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立凡:徘徊的幽灵/碎片化时代的独立思考 作者:于一飞搜集


 

毛,徘徊的幽灵

作者:章立凡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来源:作者博客

2013年一个雾霾的冬日清晨,一个幽灵穿越位于北京市中心的陵寝,在中国上空徘徊。他生前对自身的历史地位极为焦虑,迫切地想知道人们如何评价自己。

他所参与创建的党仍在执政,他的头像依然悬挂在天安门城楼,广场上五星红旗照样朝升暮降,参观他遗体的人流络绎不绝。长期为失眠所苦的他,生前曾率领群臣在一份自愿实行火葬的文件上签名,死后却无法入土安眠,被封存在冰冷的水晶棺内,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旅游景观,长期忍受骚扰至今。自从走上神坛后他便不再摸钞票,理由是“那东西很脏”;如今他的头像印在从一元到百元的钞票上,每天被无数只脏手摸来摸去,成为国人膜拜并咒骂的流通工具。他生前利用并折腾所有的人,现在全国人民用同样的方式回报他。

一切变化源自三十七年前那个中秋月圆之夜:伟大领袖尸骨未寒,一场宫廷政变悄然袭来,令他的妻子、侄儿及其盟友成为阶下囚;“打不倒的矮个子”随即重返政坛,成为中国最有权势的人物。***迅速抛弃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方略,将东方大国引上改革开放之路;并以党内决议的方式,彻底否定了毛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结论,成为日后试图为毛翻案者难以撼动的障碍。

考虑到本党执政地位的合法性,***对毛泽东的功过作了“三七开”的评价,并宣布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整个80年代,“非毛化”一直在静悄悄进行,没有爆发激烈的争论。朝野间都希望走出毛时代的阴影,并达成了改革开放的共识。光环褪去之后,毛成为一个时代符号,静静地躺在纪念堂里接受参拜,人们的心情半是好奇,半是敬畏。作为长期洗脑的后遗症,对毛的信仰日渐世俗化,他被民间奉为一尊气场很大的神祗,如此而已。

如果政治改革没有被1989年的重大政治事件所阻断,继续与经济改革齐头并进并使全体社会成员公平受益,对于毛的争论不可能像今天这样激烈。他可能像老对手蒋中正那样,仅仅作为一位历史人物,接受奉祀荣典并任人评说。问题恰恰在于,***启动的改革,仅仅摒弃了毛氏阶级斗争路线,带领中国走出了苏联式计划经济,却没能走出斯大林主义,也不可能舍弃毛所建立的一党执政体制。

政治体制改革停滞的恶果,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日见凸显:不受监督的公权力造成了体制内普遍的腐败,以往的腐败仅限于毛泽东及权力圈内的高官,如今当上村长就能成为一个土皇帝;以改革的名义产生的社会分配不公,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一些权利受到侵害的边缘化人群,由于资讯有限,开始怀念绝对平均主义的毛泽东时代,成为拥毛派的分母,毛泽东的幽灵重返人间。

只有在失衡的社会中,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才会有市场。高举毛像的反日游行、砸日系车宣泄的仇富情绪,与义和团的“扶清灭洋”口号异曲同工。符号化的毛泽东,已经成为部分弱势群体合法表达对社会不满的工具。毛粉们看到“文革”中批斗、抄家的影像很是兴奋,希望官员和富豪也遭受同样的惩罚;和土改前的农民一样,更有人企盼出现一位毛版魅力型领袖,率领他们砸烂旧世界,来一次社会财富再分配。个别政治野心家和投机者,恰恰利用了这种情绪,成为毛左派系的首领。

只有在失控的体制内,威权主义、国家主义才会有需求。符号化的毛泽东,同样可以成为当政者维稳的工具。中共政治家族的“红二代”们,往往既是毛时代政治迫害的受害者,又是毛所创体制的受益者。身为革命党人的后代,执政后最担心的就是“革命”和“共产”。他们对教主怀有复杂的感情,既担心否定毛会使政权失去合法性,又担心毛派壮大对体制造成威胁。他们希望借鉴毛式铁腕和语境挽救政权危机:利用民粹主义增进政权向心力,利用国家主义转移国内矛盾,利用反腐败名义整肃异己派系,集中权力一统江山。

马克思曰:“一切死亡先辈的传统,好像梦一般,笼罩着活人的头脑……他们怯懦地运用魔法,求助于过去的亡灵,借用他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服装,以便穿着这种古代的神圣服装,说着这种借用的语言,来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今年有两位重要人物官方纪念活动:第一位既是毛时代的元老,又是改革开放时代的先驱,前后三十年的合法性通过血统一并继承;第二位是毛泽东本人,一百二十年来的神性通过代际禅让接力加持。民间与官方都有召唤亡灵的冲动,相互利用而诉求各异,但不会有人蠢到甘愿倒退回毛时代。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他是人民大救星”?无论从人类文明史、世界史或中国史的角度,造成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灾难的毛泽东,都是人民的大灾星和执政党的负资产。当今中国的所有经济成就,都是摆脱了毛泽东路线的结果;当今中国的所有体制问题,都与毛泽东的基因有关。“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的舆论导向,从理论上难以自圆其说。屏蔽毛时代的历史,禁止自由评说,才是真正的历史虚无主义。

送走毛泽东的幽灵,让他的遗体入土为安,中国梦才不会成为噩梦。

                                                          2013年12月25日风雨读书楼

 


碎片化时代的独立思考

作者:章立凡

来源:凤凰网博报

导读:

2012“青年中国说--你可以改变世界”

凤凰名博校园行活动第四场(总第14期)在美丽的深圳大学举行。这一场,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近代史学者章立凡先生。2012-04-27 15:54:37

活动主题:碎片化时代的独立思考;

活动地点:深圳大学科技楼2号报告厅;

活动日期:2012年04月24日 19:30-21:30(因天气原因推迟半小时)


互联网颠覆信息传播模式打破权力对真理的垄断

信息传播的走向在近十几年来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它打破了权力对于真理的垄断。以往一个特别重要的资讯,可能首先是报给最高层的领导,然后再传达到省部级,县团级,最后到最基层。但现在任何人只要有互联网,他就能获取最重要的资讯,获取以后用自媒体的方式,很快把最重要的信息传播开来。

此外还有一点,信息传播的走向在近十几年来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它打破了权力对于真理的垄断。这个怎么说起来呢?以往我们说一个资讯、一个特别重要的资讯,可能首先是报给最高层的领导,比如说主席、总理,再逐步传达到副总理、四副两高,然后再传达到省部级、县团级,最后到最基层。

过去重要资讯,比如说林彪事件出来的时候,就是这么一个传播模式,它是由上往下走的,最后到的居委会,然后大家都知道林彪是叛徒。但是这种传播模式在互联网时代就被颠覆了。一个学生也好,一个都市的蚁族也好,只要有互联网能上网的话,他就能获取最重要的资讯,有可能他首先获取,获取以后用自媒体的方式,以几何级数的传播速度,很快把最重要的信息传播开来。

我可以举一个不久前发生的例子,就是在今年2月6号这一天,中国西南部某个城市的一位副市长突然走进了一个国家的领事馆。在2月7号晚上,我在微博上注意到这样一个信息,那天晚上的18:48分有一个微博,这个微博很简单,说今天说领事馆路是怎么回事?突然公交车都没有了。第二个微博紧接着说,怎么好象出现了交通管制?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军车、警车?说我们这一带全部坐不上公交车了,据说公交车也改道了。

这一晚上网民们都没休息,大概到了后半夜的时候,这个消息就出来了,某人到了哪儿了。这件事你说它是谣言吧,在当时来看可能就是一个谣言,但是很快就被证实了。第二天的上午,我正好去开一个团拜会,有很多是学术界和媒体界比较有影响的人物,个个都是人物。

我就问其中的几位很有名的媒体人,我说昨天夜里看到这样一个消息,你们知道吗?他们都说不知道,有一位还跟我说,这个肯定和藏独有关。他们都坚持我说的这件事是不可能的。过了不到一个小时,在这个城市的政府网站上就出现了这么一条消息,说某某人因为压力过重,现在正在进行“休假式治疗”。

这个突变是非常快的,我当时问一位著名媒体人的时候,他说不可能,某某人昨天晚上刚从这个城市回来,而且见到了他们的市委书记,还谈起过这个人的职务变动,说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事。可是,这事儿就这么出现了。而且一下子就看出来一个问题,这套新闻传播方式突然被微博给抢了风头。这些媒体大佬们都不知道这件事发生,但是网民先知道了。


有些谣言其实是事实只是未经官方证实

我们中国是瓷器之国,鉴定瓷器有“民窑”有“官窑”。民窑怎么就变成官窑了呢?是烧化的过程中发生了“窑变”,原来上的釉彩变了色。窑变在瓷器学里是很珍贵的,突然这个东西就有价值了。我现在也在反思,我们常常说要抵制网络谣言,但是也有些谣言其实说的是事实,只不过是暂时没有被官方证实的事实。

这种情况实际上就是:以往权力对于资讯的垄断在这一刻被打破了,而且这种打破是很令人恼怒的。过去在只有平面媒体的时候,报纸、宣传可以随便说,比如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说亩产万斤都可以相信,因为你一遍一遍强化这个东西。

中国人有一个毛病,特别容易相信纸上印成文字的东西,中国人对于文字有一种崇拜,日本人好像也有这种毛病。你看以往中国人对有字的烂纸应该怎么处理?过去正规的做法,一定要把这些烂纸收集起来,只要是有字的。收集起来要拿到庙里焚化,有字的纸是要敬重、爱惜的东西,这中间就包含了一种迷信,就是对于印在纸上的谎言有迷信。一旦这种垄断被打破以后,我觉得一元化的意识形态的控制就没法维持了。


快速解构偶像神话的互联网必将改变中国

还有,解构一个偶像的话,速度也非常之快。我经历过文革,我们那个时候,毛主席、林副主席,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是非常崇高的。毛主席从建党到延安整风,树立了他绝对的权威,这中间大概经历了21年才达到成功。毛主席的威信在文革中应该说是达到了绝对的权威,全国人民疯狂的拥护他。后来忽然有一天,大家觉得毛主席说的是不能全信的。

这个事从哪儿开始呢?从林彪事件开始,因为他树立了这么一个副统帅,也把副统帅继承人的地位写进了《党章》,后来在1971年“9.13事件”,一下子副统帅自我爆炸了,也把统帅的威信爆破掉了,这个过程还是很漫长的。

再看刚才说的西南这座城市就不太一样了,从2月6号发生这件事到3月15号,这个城市的第一把手被解除职务,只用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这个变化就这么快,虽然他也用将近五年的时间经营这个城市,也经营他自己的形象,经营这个城市的发展模式。但是这套东西的解体,由于互联网的出现也发展非常迅速。

同样是副手出逃这样一件事,你想解构毛主席威信的话,这个过程就比较漫长,到现在也不能算是解构了。解构一个小毛泽东的威信只用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我觉得这不能不说是网络的威力。

我们再回顾一下历史,比如说苏联的解体。后来在苏共亡党十周年的时候,俄共中央主席久加诺夫总结了一下,“三个垄断”导致他们政党的解体。他说,一是意识形态的垄断,一言堂;二是权力垄断,搞政治暴力;三是利益垄断,大搞特权。

其实,在他之前还有一个人物,这个人物是前南斯拉夫的一位领导人,后来被铁托拿下了,这个人叫吉拉斯,他在50年代写了一本非常有名的书叫《新阶级》。他在那个时候就提出来,斯大林式的集权主义的统治模式靠什么控制呢?一是权力,二是所有权,三是思想。这两个人的总结虽然中间相隔了几十年,但是得出的结论是一样的,不过一个人早一些,一个人晚一些。

我觉得权力的垄断、思想的垄断和资源的垄断,这三个东西是配套的,如果其中一种垄断被打破的话,另外的两种垄断维持也不会太久。所以我曾经提出过这么一个观点,有两个东西会改变中国,一个是经济全球化,一个是网络。我现在依然相信,这个判断是会实现的。


保持独立的精神才能不被海量的资讯忽悠

我们再来谈一谈信息时代的中国人,如何面对我们所面临的、每天产生的海量的信息?有很多是垃圾,我们如何筛选,如何判断,如何变成独立思考的人?

我想我们需要把宣传和新闻、资讯做一个区别。有些人因为掌握的资讯太少,这样就比较容易被洗脑,也有很多人他没被权力洗脑,也可能被民间的宗教团体或是迷信团体洗脑,这和传销是差不多的。

我们还回到原来的话题,我们如何能不被人家忽悠,不会被一些海量不靠谱的资讯忽悠?我在做这场演讲之前,曾经在网上征求意见,问说大家希望聊点什么?有一个网友说,是不是可以聊一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想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角度讨论一下。这个当然大家都知道,是陈寅恪先生提出来,现在清华大学还有块碑,是纪念王国维的,说到一句话:“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他认为这个东西是永不磨灭的。

我们不要忘记,陈寅恪先生写这篇碑文的时候还是民国年代,到了1949年以后,陈先生的说法还是有变化的。虽然他强调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但是他也声明,他不跟体制作对。他怎么说呢?他说我绝不反对现政权,宣统三年在西方就读过《资本论》的原文。他认为不应该先存马克思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他说我要请个人,带个徒弟,都要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如果没有这样的思想,就不是我的学生。

我在想,陈先生作为一个学者,不愿意介入到政治里,所以他不想和体制作对。但是他坚持学术的独立性。当时中国科学院请他到中古历史研究所当所长,他说要允许中古所不学习政治,不宗奉马列主义,他居然说想请毛泽东、刘少奇开一张证明作为挡箭牌。我们只知道有句话叫“法律不是挡箭牌“,现在翻开历史来看,可以做挡箭牌的不光是法律,还有毛主席、刘少奇开的证明,也是可以作为挡箭牌的。


我不赞成年轻人都去参与政治

陈先生这种思想,我认为对于多数不愿意介入政治的人来说,不失为一条底线。我今天在这儿和大家讲,我并不赞成年轻人都去参与政治。一个社会,如果大量的人、大部分的人都去关心政治,而不关心我们的经济,不关心我们的生活,这个社会就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健康的社会不会有太多的人关心政治,但是如果政治搞得不好,确实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关心这个问题。

也有人在网上说,章先生可不可以讨论一下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我本来是不想讨论的,我觉得在校园里面,学校是学校,政府是政府,政府不应该过多的干预教育,学校也不要跟政府发生过多的关系,相互之间应该是有自己的范畴。现在看,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关系,确实是很难处理的。

还是重复陈先生的底线,如果你是来学习的,你是要做学问也好,或者是要学到知识将来去拓展你的人生也好,不一定要走一条和现行体制完全格格不入的对抗道路。我认为这种方式对于多数人来讲可能是不适合的。但是不等于你对社会的现实没有你自己的见解,而且我认为,你愿意表达的时候你还是有权表达的。

所以,该属于你的权利你应该坚持,但是你不一定拿它作为你的职业,我往往觉得,职业化的政治人物有的时候是不太可信的。这点我也承认,是受上一代人的影响,他认为政治运动应该是有职业人的运动。比如说你是服务于商界,或是服务于学界,你去关心某些政治问题那是可以的,但是你不一定要去做一个政治家,或者做一个政客。


不对抗体制不等于我没有立场不说话

我个人也是这么一种态度,我自己是一个学人,会去关心很多的社会问题,而且对于体制中出现的问题也会有批评,但是我并不需要、并不愿意一定要发生某种正面的碰撞。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体制非常强大,这种碰撞的结果对我来讲是得不偿失的,但是不等于我不说话。

当然有很多人也不赞成我这种态度,甚至觉得我做得很不够。我发现,所谓的左派经常指责说我是右派,为什么我是右派呢?因为你爸就是右派,所以你一定是右派。还有一部分右派也指责我,说你不够右,为什么你不够右?因为你对他们有批评,但是你没有站出来公开的对抗,所以你不够右,我们比你要彻底。

我自己始终认为,我有我自己的立场,我的立场是独立思考的学者。这个立场并不需要采取某种很极端的方式,来去实现一些主张,而是用一种理性的态度进行表达。我也确实认为,现有的表达也只能做到这个程度。


封闭社会里的中国人处于人格分裂状态

最近我也在反省一些问题,其中一个反省,就是对于我自己所经历的这几十年的反省,主要是从文革的角度来反省的。文革这么一场事件改变了我的人生。为什么会出现文革?一直是我思考的一个问题。温总理这次在人大结束的时候回答记者的提问,也特别提到这一点,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灾难还会不会发生?就这一点,我想和大家交流一下。

我分析文革的基因有五个,一是政治体制的垄断,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三垄断”,不容政治异己,不容分享利益,也不容异质思维。

二是民粹主义的基因,民粹主义这种东西是很有伤害性的,实际上没有真正的价值观。民粹主义的主要特征一个是抬举民众蔑视精英,是反智反精英的,但是没有特定的思想内涵。需要反对什么的时候,就采取一种发动民众的方式,来反对特定的对象。

胡绳曾经指出毛泽东建政以后就有民粹主义的倾向,我认为这种倾向在革命成功以前就已经在中共内部存在,所以老百姓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发动群众斗富人、斗知识分子、斗干部,最后没得斗了,就挑动群众斗群众。你看毛泽东讲8亿人口不斗行吗?他的基本思想就是一个“斗”。在重庆模式上,其实是可以看到这个问题的。

还有第三点,国民性有一种暴力的基因,这种暴力的基本特征就是蔑视人权。你看历史上以“均贫富“为号召的,每次改朝换代都是利用这种口号,这种以暴易暴的周期性的动乱,在中国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次。这个实际上是由于,我们是长期的生活于封闭的农业社会的中国人,人格常常是处于分裂状态。

一种是太平顺民,就是从圣、从众、从权,听圣人的,听大家的,是听权力的。还有集体无意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看到暴力事件大家冷血围观,这是一方面。人格分裂的另一面是什么呢?就是乱世暴民,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只讲立场不讲是非,依附权势,一旦出现动乱的时候,迅速的由顺民变身为趁火打劫的暴民,这是文革的第三个原因。

第四个原因就是蒙昧主义和个人崇拜,蒙昧主义从哪儿来的?从教育来的。美国有一个例子,一个中学老师曾经做过一个法西斯实验,他用希特勒的办法,用纳粹的办法来训练他班上的学生。只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他就成功了,他成功掌控了所有人的思想,而且在他的学生中间拥有绝对的权力。

这种东西在美国,算是人格相对独立的民族中间也能够出现,也能够实现,在我们中国人中间就更容易。有句话叫“魅力型领袖“,魅力型领袖大家都会崇拜,因为他有个人魅力。这种个人崇拜往往是产生于后发型的国家,或是第三世界国家。你看魅力型领袖,像卡扎菲也好,萨达姆也好,这一类的人在他们的国家特别容易得逞,而且特别容易在当权的时候受到大众的拥护。


苏联式的教育生产线为文革的产生提供了可能

在中国也是这样,40年代有一种造神运动,造神运动再加上50年代开始的苏联式的教育生产线,这种生产线不是为培养公民设计的,而是为培养臣民设计的。基本特征就是排斥独立思考,把人作为一个大机器上的标准件来进行生产。这是50年代以来教育最大的弊端。这种弊端也是产生文革的基因。

第五是封闭社会下生存发展权利的不平等。1949年之后是把社会变成二元结构,就是农业户口、城市户口,直接把农民变成二等公民。所以一部分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一直是受到抑制,一直是受到压抑的,另外还有一些人是享有特权。这种情况下,原来建国承诺的“共同富裕”就成为泡影。这种民间积蓄愤怒的情绪被利用,被伟大领袖利用起来作为打倒他政治对手的工具,这是文革形成的第五个基因。


互联网的开放性让文革不容易再现

现在我觉得,要再出现文革不那么容易,为什么不那么容易?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有了互联网,在网络上你想宣传一个东西,你想宣传某种主张,马上会有很多人来跟你争论。你想制造一种舆论,有很多人会冲出来表达不同的意见。互联网有一个好处就是人人平等,章立凡这人有一点号召力,他说的话有很多人信,但是也有很多人不信,也有很多人专门来挑你的毛病,来找你的差错。其实反对我的那部分人,在互联网上和我是平等的,章立凡是一个ID,反对你的人也是ID,他也有同等的发言权。

这种情况下,资讯的垄断和权威的树立,都不像以前没有互联网的时代那么容易了。刚才我们讲了某一个偶像的解构,还有现在网民们经常在说的,某一个青年作家的偶像解构问题。到现在为止,我个人对他是有批评的,但并没有认为他不应该存在,我认为他也是有权存在的。只不过他这个偶像也确实是通过互联网被解构了。当然,解构后面的背景我们不太清楚,但是你要知道,现在不太容易出现像“伟大领袖”那样的人物,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资讯不再被垄断了,而且资讯的传播走向已经改变了,从自上而下的传播,变成了自下而上向四周立体的传播,这种传播模式很容易把资讯的垄断打破。

在前一段我也曾经跟袁伟时是先生有过讨论,也是就韩寒讲的这几个问题,自由、革命、民主这些问题。后来我提了三个命题:1、改良是革命的解构,革命是改革的清盘。2、自由是民主的终极追求,民主是自由的游戏规则。3、文化是体制的基因,体制是文化的环境。

我们这个讨论最后有点共识,互联网时代改变了传统意义上信息传播的模式,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启蒙的手段变得更加便捷。举例来讲,革命前的英国人,大革命前的法国人,独立战争前的美国人,包括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人,他们都没有见证过经济的全球化和互联网。我认为韩寒“素质论“的提法是站不住了,认为中国人素质不行,不配享受民主,这个说法是站不住的。现在中国人的平均素质,肯定高于刚才历史上这些国家的人民。

认为中国人素质低不适合享受民主,这种说法已经过时了;时代变了,潮流变了,现在的问题是领导落后于群众,教育官员比教育人民更重要。


十种思维方式学会独立思考

最后我想小结一下,这个小结是一个抄袭,因为我在来之前,正好在看凤凰台,吕宁思先生有一段小小的插播,我就专门到网上找了这段插播,把它录入并打印出来了,给大家念一下。

十种有益的思维方式:

1、逆向思维,帮你突破教条。

2、批判思维,帮你突破桎梏。

3、联想思维,帮你突破尝试。

4、换位思维,帮你突破主观。

5、系统思维,帮你突破片面。

6、开放思维,帮你突破僵化。

7、形象思维,帮你突破枯燥

8、逻辑思维,帮你突破表象。

9、前瞻思维,帮你突破短浅。

10、简单思维,帮你突破烦琐。

我觉得他讲的这十点,概括的来讲就是一个独立思考,只不过他把独立思考分解成十个不同的层面来说。至于今天我们的主题,为什么说了一个“碎片化”?我解释一下,然后我们就自由讨论。

自从有了微博以后,自从变成了微博控以后,我觉得我很吃亏,为什么很吃亏呢?就是我的思想碎片化了,原来我有很多想法,是可以写成一篇篇文章,可以码成1500字到3000字的文章,还可以收点稿费。但是我批发改零售了,就在网上和网友交流的时候,在140字以内把我的思想给零售出去了。这个零售我还一分钱没赚到,只不过分享了一种愉快。

我分享到了跟大家交流的快乐,严格来讲,网上聊的可能出一本、两本、三本书的,最后就没出。我自己反省,是思维碎片化的结果。这个结果,我有后悔的地方,也有不后悔的地方。后悔的地方无非是自己的蝇头小利丢了,不后悔的地方,是我分享到快乐了,而且这个快乐是很多网民和我一起分享的,我觉得值。

今天也是这样,我在这儿胡说八道了半天,可能你们有的同意,有的不同意。我讲的过程也希望是快乐分享的过程。你们觉得快乐或不快乐的,都可以把砖头扔过来,我就说到这儿。


最好的信仰是自己通过独立思考得来的

谢谢老师。刚才我也看了,微博上很多同学提问,现场不仅仅有提问,你可以说一些你在现场听了这次演讲的观后感,或是现场有意思的照片都可以分享到微博墙上,最后也会以专题呈现这期的活动,我们可能会收录同学们微博上的信息,希望同学们可以踊跃一点。活动最后我们将会抽出幸运观众获得我们身上穿的衣服和《给理想一点时间》。“一念山水间”在座位吗?您问章老师,独立思考和信仰之间的关系,又怎么看待信仰缺失的问题。

章立凡:这个问题很重大,你一说信仰我倒退三步。现在说实在的,我们真是个没信仰的时代,而且这个时代已经存在很多年,可能是以往的过度信仰(其实过度信仰就是迷信)造成的一种恶果,就是最后变成大家什么都不信,谁心里也没有权威了。

我我个人觉得,你认准一个东西相信它,某种主义也好,某种宗教也好,最好不是因为大家都信了你也去信,而是你通过自己的思考认为它是对的,你沿着它这套思维框架去继续深入,如果你把它称为信仰也行。我认为起码是自己脑袋重新走过一遍,通过独立思考认同了以后,才能谈得上信仰,我不知道这样回答,你是不是满意。


知识分子要学会自我放逐才能保持独立性

还有一位同学提了一个这样的问题,说到独立思考,不得不联想到公共知识分子,您怎么看待二者的关系,方韩之战,使得公知变成讨论的热点话题。

章立凡:我很不幸,被评为公知好多回。韩寒说过公知是和公共厕所同义的。这事我一想起来就很气愤。原来我就有这观点,而且我还写过一篇文章,是谈学术到底是公器还是公厕的问题,我说的时候没人理,为什么韩寒一说你们就都来关心了呢?其实就是知识分子往往有一种嫉妒心,看不得别人比自己好,看不得别人比自己有影响。

前一段有一个讨论,也是问我这个问题,说为什么批评界都不认同王小波,虽然有那么多的读者都认同他,但是从主流来讲,就没有人对王小波表示过什么,大家对王小波这个人都沉默了。我自己的回答,是有文人相轻的成分。

至于你说的这个问题——公知,现在好像发动了一场对公知的围剿,这是一点;第二点,我也同时认为,公知做得也不怎么样。我们平常所说的公知,他们的作为还不到位,所以才有对他们很多的批评。但是这个批评后面是有怎么样的手在推动,这个我只能猜想,没有证据,所以没法说。

至于说公知和独立思考之间有没有关系,我想肯定是有关系的。季羡林先生还活着的时候,我们有一次聊天,曾经说过什么叫知识分子。那个时候好像“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还没有人用,季先生就跟我说,“我认为知识分子就应该是站着思考的人”,他认为这就是知识分子。我想,“站着思考”还是指独立思考这一点,他说的知识分子没有专指公共知识分子。有人说公共知识分子,是在专业领域已经没有能力发展的人,会转向公共领域,用一些公共话题来扩大他们的影响。这是对公共知识分子的一种批评或是攻击的言论,我认为也有说到痛处的地方。公共知识分子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是不是够水准的问题,如果是因为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不够水准,而向公共领域去发展,我认为也是可以的,同时也是很不够的。

我个人特别欣赏赛义德的一句话——“知识分子的流亡感”,知识分子要有一种自我放逐的心态,一种自我疏离于主流的心态,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中国历史上的革命都像一场死缓刑

学生:刚才你提到过一个命题,文化是体制的基因,体制是文化的环境。我现在有这么一个问题,我们现行的体制,现在这个环境是不是能滋生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土壤?因为我们现在的基础教育,我们所面临的基础教育可以说是一种机器,我们制造出来的是统一思想,我们现在缺乏的就是独立思考的一群人。那是因为我们的基础教育已经逐渐跟不上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现在是碎片化时代,碎片化时代最重要的是独立思考,我们面对的是海量信息,基础教育是不是在这样的时代下应该做出调整呢?是逐渐改良还是一蹴而就能发生革命是火山爆发式的改变?

章立凡:我个人特希望火山爆发,但是我认为是做不到的。我一向说坚持改良立场,保留革命权利。

学生:我们保留革命权利,我们坚持改良,但是我们改良的步伐迟迟停滞不前,我们在等待,不停在观望,这个时代是快速向前发展,我们站在原地不断的观望的话,我们的教育部门、我们又迟迟拿不出合理有效的方案,们这些知识分子能做些什么?

章立凡:我有一个观察,任何改革多少都是被迫的,能够维持现有的利益机制,维持既得利益和原有体制的情况下,不会有人愿意改革。所以任何改革,一个是由于它无法再持续下去,一个就是有太多的外部压力来迫使它改变。

我个人愿意做这种外部的一分子,我觉得更需要的是,更多的人认识到这一点,就是“非改不可”。从我个人的观察来讲,现在到了一个历史的节点,一个是所谓的底层也好、群众也好,已经认为现行的体制不可能再被长期接受了;另;一个就是上层也意识到,这种方式的统治是没有可持续性的。

所以我想,未来的五到十年间,不仅是教育,可能还有其他方面的改变是会出现的。但这种改变是一种和平的、渐变的方式,还是火山爆发的方式,取决于双方对这件事的态度。

学生:这是政治博弈的结果?

章立凡:对,我想是这样。如果说是双赢的话,当然改良应该是双赢。

学生:我双赢的两个主体是什么?

章立凡:以往的改良往往是这样的,我们拿君主立宪为例,君主立宪是最大限度保持统治者原有的利益,同时也放弃了相当一部分既得权益,他放弃眼前利益谋求长远利益,和更多的人分享原来专属于他的利益,共和基础就是妥协,如果是革命就是推翻重来。从中国的历史上看,好像每次革命都是变成一种死循环,我本人不太看好。但是也出现过比较好的例子,革命也是可以以温和的形式进行,比如说光荣革命,比如说天鹅绒革命等等。我们回过头看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流血比较少,基本上是和平的权力交接,这主要是看:统治者有没有这样的见识,民间有没有足够的力量来迫使它做出这样的改变。


遮蔽文革历史反而让文革更容易再现

深圳大学老师:章老师我也想请教一个问题,长期以来中央政府对文革十年的历史是采取了严格的限制,我想请问您怎样看待这样设立的禁区,这个禁区在最近什么时间或是几年之内有没有打破的希望?谢谢。

章立凡:我在若干年前写过一篇文章,写过“宜粗不宜细”的问题。有相当一段时间,那些主管部门强调:小平同志讲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把它变成一根棍子,凡是你要讨论历史问题的时候,就会有这种说法。但是经过我的考证,小平同志讲“宜粗不宜细”,是专门针对当时起草《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一件事,当时这样一个政治背景下,需要尽快地否定“文化大革命”,需要尽快地推动改革开放,要把历史问题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作一个结论,在这个前提下,邓小平提出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但是他也谈到了,将来对这些问题,适当的时候还是需要认真地总结。

所以我认为,宜粗不宜细只是政治上的一种策略,而不是一个科学研究的指导方针。没有一种科学可以是宜粗不宜细的,如果你认为历史是一门科学,那肯定不是宜粗不宜细。遮蔽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是有某种政治上的需要,但是这种遮蔽对于这个体制是没有好处的。为什么呢?你认为遮蔽了历史的耻部你就很体面了吗?其实不是,你遮上了这一块以后,大家不知道这一块了,并不等于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隔多少年之后还会出来。

十多年来,特别是90年代末开始,文革的书,文革的话题是出不来了。80年代是出了一大批反思文革的书和文章,90年代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基本上成为禁区。这种情况导致对于文革的反省和文革的记忆逐渐地淡化。这种淡化就给了某些野心家以机会,他们可以利用对于现实、对于改革开放这段历史的不满,重新提出搞“二次文革”。

实际上这是一种很不科学的线性思维,我们叫“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这是《红楼梦》里的话。利益集团“身后有余忘缩手”,为所欲为;被侵害这部分老百姓,由于遮蔽了文革的历史,觉得“眼前无路想回头”,既然后毛时代不好,是不是毛时代就一定好?就会产生这样的想法。

在座各位凭自己的理性来判断,毫无法制保障的、以暴力手段来解决一切社会矛盾的方式,是不是一种好的方式,我想你们自己都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因为你们都是文明人。但是文革确实是让我们回到了蒙昧时代,回到了野蛮时代,文革本身是一个反文明的东西。由于遮蔽了这段历史,这种东西沉渣泛起,最后不是也形成了对现有体制的重大威胁吗?这就说明遮蔽历史的办法最终会是自己害自己的,当然也会害大家,把我们再重新拖入一场血海,重新拖入一场浩劫,我觉得这是不能承受的。


如何看待网上咄咄逼人的人却在现实中唯唯诺诺的现象?

学生:中国的网络即使开放了、自由了,那些独立思考也不过是一些网络屁民们发泄自己的不满、抱怨等等一系列的,还有一些获取和发布自己信息的宣泄口,可是并不能做些什么。比如参与网络大讨论,西南副手那个事件。那天晚上我也和大家一起讨论,感觉很兴奋,觉得第二天会发生点什么,结果网上是刀光剑影,各个凶神恶煞。第二天还是什么也没发生,太阳还是从东边出来了。我就觉得其实网上再怎么着,你在网下的时候很多在网上发出咄咄逼人的语言,可能网下都唯唯诺诺,追求无为而治的人,这种现象您怎么看?我觉得比较迷惑。大家就说说,发泄发泄就没事了。

章立凡:我确实承认你说的这种现象存在,我一直对我们的教育制度有些批评,现在很多基础教育教给大家的东西和现实是脱节的,甚至在学校、学生时代所被灌输的这些东西,一旦进入社会马上就崩溃了,马上就被现实给否定掉了。甚至用不着等到你进入社会,你回家以后,可能家里人,你父母,他们的价值观,就把你在学校所教育的价值观给否定掉了。

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浪费了大家大好的青春时光不说,还造成了人格的分裂,我说这个话,不知道是不是对大家有点不敬,你在老师、领导面前说一套话,在自己人面前说一套话,或是在网络上有豪言壮语,但是在行动中其实你什么也做不了。

人的角色变换和人格的分裂在我们中间都是存在的,有一句话说“凡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我想起这句话很悲哀,我和你一样悲哀。不过我还是很有信心,为什么我有信心呢?即使你在说假话的时候,你连你说的假话都不信,包括很多领导在说瞎话的时候,他也不信他的瞎话。他把他的儿子送到英国受教育,送到美国受教育,他把他的老婆、孩子和财产都送到资本主义国家去,这是为什么呢?这就说明他对他说的那套东西,他自己也不信。既然是大家都不信的东西,我认为它是不大可能永远维持下去的,它没有可持续性。

学生:章老师您好,我觉得像现在很多所谓领导像您这些经历过文革的,这些人可能在文革中或多或少受到负面的迫害,当年他们走上仕途应该很少人发誓我一定要当一个贪官,但是当他们到了权力的位置上,他们就这样,而且不是个体,导致整个中国又有第二次文化革命,压迫我们这代年轻人。我们在场坐的这些,现在听了这些讲座有自己的独立思考的话,您觉得有独立思考这个方向是在哪里?现在坐的这些人,二十年后、三十年后又是站在中国的权利位置上面,他们会不会又陷入这个循环,又使得这个社会变成这样,这个根源在哪里?

章立凡:我刚才讲到一点,我的成长过程中是一个资讯匮乏的年代,我的同龄人,也就是你说的现在在台上的这部分人(当然我没在台上,我只是在这个讲台上),他们实际上也是从资讯匮乏的时代走过来的。我感觉这中间有很多人,他们管理的思想还是那个时代的管理思想,就是我讲的,在一个立体传播的时代,用一种平面媒体的管理方式来管理意识形态。我觉得这是他们知识结构欠缺和他们经历欠缺所造成的。

像毛泽东没有留过洋,你说他是一个自学成才的人物也行,但是毛泽东的教育结构是有欠缺的。他对于他曾经经历过的教育制度,有深切的仇恨。因为他曾经被那些学者、教授们蔑视过,他觉得很受侮辱。所以他获得权力的时候,就要报复一下。我这样揣度好像有点小人之心了,但是我总是禁不住要这么想。

至于你说你们这些人,未来变成社会主流以后会怎么样?这个问题我经常想,我可能跟别人想问题不太一样,我喜欢从五十年、一百年、五百年以后的角度来想现在。我经常在想将来的人们会怎么样评价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盛世还是停滞的时代?是一个思想禁锢的时代还是一个真正开放的社会?

你你们这代人,现在的发展机遇对你们来讲不是很有利。恕我直言,现在重要的位置,无论是政府、企业的重要位置,都在60后、70后的手里,他们还不会很快的退出历史舞台。你们进入社会的时候,获得升迁和发展的机会不会特别多,因为好的位置不会有很多空出来,除非有更多的创业机会,有更多社会发展的空间,你们才有自己的天地,否则你们只能向体制内去谋求仕途、找出路,最好的办法,当然是“我爸是李刚”之类的。如果不幸你没有好爹好妈的话,现有的体制对你们来讲,可能没有太多的空间。

其次就是企业,如果你自己没有资金,或是你爸爸不是富爸爸,是穷爸爸,这个社会的空间也不大。所以我有时候想,可能中国“愤怒的一代”就在你们或者比你们更晚些的代际出现。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找不到自己的空间,找不到发展的机遇。用现在的话就是变成“蚁族”了,想结婚没房,想工作没好工作等等一系列的困扰,用当前的一句话,你们可能变成“维稳的对象”。当然,这里说的是个人未来发展的问题。

当你们成为社会主流的时候会怎么样?在座大部分应该是独生子女吧?估计不是独生子女的人也会有。现在大家都在批评独生子女的政策,有了这个政策以后,就没有亲戚了,大家没有堂、表兄弟了,就没有横向的亲戚了,只有姻亲、直系血亲。这种情况下缺点当然是存在的,每个人都比较自我。我有时候也想,中国人本来就是太缺乏个性了,所以有可能那些很有个性的人出现在你们大家中间,而且不乏一些人成为人物,我想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更有可能造成所谓的“不稳定因素”,如果官方是这么看的话。我认为有可能改变中国社会的希望,是在你们这些人中间,哪一位我不敢说,但是是这群人。


知识分子被体制挤压失去生存空间后该怎么办?

学生:刚才说到知识分子应该保持一种人格独立。我现在想问一个问题,这个社会人们在走向体制还是体制在收编人们的问题,好比知识分子要做调查,你的来源在哪里,你的教授一个月只能证2000块钱,政府说给你3000块钱你搞这个调查,你的生活就有了保证。如果知识分子丧失了平台,体制在不停的收编人们,你不接受收编将失去你的生存空间。在中国也涌现出了这样一批人,我想问一下您,这个时候的生存状态是什么,您会以什么样的态度接受这样体制的审问?

章立凡:这个问题提得特别有意思,中国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会被毛泽东给驯服了。当然大家会说各种政治运动,反右、文革、知识分子受打压,我觉得这只是一个方面,最根本的问题,是中国在那个年代是一种单位制度。一个是户籍,一个是单位,户籍决定你的口粮,单位决定你的工资,这两样被控制,基本上知识分子就被控制了。毛时代之所以能建立那么强的思想控制,就是因为他手里有这么两张王牌。

在文革中,我去看一位学长,我那个时候是初中生,他是高中生,这位先生是一位著名的文物鉴定师,当时我们俩也不知怎么说起我父亲的情况,他说了一句话我记忆犹新——就范就有饭,整到你服了你才能有饭吃。我想这个道理是对的,你不就范你就可能没法活,那个时候为什么有很多人被整到最后自杀了,他不光是思想上的痛,他确实生计断了,他没法活了,这种情况导致要么就就范,要么就死掉。

但是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情况还是有变化,现在活路比较多了,我认为改革开放带来的好处一个是生计手段比较多,这个地方不行那个地方还能活。所有的单位都不要我了,我卖文还可以卖出稿费来。你刚才说那几位的活法,他们基本上就是这种活法,他还能把他的文字变成他的生计,这是一种。

多元化首先是经济的多元化,经济的多元化有了,思想的多元化才有可能存在。我可以坦白的讲,现在在中国这种非常低稿费、纳税还非常高的情况下,如果单靠写文章来为生,过得是很紧巴的,不会有什么太富裕的日子过。除非你是一个畅销书作者,但是不等于不能活。

你你说平台的问题,我也遭遇过这种情况,某几个平台在某一天同时没有了,同时不能发声了,我本来也没有指望这些平台,我没有靠它吃饭,这是第一。二是平台太多了,这儿的平台没有了,我翻墙以后还有平台。网络媒体的平台暂时没有了,我还有其他媒体的平台,这就是多元化的好处。在一个信息时代要想彻底封杀某种声音或是某个个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但是总体上来讲,很不容易做到。

主持人:谢谢章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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