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8.5事件的一些疑问

（原北京师大女附中部分老三届学生1月12日在实验中学举行了与老教师的见面会，同是文革初期8-5事件见证者，师生在相隔48年后的重逢，引起了媒体的强烈关注。特别是文革初期的学生领袖刘进、宋彬彬率先向8-5受害人及家属、向文革中所有受到伤害的老师同学郑重道歉，引发了网民的广泛参与和评论。就有关问题，网易博客对我进行了采访，现实录如下）

网易博客：当年学生批斗老师是普遍现象吗？

冯敬兰（以下简称冯）：大约是我读初中二年级开始，人的“阶级出身”问题凸显出来，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是最好的出身，即文革中的“红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是最坏的出身，通称为“黑五类”。文革又加上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后来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就我所就读的中学而言，如果老师是“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譬如北京市特级教师），有重大历史问题（当过右派什么的），一定会被归为另类，即在批判校领导时“陪斗”。对于一般老师，譬如班主任，遭到班里学生批斗的并不多。我所在的班就从来没有斗争过教我们的各位任课老师。

网易博客：当年普通学生对这桩暴行（“8-5事件”）是怎么样的一个态度？

冯：对于大多数学生，恐惧应该是第一反应，但认为是斗“黑帮”的革命行动，也大有人在。特别是出身好的同学。在我们组织的道歉会上，一位当年高中的学姐就说，看到校领导被游街，觉得就是革命行动。干嘛要阻拦？我看到宋彬彬去劝她们了，我可远远做不到。狂热、冷漠的反应也有，不然不会造成校长死亡。

网易博客：当年打死校长的真正凶手同学们都清楚吗？能说出名字来吗？如果不能说，请问他们事后有无忏悔的表现？

冯：游斗校领导是文革初期的群众运动，不是一场凶杀案，不涉及谁是凶手的具体问题。所以，我们强调，校长是被殴打折磨致死的。殴打是暴行，折磨同样显示出人性的黑暗。譬如一个学生没有打老师，但是她让一位副校长下跪，举双手做投降状，然后一边哈哈大笑一边给他拍照。一位校领导谢顶，有人把浸过墨汁的纸糊在他的头顶。让女老师把大花盆搬上楼梯再搬下来。还有，按卞校长的头让她喝涮墩布的脏水。胡校长一直反抗，不承认自己是黑帮，马上就被学生兜头泼一瓶墨汁，她的裙子被撕裂到胯部。这些对老师的侮辱和折磨，同样是令人发指的恶行。

卞校长作为一把手，被工作组定为“四类”干部，又遭人诬陷，已是在劫难逃。工作组进校50天，曾组织过一次全校的批斗会，卞校长被学生用木枪你捅一下我捅一下，当场不支，发生呕吐。

顺便说一下工作组是怎么回事？工作组是文革初期取代党委领导的临时权力机构，旨在维持学校正常秩序，把运动纳入有序轨道。师大女附中是团中央派出第一个工作组的中学，直接接受邓小平的指导。他们的思路与反右派运动相同的是，在学生中抓右派（反对基层党组织、反对单位领导）分子，不同的是，在领导中分一二三四类区别对待。

工作组跟着刘邓犯了“路线错误”，镇压了学生运动，受到毛泽东痛斥，悉数撤出大中学校。毛主席号召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8-5事件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是无政府状态下发生的“群体事件”。卞校长不断被学生推搡、殴打、做力所不及的劳动、晕倒后不能及时送医、太阳下被暴晒两三个小时、送往医院不能立即施以抢救，每个环节都对她的生命造成不可逆的戕害。

你说，谁是凶手？

网易博客：您觉得学生打死的老师的悲剧根源是什么？

冯：这个问题太大，也很复杂，根源很多，有政党的、领袖的、政治的、社会的等等，直接的根源和当时的阶级斗争教育有很大关系，血统论和等级观念，让人的情感粗糙冷硬。有的依仗出身好变得狂妄、冷酷，有的因为出身坏而变得胆小、软弱，就给了暴行蔓延的机会。

网易博客：道歉公开后，是否感到压力？考虑到宋彬彬的身份和过往，她面临的各方压力是否更大？

冯：因为是集体道歉，正面反应强烈，对我们团队是很大的鼓舞。道歉是心灵的洗涤。我本人文革中不是红卫兵，自己也被伤害，但我作为当时的在校生，校长之死很快被我们抛在脑后，这是对生命的漠视。所以我也表示道歉。那张向校长塑像鞠躬致歉的照片有我。

宋彬彬面临的压力当然很大，但是与2007年实验中学校庆时评她为荣誉校友后，排山倒海般的批评、指控和声讨相比，要好多了。这次主流反应很正面，连著名学者徐友渔也发表文章，为以往文章中采信不实传闻做论据，向宋彬彬公开道歉，其实几年前徐先生已经通过不同方式做过道歉了。他让我看到中国老三届一代学者，是有担当的。

网易博客：你和校友们从事“8·5”事件调查有些年头了，选择这个时间点出来道歉，你们是怎么考虑的？

冯：我们没有特别考虑，我们一直在寻找机会，而机会是偶然到来的。1月8日，刘进等几位校友去看望金元老师，她与我们年龄相差不多，情同姐妹，在对8-5事件调查中给予我们很多帮助。在金元老师家，说到8-5事件的调查，和大家今后的打算，特别表达了和老师们相聚的愿望。金元老师立即表示，还等什么？马上就可以做啊！当晚，王本忠老校长也应约而至，当场策划，确定时间。随后由刘进等校友电话邀请了二十六七位老师。本以为能来七八位就不错了，没想到基本到会了，最年长者89岁。我们还和8-5受害人家属取得联系，能来的都来了，不能与会的也说明了原因。除了刘进宋彬彬率先道歉，三位与会同学也即席发言，对自己曾经伤害过老师同学而深感歉意。胡志涛校长的女儿也是女附中学生，她做了非常好的发言，她说，8-5事件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近现代史的事件，历史符号不幸落在我校，一定要留下真实的历史，以历史责任感为事件作证。作为一个历史事件，每个人当时都有自己的位置和活动，都会留下记忆。今天发言的同学都是很勇敢的，我也知道很多同学还没有胆量，你不敢面对历史，你的后代也要面对。反思不会增加仇恨和苦难，反思是为了和解。她还说，母亲宽容、原谅了所有的同学，指名道姓地提到她们每一位，说她们都是孩子，从法定年龄上不能承担法律责任。

网易博客：宋彬彬和刘进的道歉，是不是也意在澄清关于二人在八五事件中负有责任的流言？

冯：没有真相，就没有反思和道歉。澄清是不能缺少的。譬如说宋彬彬组织杀人比赛，打死七八个人。譬如说她领导的红卫兵打死了校长。不搞清事实，让她为了什么道歉呢？法庭上还允许被告自辩呢，宋彬彬对自己没有组织、参与任何暴力事件做出澄清，特别是当着熟悉她的老师同学，难道不是必要的吗？

但我要强调的一点是，宋彬彬对事实的澄清并不是对以前控诉和批判文革的质疑或否定。对以前揭露文革暴行的人，我们给予极大的尊重和肯定。

网易博客：事件的直接责任人，应该也是你的校友，你想对她们说些什么？

冯：当然，希望她们能够直面自己，公开站出来道歉。毕竟，当时她们是孩子，是未成年人，有种种理由可以为自己开脱。但为什么不是别人而是你们？心肠的冷硬、感情的粗糙、人性的不友善、心理的不正常……总是有种种的个人原因，让你成了“那一个”。

网易博客：去年去世的曼德拉，推动了南非种族屠杀的“和解与真相”事业。与你们个人发起的文革道歉相比，你觉得国家层面的推动是否效果更大？

冯：期待如此。但是对于一个没有道歉文化传统的国家来说，可能要走很长的路。最近，我听一个德国学者说，对二战的反思，在德国也不是战后立即兴起的，直到60年代末，年青一代开始了对父辈的质疑和追问，你是纳粹吗？你是否杀过人？逐渐才推动了全社会的反思，推动了政党和国家的反思。希望我们的年青一代也担当起追问和推动国家、政党、民族反思的责任。

网易博客：作为过来人，你怎么评价文革？你怎么看待当下社会掀起的怀恋文革的思潮？

冯：文革是浩劫，是国家的灾难。无论对国家、政党、人民，无论对政治、法制、经济，最重要的破坏是对教育和文化的毁灭性打击。后来又缺乏认真反思，遗忘和无知，也是怀恋文革的原因之一吧。

 

校长是怎样死的

    ——原北京师大女附中文革初期“8.5事件”综述

说到文革，对于当年女附中的在校学生，“8·5事件”是无法绕过、必须面对的记忆，是集体的心灵疮疤。在1月12日刘进、宋彬彬公开道歉并被媒体广为传播之后，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质疑是，宋彬彬既然没打人，还去阻拦别人打人了，为何要道歉？到底是谁打死了校长？有年轻人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你们从Ａ直接到了Ｃ，我们要知道B。B就是“8-5事件”。

我是师大女附中1966届初中生，出身平民家庭，父亲在50年代的运动中自杀，文革中我是被斗争的学生。我参与了8-5事件的调查过程，了解全部内容。

1、8-5事件

1966年8月5日下午，在高一3班少数干部子女发起的游斗校领导的过程中，少数学生对五位校领导殴打体罚、侮辱折磨，党总支书记卞仲耘副校长不幸遇难，其他几位校领导身心受到严重伤害。发起者都出身“革命干部家庭”，其中有几位是住在京西大院的军队干部子女。她们决定游斗“黑帮”，要求教室里的同学不分阶级出身，必须都参与。理由之一是工作组在的时候不让斗黑帮，现在他们走了，我们可以斗黑帮了；理由之二是现在“主义兵”（全称：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是反工作组一派）成革命的了，主席已经发出号召，我们也要革命，也要斗黑帮。

高一3班王友琴第一个公开披露了“8·5事件”，20年后，她在《女性的野蛮》（1986年）一文中写到：一天下午，这一派的一些同学在教室里开会，“我们要坚持斗争的大方向”，“走，打黑帮去！”她们这样说，似乎这可以使她们摆脱因工作组问题而产生的困境，并以此进一步证明她们的“革命”性。高一3班其他同学也有类似记忆，一个学生在采访中证实，班里打人厉害的，初中都不在本校就读，初中就在女附中上学的，对老师有感情了，下手没有她们厉害。她们平时表现一般，并无过人之处。所以，当她们在8-5那天以激进、暴戾的姿态出现后，不仅让本班同学，也让年轻的班主任大为吃惊。时任教导处副主任的梅树民老师也证实了批斗发起者为高一3班部分干部子女。

根据目前所得资料可以确认，当天下午的“游斗”分为四步，一是围着大操场“游街示众”三圈，以扩大影响，吸引更多人参加，二是在宿舍楼旁的一个狭小高台上批判斗争，三是押到小操场强迫劳动和体罚，把整筐土、大花盆搬来搬去，最后分散到各处打扫楼道和厕所。整个过程中，不断有各年级学生围观，人数时多时少，聚聚散散。我的一位同班同学是最早的目击者之一，她说：“当时学生不多，就是高一的，有人不断出来，给他们头上戴高帽子或纸篓。后来人多了，我就回教室了。”围观的学生证实说，由于胡志涛校长不承认自己是黑帮，有个学生把一大瓶墨水，兜头泼了她一身，说：“现在就让你变黑！”随着游斗活动的升温，对校领导的侮辱和推搡，很快演变成暴力殴打。有人号召去木工房拿棍子，一些学生就取来带着钉子的桌子腿椅子腿。据目击者指认，在游斗过程中对校领导施加暴力和侮辱行为的，不仅仅是高一3班的少数学生，也有高一其他班和初二年级的学生。甚至，也有个别出身不好的学生为了表示革命，殴打了老师。

梅树民老师回忆说，当天他穿了一件新衬衫，晚上回到家里，衬衫后背血迹斑斑。胡校长对少数学生的暴行始终予以批评和反抗，因而白衬衫被泼墨弄成黑衬衫，长裙被撕裂到胯部，“除了一双脚，浑身上下都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腰痛得不能躺下”，当夜被家人送到北大医院，确诊为腰椎棘突骨折。卞校长被强迫打扫宿舍楼的厕所。有目击者看到，卞在洗墩布时，一个初二学生按着她的头，逼她喝脏水池里的水，当时她已经站不稳了。也有人看见她从楼梯上摔下去。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殴打折磨后，她终于倒下了。当时校园里大部分学生已回家，她被校工抬上手推车，置于东楼后的小操场，暴晒于烈日之下。

游斗中的暴力行为给多数围观者带来的是精神的震慑和恐惧。现场也有老师和高年级学生对施暴者进行劝阻。高三1班刘沂伦回忆说：“王丽莎拉住一个小孩说别打人，别打人，这个小孩回头瞪了我们一眼，问，你们什么出身？我们一愣，立刻哑口无言。我们出身好，应该立场坚定，怎么能阻拦斗黑帮呢？于是我们就不再说什么，只在旁边看着。”刘进、宋彬彬等作为工作组时期的学生代表会负责人，在工作组因路线错误被撤走以后，也深感自己犯了错误，颇为灰头土脸。但是在干部子女中间，她们依然存有一定威信（并延续至今），有些人一直追随着她们，每天集中在工作组留下的办公室检讨错误，寻找革命方向。当时她们对高一3班发起游斗活动的几位军干子女并不熟悉，闻讯两次去劝阻，要求现场学生不要打人，看到围观的同学陆续离开后，她们也走了。多年以后回忆当时的情况，她们认为自己的劝阻没有力量，是因为自己跟着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理不直气不壮。由于没有预见到惨重后果，她们为当时不能奋力阻拦暴力行为，而造成卞校长死于非命，感到终生的懊悔。这就是她们认为要公开道歉的原因。

傍晚，昏迷的卞校长被刘进、宋彬彬、李松文等多位师生送到邮电医院，医生要求出示学校证明方可抢救，为此双方发生了争执，最后达成共识，由李老师牵头作保，院方予以抢救。于是，我们就在胡杰电影里看到了那个名单，从右往左依次写着：师大女附中李松文徐岩春李小琦马恬王满华刘进宋彬彬。经抢救无效，卞校长于晚9点去世。

给医院作保的老师学生名单，为李松文老师所写当夜，刘进、宋彬彬与几位高年级学生找到北京新任市委书记吴德，报告了卞校长被学生暴力致死的情况。身处困境的吴德听完汇报，沉思良久，说：“死了就死了，以后不要打人了。”

2、8-5之前

正如文革中的每一事件都有自己的因果，卞校长之所以成为学生愤怒发泄的对象，也有具体的原因。一是管过人事的老师揭发她是刘仁介绍入党的，刘仁与彭真作为北京市委领导，是文革最早被打倒的“反党集团”，由刘仁介绍入党也就成了假党员。二是大连工学院俄语教员袁淑娥检举她有生活作风问题。1959年，卞校长住院时认识了袁淑娥，从此多有往来，两家成为朋友。1963年，通过卞校长，袁把丈夫从北京空军转业到女附中做英语老师,随后两人婚姻破裂。袁淑娥多次来找卞校长，希望扣发其部分工资，以补贴家用，卞校长认为应该遵循法院判决，予以拒绝，愤怒的种子就此埋下。袁淑娥在文革爆发（6月1日）前，曾写了上万言的针对卞校长的上告信，分别寄给毛主席、团中央、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因为女附中隶属于北京师范大学），信最后分别到了邓小平和胡克实手里。

袁淑娥的万言书转到工作组手里，增加了把卞校长划为“四类干部”的充足理由。工作组突然决定在6月21日、22日连续两个半天举行批斗大会，这是工作组进入学校后举行的唯一一次批斗大会。袁淑娥带着母亲儿子冲了会场，声泪俱下，对卞校长进行诬陷和控诉。会场的愤怒情绪达到沸点，卞校长被学生用木枪你捅一下我捅一下，伤痕累累，当场呕吐。袁淑娥还带着学生到卞校长家，满墙贴满侮辱性文字。

工作组撤走后学校的无政府状态，在胡志涛校长的回忆文章《八五祭》（写于1986年）中得到了证实。文章写到，8月4日下午，几位集中学习的校领导被突然闯进来的七八个学生，用棍子和皮带殴打了一顿。晚上，家人看到她身上的伤痕说：“你们学校怎么这样乱？！”她说：“工作组走了，没有人管，有什么办法？！”8月5日上午，胡校长去北京市委“上访”，找到分管文教口的同志，再次强调工作组撤走后，学校处于无人管理的混乱状态，基层领导干部的人身安全已得不到保障。胡校长虽然预见到了，但是她已自身不保。

卞校长也预见到了致命的危险在迫近，家人劝她躲一躲，她认为自己作为校领导，不能离开岗位。8-5一早离家上班，她和老伴王晶垚握手告别。

3、8·5之后

校长之死，让刘进痛感到这样下去也许还会出大乱子，必须组织起来，应对新形势。由她牵头，8月8日宣告成立了“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简称“筹委会”），主任刘进，副主任有宋彬彬等十几个，各年级各班还有联络员，也包括反工作组的“主义兵”。2013年10月，女附中1967届初中生、法学教授李红云在网刊《记忆》102期发表的文章中，披露了女附中成立红卫兵的原始会议记录，证实红卫兵和筹委会在同一天宣告成立，进一步证实8月5日游斗校领导的活动并不是以红卫兵的组织形式发起。发起者、打人者后来都会是红卫兵，但8-5当天她们还没有这个身份。

1970年春，女附中为卞仲耘内部平反。1978年6月3日中共北京市西城区委做出了《关于卞仲耘同志的昭雪决定》。1979年，袁淑娥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以挟嫌报复罪逮捕。西城区检查院认为袁借文化大革命捏造事实、诽谤他人，已构成诽谤罪，但已过追诉时效，1981年3月14日发出“不起诉决定书”。1989年12月1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在答复一位全国人大代表所提建议时，认为“西城区人民检察院（80）西检审刑字第72号对袁某某不起诉的决定，应予维持。”因校长之死被捕的还有一位女三中68届高中学生，叫刘××，她初中在女附中就读，8-5那天因在现场施暴突出而被举报。刘××因此被“双开”，后来也因同样原因被释放，恢复党籍军籍。

刘进参加了1978年在八宝山举行的卞校长追悼会。1996年在胡志涛校长去世一周年的纪念会上，当面对王先生表示慰问，并合影留念。2006年4月，她带着鲜花和叶维丽、于羚去看望了王先生。2006年6月，刘进给梅老师写了道歉信，信中说“我向老师表示道歉，为了贴第一张大字报对老师造成的伤害表示道歉，为了40年前那一天没有保护好老师表示道歉！希望老师能够接受我的道歉！”刘进得到了梅老师的谅解，梅老师向她说出了8-5真相，并逐字逐句审校了她交由学校存档的文革初期调查报告。

最后，我想以胡志涛校长在《八五祭》里的一段话作为结束语，以此纪念敬爱的卞校长和胡校长：

她是在校园里出现的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混乱、大骚动中，被一群纯真、热情，又是她最心爱的学生用种种残忍的手段把她活活地折磨死的。这真是一次空前绝后的“尊师重教”的大倒退，这个历史教训应该永远牢牢记住。

 

让我们来道歉：老师，对不起 

昨天是星期日，公历1月12日，农历腊月十二日。天气很冷，可是85岁的老教师张静芬和老伴丁德泗起个大早，从昌平的西三旗坐车进城了。他们要去实验中学参加“老三届校友与老师见面会”，张静芬近日重感冒，要连续输液5天，今天必须停下，去参加这个会，因为是学生刘进电话里邀请她的，和老三届学生见面，是她盼望已久的。

张静芬老师，是到会女教师中最年长的。50年代初毕业于北大，一直在女附中教语文。

开会时间是上午十点。九点一过，校园里就陆续出现了白发苍苍的老者和双鬓染霜的年轻一些的妇女。她们是文革初期在校的老师和学生。会议的主要召集者刘进联系到了健在的、行动方便的老师20多位，他们悉数表示，一定参加。果然，他们都来了，一共25位。多年来，老师们之间也很少见面。

会场实验中学（前身师大女附中），1966年8月5日下午，高一3班少数干部子女发起游斗五位校领导，局面失控，少数激进者暴力殴打老师，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被殴打折磨致死，其他几位身心受到严重创伤。这就是成为文革初期具有标志性的“8-5事件”，多年来不但备受海内外瞩目，也成为文革研究者经常剖析的典型案例：一所著名女中、集聚了众多中共高级干部子女，师资、生源都是当年北京乃至全国最优质的北京师大女附中，却开创了文革之初的暴力先河。

这是集体的耻辱和心灵疮疤。没有谁可以忘记。

十年调查汇集成册。许多学者表示，女附中校友对文革初期事件的集体回忆、反思和剖析，再次成为典型案例

1968届高中生王友琴同学率先披露，因为游斗校领导是她所在的那个班少数干部子女发起的。1986年她在散文《女性的野蛮》中，对于发起理由和过程，有比较详细的描写，90年代以来，她一直从事文革研究，独立成派。随后，陆续有学生写文章回忆、追问8-5事件。

1966届高中生刘进、1966届初中生叶維丽从2002年开始从不同切入口调查8-5事件，宋彬彬2003年回国定居，也参与了调查。2008年这个调查进入系统取证和研究的过程，其中多名老三届校友加入。有120多名当年在校生和老师提供了自己的日记、笔记、证言和不同角度的回忆。同时，往届校友和文革在校生500人参与捐款，为卞校长塑像，陈列于实验中学会议室。

没有真相，就没有反思。没有反思，就没有道歉。道歉是铭记历史、寻求和解的开始。这个见面会，成为水到渠成的集体道歉活动。

刘进、宋彬彬作为文革初期工作组任命的学生代表会主席、副主席，先做了道歉发言，触景生情，她俩都是泪流满面，不断哽咽地说完了多年埋藏心中的话。（发言附后）1965届高中生高宁介绍了卞校长塑像的捐款、制作、安放过程，6年中两个参与策划和具体实施的校友刘蓓蓓和张育芷也先后病故。她说，这个过程很难，就要靠一些人推动，刘进、宋彬彬也是推动力。

1966届初中生、耶鲁大学历史学博士叶維丽介绍8-5事件的调查和研究，介绍参与这一工作的各位同学代表8-5事件受害者胡志涛校长的女儿、校友丁东红发言中指出，8-5事件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近现代史的事件，历史符号不幸落在我校，一定要留下真实的历史，以历史责任感为事件作证。都知道现在做这个工作是非常困难的，但如果不做，就会让真相淹没于历史中。作为一个历史事件，每个人当时都有自己的位置和活动，都会留下记忆。今天发言的同学都是很勇敢的，我也知道很多同学还没有胆量，你不敢面对历史，你的后代也要面对。反思不会增加仇恨和苦难，反思是为了和解。她还说，我母亲是这一事件的亲历者，作为子女，我们多次听到她的多次表达，她宽容、原谅了所有的同学，指名道姓地提到她们每一位，她说，她们都是孩子，从法定年龄上不能承担法律责任。我也同意，往长处放眼才有意义。

老教师王本忠、储瑞年、丁德泗、张春条、艾立川、金元、朱学西等都做了恳切、深刻的发言，他们说，刘进、宋彬彬的道歉令人感动，8-5事件许多人都是见证者，也有当场劝阻的老师学生，包括刘进、宋彬彬，她们根本没有能力阻止。今天同学们来道歉，其实老师同学从来不是两个对立面。有的老师说，当时自己年轻，也批斗过自己的老师，以至于多年不能面对。

老师们的体谅和宽容，感动了所有在场的学生。有的学生当场起立发言，说自己曾经带头批斗过班主任，一直难以说出一句对不起，老师如今年过九十，不能到会，我一定要在春节前去看望老师，当面说声对不起。有一学生说，当时自己很左，8-5现场看到宋彬彬劝阻打人的学生，还不理解，斗黑帮是革命行动！我远远不如宋彬彬。自己也批斗过班主任，借此机会表示道歉。

我的班主任、年过八旬的赵老师也来了，他说，你和叶維丽参与做的事情很好，很有意义。我说，当年班里也争论过要不要批斗您，大多数同学反对，所以没有伤害您。但是后来，我成了班里的批斗对象。

叶維丽、我们的班主任赵老师和博主李松文老师是8-5当晚送卞校长去邮电医院抢救的师生之一，没有介绍信医院拒绝抢救，李老师带头签名作保，还征得同意，写了六个学生的名字（包括刘进、宋彬彬），几十年后，网上说纸条上的7人就是杀人凶手，李老师再次站出来，写出当时签名作保抢救校长的经过，为厘清8-5事件表现出他的忠厚、善良和担当。

李松文老师和宋彬彬会议主持人、也是校长塑像发起人之一罗治最后汇报了继续要完成的工作，多位老师表示，需要他们做什么，一定责无旁贷。胡校长女儿丁东红也表示要加入我们的调查、反思行列。

年轻记者们今天，宋彬彬道歉的新闻已经不胫而走，网上有赞许也有批评。宋彬彬成为一个符号，看起来很偶然，其实或许就是她的命运。

文革渐行渐远，作为过来人，如果我们不说，不做，那么将给历史留下什么？一团乱麻、一片迷雾、或者一部演义？无论怎样，都只能留下良知。

                                                                       2014-01-13

 

附件1    

刘进的道歉

尊敬的各位老师、各位来宾、老三届的校友们：

首先，感谢各位老师和同学们，冒着严寒来到学校，参加这个聚会。感谢母校老领导的理解和大力支持，感谢现任领导为我们提供场地和方便，让我们终于实现了这个盼望已久的师生见面。

今天，在安放卞仲耘校长塑像的会议室里，回顾48年前发生的那场劫难，校园秩序大乱，师长被批斗，学生斗学生，黑白颠倒的行为却被奉为革命，直至发生了卞校长被殴打折磨致死，其他校领导身心受到严重创伤的残酷事实！我的内心充满懊悔和痛苦。是卞校长的死，让我猛然惊醒，我多次问自己，这就是革命吗？革命的目的是什么？

我感到非常对不起卞校长，对不起胡校长、刘校长、梅主任、汪主任，对不起受到伤害的老师、同学们。这种负疚感，让我不能把所有问题都归结到上面，归结到运动中的身不由己，或者归结到教育路线，我应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那部分责任。因为，是我领头在学校贴的第一张大字报，导致校园秩序大乱；是我，作为工作组期间任命的学生代表会主席，在工作组撤走以后，没有有效地阻止8月5日高一某班发起游斗校领导过程中学生发生的暴力，而造成卞校长不幸遇难。

我要借此机会，向老师们表示道歉，为了贴第一张大字报对老师们造成的伤害而道歉。我要向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梅树民、汪玉冰等校领导和他们的家人表示道歉，为了40多年前的那一天没有保护好他们而道歉！我也要向校友们表示道歉，为我当时的偏激思想和行为对你们造成的影响和伤害而道歉。最后，我也要向我的同班同学宋彬彬道歉，是我让你和我一起贴大字报，8-18是我作为总领队派你带领同学上天安门城楼，而影响了你的人生。

我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老师、同学们，是你们打破禁忌、提供了母校文革初期的真实情况，是你们刻骨铭心的自身经历，帮助我在调查和厘清文革初期的混乱局面中，接近和寻找到真相。我感谢许多出身平民家庭的同学，你们文革前受压抑，文革中受打击，你们的遭遇和感受，使我对阶级斗争教育的危害有了更多更具体的了解，帮助我打开视野、换位思考，在反思文革，观照自己时，有了更大的勇气和持久的动力。

在对母校文革初期的事件进行调查的过程中，我有以下几点粗浅的认识：

1、文革和历次运动不同之处是首先发动学生，我们中学生是被利用来开路的。尤其是党报舆论把革命与暴力等同起来时，大多数人都失去了分析能力和判断能力，以为采取更激进的方式，才能证明自己最革命。

2、卞校长死于校园里的暴力，而少数施暴学生基本上是干部子弟。为什么文革初期以干部子弟为首的所谓“红五类”成了暴力活动的主力军？因为当时的教育告诉你，你是革命事业的当然接班人，因此，当革命事业出现危机的时候，你要像父辈那样责无旁贷地站出来捍卫。这种由“血统论”带来的接班人意识与领袖崇拜造成的盲从意识，必然会引发无法无天的暴力行为。

3、阶级斗争教育强化了血统论和等级观念，将学生无形地分成三六九等，造成了学生的分化，埋下了仇恨的种子，最终导致了学生斗学生、学生打老师，无视生命，侵犯人权。这种流毒延续到了今天。

4、八五悲剧是政策和运动高于宪法的悲剧。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任何个人或团体都不得超越，生命才有保障，人民才有安康，国家才有安定。

我认识到，直面历史、追溯真相、反思文革，不是为了制造新的仇恨，而是要唤醒良知，尊重生命，保障法制，促进和解。这样的社会才会有尊重、宽容、互助和大爱，才能使侵犯人权、践踏生命的悲剧失去滋生的土壤。

最后我想说，我爱我的母校，爱我的老师，我爱我的同窗校友，感谢你们给我这个道歉的机会。

谢谢大家！

 

附件2

宋彬彬的道歉

今天我特别激动，很早就盼望有这样一个见面会了，但没想到会这么快。我还不到70岁，在座的老师都比我年长，许多老师年高体弱，如朱学西老师都近90高龄了，还冒着严寒来参加会议，我非常感动。谢谢老师们，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和老师同学们见面，谢谢你们能听我在四十多年后说的一些心里话。

女附中的文革，是从1966年6月2日我参与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开始的，大字报不仅破坏了学校的正常秩序，更波及并伤害了许多老师。所以，我首先要向当时在校的所有老师和同学们道歉。

我是工作组进校后任命的学生代表会负责人之一，在工作组撤走一周后，校园里发生了暴力致死卞校长的8-5事件。我和刘进曾两次去大操场和后院阻止，看到围观的同学散了，以为不会有事了，自己也走了。因此，我对卞校长的不幸遇难是有责任的。当时我想的更多的是工作组犯了错误，我们也跟着犯了错误，担心别人指责自己“反对斗黑帮”，所以没有也不可能强势去阻止对卞校长和校领导们的武斗。二是我们欠缺基本的宪法常识和法律意识，不知道公民享有被宪法保护的权利，人身自由不可侵犯。对人权、生命的集体漠视，酿成了卞校长遇难的悲剧。

请允许我在此表达对卞校长的永久悼念和歉意，为没有保护好胡志涛、刘致平、梅树民、汪玉冰等校领导，向他们的家人表示深深的歉意,这是我终生的伤痛和懊悔。

文革是一场大灾难，对此我也有切肤之痛。1966年8月18日，我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主席献了红袖章。毛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啊？”我说叫宋彬彬。“是文质彬彬的彬吗？”我说：“是。”毛又说：“要武嘛。”事后光明日报记者来学校采访，要我写文章，我说就那几句话，没什么可写的，当时还有别的同学在场。

没想到，1966年8月20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署名宋要武，括弧宋彬彬。8月21日《人民日报》转载此文，立即家喻户晓。短短几天内，暴力横扫全国，不但造成无数的家破人亡、生灵涂炭，还带来了国家精神、文化、经济上的惨重损失。而真实的历史是我从来没有改名叫宋要武，我们学校也从来没有改名叫“红色要武中学”。

40多年来，有两个不同的宋彬彬：一个是老师同学们认识、了解的宋彬彬，另一个是成为文革暴力符号的“宋要武”。我想借此机会，在了解我的老师们面前再说一句，我在文革初期没有组织、参与过任何暴力活动，包括抄家、打人、故意伤害老师和同学。

我是2003年回国的。回来后，参与了刘进、叶維丽等对学校文革初期事件的调查。在这十年中，见到和拜访过梅树民老师、刘秀莹老师、李松文老师，我的班主任赵克义老师和多位文革时在校的老师和同学们。这个过程促进了我对文革的反思。

我们曾在不同场合对老师和校领导表达了道歉，而老师们的宽容体谅又让我深深受到教育。譬如在反右和文革中都深受迫害的朱学西老师，曾对我们说：“宋彬彬因宋要武受害，她没有做这些事情，就不要有什么负担，否则我们一辈子受害，你们一辈子也受害了。”李松文老师在8-5当晚，为了让医院尽快抢救卞校长，带头签名作保，四十多年后，为了澄清事实，再次作证。刘秀莹、梅树民二位老师对我们既有严厉的批评，也有真心的爱护，对于我们的调查文章逐字逐句审核批改，这份关爱一直持续到他们生命的尽头。如果他们能参加这个见面会，该会有多高兴啊。我希望九泉之下的老师，也能听到我们真心的道歉和感谢。

我是1960年考进女附中的，从少年到青年，我人生中最关键的六年是在女附中度过的，老师和母校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这六年中，老师们循循善诱的教导，树立了我做人的基本品格和道德底线。文革之后，母校坚守原则证明了我的清白，老师们更是鼓励我要实事求是，正直坦荡地度过晚年。反思我的一生，虽然坎坷曲折，有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我可以负责任的告慰老师告慰母校：我没有辜负你们的教导，一生都恪守“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的原则。

今天，我能面对当年的老师和他们的家人说出多年来我一直想说而又没有说的话，是因为我觉得，我个人受到的委屈、痛苦都算不了什么，重要的是，一个国家走向怎样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如果忘记了过去的悲剧，忘记了过去的错误，悲剧还可能重演，错误还可能再犯。没有真相就没有反思。同样，没有反思也难以接近真相。我希望所有在文革中做过错事、伤害过老师同学的人，都能直面自己、反思文革、求得原谅、达成和解，我相信这是大家的愿望。

我要再次说声，对不起！

再次说声，谢谢老师们，谢谢母校！

 

冯敬兰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