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青春往事】：第一节 当年经历过的劳动：一、外出干副业
作者：老虎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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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青春往事】：第一节 当年经历过的劳动：一、外出干副业
作者：老虎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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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青春往事】： 第一节 当年经历过的劳动 自1969年10月上海知青第一天踏上察哈彦这块祖国东北边陲的土地起，至1979年1月最后两位知青的离开这近十年的时间里，生产队所有的活计，无论是农活，还是副业；无论是“外出”还是“留守”；无论是“生产一线”还是“后勤服务”的辅助工种，几乎所有的岗位上都曾留下过知青的身影和足迹。
1969年底到1970年初，随着二百余名知青的相继的到来，察哈彦这个仅三十来户住家，一百余人的小村庄着实被打破了原有的平静：依然是这些土地，徒增这么多劳力，如继续维持原有的生产格局肯定是难以维持这三百多人生计的。于是生产队决策，开垦荒地扩大农业生产规模，同时由一些有经验的老农带领知青外出干副业。 说是搞副业，其情景真是犹如现今的民工外出讨生活。知青中绝大部分人的下乡生活就是从外出“打工”开始的。记得曾有知青戏言道：我们是现在“民工”的前辈。据可能是不完全的统计，从1970年1月到1976年，知青先后七次参与外出“倒大木”，五次外出“筑路”，除此之外还有诸如盖房子，养路，采松子、打羊草、打柈子、制砖、建造水利工程等等。每年少则二、三次，多则四、五次。时间短的一个多月，长的历时八、九个月，甚至几年之久。外出打工的队伍少则一、二十人，多则七、八十人。成员中除了有少数老农，其余均为知青。 外出干活生活起居非常艰苦：绝大部分都是住在荒郊野外临时搭建的简易房子里，有时干脆就是厚薄不等的帐篷。赤日炎炎，小咬瞎蜢；寒冬腊月，滴水成冰；白天常与林间各类小兽为伍，夜间则常闻野狼的嚎叫；外出干活的活计不仅完全陌生，体力上的支出也远远超出了当年知青身体状况的承受力；在当时那个推崇“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为时尚的年代里，人们远没有建立崇尚生命、敬畏生命的理念，因此没有人会给初次干活的青年做干活前的安全培训和操作程序培训，更不会为你提供必须的安全防护装置，所以干活中的危险几乎是无处不在。我们这些来自大上海还略显稚嫩的青年们不仅要适应气候的差异变化，还必须迅速学会那些从未体验过的活计。历史可以做证：察哈彦的知青真是好样的。那些年里，我们以自己的汗水和智慧，以当年那特有的热情和坚韧性，迅速成就了娴熟的干活技能；在外出“打工”中为生产队赢得了巨大的利润。生产队的农用机械迅速得以武装，生产队的工分值几乎每年都是以异常显著的幅度提增。知青冯建生在回忆那段往事时不无感慨“在察哈彦几年，我们知青是外出打工挣钱的主力，也是大队的主要劳动力。那些年里知青们没有与老乡们争食，而是为察哈彦的发展提供了积累。这也是我们知青可以引以自豪的。”是的，察哈彦的乡亲们信服事实，他们从我们初来咋到时的不甚理解甚至有些担忧排斥，渐渐地被事实征服，不仅理解接受了我们，还逐渐与知青成了朋友。时至四十年后的今天，当年的老农们口中说的最多的就是“这些知青小弟弟、小妹妹们为我们察哈彦创造了巨大的财富……”
在察哈彦知青的记忆中，“倒大木”是外出干活中印象最深的活计。所谓“倒大木”，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农村人帮林场伐木打工。该活计集艰苦、危险、技术含量高为一体，对于当年的知青而言，显然是极具挑战性。察哈彦地处大兴安岭，周边有丰富的森林资源，自然也分布着不少林场。（察哈彦村的山上在知青到达之前，住户绝大多数就都是林业工人。）林场伐木的任务一般在冬季完成，那是因为大兴安岭土质松软，其他季节承受不了进出拉木头车辆的碾压，冬季冰雪冻住了道路，老天爷的低温冰冻解决了运输的难题。另外还有一个说法就是东北森林里的冬季甚至能将树干内的胶汁都冻住，锯树没有胶汁就不易夹锯；此外，冻住的树干很脆，缺乏韧性，放倒的树可以压倒小树或压折相邻大树的枝桠落地，不易被其他树挂住；往外拖木头时，林中一般的小树和灌木丛被爬犁和拖着的木头一撞就断了，加上冬天大部分树叶都脱落了，视野比夏天开阔，靠着雪的摩擦力，爬犁行走时较为方便，危险性也小。故每每临近冬季前，林场就会将伐木任务中的绝大多数“外发”给各公社下属的生产队。 “倒大木”还是一项需要相互配合的综合性劳动，就工种（工序）而言就包含有伐树（当地人称放树）、（截干打树丫枝杈）、装爬犁（爬犁即为冬季森林里的运输工具）、赶爬犁、检尺、归楞等。所有的活计全部在室外。干活的人们不仅要冒着摄氏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还时常会遭遇各种预料不到却又极有可能发生的危险。然尽管如此，各生产队还挺乐意接这项活。原因或许是因为“倒大木”的产值是以计件计算的，这在当时计划经济一统天下，习惯于“吃大锅饭”的年代里显然具有很大的诱惑力。应当说这个机制极大的激发了劳动力的潜能，一个明显的结果就是“来钱快”。知青们至今依然记得，1970年底倒大木的队伍刚到“八十四”伐木点时，领队任金山（时任生产队长）指着满山遍野的树木兴奋地说“这可全是人民币啊！”。 在知青到来之前，察哈彦生产队因为劳动力少，没有能力组织社员独立干这样的活。首批和二批一百多名知青的相继到来，使得生产队有了外出“倒大木”的可能。1970年初，就在头两批知青到达生产队仅一个多月，察哈彦便组织了由时任民兵连长李金生带队，部分有经验的精干老农带领，十余位男知青参加的队伍，前往十九站（注：古驿站名。据说清朝慈禧将今漠河境内“胭脂沟”开采的黄金运往北京，由嫩江至漠河建立了三十个驿站，站站倒运黄金，每个驿站之间为一天的路程。林场一般以此古驿站名作为工作点的名称）首开察哈彦外出“倒大木”的先例。 这次外出干活，对于初来咋到的知青来说是极大的挑战和考验。他们一方面要适应从东海之滨的大城市到东北边陲的深山老林中气候带来的巨大变化；另一方面要迅速熟悉并掌握这些完全陌生的工作；还时时要“设防“面对那些对知青到来带有不理解甚至排斥心理的老社员设置的种种“考验”。 参与者邝玉龄、金懿然、姚世强等知青对当时的情景有过这样的回忆：考验从前往目的地的途中就来临了。队伍出发时，装载人和物品的交通工具就是马爬犁，行李和一些集体生活必需品装上后余地就不多了。出发的社员和知青只能是跟着马爬犁步行为主，实在累了，就登上爬犁喘口气。一月份的气候格外寒冷，我们这些初次涉足东北的上海小伙子在爬犁上不一会就冻得受不了了，只得下来继续行走。就这样走走歇歇，前进的速度非常缓慢。真是不记得走了多少天，才带着满身的疲惫和虱子（在住宿的旅社大炕上获得的）到达目的地——十九站。原本以为可以歇一歇喘口气，没曾想，寒冬腊月中迎接我们的住所就是一顶帐篷。（由于时间局促，生产队来不及做好事先盖房等准备，我们是借居在林场工人的帐篷中的。）我们清楚地记得那帐篷还是单的。那些天里，为了取暖，我们睡觉时，都将头部朝向帐篷内有炉子那一侧。一月份的天气正值数九天，一顶单帐篷怎能抗御东北的严寒，睡到下半晚，我们的腿脚在被窝里常常是冻得不听使唤，被子的外面则经常是挂上一层霜冻。由于准备工作不充分，我们的食物也是非常的难以下咽，那个臭鱼干的滋味至今还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如果说生活上的艰苦是难耐的，那么干活经验的“一穷二白”更是常常令我们难堪。“放树”“装爬犁”“归楞”这些名称对于我们这些刚离开大上海的年轻人来说是多么的陌生！我们不懂得放树还有规矩，不知道伐木还有门道。我们哪里见过该如何抬木归楞？甚至听不懂和不上“号头”的叫号声。装爬犁的不知道如何下手，更不懂得使用怎样的撬杠才能借力等等。年仅十六七岁的我们，个子矮小的有时在装爬犁时几乎是整个身体都压上了撬杠，还往往是无济于事，原木在那就是不听使唤。就这样，因为“无能”，还免不了时常要遭受来自老社员着急的训斥。 我们由此可见，当时那种艰苦和难耐对于这群刚满十七岁，身体还没有完全长成的小伙子而言，几乎是挑战了他们身体和心理能够承受的极限。以至于直至今日，很多当年知青的心中还留有永远都难以抹去的心灵伤痕。 然而，察哈彦的知青字典中没有“退缩”两字。面对各种困难，他们在询问中学着干，在观察中学着干，在实践中体验着干。不久便掌握了倒大木各个工序的干活诀窍，正是因为如此，1970年初十九站的“倒大木”就算是在察哈彦开了先例，往后每年年底，生产队都会组织身强力壮的壮劳力前往。其中知青所占的比例绝对是绝大多数。且迅速成为该项工程的主力队伍。记得当时村里曾流传着这样一句颇为有趣的顺口溜：第一年“你（老乡）行我（不行）”，第二年“你行我也行”，第三年“我行你不行”。顺口溜虽然带有调侃，也并无贬低老乡之意，但相当程度上则是当年知青不畏艰难，在生活的逆境中顽强成长的生动写照。 十九站首次“倒大木”旗开得胜，以至于之后每年冬季，生产队都会早早做好准备，组织队伍前往干活赚钱。在当时的环境条件下，“倒大木者”居住的都是临时盖建的简易房，准确地说，就是简易工棚。1970年9月，在组织第二次倒大木开始前夕，部分知青参与先行部队的任务——为给当年冬季到“八十四”去倒大木的队员们“盖房”的活计。参与者贾雍炜对此作了这样的描述“1970年9月我和冯建生等人去了八十四公里，为当年冬季倒大木盖一间住宿工棚，记得那间工棚是利用了一个修公路挖砂料遗留的砂坑，砂坑有二十多米长六米多宽一米左右深，我们伐来了“红松”在砂坑上的四周筑起了一米多高的“墙"。工棚的顶是用小树杆铺满后再糊一层泥，装上用窗户纸糊上的简易门窗，一间半地下的工棚就算完成了。工棚内的床铺也是用树杆搭建成的。”这段描述向我们展现了当年知青艰苦生活的一个侧面——“倒大木者”就是在这样的工棚里度过了一个个寒冬腊月。为了抗寒取暖，工棚里会安上一个或几个或站立或横卧着的铁桶，并安排专人烧火取暖。铁桶烧火，不同于居家的火墙火炕，虽然热得快，但受暖面不匀，且一旦停止添柴，热量迅速消失，加之工棚的保暖性原本就差，以至于不少知青整个冬天都是戴着皮帽子睡觉的。 参与“倒大木”的知青们的记忆中都有这样的印象：“倒大木”不仅生活上艰苦，干活时的艰苦也是令人难以忘怀的。每天清晨，伐木者扛着大锯握着斧子（劳动工具），冒着零下40度左右低温，踏着厚厚的积雪咯吱咯吱前往森林深处，手和脚常常被冻得生疼，扛着大锯和握着斧子的手经常会感到快不听使唤了。到了森林工作点，森林里的树木高达数丈，伐木的两人首先得判断被伐之树倾倒的方向，确定之后就先在其反方向和侧面开辟出一条安全道。等把这一片地带里的灌木、荆棘和小树清理干净留出足够的逃生通道后才能进行伐木，否则当树木万一没有按照设想的方向倒，撤离时被灌木等绊倒，后果将不堪设想。一切准备停当开始下锯了，先在预测树木倒下的那面锯，当感觉到有点夹锯了或接近树木直径一半时就换到另一面再锯。因林业局对被伐树木的树桩的高度有要求（不能过高）因此伐木者必须猫着腰拉锯，这样的姿势不一会就会令腰和腿累得酸痛。换种姿势，单腿跪下接着锯，膝盖跪疼了再换一条腿，这样来回折腾好几回，才能将一颗树伐倒。 “倒大木”不仅艰苦，而且危险。这种危险，对伐木者尤为突出。森林里的树木高达数丈，对于伐木者来说，确定树该从什么方向倒下是非常重要的，弄错了方向，便有可能遭受“飞来横祸”。另外，如周边的小树荆棘等清理不干净，倒下的大树将其压倒后常常还会发生反弹的现象，这些被反弹出的小树，因重力加速度的原理，即使是一支荆棘，一小株枝桠，也会有很强的杀伤力。为此在木场子里干活时受伤事件时有发生。73年底孙逸平在九十二公里伐木的头一天仅因思想略开一点小差，便被反弹的小树丫刮伤嘴唇，缝了五针才算了事。白育津的耳朵也在木场子受过伤。知青李杰提到倒大木，至今还依稀清晰地记得令人心惊胆颤的那一年。“记得当时我和钱文渊一道锯伐木，没曾想所伐之树倒下时挂在了前面一棵树上，在清理过程中，两棵树在我们并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忽然一起倒下。所幸我们反应及时，才躲过了被砸的危险。”1972年底那次倒大木时，金懿然和樊建樑在林中“拔大毛”的过程中，竟然发生了被伐的树木“飞上天”的惊险之事。幸好他们反应迅速，才未遭到伤害。 伐下的树木经过去除枝桠和按照规定长度截开后，就由赶、装爬犁的劳力将其运到集中堆放的地方——楞场。赶爬犁和装爬犁两人自然就是此项工作的合作伙伴。一般来说，森林里刚伐下的树木还含有丰富的水分，加之最长的原木是按照八米长的规格截锯的，故非常之沉，装爬犁的必须在赶爬犁的配合下才能比较“轻巧”地完成任务。当年在木场子，知青两人搭档干这项活的不在少数。彼此之间相互关照，默契合作自然是常事。姚世强在回忆当年和张申兴搭档装爬犁时总能想起当时在冰天雪地中愉快合作的情景：伐下的木料一般都是东倒西歪在林中，申兴兄挺有眼力架，总能将爬犁赶到靠近原木的最佳位置，将马“吁”停后，便下“车”和我面对面分别用撬杠将原木“送”上爬犁。我们合作得十分默契。原木装上爬犁后，被拉往楞场，装爬犁的则可以停下略作歇息。只是时值寒冬腊月，一停下干活后不久便会冻得厉害。为此我们这些装爬犁的必须事先找好一个能够“防冻”的地方.”木场子集中堆放原木的地方叫做“楞场”。“归楞”和“检尺”这两项工序则在此地进行。 所谓归楞，就是要把采伐后用爬犁运送出来的大木按长短和树木的种类分别堆放起来。被堆起的木垛就称为“楞”，故名为“归楞”。一般楞垛都要堆到4米高左右，靠近地面的原木用工具将其归拢还相对省力，一旦有了些高度，就要靠归楞者将其抬上去了，故归楞有时又叫“抬木”。归楞的工具很简单：挂钩、拔具子（谐音）绳套、蘑菇头和跳板。抬木者根据木料的大小不同使用不同的工具采用不同的方法。一般来讲，归楞时需先在每个楞垛下用两根原木垫起，当伐下的原木被马爬犁或牛爬犁拉出来后，归楞者就用抬或者撬的方式把原木堆垛整齐。当原木越来越多时，就要上跳板把原木向高处堆。这种情况下，就要考验团队的合作力了。左右两排人要向中间略微倾斜，最后的两个人则需迈着似推着前面的人般的大步向前。八人一组随着“号头”高呼的抬木“号子”，齐心协力才能将“楞”堆得又快又好。 知青王兴家在回忆楞场生活中有过这么一段描述“楞场归楞还有一个活叫“看楞”，又叫“调卯”。原木从跳板往楞上抬时，上来的木头和已归拢的木头是呈十字形的，这时就要把这根木头顺过来和其他木头一起并排顺放。原头一头粗一头细有的反差很大，负责“调卯”的二人要合力将大木转动调顺，大木顺过来后总有与原来摆放的木头有长短之差，再二人合力用一种带小尖钩叫“压脚”的工具把大木前后调整到与原来的楞堆二头齐整，这活要一定的眼力，木头上楞时就要看好了准备放哪个位置，大小头怎么摆，身手要灵活，木头快摆顺下滚的时候要赶快闪开。要不，被木头砸伤可不是闹着玩的（那年月大兴安岭每年冬天都有伐木伤亡的，多数是采伐中伤亡）。木场子的气温一般都在零下二、三十度，有时甚至是三十多度，抬大木时一身汗，停下来不一会就冻得够呛。楞场上经常会生一堆火，停下来时可以烤烤取暖。记得当时我们的脸冻得厉害，以至于表情都是僵硬的，有时听了一句笑话那笑的表情是怪模怪样的。”楞场中除了抬木归楞的，还有两名检尺（其中林场和生产队各一人）。他们的任务是做楞场原木的统计工作。即根据原木的长短和小端的尺寸来确定原木的体积（立方米）。检尺员常手提一把有5个头的号码锤，上面分别有0、2、4、6、8五个号码，检尺过的原木会被敲上对应的号码。由此作为测量木料数量的依据。知青中于建明、高原、贺小林、王鑫宝等也干过这个伙计。贺小林在他的《往事并不如烟》中对当年的检尺有过这样一段描写：在察哈彦，我先后有过两次上木场子倒大木，两次都曾担任过“检尺”。检尺不是体力活，但责任重大，与生产队、甚至每一个参与倒大木人的经济利益相关。每天和抬大木的人一起到楞场，与林场派来的检尺员一起，对每一部爬犁拖到楞场的原木（件子）计量。林场的检尺员拿一杆米尺，量出件子小头的直径，嘴里报出件子长度和直径；我确认无误后，敲上钢号，双方各自在记录本上做下记录。我拿的号锤为五角型，每个角上一个号，0、2、4、6、8共五个。量出的件子小头直径四舍五入取双数，用号锤在件子小头截面上打上直径个位数字的印记。如：直径17.2厘米，取18，敲上8字；直径30.8厘米，取30，敲上0字；以此类推。由于人的误差一般不会超过10厘米，所以看见截面上的数字就知道直径了。 林场检尺员只要记下每次计量件子的长度和直径，我不但要完成和他相同的记录，每次还要根据件子上放树人的标识记下是谁锯的，同时记下这根件子是谁拖出来的。 收工前，我要和林场检尺员核对当天的记录，必需做到一致。晚上吃过饭，我还要把当天的件子按林场记录、放树各组记录、每部爬犁记录分门别类汇总，按对照表换算成木材方量。倒大木结束后，生产队根据我统计结果分别给拉锯、赶爬犁的人换算成工分，最后与林场核定的总方量就是抬大木和归楞人换算工分的基数，同样是生产队与林场结算的依据。 由于每天都要进行方量的换算，一些数据到今天仍没忘记，如：8米长的件子，小头直径36厘米为一立方木材；6米长件子，小头直径42厘米的为一立方木材。件子小头的直径关系到放树人、赶爬犁人、抬大木人和归楞人的切身利益，也关系到生产队最终取得的经济效益。我很明白，所以检尺时非常仔细，有时甚至是斤斤计较。对椭圆形的截面，我要求林场检尺员必需量出最大直径和最小直径，然后加权平均。 一颗树树杆的粗细不可能很规则，为获取更大利益，放树人往往拣树干最粗的部位下锯，哪怕件子或长、或短一点，有时干脆挑有树瘤、树结、树枝分叉处锯。尺掌握在林场检尺员手上，认真的检尺员会去除这些假象，尽可能真实地反映件子的量值；遇见和我们关系好的，往往是睁只眼闭只眼。 “倒大木”的艰苦和危险不仅表现在工地上，还体现在往返途中。察哈彦的地理位置特殊，素有“交通不便”之称，每每大部队要外出倒大木了，能够使用的交通工具唯有随队外出的马爬犁、牛爬犁。邝玉龄曾对行进在前往木场子道路上的情景有过这样的描写“回想当年，在每次去大木场的途中，十几挂马爬犁冒着飞舞的雪花，顶着凛冽的寒风，行驶在冰封的黑龙江上，穿行在莽莽的林海雪原之中。浩瀚的大森林几十里不见人的影踪，只闻阵阵的马蹄声，以及“啪啪”清脆的马鞭声。一派“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景象。”当时爬犁上除了装上“队员”们的行李外，还有其他集体使用的生活必须品，如灶具，部分粮食食品等。一般情况下，这些物资往往已经占满了爬犁。故不论是出发还是返回，“队员们”通常都是开动两条腿，徒步行走几十里上百里到达目的地，或者是走上几十里到达公路边拦截过往客车，凭运气捎上一段。说是凭运气，是因为能否拦上车完全是个不能确定的因素。1971年初，到八十四公里倒大木的知青在返回生产队的途中，还曾因拦车发生了“侯肖松车底历险记”的惊险事件，令人终身难忘。（详情见后面的附文）。还是那一年，邹沪建、周天宁两位知青在完成倒大木归回到生产队的途中，下了搭乘的客车后，因听说队里一周内没有爬犁来接的消息后决定徒步100多里路自行返回。半道因对路线的选择意见不一而分道行走。结果周天宁倒是走到了公社所在地新街基，在村口边防站不远处因饥寒交加，摔倒在地，所幸被边防军发现后救起。邹沪建的遭遇则是不可思议了——他在途中迷路了。只身一人在茫茫森林中摸索了整整一天一夜，夜间还遭遇了林中狼的“盯梢”。那惊！那险！发生在一个未满二十的小伙子身上，即使是现在想来，一定还令人毛骨悚然。那天，是林中的松子房帮他度过了险关难关。松子房是夏季上山采松子的人歇息的地方。山里人经验丰富，心地善良。居住久了，知道每年免不了有人在山里“蔴哒”（迷路），故在离开时保留了屋内的灶具等。邹沪建这次还真是靠着这些度过了那个难熬夜，摆脱了森林中狼的“盯梢”。第二天被下山回队的由孙振铎（二老孙）掌鞭的马爬犁遇上，“搭救”回队。这段惊险的经历，曾被刘琪编写成故事，发布在他的摄影网站上。 前文已有所提及，自1970年1月首开先例至1976年初知青较为集中在生产队的这段时间里，生产队每年都会组织这样的外出“倒大木”，先后算来共有七次。这七次“倒大木”连带着其他的外出副业为生产队赚来了丰厚的资金。据当时的财会人员回忆，当时倒大木的计算方式是按所完成原木的立方计算的。每立方的价格从1970年的六元左右一直呈上升趋势，到了1973年，1974年每立方的价格已经上升到了10元左右。有时因伐木点距离楞场较远，价格甚至可“贵”至15元左右。(当时生产队计算倒大木这些劳动力（不论是放树、归楞还是装拉爬犁）价值的标准是每天需干满十个立方才能算“一个工”（当年的工值在2~2.5元间不等）如此推算加上工地上所发的劳动津贴等，所有的“成本”也就是在50%~55%间。换言之，当每立方米的价格达到10元时，木场子每一立方的完成量便给生产队这个集体经济的大锅中增加4.5元~5元。一般而言，每次倒大木的总任务都在5000立方到6000立方这个区间。最多的一次高达8000多立方米。由此可见，倒大木确实是使得察哈彦生产队的集体经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农业机械从无到有，他的广泛使用极大地提高了土地生产的效率，带来的农业收成的良性循环。知青王龙义回忆到：生产队的亩产量从70年代初期的不过百斤，到77年78年时已经达到了近300斤。农民的生活为之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透支户”逐渐退出，生活水平逐年提高。为此我们可以毫不谦虚地说：知青在这艰苦的环境中经受锻炼考验的同时，也无疑是生产队经济迅速发展的最大贡献者。很多男知青除了回家探亲，几乎每一次都参加了这样的外出劳动，以至于在离开农村后，对于“倒大木”的熟悉程度远远超过了在地里干农活。
1970年3月末4月初，江南已是春暖花开之时，东北则还处在冰天雪地之中，十九站“倒大木”的知青刚回队不久，生产队又组织了多达七十余人（包括有女知青）的队伍由时任队长梁岐山和下乡干部于开明、谢天祥带队，从生产队乘拖拉机拉着的大爬犁出发到三间房，搭过路卡车到塔河后乘火车到一个叫林海的站点再转小火车前往加格达奇附近一个名叫“呼中”的地方去开荒筑路。如果算上先行队伍出发和留守扫尾队伍归队的时间，这次筑路从1970年3月到1970年11月，长达九个月之久。呼中筑路不仅仅是在时间之久上为外出干活中较为罕见，而且在其艰苦性上也是其他多次外出干活不能比拟的。多少年来，“呼中筑路”在当年知青的心目中几乎成了“苦”和“难”的代名词。 “呼中”隶属于大兴安岭地区，位于黑龙江省西北部，是大兴安岭的腹地。距离察哈彦有一千多里路程，有资料显示，呼中区是大兴安岭林业管理局所辖的政企合一的大型森工企业。该区1965年开发，1970年正式投产。知青们当年前往呼中筑路正是处于这样一个开发时期。 “筑路”，顾名思义便是开出一条路来。在大兴安岭，说是筑路，可与城市开路完全是两个概念，那是为林场在原始森林开出一条日后运输木材的道路。当时的艰难在于筑路的地点是在山上，距山脚处有路的地方相距二、三十里山路。不！准确地说当时这二、三十里路程的计算方式仅仅是想象中的直线距离，事实上当年筑路队伍到达山脚下时，面前根本就没有路。进山到达工地的路完全是依据勘测队留下的测量标杆指引或者是事先标识出的“道印子”，披荆斩棘趟出来的。“道”上随处可见犴、鹿等森林动物留下的一堆堆粪便。可以想象当时在这滴水成冰的高寒地区天气里，一群来自大上海，刚刚年满十六、七岁的年轻姑娘、小伙们行走在如此崎岖的“道”上，其艰苦性自然已可想而知。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走路的艰难仅仅称得上是“万里长征迈出第一步”——所有上山者的身上都还要背上少则三、四十斤，多则六、七十斤的物品。原因就是山上的工地原本是一片荒野，除了树木和附近小溪的溪水外，其他一无所有。由于没有路，交通工具“一筹莫展”。于是，所有的劳动工具（如打炮眼用的铁锤、钢钎等）生产物品（爆破用的炸药、雷管等）生活用品（行李、锅灶、粮食、副食等等）哪怕是一斤盐，一把黄豆、一盒火柴都是大伙背上山的。知青姚世强回忆说，“当年知青李国贤背着个装有酱油的柏油桶沿着石壁险道上山艰难行走的情景至今依然清晰地浮现在眼前”。知青薛行复则不无心酸地清晰记得“我们当年在呼中干活的这些知青被当地人称作为‘呼玛驴’啊”。开始几天，下山背物品上山是全部人员的主要活计，而且往返需要两个整天——上午出发下山到山下已经天黑，需要住上一宿第二天才背上物品返回山上。等到全部物品背上山后，大部分人在山上开荒筑路，还有少部分人要不间断的往返背运山上人所需的食物。此艰难情景随着路的逐步开成，才逐渐有所好转。 由于运行东西不便，除了粮食外，背上山的副食品常常就是最易保存的东西了。黑龙江大兴安岭地区因无霜期短，原本新鲜蔬菜品种就少，运输如此不便，就更苦了山上工地上的知青和老乡们。据参加筑路的知青薛行复、陈建华等回忆，当时竟然有将近七个多月他（她）们基本没有见过新鲜蔬菜，就着粮食下肚的唯有西葫芦干、黄豆汤和海带汤。不少知青为此患上了“夜盲症”，还有不少知青直至今日见到海带就会产生心理厌恶感。说是“基本上”那就是仅有一次伙食里有过的是两颗新鲜卷心菜，七十多人吃两颗卷心菜啊！这绝不是“天方夜谈”中的故事，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我们这些知青身上的事情。不知现今的年轻人是否能体会到这种艰难困苦的情景。 参与呼中筑路的众多知青都还留有这样的记忆：当年夏季，生产队惦记着这些外出干活的知青和老乡，杀了两头牛，派人送上山慰劳干活的人们。因交通不便，路途便显得格外遥远。等到这些牛肉到达山上工地时，已经发臭且里外布满了蛆虫。山上人实在太渴望油水和荤腥了，那才叫是真正的“饥不择食”啊！我们实在不舍得丢弃这些现在想来都恶心万分的牛肉，将其拿到附近的小溪边使劲冲洗，等到外面的蛆虫除尽后与黄豆一起下锅。那些钻进肉里的蛆虫冲洗不走，随着肉一起下锅最后被沉淀在汤里。七十多人就是这样经历了这七个多月里唯一的一次“改善伙食”。 呼中筑路与“倒大木”的异曲同工之处便是，不仅艰苦，而且危险！当年我们生产队筑路的那一段主要是山壁，因此炸开山壁，取出石材，铺就成路就是山上人主要的活计。大上海来的知青们哪里经历过爆破炸山此等活计？因为没有经验，其危险性就大大增加。知青李小洪就曾因点炮后躲避不当被炸伤过手指。参加筑路知青记忆中印象中最为深刻的便是余心靖被炸伤腿的事件。以下叙述系当年在事发现场的知青王兴家对当时情景的回忆。 1970年夏天在呼中修路的时候因炸山放炮发生过几起伤人事故，当时很多人也没什么经验，碰到坚硬的岩石就打眼填充炸药装上与导火线连接的雷管点燃起爆，打炮眼是一项比较艰苦的体力活，十六、七岁的青年人体格还不强壮，八磅十磅的大锤抡起来可不轻巧，而且扶钢钎的很容易被大锤砸伤手，余心靖受伤那天是上午，他穿了一条蓝色线裤在工地上干活，老乡大杨装的一个炮眼洞打得比较大，好像是装了二十管左右炸药（每管炸药150克）而且是个炮口朝天的冲天炮，为了增加爆破效果，大杨临末了又加压了几块大石头，问题就出在这几块大石头上，起爆时人都往两边躲开了，炮一响，泥石冲天，被炸飞到山坡上的石头顺着陡峭的山坡往下飞快的滚落。我们生产队的这一段面临呼玛河，背靠陡坡，石块往下飞滚的时候如果不注意就很危险了，因为人都躲两边了，较容易放松警惕，再说十六、七岁的青年人也没什么经验，当石头炸飞四面开花，再顺坡下滚，石头飞快滚下的时候有人注意到的躲开了，余心靖可能是还来不及躲闪，石头飞快的从他腿间穿裆而过，只见他人一歪倒了下去，人们上去把他扶起的时候就看见血从线裤上渗出，这时余心靖人发软站不住了，大家立即把他抬起来到住宿地新华公社卫生院医生那儿，我们生产队和新华公社在一个沟口安营，新华公社的医生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医生，把余心靖线裤退下发现大腿内侧有一片裸露的创面，医生说看看裤子里有没有肉，一看没有，医生叫我帮她用手按住余心靖的大腿伤口上面，给余心靖打了一针吗啡，又叫另外几个人一起帮忙，医生用500CC瓶装双氧水给余心靖清洗伤口，余心靖的创面因肌肉被划开一道大伤口肌肉收缩疮口看上去像是缺了一片肉，医生清洗完毕用止血钳把收缩的肌肉拉平再用针缝合后再包扎好。整个过程余心靖咬牙坚忍没一声呻吟。现场有人给了他一本《毛主席语录》让他读。这一场景我至今记忆犹新。 所幸余心靖因急救处理得当加之又及时送往医院做进一步的治疗，才没有留下什么残疾。 参与呼中筑路知青中的男青年不少都是刚从十九站倒大木归来后转战呼中的。连续两场艰苦兼危险性强的劳动使得其中不少人累得都“脱了形”，以至于在回队后不少当年熟悉无比的同学居然会“相见不相识”了。还有些知青因劳累过度年轻轻的便患上了肝炎。王兴家对从呼中回生产队的情景还有过这样一段令人颇为心酸的记录：“黑龙江属于高寒地区，冬天无法筑路。于是11月下旬我们在期盼中打点行李回生产队。路已可开解放卡车了，在回生产队的途中路经塔河，塔河有饭店，一到那儿，不少人便上饭店吃饭，自然是喝得不少，当下醉了好几个，到了新街基，不少人都病倒了，在新街基歇了好儿天，才与塔河修路回来的青年一同回生产队。从三间房到新街基到生产队都是徒步行走。记得我们从新街基到察哈彦半路上大家口渴得厉害，见有一处江面冰面还没封住，便在冰上爬到水边喝几口江水解渴，现在想想也够大胆的，薄薄的冰人一多万一坍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可那时侯可谓是饥不择食，也没想这么多了。记得走到生产队时天已黑透，不少人都迈不开腿了，毕竟那时我们才十六、七岁，大多人又是病后体弱。但那年月这一切不足为怪。”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如此，呼中筑路与历次“倒大木”一样，知青和老乡们用自己的血汗和吃苦耐劳的拼命干劲为生产队赢得了巨大的利润。就在那一年，联合收割机（康拜因）开进了察哈彦。
1970年是队上知青最为集中的一年，在前往北疆的知青还没有出发离队之前，近200名知青一拨一拨地被派出干各种各样的活计。除了春季前往“呼中”筑路以外，夏季，部分知青跟随时任会计徐荣臣前往“八十四”盖家具厂厂房；刚忙完“铲地”的七、八十名知青随着到“日胜利”去养路。盖家具厂厂房及日胜利养路的部分知青归来不久，也都紧跟着前往塔河加盟修筑铁路的大军队伍了。由此看来，参加塔河筑路的知青可谓是人数众多，不怪有人称之为是一场“人海战术”般的大会战。冯建生回忆当时出发时的情景是这样的:“当时我们一批知青(有男有女)乘船到三合。晚上是“睡”在当地小学的一间教室里，男女都在一间，大家没脱衣服，实际上也无床可睡。靠着铺盖合衣对付了一宿。”知青白育津在“大事记”中对当时工地上的生活情景也有描述“当时知青全部挤在一个帆布的棉帐篷里，在男女之间用一张炕席隔开，每个男知青的床铺只有两米长，七十五公分宽。”塔河筑路准确的说，是修筑“塔河蓄木场”的支线铁路，当时在接到筑路任务时大家还误认为去塔河修建“畜牧场”呢。说是在塔河筑路，施工地点距离塔河城区还是比较远的。当年参加该项工程的贾雍炜对修建铁路时干活的情景还记忆犹新。 我们队“承包”的一段铁路路基，长也就几十米、底座十几米宽、高四米左右。我们要做的是：先在采料场用炸药炸山，再把炸下来的石料用小车一车一车装运到数百米外的路基上（整个工程要数千立方米的石料）。装运石料一般是3个人一辆小车（一个人“驾辕”另外二人“拉套”并负责装车和下坡时“刹车”和上坡时“加力冲刺”）记得采料场出来便是一个六、七米高的下坡，这时驾辕的必须稳住车把，另外二人则用绳子在车后拉住车子，不要让车跑的太快（运料的路两边就是各个施工队的工棚，弄不好就要撞上工棚），快到所筑的路基时要上坡又必须加速冲刺（由于路基越筑越高靠一个人把车根本拉不上去）这时“拉套”那二人便要跑到车前用绳子帮助一起把车拉上路基。劳动强度非常大，刚去的那几天不习惯，一天下来腿和腰又酸又痛晚上上床睡觉都觉得困难。 在采料场的工作是放炮炸石料，具体要做的是打“炮眼”（一个人掌钢钎一个人抡大锤）“炮眼”打到一定深度后装填好炸药、雷管和导火索，点燃导火索，隐蔽等待爆炸，有时同时放几炮，还必须在炮响时数爆炸声，如果少响一炮还必须排除“哑炮”这是一项最危险的工作，弄不好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呼中筑路时就有其它公社的上海知青因为排哑炮而付出了年轻的生命）由于是同时放几炮，先炸出的石块可能会压住其它的导火索，这样会出现导火索被压断而出现哑炮或石块压住导火索使导火索燃烧缓慢出现哑炮，而后者是十分危险的。由于采料场紧邻公路，出现哑炮不排除会影响到交通运输（放炮时要暂时封闭公路）。一般规定出现哑炮后要等十五分钟左右再去排除哑炮（相对安全一点），排除的方法是：从侧面匍匐前进到炮未响的导火索附近，仔细观察导火索是否还在冒烟，如果还在冒烟必须迅速撤回，如果导火索已不冒烟了则需要一个箭步上前拔出导火索，当拔出导火索的那个瞬间紧张的心都仿佛要跳出嗓子眼了。放炮对其作业面周边也十分危险，记得有一次放炮炸出的一块大石块（估计有上千公斤）竟然飞过了公路，在公路下面的施工临时工棚的空隙中翻滚而过，幸好没有砸到工棚，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知青王龙义在回忆这段经历中也不无感慨的叙述了这么一个惊心动魄的场面：在塔河筑路的过程中，一次在爆破时，我和知青卫和躲在一个类似山洞的地方，未曾想，爆破以后也许是土质被震松的缘故，我们躲藏的地方竟然发生了塌方。当时我反应较快，一感觉情况不妥立即逃离“洞内”，和我在一起的卫和也许是眼睛近视的缘故，仅仅在反应上慢了这么一拍，结果竟招来被塌方的沙土碎石埋住的危险。当时卫和被埋的那个情景，即使是现在想来，还常常惊出一身汗——沙土几乎将他埋至胸口，卫和自己已经失去了呼救的能力，我发现之后，立即呼唤大伙前来搭救，周围的人们迅速赶来，齐心协力将卫和从被埋中解救了出来。 贾雍炜在回忆中还提到：在塔河修筑铁路时，不仅劳动强度高，危险性大，其艰苦性还表现在居住环境极其简陋等方面。十月底十一月初，东北的天气已非常寒冷，（通常夜间气温都会降到零下二十多度）我们住的棉帐篷四处漏风，生火取暖用的是煤炭，不像烧拌子那样热量强劲，当夜晚炉子封火后，我们都冷的直哆嗦，以至于不少知青都戴着皮帽子睡觉。早上起床时，通开的煤炉开始有点热量，站在“床”上穿衣服，上面一半感到有点温度，但同时也被烟熏的受不了，下面一半热量到达不了。感觉仿佛还在冰窖里。 在塔河修筑铁路是生产队中第三批知青到东北后度过的第一个冬天，也是工地现场大部分知青来黑龙江度过的第一个冬天，很多人经受不住恶劣的生活和大运动量的施工劳动而病倒。据知青贺小林回忆，当时一名上海知青（其他生产队的）得了肺炎，送塔河医院医治无效去世。远在申城的父母得知噩耗悲痛欲绝，匆匆赶来见儿子最后一面。白发人送黑发人，不久前刚把一个活蹦乱跳的大活人送上火车，谁知再相见时已成故人。工地停工半天，为死去的上海知青开了一个简单却不失隆重的追悼会。死者没能回归故里，安葬在对面山上的陵园里，他将永远与黑土地相伴。工地上的所有上海知青都参加了他的送葬，悼念他的不幸离我们而去。 塔河建筑铁路用了整整两个月完成了任务，其中绝大多数知青之后又转战到“八十四”参加这一年的“倒大木”了。
知青在察哈彦的这些年里，外出搞副业的内容可谓是“五花八门”。1973年年4月，几十名清一色的男女知青由知青张大东、苏邦顺带队作为生产队派出的“民工”，到呼玛县砖厂干活。 砖厂离呼玛镇3、4里地，是家国营厂，一年只在解冻期（5～10月）开工。砖厂除几个领导和不多的职工外，开工季节主要依靠招一些镇上的临时工和大量来自农村的“民工”。临时工每天往返于镇上和砖厂，我们这些“民工”则被安排住厂里的几排一溜通铺的宿舍。 东北制砖的工艺与南方相差不大。先用人力在合适的地方挖出制砖用的土，将土运送到和泥机中经搅拌成干湿适当的泥团，再通过制坯机制成砖坯，切下的砖坯抬送到砖棚码好，风干后放进砖窑烧制出成品砖。知青们几乎是全过程地参与了其中的所有劳动。知青贺小林对在砖厂干活的这段经历有过这样一段叙述：“在呼玛砖厂我干过挖土。土取自制砖车间后面的山坡，挖出的土经小铁轨上跑的翻斗车送到车间；干过送砖坯。推着一部独轮车，把制坯机切出的砖坯送到砖棚。制坯机前有人装车，推到砖棚后由码砖人卸车。独轮车两只把手上绑一根绳吊在脖子上，以增强车子的稳性，即使这样平衡还是很难掌握，刚开始推车时经常翻车，翻一次车便意味着报废了一车的砖坯。为此，我们得十分用心。日子长了，对独轮车的掌控也就熟练了。 除了挖土，推车，我还干过拉煤。砖窑用煤烧砖，4吨的解放牌卡车从码头堆场装煤运到砖厂。一辆车有四个人跟车来负责装、卸煤，上午一车，下午一车。跟车装煤不但算出工，而且每装卸一车有8元钱的额外补贴，每人摊到2元，比那年一天的工分值还高。”当年，察哈彦知青干活的“拼命劲”是远近闻名的。知青王龙义至今还经常不无感慨的说过“当年在塔河工地干活时，曹文达等干部子女肩膀上磨出了泡照样干，肩头都滚了脓还坚持干，真是服气”。筑路工地如此，其他劳动场所也是如此。在砖厂时，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不少人干活的技艺已经是可圈可点了。知青邝玉龄回忆说：到了后来，四五个人卸一车煤也就是转眼之间的事。由于知青的加入，那一年的制砖速度大大提高，原先砖窑的烧制跟不上趟了,为了不耽误及时烧窑，砖厂决定再建造一个较为先进的轮窑。所谓轮窑，就是个有多个孔的窑，这样便可以轮流不断地烧砖，故称为轮窑。当时计划建造的轮窑有八个孔，也就是相当于八个砖窑，这项“工程”在当时也可谓是项颇具规模又较为先进的了。一旦建成，烧砖的效率将有极大的提高。故砖厂还专程从兰溪请来了有经验的技术师傅担任建造工程的总指挥和总监督。当时察哈彦的知青也跟随着经历了这么一场“建设”。从一层一层地搭建脚手架、砌造三十来米高的烟囱，直至轮窑的最后落成，那里的砖砖瓦瓦，都曾在我们知青的手中“走过”。
东北地区整个冬季气温常在摄氏零下三十来度。因此住家的屋里一定是砌有“火炕”（暖炕），“火炕’的烟道通常连着“火墙”（暖墙），“火墙”和“火炕”的烟道又都连着炉灶。冬天的取暖就是靠炉灶中烧火，热量沿着烟道温暖着“火墙”和“火炕”，从而使整个屋子暖和起来的。炉灶烧火所用燃料全是木材，当地人称作“柈子”。每逢冬季来临之际，各家各户都必须存有足够的“柈子”，这是过冬所必须做好的准备。为此，生产队每年都会安排一定的劳力到木材较多的地方去“打柈子”。通常将这些个打柈子的地方称作“柈子房”。 所谓“打柈子”其实就是将那些成不了材的柞树木，桦树木等砍倒（或放倒）然后伐锯成一段段劈开后堆垛起来的过程。可能是为了计量方便的缘故吧，也可能原本这就是东北一种约定俗成的计量方法。生产队规定砍伐后截开的木料每段长需50厘米左右，劈开后码成（即堆垛）一米高、四米长被称为一个柈子。如果打下的柈子凑不出一个的数，也可以码成一米高、两米长的柈子堆，即半个柈子，那是最小的计量单位了。在我们插队的那段时间里，几乎每年都要上“柈子房”去“打柈子”。在那里也曾留下过无数生动的故事。下面这段描述，引自知青贺小林撰写的《往事并不如烟》一书中对于参加打柈子经历的描写。 1970年是我来到察哈彦的第一年，经历了春末的捡麦穗，夏天的铲地，初秋日胜利的养路以及日后的塔河筑铁路后，我们又回到了生产队。这年冬天我们的主要活计就是打柈子。每天，我们九点来钟在食堂吃完饭，带上大锯、斧子和前一天在炉子烟囱上烤干的馒头片，步行五、六里到生产队指定的柈子场打柈子。中午在林中点堆火吃点干粮，口干了还是以雪解渴，略做休息后继续干。下午到两点多钟样子收工往回走，到宿舍时天色已暗，到食堂吃过晚饭，这一天就算是结束了。 作为柴火的柈子主要取自成不了材的柞树，白桦树也行，成材的松树是林业采伐树种，明令不能私自砍伐。据说未经允许放倒一棵成材的红松，按规定罚款200元。 打柈子必需两人合作完成。合拉一把大锯放树并截成段后，一个人劈，一个人码。在柈子场，我们更青睐用柞树来打成柈子。柞树的树干形状怪异，枝丫和空洞多，码出的柈子间隙大，容易出数。在码一个柈子缺的不多时，才放棵白桦补充数量。打柈子和倒大木一样，使用的工具是大锯和斧子。干起活来，一要手艺巧，二要“家什”（工具）妙。放树就很有学问。来到要放倒的树前，首先要判断这棵树会往哪边倒：在山坡上的树，大多数是往坡下倒（顺山倒），但也不是一概而论，还要佐以树干和树冠情况来判断；平地上树要综合树干、树枝和树冠情况进行判断。树倒的方向搞不准，放树时就经常会夹锯，而且树倒时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放树时先在要倒的一面近根部用大锯锯出一个下口，深度不到树径的三分之一，再在对面高出下口二、三公分处开始锯树。要是树的倒向判断正确，锯至树径一半过后，树会向下口倾斜，说明树快倒了。如果是在林场伐木，由于树干高度矮则十几米，高的有几十米，这时按规定必需高喊一声，（如“顺山倒喽”，）提醒可能在附近因密林遮挡看不见的人能够及时躲避。 伐树靠锯，锯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劳动的强度和速度。判别锯好坏的指标有三个：一是锯锋。锯锋每天收工都要三角锉处理，锉出的锯锋锋利，锯树时锯锋往下走的速度就快，人也省力；二是锯料。锯料是锯锋向两边一左一右顺序排列的开口，端平锯顺着锯锋看锯口呈“V”字型。料（开口）大了，锯树时锯缝宽，锯末多，费力不出活。料小了锯缝窄，摩擦力大，拉的费劲，所以锯料大小必需适中。另外，锯料应为一条直线，否则下锯的面不平，容易扭锯；三是锯齿高度。锯齿高度应在一条线上，高低不平的锯口在拉锯时有跳锯现象。 打柈子的工分是计件制，规定打一个柈子值多少工分值。至于每个人打了多少柈子都是自己申报，完全取决于个人的自觉程度。我们有在码柈子上投机取巧的，但没发现过虚报个数的现象。 在那段岁月中，外出打柈子绝不是男知青的“专利”，也是不少女知青冬季的主要活计。王建对她所在的十五班如何争取参加外出打柈子等情况有过专门的描写（见附文）女知青蔡文莲至今还记得那年在羊草沟打柈子时，和金建芬两人为了回生产队取东西，差点在森林里迷路的事情；被老乡称为“小厉害”的陈国琴，对于当年在羊草沟柈子房啃冻馒头的情景还记忆犹新。
6．打羊草 在知青们没有到察哈彦之前，马和牛这样的畜力是老乡们干活依赖的主要动力和运输工具。即使是后来大量的农用机械进村后，这些畜力依然是十分重要的辅助力。为了让这些牲口吃饱，特别是冬季能顺利度过，生产队每年得准备充足的草料。于是每年的7、8两个月，队里必须组织很多劳力前往草密集的地方去割草。为牲口储备足够的“粮食”。东北称此活为“打羊草”。我们察哈彦生产队打羊草的地方集中在村下游的“羊草沟”和上游的“罗家沟”。那两个地方的草厚密，高度有一米左右。 打羊草的工具很特别，长长的杆把足有一人多高，略显弯度的刀也有一米多长，称为“芟刀”，据说这是俄罗斯“引进”的镰刀。这种刀具不仅外形奇特，它的钢质也是非常的好，（据说也是进口的）刀刃不像其他刀具是磨出来的，而是把芟刀放在小铁砧上用扁口的锤子一点点敲击出来的，东北人称之为“颠刀”。使用前，刀刃将被“颠”得很薄，所以锋利无比。当年队里杀牛的工具也就是用芟刀，只两、三下就可把一个硕大的牛头割下来。 在东北打羊草也算得上是一项强体力活了。割草时人是直立着的，全凭着臂力和腰功。转身、抡刀、用力割。就这样一下一下机械地重复着。一气（半个工作日分为两气）下来便已是腰酸胳膊疼了。一天抡下来，常常是累得胳膊都抬不起来了。 打羊草的季节在夏季。东北的夏季同样是烈日高照，炙热难当，所以人们常常会避开中午，在早晚时段干活，可那时节却是蚊子瞎蜢等最活跃的深刻，嗡嗡的声音令人心烦，随时都会叮咬在裸露的皮肤上，有时赶都赶不走。最难对付的还不在此，草丛中会成群结队的聚集着一种叫做“小咬”的虫子，该虫子的特点是体积特小，一般情况下，肉眼几乎看不见，但杀伤力却是异常的厉害，人被其咬过之后奇痒难忍。在密草丛中，它们几乎是无处不在，还专往干活人的头发里钻咬。那种被咬的滋味，用老乡的话讲那叫一个“遭罪”啊！为防止小咬的攻击，干活的人常常用纱巾将自己的头包起来。尽管闷热同样难熬，但相比之下，还是要比遭遇小咬的攻击好受。一天下来，整个人几乎要被汗水浸透。于是便会跳到江中游上一把，洗去一天的疲劳。 罗家沟在察哈彦生产队的上游，知青1970年8月参与的第一次“打羊草”就在那里。由于罗家沟紧临江边，为走“捷径”，也为避开行走在森林道路上的艰难，知青们打完草后常常会顺着黑龙江游回生产队。那时，靠岸边的江水基本没有水流，游泳的青年下水后便会游向接近主航道的水流中，借着顺流的力量，倒也是优哉游哉。只是下水的水流很急，很快，游出不一会必须往岸边靠，不然很快会被水流带到察哈彦的下游，再游回来那可就是逆流而上。其难度将是可想而知了。
1975年入秋时节，在全国“农业学大寨”热潮的推动下，我们所在的金山公社决心以大寨为榜样，大干快上，在新街基小三队水磨沟的地方建设一项水利工程，并有意向将其作为改造农村面貌的一项标志性工程。参加建设的成员全部由公社所辖的各生产队提供。据知青参与者王龙义回忆，各生产队的参与人数，是公社根据各生产队规模的大小而指定的。其中包含新街基1、2、3队、翻身屯、金山、三间房的知青和乡亲。其中自然也是知青占了大多数，我们察哈彦生产队被分配到十个名额。队领导根据这项活计的要求，派出知青秦建洲作为领队，（秦建洲后来成为工地上的连长）另外指派了谢苏苏、诸维韵、孔令娥、王红玲、王龙义、陆一民、樊建樑等七名知青及原生产队的社员刘增东（刘启元的儿子）外来户李才一行十人前往参加。 此项工程的一个特点就是历时时间长。从1975年入秋一直持续到1978年初。所谓水利工程，也就是计划在那里建成一条水坝。为日后培育水稻做好准备。颇有意思的是工地成员是以农建连作为建制的。农建连的任务主要是开山放炮，挖土，用小推车运送土石，打夯，在两山之间堆筑一条大坝。所有这些伙计都需要付出极大的体力。连长秦建洲在回忆当时的劳动场景时深有感慨道“那时的知青干起活来真是拼命，尤其是察哈彦的几个女生，在冰天雪地中，甩了外套帽子，辫子上挂着一层白霜，费力地挥动着手中的镐头……”水磨沟工程的第二个特点就是生产队参与的人数少。那些年里，除了一些特殊的活计（如羊草沟放牛等）外出干活的派出者在十人以内的大概就数这一次了。现在看来，任何事情都会有两面性，生产队派出的人员少了，参与者就有更多的机会与公社下属的其他生产队（如翻身屯生产队、金山大队等）知青接触和“共事”了。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在同甘共苦的劳动生活中，互相关心，互相照顾，自然就容易产生彼此吸引，相互好感，直至产生爱情，结为连理。据了解，八位知青中产生这样佳话的就有三人。 颇有理想色彩的水磨沟水利工程最终是以不了了之告终的。他的整个过程无疑是折射出了那个年代的特殊背景。以至于秦建州在回忆这段往事时不无感慨道：水磨沟工程带有那个时代明显的印记：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狂热、盲目，缺乏科学和理性。以至于劳作了两年多，成果不显，加之到了1978年知青返城潮的到来，各队也无法再派劳力到工地施工，此时公社似乎也感到离真正建成水库蓄水好像还很遥远，于是各队陆续撤回人马，工程半途而废”水磨沟工程建设时期，发生了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好几件大事。理想未泯的热血青年在那“山高皇帝远”的地方，积极主动地开展了很多活动，表达对祖国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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