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凯的嘱托与我的交待

作者：朱学勤

来源：爱思想网

今天是大家们聚会，我这样一个经济学的外行说点外行话。

有缘在这里跟大家见面，主要是（因为）杨小凯的关系。

这话要从1968年小凯的成名作——署名杨曦光的那篇《中国向何处去》——说起。现在这篇文章已经收进关于“文革”历史研究的资料。小凯对这篇文章也是（有）一个反思的态度。这样的反思让我比较佩服，但这篇文章本身在历史上留下的轨迹不是简单能够抹去的。

走出“文革”我和小凯相识得很晚，1997年冬天见的面。这时候他在哈佛大学做访问，我也正好在哈佛大学做访问。我们神交很久。我一直想找机会去看他，结果他主动找上门来了。我一直记得那个风雪弥漫的冬天，有一个非常谦和的人敲门，进来。我第一句话说：“你是小凯吗？”他说：“是，是，我就是。”以后我们在波士顿经常往来，谈了很多问题。我只讲一件小事。有一次，从中国大陆出去了一位同人，邀请我们两个人见面。那个朋友——我们今天也可以说啦，没关系——就是“文革”后期在思想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1974年在广州出现的那个《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这张大字报的作者，王希哲。

我们两个人跟他见面，这就看得出，同样从“文革”的叛逆思潮走出来的人，最后有没有反思能走到多远。

王希哲见到我们，首先问我，你“文革”当中经历如何？我说，“文革”的时候我还小，不过是一个观众。他又问，“文革”的时候你在群众组织当中担任什么职务？我说，什么职务都没有。他就觉得没什么话可说的了。

他就找杨小凯。他说得也非常坦率。这一代人都有这一代人的可爱之处。他第一句话就说：“小凯啊，我喜欢你‘文革’当中的文章，不喜欢（你）现在的文章，现在的文章没有战斗力。”我当时一听就傻了。这是什么话啊。我刚刚讲了，“文革”当中的文章，小凯已经经过反思，后来已经非常成熟。实际上，小凯后面的文章，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在公共领域，价值远远超过了“文革”时的水平。结果，这哥们儿反其道而行之。他说，你现在的文章是温吞水。

小凯是非常谦虚的人，听到第二段话也没有反驳。他就对我笑了一下。我们就沉默了。最后，一出来，小凯就叹了一口气说，“文革”当中出来，我们这一代多好——大多数人冻结在这个时代，成了那个时代的思想的化石——很少人能走出来，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第二件事。当初，小凯和另一个很出名的人士一起（从中国）出来，记者都包围了他们，后来他们走上了不太相同的道路。那个朋友当年是（有）哈佛大学博士学历（的），结果他放弃了哈佛大学这边的学位，去公共领域做策划。小凯——我知道——没有放弃他公共领域里面的关怀。但他一头扎到普林斯顿大学去念博士学位，（拿了）博士学位再出来，就走上了一条刚刚前面那个朋友完全不同的道路，做的贡献也不一样。

我问他：“小凯啊，当初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思想意识？你完全有可能像那个朋友一样，走向后来众人皆知的这条道路。”（对）小凯的回答，我感触非常深。后来我把这一段东西在大陆的思想杂志当中转述了出来。

小凯大概的意思是这样的。他说，我们反对那种职业革命家搞的这种极端政治，但是我们应该用在美国这样的民主社会里面站得住脚的经验，建立一个公信力国家。我们争取民主，争取法制，争取宪政，但我们都有自己正当的职业，并不是只剩下职业革命家。怎么建立这个公信力呢？要以自己的职业，自己的专业来建立。哪怕你是一个牙医，哪怕你是一个记者，甚至是一个鞋匠，都要用你自己专业领域里面的建树来说服人，来建立公信力。否则的话，人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我们就跟上一代的职业革命家一样，跑到国外就是吃政治饭，吃革命饭，回去还是成为第二代职业革命家，以第二代职业革命家来取代第一代职业革命家。这历史有什么进步？

所以当时他就决定避开传媒，一屁股扎到普林斯顿大学去，以专业的经济学家的公信力来争取我们在公共领域应该争取的权利。这才能和之前的那种极端政治区别开来。

那时候他刚刚到美国，1983年就这样看问题了。

杨小凯遗嘱的刊发我作为他经济学界之外的挚友，完成了他的一些嘱托，但也留下了一些遗憾。

我完成了一件嘱托……（杨小凯的妻子）小娟知道的。十几年前，小娟他们到上海来，到我家住。

你（编注：指杨小凯妻子）说小凯关照我，（要我）转告学生，有机会让他的遗嘱在大陆的杂志发出来，这是个很艰难的事。正好，你走了以后，我有了一个机会。

2004年，《南方人物周刊》创刊，他们邀请我写一年专栏，帮他们建立影响。我答应了。但我答应的条件只有一个。

我说，我写一年的专栏，但是最后一期一定是我纪念杨小凯的文章，而且我以纪念杨小凯文章的形式发出他的临终遗嘱。你们答不答应？如果不答应，我第一篇就不写了。后来他们就答应了。

这样，我从年初写到年终。他们兑现了，终于把小凯的遗嘱全文登了出来。

所以，今天，小娟在这里，我也向小娟有一个交代。当年小娟交代我的事，小凯转告我的……

我说，念着亡友的作品，那真像鲁迅讲的，捏着一团火，你发不出来，他整天烧着你……

“找到”刘凤翔我还没完成小凯没有交代但我相信他希望我做的……能够做成，他会很高兴的。大家都记得小凯的著作《牛鬼蛇神录》，里面讲到他被捕入狱，黑咕隆咚，（被）推进一间房子……一进去，有个老人蜷缩在角落里，抬起头来对小凯说了一句，你是杨曦光吧。他大吃一惊，“你怎么知道我是杨曦光？”老人说：“我算算你也该进来了。”同时，这个老人对他进行启蒙，就是，你们不应该再沉浸在法国革命、欧洲革命这样一条红色极端的思想光圈里面，应该去学英国史，学经济史，学高等数学，你要成为一个经济学家。这个老人就是著名的原《新湖南报》总编，1957年打成“右派”的刘凤翔。

小凯在《牛鬼蛇神录》里面花很大篇幅讲了刘凤翔对他的启蒙。小凯写得极朴素，但非常有镜头感。算算你也该进来了，然后开始彻夜长谈……这个刘凤翔一直没见天日……被枪毙了。刘凤翔（的事）从此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没人过问。

有个很偶然的机会，我把刘凤翔怎么启蒙杨小凯这个故事告诉了《南方周末》的一位记者。这个年轻记者是个有心人。讲完了，我以为就完了，结果他记在心里面，记住这两个名字了。有一天，他在湖南突然打来一个长途电话，他说，朱老师，我找到刘凤翔了，我大吃一惊，我说“你怎么找到刘凤翔了？”他说，你告诉我刘凤翔和杨小凯的故事，我好几天没睡着，我就记得他。

过了一年，他到湖南省高等法院去采访一个案子，就借这个机会向管理人员要来刘凤翔的卷宗，一页一页地看。他当时的一个想法是什么呢？他想，等我把他看完，然后跟我要处理的那个案子的卷宗一起复印出来，刘凤翔的事迹就可以重见天日。他说，我不知道哪个环节出了问题，等到我最后一天要复印这个东西的时候……一页都不能复印。

大概是五六年前（的事）了。这个记者幸亏是个有心人。他看到了刘凤翔的那张照片，很惨，肯定是进监狱第一天。是个囚犯的造型，穿着一个中国农民式的老棉袄，面无人色，长头发。他把这张照片从卷宗上面撕了下来，悄悄带出来了。

那天他很兴奋！找到了刘凤翔了！看到他照片了！把他照片带出来了！

我说，哎呀，太好了！小凯在天之灵就会为此欣慰了。

这个照片千转万转，又有很多曲折。后来，我终于把这张照片拿到手，交给上海一个著名的画家。他在创作大型的史诗般的油画，叫“审判‘四人帮’”。他主要不是说“四人帮”，而是说“文革”造成了多少人间冤狱。能够找到受迫害的人，他都千方百计找，把肖像一张一张地画出来，画了1200个人头啊。刘凤翔的故事我跟他讲过，他有印象。他就想把刘凤翔画出来。

我相信刘凤翔这样的先烈人物不会被历史埋没的。他终于见了天日了。我想这件事情我对小凯有一个交待。虽然他没有交代我（做），但是我能交待他了。

《牛鬼蛇神录》的遗憾最后一点，就是我觉得我对小凯抱有终生遗憾。

小凯跟我说过，你（小娟）也转告过我，“学勤啊，有什么办法把《牛鬼蛇神录》出一个大陆版。”从那以后，十几年，我大概接触了十几家出版社，拿过去看了复印稿都说好，三下两下最后就拿回来……所以，一直到现，小凯最重要的经济学之外的著作，中国大陆没有出版。

我觉得很对不起小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亡友传给我手里的这团火，我还没有把他变成现实。这是今天我们有心纪念小凯的时候，我觉得终生遗憾、对不起小凯的地方。我讲到这里。谢谢大家，让我们为小凯的在天之灵干一杯。

（本文根据朱学勤教授7月5日在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主办的纪念杨小凯逝世十周年追思会上的发言录音整理，未经演讲者审订，标题为澎湃记者所加）

演讲人简介：

朱学勤：1952年出生于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史学博士学位，哈佛大学访问学者，现为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我与杨小凯

作者：邓晓芒

来源：爱思想网 

1982年，我硕士生毕业，留在武大哲学系当教师，同年结婚。83年，我因晚婚（34岁）而被照顾分到了湖边五舍的一间16平米的结婚房，是那种三层的所谓“筒子楼”。在走廊里生炉子做饭，一楼有一个女厕所，二楼有一个男厕所，三楼没有厕所；各层楼都有一个水房。我们住三层。我觉得够不错的了。同事送我一桶绿色油漆，我把门窗全部油了一遍，又从建筑工地上拎来半桶熟石灰，凭以前做小工的经验加了几把盐，自己做了一个排刷，将几面墙和天花板刷得雪白耀眼，用我以前在长沙挑土积下的7百多元钱置了一套简单的家具，就在这里营造了一个自己的小家。那时我和妻子小肖都不怎么会做家务，生炉子生得满楼道都是烟，最后还常常灭了，又要重生。煮菜也不大会煮，去食堂买饭菜又常常受气，菜贵不说，还难吃。有次我买了一份“萝卜烧排骨”，回来一看，只有一块带毛的大肉皮，没有半点排骨，气得小肖拿去食堂退钱，还和人家吵了一架。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挺满意这个家的。首先是风景好，到处绿树成荫，屋后面还有一大片树林子，湖边的风吹来阵阵清新的水气，各种鸟儿在树枝间觅食和嬉戏。再就是安静，住在这片的大都是青年教师，白天不是上课去了，就是在家看书做学问，除了中午排队打饭时食堂门口传出鼎沸的人声，以及傍晚在几栋宿舍之间的空地上几个打羽毛球的人的声音外，其他时间整个周围环境和道路上空无一人，只有断续的蝉鸣声。

挨着湖边五舍的是三舍和四舍，距离我们也就三、四十米。几乎与我同时分到三舍住的是中文系的李敏儒，和他爱人小彭，都是我的湖南长沙老乡。他们的房子比我们的更小，只有12平米，一楼，又黑又潮。记得那时常和他换工，到他们中文系或者我们哲学系借一辆三轮车去煤站拖蜂窝煤，一个踩车一个推车。两人都下乡当过知青，劳动力强，拖个七八百斤煤不在话下。李敏儒后来远渡重洋去美国读博士，现在是美国俄亥俄大学比较文学教授，全家都成了美国人，但几乎每年都要回来看看老朋友。易中天是稍后来到湖边四舍的，他早我一年中文系研究生毕业，但工作问题和爱人李华的调动问题迟迟没有解决，到一切办妥时已过去一年多了。他也是12平米的房间，一楼。他们的小女儿贝贝挤不下，只好暂时寄住在中南财经学院的爷爷家。他们两口子也都是湖南人，李华虽然在新疆出生和长大，但祖籍是湖南。我们三家除了小肖是武汉人外，都是湖南人，经常在一起聊天，连小肖都学会了长沙话。

大约也是在这一段时间，湖边的“湖南帮”又加盟了一位大名鼎鼎的长沙人，这就是学经济的杨小凯，他也是住四舍，12平米。

我知道杨小凯已经很久了，但以前从未见过他。那还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文革前就下放在湖南江永县的几千知青纷纷回到长沙“造反”，并且从传闻和大字报知道，长沙市最有名的造反派就是一中“红中会”，他们的理论家是高中生杨曦光，也就是后来的杨小凯。于是，凡是与杨曦光有关的大字报我必看，并对他的见解钦佩不已。我们当时也在办一份知青小报《中毕红旗》，不是控诉性的，而是有一定的理论色彩，虽然在老百姓中并没有很大影响，但在杨曦光的文章中居然也被关注到了，称为知青运动走向理论化的新动向。但后来就是“省无联”的倒台和杨曦光的被捕，听说他是逃到武汉，在长江大桥上被抓的。接着就是“中央文革小组”全体出动批杨曦光这个“小人物”，相关的传单满街都是，印象中似乎每个人都讲了话，讲得最多的是江青，康生，陈伯达，大意是说杨曦光的文章《中国向何处去》决不是一个19岁的年轻人能够写得出来的，后面肯定有“黑手”。我当时不以为然，觉得这些人是不是太小看一个19岁的中学生了，同时又觉得他们这么多大人物一起来批杨曦光，又似乎太重视这个小人物了，由此也就勾起了我强烈的好奇心，想要把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找来看一看。但哪儿也找不到。因为该文作为大字报刚贴出来不久就被复盖了，我没能赶上看，后来就被宣布为“反动文章”，见不着了。然后听说杨曦光的母亲自杀（她原来当过周恩来的秘书），又传来杨曦光被正式判刑10年的消息。

1968年，我们知青陆续返回到下放地，重新面朝黄土背朝天地“修理”起地球来，心情无比郁闷。有一天，我们大队知青造反派的头，人称“芋头”的，拿来一份传单，神秘兮兮地把我们十几个人叫到一起，让我们传看。我一看，这不就是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吗？我如饥似渴地读起来。文章还有点长，好像有一万多字，主要是分析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图，以及在运动过程中每一步伟大领袖的战略考虑，再就是毛、周、刘等人之间的角力和平衡。我怎么也看不出文章有什么“恶毒”和“反动”的地方，通篇没有攻击任何人，从头至尾都是在客观冷静地侃侃而谈，对形势和政治关系的分析头头是道，细致深刻，远远超出我们这些被运动者的简单头脑，一切都是那么理性和有主见，从表面的口号底下揭示出隐藏的实质意图来。我想，也许这正是使那些大人物们感到恐惧的地方。如果人人都有杨曦光这样的头脑，或者至少这样的人多一点，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就根本搞不起来了。这篇文章让我感到极为震惊的，不是里面的具体观点，而是那种冷静旁观的理性分析态度，这是我从未见到过的。在我心目中，毛泽东是神，是只能服从、不能分析的，即使是善意的分析也不行。杨曦光的分析可以说还是属于善意的分析，隐约还似乎为毛泽东的“巴黎公社原则”未能在“上海人民公社”中实现出来而感到惋惜。但他的这种理论上居高临下的审视态度把我彻底震住了，我如梦初醒，深深地为自己以往的不动脑子、只凭激情而感到惭愧，心想什么时候，我也能像杨曦光那样，有自己的主见和分析，而不是被人家牵着鼻子走呢？我和杨曦光同岁，为什么他能做到的，我就连想都没有想到过呢？

从那时起，我就自觉地走上了一条自我教育、自我充实和自我训练的不归路。我开始认真地读一切我能够找到的理论书，在漫长的农村生活和艰苦的农业劳动中，我挤出每一点空余时间来加强自己的理论修养，为的是建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头脑。态度的改变是决定性的，我一下子觉得眼前豁然开朗，思想也变得深刻起来，能够在当时那些表面的宣传口号底下发现某种不可明说的隐秘目的。

与大多数人由林彪9.13事件才看清文革的实质和开始反思毛泽东不同，我是从1968年读到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就已经跨过了这道门槛，所以对于1971年的林彪事件我丝毫也不感到惊讶，反倒由此思考起中国几千年政治传统的必然性来。经过整整10年的艰苦自学，在1979年，我以一个初中毕业生的“同等学力”考上了武汉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专攻西方哲学，并以优异的成绩留校任教。但我没有一瞬间忘记了我与杨曦光这一段未曾谋面的缘分。

可以想见，当我听说杨曦光也被刘道玉校长聘请来武大，并且就和我住在同一个湖边小区的时候，我是多么的激动！我迫不及待地和朋友们去拜访了他。在那间昏暗的小房间里，杨曦光，现在是杨小凯，面容刚毅，偏瘦，但显得很结实，虽然说不上漂亮，但英气勃发，同时却又很谦和。说话的速度不快，偶尔还有点结巴，但思路极为清晰。那时他刑满出狱已有五年，听说最初是湖南省出版局局长胡真看中了他的才华，想录用他，但当时的形势还不允许这样大的动作，所以暂时安排他在邵阳印刷厂当校对。正是在邵阳印刷厂，他认识了他后来的夫人吴小娟，两人谈起了恋爱。这桩恋情双方的家长都不同意，小凯家可能嫌小娟是个普通工人，文化不高；而小娟家对她找上个刑满释放的反革命也是耿耿于怀。

我在见到小凯前就在长沙小凯家见过小娟，印象中是一位“冷美人”，脸上从不带笑。现在想来，她那时可能正为她不为杨家承认而痛苦，其实她是一个非常开朗的女孩。后来小凯考上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的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助理研究员），但社科院因为政治问题迟迟不敢要他，一直吊着。是刘道玉顶着“左”的巨大压力把他作为人才引进武大来，聘为经济系讲师，且分了一间房，这是前所未有的大胆举动。

我们可以说是一见面就成了莫逆之交，他的夫人和小孩暂时还没来，他就天天在食堂打饭吃，傍晚就找我们和他打羽毛球，我和小肖都根本不是他的对手。我们都打得满头汗，而他大气都不喘一个，显得十分轻松，上来试了几拍，我们就成了他的啦啦队。他打球又快又狠，准确潇洒，动作灵活，姿态优美，一看就是训练有素的。他体格强健，身材匀称，据说从小习武，三四个人拢不了他的边。虽然这是听说，但有件事让我亲自领教了他的功夫。有一天傍晚我和他一起骑自行车从武大走小路去华中工学院（今华中科技大学），他去拜访华工的数学老师，我去看我的一个朋友。

晚上返回的时候，我从朋友家出来，走了不多远，还没出华工校区，自行车的链条断了，那时已经晚上九点半了，如果推着走回去，至少也得一个半小时，我想把链条修好，就在路灯下鼓捣起来。正在满头大汗地修车，这时小凯也从老师家出来了，恰好碰见，问清了情况，就说，不用修了，我带你走。我说，你带我走可以，但是我这辆车怎么办？他说，我也一起带上。我大吃一惊，以为他在开玩笑。因为我是一辆永久二八的大车，他骑的是一辆二六的小车，他要骑着小车带大车，后面还坐一个大活人，而且回去的路上是没有路灯的泥巴路，一般骑车都要半个小时，能行吗？但我看他那种信心十足的样子，又不像是开玩笑，于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坐上了他的车后坐。他就这样一只手扶车把，另一只手牵着我那辆车的车把，带着我晃晃悠悠地骑行起来，但不久就平稳了。我一直提心吊胆，在黑暗中，只隐隐约约看得到前面的弯弯曲曲的小路，他像玩杂技一般同时保持着两辆车的平衡，一直到家都没有出什么事，只是两人的衣服都湿透了，他是由于用力，我是由于紧张。

从此，我对他这种掌控自己身体和外部工具的能力佩服得五体投地，并且似乎也为他思想的那种数学般的精密找到了身体上的理由。他完全是用数学和逻辑操纵着他的身体在外部世界中的活动，同时反过来，他又是用极其具体的身体感受在把握他思想中那些抽象的数字和公式，这样的人，真乃奇人也！

所以我很喜欢和他谈学问，虽然这样的机会不多，因为我们都太忙。有一次我碰巧和他同路，谈起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凯恩斯经济学的比较，他说马克思的经济学现在已经过时了，大意是说，马克思用的是抽象法，抽出一个经济学的概念，比如“价值”，然后把它往一个一个经济学现象上套，解释不了的就用偶然因素添加进去，视为对本质事实的偏差；但现在偶然因素越来越多，“偏差”越来越大，那个“本质”就离现实越来越远。

而凯恩斯经济学则用的是统计法，紧紧贴着现象来找规律，建构起可操作的数学模式，虽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但可以解决问题，并且随时可修正。我那时脑子里还满是形而上学，总认为不管怎样，马克思所发现的还是资本主义的本质规律，是对一切经济学事实彻底理解的根据，如果像凯恩斯那样，把经济规律建立在人们那不确定的消费欲望之上，一个流行时尚就可以改变规律，那还有什么真正的规律可言，只是碰运气罢了。不过我没有和他展开争论，毕竟我不是经济学专家，他说的那些概念术语，什么“边际效应”等等，我都不懂，只觉得大开了眼界。

记得当时只向他提了一个问题，我说，你现在如此相信经济学问题可以用数学来解决，致力于研究数理（计量）经济学这套东西，但它对于中国的经济生活真的能够有作用吗？他沉吟半晌，说：相信将来是会有用的。我觉得我这一问可能击中了他的要害。在目前中国，并不存在计量经济学所要求的那种统计，一切统计数字都有掺假的成份，而且经济运作也不是按照统计数字，而是按照权力博弈和潜规则，离他所设想的那种“规律”还无限遥远。当然我并不否认他的数理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在欧美发达国家有广泛的实用价值，但我深知小凯的志向决不仅仅是当一个世界公认的经济学家，而是要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未来设计蓝图。他骨子里是一个立志报效国家、振兴民族的传统中国知识分子。

还有一次，他谈到他在牢里结识了几位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他的数学就是向其中一位数学家学的。“中国最优秀的知识精英都在牢里”，他说。有一位被作为“反革命罪”和他同在一起服刑的刘凤祥，原来是湖南工人报的编辑，极有才华和思想。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下放车间劳动，被机器轧断了一只胳膊，文革中再次遭难，先判无期徒刑，后被枪毙，80年代才获得平反。

小凯受他影响很大，从他那里得到了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社会经验和历史教训。从牢里出来，他头脑里装着两种知识，一种是可以定量化的数学和经济学知识，这是一种专业性很强的科学知识；另一种是人性的知识，包括哲学、伦理学、文学、宗教学和社会历史知识，他认为这一类是通俗的知识，任何人都可以掌握而不须专业训练。他的这种划分我当然不敢苟同，因为我认为像哲学这种知识也需要长期的专业训练，如哲学史的训练。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也不能没有方法论的训练，并不是任何一个人未经训练就可以进得了门的。文学创作则更需要天才。小凯的这种划分可能反映了他的一种偏见，一是他不太瞧得起人文科学的学术性，二是他以为他只要愿意，也可以轻易成为一个好的哲学家或文学家。后来的事实证实了我的这种猜测。

大约是1983年冬天，他通过著名美籍华人经济学家邹至庄，办成了赴普林斯顿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的手续。是否放小凯去美国，这在武大引起了轩然大波。最后又是校长刘道玉力排众议，拍板放人。这事后来成了刘校长的一项“罪名”，但在全校教师心目中却为刘校长树立了崇高的威望。在此之前，小凯已经把爱人小娟和刚刚两岁的女儿小溪接来武大，而且换了一间好一点的房子，在北三区36家，16平米，还有两家共用的一个厨房和一个厕所，离菜场和商店也近，不像湖边买东西要走上二十分钟。更令人羡慕的是，他们还获得了一个煤气灶和一个每月可灌一罐气的煤气本，这是当时青年教师做梦都不敢想的。不过，他们享受这一特殊待遇并没有享受多久。小凯远渡重洋之后，小娟一个人带着孩子，要自己做饭，又要上班，又要料理孩子，忙得焦头烂额，还要马拉松式地办理出国陪读手续。那一段时间，我看小娟几乎都要疯了，有时请我们帮忙照顾孩子，她自己过汉口去办手续，整天来回跑，人变得又黑又瘦，家里孩子的脏衣服丢在地上，身上尿湿了也没时间换。大概在84年夏天，她也有狠，终于把陪读的事办成了，临走前交待我和小肖帮她看房子，连同煤气灶、粮油证、副食品证等都给了我们。这等于是天上掉下来的好事，我们一边祝贺她带着女儿去美国和小凯团聚，一边庆幸自己天无绝人之路。

因为那时小肖也已怀有几个月身孕了，我正愁原来的筒子楼条件太差，孩子生下来后连身子都转不开，现在我们居然有了两处房子，还有半个自己的厨房和厕所，以及点火就着的煤气灶，这样的好事哪儿有！我们非常感谢他们夫妇对我们的信任。后来，我们两家常有信件来往。有一封信是小凯写的，说他现在正为是否加入基督教而苦恼，因为他不愿意和儒教断绝关系。后来就听说他最终还是入了基督教。我想，在那样一个基督教社会中，不入教可能是难以和人家相处的吧。不过我总觉得，他的儒家情怀是深入他骨髓的东西，不是那么轻易可以摆脱的。

这年9月，我们的女儿出生，从妇幼保健院抱回来，就住在这间借来的房子里。房子在一层，虽然只有16平米，却有两个窗户，一个对着上山的小路，一个就直接对着几米远处珞珈山那郁郁葱葱的满山楸树、樟树和马尾松，树影摇曳，鸟语声声。我们请了一位老家的堂侄女来帮忙，用小凯的柜子家具把这间房子隔成两部分，外面部分放一张双层铁床，由小保姆住下边，上边放箱子；里面部分是一张大床，我们一家三口就挤在这张大床上，后来添了一张婴儿床放在大床边，给孩子睡；靠窗子刚好还能放下一张书桌。

我戏称我们的房子是“两室一厅”。小娟留下的粮油证，开始我们还帮他们攒着，后来看看他们可能不会回来了，于是就把油票都用了，粮票用不完，就拿去和农民换鸡蛋。这样直到两年后，有关部门才把粮油证收上去，那时候粮票已经没有多大用处了，只要有钱，什么都可以在自由市场上买得到，也不贵。小娟还留下一只小木箱子，没有上锁。有次我偶尔打开看看，居然是小凯的一些手稿，其中大部分都是他的文学创作手稿。我稍微翻阅了一下，觉得小凯实在不具备写小说的天才，所有的人物都在发议论，对每个人物的内心都在进行分析。

这种情况我因为自己就经历过，所以十分熟悉。我当年也曾尝试过写作，但后来放弃了，我觉得自己过于理性，缺乏创作所必要的激情。但我知道，即使不成功，这些都是小凯宝贵的精神财富，记录着他某一个阶段的心路历程，于是我又把一切放回了原处，细心保存起来。学校收回这套房子和煤气灶是在88年，那年小娟的父亲从湖南来，用一辆大卡车把他们的家具用具，连同那口小箱子都运走了。不过在那之前87年，我已搬进了湖边九区一套一室一厅、带自己单独的厨房厕所和阳台的新居，30多平米，号称“鸳鸯楼”，并且分到了一个和小凯同样的煤气灶，总算是从住房的困窘中摆脱出来了。我永远记得，是小凯和小娟帮助我们渡过了难关。

小凯再次回到武大来看我们已经是90年代中期了。92年，我搬到了学校新盖的一套60平米的三室一厅的房子，小凯第一次回来看我们就是在这套房子的客厅里。我们坐在沙发上聊天，他拿出了一套他自己拍摄的照片来给我和小肖看，是拍的他在澳大利亚自己设计、自己盖起来的一栋很气派的房子。

他说现在国外时兴自己动手盖房子，看他说话的口气，颇为得意。这时他已拿到博士学位，被澳大利亚一所名牌大学聘为教授，后来又被选为澳大利亚科学院院士。问起小娟，他说她现在忙于带孩子，他们在国外又有了两个孩子。我看他满面红光，经常从事体育锻炼的样子，身体比以前更加强健了，心想在国外的生活和国内就是不同。我们都为他的成功感到由衷的高兴。但使我们不解的是，对这样一个在国外卓有成就的经济学家，武汉大学居然只能由经济学院的院长私人掏钱接待，官方拒不出面。我想如果还是刘道玉当校长的话，是决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90年代，小凯经常在一些华文刊物上发表对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研究和评析文章，得到了经济学界高度的评价，常被引用。我想，就算他的经济学观点不被政府采纳，他这一片拳拳报国之心总是应该得到尊重的啊！谈到个人的收入，他似乎对国内大学老师现在的生活水平，尤其是对当时还在实行的福利房政策羡慕不已。他以他那精于计算的头脑帮我算了一下，认为我现在的收入表面看来比不上他，实际上并不比他在澳大利亚少，除了物价差别外，还有不少隐性收入。我甚至想，如果武汉大学现在要聘任他，他可能会毫不犹豫地应聘的。他后来还来过两次，每次我都是去珞珈山庄见他，顺便给他带一本我自己出的书。

03年的时候，听说他生病了，我很吃惊，想不到他如此健壮的身体也会有病。但我想，他肯定会很快就好起来的，他体质好，也许是过度劳累，一时不适应，但恢复起来应该是很容易的。过了不久，果然听说他病好了，我也放心了。

在此期间，我收到过小凯入基督教会后在教堂所作的几次见证记录，谈他如何因为信仰上帝而使自己去病消灾。对于我这样的无神论者来说，小凯的这些见证显得如此不可思议，我怎么也想象不出，像他那样一个崇尚科学理性的人，怎么会如同一个普通老百姓一样相信神的力量在自己身上的应验。当然，我也不能担保，如果我自己处在那样一种处境下，我会怎么做、怎么想。也许人骨子里都有自己幼稚的一面，只是平时没有暴露出来，连自己也不清楚罢了。这种幼稚在世俗眼光看来是愚昧，但未尝不表明一个人内心深处还有某些单纯和天真的东西，它是通往善良人性的。我由此对宗教的感召力无比敬仰，虽然我自己不信宗教，但我尊重和钦佩那些真正有信仰的人。

去年我在香港道风山汉语基督教研究所做访问三个月，悉心体会周围信众的那种宗教氛围，我觉得这种氛围根本不是科学所能够分析和理解的，它是由每个人的瞬间宗教体验而建构起来的。例如德国当代最著名的宗教哲学家、神学家之一潘能贝格（W.Pannenberg），就是在青年时代一次强烈的宗教体验中决定皈依基督教的，那次他正从山上下来，突然看到在夕阳的照射下，整个山谷充满着金色的阳光，他被深深震撼了，感到确实有上帝在抚慰着他的心灵。我不知道小凯是不是也有类似的宗教体验，但世界上多少杰出的科学家，饱学之士，在谈到上帝时都是如此虔诚和幼稚，因为在上帝面前（如果真有上帝的话），谁不是孩子呢？尽管如此，我仍然无法信仰他的上帝。也许经过文革，我对那种盲目的、未经充分反思的信仰已经绝望，对宗教式的祭拜仪式尤其不敢苟同。但我同情小凯的信仰，我不敢说，我这样的无神论者和他那样的有神论者，哪个的精神生活更可取、更有意义。至少，基督教帮助他克服了儒家士大夫那种“遑遑如丧家之犬”的痛苦心态，能够平和地对待自己的命运，坚强地支撑起自己的独立人格，功莫大焉。

2004年，我得到了小凯终于去世的消息，大感震惊。小凯已有好几年没到武汉来了，听说有时偶尔回大陆，也只到长沙看望90高龄的老父。我想他大概已经对武汉大学的那种冷漠和不通人性深感失望，这些官僚们哪里有半点关心学术和国家前途的心，只关心自己的乌纱帽。

但我一直还在期盼有朝一日小凯能得到武汉大学的承认，只要他活得足够长久。可惜他已经活不到那个时候了。天妒英才，小凯可能是我的几个最有才华的同龄朋友中最早离开我们的。05年我在海南大学和萌萌、志扬一起还在为小凯的早逝而感伤不已，谁知翌年萌萌也突然走了，也是得的肺癌。他们的父辈都活到了八、九十岁，但也许正是因为他们自己太优秀了，才不能见容于这个庸人的世界。

小娟在04年底曾带着她的小儿子到武汉大学来，住在我们家。那时我刚好到西南政法大学讲学去了，未能见着，颇感遗憾，是小肖接待的她。她来武大，第一个拜访的就是老校长刘道玉先生。正是由于有刘校长，小凯一家的命运才有了决定性的转机，华人世界也才多了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这位经济学家的成就，据业内评价，是足以获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

但刘道玉这样的校长在中国也已经绝迹了，每次我在校园里碰到他，都有一种“恍如隔世”之感。我无比怀念我和小凯一起在湖边居住的日子，那是一个金色的时代，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虽然物质贫乏，但内心多么充实！我们那一代人，现在都已年届花甲，我们承受过民族的苦难，但我们拥有这一段光辉的经历，我们靠自己把自己拯救出来，我们没有白白地受苦。至于后来者将要如何造就中国的命运，那已经不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事了。我们把我们一生的经验和智慧留给他们，但要由他们自己去回答和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我相信，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将会像传递接力棒一样，将小凯的这一问题传下去。

 

纪念杨小凯

作者：周其仁

来源：爱思想网 

2004年7月7日，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去世，今天是其逝世十周年。杨小凯，原名杨曦光，华人经济学家，最突出的贡献是提出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方法和理论。曾经被两次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由于其在经济学上的巨大成就，杨小凯被誉为“离诺贝尔奖最近的华人”。2004年在澳大利亚去世，享年56岁。本文摘自周其仁《经济观察报》专栏，撰写时间为2004年7月8日。

认识杨小凯超过20年了。最早认识他是在1984年他去美国之前，一起聚会在蛇口工业区。那时蛇口已经开放了一段时间，遇到问题，有争议，记得是袁庚先生的一位助手介绍实际情况，大概有一天半时间，参观考察，大家讨论。我在当时作过一些包产到户的调查，对农村以外的问题了解很少。因为小凯在，他有很多反应和评论，使我觉得农村和农村以外的很多问题是相通的。

然后就是1987年，他回国期间，我到他的住地接他来当时的发展研究所作学术讲座，又送他去下一站。就是来回路上在车里的时间，他讲了很多意见，有的很尖锐，主要是批评北京一些当时参与所谓决策研究的年轻人，知识不够，不过因为靠近权力中心，就非常自以为是。那时我自己在杜老领导下参与农村改革发展的调查研究，不算靠近权力中心，但也沾了一点边。小凯的话让我警惕不要犯这种毛病，事后看，那时距我出国还不到两年时间。

我到美国访问、留学后，见小凯的机会不多，每两年大概有一次。但是他写的东西我都喜欢看，其中他在《知识分子》杂志上访谈张五常的记录，我一直保留在手边，是阐释产权和交易费用经济学的一篇重要文献。后来他有一篇研究中国农村改革的文章，拜读之后我作了回应，他后来几次提到很高兴我的回应。

最后一次见他，是在讨论“后发劣势”的会上。“后发劣势”是小凯提出来的。那天听他讲演，大家讨论，我也提供了一个评论意见。“后发劣势”不是与“后发优势”并行的概念，更不是对立的概念。

小凯当然知道发展中经济可以利用后发优势，比如技术、资本、信息等方面，可以从先行发达的国家那里“借光”，无须完全靠自己，所以经济上有很多后起之秀，追的速度可以很快。

小凯看到了这一点，但想到更深的一个层面，就是由于存在着后发优势，可以拿到“后发红利”，所以对制度方面的改革掉以轻心，认为不改不是也很好吗，甚至还认为自创了新的人类文明。由于问题被掩盖，实质改革提不上日程，最后等到发作的时候，来不及了。

他举了苏联的例证，还有其他的，对我有说服力。我们国家这些年的增长主要靠改革推动。不过还有很多核心部门的改革没有提上日程。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已经很快，成就也足以傲人。在这种情况下，听听小凯的意见，警惕“后发劣势”缠住中国未来持续增长的手脚，没有什么坏处。

从小凯那里受教益最深的，就是他对现在举世赞赏的中国高速经济增长一直持有清醒的保留和怀疑态度。这种保留和怀疑并不是情绪化的表达，更不是因为他本人境况不佳，而是来自他对中国发展面临问题的深刻体验，来自他自己在学术方面的长期探索。小凯认为经济增长的基础是劳动分工水平。经济增长不单依赖分工，重要的是依赖分工水平的不断提升。要提升分工水平，就要解决更高水平分工的协调问题，其中制度条件非常关键，核心就是产权制度。

这些认识现在为许多学人分享。但是小凯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更往前走一步的地方。他不认为产权仅仅就是经济学家认为哪一种好，大家呼吁把它变成现实就行了。产权的选择要受到很多其他制度安排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国家或政制的影响。因为国家是唯一掌握合法暴力的权威机构，控制着强大的社会强制力。如果国家的行为不上轨道，私人产权的普遍、长期、稳定的保护就谈不上，就难以上轨道。私人产权不上轨道，整个市场的基础就怎么也弄不起来，或者歪歪斜斜，不可能成为长期经济增长的可靠基础。

小凯当然看到中国经济成长的成绩，但他也认为，目前还没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让我们说，国家、私产、市场等这一套协调分工水平不断提升的制度基础已经很稳固了。正是在这一点上，小凯始终对“中国奇迹”有一点保留。他后来关注宪政经济问题，提出“国家机会主义”的概念，区别所谓“好资本主义与坏资本主义”，特别是上面提到的警告世人要当心“后发劣势”，我的理解都是由此而来。

最后，我想说，小凯可能是很难安息的，因为他的工作、他探索的问题都不容易让他安息。但是我们还是要劝他安息，因为他勇敢地另辟路径，留给后人重要的学术和思想问题。小凯的思想，与前辈中国经济学家中的佼佼者如顾准先生的思想一脉相承，构成研究经济问题的一个学术传统，一定会激励一些后来人继续做工作。

小凯，安息吧。

 

去世十周年再忆杨小凯

作者：黄有光

来源：爱思想网

中国改革开放后出国成大名的几个学者之一杨小凯，患上肺癌数载，终医疗无效，不幸于2004年七月七日早七时（七七）49分离开了世界。当时我已经写过纪念杨小凯的文章。弹指一挥，十年过去。根据以前的资料修改补充成为本文。为求真实与对历史的见证，本文采取实话实说的原则。

杨小凯到Monash大学任职我于1987年在美国马里兰大学访问时，杨小凯打电话给我，有意到澳大利亚Monash大学任职（我于1974-2012年都在此大学工作）。我读了他寄给我的好文章,又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杨曦光(“文革”时因撰写《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而入狱十年),马上安排他到Monash大学任讲师(1988),以后又支持他于1989年升任高级讲师，于1990年获终生教职，1993年升任教授(Reader), 2000年任私座正教授(personal chair)。另外,在Alan Powell教授与我的联合提名下，杨小凯于1993年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

其他几次升等与提名都比较顺利，但提名小凯任私座正教授，却费了我不小的努力。1998年提名不成功，虽然我请到两名经济学诺奖得主阿罗与布坎南为小凯写了强有力的推荐信，但有关委员会说，推荐信虽然强力支持，但理由不够详细。1999年我再次提名时，得求这两名诺奖得主把推荐信写得长许多，结果才成功。

小凯来Monash后，我经常向人们介绍他入狱十年的光荣史。后来小凯曾两次向我说，这事最好不要提起。他可能认为入狱不是光荣的事。为贪污抢杀等而入狱当然不是光荣的事，但为了改善社会而成为政治犯，我认为是很令人钦佩的事。这可能与我自己在中大学时代，在马来西亚（当时还包含新加坡）大搞马共领导下的秘密学生运动有关。

小凯在狱中努力学习，出狱不久便开始陆续发表经济学方面的论文，并出版了他最初的经济学专著——《经济控制论初步》和《数理经济学基础》。他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工作约两年后，于1982年被武汉大学经济管理系聘为讲师，1983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邹至庄教授赏识，被普林斯顿大学录取为博士研究生，并获得了福特基金会的全额奖学金。邹至庄本要小凯研究计量经济学（邹的专长），但小凯高瞻远瞩，坚持写他自己创立的框架，用现代数理经济学方法分析大体上被现代经济学所忽视的古典经济学的中心问题——分工与专业化。

结果石破天惊，小凯不但于1988年获得博士学位，后来并在《美国经济评论》、《政治经济学》等世界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1993年发表新框架的最主要著作《专业化与经济组织》。此专著虽然是和我合著，但主要贡献肯定是小凯的。小凯曾多次坚持此书的作者排名，应该根据英文姓氏，放我在前面。我说，我的贡献不到四分之一，不足以根据姓氏排名。小凯说，某某X某某Y等都是放长辈在前面，而且是与姓氏排名相反的，而且那些长辈的贡献，比你的还小（我虽然只比小凯大六岁，但因没有十年冤狱的拖迟，比较先开始工作）。最后，我比小凯还更坚持，此书结果以小凯排前的正确方式排名，我并在序言中强调小凯的主要贡献。但小凯把“压倒式的主要贡献”中的“压倒式的”删掉，我也没有再坚持放回。

小凯是个工作狂。我们的秘书曾经说，小凯每天工作12小时，每周工作7天。为了他的健康和家庭，我曾经多次劝他减少工作。但他说，有时候(其实是常常)很难停。我说，有什么难停，你就停嘛！小凯写过一本六七百页的书（2001年发表），七个月就写完。我写一本二三百页的书，却要用好几年。

杨小凯对中国改革问题的贡献身为炎黄子孙的杨小凯非常关注中国改革，在香港、台湾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有关中国改革的评论文章。这些文章大部分被收入《当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论文集，该书在1997-1998年列入了中国图书销售排行榜的前列。你可以不同意小凯的观点，但不能不承认小凯有他自己独特的观点和深入的分析。我从小凯的评论文章中也学到许多东西，例如小凯所强调的“共和”，但体会不深，面见小凯时，还不时向他当面请教。

大家强调后发优势，他强调后发劣势；大家强调民主，他强调共和；多数人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持乐观看法，他认为如果没有在基本制度上进行深入的改革，则经济发展难以长期持续。他对英国怎样通过议会与国王之间的斗争，从大宪章、大革命、克伦威尔专政、复辟、光荣革命等过程而实现民主宪政的历史，以及为什么工业革命在英国而不是在其他国家发生的各种论点，以及对中国改革的启示，有很深入的研究与很有创见的观点。直到临去世前，他已经不能自己写文章，还叫曲祉宁根据他的看法，写了一篇“经济发展和政治垄断的关系及十六大”的网上文章，谈了他读了一篇关于欧洲的兴起的文章的心得及对中国改革的启示，包括制度（尤其是关于限制王权、保护私有财产、企业自由等）的重要性，非常值得一读。

杨小凯的新框架《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的写作的大致过程如下。小凯把他的毕业论文给我看了，我对他提出评论。我们又讨论了好几次后，决定把论文改写成一部专著。我们谈了专著的大体结构后，小凯先写初稿，我阅读后，提出评论与纠正，经过讨论甚至争论后，再写修改稿。然后再讨论与修改后才定下暂定稿。我的修改包括英文，表达，删增，经济学推理、定理的证明等。有不少定理，不但修改了证明方法，也修改定理本身。小凯说我的贡献大过其他排名在前的长辈们的贡献，并非没有根据。但这不改变小凯的绝对主要贡献。

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认为分工与专业化是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原动力。古典经济学的一个主要缺点是没有区别总量、平均量与边际量，因而不能解释价值悖论——为何钻石用处不大但价值很高，而水非常重要但价值很低？新古典经济学引入边际分析，可以解释价值悖论。但由于着重于资源配置的边际分析，却忽略了对分工与专业化的研究。资源配置的边际分析研究劳动时间与其他生产要素、产品与中间产品等的数量在边际上增减的收益与成本。但专业化的选择是，要专业下海捕鱼还是要专业上山打猎，而不只是在边际上增减捕鱼或打猎的时间。因此，对分工与专业化的分析，不能只用边际分析，而必须比较不同的专业点。小凯用现代数理经济学的方法（符合个人效用极大化、市场均衡等），设计出能够分析分工与专业化的简单模式。

分工与专业化的水平并不是越高越好。分工与专业化的好处是能通过专业化的经济（由于有报酬递增，包括一定的最小水平的学习如何生产的成本、从干中学的作用等）而提高生产力。由于学习与其他固定成本、熟能生巧等原因，用两倍的时间捕鱼能够捕到超过两倍的鱼。但一个人不能单单吃鱼，必须用来交换其他产品，而这必须付出交易成本。最优的分工水平是在提高专业化的经济与减低交易成本之间做最优取舍。

在我们的简单模式中，每个人天生一样，生产要素只考虑劳动时间（后来文玫引入自然资源），没有政府（后来李克与廖伟文分析政府），也不考虑不确定性（后来由刘孟奇所分析）。一个人同时是生产者和消费者，假定对产品的价格没有影响（后来张定胜和我做了厂商对其产品的价格有影响力的模式，发表于2007）。他可以选择把他的时间用在不同物品的生产。当交易成本很高时，最优选择是自给自足，每个人生产所有自己需要消费的物品。当交易成本足够低或专业化经济足够高时，人们的最优选择是部分分工，减少自给自足产品的数目，出售自己较专业生产的物品，购买自己没有生产的物品。当交易成本继续减低或者说交易效率继续提高时，自给自足产品的数目继续减少，专业生产继续增加，生产力也随之提高。这就是经济成长。而且，在这过程中，专业商人出现，雇佣工人的厂商出现，回旋式的生产、工业化、城市化、货币的使用等出现，这就是经济发展。

新框架的分析方法，除了让生产/消费者选择职业、生产各种产品的劳动时间、出售与购买量来把效用极大化外，还要求产品之间的买卖配搭，市场出清。此外，由于假定人人天生没有区别，选择自由，因而也要求长期均衡下，人人的效用水平一样。这假定看来好像很不现实，其实除了简化分析，这假定还使我们明确地看到，我们的分析所得到的一些结论，例如人际或国际贸易，可以是由于分工与专业化的作用，而不是或不只是由于，例如，外生比较利益（资源禀赋的差异等）的作用。

孙广振、文玫、姚顺天、周林、D. Diamantaras与R. P. Gilles等为新框架提供理论基础，包括均衡存在性的证明与一些基本定理的证明的一般化。成文利、李国强、黄刘淑香、张定胜、Jeffrey Sachs与Christis Tombazos等把新框架应用到国际贸易与跨国公司的分析。Jeff Borland、史鹤凌、文玫、张俊喜等应用到经济发展的分析。此外，朱敬一、崔浩、杜巨澜、蒋金山（Roland Cheo）、李楚霖、李克、廖柏伟、刘孟奇，刘伯定、庞春、曲祉宁、王建国、杨德新、张华嘉、张居衍、张永生、赵益民、周亚辉、周海欧、周扬、Raymond Liu、Steph Miller、Robert Rice、George Rivers、Ian Wills等，都对新框架做出了贡献。（这还没有包括国内学者如向国成、范金、陈军昌等的贡献。）

评价杨小凯对经济学的贡献《专业化与经济组织》得到好几篇很正面的书评，例如Donald Smythe在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94年，第691－692页）上说：“这是一部有吸引力的原创性著作。立论中肯，主要见解令人信服。杨小凯、黄有光两教授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微观经济学方法，使我们有可能讨论许多一直无法作形式化处理的课题。他们开辟了使微观经济学从资源配置问题转向经济组织问题的新方向。”（译文根据《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中译者张玉刚《译者的话》。）

新框架有下述优点。首先，比起传统微观，新框架有全局均衡（国内误译为“一般均衡”）的分析；比起传统全局均衡分析，新框架有报酬递增。其次，传统分析采用厂商与消费者二分法，相当于给定了经济组织；新框架从最基本的单位——同时是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个人分析起，从他们选择要打工还是要雇工，要生产什么产品，出售与购买什么产品，分析了生产与交换等经济网络与组织的内生决定与演化。第三，新框架对许多经济问题,包括交换、成长、厂商的出现、城市化、工业化、市场的功能等，得出许多与传统分析不同或所没有的，而又很有启发性的结论。

国内曾经有一些否定杨小凯的新框架的看法（关于其均衡的不存在），我认为这些看法忽视理论抽象的作用，太学究。在7月7-8日将在澳大利亚Monash大学召开的澳大利亚中国经济学学会的纪念杨小凯逝世十周年的常年会议上的主题发言，我将论述杨小凯的简化假设是可以接受的。

新框架的重要，得到多名有名经济学者的肯定，例如Kenneth Arrow与Jeffrey Sachs。布坎南教授于2002年3月4日访问Monash大学,主讲研讨会,谈“新的经济分析框架对全球化问题的启示”。这新分析是指强调由专业化的经济所造成的一般化报酬递增。布坎南多次强调，这方面的分析是以杨小凯为主要创建人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或超边际经济学为最佳。并说这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学研究。

同年6月，布坎南申请到美国科学基金的资助，请杨小凯、史鹤凌与笔者到美国向从美国各大学邀请来的经济学者与研究生讲述与讨论我们的新框架。布坎南于2002年与2003年两度向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提名杨小凯。布坎南对小凯的贡献的重视，有目共睹。可惜小凯于十年前就去世，不然我们很可能已经不必还在等待，华人何时可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2001年，由Blackwell出版，杨小凯发表了《经济学：新兴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超边际分析与边际分析》两本论述新框架的英文教科书。两书受到多名匿名审稿人的一致好评，认为“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贡献，它将对增长和发展提出新颖的看法”。两书2004年在国内出版中文版。我于2009年由英国Palgrave/Macmillan出版的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Efficiency一书，着重介绍了杨小凯的贡献。杨小凯所提出和建立的经济理论，虽然随着他的合著者和学生们的不断深入研究，更全面与完善，但还没有得到国内外经济学界同仁的足够重视。布坎南在其于2004年纪念小凯的文章中说，“通过杨小凯给我们的斯密镜片，我们看到的世界与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的很不相同……杨小凯的基本洞见还待学科正统的广泛接受与赏识。”杨小凯有许多优点（包括文贯中所形容的“智慧、执着、沉毅”），但谦虚却不是其中之一。他认为他对经济学的贡献“大致类似哥白尼与开普勒”（作者注：YANG, Xiaokai (2001)，Economics：New Classical versus Neoclassical Frameworks，Malden, Mass.：Blackwell，第11页）对天文学的贡献。地心说必须由地球环绕太阳的哥白尼理论来取代。同样的，“把专业化与分工的问题放回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我们就能在一个单一的涵盖式的框架之内，解释与预测像厂商的出现、商业周期、失业、货币、城市以及经济成长等重要问题”（作者注：同上）。

杨小凯和我之间的差异对新框架的重要，我并没有异议。不过我们新框架中的一些问题，我和小凯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认为这是健康的现象。如果不是盲从，能达到大同小异已经很不容易。我和小凯的差异包括下述几个方面。

第一，小凯要用新框架取代传统经济学，就像哥白尼理论取代地心说这样，而我认为只需要用新框架补充传统经济学。我曾对小凯说，没有任何一位经济学诺奖得主会认为他自己的贡献超过所有经济学的十分之一。只要新框架被认为对经济学有百分之十的补充，你就完全有资格得到诺奖，并不需要完全取代。（其实不到百分之一就够了。）

其次，即使你的最终目标是取代传统经济学，但在推广新框架的初期，在策略上也不能打着取代的旗帜。然而，不但从表情上可以看出小凯并不接受我的意见，后来哥白尼在小凯2001年的书上的出现，也完全证明了。多年前，刘孟奇也曾经对小凯说，明太祖朱元璋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接受了谋士的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我半开玩笑地对小凯说：“你并没有称王；你只是称帝而已！”《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用现代数理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古典经济学所重视的分工与专业化的问题，此书的副标题取为《一个新的古典微观经济分析框架》是名正言顺的。后来因为认为这框架用来分析许多宏观问题（包括货币、商业周期、资本、成长等），说是“微观”有误导性，又为了和新古典经济学有区别，据小凯说台湾有人称为“新兴古典经济学”，小凯认为很合适，就被相当广泛地采用了。不过，约于2000年之后，小凯更喜欢用“超边际经济学”（Inframarginal Economics）。我喜欢“新兴古典经济学”，不喜欢“超边际经济学”，因为我认为前者注重我们的框架所分析的内容或对象，而后者注重其技术。不过，小凯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对古典经济学的突破主要是靠其边际分析，而我们的框架用了超越边际分析的inframarginal analysis（小凯译为超边际分析），是重要的革命，必须强调。超边际分析本身虽然不是小凯的发明，但用来分析分工与专业化的问题，从人们效用极大化的微观行为开始分析，而又有全局均衡的，却是小凯的重要贡献，小凯称为超边际经济学，有别于超边际分析。

当时我们创立一个新期刊。好几个人对新期刊的命名争论了很久，都达不到共识。最后小凯建议由投票决定。我认为小凯对学派与期刊的建立，都做出了绝大的贡献，一人一票不见得公平，就建议让小凯参照大家的意见后，由小凯决定。结果小凯用了应该可以提名进入吉尼斯世界纪录（最长学术期刊名）的“Division of Labour and Transaction Costs-A Journal of the Society for Inframarginal Economics”。显然，新成立的学会是依小凯的意见取名为“超边际经济学学会”。在Monash大学新成立的研究中心，则因为主要由我和史鹤凌推动（因为小凯已经得肺癌），取名为涵盖面较广的“报酬递增与经济组织”。与布坎南合编的丛书，则折中为“报酬递增与超边际经济学”。十年之后，这些学术活动已经后劲不足，深为可惜。

第二，小凯与我的差异是，小凯只看到（以我所知，至少是只谈）新框架的优点，而没有看到其缺点与不足够的地方。新框架虽然对像贸易、厂商的出现、商业周期、失业、货币、城市化、经济成长等重要问题都有所分析与启示，但不能说传统经济学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就完全应该由新框架来取代。

新框架的分析与启示有超越传统的地方，也有低于传统的地方。例如关于商业周期与失业，新框架的解释是，某些产品有耐久与不可分的性质，例如一辆拖拉机或汽车，不能只生产四分之三。当专业生产拖拉机的人把拖拉机卖给专业生产粮食的人之后，如果第二辆拖拉机没有人买，他就可能失业。不过，在绝大多数的经济体中，产品的不可分性占整个经济的百分比不大，不可分性也不是百分之百（拖拉机、汽车、飞机等都有不同的大小），而且可以通过国际合作（如跨国公司生产飞机卖给各国）、产品组合、生产程序的适当安排、库存等来避免专业人员的失业。张三今天买汽车，李四明天买，天天有人买。因此，我认为由于产品的不可分性所造成的商业周期与失业，大概不到实际商业周期与失业的百分之一，肯定不到百分之五。造成实际经济中的商业周期与失业的原因，更重要的还有竞争的不完全性、工会的作用、总需求的变化、信心的变化、由于制度与政策等原因使储蓄不能完全转化为投资等。另外，失业本身还有其他的结构性、摩擦性与自愿性的失业等。所有这些因素，新框架都没有考虑到。

第三，我认为承认与指出新框架的优缺点，不但是学术真理原则所要求的，而且对新框架的发展也有好处。新框架的重要贡献已经是无可置疑的，指出其缺点与不足够的地方，更可以吸引更多学者来补充与改进。例如，新框架假定所有生产者对价格没有影响力，没有考虑到竞争的不完全性。这和实际经济大相径庭。

新框架一个还没有解决而又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交换者之间的协调。考虑一个最简单的情形，假定只有两个同样的人与两种对称的产品（生产衣服与粮食的劳动时间或成本一样；人们对衣服与粮食的偏好也对称）。当交易效率很低（交易成本很高）时，最优选择是自给自足。当交易效率增加到足够高时，最优选择是一个人专业生产衣服，另一个人专业生产粮食，然后每人把一半的产量交换对方一半的产量。（如果不假定对称的生产与效用函数，未必是刚好一半，但这不影响本问题的实质。）如果张三生产衣服，则李四必须生产粮食。如果两人都生产同一种产品，则两人或者饿死，或者冻死。这就是所谓协调的问题。

在这简单的例子中，协调可以很容易地完成。两人只要事先讲好谁生产什么产品，然后以什么交换条件（例如一对一）交换就可以了。但重要的是，这种通过对话的协调，已经超越了价格机制的功能。即使假定有一个Walras拍卖者，定了正确的一对一的价格(若非一对一，则只有高价品才有人生产)，每人看了这价格，认为生产衣服或粮食是无差异的。如果只根据价格的调节，每人有一半的或然率生产衣服，一半的或然率生产粮食。结果，有四分之一的或然率是两人冻死，有四分之一的或然率是两人饿死，只有二分之一的或然率生存。这显然是不可接受的，必须有超越价格的协调。新框架假定协调完满完成，但没有研究如何协调。超越价格的协调未必是中央计划，可以是人与人之间的对话与合约，也可以是通过企业家生产与出售新产品。如果说中央计划在调节原有产品的生产上已经被证明大大输给市场调节，则在引进新产品上，中央计划明显是更加不行的。因此，我提出这协调的问题，肯定不是要支持中央计划。对这问题的研究，将会使我们更加认识到企业家、大企业、金融中介的重要性，因为新产品多数需要一段亏本的时间后，才能开始赚钱，正如我2013年的一篇工作论文所讨论的。

我到现在还不很明白，为什么小凯很不喜欢我谈上述协调的问题。在布坎南2002年6月的会议中与前后，我们对这与有关问题有过强烈的争论。后来，我在我们网站对这次会议的报告中说，我在会议中所扮演的角色，可以说同时是副总理与反对党领袖。希望小凯在天有灵，能够认识到，一个民主国家的总理，同时需要副总理与反对党领袖的辅助与制衡。

第四，如果超越新框架，包括其他经济与政治观点，则小凯与我还有一个大差异――我是小右派，小凯是大右派。我自认是小右派，是和所有人比。如果单单在经济学者中比，则我肯定是左派。在经济学者中，小凯也还是大右派。我大力支持市场经济与中国经济与政治改革的深化，赞成尽量以价格、税收等市场工具替代行政管理，包括反对北京根据车牌单双号两天才能用一天车，以及用摇号限制新车数量，而支持上海与新加坡的拍卖制等，因而是右派。但我强调环保与扶贫的重要，大力支持增加政府税收与有利于人民福祉的公共支出，认为私人消费可能比公共支出有更大的无效性（由于危害环境、人际攀比、过度物质主义），因而至少在经济学者中是左派。

关于小凯的极右观点，很多人会想到他关于宪政、共和、土地私有等主张。其实我认为他这些主张大体上很有说服力。小凯的极右观点，可以从下述两个例子中略见一（或二）斑。小凯说：“另一些批评张五常的人不了解西方主流学派的文献，或只了解标准教科书上关于外部性的观点，不知道自张五常、科斯以来，主流学派的前沿已用正式模型否定了外部性概念，而用内生外部性、各种复杂的两难冲突解释制度的复杂特点。”还有，“如要完全消除吃桔子的外部性，一个桔子一个价，因为每个桔子味道、大小都与其他桔子略有差别。但实际上桔子顶多分三等或四等价，因为要精确定价有费用，所以市场与桔子定价的外部效果是测量费用和不精确测量造成的外部性之间的最优折中。”这种所谓“外部性”能由市场最优化，小凯特别强调。

我不否定张五常与科斯对这方面的贡献。但大多数经济学者所强调的外部性（包括污染、交通拥挤、人际攀比等），根本没有被什么“正式模型”所否定，也不能纯粹由市场调节来解决。北京的雾霾与堵车，难道是已经被市场最优化了吗？加上政府的功能都还做得很不足够。至少对汽车与汽油的税收应该大大提高。

从当时美国总统小布什还没有打伊拉克时，我就反对美国在没有联合国的授权下，攻打伊拉克；小凯则为小布什攻打伊拉克辩护。我极力反对小布什拒签国际环保的京都协议（为此向小布什发过多次抗议函），拒签国际地雷协议，不参加国际罪犯法庭等单边主义行为；小凯没有反对。对这些问题，小凯和我有很大的不同。

小凯看不到或不谈新框架的缺点，可能是因为新框架对他像是亲生孩子，因宠爱而看不到缺点。

像小凯这样的天才，为什么对很显然的市场失误完全视若无睹，甚至否定外部性的概念。我认为至少一大半原因是十年冤狱使他心理失衡。因此，我没有怪罪他的右倾。（反之，我应该感谢他的容忍；我们好几次在他有在的晚餐后大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他都没有抗议。）如果是我，可能只要三年冤狱，就会使我变得更右倾。在这个意义上说，小凯的功力，可能大我三倍有余。

（作者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温思敏讲座教授，澳大利亚Monash大学经济系终生荣誉教授。）

 

读杨小凯先生《中国政治随想录》之后的随想

作者：丁礼庭

来源：爱思想网 

最近我读了杨小凯先生《中国政治随想录》的文章。我不得不为杨小凯先生在十年前（我估计这文章应该写于十年前）就具有如此敏锐而超前的理论思想而惊叹。在十年之后，我根据杨小凯先生的理论观点，再作进一步的“随想”如下：

一，中国政改不可能如杨小凯先生所说的走英国式光荣革命的道路，只能走如杨小凯先生说的带一些偶然性的美国华盛顿式的道路，或者说是台湾蒋经国式的道路。就因为在大陆不可能自然地产生二股相对均衡的政治势力。

杨小凯先生认为，中国必须，也应该避免通过“革命”来建立民主宪政，实在是至理名言：“按照洛克的逻辑，革命要推翻的是一个暴君，而没有一个比暴君更集权的力量，却无法打倒老暴君。一旦暴君一倒，对革命中形成的权威，任何人都再无法控制，它又成了新暴君，它又会催生革命。这就是‘革命产生暴君，暴君产生革命’的改朝换代逻辑。”【1】“革命会延缓民主化进程，正象一九四九年的革命使中国民主化进程延缓了几代人时间、俄国革命使苏联的民主化遥遥无期一样。所以防止革命对于今天中国的改革仍是现实和重大的政治问题。”【2】

但杨小凯先生指明的中国应该仿效英国光荣革命的模式，通过培育二股以上相对均衡的政治势力来实现，却没有现实的可能性：“所以三个平等竞争的野兽（两党或是三权分立）就是民主，而一个“圣人”却是专制。”【3】“怎样才能保证他们和平共处、平等竞争？唯一的办法是依赖历史提供各派平衡、谁也吃不掉谁的局面。英国光荣革命前夕，长期互相迫害的两大派之间就出现了这种谁也吃不掉谁的均衡局面。它就是两个魔鬼平等竞争（民主）的条件。”【4】（英国）“托利（後来的保守党）和惠格党是在长期内争中互相迫害的两大派，他们的共存和制衡是整个制度创新的基础。我当时看这段历史，忍不住拍案叫绝。这大概是改造专制制度以进行制度创新，摆脱专制的革命循环，走向长治久安的最完美的例子。这个例子对中国有意义，而美国在英国民主制度的基础下发展民主制度的历史对中国意义不大，因为中国不是像美国这类‘没有历史的国家’。”【5】

这是因为，环视中国大陆，在党外，不存在这种具有和共产党竞争的政治力量，这是显而易见的。而在党内，虽然确有二大派别存在，但和政改派相对峙的力量，实在是无法依靠的“腐败力量”。如果真要扶持这种腐败势力，来和党内政改派竞争，那结果一定是“养虎为患”，对国家、民族和民众将是后患无穷。

如果政改和民主宪政的制度转型，真的一定要能够互相竞争的、谁也灭不了谁的二大政治力量来互相制衡，那也只能等党内政改派在彻底制服党内腐败势力后，主动扮演华盛顿的角色，借鉴“二德模式”，主动以“一国二区”来平等地实现两岸和平统一，主动引进国民党，包括民进党和大陆各民主党派，来实现现代民主政治的党派竞争，来建立和完善民主宪政。如杨小凯先生所述：“请国民党回大陆以客籍政治力量的身分来平衡虽然是一种小概率事件，但这个概率虽小却大大大于零（相当现实）。历史发展本身就包括很多小概率事件的出现。”【6】

这里有二大必要条件，或必要过程：不但取决于党内政改派能不能成功地打下几只“大老虎”，在威慑腐败势力后，顺利地实现“特赦腐败”，通过一定的高税率，漂白小部分腐败资金，使党内腐败势力在合法拥有一定比例的腐败资金后，被迫“和平地交出权力”。更取决于如杨小凯所说的“偶然性”，即党内政改派在制服党内腐败势力后，会不会主动地选择华盛顿的道路，主动地把权力“禅让”给人民大众——（如杨小凯所说）通过两岸和平统一，主动引进国民党等反对党，并从制度上赋予民众全民普选的民主权利，由民众来授权执政。这也是共产党能够长期继续执政的唯一出路和必要条件。要使这种偶然性转化为必然性的条件，就是民众必须通过启蒙，起来自觉、自由、自主地争取自己的民主权利，并形成倒逼党内政改派主动选择华盛顿的道路的决定力量。而这种民众的觉醒，同样又必须依靠民主知识分子在帮助工农民众致富和维权的同时来启蒙工农民众，这也是当代中国民主知识分子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

在这里民众的启蒙和觉醒是民主宪政能否建立完善的决定因素，而杨小凯先生所推崇的二大政治势力“谁也消灭不了谁”的事实，无论是在民初国民党和袁世凯，还是抗战胜利后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二大势力都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为什么英美的二大派能够和平地、公平地竞争，而中国的二大派只能斗出个你死我活、决定因素就是民主的力量存在不存在！因为民主宪政主要维护的是民众的利益，如果民主的力量缺位，那么各政治派别必须，就必然地要为自己的权力而斗出个你死我活的结果。所以，民众是否通过启蒙已经觉醒、民主力量是否客观存在，就是造成中国和英美不同历史结果的根本原因！

二，杨小凯先生说得对：民主的基础和保障是通过市场经济来培育中产阶级。

能够培育出中产阶级的市场经济，必须是相对完善的、能够保障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当前中国权贵市场经济的模式是培育不出中产阶级的。这也是被中国市场经济实践所反复证明了的——中国在人均GDP达到6000美元后，还没有一个相对强大的中产阶级。所以，真要培育中国的中产阶级，有二大必要条件。

一是，必须及时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借助民众的民主力量，来遏制腐败，建立相对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我不能同意杨小凯先生说的观点：“中国...朝代的演进根本不到民主政治的时机。...还在开国的末尾，它的基本特点就是镇压政党活动（政党是民主的必要条件）和垄断政治。”【7】“没有发达的私有财产制度时来谈民主政治是相当危险的事，因为这可能导致动乱和改朝换代。”【8】“而在大陆，政府吞吃了整个社会，独立于政府的中产阶级或社会几乎不存在，或奄奄一息。这种情况下奢谈民主是很危险的，因为根本没有社会结构的基础，……如果真想试试民主政治，搞不好就会引出动乱和改朝换代来。因为若没有独立的中产阶级，则“人民”是不具有建设性、很危险的改朝换代的政治势力。”【9】我理解的杨小凯的观点就是“中国暂时还不能启动民主程序”，不知道我的这个理解有没有误读杨小凯先生的观点，欢迎读者批评指正。但如果我的理解没有误读，那么即使在十年前，杨小凯先生的这个观点，也是错误的。

中国需要尽快启动民主改革，培育和扩大民众的民主力量已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当务之急。这并不是因为民主比共和、法制、自由和人权等等其他宪政因数更重要，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这些宪政因数是同样重要、也是必须同步发展的。在当今中国“民主”之所以成为当务之急，仅仅因为在当前中国的社会现实中，民主改革严重地滞后了，民主的力量实在是太微弱了，它已经成为中国改革发展的瓶颈，只要民主的力量缺位和民主的改革滞后，其他的所有一切的改革，都必然会“异化”为腐败和既得利益群体“分羹”的机会！

就当前中国最严重的危机，腐败和贫富二级分化来说，腐败和既得利益危害的只是民众的利益，所以在当今中国，只有民众才具有自然的、自发的、直接的反腐败和反既得利益的“原始动力”。而官员既没有腐败受伤害的原始动力，又客观地存在“联合创腐”而获利的原始动力。所以，如果民众的民主力量缺位，大多数的改革，不管是“三权制衡”、还是“上级权力监督”，只能异化为“官员联合创腐”的“分羹”机会。梁启超先生早在百年前就指出：无论古今，纵有明君，治理国家只能假手官吏；在官员中就难免鱼龙混杂，“天下上圣少而中材多，是故勉善难而从恶易，其所以不敢为非者，有法以限之而已；其所以不敢不守法者，有人以监之而已。……是故欲君权之有限也，不可不用民权；欲官权之有限也，更不可不用民权。宪法与民权，二者不可相离，此实不易之理，而万国所经验而得之也”【10】如果民众的民主监督缺位，法律条文就必然形同虚设，政治就不可能清明廉正，这是铁律！所以，当今中国要建立和完善相对公平的市场经济，民主的力量不但是必要条件，而且是首要条件。当然，这种民主改革，也必须是循序渐进的，有一个民主力量逐步发展的过程，而不可能，也不应该一步到位地实现“全民普选”！

二是，当前中国要建立相对完善的、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另一个必要条件，也是绕不过的坎，就是大型国企必须私有化。杨小凯先生说的不错：“国有制占主导地位的民主制度不但是种乌托邦，而且是种欺人之谈。我相信，‘不可能有以国有制为基础的民主政体’是可以被证明的另一种假说。”【11】“国有工业制度的确要与专制政治相配合。在国有制条件下是不能搞“大民主”的。”【12】“没有发达的私人财产制度不可能有真正独立的知识分子和政党。……但没有独立的中产阶级，这种“人民”是种偶像崇拜，是当权者垄断政治的一种玩偶。”【13】

国企私有化不但是市场经济及其必需的民主宪政建立和完善的必要条件，在当前世界经济不景气、中国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全面疲软的现实环境中，国企改革必然成为排在民生政策之后的第二大势在必行的经济政策，也是“结构调整”的主要任务。如果占中国经济半壁江山的大型国企不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重整雄风的话，在国企通过垄断“与民争利”的现实环境中，中国不但中产阶级群体难以发展壮大，而且民主制度的转型无望，而且也将成为引发全国性、甚至是全球性经济危机的重要因素。

从长期目标来看，中国大型国企的“私有化”方向将不可避免。在企业适应市场的原则上，中国不可能存在“特色”。只要中国想走的是邓小平指引的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那么中国国企的存在和适应范围，主要地，就应该和被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实践所证明的那样，以城市公用服务、城市基本建设、军工和国防等竞争相对较少的经济领域为主，并应该从竞争性经济领域适当撤出。

但是，就当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的客观环境中，至少在“干部财产公示”的阳光法案真正有效实行之前，中国大型国企的“私有化”必须暂缓，而当务之急是“分拆”大型国企。

这是因为，在当今中国，民众还缺乏制度赋予的民主权利来制衡和监督公共权力和国企管理者的客观环境中，如果急于启动“私有化”进程，不但国有资产大规模流失将不可避免，而且这种超大型的国企一旦私有化成功，那么在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曾经出现过的私有经济寡头就立刻在中国产生。如果说俄罗斯民众还可以通过休克疗法已经完成的民主制度、通过制度赋予的民主权利和民选政府来制约私有经济寡头的话，那么在中国的民主宪政制度相对完善之前，在民众缺乏制度赋予的民主权力来监督和制衡公共权力的环境中，这种“私有寡头”和“政治集权”的结合将不可避免。如果这一“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对中国的广大民众来说，将是灭顶之灾，用“万劫不复”来形容其严重性和危害性也不过分！

所以，中国大型国企私有化确实是一步势在必行的“好棋”，但一般“好棋”都需要有“铺垫”，好棋走早了，就立刻异化为“臭棋”！中国国企“私有化”必需的“铺垫”，就是必需政治体制改革先行，并取得相对效果，在民众具有相对有效的民主权力来监督和制衡公共权力的“必要条件”下才可运行。至少必须有“干部财产公示”的阳光法案的保驾护航，才能够启动这步“好棋”。

中国国企改革的当务之急，就是必须先“分拆”大型国企，使之重新回到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环境中去！使中国的国企彻底地摆脱“政府权力”这种“奶妈式的保护”，在市场经济的公平而激烈的竞争环境中磨练和铸就自己的市场竞争能力、逐步地恢复企业自身发展的生命活力！

当然在“分拆”的目标和前提下，可以考虑部分具备“必要条件”的国企一步到位地进行“股份制”模式的“私有化”。所谓的“必要条件”，就是股份制私有化的整个过程必须“彻底”地公开、公平、公正和透明，必须彻底杜绝“暗箱操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被“私有化”的国企内部必须真正地产生“民选”的工会，并直接参与企业的“私有化”全过程。在这里关于工会的必要条件有二条，一是工会必须真正地“民选”，二是工会必须实质性参与整个私有化的全过程，并具有一定的发言权和表决权。

其次，所谓“必要条件”的第二点，就是国企私有化，不能产生国有资产流失。也就是必须有“真金白银”的收入。更重要的是必须有效地公开、公平、公正、透明地使用好这笔“真金白银”的收入。原则上不能进入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而应该以二大领域为重点：一是安排扶持在本企业私有化过程中被裁减的员工的经济补偿。二是应该来填补目前千孔百疮的福利基金，进一步完善和健全包括养老、医疗和教育、甚至是失业和特困救助等领域的福利制度！

三，我不能同意杨小凯先生说的如下观点：“要所有人得利，尤其要让原来的特权阶级得利，尽量不让人在改革中吃亏。”【14】

记得张维迎先生也说过：“改革不应该使得任何人比原体制下生活得更坏。按照这个原则，在现实中，如果具体的改革措施会带来社会总财富的增加，但同时会导致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利益受损，此时，受益者有责任从自己所得的增加中拿出一部分补偿（“赎买”）受损者，否则就不能称其为改革。……但尊重原体制下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并对改革中既得利益受损者予以某种形式的合理补偿，是改革的一个基本原则。……把改革理解为简单的剥夺既得利益，是不正确的。”【15】虽然张维迎先生强调：“我前面讲的应该尊重和补偿的‘既得利益’，是指绝对既得利益，而不是相对既得利益。”【16】“对改革中利益受损者的补偿应该是一次性，而不应该是没完没了的，否则，新体制不可能形成”【17】

如果说这些观点在十几年前的世纪之交，还能成立，那么在十几年后的今天，腐败和既得利益的发展已经超出了“补偿”能够承受的程度。这不仅超出了民众思想上能够承受的程度，主要是指超出了国民经济财力所能够承受的程度。我记得刚上任的新任财政部长不久前曾经无奈地说：对民众福利“承诺过多而收入不够，……那是不归之路。”【18】为什么？就是因为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认为：“改革不应该使得任何人比原体制下生活得更坏。”而中国财政和国民经济的现状，或者说是腐败和既得利益获利的严重程度已经满足不了这个要求。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基尼指数，这些年一直在0.47以上，2008年以前逐年上升，最高点达到0.491，2012年为0.474。但这个数据肯定不包括无法统计的高额腐败和既得利益。而根据国外各权威机构发表的数据，中国的基尼指数已经超过0.5，甚至接近0.6的极端。【19】据有关官方媒体报道，早在2006年前，财政中三公消费就接近上万亿，几乎占财政总支出30%。【20】“与作者前一个报告推算的2005年居民收入相比，2008年无论是9.3万亿元隐性收入，还是5.4万亿元灰色收入，都比2005年增加了差不多一倍，……2008年灰色收入大约占到国民总收入的15%。而这一比例在2005年约在13%左右。”【21】在如此严重的腐败和既得利益事实环境中，如果不把腐败和既得利益群体口中的那块“蛋糕”挖出来，就不可能有效地建立和完善中国的福利制度，实现和改善民生。单靠“增量”的改革，不要说建立和完善福利制度、实现共同富裕，甚至连扭转中国现存的“倒福利”的现状也不可能做到。

如前所述，腐败利益必须通过高比例税率来保留和漂白一小部分腐败资金，还必须交出权力。既得利益也一样，只能照顾一部分利益。这是由中国目前严重的腐败、既得利益和贫富分化化的严峻而残酷的客观事实所决定的。

                                                                            2013年5月6日

注：

【1】、【2】、【3】、【4】、【5】、【6】、【7】、【8】、【9】、【11】、【12】、【13】、【14】：杨小凯《中国政治随想录》http://www.aisixiang.com/data/detail.php?id=3351

【10】：梁启超：《立宪法议》于1901年在东京出版【15】、【16】、【17】：张维迎《理性思考中国改革》http://www.aisixiang.com/data/36884.html

【18】：楼继伟：《包容性增长应发挥市场作用》http://video.caixin.com/2013-03-26/100506331.html

【19】：以2009年及2010年的数据为例，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调查所得的2009年全国基尼系数为0.514；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调查所出的2009年全国基尼系数为0.555；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公布的2010年基尼系数为0.61。国家统计局调查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基尼系数为0.481。

http://economy.caixin.com/2013-01-22/100485147.html

【20】：《检察风云》2006年第19期《行政成本该“瘦身”了》：“目前我国每年干部公费出国消耗财政费用已逾3000亿元；……每年的公车开支3000亿朝上不朝下。……公款吃喝”现象，……其每年的花费在3000～3500亿元之间。”

http://www.chinalawedu.com/news/21606/138/2006/10/li79142927211210160025771-0.htm

【21】：王小鲁：《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http://www.aisixiang.com/data/3514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