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法治的反腐难言乐观

作者：资中筠

来源：博客中国作者专栏 http://zizjun.blogchina.com/时间：2014-01-16

（在1月10日天则经济研究所举办的《新年期许》论坛上的发言实录）

讲到中国的问题，我想到的是第一个问题是环境问题。环境问题还不光是人，不光是中国的政治问题。目前中国如果要是再不注意环境，如此地污染下去，我们看不到生态的拐点。水资源污染的严重性可能超过空气，空气大家可以看得到，但水污染却不然。现在中国已经基本没有青山绿水了，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我最希望的就是2014年执政者能够把主要的资源和注意力，切切实实转到环境领域，不然民众根本住不下去了。

第二个，目前的反腐方式难说乐观。现在因为中央的反腐举措，好像导致经济一片箫条，饭店开不下去了，各行业都受影响，据说连做日历的都破产了。这说明一个什么现象？说明中国的民间消费力量非常之弱，只能靠官消费，官的消费实际上用的还是纳税人的钱，这是不正常的消费市场。所以不能靠明年的官员消费反弹和大吃大喝来繁荣市场。所谓拉动内需，是应该真正把民间消费力量、老百姓的消费力量拉动起来，那么市场才是靠大多数民众支撑的，而不是靠官员奢华的大吃大喝、贪污腐化支撑的，才是一个正常的消费市场。怎么做到这一点？就是落实决议里面对于经济改革的好多积极的措施。

我最近参加了一个很多经济学家出席的会，经济学家们一片乐观，他们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的决议，如果每一件都能够落实的话，足以推进经济改革，而且认为这次的经济改革是根本性的、可以突破政治框架的。那么起草决议为何能够把如此根本的改革措施写上去呢？是不是因为，有关领导并没理解某一个措施意味着什么，就放过了。我不懂很专业的经济改革，特别是金融、证券方面的改革，在座的经济学家，一定是了解的。

假如这些改革措施落实后国家发展是非常有前景的，但现在的问题是，假如一项一项具体落实这些措施时，遇到政治上的阻力和矛盾怎么办？这和许章润教授说的是同一个问题。当上层采取了高度集权的政治方向，那么改革措施与权力框架的矛盾，一定会有一个爆发点，矛盾张力紧张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出现究竟谁战胜谁的问题。

我不乐观。一方面在政治高度集权的情况下，经济措施每落实一项都必然触动非常强大的权贵既得利益，这比当年蒋经国遇到孔家的麻烦大多了。我对目前这种方式的反腐，无论能够揪出几个大老虎，也不抱太大的希望。

没有法治的反腐会戕害温和的中间力量最重要的我认为还是法治的问题。如果不强化法治，目前实行的大力反腐、反贪官，在另一方面将民间的健康反腐力量也一同打压下去了。仍依靠原来的老式反腐办法，就是清官（在体制内进行官僚机构的整肃，编者注）的办法，是不行的。

如果没有法治，相当温和的、配合正面改革又具有善意的，想让社会和平向前推进的力量，都会被当做敌对力量被抓起来，而在现有体制下贪官是抓不完的。那么剩下的是什么？剩下的上面是暴君、贪官和酷吏，下面是愚民，很快变成刁民和暴民，这样的情况是非常危险的，没有法治的反腐会把中间力量都打下去。还有一部分人选择逃走，大家都没有安全感，只要有条件的，就往外跑。这个国家、民族就要被抽空了。我还是很欣赏清华孙立平教授的一句话，他说，我们的危险不是揭竿而起和暴动，这不太可能，危险在于整个民族的溃烂。

目前已经可以看到这种溃烂在发生，原本在社会共识中认为不可以做的事情，现在大家都认为非常正常。比如去年高考，有还算尽职的监考老师没收了作弊的工具，家长们却聚众把他揍了一顿，为什么？家长认为他们唯一公平的权利就是作弊，因为权贵子弟不需要作弊，走后门就可以入学。现在公然认为作弊是堂而皇之的权利，而且是取得公平的手段，这个社会变成什么样子了？所以如果再没有法治，大家都认为干坏事可以得到好处，年轻人根本不相信靠自己的努力、诚实的劳动能够向社会上层流动，获得好的社会地位，这个社会是没有希望的。

法治的第一条，最重要的是不能乱抓人，把无辜的人投入监狱是绝对错误；还有一点是严禁刑讯逼供。纵观全世界，曼德拉坐了27年牢，如果他一开始受到刑讯逼供，他还能走出来做这些事情吗？甘地是非暴力抵抗，他的对立面英国政府也是非暴力。如果甘地最初从精神到肉体都受到摧残，也就没有今天的印度。现在很可怕的就是抓人后用各种办法变相的刑讯逼供，把肉体和精神都摧毁了，或者屈打成招，造成冤狱。这个人出来后也没有能力再做事情。

我对中国法治最大的期许就是能够公开严禁刑讯逼供，包括变相的折磨，并且对于刑讯逼供严加惩罚。这样对政治犯而言还稍微有点希望，当然我最希望是取消政治犯，不再有因言获罪。但在尚未没取消政治犯之前，起码给他们以尊重和人道的待遇。但我听说取消刑讯逼供非常难，据说若取消后，真正刑事犯破案率会大大降低，因为相关部门缺乏经费取证，只能靠口供。要是真按照法律一个个取证，他们没有这笔资源，就要罢工。也就是说如果取消刑讯逼供，刑警就没有资源去破案，抓获刑事犯、杀人犯，这是非常不正常的社会。太高的期许不必要，起码这一条我希望能够做到。

另外，就是在整个社会溃烂下去的时候，能够保护那些还剩下的一些健康的细胞。现在把那些健康细胞一个个都摧毁，整个社会就烂了，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情况。

“文革”再现的风险不大，但“反右”风险犹在刚才讲到有“文革”再来的危险，我认为这一危险不太大，尽管“文革”的思维方式是存在的。“文革”的发生，是因为有一个非常自信的神话领袖，领袖个人认为把群众都发动起来，能拥护他一个人，打击所有他要打击的敌人，所谓“指到哪里打到哪里”。现在如果真发生“文革”，把群众都发动起来，“造反有理”，矛头针会对谁？最近纪念毛泽东的规模缩小了一点，可能是领导层回过味来。现在“毛粉”们这样大张旗鼓的纪念毛、怀念毛，在他们心目中毛已经完全是另外一种人了，就是那么一个偶像。而他们现在对现状最不满意的事情，是针对现任领导人的，他们都认为要是毛在的话就可以治治他们。特别是湖南韶山的那次纪念，似乎要做成一种把全国人都发动起来的大事，却受到当地的保安、警察的限制。实际上可能是执政者意识到，现在如果把毛再抬出来，群众的矛头是针对现在一切不满意的事，不满意的根子在现在的领导。所以“文革”再现可能不太大，但是“反右”再现是有可能的，目前就在专门打压不同意见和知识分子。这是我感觉到的一种情况，“反右”重来的危险是存在的，因为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还是最弱的。

希望中国外交不要走向冒险主义我觉得中国现在还有一个危险，就是外交领域。现在有一个不大正常的现象，军人对外交发言权太大，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外交是非常复杂、细致和敏感的事务。我也不太赞成群众性地都来干预外交，就像五四运动的时候，火烧赵家楼那样是不行的。

为什么要有外交？外交的最终目的是避免战争，让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冲突通过谈判来解决，要用博弈、文明的手段来解决，避免用武力解决问题。而现在，中国动不动就煽起整个民族的情绪，把武力解决看得很轻易。这一代人实际没有经历过战争，不知道战争的残酷。至于中国的边界领土争端也是很复杂的事，民众受媒体煽动，并不知道全部实情。有人说毛泽东在的话不会让人欺负我们。但其实，毛泽东送掉了很多领土他们不知道。

我希望中国在外交上能够恢复到理性，让职业外交官有发言权。现在的职业外交官没有发言权，什么话也不敢讲，看上层的脸色行事，连汇报真实情况都不敢。我在这个领域工作过，所以觉得这个问题相当严重。假如是中国外交出问题的话，会在不知不觉之间。偶然的擦枪走火，有关国家都为各自强烈的民族情绪所左右，这很危险。毛泽东从朝鲜战争之后，在外交上至少并没有走冒险主义的道路，到60年代是把自己孤立，天天宣传备战，但是没有敢主动向外冒险，还打开了中美关系，这是应该肯定的。

现在中国虚骄之气非常强大。我希望中国别自以为国家强大了，要取代美国成为超级大国，发生冒险主义，至少最高决策者还要保持一点清醒的头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期许。

民间启蒙已经开始，任重道远最后，我觉得希望在民间。如果说希望领导人或者上层能有向前突破的举动，我不抱希望。但我发现，实际上这些年来民间的思想非常活跃，思想已经多元化了。现在有一个撕裂现象，就是极左和极右都出现了，但真正比较理智的声音，或者是说我称之为“正能量”的（跟上面认为的“正能量”可能是两回事）的声音，像我们现在在这讨论的一些思想，实际上正在传播开来。

如果说启蒙，这些年来在一般的至少认字的民众里面，思想的启蒙还是很明显的。举个我自己的例子，几年前我写的东西，常有人认为是大逆不道或者惊世骇俗，现在我遇到很多人都同意我的意见，包括政府里面的工作人员，明白的人多起来了。那么假如要是出现类似苏俄的那种变革，也不会出现几千万党员站出来维护旧权力，不见得大家都会出来保卫原来的贪腐政权和原来的专制。

现在在体制内觉悟的人也越来越多了。这个启蒙是不是还得继续下去？当然还要继续，因为启蒙的另一面——一部分民众的狂热还在，还是非常愚昧的。还是脱离不了期盼“清官”、“英明皇帝”的思维。毛就是他心目中的偶像，与原来真实的历史人物和事实已经不是一回事了。所以启蒙还是任重而道远我们还应该继续努力，让理性的声音得到传播。尽管言论空间正在紧缩，好在现在的互联网和微信的传播力是是很难完全控制的。

 

忧心民族从精神上堕落

作者：资中筠

来源：人民网 时间：2013-12-19

近日，年已83岁的著名学者资中筠携两本新书《美国十讲》和《老生常谈》在首都图书馆举办读者交流会，与刘瑜、马立诚展开对话。资中筠认为，美国是一个“谈”出来的国家，它的第一部宪法就是大家坐在一起谈出来的，这也影响到之后的政策制定。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资中筠也谈到了对当下教育状况的忧虑。

国家观国家是公器，不是私器资中筠是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原所长，博士生导师。当天这场名为“国格与人格”的交流会上，几位嘉宾谈了自己对美国的一些了解。

资中筠表示，她最近关于国家观、历史观的想法是：美国是“谈”出来的国家，不是“打”出来的国家。她说：“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改朝换代都是靠打出来的，谁掌握了武力谁就得到了天下。但在美国，要还是不要这个国家，他们是一群人坐在一起讨论出来的。”在她看来，美国之所以能够把不同国家的移民、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信仰、不同语言和风俗习惯的人都容得下，就是凭着一部《宪法》，而这个国家的第一部宪法也是谈出来的，“1777年打的仗，过了10年才开始有一个国家。他们先谈出了一部宪法来，然后才有了这个国家。美国公民，唯一的义务就是要承认这部宪法里头所规定的各种权利和义务。”讨论中，学者刘瑜对资中筠的观点表示认同，她自称是资中筠先生的粉丝。刘瑜认为，现代人应该有正确的国家观，“国家是公器，不是私器，国家不是一个人的国家，不是一个家族的国家。国家是大家为了维持一定的社会秩序，为了争取个人发展潜能的机会而组成的这么一个组织，所以它是一个公器。”论启蒙不是精英高高在上说教讨论中，也有读者问几位嘉宾如何看待“启蒙”这个词。从新文化运动开始后一百多年里，“启蒙”是被中国的文人、学者反复咀嚼的词。资中筠表示，自己也在很多文章中反复强调“启蒙”的重要性，她认为，我们之所以需要再次启蒙，是因为我们曾经经历过非常蒙昧、盲目的时期。

资中筠说：“中国历史上一般很少有完全思想自由的时期，近代以来，最强烈的思想蒙昧和迷信更是超过以往。我个人认为1978年真理问题的讨论之后，又进一步走上了启蒙的新道路。”在资中筠看来，知识分子高高在上进行说教并不是启蒙，“启蒙是人们之间相互启发，共同回归常识的过程。”刘瑜表示，自己不太喜欢启蒙这个词，“因为启蒙这个词总是显得有点精英们高高在上，在对民众进行说教。我觉得只要一个社会有一定的自由空间，民众完全有自我启蒙的能力。”刘瑜觉得，思想上的启蒙还与经济基础有关系，启蒙承载的一些东西是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的，“我觉得在中国，随着最近一二十年市场经济的发展，启蒙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才开始建立，而在之前房子是国家给的，工作和婚姻是要开介绍信的。”诉焦虑忧心民族从精神上堕落接受记者专访时，资中筠表示，自己有段时间很焦虑，她所焦虑的并非她本人，而是对整个民族的前途。她说：“我焦虑、忧心的是我们民族会从精神上堕落了，我们的民族传统中有很多的缺点，但是一直有一个骨气支撑着，但是现在有些不一样了。”在资中筠看来，缺乏诚信就是其中的一个表现，“我们现在很多人缺乏诚信，好像外国人是最傻的，哪一个外国人到中国来都会挨骗。他们有的都没有想到，人还可以这样挨骗，这是很不好的事情。”资中筠认为，与这些问题紧密相关的是教育，资中筠觉得从幼儿园开始，有的价值取向就太庸俗了。

“我讲个小故事，也是听别人讲的。有一个小孩，他爸妈把他送到一家幼儿园。他家的家境也不是很好，教师节的时候，不知道给老师送什么，就自己动手做了一张精美的卡片。他把这张卡片给老师的时候，老师顺手扔在一边说，这也能拿得出手？你说这对孩子会产生多大影响？”资中筠认为，这会把孩子从小教育成一个庸俗的人，她建议现在的年轻人不要太功利主义，要培养对知识和文化本身的兴趣。

谈到高校教育，资中筠认为，过去老说高校去行政化，一直提倡教授治校，“如果真的让教授治校是不行的，我觉得强调教授治校，说的其实是行政人员的权力、地位高于教授，是不行的”。

关于《美国十讲》《老生常谈》《美国十讲》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源自资中筠在国家图书馆参与的一个系列讲座，她直言这本书不是学术著作，不是美国通史，而是把多年来观察美国的结果，尽量用浅显的“大白话”讲出来。

资中筠表示，她把美国作为一种文明或者西方文明的变异来研究，特别是把美国的政治、经济等制度作为一种人类正常的、迥异于我们传统类型的政治文明来研究。此外，资中筠另一本新书《老生常谈》近期也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该书主要是近几年的讲座稿子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