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节杂感

作者：杨祖陶

来源：爱思想网

一、

我今年87岁，早在56年前就作了父亲，直到今年我才第一次过了"父亲节"。改革开放后，远在海外留学的一双儿女可能也向我祝贺过此节，我并没有在意，连父亲节是哪一天也不清楚。现在知道，每年6月的第3个星期日是父亲节。这是一个起源于美国的感恩父亲的节日，1910年世界上第一个父亲节在美国正式诞生，并广泛流传于世界各地。在大陆这并非是一个官方节日，影响不大。附带提出的是，一海之隔的台湾父亲节为每年的8月8日。

2014年的6月15日为父亲节，恰好在头一天周六和周日当天早晨，我接到了女儿、儿子分别打来的向我祝贺父亲节的越洋电话，这种情况多少年来还是不多见的，自然加深了对父亲节的印象。肖静宁甚为欣喜，说我上半年又忙了这么久，天天伏案，多少风和日丽的春光美景都顾不上享受，现在天气还不算热，父亲节真要好好庆祝一番了。

马年气象新。新年伊始，我参加了哲学学院的迎春联欢会，院领导出于对长者的尊重，让我即兴说两句，我兴致甚高，一连说了好些个一马当先，马到成功之类的鼓劲话，并祝哲学学院齐心协力万马奔腾实实在在地迈上教学、科研、管理的新台阶。

想起2012年12月28日我首译的《耶拿逻辑》（简称）首发式的日子，感慨与感激铭记在心。记得我在致辞中说，我曾经两度婉谢了人民出版社为我首译的《精神哲学》和学术回忆录《回眸》开新书发布会的善意，这次不同了，《耶拿逻辑》是我的收官之作，我又何乐而不为呢。本以为收官之后，我可以过一种宽松自如的生活了，不必重任在身令亲人牵挂和担忧，还生怕搞不完弄成一个半吊子就麻烦了。整个2013年，我张驰有度。除完成了一篇《耶拿逻辑》的学术论文外，还为邓安庆博士的新著写了长篇序言，怀念黄枬森先生的长篇纪念文章，帮助中年学者审阅了近两万字的学术文稿，应邀到武汉理工大学作了一次学术演讲，经赵林、孙思博士反复动员接受了上海《秋霞圃书院》李耐儒院长的专题采访，共进行了3次"口述历史"的录音录像。

可是，不久，我收到学长、著名西方哲学专家张世英先生于2014年1月17日亲笔写的祝贺春节的贺年片，重提2006年要我将依据格洛克纳版译出的《精神哲学》按理论著作版修改后转入他主编的20卷本《黑格尔著作集》。问我"修改得怎么样了？不会忘了吧。"不好意思，由于8年来再未有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提及此事，我真的以为没事了。

学长交的任务不可怠慢，春节后的2014年2月我就全力投入了"改译"工作。开始时真不知如何下手，两种版本虽然大同小异，也不能想当然从事。经过4个月的实打实的艰苦奋斗，谨小慎微地进行逐字逐句的拉网式找出差异进行修改，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放过。我终于在端午节（与儿童节重叠）小长假前夕完成了这一项堪称重译本的特殊任务，如释重负地向人民出版社快递邮寄出了全部文本。此外，2011年7月赴巴黎探亲、与儿女两家大团聚前夕匆忙交出的入选国家行为的《二十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哲学卷》传文，历时近4年，科学出版社终于发来了编排清晰的清样，经过仔细地校订补充于小长假前也如期发出了。这两件事的完成，使我倍觉幸运与心安。肖静宁代我以"收获在初夏"为主题给儿女发出了电子邮件，他们对父亲高龄不倦的学术追求很是触动，这也是姐弟俩今年几乎是约好似的向我祝贺父亲节的动因吧。

外面的世界真精彩。当我推着助行小车与肖静宁并肩走在平坦的路上，见因修"八一路地下通道"在通道上方新修的、将老武汉大学与信息学部（原测绘学院）融为一体的美丽广阔的花园里，曲折的小径依旧，只是小树长高了，大树成活了，草地一派油绿，任繁花点缀着，目不暇接；武汉大学著名的标志性建筑"国立武汉大学"牌坊置身于宽阔的"汉林广场"之中更加雄伟壮观，独具一格。

地道的修建拉近了与附近商业中心的距离，离牌坊不过十来米就是高耸的中商优品汇，其地下室为大超市，当我进入了久违的超市，琳琅满目的物资显示市场的繁荣。然后，肖静宁带我进入优品汇大厅的小小城餐厅，这是一个环境优雅的中档快餐店，是台湾人开的。顾客几乎全是青一色的大学生或白领，只有我们两个耄耋老者，不时引来诧异的目光。领班对我们还特别关照，问合不合口味。由于办了卡，可以享受8.8折，一份套餐，一碗牛肉面，还配有小碟佐餐菜和柠檬茶，总计50元，很实惠。不仅饱了口福，还有一个安静的地方休息聊天，这对我很需要啊。餐后，又到大厅另一端仟吉面包房买了几个"欧式面包"，肖静宁说她平时从不买这样贵的面包，算是送给我的父亲节的礼物吧，我又吃又拿，好不开心。在肖静宁的陪伴下，我推着小车竟然一口气返回到家中，至少也有两公里吧，又不很费劲地爬上4楼（还有一层地下室）到家。第一次过父亲节实在令人难忘，生活如此美好，我要感谢肖静宁，是她以这种方式落实了儿女对我的节日祝贺！

二、

今年，在我又走过了一段艰难的学术历程，完成了自己跟自己过不去的改译《精神哲学》的工作后，初次过一过父亲节，是一件多么心旷神怡的事。我深切地感觉到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文明在交融。

回想那些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严酷时代，那些戴帽子、抓辫子、打棍子的大批判岁月，真是不堪回首。那时哪有什么亲情可言，多少作父亲的完全没有什么尊严可言，更不知道世界上还有父亲节之事。上了年纪经历过文革的人，信手拈来，都是可怕的场面。在一次"牛鬼蛇神"的批判会上，20多岁的儿子猛一下跳上台狠狠地打自己老子一记响亮的耳光，老子并不是什么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不过是一个有历史问题的教学辅助人员，后来清理阶级队伍证明没有什么新问题。可怕的是，在那个红色恐怖的潮流中，没有大目标的单位，批判对象也就只好"矮子里拔长子"了，为追求数字很多补划的右派就是这样产生的。不久前老友聚会听说现在这个打人者也是近古稀之人，他从此孤立于全家亲戚之外，家族中没有一个人理会他，他是否独自承受着良心的谴责就不得而知了。肖静宁1992年到上海开神经科学学术会议时，听到当年的解剖学教授的悲惨命运十分难过。胡教授其实也是出身底层，没有留学的经历，是从实践中提升起来的，不料57年被划成右派，在文革中也是在劫难逃，竟然被活活打死了，打死他的人不是别的红卫兵，而是他的亲生儿子。儿子把父亲看成阶级敌人，恨他是一个右派带给自己不幸的命运。至于子女检举父亲，学生暴打老师更是屡见不鲜的事。当时文革中盛行对批斗对象不仅要触及灵魂，还要触及皮肉。

本来中国素有尊师重道的传统文化，过去家中堂屋供的牌位就是"天地君亲师"，民间也有"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谚语，这一切在"破四旧"中全抛弃和践踏了。我国著名病毒学专家、学部委员高尚荫先生就挨过自己的弟子、青年教师的打。我国著名文学家刘綬松先生也遭受自己弟子、近不惑之年的讲师的重打，此打手在改革开放后曾长期孤立于学术界。刘先生和在文革初期就被关在劳改队反复被批斗，一直没有回家。近日，我的邻居、八旬老教授谈到当年与刘先生共同关在劳改三队的情景，劳动时不许穿鞋，也不许穿袜子，只能打赤脚，他是农出身无所谓，刘先生可真可怜啊，搞不好还要挨打哩！说着说着不禁眼泪夺眶而出，令人好心酸。在一次全校"宽严大会"后，宣布刘綬松认罪态度较好从宽处理可以回家，可就在回到家中的当天，令人惊恐的事情发生了，据说刘教授夫妇在一个老式的床架子上，一头一个双双上吊自尽。我当时就住在刘先生隔壁的隔壁，我看到他们8岁的小儿子，还在玩，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然后，校园里就是铺天盖地的"刘綬松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等等的大标语。我当时心中虽极不平静，但不能有任何表露，默默念着他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在文革前刘先生任学报主编时曾对我有过扶持，他破例发表了我的"为什么法国唯物主义是西欧19世纪哲学认识前进发展的起点？"的长文以及另一篇长达36000字的与冯友兰先生就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问题进行争鸣的学术专论。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倒行逆施的"四人帮"终于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告：中国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确定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从摸着石头过河到顶层设计，逐步建立和不断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逐步建立和不断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全面深化改革阔步迈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大幸，也是我国对世界和全人类的新贡献。

我常常寻思着，自己的学术道路也是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治久安的学术环境与不断改善的生活水平。我在极其艰苦的三年困难时期、趁贯彻"高教60条"阶级斗争之弦稍松之际，不失时机地度过了自己的学术第一春。我要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正是改革开放焕发出自己的学术第二春、第三春。使我得以集中精力，发挥潜能，安安心心地做学术，不断推出自己的成果，留下自己的点点足迹，这是我心中最为踏实的地方。

三、

远在大洋彼岸的儿女在父亲节能记得祝贺我，我心中倍感欣慰，但同时心中也充满了无限的惆怅。回想起来，在某种意义上自己真不能算是一个好父亲。女儿孕育在反右后的严峻岁月，那时我正随北京大学哲学系一锅端到门头沟下放劳动，纪律很严，连那一年的春节也不得返家，就地过了一个没有亲人的"革命化"的春节。那时胆子也真大，直到肖静宁预产期前两天我才慌忙告假返回北京把她送到青岛姐姐家，母亲也住在那里。本来送到我就要回去，经老母的一再挽留，决定第二天走。恰好第二天肖静宁住进医院，女儿就按预产期准点降临人间，大概是想让我看看吧。这样临行前我只是在走廊里隔着窗户瞄了刚出生的女儿一眼，连样儿都没有看清楚，就迫不及待地赶回下放营地销假。大跃进年代人人精神抖擞，那时这样做别无选择，毫无怨言，似乎是当然的事，心中似乎也很踏实，现在想起来实在是觉得不可思议了，当时自己怎么会那样地潇洒和心安？

特别是儿子，1964年8月出生在被称为火炉的武汉，大伏天里热毒缠身，昼夜啼哭不止，刚两个月就过江住进汉口协和医院。正在此时我得到参加"四清"工作队马上出发开赴孝感的命令，我就毫不迟疑地抛下焦头烂额、心急如焚的肖静宁和住院中的儿子，一去就是一年零三个月，中间没有回过家。

四清之后没过多少平稳的日子，不久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1968年我被一锅端到襄阳隆中搞"斗批改"，一去就是10年。其间，我只能在从隆中回武汉的几天的休假中看到不断长大的儿女，儿子成了小学童，女儿成了中学生。现在想来，我对儿女成长过程中的关爱和培育付出的实在是太少了，只觉得心中隐隐作痛，无比的遗憾，自己都不好原谅自己似的。由于我出身于地主家庭，虽然我的父亲是前清秀才，唐山铁道学院最早期的高材生、回川从事过公路建设，而且在我10岁时就去世了。没想到在几十年后还影响到我的女儿。女儿各方面表现突出，实际上是班主任的得力助手，但她申请加入共青团的道路可谓曲折，受阶级路线的限制，一次又一次地写申请，一学期又一学期的"考验"才入了团。对此，想起来我心中也不好受。

文革中肖静宁带着两个孩子住在汉口武汉医学院，男孩儿总是顽皮的，肖静宁生怕出事连粉笔都不许孩子玩。因为当时一些小学生喜欢用粉笔在墙壁上到处写"毛主席万岁"，不知是谁家的孩子又用粉笔在墙上一路划线，有一次就把"毛主席万岁"划掉了，于是，学校如临大敌，认为出现了恶毒的反动标语，马上开全院大会，气氛非常紧张，牛鬼蛇神都拉来斗一通。肖静宁感到儿子大了，不好管理，就经常拿我来吓唬他，最严厉的处分就是让他写检查寄给我，再最后一招就是说把你送到乡下爸爸那里去。有一次，肖静宁气的没法，又说了送儿子走的话，谁知儿子竟说："走就走！"就这样10岁的儿子真的到了襄阳分校，与我同睡一张床，整整一年，朝夕相处，父子感情日益加深，儿子发现我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改变了肖静宁总是拿我吓唬他的印象，我发现儿子有很多优点，聪明，会读书，还能吃苦。虽然心中很喜欢儿子，但在那个时代也不可能有语言和非语言的爱的表达，连表扬都不给，父子情深只能埋在我的心中。

由于我调来武汉大学时，肖静宁还在北京读研究生，女儿小时候与我很亲。过去我们教育孩子不很得法，总觉得姐姐应让着弟弟，这给女儿带来委曲。我每次从襄阳回来探亲，女儿是最高兴的。回想文革初期我是准黑帮，批斗会陪斗，游斗时跟在后面走，抄家，减工资只给30元的生活费样样经历过。我后来是靠边站，没人管了，有时带着女儿到校内和邻近的测绘学院、水利学院、华中农学院、华中工学院玩玩，看看大字报，平时那有这种机会啊！此情此景仿佛就在昨天。我每次探亲结束要回襄阳时，女儿是最难过的，根本不能当着她的面走，得躲着走，趁她不防我一溜烟就跑了，那是多么令人心碎的日子。1975年粉碎四人帮的前夕，也不知道今后会怎么样，还是一家人在一起吧，肖静宁放弃了大城市大单位，带着女儿也到了农村的襄阳分校，我们这个一分为二的家庭终于合二为一了，我与肖静宁聚少离多的生活终于结束了。直到1978年我们一家人才重返珞珈山。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两个孩子可能是得到了襄阳隆中诸葛孔明的灵气，不仅在日后的高考中取胜，在留学的过程中也是崭露头角，经过自己的奋发努力，分别取得了美国、法国的理、工科博士学位。一步一步地开创着事业有成、家庭幸福的美好生活。令我感叹的是，先后为人母、为人父的女儿与儿子也在培养着他们自己的孩子，其成长环境之优越与他们小时候不可同日而语了。他们的下一代、我的第三代都在充满爱的环境里幸福成长，具有良好的素质与教养，特别令我惊欣喜的是全面发展的品性和多方面的才能，个头形象外表也是很有优势的，阳光少年、15岁的孙子已长到一米八，儿子说太高了，都不好意思批评了。这一切都是我的子女和他们的另一半共同拼搏得来的，他们对下一代的投入和付出是我这一代人无法给予、甚至是不可想象的。他们是真正优秀的成功的母亲和父亲，这令我感到无限的欣慰与自豪。这一切，才是他们送给我的无与伦比的最好的父亲节礼物啊！

                                                 （2014年6月20日）

 

逝去的票证年代

作者：杨祖陶

来源：爱思想网  

一、

当打开中央电视台时经常都能看到一条醒目的公益昭示：中国人每年餐桌上浪费粮食达800万吨，价值2000亿元，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又据新华社："我国每年的粮食损失浪费大约相当于2亿亩耕地的产量，比产粮大省黑龙江一年的产量还要多。"不容讳言，餐桌上的这种触目惊心的浪费首当其冲的是来自挥金如土的公款吃喝的奢侈之风。动辙上万元的餐桌是各种权钱、权色交易的腐败行为的重要场所，严重地侵蚀着国家的利益，严重地削弱了政府的公信力，不仅引起普通老百姓的强烈不满，在这信息社会也极大地损害了中国人的国际形象。

当餐桌上奢靡之风盛行时，有谁还知道，还想到，不到20年之前，中国对城镇居民实行了长达40年的、只能保证最低生活需要的粮食票证制度；而在那特殊困难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亿万非城镇户口的农民连这点保命粮也没有呢，他们的命运就更悲惨了！票证时代还没有走的太远，怎么就这样了！？

值得注意的是，18大以来，实践"打铁还需自身硬"的格言，通过强有力的配套举措，官员的这种餐桌上的奢靡之风已开始得到遏止，数以万计的违背"八项规定"的顶风作案的官员纷纷受到查处，人们惊叹"动真格了！"真的是老虎、苍蝇一起打。这种看得见的、极得人心反腐倡廉正在带动党风世风的转变。

二、

说到票证，总会联想到许多年前的春节，虽然习惯于"过革命化春节"的号召，也知道春节的物资供应比平时还是要好一点，生活可得到一点短暂的改善，那是孩子们最期待的。

现在无所谓过年了，真是天天过年。2014年的元月不寻常，集元旦、马年春节于一身。因袭近10余年来的惯例，哲学学院本拟举行迎春团拜并聚餐的，为营造良好社会风气、制止公款吃喝已作罢。元月7日这一天，突然接到电话通知，下周一哲学学院要搞一个茶话会，然后到一个不错的酒楼吃自助餐，说这是一位系友个人赞助的，已经请示了上级得到批准。我觉得这是一件新鲜事，因为这位系友既非官员、又不是国企老总，是一位私营企业家，他以这种方式回报学院的栽培，并祝愿哲学学院开年的事业一马当先、马到成功。

我一般极少参加春节活动，2012年学院换届，面貌一新。为弘扬学术、倡导学风，哲学学院党政领导与人民出版社联手，在岁末的12月28日，为我的首译《耶拿逻辑》首发座谈会的圆满成功，做了许多辛劳而细致的工作，深夜还在布置会场。首发式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令人铭记和感动。2013年1月17日我还应邀出席了校长李晓红院士亲自参加的武汉大学文科科研总结会，我事先完全不知道会议的内容，当听到谢红星副校长在会上宣读了学校对资深教授宗福邦和杨祖陶教授学术工作的表彰与奖励的文件时，感到十分意外和感慨。

这样，2013年哲学学院的春节团拜聚餐我破天荒地参加了，在职的、退休的老中青济济一堂，气氛热烈，师生情、同事情浓浓，频频举杯，共祝愿新年好，充满了对新春的希冀。肖静宁还即席高歌"好久没到这方来"的四川风味歌曲以表达心情："好久没到这方来，这里的小树已成材，绿水那个青山依然在也，还有那山鹞子飞哟过来……"时间真快，转眼又是一年了！回想去年的欢乐还在昨天，但也感到餐桌上堆满的各式各样的菜肴，实在是过于丰盛，太浪费了。今年吃自助餐我一定做到盘子光。

三、

上面提到的触目惊心的粮食的大举浪费是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种畸态，是我们社会的一种耻辱。这种情况可能在世界各国也是没有先例的。别忘了，我国曾经实行过长达40年的粮食票证年代，特别是三年困难时期粮食、副食全线极端短缺的情景，没有经历过的人们是无法想象的。

据有关资料，1955年8月25日，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定办法》，粮食部门和各省政府陆续正式发行粮票，从此我国城镇严格实行凭票购粮制度，每户除了户口薄，还有购粮本，凭购粮本领取粮票。直到改革开放17后的1995年，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我国粮食大幅度稳步增长，粮票终于完成了自己的特殊使命而陆续退出流通舞台，转而进入收藏领域了。粮票一般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图案多是革命圣地、工农兵形象、毛主席语录。粮票的面值有1、2、5、10斤的，还有1、2两和半斤的。据说上海有半两的粮票成为收藏珍品。粮票主要是地方性的，只能在该地区使用。还有一种全国粮票，是全国通用的，根据工作需要开证明才可兑换。当1959年肖静宁经组织推荐考上北京医学院生理学研究生，与她亲密无间的表兄用十分难得的伍斤全国粮票作为厚礼祝贺，这件事已写入表兄的《风雨人生》的著作中。非常有意思的是，"地方粮票"和"全国粮票"这种术语，在学术界还不时用到。如博士生导师前面4批是由国务院学位办评定的；后来权力下放到有条件的学校自己评定，也就有地方粮票与全国粮票之区分了；再如，中科院院士、工程院士这是国家评的，而文科方面各单位情况各异，相当于文科院士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部委员、各大学的资深教授、终身教授等，因只在本单位享受两院院士待遇，也具有"地方"、"全国"的色彩。

可见，票证是计划经济时代的特产，始于1955年，跨越文革前、文革中、文革后、和改革开放后的年代，直到1995年。历时40载的票证年代才在全国范围内寿终正寝。票证时代离去还不到20年，它并没有走远，我对它记忆犹新。

民以食为天。票证口粮是与严密的户籍制度捆绑在一起的，通过票证发放，几乎把所有社会成员牢牢控制在粮本上，因为谁也离不开这唯一的票证。发放粮票有严格的规定，各地区略有差异。我的定量是每月27斤，40年从未变过。孩子出生时只有几斤，逐步增加，直到上中学可以达到30斤。凭购粮本在指定的粮店领取粮票和购粮，家家都有棉布缝的米口袋。我的这27斤粮食不全是大米、白面细粮，还有近一半是粗粮，如高粱，棒子面……全家的粮食加在一起如果不计算好，绝对维持不到一个月啊？只好用小杯子严格定量打多少米，不是两两计较，是半两也要计较的。

屋漏更遇连夜雨。粮食限制的这样严，其它副食品如肉、蛋、油、豆制品、糖、糕点全面匮乏，都纳入了凭票，若想吃一块桃酥花去一两粮票，那吃饭就少一两米了。如油每人每月只有二两，五一节、国庆节、春节有改善，可以每人给半斤油，还是一种油烟很大的粗制菜油。水果蔬菜也很少啊，只有设法到远处弄到萝卜充饥。可是，在那个时代，人们并没有怨言。我想，这大概是得益于封闭国度的舆论的宣传，还真使人相信这样的生活水平还是不错的，是要歌颂和感谢的，"因为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政治挂帅的时代，人们也就习惯于"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越来越好"了；还有一点是值得思考的。长期的阶级斗争年代、文革红色恐怖年代是历史的灾难，绝对不能重演，但是那时广大干部与群众大家都是一样的勒紧裤带、承受这种低水平的票证而没有明显的特殊化这点是值得注意的。这似乎可以解释现在大多数人生活水平得到提高，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不满的情绪，仇官、仇富一触即发。它向我们提示，社会公平正义是人们的基本诉求。如果腐败不反，害群之马不除，我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和进一步发展的美好前景有可能在社会动荡中被摧毁。

通过我在票证年代40年的经历，我由衷地感到我国的老百姓是世界上最好、最善良、最有耐心、最能吃苦、最通情达理、最好管理的老百姓。如今，像我一样经历过不停歇的、一浪高一浪的政治运动和40年票证年代困苦生活的知识分子已是高龄了，希望大家能远离病痛，享受自己的生活，有一个安康而快乐的晚年。

四、

长达40年的票证年代在我漫长的生命中也留下许多记忆，丰富了我的人生体验。不妨到尘封的记忆库中浏览一下吧。

回想起来，我感到深深不安的是，孩子们在长身体的阶段没有得到足够的营养和满足他们的食欲。1960年女儿两岁，还不会说很多话，她的那句天真的话语"我要吃肉"我们永远没有忘记。每餐定量烧饭，只是孩子的碗大一些多添一些，吃多吃少没有加的。肖静宁是会安排生活的，她坚持"均匀上市"，每餐有一点蛋白质类菜肴，例如炒一碗豆腐干子（干子每人每月凭票只有4块），大家吃的正好，她看饭快吃完了，说"陈列、陈列"立即端走，下顿再见。

1968年在我与哲学系一锅端到襄阳隆中搞斗批改出发前，孩子的户口转到武汉医学院还没有办好，肖静宁是集体户口，票证都交给食堂（食堂是很好的）。大热天的我手头有几两猪肉票只能在珞珈山买，我把肉垛碎了，用酱油煮一煮，装在大瓶子里，从珞珈山出发，骑自行车过长江大桥到汉口武汉医学院，历时90分钟，特别是蹬上那延绵的坡度大的引桥头还是很吃力的，因为肚子里也没有什么货，是伟大的父爱支撑着我。到了武医的家，看到有肉吃了，孩子喜出望外啊！后来我在襄阳农村向刘绪贻先生学做"风鸡"，带回两只到武汉过春节那才是美啊！可惜挂在外面通风处的另一只被人偷了。

1968年当我已到襄阳农村时，肖静宁带着幼儿园和上小学的两个子女参加了在武汉医学院红旗广场举行的"忆苦思甜"大会，全校的教职工、家属、孩子都来了，自带小板凳坐着。大会最核心的内容是吃"忆苦饭"，那是用陈米糠、野菜做成的团子，完全不放油盐糖，有一点霉味。肖静宁发现一些所谓出身好的同事并不吃，咬一点就捏在手里。而我们4岁的孩子和她的姐姐都莫名其妙地吃完了一个。肖静宁是一个很容易被动员的人，她坚持吃了两个，算是最多的。

票证年代持续到改革开放后，从襄阳重返珞珈山，学校人多，只有一个粮店，领票、买粮都比在分校麻烦和费时多了。1979年的春节在二区的长蛇阵排队领票如在昨天。队伍还是有序的，有人自动写了号，有人用砖头，篮子排队，我和肖静宁是老老实实轮换排队，总计等待好几个钟头啊！这次过年每人增加一斤肉票、半斤鱼票，半斤油票，半斤蛋票，还有二两糖票，除粮票，还增加了黄豆票、粉丝票，每户还有一两黑木耳呢，还有传统点心-杂糖、酥糖、京果（任选一样），凭购粮证还可以在二区的国营菜场排队买几斤带泥的藕。真是过大年了。

处理这些过年物资就成了我们的中心任务了，那时没有冰箱，没有燃气灶。与后来的李进才副校长共用一个小厨房，烧的是蜂窝煤灶，灯光也不亮。多亏肖静宁学了一套厨艺，炸肉丸子，炸鱼块，炸藕夹，卤牛肉……那时油烟大，没有什么样抽油烟机之说。这里还要提一下学校后勤部门为了改善大家的生活，自己做豆腐，过年给职工每人发4斤豆腐票，我们两人就有8斤豆腐了，也是排长队，排着、排着，说没有了，下次再来。后来轮到了，提回来用清水漂着，每天换水，吃了好些天呢，这是多少年没有的事了。

1979年的春节是难忘的，回忆那时一家四口在武汉大学过年是何等珍贵的日子！两年后的1981，儿子上北大了，4年后儿子飞美国了……，再几年后女儿也飞法国了，留给我们的是空巢的家庭和无尽的思念。

票证年代渐行渐远了。我如今87高龄还有现在的健康状况，可以自由上下4楼，推着小车出门远近无阻，还可思考和适当案头工作，我想，这可能是由于我们至今合理地汲取和保持了票证年代的粗细搭配，计划用粮，不暴饮暴食、均衡饮食的习惯有关。

五、

如前述，票证年代逝去还不到20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大转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与发展，中国出现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国家实力彰显。随之出现社会严重不公，两极分化，各种矛盾尖锐交织，社会风气败坏，贪污腐败成风，就连科研机构与高校也成为腐败的重灾区。这里只简单地提一下一年2000亿元的粮食浪费之事，多么令人痛惜、令人憎恨，必需狠狠地鞭挞和制止。

我极少参加宴会之类的活动，就连当年自己的博士生取得学位聚餐我也没有全去过，现在想起来有点对不住啊！我还是听到一些公款吃喝的情况，远的不说，就在我的周围，信手拈来，都是惊人的。逢会必吃成了常规，学校有的部门的干部人称"酒肉干部"。我们学校曾有一位高层领导，特别能喝酒，酒量特大，人称"海量"，名气很大，只喝五粮液，好些酒肉干部都是他培养的陪客，把学校搞的污烟瘴气。

现在，我国综合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就算我们的经济实力再提高，那里经得起这样的餐桌浪费。何况我国的粮食问题还存在极大的隐忧。那些只顾嘴巴快活、特别是酗酒、吸烟的中青年，他们的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有的已经受到了疾病的报复。糖尿病、冠心病，高血压、肝病、肾病发病年龄大大提前，威胁着生命；餐馆每天成吨的吃不完的大油剩菜又为不法分子地沟油的制造、流通的链条创造了条件，危害社会也危害自己。

我国粮食已出现连续"十年增"的喜讯，但我国每亩耕地平均养活的人口远比其它国家为高；我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国，特别是主粮大米、面粉、玉米10%依赖进口，我国的大米、玉米价钱已经高出国际价格15 % --25 %。我们还有什么资格挥霍浪费粮食呢？

有关部门指出我国粮食发展战略亟须改革，无论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都需要深化改革。粮食安全不仅是数量上的，更重要的是质量上的，如我国土壤条件日益恶化、土壤污染成为现实难题，致使大米含重金属超标。

回想票证年代、短缺经济时期人民的生活是多么不便和艰难，如今小康了，我们要百倍珍惜改革开放带来的美好生活，勿忘昨天，珍惜今天，开创美好的明天。

                                                                   2014-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