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买地
作者：木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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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买地
作者：木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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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 买地 1. 父亲这一生买过两次地。 第一次大约是在1947年，那时父亲已经从苏北农村逃荒到上海并在闸北区东站（当时的火车货运站，现在的新客站）前的一片棚户区内安下了家。 父亲靠拉“橡皮踏车”为生，“橡皮踏车”是一种在结实的木架子上安两个宽厚的轮胎专用于拉货的人力车。父亲给“恒泰米行”拉米，“米行”的大米是从无锡通过苏州河运到上海，父亲干的就是将一包包大米从码头上拉到仓库及门店。 每天早起，父亲带着一个铝制饭盒拉着车出门了，父亲的饭盒分上下两格，下面放着家里事先烧好的米饭，上面浅浅的一格放着腌菜。中午，父亲就到路旁的“老虎灶”（卖开水的店）用开水把饭热一下蹲在车旁就着腌菜呼噜呼噜地吃起来。其实那时的小饭店只要花一毛钱就可吃到有肉有菜的热饭，但父亲不舍得。 拉米的工钱是米，也算是“硬通货”，因此我们家饭还是管够。吃菜方面我们家也非常节俭，尽量少花钱甚至不花钱去菜市场拣点菜皮回来。 父亲仗着一个好身板，虽然干着苦力活，钱还是挣得到的，加上一段时间我母亲去纱厂上班，我们家的收入还算可以。但我的父母亲却从不乱花一分钱，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曾经历过饥饿颠簸逃荒求生的日子,在死亡线上挣扎过，那种日子他们过怕了。因此，他们必须为生活中可能发生的任何不测和灾难做准备，还要存钱翻盖房子及养育子女。 渐渐地我们家有了一些积蓄。那时的纸钱贬的快，一天一个价，能够保值的是米、布匹、和黄金，米和布匹不宜存放和携带，因此父亲把它们换成金戒指藏在家里。 虽说我的父母在上海暂时站稳脚跟，但往后的日子真的说不清楚。他们不会忘记十年前也在这里，自己曾经建起的那个家，那个避风躲雨的草屋瞬间就被日本人飞机扔的炸弹炸没了，听说是什么“淞沪抗战”。遇打仗又没了家，他们只得逃回老家。苏北老家同样不太平，国军残余部队、汪伪“和平军”以及共产党的新四军打来打去，最后遇荒年活不下去再次逃回上海。 兵荒马乱、天灾人祸，经历过太多苦难动荡的岁月，父亲想：如果在老家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就不至于两度逃难到上海求生。现如今，有了土地就等于给自己和这个家留了条后路，一旦再遇什么灾难，逃回老家至少还有点依靠和保障。 父亲是个农民，虽然在上海干了不少年，但骨子里依旧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他留恋和热爱土地。 父亲认定：拥有土地肯定比藏着那一小点黄金更让人心定，也更有安全感。
父亲像一头牛每天在上海的马路上埋头拉车，他虽然识些字，但从不花钱去买份报纸，更不会拥有收音机这样高档的东西。因此，广播、报纸上关于“共匪”、“匪区”的报道他一概不知，棚户区里的“劳苦大众”个个忙于生计，极少有关于国家大事的信息传播。 父亲哪里知道，就在这之前，他的老家苏北的阜宁、滨海一带已经成了“解放区”，共产党搞“土改”划成份，那些田多的东家被称为地主、富农。他们的田和房子统统被分给了穷人，家里的粮食和钱财也被搜走或被迫上缴。那些地主被捆起来批斗吊打、被游街示众，打死、枪毙的也有，一些地主被赶出家门只能讨饭，不少人逃到了上海……。 当然，这些都是几年后父亲慢慢听人说的。
那是一个普通的晚上，我家那简陋草屋里因来了几个客人而显得热闹且有点拥挤，低劣的香烟味弥漫在这小小的空间里。 客人坐在方桌旁的长条木凳上，带着金丝眼镜像个文化人年龄大概50左右的那人父亲认得，是老家的地主，父亲还曾在他家打过工。如今在上海见面，也算是老乡见老乡。同地主一起来的也是父亲认得的一个在上海做事的家乡人。 父亲热情地端茶递烟。地主沉稳地坐在那里，话不多，倒是介绍人口若悬河： “……，东家如今也是遇到了难处，他跑到上海跟我商量，我也没有办法，劝他，实在没得办法只有把地卖了。”“儿子不争气啊，闯下大祸，有什么办法呢？思前想后，也只有卖地一条路了。”地主一脸愁苦。 “那地真是好地，祖宗留下来的，不到万不得已哪个肯卖？由于急着要卖，价钱绝对便宜，只有X担米（那时不讲钱，只讲多少担米，再用米换算成黄金或钱），这样的好事哪里去找？老实说这块地好多人都想要呢，因为我们是一个家乡的，我就先想到你。”介绍人补充。 父亲抽着烟，眼睛里流露出对土地的渴望：那块地父亲知道，有多大，在哪个位置。那确实是一块好地，春天的时候，那松软的土地散发出泥土的芬香，秋天的时候，一片黄灿灿的稻子让人陶醉。 父亲在有限的信息和人生经验中，几经权衡，终于忍不住土地的诱惑决定买下。 方桌上放着笔研纸墨，地主站在桌边弯腰认真地写着卖地的字据。毕竟是文化人，写得一手好毛笔字。 写完后，他们认真地边看边读获得我父亲的认可后庄严地签上名，按上手印。 看着这张黄宣纸，父亲的心里涌满了获得土地的喜悦，他关照母亲拿出藏在密处的一小碗金戒指，一一清点后交给他们。 字据被父亲小心翼翼地用布包好，外面再包上油纸藏在家里的秘密安全处。 客人热情告辞，出了棚户区曲曲拐拐的小道走到外面马路上时，他们深深地松了一口气并相互会心一笑。他们躲进一个墙角，在昏暗的路灯下满怀喜悦地开始分钱。 父亲后来才知道，卖地的东家就是个“逃亡地主”。虽然他说的那地、他带来的地契是真实的，但有什么用呢？他所有的土地已经在“土改”中被穷人分掉了。 “逃亡地主”把被“土改”掉的财产损失的一部分转嫁到了我父亲的头上。父亲用血汗挣来的钱换来了一张废纸和一场美好的土地梦。
上当受骗后父亲接受了教训，从此不再对家乡土地存有幻想。 不久上海解放，共产党掌握政权。 对父亲来说，日子同以前一样，依旧每天在马路上埋头拉车，依旧住在那片棚户区里，只是草屋翻盖成简易的砖木瓦房。 不久，我出生了，我是父亲的第三个儿子。 一天，我母亲族里的一个远亲陈如贵来到我家，母亲热情招待。 陈如贵也在上海谋生，他家就住在当时的城乡结合部中山北路普善路口附近，也就是现在内环线的内侧。他这次来是向我父亲推荐他家旁边有人要卖的那块地。 “……，我住在那里晓得，那块地真的不错啊，你在那里可以盖个房子，边上空地盖一排猪圈养些猪，还有一大块菜地种种菜。”陈如贵极力推荐。 父亲并未动心，毕竟吃过买地的亏。 “王二爷啊，你有三个儿子，要为他们考虑考虑啊，这块地买下来就是放在那里也是合算的。便宜啊，我看，上海城市总要发展，土地总是值钱的。”陈如贵又说。 父亲动心了，让父亲动心的是陈如贵说的“三个儿子”。是的，自己疼爱的三个儿子很快就会长大，儿子大了要讨老婆要成家立业，自己年青时家里没有留下财产吃了太多的苦，如今不能再让自己的儿子也受这份穷，好歹要为他们留下一点什么。 同上次不一样，这块地不在几百公里外的苏北农村，就在上海，在眼前，看得见摸得着，离我们家也不算太远，它实实在在地放在那里，还有一个远亲住在附近可以帮着照看。自己到老了拉不动车的那一天，就在那里种点菜，喂点鸡，晒晒太阳养养老。 这么一想，父亲决定买下，但一算钱不够，怎么办？这是个机会，机会失去就没了，借吧。经商量与我们同弄堂的扬州奶奶借了一些。
买好地后父亲什么都没做，他依旧每天忙于拉自己的“橡皮踏车”，根本没时间也没精力去照看它们，他想，先放着吧，这实实在在的一块地又跑不了。 家里的日子依旧过的非常节俭，扬州奶奶时常在晚上迈着小脚到我们家催讨借款，我的父母只得满脸谦恭低头哈腰同她打招呼：马上还，马上还。
共产党领导下的上海，声势浩大的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父亲在马路上拉车的时候常看到被绳子绑成一长串的反革命份子被押解到某地或直接拉去枪毙。 穷人翻身做主人，无产阶级十分光荣，地、富、反、坏个个老老实实。 不久，我的父亲进了运输单位，那是所有拉“橡皮踏车”的“个体户”被集中后根据地块成立的一个个组织，严格来说，它们是上海后来国有运输企业的前身。 政府派来了领导干部和财会人员。 从此以后，每天拉什么，多少工钱由单位里安排确定。父亲那心爱的、被汗水打磨的油光发亮十分结实的“橡皮踏车”被政府赎买归了公，当时折算给我父亲的价钱是400元，钱分期慢慢给，拉货的工钱也由原来每吨7块减为4块，父亲一算：这不是用自己的钱来买自己的车吗？ 再后来，父亲买的那块地没了，没了就没了，为什么？不为什么，反正就这样没了。 父亲不知道找谁去说，似乎没地方可说，就算有地方，父亲也不敢去说？ 那时的社会，有钱往往意味着剥削，拥有财产似乎是一种罪恶，人们避之不及，还敢去说？父亲知道，到时候地没找回来，一顶“地主、富农”或其它什么“帽子”往头上一扣，我们这个家有得麻烦了，重要的是孩子们的前程要受影响。 对于母亲的埋怨唠叨父亲不声不响，他认了，谁叫自己放着那块空地不管呢？如果当时在那上面那怕搭个棚也好，有人住的地方政府是不会收去的。 政府还是讲道理的，怪只怪自己。 土地是什么时候被收归国有呢？我在网上查阅了一下，1956年国家有一条原则指示：一切私人占有的城市空地、街基等地产经过适当的方法，一律收归国有。 父亲的土地估计是在这条原则指示下没了，或许在这之前就因为什么没了。至于是否有什么“适当的方法”，家里人告诉我，没有。 困苦的60年代初，父亲因病走了，带着他那未圆的土地梦，带着他的忧闷和无奈永远地走了。 母亲和大哥张罗着给父亲买了块墓地，这是他最后的归宿，可惜父亲在这一小块土地上只安息了几年，文革中就被红卫兵和当地农民彻底掘了，尸骨无存。 之后，土地被政府收去另作它用。 作为儿孙的我们只有在烧纸的烟雾中去寻他了。 写于二0一三年冬至前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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