉及到道歉的问题。 前一种意见，我觉得不能把自己犯的错误归结于时代、形势或者哪个领袖。还是应当从自身来看待自身的事，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这跟法律上应该怎么界定完全是两回事。法律上没有责任，道德上就没有责任？而公开道歉与否我则认为，那是个形式问题，但自己心里应该知道，这是人的良知问题。不过它的确是衡量人们面对历史的勇气和决心的一个门槛。 后一种意见，我觉得应当值得重视。所以我们必须在研究文革的过程中，不断地去追求真相、接近历史。但是我们现在连历史的轮廓都没画清楚，因此可以做、且必须做的工作是非常多的，这需要全社会的努力。而且这是一个民族的灾难，全民族都需要反思，包括当年被迫害的人在内。只是大家需要反思的问题不一样、角度不一样、深度不一样而已。 凤凰历史：被迫害者需要反思什么？ 米鹤都：文革当中受到非法伤害的人，主要有当年的“黑五类”、知识分子整体、大部分老干部这三大群体，首当其冲的是教育工作者和“黑五类”。后来也包括一部分造反派和初期的红卫兵，他们在前期迫害过别人，后期也被别人迫害过；也有前期被迫害，后期有迫害别人的。在文革这场灾难中，你整我、我整你，很多又是循环的。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刘少奇还在，你认为他有需要反思的地方吗？我认为他需要反思。比如，我们说文革的思想路线、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是长期行成的，他作为中央主要负责人之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又比如，在文化革命初他主持派工作组，也迫害过一些人，包括一些中学生被打成反革命。如此等等，是不是也应该去反思？再比如，文革中的逍遥派，什么坏事都没干过，可是作为一些恶行的旁观者，有没有需要反思之处呢？ 只有一小部分，纯粹因为“黑五类”的阶级成分受到迫害的人，是纯粹的受迫害者。他们被迫害源于他们的血统、历史上的地位，这在文革前和文革当中是无法改变的。所以我觉得这部分人可以排除之外，其余的，全民族的大多数人都应当去反思。
凤凰历史：能否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北京各派红卫兵在思想上、组成人员方面的区别？现在有很多人一说到“四三派”、“四四派”之类就很糊涂。 米鹤都：北京的红卫兵是全国红卫兵现象当中最复杂的。第一是因为红卫兵运动从北京开始，北京是发源地。第二是因为北京的红卫兵起源于中学，而不是大学。红卫兵起源于成年人和未成年人之间的这一批人，就是国外说的teenager，13到19岁、处于躁动期的青少年。他们正好在中学，从初一到高三。1966年，高三学生最大的19岁，正常年纪是18岁，初一的13岁，小的12岁，在国外刚好是teenager的年龄段，青春期的逆反心理很强。 北京中学红卫兵的另一个特点是分成三派，而不是两派，这和北京的特殊情况有关。1949年进城以后，老革命们纷纷组建家庭生儿育女，其子女正好到这时形成一个高峰期。一是北京有一大批干部子弟，而在任何外地城市没有这个数量。二是北京干部子弟的政治热情和敏感，是其他地方干部子弟无法相比的。正是由于北京干部子弟的大量存在，北京中学的红卫兵最终才形成了三派。 这批干部子弟，也就是红二代，普遍地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大事，多数具有“我们是天然的接班人”、“红五类”等思想意识。到1965年的“四清运动”中，他们已经出现了躁动，发生了“四六八学潮”。对这次学潮，我提出，这就是红卫兵运动的一次预演，它的思想背景、所提出来的政治要求等，和清华附中红卫兵次年提出来的十分接近。只是因为当时文化大革命的大背景还不成熟，所以“四六八学潮”没有形成红卫兵运动。 但是清华附中出现红卫兵的时候不一样了，它有毛主席的支持，毛泽东觉得揭盖子、搞文化革命的时机成熟了，清华附中红卫兵就应运而生了。同期冒出来的还有北大红旗，前后没几天，实际上同时在好几个学校出现了红卫兵组织，这和1965年的“四六八学潮”完全是一样的。“四六八学潮”是四中、六中、八中串联在一起搞起来的，但在其他一些学校也有苗头，只是没那么大动静而已。这时，清华附中虽然是单独的，但北大附中还有别的一些学校也已经串联起来了。65年和66年由干部子弟发起的这两场运动形式很接近，就在于文革这个大背景成熟不成熟。文革为什么会从中学生当中爆发，为什么会从北京爆发，和这些客观原因密切相关。 文革开始后，最早的红卫兵群体后来被称为“老红卫兵”。第一，“八一八”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公开表态支持红卫兵，在这之前出来的红卫兵，大家认为造反性比较强，不是完全的奉旨造反、革命性强。第二，“老红卫兵”基本上是清一色“红五类”的组织，组织里起领导核心作用的是干部子弟。“红五类”就是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工人、贫下中农。由于组织成分、思想纲领、造反性上的特点，他们形成了这样一个群体。 “八一八”以后大量的、其他派别的红卫兵组织开始出现。红卫兵最早发生分歧，开始出现不同派别，在北京是由于两个问题开始的。在学生中，同样是干部子弟、红五类，六月份在工作组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有人保校党支部，认为原来校党支部是正确的，有人反对校党支部。有人支持工作组，有人反对工作组。所以在同一个学校里可能出现两支红卫兵组织，都是由干部子弟为主组成的，往往一支叫红卫兵，一支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这是第一波分歧。 第二波分歧是在7、8月之交，“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公开贴出来后产生的。这个对联最早是6月份在北大附中贴出来，当时被工作组压下去了，等到工作组被打倒，撤出去之后，这幅对联就再度复活，然后就被推到社会上去，掀起了大辩论。这时候的辩论也主要发生在红五类之间，因为黑五类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发言权了，很少有人敢于说话。所以，站出来反对对联的往往也是干部子弟，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子弟。
凤凰历史：同样是干部子弟，为什么有人会支持这种出身论，有的会反对，是一些什么因素让他们会有不同的看法？ 米鹤都：什么样的人支持、什么样的人反对，现在我们还没有数据能够说明，但是有一点可以说，就是思想激进一点的人大多支持对联。 从遇罗克开始研究、批判，一直到今天还有人在研究、批判这个对联，我个人觉得，这个对联的实质和共产党1964年四清后实际执行的阶级路线没多大差别。共产党的阶级路线是分清敌我友，具体三条：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有成分论”就是说成分是主要的，比如贫下中农出身，可能就会得到重用，是依靠力量。“不唯成分论”就是出身不是唯一的，出身不好的也不是绝对不能用。“重在政治表现”，是不单纯看出身，看你的表现怎么样。你可以背叛家庭成为好人，实际中共这些领袖人物，很少有出身很好的。 但实际上在基层的执行过程中，很多都走样了。因为“唯成分论”最简单，从组织部门操作的角度来说，用这样的人不但工作好做，而且没风险。为什么要用“不唯成分论”的呢？出了问题那不就成了我包庇阶级敌人、重用坏人了吗？用一个贫下中农子弟出了事，那是他被阶级敌人腐蚀、拉拢了。要用地主出身的人，出了事就完了，你组织部门的阶级立场哪去了？！所以在基层执行过程中，实际上就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么回事。红卫兵们只不过直截了当把这个口号喊出来了。 但是这个时候党的领导又不能支持他们，为什么？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是要打倒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央文革要是支持干部子弟、也就是这些走资派的子弟说这些，那和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的大方向就背道而驰了。所以中央文革不能表态支持他们。但是，由于这其实就是当时中共阶级路线的写照，所以也不可能彻底公开反对，江青等就提出了修改后的“老子反动儿背叛”。因为这时除了这批红卫兵，其他学生还没起来造反。他们也要暂时利用这些老红卫兵，不能从正面压制。围绕“对联”就形成了学生之间甚至红卫兵内部的第二波冲突。有一部分人就觉得“对联”不对，不符合党在历史上的政策，他们理解的政策是书本上的三条，认为对联说得绝对了。另一些人理解的就是实际执行的阶级站队等政策，就成了“唯成分论”一条了。他们在理解上有这样的冲突。 另外，这跟背后的实际利益也有关系。四清后，实际上全国各行各业中只有中小学校不是以阶级路线为纲领，还是坚持分数挂帅，以分数作为考大学等的标准。虽然1960年代前期，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政策性倾斜。但是，以干部子弟为首的红五类学生认为这还很不够，要求像社会上各行各业一样地全面贯彻阶级路线，树立干部子弟、红五类的阶级优势。这种优势不能完全建立在分数上。革命事业还得要培养我们这样的人接班吧。 再一个是阶级斗争，他们认为“黑五类”人还在、心不死，还在磨刀霍霍，闹不好就要翻天。所以对不老实的就要镇压，于是说“黑五类”出身的是狗崽子的这类口号都出来了。 在上述的这些思想基础上，大部分的干部子弟站在支持对联的一边。 但是也有一小部分传统一些、脑子清醒点的干部子弟觉得这事不对，马克思讲的也是解放全人类，全人类包括“黑五类”啊。另外也不能搞肉体消灭啊，社会主义越发展，敌人应当越少啊，应该把他们融入到革命阵营里，而不是逐渐地把差距拉得越来越大。而且党的传统、三大法宝中有统一战线啊。有些人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们就反对，出现了学生间的第二次分歧。 红卫兵之间的第一次分歧，很多学校没在组织上分开，只是形成两派。到第二次分歧，就开始分成派了，反对对联的那些人，要么成立组织，要么就不敢说话了。真正组织上的分野是从8月下旬开始，9月开始就比较多了。在北京的中学生里造成最严重分裂的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这个对联，在北京，对联之争是贯穿于红卫兵运动始终的。“八一八”以后成立的红卫兵，很多就是反“对联”起家的。“八一八”以后到9月份，环境开始松动了，原来在学校里不敢说话的人就开始成立组织。北京首批成立的区别于老红卫兵的组织，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最早叫毛泽东主义，后来听说毛主席不同意把他的思想称为主义，所以改成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由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是后起的，而且在对联的观点上是“非主流的”，人数比较少，在各自的学校里势力都比较单薄。 先有几个学校的一些学生，在自己学校成立了一个组织，但因为老红卫兵势力太大，所以基本上不在自己学校活动。大家一起成立了一个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这支组织的领袖人物叫李冬民，他是干部子弟。二号人物叫刘龙江，也是干部子弟。所以这批反对对联的干部子弟和非干部子弟进入了领导阶层。这个组织一开始就是全市性的组织，文革开始时那些受压的、加入不了红卫兵的人，只要反对联都可加入，所以他们就迅速壮大。以首都兵团为首的这批红卫兵，成为之后北京中学“四四派”的核心。 1966年10月，《红旗》杂志发表第13期社论，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实际上是毛泽东、中央文革在纠正群众路线的大方向，就是不能把斗争弄成“老子英雄儿好汉”，要把焦点放在批斗刘少奇上。8月份八届十一中全会已经开了，结果“文革”让红卫兵搞成一个“破四旧”、抄家、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运动。打击的方向错了。毛泽东一开始说看看，但是越看越不灵，就往回扳，扳到10月份就正式发表了社论。而且陈伯达9月已经正式提出干部子弟不宜再担任群众组织的领导，很多人也就下来了。从此，老红卫兵一蹶不振，开始被逐出文革的大舞台。第一批红卫兵从此就被称为老红卫兵，这是北京中学红卫兵三派中的第一派。 10月份以后，全国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北京则是批判工作组和批判老红卫兵。这时所有的非老红卫兵组织是个统一战线，跟老红卫兵在搏弈。到12月，老红卫兵成立了全市性的组织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提出反对中央文革的口号。到了1967年初，被中央宣布为反革命组织，遭到镇压，抓了几百人，联动垮了，老红卫兵基本就散了。新生代红卫兵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把“联动”，也就是老红卫兵的主体冲散了，扑灭了，有组织的对抗基本就没有了。 1967年“一月夺权”以后，3月份召开了中学红代会。红代会开完后，李冬民的“首都兵团”执掌大权。首都兵团在各区县里的各个学校都有人，它的组织机构分支已经布满了北京市的各个学校。但是没参加首都兵团的人，就觉得它独占了舞台，因为毛主席号召的是全民造反。这个时候毛主席又提出大中学生要搞军事训练，部队要进入中学、大学。大学试点一下没弄下去，中学则是遍地开花，全面进驻了。但是部队一进去就跟学生打起来了，这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中国军队天然地执行“唯成分论”。征兵当中，中农出身的比例都不能超过百分之几，这是为体现团结，更不要说“黑五类”了，绝对没有。所以部队里几乎清一色是“红五类”，他天然地会支持红五类。而红二代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和部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谁爸爸是哪个根据地的、哪个野战军的，这么一说很多学生的家长都是军训部队首长的战友，或者是其首长的首长。所以军训团自然而然地倾向于干部子弟、老红卫兵。 第二个原因，是老红卫兵在舞台上风光过两三个月，李冬民现在上来又风光了。可是另外一些人还没风光过呢，一直受压抑。军训团一来却说，你们不能搞小组织，要大联合，而且把一些学校后起的红卫兵组织给解散了。矛盾就激化了，一些学校就有人起来反对军训团，认为他们压制群众。
米鹤都：4月3号，中央文革接见一些对军训团不满的红卫兵时表态支持了他们，同时当众批评了北京卫戍区负责军训的领导。第二天，这些讲话被广泛传播，北京市好多学校就乱了，军训就无法进行下去了。 李冬民他们一看，就向上反映。之后，江青和总理说，那就再接见一次吧。4月4号的会上，中央文革又说了一些另一方面的话，说学生反军训团有些也不对，军训是毛主席支持的。 这两天的讲话本身有些矛盾，两派就各抓住对自己有利的东西。所以，支持4月3号讲话的这些人就从中学红代会的架构中分裂出来了，又成立了一个中学红代会十五区县委员会。他们也由此得名，一派叫“四三派”，一派叫“四四派”。 凤凰历史：有人说“四三派”和“四四派”之间，在意识形态上有激进派和温和派的区别，您怎么看？ 米鹤都：有一点这个意思。“四三派”和“四四派”跟大学生的组织对照，应当是“天派”和“地派”的概念。“四三派”应当是“地派”的味道浓一点，“四四派”应当是“天派”的味道浓一点。但很奇怪的现象是，北京各大学的红卫兵，无论“天派”、“地派”，绝大多数都支持“四三派”。 凤凰历史：“四三派”和“四四派”之间还有什么区别呢？ 米鹤都：组织成分上有一定区别。“四三派”中，知识分子子弟和“黑五类”子弟成分更多一点，“四四派”中干部子弟相对多一点，老红卫兵分化以后，一些人也进入了“四四派”。纲领上也有区别。“四三派”认为文革要继续痛打落水狗，批判“联动”，“四四派”认为“联动”的事过去了，现在应该团结起来向前看，“四三派”就说“四四派”没有原则性和斗争性。 还有一个区别是从组织人数上讲，根据卜伟华的统计资料，“四三派”人数少于“四四派”，但在某种意义上“四三派”的战斗力比“四四派”强。“四三派”人虽少但是敢打、敢冲，战斗力强。这可能因为他们被压制得比较久，被压制得比较深。“四四派”跟老兵虽然从一开始在“对联”上有分歧，但是没有被老兵很残酷地镇压和伤害过。但是“四三派”那些人，在老兵得势的时候，曾经被伤害得很深。 现在有人总结提出了“四三精神”的论点，我编的《回忆与反思》之五中有一篇口述史专门讲到了这一点。这位口述者认为，“四三精神”指的是一种人文的、平等的、当时也是革命的追求。“四三派”的精神核心就是不断在追求平等参与文革的权利、造反的权利，“四三派”不应当被压制被打击。 还有一点，也许是由于造反起步晚，所以在1967-1968年的北京市，文革中“四三派”参加比较激进的活动，可能比“四四派”要多。“四四派”希望要把学生圈在校园里，不准中学生参与社会的活动。但是“四三派”愿意参与到社会上去，包括外地的武斗个别学校甚至都参加了，也死了些人。“四四派”相对而言，温和一点。 用这么几句话来说明红卫兵的三派产生和主要原因，以及他们间的分歧和差异，肯定会挂一漏万，所以要详细了解其背景和具体分析，可以看看《心路--透视共和国同龄人》的有关章节。北京中学的红卫兵由于特殊的背景，形成了这么三派组织，这三派一直在打，到1967年下半年，“大联合”之后就好一点了。到1968年上半年“四三派”和“四四派”之间又打了一次，但基本上没有形成气候，然后一上山下乡，红卫兵运动就结束了。
凤凰历史：您怎么评价“西纠”？它的出现是稳定了社会秩序，还是助长了抄家、破四旧中的暴力行为？ 米鹤都：“西纠”分两个层次，一个是“西纠”的总部，一个是作为组成单位、五十多个学校的红卫兵。要评价“西纠”，是讲总部的作用，还是讲“西纠”下边红卫兵的作用，还是把他们笼统算为一体？这三种是不一样的。 “西纠”总部的下面有两个红卫兵连，一个是由四中学生组成的男兵连，一个是由师大女附中的学生组成的女兵连。一个连大概有几十个人，住在总部。“西纠”还从别的学校抽了红卫兵组成的一个营，大概有三百人，由董良翮和陈小鲁带领，被周恩来派去北京火车站维持秩序，在那待了几个月。 两个连直属“西纠”总部，他们和造反派发生两次对峙。一次对峙是地质部，一次是国防科委。这两次有肢体冲突，但是没有大打。“西纠”总部还发过十个“通令”。《回忆与反思》口述史之三是孔丹的口述，他把西纠十个通令的原件全部附在这本书后，我在《心路--透视共和国同龄人》也对这十个“通令”做了些分析。我的观点，从总部的角度来看，“西纠”是在灭火、希望维持秩序，所以它成为周恩来稳定秩序的工具。 但是“西纠”的组成单位是五十多个学校的红卫兵，这些红卫兵组织是各自独立的。这些组成单位可能自己就不执行总部的“通令”，比如北京六中的红卫兵，还是西纠的发起单位之一，但是他们在校内就私设监狱，号称“红色恐怖万岁”，并直接迫害致死工友和同学。六中出现的暴力事件，是应当算在西纠头上？还是应当算在六中红卫兵的头上？还是算在那几个当事人的头上？每个人的角度不同，结论也会有所不同。 但是就通令论通令，我个人认为，它的积极意义还是要多一点，在完全没有秩序、暴力横行的社会，有这样的通令毕竟聊胜于无。另外，它的政策性规定相对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保守性多于造反性。 凤凰历史：所以有人说“西纠”表面上发“通令”，要制止各种暴力行为，但是实际上红卫兵却越来越过火。 米鹤都：对，因为“通令”也无非就是个倡议书，是凭着四、六、八中红卫兵的政治威望来做事。“通令”即使对于“西纠”组成单位的成员都未见得管用，像上面说的六中的事例。我们不能用今天党、团组织的架构、纪律、执行力等，来类比当年的红卫兵组织。二者之间完全不是一回事。当时的红卫兵，甚至每一个青年人，心中认为应该听谁的？都要听毛泽东的，都按照自己对毛泽东指示的理解去做事。而不是听红卫兵上级的头儿的，头儿对他们并没有太大的约束力。 所以红卫兵为什么会形成这么多派？最后一个学校的红卫兵能找出几十个，各种战斗队能有几百个，一两千人的学校能有上百个战斗队、战斗小组，为什么？这三人比较合得来就成了一队，那五个人合得来就成立一组。但这两个组织之间有多大的矛盾、纲领有多少不一致？也不见得。就是因为这三人比较合得来，可能其中有个人说我今天不跟你好了，出去参加另外的组织，也没有什么正式进入和退出的机制。 公安机关放纵打杀“黑五类”导致大兴灭门惨案凤凰历史：那大兴县“红八月”的惨案到底是谁干的？现在有没有查出来？ 米鹤都：这件事我没有研究过，看到的一些资料都不是很清楚。我后面编的一本口述史当中，有王冀豫的一篇口述。提到他当年在监狱的时候，跟他关在同一间牢房里的两个人。一个是当年还乡团的；另一个是大兴屠杀事件中一个村的主持者之一，姓徐，这两个人是一个村的。据这个姓徐的说，1947年前后，大兴曾出现过“还乡团”反攻倒算，杀害当地农会干部、共产党员的事情。这个姓徐的家里人，就在那时候被还乡团活埋了，所以在1966年他就积极参加了屠杀黑五类及其子女的行动。这些贫下中农不仅杀成年人，甚至连婴儿都杀了，有的地主家的子女已经外出在北京市区等工作，他们居然说他们家有事，把人家骗回来，或者勒令他们回来交代问题，结果叫回来就把人家给杀了。这可比当年还乡团干的还残忍，所谓要从肉体上消灭黑五类。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有个调查报告，他自己跑到大兴调查去了，要了解这件事，可以看看他那篇文章。 不过我觉得，把这件事和红卫兵的破四旧说成是一回事，还是有些牵强的。大兴灭门惨案严格来讲，和红卫兵运动关系不大。现在没有资料表明，这些贫下中农跟北京城里的红卫兵组织有关系有来往；或者城里哪个中学的红卫兵去了大兴，挑动了农民起来斗地主；也没有资料表明这些贫下中农曾自称红卫兵。但是，灭门惨案是有组织进行的，当时涉及这一事件的据说有13个公社。他们一定有他们的组织，但是这个组织不是我们讲的北京红卫兵的学生组织，而是公社、大队一级的党政组织、贫下中农组织、民兵组织。 但是，这件事和红卫兵的破四旧又密切相关。红卫兵运动是其大气候、大背景，它一定是受到了红卫兵运动的鼓舞，没有这样的大气候、大背景，屠杀事情也不可能出现。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公安机关的放任态度。这些贫下中农一看红卫兵在城里打“黑五类”，打死了不偿命，他们就酝酿模仿了，而且更为极端。公安部长谢富治的讲话说，群众打死就打死了呗。所以说公安部门的失职放任导致了这种事情发生，包括城里打死人也是这样。公安部门要是从一开始就介入，打死人了，抓住行凶者，马上就制止住了。但公安部门的纵容就和毛泽东的态度有直接关系了。这个问题不多说了，可以看我写的《破四旧的表与里》（《炎黄春秋》2012年第5期）。 凤凰历史：也不是某一级党委或者公安局下的命令？ 米鹤都：目前，还没有能够清晰说明这次事件来龙去脉的研究报告。
凤凰历史：您在研究文革的过程中，感觉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米鹤都：第一，档案不开放；第二，缺少研究成果可以佐证；第三，各种各样的消息、传说互相矛盾，难以入手。比如，北京当年有个打死小混蛋的事，《血色浪漫》等的影视作品已经用了好几次，有的刊物也有专文描写，网上更是大量的传闻。在北京，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基本上都听说过这件事，但各有各的版本。但是多数的描写和传闻都是失实的。不久前，我们一帮同学吃饭，在饭桌上十来个人就能有六七个版本。 文革研究面临的第二个困难是相关政策。我在前面讲了，当年的不争论方针是一种权宜之计，不得已而为之，但它成为了惯性而延续至今。如果把它继续固化成为长久的政策，而约束和限制对文革的研究，那不仅会犯下割裂历史的错误，而且，文革那么昂贵的学费也就白交了。这实际也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另一表现形式。说是不争论，可是不争论能把一个民族这一段历史抹掉么？这是不可能的。 另外，不争论并不等同于不反思，只有反思才能前进。我们不能一谈到文革，就把责任推到毛泽东个人身上，难道其他人，包括众多老干部、甚至未成年人没有责任吗？举个例子，当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整体或者它的大多数面对违法打死人的恶行，都采取旁观、无动于衷甚至幸灾乐祸的心态，那么我们的社会是不是有病了呢？对此要不要研究呢？大家需不需要反思？我认为，不搞清这一点，弄不好历史的悲剧还会再来一次，因为其产生的土壤没有改变。 我还有一个观点，文革是中国近代社会各种弊病的一个总爆发，这当中即包含着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方面的问题，还包括中国文化和外来文化、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碰撞、排斥、融合、吸纳等问题，甚至还有人们灵魂深处的人性和异化等，都在文革中得到一次充分的暴露和展示。因此，对文革的反思绝不仅仅是就事论事那样简单，它一定是和我们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崛起密不可分的。 我的另一个观点是，对文革的反思并不完全都是负面的，文革对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在制度上、的一些探索，对今天而言也并非完全没有借鉴作用。 因此，我一直在强调对文革的反思。我在自己的书中写了两句话。第一句是：一个不能正视自己过去的民族，是永远无法真正崛起的。第二句是：对文革的反思有多深，未来的路走得就有多远。
凤凰历史：像这种不争论的政策与现在社会的分裂有联系吗？ 米鹤都：当然有联系。精神上的病态不去治疗，这样下去，越往后的争论和分歧就越大。我们过去是20年一代人，在信息化时代，10年就是一代人。现在一代人的变化太大了，90后可能跟00后就完全不一样。一代代新人对这段历史的认知会不断抽象化、概念化，而在缺乏真实信息的基础上只能导致误读历史，加剧分歧。我觉得这是考验领导者政治智慧的一个重大问题。 不争论，在当时是必要的，因为当务之急是要搞发展经济，填饱肚子。但是在执行中，第一封得太死，第二没有逐步打开的步骤，因此导致今天的年轻人，不了解文革时期的真实情况。政治上的就不说了，就是对当时社会上的现实也不了解。很多今日生活在城市的愤青，甚至不明白什么是严格的二元化户籍管理制度，不懂得那时的票证意味着什么。最简单地说，如果不是对文革的彻底否定和改革开放，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无论你能力如何至今只能蜗居在农村自家的炕头，甚至还吃不饱肚子。但是他们却很虚妄地为文革叫好，很多人把艰辛的生活理解成为浪漫，把严酷的政治看作是小儿游戏。当然，他们的这种认识不是毫无道理，因为他们看到了比文革时期更多的不平等，因此他们会怀念文革。但是，他们没有看到的是，文革和文革前的二元化社会是一种制度上的不平等，远甚于当前的不平等。另外，对于当前的不平等和贪官污吏、腐败恰恰是要建立制度上的监督约束才能根治，而非文革那种法外的、草菅人命的群众运动能解决问题。恰恰是十年文革未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包括制度平等问题，我们今天才要进一步反思。多数年轻人不知道历史真相的后果是什么呢？一些人说文革好，一些人说文革坏，两种观点针锋相对。这个分歧的本质在于没有给大家公开真相，历史断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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