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岁月留痕】：（一）出生与家庭
作者：老虎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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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岁月留痕】：（一）出生与家庭
作者：老虎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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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岁月留痕】： （一）出生与家庭 随着2013新年钟声的敲响，2012年已成历史。本人这个1953年生人也已步入“花甲之年”。古时孔子曾有言：“吾十有五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所谓“六十而耳顺”，说的应该是人到了六十，什么话都能听得下去，且心境平静，能辩明其事非曲直了。简言之，也就是到了遇到任何事都能镇定自如，波澜不惊的境界了。 记得在我幼小的时候，对于60岁长者的感觉是神秘的：他们是“大人中的大人”；他们高大而又深不可测；人世间，好像他们没有不知晓的事。想想也是，那年代，六十岁可就是当之无愧的老人了。 如今人的寿命延长了，花甲年之人很多甚至还未走出人生奋斗的高峰。但有一个事实不容否定，那就是普通的花甲年之人正在先后退出人生奋斗（工作）的历史舞台，正将开启自己人生道路新的一页。 我也如此。虽不敢说自己已进入“耳顺”的境界，但岁月的刻度已明明白白地显示出自己的人生已经走过了一个“花甲”。于是想到，该给自己的“前六十”留下点痕迹，就算是对自己的人生轨迹有个梳理吧。当然，如果能给家人和后代以及朋友们留下些念想那便是意外的收获了。于是决定，从今天开始，开辟一个以“我的岁月留痕”为名的类别，逐渐地将自己还能想起来的往事做个回顾整理。
来到人间1953年6月23日，我来到了人世间。生命降临的地点是地处上海长乐路的市第一妇婴保健医院。都说人的很多性格品质都与“先天”因素有关，我不知自己身世是否能够印证这个结论。 记得在逐渐长大的过程中，妈妈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我出生在家庭的非常时期，当时爸爸正失业在家没有收入，妈妈很艰苦地支撑着我们这个小家庭的生活。整个怀孕期间她一直都在辛苦地工作，谈不上休养安胎保胎，更谈不上有什么营养补充，直至临产前出现了症状，才由一辆人力三轮车送到离家最近的妇婴保健院产下了我。 我出生时的那个年代物质实在是太匮乏了，加上妈妈的身体也太缺乏营养补充，我出生后不久便吮吸不到母亲的乳汁了，奶奶几乎是用“米洇汤”（音，类似粥汤）将我喂养起来的——我个子矮小和身体的先天柔弱应该与此有关。 妈妈还告诉我，当年六月下旬的天气很热，我在“月子里”没有很好地被“蜡烛包”包裹。那是因为太热了，妈妈不忍心看我受罪，便解放了我的手脚。好像老人们都有这样的说法：从小“蜡烛包”没有很好包裹的孩子，长大后会多动。可我好像是个例外，从小就文静。我们家庭的人口其实很简单：父亲那头同辈人仅有姑妈一人，姑妈生养有三男三女，我母亲生养了我们兄弟姐妹共四人，不幸的是老大（我大姐）三岁时患病夭折，留存下的有哥哥、弟弟和我。母亲的同辈那里也只有一个姐姐（我大姨），一直在家乡没有离开。因此在上海我们这个大家庭中只有四个女孩，我是她们中公认最文静的一个。平时少言寡语，上学读书时也很用心用功，从没有让大人们操过心。“蜡烛包”效应好像在我身上有失灵效。可是现在想起来，该效应应该还是有的，内心深处我其实还不是个很安分的人，也总是在渴望“伸展”的。 我的家庭我的家庭有点特殊，是属于大起大落的那种。 按现在的说法，我该被称作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新上海人。我的父母都出生并生长在老家安徽歙县。歙县位于安徽省南部，属古徽州六县之一。那里是徽州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也是徽商的主要发源地，文房四宝中的“徽墨”和“歙砚”的主要产地也在歙县。 徽州是个有着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地方，历史上英才辈出，代不乏人，曾诞生过朱熹、毕升、胡适、陶行知等一大批杰出人物。据说仅歙县一地，明清两代就有542个进士，1531个举人。在那里，“父子尚书”、“同胞翰林”流誉乡里，“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成为美淡。位于歙县郑村镇上著名的棠樾牌坊群便是那个地区传承忠孝节义伦理道德的代表性写照。 歙县境内河溪纵横，西南与休宁县相连，东北与绩溪县和浙江省临安市交界，东南与浙江省淳安县、开化县毗邻，水路交通非常便利。历史、文化加上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叠加，造就了当地的成年男子大多外出经商或者就是读书做官的现状，女子则大多是留守在家。 我家祖上便生活在歙县县城上，在当地也算得上是个大户人家，听姑妈多次说过，他们的祖辈挺有出息，早年便在清朝廷为官。说他们的祖父与晚清重臣李鸿章还有着非同一般的私交呢。她常说我们那位曾祖父告老还乡时，官船一路相伴，浩浩荡荡好不显赫。然而我们的家族似乎也应验了中国人常说的“富不过三代”这个规律——我的祖辈往后家族开始败落，那是一种全面的败落，直至一败涂地。 我爷爷是我们方家那一辈的独子，却自幼缺少很好的管教，他不务正业，也不理家事，因为有耳疾，故整天沉湎于抽鸦片。也不知是什么缘故，他的原配夫人没有能够生育。在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年代，这状况在方家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容忍的，自然是需要“纳妾”。可是方家的情况太特殊了，因为门第高，一般人家的女孩进不了这个家门，“好人家”的女子又有谁能够接受“妾位”呢？但那时大人们也有的是办法：舍近求远，隐瞒已婚。反正那个年代的婚姻凭的全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的奶奶，一个他乡大户人家的千金就这样进了方家的大门。当她知道了自己进入方家的真实身份后，悲愤不已，据说在回娘家门时长跪在自己父母面前伤心痛哭不起，她的爹妈知情后也是愤怒之至，但在那个时代，他们没有足够的能量可以扭转这个局面，也“挽救”不了已木已成舟的自家千金，加上方家当时也算是事后够“仁义”，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这段带有荒唐色彩的婚姻真是苦了我的奶奶，听姑妈说，奶奶自那时起便沉默寡言，脸上就再也没有了笑容，直到我的爸爸出世，她的生命才算是有了点光亮。于是就像无数古老的故事一般，我父亲成了我奶奶生命中的全部寄托，对他自然是百依百顺，宠爱之极。姑妈是我奶奶的第二个孩子，小我父亲三岁。这一双子女是我奶奶对方家的最大贡献。 按说方家应该由此安定了，但是命运并不会总尽人意的。父亲出生于上世纪的1916年，那个年代是中华民族进入动荡和走向不幸的年代：内乱、战争、内忧外患，一个接着一个的国难频频临头。当时方家因缺少有力量的男子，自然是面临巨大的危机。我的爷爷因为大量吸食鸦片的缘故，早早离开了人世。（爷爷的原配也没有长寿，）我父亲出世以后的日子，方家的门面其实也就是靠着我那早年守寡的奶奶支撑着的，家庭生活靠的是祖上留下的上海的一些产业以及家乡的土地（收租）。原先的格局是上海产业为主打，乡间收租所得也就是维持一般日常生活所需之用。奶奶属于“女子无才便是德”年代的女性，尽管够坚强也很聪明，但她不懂本该属于男人世界打拼中的游戏规则，她对上海的产业近似于一窍不通，全靠着那些代理人打点着，她对承包着种田的乡里乡亲也有着不少的同情，为此常常是收不上应有的租粮。奶奶是个极要面子的女子，姑妈说，为了表示自己没有“败家”，她在家庭已经出现了危机的苗子时，竟然做出了个无论是当时还是现今看来都是非常错误的决策——竭尽家中可以动用的资产去购买土地，以至于后患无穷（见后）。加之那时她对父亲溺爱过分，几乎是百依百顺，为父亲大把花银子从不吝啬。可以这么说，方家的这种状况在当时那个年代，在当时这样的状况下，败落已成必然。 刚开始，那些在上海的代理人还是很守信用的，每年年末，伙计们都会挑着带有掩饰却装满银元的“钱担”到家乡交给我奶奶以供家用。但因世道太乱了，这种状况不久便不断地遭遇不幸，随之而来的是信任危机的逐渐产生，家中开始陷入入不敷出，靠吃老本维持的窘状。抗战爆发后，特别是“八·一三”大轰炸后，上海的产业遭受重创，奶奶这个当家人的日子便更加难过了。然俗话说得好“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靠着祖上积累下的老本，家中也算是熬过了抗战，解放战争两场战争。 解放前夕的“土改”运动是我家产生巨大变化的根本转折点。那年（大概是1948年）就是因为奶奶当年置下的那些土地惹下了大祸，奶奶被定性为“地主”。奶奶胆小，听说这个消息后，害怕极了，更是惊慌无助。好在姑妈当时已经出嫁随夫到上海安家，于是她便带着我母亲匆忙离家奔沪投奔女儿。（父亲的情况见后）从此我家成了上海新移民。 母亲后来告诉我们，当时老家家中有一间一般人不得进入的书房，（她这个当年的儿媳妇也没有资格进入，）里面全是祖上传下来的一些珍贵的书画（包括有唐伯虎的真迹）。她也就是在每年“晒霉”时才略微得知。她还告诉我们，因为这些书画非常珍贵，所以“晒霉”时“它们”都是被布蒙上见太阳的。奶奶没有太多的文化，自然不懂这些书画，也不知它们的真正价值，但却知道这些东西的贵重，因此即使在家道败落变卖财产时也不敢轻易动用这些宝物。因此，“逃难”前这些东西倒是全部保留了下来。可惜的是在她离开家乡后，这些宝物就全都成了“无主”的东西。其命运也就是可想而知了——真是可惜了了这些宝物！ 我家自此时起，可能也就是真正的成了“一贫如洗”。 我的姑妈对我家帮助很大，说是“雪中送炭”也一点不为过。她16岁成婚，嫁给了当地一个大户人家。丈夫年轻时离家外出，后参加了革命工作，并在上海落户，居住地点就是我出生后的住处——上海襄阳北路66弄1号，那是一幢用金条顶下来的旧式里弄房。当年奶奶和我妈妈“逃”到上海后就落脚在姑妈家，姑妈腾出了一间房屋供她们居住，我们兄妹姐弟三人也都在此地出生，也在此度过了童年。（大姐的出生和夭折全都在安徽家乡）1958年初，姑父因工作关系需举家迁居，前往建造在虹口区的单位干部宿舍居住，按照规定我们一家无法一起前往，通过姑父姑妈等的多方努力，我们一家被安排到66弄2号底楼大客堂居住。直至文化大革命。 姑妈家搬走的时候，我们家实际上是失去了经济上的“靠山”，那时我们父母都没有稳定的收入，家庭生活十分困难。然而即便如此，奶奶还是一直和我们一家五口居住生活在一起，承担着帮助我父母亲担当这个小家庭生计的使命。其实当年要是贪图安逸，她完全可以跟随女儿前往虹口的，姑妈也很需要她帮助照顾一群年幼的孩子。但或许是封建社会的女子注定是不会做这种选择的缘故吧，奶奶自始至终没有离开过我们一家，姑妈则是时不时地在经济上帮助我们，如此这般，才使得我们这个家度过了那段非常艰难的时光。 奶奶是那个时代典型的牺牲品，她的一生完全没有“自我”，承受的全是压力和责任。我记忆中的她总是一脸严肃，没有笑容。或许是长久忍受心理压力的缘故吧，她患上了严重的胃病，严重到经常会吐血，（现在想来也有可能是胃癌）年仅60就早早地离开了我们。那时我还很小，只记得去世那天她在家中不停地吐血，父亲是用个脸盆接着她那一口一口呕吐出的鲜血的，那情景真是很可怕，以至于我一直难以忘怀。姑妈当时已搬出襄阳北路，等她赶来后，和父母亲一起将奶奶送往徐汇区中心医院（当时叫淮海医院）时，奶奶实际已经进入昏迷状，抢救了一个上午无果，最终还是停止了呼吸。或许是这个印象太深刻了，自此我对淮海医院就没有好感，还经常会无端的鄙视他。 听妈妈说，奶奶自幼疼爱我哥哥（孙子呀），也非常疼爱我，她一直说我听话，爱干净，和我去世的姐姐很像（妈妈说早逝的姐姐从小聪明乖巧，奶奶从当年不接受她到后来喜爱非常，甚至为她的夭折难受了好长一段时间）只是那时我太小，印象还不是很深。她老人家去世时，我还没满六周岁。
我的父亲年轻时一直很不愿提我的父亲，总感到他是我们家的“耻辱”。 父亲从一出生开始，便受到整个家族格外的重视和呵护，更是受到奶奶百般千般的宠爱，毫不夸张地说，奶奶不仅视他为掌上明珠，百依百顺，更是视他为自己生命的重要部分，爷爷去世后更是如此。因为一直生活在奶奶的庇护之下，在家乡时，父亲似乎就是一个永远都长不大的孩子。父亲人长得很帅，又顶着方家大少爷的光环，很是招女孩喜欢。他倒并非好色，但也不乏游戏人生，为此奶奶没有少为他操心费神，也没有为此少花钱财。 父亲中学毕业后，奶奶便想着将他推向社会。曾经让他到上海去跟着学习打理沪上的产业，但父亲对此根本不上心，奶奶不在眼前更是没有了拘束，本领没有学成，倒是惹了不少事，最后只得“召回”。回到家乡后，奶奶通过多方打点，给他在家乡的地方政府（县上一个叫“田粮处”的机构）中谋了个副科长的公职。要说这个“田粮处”，从职能上看，便知是个很有“油水”的地方，其间的人际关系也颇为复杂。但常年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衣食无忧生活的父亲，对外面的世界几乎全无认识，全无感觉，对“田粮处”内部的勾心斗角更是全然无知。结果工作不多久，便代人受过，以“贪污罪”在国民党的监狱里蹲过数月。其实那罪名是该安在父亲顶头上司、田粮处正科长的身上才是，但那家伙城府很深，犯事后使了个“金蝉脱壳”之计，身为副科长的父亲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被顶了罪名。奶奶为此着急万分，想尽办法，用足银子才将他提前从狱中赎了回来。 出狱后为躲避麻烦，奶奶再次将他送到上海，这次是将他交给了姑父姑妈。不久，在姑妈姑父的帮助下，父亲算是谋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好像是在当时的“六一儿童用品商店”当职员。奶奶和妈妈从家乡“逃”到上海后，一家人倒是也过了一段安稳日子。然好景不长，又不知何故，父亲在店里稀里糊涂地竟然发生了一次挪用公款的事件。尽管数目很小，但那事发生在解放初，用现在的话说，正属于“严打”时期，于是，颇为可笑的是曾经坐过国民党监狱的他竟然又进了共产党的监狱——被判了六个月的刑期。我出生的时候正是他出狱后没有找到稳定工作的时候。 父亲的文化程度是高中毕业，在那个时代也算是个有文化的人了。或许就是那个原因吧，他阴差阳错的进入了上海市徐汇区的岳阳路小学，（该校后来并入徐汇区建襄小学）从当临时工开始，后来也算是谋得了一个正式职员的身份，一直干到退休。我在1979年能够返回上海顶替的就是这个岗位。 父亲的生活经历可以说是大起大落，也称得上是坎坷不平。幼时和青少年时代的他是衣食无忧，享尽了荣华富贵。可到了中老年时期他却是落魄非常。因为有过两次进监狱服刑的经历，他时不时地会被称之为“坏分子”，再加上那顶地主家庭出生的帽子，故解放后几乎每逢政治运动，都免不了成为运动对象。好在他的那些“罪行”实在也难以上纲上线，加之父亲的性格和为人都十分随和，好像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为自己做什么争辩，因为如此，故总会在运动对象中慢慢地就成为了边缘人物，于是也就一次一次地都挺了过来。然而父亲的这一切对于我母亲，对于我们这个家庭而言，却实实在在地是一场场的灾难。或许正是如此，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耻于和别人提及我的父亲。 随着年岁的增长，也或许是因为血缘的缘故吧，（毕竟血浓于水呀！）渐渐地我似乎无法不去想念我父亲，也无法不去思考我父亲。慢慢地好像也能原谅他了。 父亲解放前的生活是够奢侈的了，称得上是呼风唤雨，想要啥便能得到啥，说句大俗话，即使他提出要天上的星星，备不住奶奶也会设法“满足他”的。但那是他的错吗？出生在那个时代那个家庭那种特殊的背景下，他的命运在出生那一刻似乎就被注定了。父亲从小被奶奶，被家庭宠爱着，包办代替着一切，故他的生活字典中似乎从来就没有“责任”两字，可以说他在家中从来没有很好地尽到作为丈夫和父亲应有的责任和担当，相反还时常因“贪杯”给家中增添麻烦。每每遇到这一切，我都非常地不能原谅他。但随着年岁的增长，我渐渐地明白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被某个固定的模式设置好了的动物，每个人的脾性就是各异的，加上环境和教育使然——我们对此至多也只能是无奈，似乎也不能苛求他。 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原谅也是自己日后人生经历积淀的结果。记得在母亲生活的晚年，我们家人经常会议论往事，也许是年代已经久远的缘故吧，也许是自己的人生经历已经到了能够心平气和地分析人的时刻了。那一阵我经常会自觉不自觉地反思父亲的人生经历，下意识也会对其进行分析评价。父亲的生活无疑是大起大落的，短短的几十年光景，他的生活质量几乎是从天上落到了地狱，家中最困难的时候，他四季的衣服也常常是没有着落，记忆中有个非常清晰的印象便是那年冬去春来，父亲的春装可能还没有着落，一天，我看到他自己动手从棉袄领子处一点点地在拆线，然后从开缝处往外掏棉花，就这样，将一件棉衣活生生地“变”成了一件不伦不类的夹衣。真是令人哭笑不得。 要说年轻时他什么山珍海味没有尝过，但是到了人生的中老年时代，他在单位用的午餐常常就是从家中带去的酱油拌饭，能在里面加上点猪油已经算是“改善”了。父亲老年时“贪杯”是出了名的，（我不知他是否有意地在借酒消愁）可他的杯中永远都只是市面上最劣质的散装酒，个人生活应该说是“够惨”的了。但尽管这样，我倒是从来没有听到他对母亲有任何的抱怨之词，母亲当时是家中的顶梁柱。（奶奶去世后更是如此）生活如此艰难，身为一个普通女子她自然免不了会经常对父亲有无尽的唠叨和抱怨。但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从来不还嘴，不顶牛。邻居都说我爸脾气好极了，单位里的同事对父亲也有同样的评价。 父亲在上海仅有姑妈一个妹妹，兄妹俩自幼感情就很好，姑妈家搬到虹口区后，父亲也会经常去她家，但为了少花二角八分车费，（当年从我家到姑妈家要先乘26路，再换乘18路，全程车资是一角四分）他竟然经常是步行往来，那可是要走两个多小时的路程呀，那情景常常令姑妈既生气又心疼。 直至今日，我依然无法猜测父亲的内心世界，但总感到他心中一定明白他自己是欠这个家的，欠母亲和我们的。不然没有道理也不能解释他从不抱怨从不还嘴的。 对这个结论的得出还基于我记忆中父亲对我们几个小孩的态度。尽管落魄，但父亲好似从来没有过拿我们小孩“出气”的行为发生，兴致好的时候还会跟随着我们的朗读声拉出他读书的腔调，那神情倒也时常换来一阵家庭中的欢笑声。 上小学的时候，音乐老师挺喜欢我，说我有音乐的天赋，空闲时就教我学拉二胡，我那时多想自己拥有一把二胡啊，但基于家里的情形，我根本不敢向妈妈提这个要求。父亲知道后，竟然悄悄地对我说，以后每周他能给我5分零用钱，让我攒着，等攒够了再买。我当时可真是别提有多高兴了，每个星期都在盼着盼着。可惜这个承诺是有始无终的。或许这个愿望的实现太遥远了（当时买一把二胡要好几元，等攒够没有一年半载是不可能的。）父亲最终还是没有抗拒酒精对他的诱惑。那些承诺最终还是变成了他杯中的劣质酒。现在想来这就是我父亲的德性，如果二胡最后是买成了，那或许就不是我的父亲了。 也许是生活的跌宕反差太大了的缘故吧，父亲较早地离开了人世。那是1989年11月29日的晚上，因心脏病急性发作，父亲在家中熟睡时溘然去世。那年他73周岁。所幸他的晚年生活还算是稳定，（79年我和哥哥先后从农村返回上海，且先后落实了工作。之后三个子女又先后成家生子。家庭生活是一步一步走向稳定和好转。）走得也算是安详。 都说生活在一个家庭的成员，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影响。这话应该有道理，这些年来，我感到自己的性格特征中唯一受到父亲影响的大概就是他那种与世无争，随遇而安，不悲天忧人的生活态度吧。不敢对其评论该态度是否有益或者无益，更不敢称这是财富还是垃圾，只能说那是父亲留给我的影响，是一种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的影响。
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初小文化程度，是个非常普通的民间女子，但无论以往还是现在，她在我心中都拥有极重的份量。这份量中有骨肉相连般亲情的凝聚，更有一种超越亲情的钦佩之感。四年前，母亲离我们而去后，心中的这股分量随之渐渐转化为一种刻骨铭心的怀念。四年来，尽管母亲从未在我梦中出现过，但她的音容笑貌，她在我们生活中发生的种种大事小情，点点滴滴，却时常在我脑海中翻滚，时常在我眼前浮现，永远永远都难以忘怀。 母亲的家乡在离歙县大约十里路的一个叫做“唐模”的村庄里。该村属歙县管辖，位于黄山之口，毗邻歙县棠樾牌坊群。村庄始建于唐代，传说曾因经济活跃，民风纯朴而被誉为“唐朝模范村”，从此便以“唐模”作为村名了。该村庄自唐朝后一直发展良好，明清时期达到鼎盛，在徽州也称得上是一个历史悠久，人文积淀深厚的文明古村了。村口矗立着一座建于清康熙年间，题为“同胞翰林”的牌坊，那是为旌表村内许家许承宣、许承家两兄弟而立的。这两兄弟于康熙年间双双中进士，一位为“编修”，一位“庶吉士”，均属翰林院成员，故被称为“同胞翰林”。一个名不经传的普通小村庄，竟然在同一个时代出了两位朝廷高职文官，其文化积淀的厚重由此可见一斑。 我母亲1922年就出生在这个村庄里。村内有一条檀干溪穿村而过，村民大多夹岸而居，母亲家也如此。我外公姓程，开了个中药铺，家境殷实，不愁吃穿。外公外婆膝下只有母亲和大姨两个女儿，彼此间也是相差三岁。听家乡其他亲戚说，当年程家（外公家）这姐妹俩因长得漂亮，家教也不错，在唐模村享有“村花”之称呢。 程家的不幸源于我外公的早逝，那还是在我母亲年幼时，外公突发重病，不幸的是因为作为药铺掌柜的他，因常年和药物打交道的缘故，以至于药物对他的疾病居然没有效果。不久，外公就这样丢下年轻的妻子和两个幼小的女儿西去了。那一年我母亲才7岁。外婆是个坚强的女性，丈夫去世后一直没有改嫁，独自一人将两个年幼的孩子抚养成人。要说在那个时代，一个没有男人的家庭，其生存有多艰难应该可以想象。所幸“唐模村”确实民风纯朴，加上外婆属于哪种够“辣”的女子，多年来，不但继续维持着药铺的经营，还一直老母鸡般地护着一对宝贝女儿，没让她们受到一点欺负，一点委屈。 大姨性格像外婆，16岁那年，原先铺上的伙计成了她的丈夫。原本想有个男人撑着，日子会有所改变。没曾想结婚数年后姨夫竟然也是患病不治，撇下年轻的大姨以及年幼的三男一女匆匆离开了人世。家中连连遭遇不幸，外婆有点“硬撑”不住了。正在此刻，父亲遇到了我的母亲。 父亲的原配夫人是奶奶做主寻找和安排的，自然是门当户对的千金小姐。可是父亲与她没有感情，非常奇怪的是这对夫妇竟然也是婚后不孕，与父辈有所不同的是我母亲是父亲自己相中的，母亲及家人进入方家前也知道自己是“妾”的身份。母亲后来告诉我，当时外婆为此不知有多纠结，多费心，迟迟下不了决心。最终还是因考虑生计（她以为女儿进入大户人家生活会幸福些）才接受了这门求亲。可外婆还是忽略了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我奶奶当时并不知父亲背着她竟然已经如此大胆地决定了自己的第二门婚事，在奶奶的意识中，这绝对是大逆不道的行为。但是方家此刻已经没有了当年的威势，加上奶奶对父亲一贯是百依百顺，这次尽管有一百个不情，一万个不愿，也无法且无力阻止其发展了。我的妈妈就这样走进了方家大门。 妈妈过门后，外人看来，吃穿不愁，但谁又知道她内心的苦衷？开始几年，奶奶将对这门婚事的不满一股脑儿的全发泄在母亲身上。母亲过门后不久，她就把管理全家，操持家务和照顾父亲等等家事不管三七二十一全部“交”给了母亲，还时常伴之以冷言冷语。母亲幼时的性格完全不同于她姐姐和母亲，是一个非常温顺的女孩，在娘家时，上有母亲，下有姐姐撑着护着，也算是个娇生惯养的娇娇女，故哪里懂得这些家常里事，更谈不上料理了。大户人家规矩多，为此常常会犯错出洋相，自然是少不了受到奶奶的奚落。再则原配夫人开始还端坐在那里，（不久后便办了离婚）母亲几乎整天在提心吊胆中度日。父亲对母亲是喜欢的，但他不会也不可能安分地在家整天陪伴母亲，方家少爷在外依然风光无比，沾花惹草的事也偶尔有所耳闻。可以想象，那种环境下的母亲，内心该有多么难受。但母亲自幼爱面子，长大以后更是如此。在她的心目中，这些情况是羞于见人，也难以启齿的，故一概独自吞咽，独自消化，在外婆面前还是装成挺幸福的样子。直到年老时才在闲聊时对我们子女坦言了自己当年的苦衷。 母亲的第一个孩子生在家乡，就是我的大姐。因为是个女儿，奶奶很是不屑，说不闻不问一点都不过分。但是姐姐很可爱，也很乖巧，非常惹人喜爱。每天同一个屋檐下生活着，童年的天真和可爱着实打破了这个大家庭由来已久的沉闷，奶奶在不知不觉中竟然也受到感染，而且一发不可收拾。听妈妈说，从姐姐学习走路那年开始，奶奶几乎就离不开她了。非常奇怪的是祖孙两人在很多生活习惯上竟然是非常的相似，故两人相处得非常的默契，夸张点说好似一对“忘年交”。那段时间几乎就成了方家近十多年来最有活力最有生气的时刻了。可惜好景不长，姐姐三岁那年很莫名地突发急病，（至今不知是何病）几乎是在奶奶的怀抱中告别了她太短暂的人生和还非常陌生的世界。奶奶为此伤心悲痛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姐姐的名字按照祖上辈份规矩该属“光”字辈，奶奶因伤心过度，等我哥哥出世时，坚决不允许名中再用“光”字，于是我们就成了“振”字辈了。 对于大姐的夭折，奶奶的伤心是外显的，母亲的难受则是剜心般的，那伶俐可爱的女儿可是娘的心头肉呀，况且还是母亲的第一个孩子，以至于时隔几十年后，每每提及大姐，母亲都会眼圈发红。说实话，对于母亲当年那种突然失去爱女的痛苦我们都难以体会和想象…… 1948年，母亲随着奶奶匆忙离开家乡，投奔上海姑妈家。说来也真是挺有意思的，母亲和姑妈本不属于同一个阶层的女子，但姑嫂两人倒是挺投缘。姑妈对这个比自己小三岁的嫂子并不轻视，反而挺同情，时不时给予帮助，有时为了给我母亲讨个公道居然还会顶撞自己的母亲。奶奶去世后，姑妈一如既往地关心帮助着我们家，视我们三个侄子侄女如己出，记得我上小学以后，每到过寒暑假时，姑妈都会将我接到自己家中住上一段时间，以减轻我父母的负担。遇到换季的时候，姑妈时不时会给我们几个分别扯上几尺布料。母亲的女红活好，每年大暑时节，她便已早早准备着，裱硬衬，纳鞋底，给姑妈家的外甥外甥女们做灯芯绒鞋面的棉鞋。多年以来，在外人眼里，这一对姑嫂似乎更像姐妹，她们间的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邻居们誉为佳话。 奶奶去世以后，母亲就非常自然地担当起家庭主妇的角色。这个角色可还真是不好当。那时父亲还仅仅是个临时工，收入甚微且不稳定。仅靠父亲的收入根本无法维持五口之家的生活（哥哥出生于1950年，弟弟出生于1956年）。1958年正是党号召“解放妇女劳动力”的年代，母亲勇敢地走出家门，走向社会。一开始在公共食堂帮厨，食堂解体后，她在里弄办的幼儿园里打过杂，实在没有工作时，就到弄堂里那些有钱人家去帮忙洗衣，做饭（犹如当今的钟点工）。或许是因为有多年生活磨练的缘故吧，母亲干活勤快，且很为主人家着想，因此在主人中口碑很好，在里弄里人缘也很好，（在我的记忆中当年一弄堂的大人似乎都跟着姑妈家小孩的称呼，管我母亲叫“舅妈”。）因此收入倒也是稳定的。这种状况帮助我们全家度过了上世界六十年代初的困难时期。 “四清”运动来临之前，我家面临着一次危机。和我家同一门号的一位妇女“m大姐”是里委的支部书记，此人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极左”分子。可能是因为她当年在里委工作的缘故，对于我家的“家底”有所了解。平时我们家这些小孩都挺怕她的，因为感觉上她对于我家一直是以敌对眼光相待的。母亲则一直教育我们尽可能地躲开和回避她。三年困难时期结束后不久，里委有任务要动员一批人迁往甘肃内地，好像还有分配的指标。这位“m大姐”将动员对象瞄准了我们家。软硬兼施地动员我母亲接受这样的迁移。真不知母亲当时是怎样挺过来的，无论如何就是不松口，坚决彻底不答应。因为此，她的“公职”被迫停掉。但即使这样，也没动摇母亲的意志，她硬是完全靠着“帮佣”，咬牙度过了那场难关。我哥哥那时已经有点懂事了，故还记得当年的情景（母亲在面对这种情况时一直是让我们小孩回避的，她宁愿自己独自面对）。他说母亲当年的坚定和没有商量的态度与以往的为人处世完全像是换了个人似的，令人刮目相看。 正是因为母亲的这份坚强，才使得我们全家保留了做上海人的资格，所付出的代价自然就是母亲当时忍受下了所有的委屈和苦难！ 文化大革命来临时，姑父姑母那里首先出事了，姑父被戴上“走资派”的帽子后紧接着受到牵连的就是姑妈和我的父亲，不久，母亲也因此成了“革命对象”，顶着“地主婆”这样一个十分荒唐的罪名，每天被要求打扫整条弄堂，做清洁工作。这样的羞辱对于惯于爱面子的母亲而言是非常难忍的，但为了我们这个家庭，为了我们三个子女，母亲咬牙挺下了。那段时间，为避免遭遇见人时的尴尬，她每天总是在天还没大亮，或者是晚饭时分弄堂内稀有行人时干活，却也总是把弄堂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有句老话说得好：“老百姓心中有杆秤”——或许正是因为母亲平日的为人受到里弄公众一直认可的缘故吧，那一阵大伙对已遭受厄运的母亲似乎很有宽容，还会时不时明里暗里地帮助母亲，帮助我家。 在母亲的心中一直记挂和感激着当时岳阳路小学的党支部书记（姓邵），说他真是个共产党的好干部，也是我们家的贵人。因为当年为了弄清父亲和我们家的真实情况，邵书记亲自乘车到我们家乡歙县做了一番实地考察，这才弄清了我们家，我父母的事实情况，为还我父母的清白奠定了十分重要的基础。不久，我家的“历史问题”得以澄清，父母亲自然也就得以“平反解放”。自此以后，母亲经常教育我们三个子女要记住这位实事求是的好干部。 母亲在文革前便已进入里弄“生产组”工作了。所谓“生产组”，实际就是一种集体所有制性质，作坊式生产的单位。她一开始是在“羊毛组”上班，该生产组承接着襄阳北路上国营羊毛衫八厂的加工业务，主要是对羊毛衫上机器加工不到的地方进行人工缝合和其他加工。母亲当时是负责接货送货的运输员。每天推着一辆四个铁轱辘承载的小车，上面堆放着装满成品羊毛衫或羊毛线的袋子往返于八厂和新乐路100弄（生产组所在地）之间。那时我已略有懂事，只记得在赤日炎炎的夏天，母亲推车的情景非常非常的艰难、辛苦，因为当时的路面都是柏油铺成的，柏油路在太阳的暴晒下会化开，变得非常松软，即使人走在上面也会有“陷”下去的感觉，何况母亲推的车一般都要装上三至五个塞得满满的大袋子，其载重不会少于500斤。如此这般的负重在这样的马路上行走无疑是非常的艰难。车过之处，往往是留下了两道深深的车轱辘痕——母亲拼的是全身的力气呀！那时厂里会为这些外包的“运输工”发些可以冲饮的“酸梅汁”，可能也算是一种“劳动防护用品”或者说是一种工作福利吧。母亲从来不舍得自己喝，全都将此带回家给我们三个孩子解馋了。 母亲为人正直，公私分明。运输工手里掌握有基本成型的羊毛衫和成捆成团的羊毛线，只要稍稍有点私心，那些东西成为家中之物似乎是轻而易举的。事实上其他类似的加工组中的运输工就不乏有这种情况，有的甚至已经将羊毛线堆成了厚厚的垫褥。但是我家没有，母亲没有允许一根公家的羊毛线进入我家家门。以至于当年被抄家时，造反派为此感到非常不理解，母亲却为此自豪无比，一直到老年时还常唠叨这情景，脸上露出的写满自豪和骄傲的笑容总是那么的灿烂。 母亲对我们三个子女是尽心尽职的。与其说她在教育培养我们，还不如说她是在以自己的言传身教影响着我们。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家中一直是非常贫苦的，一日三餐极其简单。但母亲很会理家，每月的收入都按照支出需要进行分配，使用起来也不越雷池一步，记忆中当时全家人每日的伙食费标准是四角钱，（情况好转时会提升到每日七角钱）因此餐桌上几乎都是素菜，难得一次母亲买到碎壳的鸡蛋（价格便宜些），晚餐时会给我们每人煎上一个荷包蛋，每每此刻，我们几个小孩会为此高兴上一天。当然这种改善伙食的专利也仅限于我们三个小孩。家中除了一张红木方桌和两把椅子外，没有其他像样的家具，床也是用长板凳和长条木板搭建起来的，如果不小心坐上一头那一头准会翘起，常常会把不知情的人吓一跳。 文革中期，羊毛组解体了，母亲转往进行胶木加工的单位工作（也是生产组），因为机器不能停转的原因，胶木组需要“三班倒”上班。但那时家中竟然没有多余的钱买上一个闹钟，每逢母亲上夜班，都是哥哥到附近的文化广场看好准确时间后回家叫醒母亲前往上班的。（文革不久我家因受冲击，取消了被照顾居住在襄阳北路66弄2号的权利，搬到茂名南路167弄一间由汽车间改建的房屋中生活，文化广场就在我家附近。）胶木粉对人体健康有害，故上班的工人每天有一份价格0.15元的“营养菜”作为福利补充。我1971年初因患病回家治疗休养了三年（见后），那三年中，这份营养菜就成了我的专利，无论是早班，中班还是晚班，母亲总是带着一个带盖的搪瓷杯，将她那份“营养菜”完完整整地带回给我补充营养。如果是遇到上早班，母亲常常会利用中午午餐休息时间，将还带有温度的营养菜及时给我送来。那几年里，每逢看到母亲来去匆匆的身影，我的内心常常是非常非常的复杂，既有感动，又有不安，当然更多的还是自责内疚和无奈。时至今日，每每想到当年的情景还会情不自禁地掉泪。 尽管家境贫寒，但母亲却一直以她的方式教育我们“人穷志不能短”。我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居住的地方，无论是襄阳北路还是茂名南路，周边不乏有有身份及家庭经济富裕的人家。那个年代的邻居关系和现在那种“老死不相往来”的状况有很大的不同。星期天，放学后，寒暑假，凡是休息时间，一个弄堂里的小孩都会在一起玩耍，来往的大人们路过时也常常会顺手拿出些“零食”犒劳孩子们，我们（特别是我）也常常会在他（她）们犒劳之列。但母亲在这方面对我们要求非常严格，绝不允许我们轻易接受别人的“恩赐”，哪怕是一块微不足道的糖果，不然的话我们将为此付出“代价”。在母亲这种近乎严厉的管教下，久而久之我们三个逐渐学会了如何在事情没有发生时就能适时“躲开”这种诱惑的“本领”。 我们三个孩子上小学期间，每人每学期六元钱的学费对母亲而言是一笔很重的负担，哥哥的老师知道我家的情况后，主动要给哥哥申请学费减免，没曾想母亲居然拒绝了老师的好意，我非常清楚地记得那天她和哥哥老师说的话：“我们不能占国家的便宜，我们自己能够克服。”日后，等我渐渐长大了才明白，其实妈妈当年是顾虑享受学费减免后我们会为此在学校受到轻视和委屈。 “我们自己能克服。”此话谈何容易！母亲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再给自己增加些工作压力：在单位她非常认真勤奋地工作，那年头生产组一度是根据工作表现和贡献评日工资标准的。日工资的区间在0.7元～1.3元间。母亲每次都是1.3元的得主，为此还时不时受到别人的妒忌，当然更多获得的还是大部分人的肯定和赞誉。下班回家除了打理家务，就是帮人洗衣服、干杂活，由此来增加些收入。我记得那段时间母亲最喜欢上夜班，好似白天的时间全是“白给”的，下班后有时会帮人洗整整一个上午的衣服。就是凭借着如此这般的辛劳，常常是学校还没有开学，母亲已经将学费准备好了。 母亲爱面子的脾性一直保持着，为了不让我们三个孩子在众人面前有显寒碜，每逢春节来临前，她都会早早地为我们三个准备好新衣，面料一般都是当时来说挺上档的“灯芯绒”。这些“灯芯绒”，几乎全是母亲每月从牙缝中省下一元或是二元钱用“贴花”那种零存整取的方式换来的。有一年可能母亲实在是太难了，眼看要过年了，孩子的新衣还没有着落，情急之下，她竟然发明了用染料染衣以旧乱新的方法——用心良苦啊！ 我们渐渐长大后，母亲好似对我们有足够的放心，准确地说，应该是非常尊重我们的选择和决定，即使是非常重大的事也不例外。 哥哥因生在九月底，大我三岁却是67届初中生，毕业分配时因诸多原因多有曲折，后因体检不合格（三年困难时期，正在长身体的哥哥因为一直以稀粥果腹导致严重的胃下垂，后又患上了高血压。）一直没有被做安排。转眼到了1970年初，69届的分配启动了，全部面向农村——俗称一片红，按照母亲的意愿，我是家中唯一的女孩，希望我到家乡歙县去落户，还说家乡有大姨妈及家中的兄弟姐姐们的关照，多少有个照应，家中也可放心。但那时激情奔放的我怎么会愿意接受这样的安排，自然是坚决不从。母亲尽管非常的不舍和不放心，但最终还是尊重了我的决定。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母亲在为我准备行装时那失神伤心的神情。但在我的面前，她却依然从容。 1971年我患病回沪治疗，那期间，周边邻居都游说母亲让我搞病退。母亲了解我的心气，从没有和我提起此事。1979年我顶替父亲回到上海工作时已经是个26周岁的大姑娘，因事业毫无着落，我无心“谈婚论嫁”，母亲居然也是从不唠叨，也从不催促我，那种从容和淡定令周围的邻居都困惑费解。直至29岁时，在插友的牵线撮合下，我选择了现在的丈夫——一个当年在同一生产队务农的中学教师作为恋爱对象。母亲在了解了基本情况后，没挑剔对方家境，也没在乎当年教师有显低微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便接受了我的选择。如此这般的事例，也多有发生在哥哥和弟弟的身上。现在想来，这样的情景发生在一个普通的民间女子身上，当说是难能可贵的。 母亲年轻时体质就一直很弱，多年的操劳还一直透支着她的健康，故只要过于劳累就会发“留火”。（医药专用名好像叫“丹毒症”）发病时不仅会高烧，左小腿部分还会红肿得厉害，摸上去滚烫滚烫。但她真是够坚强，发烧不到39度从不当回事，照样该干啥还干啥。即使是发高烧时，采用的也就是吞下一颗退烧的“安乃近”，然后躺下睡一觉的“治疗法”。在我记忆中，小时候非常害怕遇到妈妈生病，一到那时就会感到特别的无助和害怕，唯一可以做到的就是让家中安静得不发出一丁点声音，仿佛只要妈妈能好好睡上一觉就会啥事都没有了。 1970年4月，我离家前往黑龙江插队后不久，9月，哥哥也紧接着前往江西上饶地区插队务农了。我们家因为有两个孩子在务农，七十年代中期，我弟弟毕业分配时便留在了上海工作。自那开始，家中的经济状况开始渐渐好转。1978年底，1979年初我和哥哥先后回沪有了工作后，家中情况进一步好转。为表达我们几个子女对母亲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1992年母亲七十大寿时，我们为她在上海的锦江饭店做寿。我至今还记得那天母亲非常的高兴，也很安然地接受了这份“奢侈”的享受。 我们三个子女先后成家后，母亲一直和弟弟生活在一起。（茂名南路的房子后因动迁我们家搬到思南路一套工房内居住）2000年弟弟在莘庄买了套三居室的住房，但母亲一直不愿共同前往。弟弟多次让我劝说母亲，可母亲却对我说“他们靠自己的辛苦努力买上新房不容易，我老了，生活习惯和年轻人不一样，不要扫了他们的兴，只要你们都生活好，我比什么都高兴。”2004年底，因要把已经独居的婆婆接来我家同住，我们也买了套三居室的住房，搬入后的第一年暑假（2005年），我将妈妈请来住了两周，那段时间她老人家像个小孩似的常常是笑口常开。我趁此良机，将她送到了弟弟的新家中——我们多么希望母亲的晚年能够幸福安逸啊！母亲终于接受了我们的这番好意。在弟弟的新家度过了她人生最后四年的生活。只记得这四年中，她逢人便说“老福才是人生最大的福，我老福好啊！”说实话，听她此言，我是又欣慰又心酸…… 对于母亲，我有个或许是永远都无法释然的内疚。 2006年4月，我和弟弟已经商量好要借五一长假之际，陪母亲回家乡老家去一次，了却她老人家进入老年后一直挂在嘴上的心愿。没曾想4月下旬母亲突发脑梗昏迷不醒，被送进了莘庄中心医院急救，情急之中的我厚着脸皮找了在该院工作的老同学帮忙。那同学很够意思，一路张罗帮忙，使得母亲度过了这一劫，老人家醒过来得知自己“死里逃生”的具体情况后，第一句话就是嘱咐我，一定要好好感谢那位老同学z大夫。 那次发病给母亲留下了后遗症，之后每年清明，冬至节气前后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发病，经常要往返于医院和家中。（那段时间多亏了我弟媳和弟弟的精心照料。）2008年冬至前母亲再次发病，三年来，反复的发病已经使母亲的体质变得非常虚弱，以至于当年冬至日和次年元旦日仅十来天的功夫，两次发病送往医院急救。2009年1月3日母亲出院时已经基本下不了床。那段时间我在徐汇区教育学会工作，刚刚帮助教育局完成了编整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纪念专辑的工作。为奖励我们，局领导答应安排我们外出旅游一次，我们选择了云南。要说工作多年，我也算是走过一些地方，但不知何故，与云南总是擦肩而过，而云南又是我非常向往，非常心仪的地方，为此我好为难。谁知母亲知道情况后，竟然用她那十分虚弱的声音鼓励我去，还宽慰我说自己不会有事。1月8日晚是我陪夜，母亲果然一夜安然。于是我抵挡不了云南对我的诱惑力，1月9日清晨离开时便决定第二天随队出发了。哪曾想，那天清晨和母亲的告别竟成了永别。1月10日一早我便登机出发了，飞机到了昆明机场，我刚打开手机便见到弟弟8点45分发来的短信：“妈走了”。那一刻，我仿佛被迎头一棒击倒，欲哭无泪。在领队和导游的帮助下，当即在机场办理了回沪手续。返回上海机场时学会已派车等候，即刻把我送到了弟弟家中。此刻母亲已经被送走。从没有下跪习惯的我久久地跪在母亲的遗像前，任凭止不住的眼泪肆意流淌，心中一千次一万次的请求母亲原谅我的“自私”…… 时至今日，每每想起母亲年轻养育我们时付出的辛苦劳累以及所承受的委屈痛苦，每每想起在我回沪后那么漫长的几十年里，母亲始终如一地支持我的工作，理解我的努力，体谅我的辛苦……我便永远都不能原谅自己那一天所作出的草率决定。 2009年1月14日，我们为母亲在龙华殡仪馆举行追悼送别会。在为母亲拟定的挽联上写着：“历尽人生坎坷经历辛勤培育儿女成长”。在为母亲守灵的那个夜晚，我含泪写了如下家属答词。 各位领导，各位亲朋好友： 今天我们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在这里为我们亲爱的母亲大人送行。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我们全家对各位领导，各位亲朋好友前来悼念和送别我母亲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母亲三年前突患脑血栓，经抢救后在心血管等方面留下了诸多后遗症，三年来病情经常有反复。去年冬至期间再次发病，终因年迈体弱，救治无效。于2009年1月10日上午8点35分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享年87岁。 母亲大人在生病期间，许多亲朋好友，单位领导都前来关心探望，母亲谢世之后，各位亲朋好友，领导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前来慰问，在此，我谨代表全家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母亲出生在安徽歙县，年轻时随我父亲从家乡来到上海安家生活。几十年来历经生活的磨难和坎坷，许多次在家庭生活面临最困难的时刻，母亲以其坚强的毅力中流砥柱般地支撑着我们一家五口的生计。 几十年来母亲坚韧执着地勤勉工作、勤俭持家，在单位和亲属中享有很好的口碑；母亲为人正直，待人诚恳，几十年来坚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在单位同事，左邻右舍中拥有不少亲朋挚友；几十年来母亲自己生活上克勤克俭，但却以最大的努力，始终善待着我们三个子女。她教育我们热爱学习、热爱生活、正直做人、努力工作。至今我们依然清晰地记得小时候的我们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能在每逢新年时节穿上新衣，充分享受童年时代的生活乐趣。母亲的晚年是安详的，但终因年轻时的辛劳而体弱多病，但即使如此，她还是一如既往地教育并支持着我们安心工作，以致很多时候她都是自己忍受着身体的不适和病痛的折磨，不告知我们。每每想起那些情景，真是令我们心疼不已。 母亲几十年如一日地勤劳，正直和坚韧使得我们这个家庭在上海立足并得以见发展。如今我们三位子女都已成家立业。兄弟姐妹之间和睦相处，孙辈们也都已长大成人。我们将永远永远地铭记着母亲大人的养育之恩，我们也将永远以母亲的高尚情操为榜样，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让您倡导的家庭美德世代相传。 母亲大人，安息吧，您一路走好！ （明天是母亲的四周年忌日，谨以此文祭奠我亲爱的母亲大人，愿她老人家在天之灵永远得以安息。） 2009.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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