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青春往事】：第一节 当年经历过的劳动：（二）生产队里干农活
作者：老虎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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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青春往事】：第一节 当年经历过的劳动：（二）生产队里干农活
作者：老虎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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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青春往事】：当年经历过的劳动 （二）生产队里干农活 1．铲地割黄豆 东北因气候寒冷，无霜期短。农作物就种一熟（东北人称一茬）。品种主要是小麦和大豆。因为土地肥沃且宽广（土地单位以垧计）田间管理属粗放型。小麦的耕种原先还有部分程序要靠人力（如收割用芟刀，捆麦、堆垛、脱粒等）随着农用机械的逐步增加，小麦的耕种从翻地、播种、收割、脱粒等全过程全部由机耕班一并完成即可。大豆耕种就没有这么轻巧了，豆苗长到一定高度需要除草，当地人称为“铲地”，豆子成为黄豆时需要人工用小镰刀将其连同豆杆一齐割下，然后运到到场院脱粒，扬干净后才能进仓。这个活计与南方农村的耕作十分相似，所不同的是这里的土地太宽阔了。铲地时节（常常是夏季）我们常常是扛着锄头走上一个来小时才能到达地里，一个上午常常就是只能锄完一条垄就到中午了。最夸张的时候，一个整天才能锄完一条垄。“铲地”如此，割黄豆也是如此，但相比之下，割黄豆对青年的腰部绝对是极大的考验，弯腰用力的动作持续多时，常常是僵硬得直不起来。知青中很多腰部疾病的落下多少与割黄豆有关系。 铲地这活是绝大多数知青都干过的。该活说来也是挺简单的，贺小林对此曾还有这样的描述：每垅一人一字排开，干活的手持铲刀长把，将垅边上和垅沟里的草铲除，再用铲尖挑去垅顶上多余的豆苗和杂草。如此而已。现在想来，这可是一项“良心活”——因干活的“质量和效益”当时并不立即体现，故其干活的态度情景等倒也挺能反映出个人的脾性的。性子急的：左面伸出铲刀一拉，除去垅上左面的草，如沟里有草再补上一铲；换到右手同样程序来一遍；用铲刀的两个铲尖左右开弓间去多余豆苗和杂草，同时向前跨出一大步。没有多余和重复的动作。因此相当快。性子耐的可就“复杂”了：非得在“视野”中看不到杂草和多余的豆苗了才肯往前挪步。因此铲地时，人与人之间往往不多久就明显地拉开了距离。遇到有坡度的地方，不一会儿就看不到后面的人了。 在大部分女青年的记忆中，落在后面的人中总少不了有林娜。林娜大姐干活时那种一丝不苟的严谨态度以及“不惧怕落后”的良好心态即使是至今想来，还是令人钦佩不已！记得每逢铲地前，她一定要检查一下是否已经戴好了近视眼镜，或许在她心中，垅上的杂草和多余的豆苗是一定不能从自己的手下“溜出”的，如此看来，眼镜的重要性当然是非同一般的了。每每我们回头看她时，绝大多数时候见到的都是她正弯下腰用手在拔除或许是铲子到不了的地方中残留的杂草或多余的豆苗。多少年后，这一幕情景还时常在我们的眼前出现。 不论是“铲地”还是“割黄豆”中午一般是不回队里的。午餐通常是知青食堂的工作人员将馒头等食物送上地头，我们就在地头随便找个地方啃馒头喝汤，喂饱肚子后随便靠一下就算是午休了。干活中有快有慢是自然的，知青中互相帮助的时有所见。干的快的铲到头后自然会回转身接上边上一条垄，渐渐与原先的“主人”会师。知青中人多，并不是每个人都彼此认识的，因此常常是等到“会师”时，才看到你所帮助的是谁，彼此淡然一笑，或者道声感谢，就算是完事了。这或许就是那个年代同甘共苦的年轻人之间互相帮助，不求利益不图回报的真情体现吧！
小麦是生产队的主要农作物之一。知青没到之前，生产队几乎没有农用机械，所以不仅是割黄豆用人力，割麦子除了少量用马拉收割机外，大部分也是用人力来完成的。故知青到队里的第一、二年，还干过割麦和捆麦的活。 或许是土地面积太大劳动力又相对较少的缘故吧，东北地区割麦和南方农村完全不一样。割麦的工具就是上文提到的打羊草的“芟刀”。但割麦子和打羊草在手法上的要求是有所不同的。知青贾雍炜对割麦的工具和操作方法做过这样的描述：割麦子时芟刀上需要安装一个筢子之类的附件，当芟刀从右到左挥动，被芟刀割下的麦子会整齐的落在筢子上，在芟刀挥到左边时顺势把落在筢子上的麦子放麦放到田里，后面跟上来的人会把麦子捆成捆。 由于挥舞芟刀需要相当的力量，故当年担任割麦子的全部是男青年。贾雍炜至今还记得当时的干活要领：割麦子时，芟刀入刀到出刀尽量要平直，否则在进刀和出刀时会留下很长的麦杆，而割下的就只剩麦穗了，不好捆扎，也不好收集。(由于地多人少不能像其他地方那样用镰刀进行收割，只得采取这种比较粗放的收割方法，)芟刀每挥一次大约可以割两米宽150毫米长的麦子，效率比用镰刀快的多，当然浪费也比用小镰刀多的多。（我们刚去时到麦田里“捡麦穗”应该就是前一年割麦时被遗留下的） “割麦”和“捆麦”是秋收时节麦地里干活的一对合作伙伴。一个割麦者后面跟着一个“捆麦”的。捆麦者需要及时地将割下的麦子捆上。捆麦时先从割下的麦堆中抽出一小撮，提起麦穗处随手一拧，形成一个结，然后将这撮麦秆一分为二随即将剩下的麦秆翻个捆上，再拧上几把，将梢梢塞进麦捆中。这把麦算是捆上了。捆麦的除了及时捆麦外，还要适时地将分散的麦捆集中到道边按照规定的方法堆成垛。以便马车将其拉回到生产队的打麦场中。捆麦的活看似简单，其实不然，在保证速度上要跟上割麦者外，还需要有娴熟的“打结”技术，不然的话，刚捆上的麦捆没等到你将其堆垛已经散架，这样堆垛时就得重新来过。不仅如此，秋天的气候干燥，麦秆有时也是挺坚硬的，干活时带上手套缺少感觉，为按时完成任务，男女知青们大多是裸手捆麦，为此双手常常被划出一道道血口。 一年以后，呼中干活产生的利润为生产队赢来了一台联合收割机。之后，“割麦”和“捆麦”渐出干活的舞台，机械化代替了手工操作。
我们插队的那段时间察哈彦生产队主要种植小麦和大豆。在知青没有到来之前，队里几乎没有农用机械。故秋收期间要用芟刀割麦子，用小镰刀割大豆。割下的麦子和大豆分别装上马车或者牛车，被拉到生产队专门整理出来的一块平整的场地，翻晒以后进行脱粒。当地人称这活叫“打场”。 为黄豆脱粒有两种方法，较为“先进”的一种是马拉着滚压黄豆杆的石碾子围着场子转，场子的中央平铺着一片从地里拉回来的豆杆，由着石碾子将豆荚和豆粒分离。另一种方法就十分原始了，干活的大部分都是刚到不久的女知青和队上老乡中的一些弱劳力。大伙一溜坐在地上，面前铺着被拉回来的豆杆，然后就用手中的工具对着豆杆进行敲打。成熟了的豆荚经过翻晒，异常干脆，敲击力上去后豆荚和豆粒就自然分开了。敲击一阵后，就要将不带豆子的豆杆耙出场外。这样反复多次后，留在地上的就是比较“纯粹”的豆子了。此刻需要将地面上的豆子用木锨铲起扬上天空，借助风力吹走最后残留的豆荚（此刻已多为豆皮），落在地上的豆子就可以装袋入库了。 东北的秋天很短，等到豆子全部拉回场地时，实际已经进入初冬，故“打豆子”的人干活时大多得穿上棉衣，带上棉手套，全副武装地上场。敲打一阵后便会出汗，外面的寒气和身上的热气相遇，常常会在衣服的背上形成霜。扬场时被风吹散的豆皮豆荚时不时的会落到干活人的头上，身上。所以一天下来，整个人常常是一头一脸的尘土豆皮。 麦子脱粒和黄豆不同，需要借助于机械。割下的麦子用马车拉到脱粒场，由一台电动脱粒机负责脱粒。干活的主要分为挑麦捆、续麦杆两大类。挑麦捆的手中持有一把长长的叉子，将从地里拉回的麦捆挑起散开，续麦杆的将这些解开的麦秆往脱粒机进料口送，经过机器的运转，脱粒机一侧吐出打碎的麦秆和麦壳，机器前上方的口则喷出麦粒。进口和和两个出口处都需要有人“把守”。 脱粒机一旦开动脱粒速度很快，场地上所有人必需紧锣密鼓快节奏地予以配合。为了保证机器能不停地工作，挑麦捆和续麦秆的特别需要相互配合，既不能应供不上停下来，又要防止送进脱粒机口的麦秆太多太集中而影响机器正常工作。那一刻，脱粒机借助机械马力，不停的运作，突突的响个不停，随时将麦秆和麦粒分道扬镳。整个场子上只看见满是飞扬的麦草，以至于人和人对面相见都几乎认不出来。突突作响的马达声，盖住所有人的说话声。使人感到空气中都弥漫着灰尘和麦芒，雾蒙蒙地一片。一天下来，不但衣服上满是尘土，而且鼻子、耳朵、嘴里也是，吐出的痰都是灰的。最难受的是麦芒，细小的麦芒扎进了身体所有裸露的皮肤上，碰上就是一阵刺痛。 机器脱粒完成后的麦粒，还要用筛子筛去土块和石子，用木锨借助风力扬去灰尘和麦壳。所有工序完成后的麦粒才能进仓。 为了和老天抢时间，打场一般是日夜干活的。上晚班的干活特别遭罪。东北的秋末初冬气温已经很低了，干活时因需出大力难免要出一身汗，休息时被冷风一吹，那份难受直至心里。故不少人休息时常常把自己“藏”在大大的麦垛里，以抵御寒冷的袭击。 在知青插队的那段时间里，每逢深秋时节，打场是留守在队里男女知青的主要活计。
老天爷真是厚爱察哈彦，不仅赋予她肥沃的土地，还令她拥有黑龙江、泡子河等丰富的水资源。黑龙江里鱼的种类很多，鱼的名称也很有意思。我们还能记得的有：虫虫、七鲤敷子（鲟鱼）、鳇鱼、折箩、澳华、红尾巴稍等等。这些鱼绝大多数都是大鱼，一、二斤甚至几斤重的都算是小鱼。于是捕鱼也就成了生产队一项副业收入，也是社员们以及我们这些知青改善伙食的重要途径（现如今已成了村民们提高生活水平的重要补充手段。）捕鱼的方法多样，有趟鱼，溜鱼，钓鱼……贺小林对打鱼有过这样的描写：如果把捕鱼作为出工劳动，一般采用的方法有下面两种：甩线和渔网。所谓甩线，就是用直径3～4毫米的铁丝，一头绑在岸边大石头或树上，另一头由小船带到江心，使铁丝和江水流速基本垂直，绑一块大石头沉下去。铁丝中间有几只大鱼钩，鱼饵是肉块或小鱼。每天划小船顺着铁丝溜线，取下钓到的鱼及更换鱼饵。这种甩线钓到的鱼大，上百斤重的鳇鱼就是用这样的方法钓得。所谓渔网，就是把不同规格（网眼大小不同）的渔网在上游固定，长长的渔网顺流往下游漂去，渔网宽幅约1米，上端有浮子，下端有垂铅，使渔网在水下保持直立状态。鱼在往岸边游时头套在网眼里，身子大过不去，往回倒又被鱼鳃挂住。大鱼钻不进网眼，小鱼可以游过网眼，因此，多大网眼的渔网捕多大的鱼。 甩线钓鱼只能在黑龙江不结冰时，渔网一年四季都能捕鱼。 冬季黑龙江封冻后，渔网捕鱼比夏天还方便。 在江面上凿一个洞，渔网放下去后顺流而下，人在冰上隔着几十公分厚的冰层可以清楚地看见冰下水中流动的渔网。等渔网放尽、稳定后，在渔网尾端的冰层上凿个窟窿，把渔网尾端上的绳子收上来，稍等片刻，两头冰窟窿就把端头的绳子冻住了。溜网很简单，在冰上顺着下面的网走一程，是否有鱼、鱼多鱼少一目了然。收鱼时把固定两头端绳的冰凿开，下游收网，上游在网尾接根长绳放网，把网上鱼取下后上游再把网拉回去。下网要挑江面比较平整的地方，地势开阔、风大，不容易积雪，方便溜网。有的老乡整个冬季一片网都在冰下，鱼类供应可以源源不断。 当年，知青也有从事过这项劳动。孙逸平、金懿然都曾有一段时间专门从事捕鱼的活计，以至于几十年后在小船上荡起双桨还是那样的“溜”。
那段时间，生产队除了链轨拖拉机外，所有的运输全靠马车或者牛车，冬天则是马拉爬犁或是牛拉爬犁。马、牛车（爬犁）成了生产队非常重要的交通工具。村里春耕时的运送种子工具等靠他们；为小块土地趟垅靠他们；秋收时田地和场院间的来回运输靠他们；冬季从柈子房往生产队拉柈子靠他们；往各家各户运送柈子还是靠他们。不仅如此，社员和知青外出干活（如倒大木等）也少不了他们；村民（包括知青）们的生活也同样离不离开他。 知青朱春林则在赶牛车的队伍中“颇有名气。”朱春林是1973年离开察哈彦的，屈指算来距今已是整整37年有余了，但谈及当年驯服所使唤的那头“犟牛”的经历依然能绘声绘色。“那年队里大部分知青都要去倒大木了，我也向队长提出了申请，队长说没有其他活可以安排，如要去就只有赶牛爬犁了，并告知目前队里只剩下两头牛了，其中驾辕的那头可是没有驯服过，是不太听使唤的。我当时年轻气盛，不知深浅，几乎是没经任何考虑就领命了。谁知一上手，果真尝到厉害了。这牛在林子里还真是我行我素，一点都不把我当回事，将它赶到原木前，还没有等你装上木头，它居然撒腿就跑开了。我是又气又恼，追赶上去将其往回拉，谁知它还和我来劲了，竟然用它那最厉害的“武器”牛角来撞我，毫无思想准备的我差点被牛角戳到眼睛。我被彻底激怒了，愤怒地将牛脑袋牢牢的绑在了边上一棵大树上，用手中的棍子狠劲的敲打它的脑袋，（当然还是手下留情的，打出了事还真担当不起。）记得当时我将它“整”了足有半小时，似乎才出了心中的恶气，当然更多的原因还在于我看到它的眼中流泪了。这情景让我不忍再下手。有趣的是自那次较量之后，那牛在跟我干活时显得特别的温顺，让干啥是啥，从不耍奸偷懒，记得有一次我心血来潮在牛爬犁上装了好几棵大木，连和我搭档装爬犁的老乡“小金山”也感到有点过分了，可它还是“任劳任怨地完成了任务”。我清楚地记得当我把牛爬犁赶到楞场时，这辆牛爬犁的负重量把归楞的都惊住了。我还记得有一次我赶着它，在经过一段很难走的道路时，那牛居然停下后趴下身子，多次赶它也不起身，还真弄得我疑惑不解，后来才知它是想“驮着”我走出这段艰难之路呢。现在想来，那牛还真是通人性啊。”马车和牛车工作时，一般在车上还得配上个装车的。有点类似“装卸工”。装车和赶车的配合默契，那活干起来就省事又省力了。反之，情况就有点糟糕了。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生产队开始重视农作物的“田间管理”了。我们从1975年知青进入队委会后生产队制定的当年生产规划中可以看到，高温造肥有了计划指标。所谓高温造肥，就是在春季和秋季，将牛圈、马圈、猪圈中起出来的粪肥和上干草或者青草，搅拌后，将其堆积起来发酵沤着。一直到深秋和冬季，田地里的农作物都已拉回来后，再将这些肥料捣开，用牛、马车（爬犁）拉到地里。也就算是施肥了。东北人历来有“猫冬”的习惯（即冬季歇在屋里不干活了），但在知青在队里的那段时间里，冬季捣粪以及送肥到田地的活计是大部分留队知青的主要任务。有时人力缺少，小学校的学生也会由知青老师带领着，用家用的人拉小爬犁帮着生产队往地里送肥。 知青张文建当年写下的散文《冻雷早催春》中的部分描写倒是恰如其分的反映了当时冬季刨粪送粪的情景，我们不妨再做些“回顾”和“回味”：“早晨。当寒烟还未散尽的时候，姑娘们在牛圈的地上打起了攻坚战。只见，铁稿高擎指九天，钢夹落地似急雨。冻粪蹦跳着，飞迸着，愉快地聚拢在一起。不一会，在坚硬的地上涌起了类块的波浪。于是，铁锹飞舞，翻开冻类千层浪，爬犁穿梭，装走一车又一车。 大道上，是谁身披一肩霜，挽起白发赛银装，紧拽粪块堆尖的小爬犁，你追我赶跑得慌。啊，又是“半边天”，欲与马车试比快，上车过桥运粪忙。 晌午。放学的孩子们，呼啦啦，如潮似浪铺上街。一个个佩带鲜红的领巾，手执铁锹，肩挂小车。脸冻得扑扑红，笑声不绝飞满村，好象一阵阵快乐的浪潮，卷过之处，道上变得干干净净。这些可爱的孩子们在为队里检类呢。小将们人小干劲大，也要为集体出份力。”说起造肥送肥，我们便会再次想起已离我们而去的林娜大姐。记得在她担任生产队妇女队长的那些岁月里，为了将南方农村有效的田间管理经验植入生产队，林队长硬是带领着少量女知青和部分队里的妇女领受了挨家挨户去收集“农家肥”这一艰巨无比的任务。说是艰巨，除了此活又脏又累以外，还颇费口舌。时至今日，村里人还总能记得当年林娜在干此活计时的那种认真态度以及随和的笑容。
机耕队要算是队里技术含量最高的部门了。第一台东方红75进村时，知青还没有进入察哈彦，拖拉机手是老乡杨学文（杨拖拉）和村支书的儿子薛福才。1970年夏天，也就是全体知青到达生产队的第一年，姜和平便被送到江湾农场学开拖拉机，不久成了生产队机耕队中第一位知识青年，之后不久，知青张根存、朱延临先后进入机耕班。1974年，阮燕妮、谢苏苏两位女知青“破例”进入机耕班，成为察哈彦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女机耕手。五位知青的先后进入，使得机耕班人员的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知青的人数占了绝对的优势。这个数据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知青对察哈彦生产建设的贡献力。 机耕队里人数虽少，但在土地广阔的东北农村，其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可能远甚于他处。但凡春耕或者秋收时节，“机手”们要分白班和夜班连续作战。一般而言，春耕时，白天播种，夜晚翻地。秋收时，白天收割，夜晚同样也是翻地。
在察哈彦的十年光阴里，为了增加生产队的土地，我们开过荒；为了备战备荒，我们挖过地道；寒冷的冬季，原本是东北人“猫冬”的季节，“留守”在队里的女青年除了在室外“刨粪”外，还有部分则是撕扒从冰凉的水中捞起的“线麻”。为了社员生产、生活和生长的需要，队里有用大锯将木材“割”成木板的活，有打铁的铁匠，做木工活的木匠，喂养牛马的“马倌”，畜牧场的饲养员，供销社的营业员，小学校的民办教师，卫生所的赤脚医生，播音站的广播员，掌管生产队经济命脉的会计、出纳和记工员等等。在察哈彦，所有这些领域和岗位上都曾留下过知青的身影。知青的足迹真可谓是无处不有，无处不在。 下乡十年，知青们在这片土地上耕耘，劳作，流下了血汗，经受了锻炼，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培育了友情和爱情。那段经历成了我们人生中被定格了的永恒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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