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正评价胡锦涛的十年

FT中文网11月16日发表了FT亚洲版主编戴维o皮林的专栏文章《胡锦涛执政十年的功与过》，文章认为，虽然胡锦涛使中国跃升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胡锦涛一直没有勇气大胆推进改革，使过去的十年成为不作为的十年，失去的十年。中共十八大后"习李体制"的开启，同时意味着"胡温时代"的基本结束。

对于过去的十年，各方会有不同的评价和看法。但功过是非背后的复杂原因，往往被忽视。11月15日，69岁的胡锦涛卸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他在这个中国最高领导职务上刚好干满10年，一天不多，一天不少。

过去的十年，令人感到吊诡的是，无论是左派人士、还是右派知识分子，都纷纷指责胡温政府，认为中国行进在一条不恰当的道路之上。左派认为，中国太"资本主义化"了，社会主义少了些；右派认为，中国过于"特色主义"，普世主义不足。

平心而论，世界上任何一个政治体系包括美国，都不会尽善尽美地满足国民期待，完美无瑕。事实上，外界对胡锦涛执政时代的不满，主要集中于第二个任期。然而，人们忽略了第二个任期的一个大背景。一个是国际层面的，发生了国际金融危机以及"茉莉花革命"。另一个是国内层面的，互联网时代的全面到来，人民表达渠道的增多，权利意识的觉醒。所以，当胡锦涛面对外界指责的诸多问题，如没有进一步改革中国经济，使经济结构进一步失衡，国家垄断加剧，贫富差距拉大，司法不公、社会不公时，相信他也会感到交瘁、疲惫甚至是委屈。

胡锦涛执政的十年，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增长最快速的十年。然而，由于近30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很多人已习惯于将中国的经济增长视为理所当然，进而忽略了胡锦涛和他的团队为此付出的努力。尽管中国目前存在诸多问题，但纵观2008年金融危机会后的世界各国，除了德国的日子好过些外，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日子并不好过，有些国家甚至濒临破产。然而中国，至少使国家在正常运转，没有出现大的动乱。

坦白来讲，治理中国这样一个共产主义大国，当家人实属不易。更根本的是，作为中共建国后首位平民出身的总书记，胡锦涛在10年执政中受到了太多的掣肘，这些掣肘既来自他自身观念的局限，更多来自卸任元老和"红二代"利益集团对他的制约。这让原本就个性谨慎的胡锦涛在政治改革、遏制腐败、破除利益集团等关键问题上魄力不足，建树不多。

这首先体现在经济层面，由于中国强大的利益集团，国家应对金融危机的四万亿财政纾困基金，大部分落入国有企业，尤其是垄断性央企。再加上中国紧密的政商联系，特殊群体在这次危机中的财富聚集反而跃升。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财富的攫取、掠夺，是一种人为拉大的差距。但是，不能因为中国目前城乡差距和社会矛盾依然突出，就忽略胡锦涛时代在缩小城乡差距、维护公平正义的努力和进展。

事实上，中国农民等弱势群体从来都在社会的最底层，他们的权益从来都没有被其他阶层的人群重视，始终是被遗忘的一个群体。相对以往，胡锦涛时代对农民等弱势群体的关注和扶持，远超前几十年。这从笔者在农村做的一个实证调查结果相吻合。笔者前不久在农村做了一个关于中国农民幸福感的访谈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胡锦涛、温家宝在农民心中享有很高威望。他们认为，胡温政府过去十年，为他们做了很多好事，比如减免农业税，建立农村医疗保障体系，改善农村教育，增加农民收入等等。当然，这项调查是在中国中部省份的传统农村做的，对沿海等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地方是否适合仍需检验。

二是在政治层面上，人们对胡锦涛时代诟病较多的问题是政改突破不足，钳制舆论。但是政改之于中共，本身就是一个难题。法国政治社会学家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告诉我们，一个内部压力很大的政权，开启变革之时，往往也是政权灭亡之时。所以，中共采取了渐进的政改路径，不敢轻易冒险。但是，胡锦涛对中国的民主进步没有作为吗？在笔者看来，答案是否定的。其实，之前政治局常委热门人选李源潮、汪洋都被视为开明的改革派，而他们与胡锦涛有着亲密的关系，被视为"团派"人马。李源潮从江苏主政时，就大力推进党内民主以及选举民主，有的突破性还很大。汪洋更是以开明进步的做法出人意料地处理乌坎事件，这些都是体制内非常大的改革举动。

另外，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多次在国内外突破界线的谈政改，并主张坚决查处薄熙来案，背后都与胡锦涛的支持和默许有关。确实，过去10年，中共在意识形态上的保守并没有明显的突破，胡锦涛时代在这一领域依然以守成为主。但在过去10年，中国舆论整体上更加开放，网络时代的到来也在逐渐改变中国的治理方式和政治生态。换句话说，中共没有一味抗拒民主、自由和开放的时代潮流，而是逐渐适应这一潮流并开始向普世价值靠拢。正是在胡锦涛时代，英国《金融时报》、美国《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等国际媒体的中文版在中国合法落地，这些媒体在开启民智、公共讨论等方面起到很大的作用。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中共这样大胆的举措本身就是在向文明靠拢和顺应历史进步。中共十八大，胡锦涛出人意料的"裸退"，一并卸任总书记和军委主席职务，这不仅是一种"高风亮节"，更是中共政治史上值得一书的一笔。

尽管留下了许多缺憾，胡锦涛主政的10年仍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逐渐进步、思想更趋多元的10年，是他尽其力推进中国走向民主、自由进步的十年。总而言之，在留给接任者诸多矛盾和问题的同时，胡锦涛也留下两项最重要的政治遗产：丰厚的国家财富以及权力交接的制度化。相信，历史春秋将会给这位执政者以公正的评断。

 

胡锦涛执政十年的功与过

作者：戴维·皮林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在胡锦涛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10年里，中国的经济规模从全球第六（1.5万亿美元）跃升至全球第二（7.3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自2002年以来，中国人均收入从1135美元增长逾3倍，至5445美元，把中国从一个与佛得角相提并论的低收入国家，变成一个更类似黑山共和国的中等收入国家。10年前，38%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如今城市人口已占到50%。那时，中国一条高速铁路也没有。如今，中国的高铁里程为全球最长（当然，尽管不是最安全的）。在胡锦涛上台时，只有4500万中国人使用互联网。在他任期届满之际，中国网民达到了6亿。有人说胡锦涛担任国家主席的10年，是"失去的10年"，或者至少是"失去机会的10年"，实际上，胡锦涛的成绩单似乎并非那么糟糕。

中国取得了如此飞快的进步，我们有必要提醒自己中国走过了多远的路途。在胡锦涛上台时，中国刚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接下来是一段超乎寻常的出口增长时期，经常账户盈余扩大到空前水平（而且完全是不可持续的），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0%。幸运的是，现在这个比例降到了4%左右。

人民币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美元的束缚。期间，人民币已累计升值30%以上。中国将投资从沿海地区转向内陆省份，取消了农业税（改善了农民的命运）并建立了基本的社保体系。中国承办了2008年奥运会，在令全世界惊叹的开幕式上展示了中国的实力。中国实现了载人航天。凭借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经济刺激方案，中国渡过了全球经济危机。中国甚至实现了自己的第一艘航空母舰首航，尽管其前身是一艘未完工的乌克兰航母。

我们还有必要思考这一事实：胡锦涛确实在移交权力。这个过程不透明，而且完全不民主。这几乎让人们质疑，这么做有什么必要。毛泽东从未考虑过放弃权力。只是到了2002年，随着江泽民的退出和胡锦涛的上台，中国才建立了10年一度的权力交接制度。

这些都是巨大的成就。然而，胡锦涛同样可能因为他的失败而被人们记住。颇具影响力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茅于轼表示："从财富创造来看，上一个10年一直非常成功。"从经济改革的角度来说，他给胡锦涛打了零分。他批评胡锦涛一方面谈论经济再平衡，另一方面又让经济进一步失衡。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升至不同寻常的50%，房地产价格飙升。他预测："迟早会爆发一场危机。"不管胡锦涛是否为继任者积聚了风险，批评者们表示，他只是骑在了其前任放出的经济巨龙身上。过去10年的很大一部分增长来自国企和近乎破产的银行体系的改革，而这些改革是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在1998年至2003年所倡导的。胡锦涛一直不大胆。或许水利工程师们很少大胆。史江涛在《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撰文称胡锦涛"个性小心谨慎"，"被视为共党政权下典型的平庸之才"。

胡锦涛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倒是不错。但在他的领导下，社会变得不那么和谐了。反对环境退化、地方腐败和非法占地的抗议活动达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致使国内安保预算现在超过了国防预算。互联网上的言论已变得或多或少无法控制。西藏和新疆都出现了抗议和镇压。

我们很难猜测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可能会发生多大变化。茅于轼对习近平寄予了更大的期望，他表示习近平是在更开放的时代长大的。很多学者指出，若要社会紧张局势不到难以收拾的地步，中国必须实现真正的民主进步。

从经济上来讲，改革已在进行之中。最新的5年计划提出了7%的较慢经济增速。从投资向消费的转型被纳入到了考虑之中。长期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反复强调这一点，但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这点必须现在就实现，部分原因是不断变化的人口状况迫使中国改变出口导向型模式。年轻劳动力减少应意味着，薪资占GDP的比重将提高。

根据合理假设，在习近平的任期内，中国经济规模应会扩大一倍。也就是说，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如果中国避免了危机，中国经济应会处在一个更可持续的基础之上。麦肯锡(McKinsey)估计，到2020年，中国私人消费占GDP的比例将超过投资，达到45%，届时投资占GDP的比重应会降至36%。胡锦涛把中国经济的规模扩大了近4倍，却被一些人评价为失败。习近平肯定希望将中国经济规模扩大一倍，并被评定为成功。

戴维o皮林(David Pilling)是英国《金融时报》亚洲版主编。他的专栏涉及到商业、投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话题。皮林1990年加入FT。他曾经在伦敦、智利、阿根廷工作过。在成为亚洲版主编之前，他担任FT东京分社的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