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害怕失去的时候，立宪就有了可能

                                  ——中国研究院第四次讨论会发言纪要

时间：10月28日下午 地点：美国纽约

冯胜平：你好！

非常好！道理是说透了。再看看，现在的这批当政者可能会有一些作为。我相信宪政一定会成功，而且就在近十年内就会有实质的进步。不是我们等不及，而是当政者自己都知道没法再等了。

馮勝平：我同意偉東所說的大部分看法，中共現在肯定是國家主義。关于關於“邪路”、“老路”的分析，我覺得非常準確。关劉曉波和薄熙來就是明证：一個代表“邪路”，一個代表“老路”。中國可能的三個前途。

最好的前途，就是共產黨自己通過黨內民主、通過憲政，有序地走向民主。这条路美國是先例，它當年也是一黨獨大，就一個華盛頓革命黨，這個革命黨沒有跟任何人分享政權，美國的 loyalists，通通被趕到加拿大和英国去了，一辈子没有回来，就好像中國國民黨。美國的民主派托马斯·潘恩，就像軍濤这种人，喜歡革命，通通被流放到法国，晚年回到美國，終身沒有選舉權。

王軍濤：你這說法不對，Samuel Adams就是美國的革命黨。

馮勝平：结果就是華盛頓那幫人，55個國父，在费城吵了116天，自己立憲，也自己行憲，沒跟任何人分享政權。只要不革命，这是中国未来一條必然的路。昨天跟一個“紅三代”聊天，講到現在太子黨接班，他說，“千秋萬代”很難，“紅二代”大部分身在國內，沒有出過國，所以現在是這個思想；但是“紅三代”就不一定，他们基本都出過國，受过现代教育，接近常识，知道“千秋萬代”不可能，对“千秋萬代”也没有兴趣。

在千秋萬代的問題上，太子黨似乎是達成了共識。這是他們最難擺脫的心結，是中國政治的盲點，也是自秦始皇以來幾百代中国帝王永遠做不醒的夢。儘管秦始皇也就只兩世，並沒有千秋萬代過。这不是聪明和笨的问题——幾百代帝王不可能都笨，他们中間肯定有雄才大略的帝王，但為什麼在這個問題上一個人都沒跳出來、全做同一個夢？換位思考一下，在上位的人不做這個夢真的很難。

如果可以“千秋萬代”，WHY NOT?真能做得到，华盛顿也会当皇帝。

问题在于，“千秋萬代”不可能。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地上没有永久的执政党。不需要太高深的智慧，只凭常识就应该懂得，任何一个政党都会经历生老病死的过程，恰如一个人保养的再好，也不能活两百岁。所以我认为，中國最好就是不要革命，通過黨主立憲从王朝循环的历史中走出来。当然，这不是唯一的路，但这是一条代价最小的路。

這條路對在座各位可能不是一條好路。我跟軍濤常開玩笑：共產黨的權力餐桌上沒你的位置，所以你的首要任务就是掀桌子，掀了之後，下一桌擺上來，說不定就有我的位置，如果沒有，接著再掀，這是革命者的心態，我非常理解，因为我們跟王炳章在一起時，早就熟知了这种心態。

高文謙：我就問一個問題，習近平中央可能如你剛才說的，照華盛頓的榜樣放棄權力嗎？兩個國家的國情完全不一樣，沒辦法相類比。

馮勝平：我知道。上次寫了那封信後，很多人就說我是一相情願。

高文謙：你那篇文章我也認真拜讀了，我就四個字：與虎謀皮。原諒我把話說得非常透。我一直沒有機會跟你當面討論這個問題，現在我要說出來，咱們明人不做暗事，我也不在網上辯論。

馮勝平：我知道，批我想法的人有說我“與虎謀皮”，或者說給共產黨獻計獻策，甚至說是習近平在海外放的“政治氣球”，我是代表習在搞什麼東西……等等，什麼都有，你這個批評已經算是很客氣了。
我並不认为我讲的路是中國唯一的路，而且非常可能中共不會走這條路，幾百代帝王都繞不出來，憑什麼它就能繞出來？但我認為这是代價最小、阻力最小的路，走不走，我沒辦法决定。我的建议，习近平看不看得到，先打個對折（50%）；看到了，能不能接受，再打個對折（25%）；就算真的接受，也按我想像的方向去搞，能不能搞成，中國有沒有這樣的社會基礎條件，又要打個對折——所以頂多12.5％的可能性，還不說他們还會判定這條建議是“境外反動勢力的陰謀”呢。如果細讀9號文件，會看到沒有什麼“七不講”，只有意識型態领域的七個問題，其中第七個問題，是對左派講的。搞9號文件的目的，是要争夺意識型態的領導權。文件列举了近来反共势力的活动，講的第一條，恐怕跟我那封信还有點關，這一條是，以公開信、建言书的方式要求政改、宪政；第二條跟我們無關，說的是西方使領館在國內頻繁開展、資助各種活動；第三條似乎跟何頻有關：大量出版反動刊物。中共覺得，你跟他講憲政是在矇他，因為憲政的話語權早已被自由派控制，一講憲政，當局腦袋裡跳出來的就是：司法獨立、軍隊國家化、三權分立、民主選舉、新聞自由。這五條，他哪條都受不了！他搞了，肯定跟蘇聯一樣的結果。尽管你可以说实行以上五条从长远来说对共产党有好处，但他知道得很清楚，真要那样搞，就没有长远了，明天可能都过不去！

其實我主張的，並不是以上那五條。（把权力关进笼子是一位网民2002年伪造的所谓的“布什讲话”，它骗了包括习近平在内的许多人。）中共如果搞“黨主立憲”，实行自己的“82憲法”就行，没有必要去实行美國1787年憲法。“82憲法”中，沒有軍隊國家化，也沒有三權分立、司法獨立、民主選舉，它跟美國憲法相重合的只有一條，就是憲法35條：言論自由。反憲政的朋友再仇視美國憲政，恐怕也不好意思從這條後退條，宣称“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沒有言論自由”。

高文謙：中國的“82憲法”和美國的憲法根本沒有可能接軌，可能某些字面上一樣。中國憲法的核心，就是黨的領導，一黨專政，鄧小平當年就非常清楚。什麼“四個堅持”、什麼社會主義，誰能講得清楚？但有一條絕對不能讓，就是黨的領導。

馮勝平：党主立宪讲不清楚，革命就能讲清楚吗？我是希望中国能走出革命，走出王朝循环。在座的可能覺得沒這個可能，所以关心共产党后的问题。这我完全可以理解。但我的基本想法是，你要給中國找一條出路，首先必須先給共產黨找一條退路。這條退路，在我看来就是黨主立憲。

人们現在評論毛澤東，说法各异。劉小楓說毛澤東是“國父”，王康說毛澤東是“國賊”，其實這种爭論沒有意義，它的答案取决于共产党的命运。共产党兴，毛泽东就是“國父”；共产党亡，毛泽东就是“國賊”，“國父”還是“國賊”，取决于共產黨能不能在中國站得住，能不能带领中国走出王朝循环。
毛澤東自己曾说：“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這句話本身沒錯，錯在共产党在其90多年的历史中，永远把黨內的反對派當反動派鎮壓。善待反对派，這是共产党要向華盛頓學习的地方。美國国父们沒有同反對派分享政權，而是自己分裂成聯邦黨和反聯邦黨，此后又演变为民主党和共和党。華盛頓對反對派不手軟，但對自己的战友从不迫害。（王軍濤：他哪裡有權？都要經過法院。）历史回溯230年，美国就只有一个華盛頓革命黨，它自己走了出来，到今天为止，华盛顿仍是国父。

中国的第二个前途，就是有序地解體。值得注意的是，幾乎所有共產黨國家结束走的都是这一條路。有序解體有三個特徵，第一是共產黨下台，第二是經濟滑坡甚至崩潰，第三是國家分裂。但它的好处是沒有軍閥內戰，没有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和清算。军队统一，70％～80％的政府官員来自于旧政府，是有序解體的基本条件。如果第一條路走不通，中国很可能走這條路。但现在看来，不到万不得已，习近平不会考虑這條路。

我曾写文章把中国分为党国，军国和民国三个阶段。毛澤東時代是“黨國”，現在接近“軍國”，而最终的目标是“民国”（自由民主的新中国）。“黨國”靠意識型態控制，“軍國”靠金錢和暴力來控制。对后者来说，“凡是能用人民幣解決的矛盾，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幣解決不了的矛盾，则用暴力解決。

毛泽东之後，中国再無信仰。今天的中國人除了金钱和权力，什麼都不信，而“軍國”恰恰是一个用金钱和权力來統治的政权（有幾流的人民就有幾流的政府）。它可以在和平时期维持統治，一但危机爆发，“軍國”的作用就是控制大局，保证中国不乱。换句话说，“军国”平时可以维护社会的治安，亂時可以維持社會的穩定。

中国的第三个前途，就是無序地崩潰。这是偉東剛講到的，也是最坏的一條路。关于這條路，鄭孝胥的“三共論”讲的最清楚：“先共和，後共產，最後共管。”1911年共和滅大清，1949年共產滅共和，現在就等共管。所謂“共管”，指的是中國崩潰，被國際社會共管。有趣的是，多年以后，王力雄，李劼和蘆笛各写了一部政治预言小说，都以一个场景结束：中國在一场核戰爭中崩潰，被國際社會共管。他们在 寫小說之前互不認識，也沒有讀過“三共論”。中国最怕的就是走向這條路。（何頻：這條路是不是南斯拉夫的路？）南斯拉夫死了25萬人。剛才有人講到化學武器，中國現在至少有400枚洲際導彈，一旦發生內戰，北京這樣的城市，只需一枚核武器，不會有人活下來。

陳小平：你受蘆笛的影響太深啦，現在世界上打了幾枚核導彈？共產黨殺的人比這要多得多。

高瑜：胡錦濤上台後，讓中央黨校搞一個課題，就是“黨主立憲”。推出來一個月，自己就關了。

馮勝平：只要中國不革命，它遲早要回归常识，走到立憲這條路上来。很多朋友說宪政的最大的阻力是既得利益集團，事实并非如此。既得利益集團是中國宪政的最大動力。原因很简单，只有立憲，才能保住他們的生命财产。

高文謙：我就問你，一個人剛把東西吃到肚子裡，你要他吐出來一點，他幹嗎？共產黨手裡拿著權，享受到改革的成果，非常滋潤，滿嘴都是油，他所考慮的，是他退一步的話，可能被清算。

今晚很難得，這種思想的交鋒非常需要。你講了半天美國、華盛頓，他们跟中国不一樣，中國最大的問題，是權貴利益集團怕被清算，他們背的罪孽太深重！胡喬木1989年時在我們內部講：退一步就退兩步，退兩步就全線崩潰。
現在你對習近平講這番道理，人們心裡都很清楚啊，你就是忽悠他們。他們這幫人對局勢看得清楚極了，你別想忽悠他們。1989年和現在的整個局面都不一樣了，1989年共產黨才有多少利益？無非就是老幹部有點離休的特殊權利。而現在呢，他們的利益之大，人們不敢想像！

高瑜：你是有產者，你要立憲，是要用憲法來保護你的財產。但你的財產來源跟中共權貴集團完全不一樣，你是在憲法下用勞動掙的，他是在一黨專政下利用暴力機器掠奪的。他能跟你一樣希望立憲嗎？

高伐林：諸位，先不要發言，請勝平結個尾。

馮勝平：革命是穷人的节日，立宪是富人的本能。 一百年来中国宪政运动的失败，原因很多，其根本是国家的贫穷。在一个贫穷的国家里，革命永远具有最大的感召力。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脱离贫困，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个集团拥有一切，唯独不拥有未来。共产党在，他们不安全，随时会被“双规”；共产党不在，他们更不安全，暴民无疑会清算他们。前有暴君，后有暴民，对既得利益集团来说，宪政是唯一的出路。搞宪政，他们会比谁都积极。正如三百年前的英国贵族，他们既有公权，又有特权，唯独没有安全：皇帝能剥夺他们的财产，暴民能剥夺他们的生命。通过光荣革命，他们放弃公权，保留特权，换取了财产与人身的安全。生活在达摩克利斯利剑之下，今天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极度缺乏安全感，自我利益决定了他们是中国宪政改革的最大动力。既得利益集团是推动宪政民主的正能量。习近平搞运动反腐，他们是阻力，跟你拼命；习近平搞宪政改革，他们是动力，为你拼命。

跳出“运动治国”的惯性思维，需要时间和试错。1974年香港廉政公署成立之初，循的也是运动治国的思路。以贪腐公务员为目标，廉政公署用运动方式治理腐败，结果造成香港社会的巨大混乱。三年后，廉政公署痛定思痛，意识到已经长到身上的肉不可能割下来，实行大赦，对1977年1月1日前犯有腐败罪的公务员免于起诉，同时四管齐下——教育，不想贪；制度，不能贪；法律，不敢贪；高薪，不必贪——一举把香港从世界上最腐败的社会变为廉洁社会的楷模。今天中国腐败的程度远远超过当年的香港。吴思做过一个统计，以5%的贪腐比例计算，即每创造100元GDP，贪官拿走5元，十年来被贪官非法摄取的财富是十万亿。若以贪污一百万元作为惩治标准，要杀的人就是一千万。反腐的阻力何在，不言而喻；宪政的动力何在，也不言而喻。

最后再讲一遍，除了金钱和权力，今天的中国人什么都不信。没有人能够重建国人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也没有人愿意发起一场诸位希望的革命。这是一个“人人要发财，个个想腐败”的国家（芦笛）；这是一个全面溃败的社会（孙立平）；这是一个没有信仰的“小时代”（郭敬明）。吊诡的是，正是在这个人们不再谈论家国天下的“小时代”中，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没有了运动的资本，却阴差阳错地获得了立宪的本钱。

当人们什么都不信的时候，立规就成了必须；当人们害怕失去的时候，立宪就有了可能。

                                                                              11/15/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