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

这是一段不愿提及的往事。可一到过年就能想起它。

我家在文革前一直保留着过年供奉家谱的习俗。这在我们那一片居民中是绝无仅有的。我家的家谱是一张大纸，上面画着一个富丽的三进四合院。大门口一左一右两个大石狮子把门。最后面是一个佛龛，摆着三个香炉。佛龛上方是一层层的牌位，写着前辈先人的名字。每年三十下午，得放鞭炮迎神，随将家谱悬挂在大堂中央的墙上。家谱前摆一条案，上面摆放数盘水果干鲜肉食蒸馍。条案前的八仙桌上有一壶好酒一壶香茶，中间是大个的铜香炉。大年初一凌晨，父亲洗漱完毕就然上一炷香，然后向家谱行三拜九叩大礼。接下来是母亲向家谱行拜叩礼。再往下是所有孩子从长到小的依次给家谱跪拜。

问题就发生在这跪拜上。不知怎的，从我记事起就对这家谱怀有恐惧心，再加上那种香烟缭绕的气氛，心里总有一些紧张与反感。每次轮到我跪拜时都站在那像木头人一样发傻发呆。父亲说你快拜呀？可我就是不拜。气得父亲直想发作，但大过年的怕不吉利，只好忍着。母亲就哄我，说拜完给我糖吃。可是我软硬不吃，就是不拜。父亲忍不住了，上来按着我的头，强行跪下磕了三个头。我哭了。

自此，年年过年，年年得过这一关。上了初中，我懂得了许多科学知识，也学习了政治，对此事更有成见了。当时我想，家谱不就是一张纸吗？我干吗要向它下跪磕头呢？再说，我的同学家没有一家这样的，为什么我家就得这样呢？那年我又是硬着不拜，结果挨了一个大耳刮子，连耳朵都扇肿了。我心里别提有多纠结了。

1966年文革开始了。红卫兵在抄我们家的时候，我没见到那个家谱。我以为父亲给藏起来了。后来才知道是父亲在运动刚一开始的时候就自己偷偷的给烧了。从此我家过年再没有这个习俗了。

写下此文是因为，至今我仍不明白，我过去的做法是对还是错。

 

吃白薯的年代

那年，北京的粮店都卖白薯。开始一斤粮票给二斤白薯，后来又长到了四斤。那时的白薯个大味甜。大的白薯一个就能有二三斤。而且有不同品种。有干瓤的和湿瓤的。干瓤的吃起来又沙又面，真有点吃栗子的感觉。湿瓤的是红瓤，甜度很高，如嚼糖蜜。现在的市场上我从没见过那么好的白薯。可惜，那时的粮食定量不能饱腹，只能用白薯壮肚充饥。开始时大家还觉得不错，好吃且给的多。可后来日子长了，上顿下顿都吃这个就有点受不了了。那东西吃多了涨肚，爱放屁。吃少了不顶时候。尤其有胃病的人，吃了就烧心吐酸水。后来又兴吃白薯面。白薯面的窝头漆黑棒硬，甜中带着苦，也不着人吃。可那时没有别的，不吃也得吃。

那时，成麻袋的白薯就堆放在胡同的空场上。你说那时的人是傻还是胆小？谁都吃不太饱，可没有一个去偷露天堆放的白薯的。这是一个奇特的现象。大概只有那个特定的年代才会有的事情。要是现在，一宿就能给抢光喽。

胡同堆放的白薯堆却成了我们这些孩子的游乐场了。夏天晚上我们玩捉迷藏发现了这块宝地。我们使出了吃奶的劲，楞是把码放规矩的一麻袋一麻袋白薯搭成了圆形的“炮楼”。那“炮楼”有一米多直径有两米深。谁跳进去得蹬着麻袋爬上来。我们的捉迷藏变成了游击战。我们就在一个个的“炮楼”间戏耍到半夜。

而今，我从养生堂里听说，白薯是很有营养价值的食物，有很高的保健作用。我想，我们这一代人能够健康的活到今天，也许跟当年大量的吃白薯有关系吧。我要是专家就一定要好好研究研究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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