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只有宋彬彬们道歉不够

作者:徐友渔

来源：腾讯文化

编者按：据《新京报》1月13日报道，开国上将之女宋彬彬12日与30多名老师、家属举行见面会，他们中的一些人向文革中受到伤害的校领导、师生道歉。宋彬彬在道歉发言中说“我对卞校长的不幸遇难是有责任的……担心别人指责自己‘反对斗黑帮’，没有也不可能强势去阻止对卞校长和校领导们的武装。”就此，腾讯文化特约文革历史研究专家徐友渔教授撰稿，以下为全文：

宋彬彬在表示道歉和感谢的见面会上第一句话是“没想到会这么快”，这很奇怪。在我看来，公开的道歉和说明实在是来得太晚了，应该早很多，很多，事情已经过去快半个世纪，她本人年近70，有的受害老师快90岁了。正因为太晚，才使一些不确实的说法长期流传而得不到纠正，才有那么多误解和不必要的争论。

宋彬彬说的话有两个方面，一是道歉，二是辩解，而且真正的重心落在澄清和辩解。可能有人会对她道歉的真诚性表示怀疑，从而不接受或责难她的道歉行为。我认为，揣测动机没有必要，没有意义，我更想强调，道歉时可以做出说明和辩解，因为我们的一切评论和判断都必须基于事实。宋彬彬尤其有权利、有必要对过去发生的事作出说明，还原历史真相，因为关于她本人，关于她和卞仲耘之死事件有许多传言是不确实的。如果一个法庭不允许被告申辩，那这个法庭一定不是公正的，它作出的判决经不起历史的检验。

长期以来，关于宋彬彬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有许多传言，有的骇人听闻但没有根据。比如，有的说她亲自参加了殴打卞仲耘致死的暴力事件，还有的说她亲手打死了好几个人。我在自己研究文革和红卫兵运动的著作《形形色色的造反》中引用过这种材料，这种误信、误传不实信息的做法可能扩大对于当事人的伤害，我在此向宋彬彬女士道歉，保证再谈此事时不再重复不实之词，并作必要的澄清。

根据宋彬彬的这次发言，以及以前发布的材料，我想可以肯定的是，宋彬彬不属于对卞仲耘殴打致死的凶手，她也没有在其他场合亲手打死人，长期流传的类似不实说法应该得到澄清和纠正，基于这些传言对宋彬彬的批评应该停止。至于她在卞仲耘之死事件中的责任，她的名字改为“宋要武”所产生的恶果，还有她对自己责任的认识和评价，那当然还可以争论，也一定会有争论。但是，一切争论，一切不同的看法，都必须基于事实。

我记得，几年前当我读了刘进关于打死卞仲耘的8·5事件的材料和其他有关材料之后，我马上就作出判断：说宋彬彬直接参与打死卞仲耘的事件是不符合事实的。我还写了一些文字，对于以前传布不实说法表示纠正和歉意，并同意办网站的朋友发表。以我的经验，不论传言多么久远和广泛，不论人们的偏见有多么深，事实本身还是最有力量的。我为这种澄清来得太晚遗憾，我相信，如果调查材料及早公布，哪怕会被一些人认为是一面之词，会引起争议，但至少也有一些像我这样的人，会深思、比较，采信正确的说法。

我希望，所有研究和叙述文革的学者、作者，一切有关问题的写作者，都重视宋彬彬本人和刘进等人的澄清与说明，如果有过对于北京师大女附中8·5事件不符合事实或不准确的描述，都要立即更正。我坚信，这种更正并不影响我们对于文革的批判，对于文革真正责任者的追究，但对于宋彬彬本人，却影响巨大，不管你对她抱有好感还是恶感，即使你不想对她本人的处境和声誉负责，你也必须对事实真相负责，对历史负责。事实是最坚硬、最有生命力的存在，一个人，哪怕被很多人不喜欢，他说出的事实仍然是事实；一个说法，哪怕它充满道义感，本意是要替被侮辱与被损害者说话，如果不符合事实，仍然没有说服力。正义感不能代替事实或弥补事实方面的缺陷，反而会因为与事实不合（或不完全相合）而受到损害。

另一方面，我不愿意看到，这次宋彬彬等人对于事实的说明和澄清演变为对于以前控诉和批判文革中暴力与迫害的质疑或否定。我们不能得出结论说，以前的指控是建立在歪曲事实和谣言的基础上，有关研究者的指控是出于对于宋彬彬的个人成见。如果说宋彬彬曾遭到污名化的委屈，那么事情起源于把“要武”这个恶名强加于她的文革发动者。“要武”与全国性的武斗和暴力事件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除了号召“要武”，文革发动者还命令军队把武器发给一派群众组织，以剿灭另一派，还说什么中国“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顶着“宋要武”名字的宋彬彬当然与全国性的武斗没有关系，但既然领袖把这个名字赐予她，也就使她摆脱不掉地成为武斗的象征和符号，要怪只能怪把这强加给她的个人和体制，而不能怪群众。如果宋彬彬不敢或不愿正视、谴责最高领袖对她的污名化与伤害，把怨气集中撒在致力于揭露和批判文革暴力的人身上，那么她的说明就难于奏效，还会激起反感，维持和加深对于她的已有误解，这对她本人和中国人实事求是地评价文革都没有好处。

宋彬彬终于公开道歉了，这是一个迟来的道歉。她的道歉引起了关注和议论，但人们在听到这个消息时最快、最本能的反应是：谁最应该道歉，谁是最有责任道歉的主体？显然，这不应该只是单独的、普通的个人，不管他们在文革中怎样做错事或作恶。至今为止，道歉者都是响应号召、卷入文革的普通人，那么，对于发动文革应该承担责任的个人或团体呢？要知道，文革是在隆重的会议之后，根据会议的正式决议进行的。在上世纪80年代初，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曾经有过对于文革的否定性评价和分析，但这与道歉是两回事。

我们知道一任又一任德国领导人是如何为二战道歉的，我们更知道，我们是如何要求日本领导人对中国道歉的，那么我们自然要问，仅有陈小鲁、宋彬彬等人的道歉，够吗？

 

附：《新京报》文章

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向文革受害老师同学道歉

宋彬彬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曾被人称为“宋要武”。对于“宋要武”的由来，宋回忆称，1966年8月18日，她在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戴了红袖章。毛主席得知她叫宋彬彬后说了句“要武嘛”。事后有媒体采访了她，并发表了署名“宋要武（宋彬彬）”的《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一文。宋彬彬说，文章非自己所写，她也未改名“宋要武”。

昨日，宋彬彬在见面会上。新京报记者韩萌摄新京报讯（记者朱柳笛张寒）昨日，北师大女附中（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前身）“老三届”的20多名学生与30多名老师、家属举行见面会。他们中的一些人向文革中受到伤害的校领导、师生道歉。

这些经历过文革的学生，会上，有的对文革中身为学生运动领头人深怀歉意，有的为副校长卞仲耘被部分学生殴打致死时的“不作为”懊悔痛苦，有的因批斗过老师而渴望当面道歉。

在道歉的学生中，66届的刘进和宋彬彬最被人熟知。前者是女附中“文革工作组时期师生代表会”主席。后者则是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曾因登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献红袖章，被人称作“宋要武”。

“为贴第一张大字报伤害老师道歉”昨日，不到10点，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一间狭小的会议室挤满了50多人，除学生外还有20多名老师。

会议室的一角，放置了卞仲耘的半身塑像，她两手交叠在一起，表情和善温柔。塑像是女附中校友于2007年倡议，由500位师生捐款建成，于2011年安放在此的。校友们希望能以此表达对卞校长的纪念。

1966年的8月5日，时任北师大女附中校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在部分学生发起的游斗中，被殴打折磨致死，是文革中北京首名蒙难的教育工作者。昨日，女附中几位“老三届”学生给卞校长雕塑鞠躬默哀。

刘进第一个发言。“48年前发生的劫难，卞校长被殴打折磨致死，其他校领导身心受到严重创伤，我的内心充满懊悔痛苦。”话音未落，刘进哽咽，摘下眼镜擦拭泪水。

她的情绪有点激动，大声说：“我要向老师们道歉，为了贴第一张大字报对老师造成的伤害道歉，为了40多年前那一天没有保护好他们而道歉，为我当时的偏激思想和行为对校友们造成的影响和伤害道歉。”刘进的最后一个道歉对象，是同班同学宋彬彬，“是我让你和我一起贴大字报，是我作为总领队派你带领同学们上天安门城楼，而影响了你的人生。”在见面会上，宋彬彬也数度落泪。她做了约1500字、题为《我的道歉和感谢》的发言。宋彬彬首先向当年在校的所有老师同学道歉。她称卞校长被“暴力致死”前，自己和刘进曾两次阻止，看到同学散了，以为不会有事了，就走了。“我对卞校长的不幸遇难是有责任的……担心别人指责自己‘反对斗黑帮’，没有也不可能强势去阻止对卞校长和校领导们的武装。”宋彬彬还表示：“请允许我表达对卞校长的永久悼念和歉意，没有保护好校领导，是终生的伤痛和懊悔。”女附中曾参与批斗校领导和老师的几个同学也临时发言，说自己做过很多错事。

“如果我曾批斗过的高老师今天来的话，我也会当面道歉，她90多岁了，再不道歉，真来不及了。”66届王思梅说。

“母亲生前说学生都是好孩子”这一天到场的女附中老师，有的也发言表达了对道歉学生的宽容和理解。当年的教师储瑞年认为，情况超出了学生处置的能力，他为学生的诚恳道歉感动，理解她们做过的事情。

女附中文革时期的校长胡志涛的女儿丁东红也来到了见面会。在1966年的8月，校长胡志涛同样被学生批斗。胡志涛在挨打时，仍然在记挂其他老师的安危。

丁东红说，母亲经常提起那些批斗她的学生，有的不止一次点名道姓，说这些学生都是好孩子。在丁东红的记忆里，母亲是一个讲原则的人，很多问题宁死不弯。唯独这个问题，特别宽容。

这一次，可以说陈小鲁的道歉是一个催化剂，我们也看到社会上对他的道歉很认可。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时机，我们希望让更多的人知道真相。——北师大女附中文革工作组时期的“师生代表会”主席、“革委会”副主任刘进■对话宋彬彬：再不道歉就没机会了“最感动老师的宽容”新京报：来参加这次道歉会，首先想说些什么？

宋彬彬：北师大女附中的文革，是从1966年6月2日我参与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开始的，大字报不仅破坏了学校的正常秩序，更波及并伤害了许多老师。所以，我首先要向当时在校的所有老师和同学们道歉。

新京报：前一天晚上想的最多的呢？

宋彬彬：我想的终于有一个机会跟老师道歉了。对这个机会我盼了很久。我们都这么大岁数了，今天你们也看到了，老师很多都80多90多了，再不道歉，就没有机会了。我希望我们的道歉老师都能看到。有的老师已经走了，我不想留下更多的遗憾。

新京报：怎么想到道歉的？

宋彬彬：从我个人来说，2003年回国，和几个同学一起参与了对学校文革初期及八五事件的调查。在和大家不断交流中不断受到教育。我希望有一天有个机会，向老师表达歉意，也促进大家对文革进行反思。

新京报：道歉后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宋彬彬：最感动的就是老师们的宽容，尤其是听到胡校长的女儿说，胡校长生前多次说过，女附中的学生都是好孩子。我非常非常感动。

新京报：你希望这次道歉达到怎样一个效果？

宋彬彬：引起大家的反思，只有真正的反思才能走得更远。

“40多年两个宋彬彬”新京报：你在道歉信里说，40多年了，一直有两个宋彬彬？

宋彬彬：40多年来，有两个不同的宋彬彬。一个是老师、同学们认识、了解的宋彬彬，另一个是成为文革暴力符号的“宋要武”。

新京报：你有没有改名叫“宋要武”？

宋彬彬：从来没有。8月18号之后，有很多人写信给宋要武收。很多很多信，我从来没有拆过，因为我不承认宋要武是我。

新京报：你说“宋要武”成为文革的一个符号。你怎么看待这种符号化？

宋彬彬：这么多年，作为一个符号，我经历很多，我有很大的心理压力。而且在很多语境下没有办法去澄清这个事情。

但我也会想，其实文革时，“右派”也是符号，老师们未必不是符号，他们被当做黑帮被打骂、被侮辱，而他们因为这个符号，有的生命都消失了。这样想，我个人的委屈也就不算什么了。

所以我想如果不从根源上认识，这样的事情还会发生，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是对整个文革的思维和基因进行认识。

“没准备好不会站出来”新京报：有人将卞校长的死和你联系在一起。你之前写文章，也引来很多质疑。想没想过这次道歉可能会有更多质疑？

宋彬彬：如果没做好准备，我就不会站出来了。

新京报：可能有人会说你的道歉只是对自己的洗刷。你们也说过，有人称你们“假道歉，真反扑”。

宋彬彬：无论我走到哪里，身边只要认识我的人，都对我特别好，无一例外，特别保护我，给了我一个保护壳。这是我走到现在的原因。

新京报：这是一次个人的道歉，还是一个群体的代表去道歉？

宋彬彬：其实我们这次站出来的是一个群体。八五事件作为文革中的标志性事件，必须反思。没有反思也难以接近真相。我希望所有在文革中做过错事、伤害过老师、同学的人，都能直面自己、反思文革、求得原谅、达成和解，我相信这是大家的愿望。

 

开导宋彬彬

作者：开禾

来源：共识网

冯敬兰按：在共识网上偶然读到这篇文章，不知作者何人，只为这些文字感动。宋彬彬是一个老实善良的人，是面对伤害逆来顺受的人。换成别人，绝不会像她今天这样，无论说什么，无论怎样做，都是罪过，都被讨伐。人们喜欢看她引颈被斩，然后站在她的血泊中起哄架秧子，拍手叫好。这些人中，有她的朋友，也有她朋友的敌人。只是没有她的敌人，原本她就没有敌人。

宋彬彬，你好！从年初的“道歉事件”以来，我读了网络上很多很多文章和报导，现在想对你说几句话（题目有抄袭嫌疑，见谅）。

1.当别人说你的道歉是为自己辩护（所谓辩护式道歉）时，我劝你挺直了身板对自己说一句:我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利。

犯罪嫌疑人也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就算是法院已经判决了的罪犯，他也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宋彬彬怎么就没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利？为自己辩护就是维护自己的尊严权，这是人权的组成部分，是不可让渡也是不可剥夺的。胡适说，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某些天天把普世价值挂在嘴边的人，他们可以不把你的人格尊严和名誉清白当成一回事，但是你自己一定当成一回事。

我并不反对有人批评你，你也不妨思考你为自己辩护的方式，比如这样的道歉是否会产生其他作用，比如他人为什么不予理解，等等，以为今后之鉴。

2.当有人依然在公开场合比如课堂，学术会议或纸质出版物上称你“杀过人”，“操纵”当年导致校长死难的批斗会甚至亲自参与殴打老师校长等等不实的话语时，你也不妨公开发表声明，请他们提出证据，没有证据就请停止造谣传谣并公开道歉，同时你保留诉诸法律的权利。某些知识分子们天天呼唤法治，所以请他们在具体问题上也表现一点法治精神。

3.当有人回避在场者对历史事件的陈述，自己不提，别人告诉他也假装没看见，执意用奇奇怪怪的逻辑推理——比如声称已经“逐渐捋清了卞案、即八五事件的真相”，很专制地排除在场者对真相的陈述，而把不在场者奉为对事件真相的“诠释权威”，可是“权威”本人都说宋彬彬没有参与打人，这个他不知道或者假装不知道？又比如用模糊的时间概念“8.18之前”来推断确定的时间“8.5”那天宋彬彬就是红卫兵负责人，这样弯弯绕的推理，教人如何不糊涂？

当他们用这类方式把“8.5事件”乃至文革中暴力行为的责任都加诸到你头上时，请你不要像他们那样纠结。

他们表面上是揪住你宋彬彬不放，实际上是揪住自己脖子上的奖牌不放，因为他们得到了很多“著名XX”之奖，所以他们不能承认自己有错，承认自己有错等于要把奖牌拿掉一块。有一个幼儿童话里说，青蛙把自己得到的每一块游泳奖章都挂在脖子上，当它挂着17快奖章去游泳时，不幸沉到水底……

4.当有人用道德大棒来批判你时，千万不要接招。

我们的舆论中向来不缺道德，文革中的两派之争大抵都是道德战，口水仗打到穷极时就去找后台或者干脆武斗，当年浙江大学两派为谁是革命派吵得不亦乐乎武斗一触即发，“伟大领袖”一纸最新指示：“两派都是革命群众”，不打了。

道德大战没有是非，赢家的战术不过是抢占道德高地，居高临下一枪置对方于死地。

比如某著名学者为了对“道歉”发表负面评价，先把宋彬彬定性为“文革标杆人物”，然后认定宋彬彬对卞校长之死有直接责任，继而开始批判；这种先定性后鞑伐的手法在文革中实在不是新鲜事；又比如有某人文学会的官员声称宋彬彬不是个道德高尚的人所以道歉也是虚伪的，理由是其父宋任穷很顽固。宋彬彬是不是道德高尚我还真不知道，宋任穷如何顽固了我也不甚了了，用这种血统论的翻版来断定对方的道德好坏进而加以批判，这样的推理方式，令我对他本人的子女后代能否有高尚的道德品质感到担忧。

有关“8.5”事件的陈述，在网络，在杂志，在报章都有发表，迄今为止我还没有看见另一种版本的陈述——注意我说的是陈述不是推理，如果历史事实不是如陈述者所说，应该有另外的版本，但是，很遗憾，没有，至少我没有看到。那么，某些学者文人以知识分子自居者，先定性后批判也好，挥舞道德大棒也好，总得先看看有关真相的陈述吧？如果他看了却假装没看见，那还真是没有办法了，用眼下很流行的一句话说：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在我们民族的漫长历史中，人权始终缺位。过去革命者宣扬为革命牺牲，现在有些人要求宋彬彬承担对未曾做过的事——殴打校长老师，未能预想到的结果——校长的死难（乃至扩大到文革初期全国的暴力）承担历史责任，这也是一种牺牲！他们也许认为，为了揭露和批判文化大革命的罪恶，为了彻底否定文革，牺牲一个人的名誉清白和人格尊严不算什么，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是真的不懂还是假装不懂：

侵犯一个人的权益就是侵犯所有人的权益，丧钟将为所有的人而鸣。

 

道歉是推动反思的契机——答凤凰历史记者问

作者：丁东

来源：凤凰网

凤凰历史：近期陈小鲁、宋彬彬公开为他们在文革中的行为道歉，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但是我们知道在许爱晶编著的《清华蒯大富》这本书中，曾经多次提到韩爱晶为文革中打彭德怀耳光的行为做出了检讨和反省。而蒯大富本人也在口述史中，多次为自己当年领导武斗表示深深的歉意和反思。虽然《清华蒯大富》在2011年就已经出版，蒯大富其他的口述史也早已出版，但是为什么社会上却很少有人知道韩爱晶的检讨和反省？

丁东：个人回忆文革中的行为，反思、道歉的事情一直都有，并不是从陈小鲁才开始的。为什么陈小鲁特别引起关注呢？因为陈小鲁不仅仅是个人表达，而是代表八中老三届校友会群体，在一个郑重的场合向当年受过伤害的老教师们道歉。这与个人发表文章反思和忏悔，是不一样的。

宋彬彬公开道歉，受到陈小鲁和八中校友会的启发，陈小鲁直接促进了这件事。师大女附中和八中是近邻，陈小鲁也认识宋彬彬。师大女附中发生打死卞仲耘的事，让老三届学生很纠结，几年前她们通过校友募捐，给卞仲耘塑像，想促成反思与和解，但影响仅在本校和校友范围之内。这次她们看到陈小鲁道歉反响很大，想把本校的事情推动一下，做得和八中差不多。

你谈到韩爱晶，他写的书我看过，也写了书评。他在书中谈到当年打彭德怀一耳光是错误的，但道歉不是那本书的重点。那本书以讲述蒯大富的文革经历为主线，兼谈他经历过的文革和对文革的认识。他对文革有自己的一套看法。

文革过去四五十年了，人们对文革的看法多种多样，总的来说，对文革大体上有三种不同的态度：第一种是坚持毛泽东对文革的基本判断，肯定文革；第二种是坚持邓小平的判断，否定文革。其基调是：文革是领导者犯错误、被反革命集团利用造成的一场动乱。罪恶之源主要是林彪和四人帮，坏事是造反派做的，老干部是受迫害的。否定文革宜粗不宜细。他们在八十年代通过“两案”审判，清理三种人等组织手段，清除了文革既得利益者。第三种是主张以独立的精神研究文革。我也否定文革，但我否定的方式和一些老人有所不同。他们既要否定文革，又要对毛泽东有所保护，这就产生了矛盾。因为发动文革的第一动力，不是林彪、江青，也不是韩爱晶、蒯大富，而是毛泽东。毛泽东不发动，就没有文革。我作为研究历史的学者，首先要尊重事实。我主张实证研究，不回避一切真相，尽量恢复真相，而不是以某个领导人的说法或某个集团的利益为研究导向。比如，我想正视刘少奇、邓小平文革初期的心理状态和施政方式。毛泽东发动文革时，他们也预感到可能对自己不利，但他们并没有保护受到冲击的基层干部和知识分子，而是想把运动的对象控制在一定范围，自己就过关了。好多高级干部当时都是这样的心态和做法。

最近一二十年，一些研究文革的独立学者，一些文革的当事人，既摆脱毛泽东肯定文革的基调，也超越邓小平宜粗不宜细的框架，力图真实地还原文革的历史面貌。反思文革，总要有一个价值准绳。我主张以普世价值为准绳，以人权、法治为准绳。拿这个标准作尺度，重新检讨文革中的一切人和事，反思文革的前因后果。

目前中国，价值多元、思想分化，我尊重韩爱晶的表达权利，他可以持有自己的一套看法。作为研究历史的学者，我重视韩爱晶等当事人的个人记忆，他的文字披露了很多重要的史料，有些是他独特的经历，他不说，别人可能不知道，历史细节就被淹没了。所以他写的书，我比较重视。但韩爱晶对文革的看法，对现实的看法，和我不同。他在相当程度上还是固守毛泽东的文革观，现在还是崇尚巴黎公社，拿巴黎公社的原则来衡量中国的现实。我认为巴黎公社已经过去100多年了，人类探索政治文明已经积累了更好的经验，巴黎公社不是为当代中国治病的药方。

凤凰历史：韩爱晶在书中曾经提到：“对文化革命的阴暗面，对文化革命的失败，我自己就负有严重责任！但我不是反革命！”对于韩爱晶认为判他是反革命并不公平，您怎么看？

丁东：八十年代清理了“三种人”，对大学生文革中的表现记录在案，“整党”的时候也要审查党员在文革中的表现。孔丹和董志雄给陈云写了一封信，说有的地方和单位竟把“老红卫兵”在“破四旧”中发生的问题当作“三种人”问题来清查；还有的人仅仅因为担任过“老红卫兵”组织的负责职务或参加过“西纠”、“联动”这类在“老红卫兵”中名声比较大的组织，就被视为“文革”中有严重问题，而影响到对他们的使用和提拔。陈云批示：孔丹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有关部门应当研究。这些红卫兵不属于“三种人”，其中好的还应是第三梯队的选拔对象。老红卫兵当时就解脱了。而文革其他阶段的积极参与者，则品尝了苦果。

比如有一位老三届中学生翁永曦，1980年曾参与改革建言，提出了重要的意见，被中央采纳，称为“四君子”之一。他原来是《农民日报》记者，机构改革后当了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是“老三届”里第一个进入副部级的人。有人向邓小平、陈云告状，说他是造反派。结果一撸到底，万里想让他在安徽当县委书记都不行。

当时对造反派采取了严厉的政治手段。能力再强、群众评价再好都没有用，一定要拿下。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比如四川的蔡文彬，山西的李辅都是如此。韩爱晶是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的五大领袖之一，知名度就更高了。对他判处有期徒刑15年，实际上出于当政者的政治需要，和以法律为依据，以事实为准绳不是一回事。

凤凰历史：那您觉得像韩爱晶他们这样也受到不公平对待的造反派，还有没有必要公开地道歉？

丁东：我觉得，凡是受到过不公正对待和伤害的人，都应该得到道歉和补偿。韩爱晶打了彭德怀，当然对不起彭德怀，应该道歉。但是也要考虑，他被判十五年，当局对得起他吗？文化革命伤害了很多人，谁应该负第一责任？该负第一责任的人被供起来，让下面的追随者承担后果，这公平吗？

韩爱晶为什么不服气？他和后来的掌权者也有对比。他23岁就当了北京航空学院革命委员会主任。北航在文革中并没有分成两派，韩爱晶当时威信挺高的。当时打下了美国的无人驾驶飞机，国家需要仿制发动机，别的科研单位承担不了，韩爱晶主政期间，学院成立三结合小组，完成了这个项目。韩爱晶在大学当了两年一把手，身份还是学生，仍然靠父亲每月给30块钱维持生活，没挣公家一分钱。河南兰考代表团来北航交流，他都不敢陪人家吃饭。他说：我是学生，要是陪人家吃席，就搞特殊化了。他让革委会里的老干部去陪客吃饭，自己到学生食堂排队买饭。他自己信奉巴黎公社原则，确实是真诚的。

当时中国，经历了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许多人既伤害过别人，又受过别人伤害。过来人应当还原到具体环境中，弄清楚在什么问题上受了伤害，在什么问题上、什么程度上伤害了别人？对于伤害别人的事，应该道歉，但是只能承担他应当承担的那部分责任。

宋彬彬道歉后，有人觉得宋彬彬的道歉不符合他的预想，发出了激烈的质疑，引起了新一轮争议。我觉得，宋彬彬能走出这一步，应当支持。

刘进、宋彬彬、马德秀三人在66年6月2号贴出师大女附中的第一张大字报，现在已经没有底稿了。没有证据表明这张大字报有诬陷或致人死地的内容。据她们回忆，就是给校领导提意见，说外界革命形势轰轰烈烈，学校却是死水一潭。催促学校运动的运动跟上形势。当时师大女附中只有她们几人是学生中的党员，她们想带头响应中央的号召，当天受到学校党支部的批评。第二天胡启立支持了她们，接着工作组进校，她们成了工作组依靠的对象，原来的校领导就靠边站了。刘进、宋彬彬现在为当时贴大字报道歉，是一种反思文革的实际行动。

在8月5号卞仲耘被打死这件事情上，她愿意承担自己应承担的责任，就是劝阻不力，制止不了。这符合当时她们的身份和实际情况。7月下旬，毛泽东决定工作组撤出。刘进和宋彬彬作为学生代表会的负责人，实际上并没有多少权威。因为工作组支持过她们，工作组已经被否定了，她们说话也不灵了。她们当时未必认为校领导是好干部，但是不赞成对校领导实行武斗。她们劝阻了，但是说话不算数。后来卞仲耘被打得不行了，送到医院，医院不愿意抢救，宋彬彬也参与了交涉，直到晚上8点55卞仲耘去世。她那天的情况，师大女附中的师生有回忆。综合来自各方面的回忆，我认为，让宋彬彬对卞仲耘之死负主要责任，是不客观的。

打死卞仲耘的是不是红卫兵呢？据我了解的情况，师大女附中虽然在七月底八月初成立了红卫兵组织，但很边缘。8月5号打人的不是这个组织的成员。参与暴力的女生，不论是高一的，还是初中的，她们当时还没有红卫兵身份。但是那几天形势变化特别快，8月5号没参加红卫兵组织的学生，可能几天后就参加红卫兵了。至于有人提出，清理这段历史的时候，该不该对当事人指名道姓，就是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了。

818宋彬彬在天安门上给毛泽东戴红卫兵袖章，毛泽东问她的姓名，引出了“要武”的说法，这话由党报传播出去，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宋彬彬今天能够反思到“要武嘛”这句话“激发了疯狂”，“造成了生灵涂炭”，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她的反思是不是应当更加深入，这是一个可以交流、切磋的问题。

还有人认为，这一次师大女附中的道歉活动，背后有官方操纵。这种猜测与真相可谓南辕北辙。官方不但没有操纵道歉活动，反而让主动报道道歉活动的媒体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我研究文革已经20年了。20年来，我深知研究文革需要承受多大的压力。民间为了恢复真相、保持记忆、穿越遮蔽，点滴努力都非常艰辛，官方从不鼓励。

凤凰历史：有人说陈小鲁、宋彬彬公开道歉是为了出风头，您怎么看？

丁东：社会上有一种意见，说老红卫兵什么便宜都要占到。我认为，无论是陈小鲁还是宋彬彬，他们的初衷不是这样。老三届已是60多岁的人，老三届的老师最年轻的将近80了岁，有的已经90多岁，当时的校长基本上都去世了。现在再不道歉，达成师生和解，就会留下不可弥补的遗憾。

这次推动师大女附中道歉活动的老三届校友，以及一直主张还原历史、澄清真相的人，相当大一部分并非高干子弟，不是红二代。比如冯敬兰做了很多工作，她当年属于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顾湲是顾颉刚的女儿，当时也是受压抑的学生。她们觉得自己是历史的亲历者，了解情况，就应当澄清真相。同时推动宋彬彬进行实事求是的反思。是你的责任要道歉，不是你的责任也应当澄清。不同家庭出身的校友，共同反思历史，推动和解，难道不是一件好事么？
宋彬彬过去觉得很委屈。我觉得有两个原因：一是此前流传一些说法，让人感觉宋彬彬就是打死卞仲耘的凶手。这个问题，现在基本上澄清了。更重要的一件事，2007年，师大女附中举行90周年校庆时，评了90个杰出校友，宋彬彬是其中之一。当时的展览和纪念册，把卞仲耘的遗像和宋彬彬给毛泽东戴袖章的照片放在一起，又没有作出到位的反思。让人感觉宋彬彬给毛泽东戴袖章是值得炫耀的光荣历史。这就遭到社会舆论的强烈批评，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先生也提出了抗议。这就宋彬彬推上了风口浪尖，放了非常尴尬的位置。实际上宋彬彬并没有参加校庆活动的具体筹划，只是一个被动的角色。

宋彬彬本人在文革中那么出名，成了一个符号性的人物。她的父亲宋任穷，担任过党和国家领导人。社会上有人对权贵不满，很容易投射到宋彬彬身上。如果她有陈小鲁的魄力，可能早就摆脱了尴尬。她公开面对媒体太迟了，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传言，使她十分纠结。家庭和亲属，对她面对媒体也有不同的看法。师大女附中的道歉活动引起的争议再次集中到宋彬彬头上。人们对她有不同的猜测和引申，这是很难避免的事。要想完全走出历史的阴影，恐怕还得进一步敞开心扉。

凤凰历史：但是大家很疑惑的是，真正打了卞校长的人并没有站出来道歉，这里有什么隐情？而且为什么在道歉或者反思中，很少听到有人亲口承认自己比较严重的污点，比如承认“是自己亲手打死或打伤了某某某”？

丁东：亲自伤害人而道歉的也有，不多。老鬼在《血色黄昏》中承认1967年批斗胡耀邦的时候，担任押解的角色，伤害了胡耀邦。他的书出版后托人送给胡耀邦，胡耀邦后来给老鬼捎过话，意思是给我的书收到了，表示感谢，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

最近也有动过手的人表示反思和忏悔，但不很普遍。有人有顾虑：如果你公开承认打过人，别人可能怀疑你杀了人；你承认和一个人死亡有关系，别人可能怀疑十个人死亡和你有关系。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还不是一个完善的法治环境，受到指控的人，有没有充分的辩护权利?是实际问题。所以我对那些有顾虑的人表示理解。现在的大环境，还不能保证真相与和解。西德总理勃兰特出面道歉，南非总统曼德拉主导真相与和解，他们掌握了最高权力，可以掌握事态，不至走偏，我们情况不同。我们目前只能在个体心灵和道德的层次上寻求救赎。认识到自己不对，表示道歉、忏悔和反思，就迈出了历史的阴影。但是我们不能强求别人。

凤凰历史：在近期的文革道歉潮出现以后，您认为现在对文革的反思还有哪些值得深入思考的地方吗？

丁东：对文革的反思，目前主要是民间正在做，研究的动力在民间。一些人曾经有官员身份，是从官位上退下来以后才参与反思。经历过文革的一代人已经年纪越来越大，有一种历史的紧迫感。反思文革，当事人和后来人做起来是不一样的。文革的过程太复杂了。从1966年到1967年，老红卫兵、批资反路线的红卫兵、造反派、军代表、工宣队、军宣队，革命动力一茬一茬地换。过来人或许对其中错综复杂的关系能有比较贴切的理解，后来人往往很难理解。最近这二十多年，文革的相关信息受到屏蔽，复杂的情况很难得到充分展示，更缺少讨论的空间，容易让人把文革想得很简单，非黑即白。

80年代邓小平从政治角度考虑，主张“宜粗不宜细”。因为既受过害，又害过人的干部太多，他们相互之间打起来就扯不清了。共产党的政治运动，不是始于文革，从二十年代就开始了，后来有延安整风。1959年毛泽东决定整彭德怀，中央全会的会场跟文革批斗会也很相似。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价值就在这里，他把党内高层氛围和逻辑呈现出来了。

凤凰历史：我们看到某人在文革中的死因，总是遭“迫害致死”，这里迫害的主体可能有很多？

丁东：文革中，处于无政府状态，由青年学生或者基层群众打死的人多，还是有组织的迫害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多？其实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红八月”，红卫兵破四旧，把所谓“地富反坏右”赶回原籍，确实使不少无辜者致死致伤。但一些规模更大的非正常死亡，比如北京郊区大兴的惨案，则不是自发行为，而是基层政权主导的行为。再比如1967年在湖南道县及其周边发生的致死数千人的惨案，也不是红卫兵或造反派的自发行为，而是在地方人武部主导下，公社、大队两级政权的暴力行为。他们在当时鼓吹阶级斗争的形势下，要来一次土改重演。道县杀人为什么杀得多？因为“地富反坏”根本没有还手之力。1968年，广西军方镇压422，整死的人就更多了。地方政权、基层组织，大开杀戒，后果比青年学生针对校长、老师的暴力行为要严重得多。

“清理阶级队伍”伤害人也很多，这是从上往下部署的运动。搞运动就会导致“逼供信”，精神压力太大，有人就自杀了。“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的过程中，死人也不少。

1969年召开中共“九大”，完成了权力更叠，为了重建秩序，就要杀一批政治上有异议的人。遇罗克、王佩英、陆兰秀，都是1970年被杀害的。那一年处决的政治思想犯很多。当时已经砸烂了公检法，政法方面由军管会主持，仍然是官方主导的国家机器在行使专政职能。对这些历史的研究和反思，远远没有到位。

我希望民间的道歉活动，能够成为推动文革反思的一个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