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岁月留痕】：（二）童年和少年时代
作者：老虎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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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岁月留痕】：（二）童年和少年时代
作者：老虎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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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岁月留痕】： （二）童年和少年时代 （1） 童年童年的印象在我脑中已经非常淡漠模糊，而且还很零星。也许是因为性格关系，也许是因为家庭环境使然，总之，童年时代好像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欢乐或者有趣的记忆。 五岁前，奶奶带着我们全家和姑妈一大家子人共同生活在襄阳北路66弄1号内，当时我们这个大家庭中共有五男三女八个孩子：我家两男一女，姑妈家最小的女儿出生在他们家前往虹口后，当时是三男两女。姑妈十六岁结婚，一年后有了我的大堂哥，两年后有了大堂姐……前面四个堂哥堂姐都出生上世纪三、四年代，在我出生时，他（她）们都已经是十多岁的大孩子了。（最大的堂哥已经十六岁，小堂姐也已经十二岁了。）因年龄相差太悬殊，即便都是孩子，但彼此间的生活内容，兴趣所在等还是有着很大的差异，自然也就很难玩到一起。正因为此，我的童年大都是由奶奶和年幼的哥哥相伴着在家中度过的。两年后姑妈家又添了个男孩，三岁时母亲又给我们添了个小弟。于是我的童年生活中还增添了配合奶奶和哥哥在家中“带弟弟”的内容。 那时在我们家，奶奶是实际上的大家长，有着绝对的权威地位。可能因为生活压力所致的缘故，印象中奶奶一直都很严肃，不苟言笑，也很少外出，每天忙碌着照顾打理一大家子的家庭事务。可以说，那些年，奶奶的情绪犹如一股无形的“气场”镇着我们几个小孩，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我们几个小孩，或许从那刻开始也就沉淀和养成了我听话和循规蹈矩的性格底色了。当然，那种近似于封闭的家庭生活没给我留下什么快乐和有趣的印象便也在情理之中了。 还略微有点童趣印象的就是奶奶每天都要很精心地给我用梳子蘸着“刨花水”梳小辫，“刨花水”犹如现时的“摩丝”（可能是姑妈给奶奶备着用的），奶奶每一天都会用此物替我把两根小辫梳理得溜光溜光，清清爽爽，每每那一刻，看着桌上小方镜中整洁利落的自己，心情都会格外舒畅。母亲和姑妈都说，奶奶很爱整洁，现在想来她可能就是想将自己对生活方式的向往和追求通过我表现出来吧。记得我曾说过，奶奶嫁到方家后便没了“自我”，现在想起来这个结论可能是没道理的，人怎会真正失去“自我”呢？所不同的可能就是表现方式，表达途径各异而已。 要说我的童年没有一点欢乐也不客观，那些数量不多的“外出活动”还是在我脑海中留下了带有欢乐色彩的记忆。记得自我记事以后（大约三、四岁时吧），每逢“五一”劳动节、“十一”国庆这样的节日，姑妈家的堂哥堂姐们会带上我和哥哥穿过长乐路上的一条弄堂，拐个弯后出弄堂口，走出不远处便来到了“中苏友好大厦”（当年的名称，现在更名为“上海展览中心”）。在我童年的眼光中，这是一片很大很宽广的天地。大厦很高大，我需远远站着，高高地昂起头才能看到主楼的顶尖，大厦很气派，童年的我对那大厦有着深深的敬畏感，几乎都想象不出哪些人能进入如此豪华的地方！大厦前有个很大的广场，广场上有喷水池等，感觉很宽敞，很豪华。堂哥堂姐（有时父母也会和我们同往）之所以要带我们去那里，是因为节日期间，广场上能看到晚上升空的焰火。尽管那时焰火的品种和色彩图案远不能和现在的产品相比，但在夜空的衬托下，五彩缤纷的色彩和瞬间变化多端的火花着实令我兴奋不已，令我着迷非常。因为此，看焰火常常是我一年中最期待的时刻，也在我的童年和少年生活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前往“中苏友好大厦”是为了看焰火，故都在傍晚时分前往。白天，大人们便会带我们几个小孩去淮海路看节日“大游行”。（当时庆祝国庆节时大多会有庆祝游行，老百姓们称其为“大游行”）淮海路是沪上有名的大马路，所以游行队伍经过此地时，并非一般的路过，大多时候是带有表演任务的。因为此，我们所见到的情景属于正宗的游行，而非行走。游行的人们常常是穿戴着各式整齐划一的服装，排成一块一块的方阵队伍，那队伍浩浩荡荡，非常有气势。看“大游行”的人很多，有路过碰上的，也有像我们这般专程赶来观看的，常常是将马路两侧的人行道占得满满的。年幼的我常常会被大人们驮在背上，或者是两腿跨在他们的肩上，兴致勃勃地欣赏着。对那雄纠纠气昂昂的游行队，我最感兴趣的还是那些整齐的服饰，其中最抢眼球的当属身着各式民族服装的队伍了，那些服装真是好看极了。 游行者手中还常举着各种各样的标语，模样很威风。他们时不时地还会在行进中随着某个人的带领，齐呼标语上的口号：“社会主义好”、“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各族人民大团结万岁”、“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等等。口号声很响亮也很有气势。要说那年代，人的思想观念真可称得上是“高度认同，高度统一。”大人们对口号中的内容大多都是深信不疑的。这种深信不疑会有意无意地感染着年幼的我们。这可能便是我童年和少年时代最早接受的政治教育，尽管那时的我根本不懂什么叫“社会主义”…… 除了“中苏友好大厦”、“淮海路”，襄阳路淮海路口的“襄阳公园”也是我们星期天休息日有时光顾的地方。除了还记得当年进入襄阳公园每人要收三分钱门票外，其他还就没有什么记忆了。 奶奶去世后，姑妈全家已经前往虹口，哥哥也已经上小学，我的父母亲更加操劳地忙碌着我们一家的生计，年幼的我和弟弟便被送进了幼儿园。那年我未满六岁，弟弟只有两岁多。那时的幼儿园和托儿所好像是混为一体的，和现在的状况完全不同，且都是里弄组织的，不属于教育局管辖，也没有小班、中班、大班等年段之分，应该也没有规范的学籍管理，因为每天来园的孩子常常是不确定的。 我所在幼儿园的地点在距离我家附近的新乐路上，我记得是新乐路100弄那条大弄堂的1号里。（母亲当年工作的“羊毛组”就在这条弄堂的尽里面）园里没有什么设备，好像就是一间大大的房子中摆着几张比家里桌子要矮得多的桌子，每张桌子的周围放了几个小凳子，桌上摆着一些零星的玩具，仅此而已。（其实那间屋子并不很大，只是那时自己还小，看什么好像都是大的。）到了园里，我们绝大多数的时间就是坐在那些个凳子上，摆弄着桌上的东西，有时也在阿姨的指挥下唱唱歌，听听故事等等，没有明确的任务和要求，很有打发时间的意味，故准确地说，那时的幼儿园纯粹就是个“寄放”孩子的地方。 我的印象中自从进幼儿园开始自己就肩负有使命，那使命便是受妈妈的嘱托要照顾好弟弟。可能是受奶奶影响较多的缘故，我们家三个孩子中，我和哥哥都很老实听话。弟弟出生后，因为形象酷似父亲，很得父亲的关照和宠爱，故从小就比较调皮，可奇怪的是弟弟倒是挺听我的话。每天上午，我会牵着弟弟的手一起步行大约十五分钟路程到幼儿园，因为不用过马路，也或许是父母实在也没有时间接送我们，每天都是我和弟弟自行前往和自行回家的。幼儿园每天下午要午睡，弟弟那时总不安分好好午睡，幼儿园的阿姨常常会把他交给我来“管”，奇怪那时的我竟然知道会用午睡后的“点心”作为砝码，制约着他好好午睡。事实证明这办法还真有效。现在想来，当时那一块糖果或者两块饼干的点心对于我们这样家庭的小孩还真的是很有诱惑力的。难怪有效。我还记得有一次弟弟生病在家不能去幼儿园，我在家中陪着他，下午还记着专程到幼儿园去领取当日的点心，回家后给弟弟解馋。 我已记不得在幼儿园时学到过什么本领，但一直听妈妈很得意地说过一件事。那好像还是在我六岁那年，不知是里委还是街道，在我们家附近新乐路和长乐路交界处的武警会堂，举办一个好似庆祝“六一”儿童节的联欢会或者是庆祝会之类的活动。那时我们都称这个地方叫“艾亚玲”（上海话谐音）。我居然被幼儿园“推荐”上台表演了一个独唱节目。妈妈说那时的我很矮小，人根本够不着话筒（那时的落地式话筒没有收缩装置，当然即使有，可能也没可能降到这么低）。工作人员（也许是老师）硬是在我演唱的全过程中在台下替我将那个落地话筒横过来端着，才让我凑着了话筒。我记得妈妈每次提及这件事时，便会流露出不无自豪的口气，说我当时小小年纪，竟然一点都不怯场，落落大方地将一首歌曲完完整整地唱了下来，赢得了场内长长的一阵掌声。那天妈妈并没有在现场，这些情况都是之后幼儿园阿姨（那时幼儿园不叫老师，只叫阿姨）告诉妈妈的。其实就我本人而言，好像根本就没有这个记忆了，只是母亲总说总说，我也就记住了。 “武警会堂”这个地方很多年后我又去过，那是我从黑龙江回沪后在建襄小学工作时，也是为了开庆祝会而去的。那时我已经是近三十岁的大人了，然而即使在那样的年龄来看，武警会堂也是个不小的会场，就说那个舞台的架势，挺威严，挺正规的，真是很难想象五、六岁时的我竟然有勇气在这样的舞台上表演节目。现在想来，可能那就是典型的“初生牛犊不怕虎”吧——童年的世界是单纯的，是那种无私无畏的单纯。
（2） 少年我给自己少年生活的定位是以进入小学为标志的。我就读的小学在上海延庆路上的一条弄堂里，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具体地址是延庆路18号。学校的名称叫“长延民办小学”，和我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供职的建襄小学当年在办学体制上共同属于“民办”那一类。 当年的民办小学与当下的“民办”在很多方面是迥然不同的。 新中国刚建立时，政府大力号召妇女多生孩子，鼓励当“光荣妈妈”，于是到了五十年代末，大批出生在解放初期的孩子先后进入到了入学年龄，社会上数量有限的公办小学无法全覆盖地接纳适龄儿童上学，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提出“两条腿走路”办教育的主张。所谓两条腿，便是“公办”、“民办”双管齐下。于是，一批“民办”小学应解放后第一拨小学入学高峰而生，绝大部分诞生在1958年。这些民办小学的校舍大多是由地区里一些稍大的住房（很多都是原先的花园洋房）改建而成的，教师则大多由学校附近居民中考高中、考大学时的落榜生担任，她（他）们没有公办小学教师具有的教师编制，开始几年甚至没有固定的工资收入，她（们）中不少人已为人父母。学校刚开办时，政府没有稳定的经费投入，除了学费之外，办学资金完全靠居委发动在民间筹措而得，正因为此当年民办小学的教学环境、教学设备等与公办小学相比有不小的差异。我的母校长延民办小学便是其中的一所。 学校位于延庆路、长乐路交叉的不远处，“长延”这个名称应该与此有关。学校所在的那条弄堂一头在延庆路上，另有一个出口连接着常熟路。我不知当年对适龄儿童的入学“分配”是以什么为依据的，（我们家三个孩子中哥哥和我都在民办小学就读，但又不在同一所学校，弟弟则是在地区里一所当年口碑很好的公办小学就读。）记忆中我们学校的学生大部分都是襄阳北路上四条弄堂里的小孩再加上长乐路、新乐路、常熟路等部分居民区的小孩组成的。若干年后，与我共同在黑龙江插队的同队队友中有三位都是我小学的同学。 入学前，我对小学生活非常非常地向往。那可能是源于受到姑妈家哥哥姐姐影响的缘故。姑妈的第二个儿子（大我十一岁）是我非常崇拜的“大人。”他聪明善言，学习成绩非常好，大学毕业时已经精通除中文外的四国文字。我们家的小孩都叫他“小阿哥”。“小阿哥”很喜欢我，常会以各种方式逗我开心，带我玩，可我最喜欢的就是听他讲各种各样的故事。姑妈家搬走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非常不习惯的也就是再也没人给我讲故事了。也许正因为此，当我看着自家哥哥背着奶奶为他准备的书包上学，心里真是羡慕极了。莫名的就会感到上学后就是大人了，可以知道很多很多的事情，就会和“小阿哥”一样，可以知道很多很多的故事了。 终于到了1960年9月1日，我是小学生了，也可以背着书包上学校了，心里那个高兴劲真是无法形容。书包中有个心爱的铅笔盒，那是姑妈为我精心挑选的。铅笔盒的材料是木质的，最有趣的是那抽动式的盒盖，使用时按着一侧突出的地方轻轻地推动，盒子便被慢慢打开了，盖子的另一端也不显露在外，好像是渐渐地缩到隔层里去了。要关闭盒子时，只需从反方向抽动便又恢复到了原样。盒盖上印有一幅很可爱的图画，好像类似小猫钓鱼的模样，色彩也很鲜艳。对于这个铅笔盒，我是爱不释手，所以印象特别深刻，不敢说用到小学毕业，但的的确确地是跟随着我很久很久。 从我家到学校以我当年步行的速度要走近半个小时，六年中的每一天我都是兴高采烈地按时上学，从不缺席，从不迟到早退。延庆路那个地方地势很低，每逢下大雨，必然要积水。我记忆中好多次都是跟着同学挽起裤腿，脱下鞋子，趟着水走过那段“水路”的。这种情况被我们当时称之为“划大水”。很有意思的是那时遇到“划大水”，心中似乎从来没有什么担忧和不快，好像还是很高兴很有趣的一件事。 我的小学生活是和“五分加绵羊”联系在一起的。六年的小学生活中换了两任班主任，两位数学老师。还有许多“副课”老师。两位班主任性格迥异，低年段的杨老师性格温和，中、高年段的陈老师却是厉害得出名。（算术老师没有太深刻的印象）两位班主任对我都不错，相比较之下，杨老师更喜欢些我，那自然和我的听话和好成绩有关。我那时幼小的心灵中也挺喜欢杨老师的亲切和蔼，尽管那时我还要“仰视”她。 小学阶段唯一一次被训斥的情景我还记忆犹新：那是在五年级的一堂语文作文评讲课上，一定是我的作文出现了陈老师意想不到的差错，她竟然生气地将本子朝着我的头上“飞”过来，伴随着的是一句狠狠的责怪声：“侬自己好好叫看看做成啥样子了！”（上海话）当时可真是把我吓坏了，半天都不敢抬起头来，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敢正眼看陈老师。谁能想到二十年后我也在徐汇区当上了小学老师，记得有一次碰巧看到陈老师杨老师们，（她们那时都已经退休了）可能是我下意识中对那情景的印象太深了，脱口而出地便和陈老师提到了这件事，陈老师听后哈哈大笑，说自己完全不记得了，还笑着怀疑我的记忆说：“你这么乖的学生我怎么会骂你？……” 小学生活中的这些零星记忆连同后来插队期间的生活经历对我日后从事的教育工作却是有着一定的影响，因为可能就在那一刻，我思想深处仿佛已经有了“要善待孩子，善待弱势”的定势。 可能是我从小在音乐方面有所表现的缘故吧，小学的音乐老师特别喜欢我，除了个别辅导我学习二胡外，（他自己很擅长此乐器）还将我推荐为少年宫合唱队队员，那可是上海市的市级少年宫啊！我记得那时学生校外活动的场所有街道里弄级的“少年之家”，有区一级的少年宫（徐汇区少年宫在高安路上），最高级别的就是地处延安路上的上海市福利会少年宫。我至今还没弄明白当时一所不起眼的民办小学中如此渺小的我怎会有幸获此“良机”？我的记忆中那段时间里每周都会被老师送到市少年宫合唱队里去排练演唱。《让我们荡起双桨》、《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当年在少年儿童中流行的那些歌的旋律和歌词我是烂熟于心，至今不忘。我还记得在练唱期间经常会接待各种各样的来宾。这些来宾有的来自全国各地，有的则来自世界各国，被我们称为“外宾”。每次接待都要演唱一首或者几首我们经常练习的歌曲，每逢有接待外宾的任务时，我们会事先得到通知，排练时自然会格外用心。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接待来自非洲的来宾。现在想起来，一定是因为他们的肤色实在太特别了，才会让我难以忘怀。 时至今日，真的很惭愧自己着实辜负了周老师（音乐老师）的那份厚爱，辜负了他的精心栽培——本人在此方面除了还有些爱好之外，基本属于毫无出息。 小学同学中还能叫出姓名的不少，留下记忆的也有一些。上山下乡时的同队插友孙给我留下的印象较深。孙是我们小学的大队长，小学阶段便已表现出了他的不凡。孙很聪明，也很能干，还可冠以学识“渊博”的美称。当年他的语文、算术、音乐、体育、美术等每一门功课都非常出色，还知道很多课本之外的知识。要说少年时代，我家中基本没有藏书，弄堂里倒是有个小书摊，但那属于有偿借阅，鉴于我家当时的经济状况，纵然我千般喜欢，也无法向母亲提这般有显“奢侈”的要求，故那时自己的课外阅读几乎为零。或许正因为此，孙的“博学”格外让我刮目。此外，当年凡学校的大型活动，都离不开他活跃的身影，以至于几十年过去了，这一印象在我脑海中还很清晰。知青全部返城后，孙在上海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全家落户到澳大利亚。多年后很高兴联系上了他，聊天调侃中孙说我当年是班中的“两条杠”，仔细想想应该是吧，因为对小学阶段生活的记忆中还有这么一个情景：每逢过春节，也不知是里弄推荐，还是学校点名，我都会被作为少先队员代表前往各种各样需要“慰问”的家庭中，为那些“值得尊敬”的前辈们拜年，有时还会被要求表演一小段节目等等。应该说那是很令人高兴的时刻，因为那一刻，不仅能见识各种各样总是笑容满面，和蔼可亲的长者，而且每逢那个时刻，衣服口袋中都会被那些“爷爷奶奶们”装满各种各样的糖果。妈妈对这样的“收获”是允许的，当然那一定是和家人分享的。 进入小学后，我便有了弄堂生活，随之便有了弄堂伙伴。每逢星期日，寒暑假，特别是暑假期间，我便会加盟丰富多彩的弄堂活动。 襄阳北路的弄堂一排有十二个号，当时因为人小，一直认为这条弄堂很深很深（后来我曾回去过，惊叹这么狭小的弄堂当年在我的眼中怎么会被看成是那么的深远）。那时我们家已经住到2号，1号中那时已基本没有小孩，2号里除我之外没有女孩。我少年时代的弄堂伙伴主要是3号和4号的两位年龄相近的女孩。3号的女孩有个很少见的姓——“干”，单名“球”，干球长得胖胖的犹如她的姓名，是位船长的“千斤”，家里经济条件很好，母亲当年经常在他家“帮佣”。难得的是干家夫妇并不排斥家中“千斤”与我往来，甚至没有丝毫的歧视之意，至少是我没有觉察到，不然我想自己是不会再和她家的“球”玩耍的——母亲说我从小自尊性就强，很少挨批评却是受不得批评。现在想来这应该是一种自卑和自尊意识的结合体在起作用，也是我自小而来的性格弱点。 4号的女孩和我同龄，是长乐路上邮电医院两位资深医生（其父为肺科主任医生）膝下最小的孩子，和我一样也是家中唯一的女孩，在家里都被称呼为“小妹”。襄阳北路在地理位置上位于徐汇区的北部边缘，毗邻静安区。“小妹”当年是在静安区的一所小学就读的，她的学习成绩很好，我俩很投缘。“小妹”家宽敞，一层两层都属于他们，所以她常常会叫我到她家去做功课。做完功课便一起玩耍。她家的奶奶慈眉善目，是位非常和气善良的老人，奶奶对我很好，犹如自己的孙女，我也跟随“小妹”称她为奶奶。“小妹”有两个哥哥，小哥哥Ljx是我哥哥小学同学，也是个成绩很好的优秀学生，且非常具有组织活动的能力，很凑巧他和我哥哥关系也很好，我家现在还保留着一张他们红领巾时代在中苏友好大厦前的合影。我记得那时每逢暑假，Ljx都会组织我们弄堂里的孩子开展各种各样的活动，我和“小妹”自然成了他要组织的对象之列。那时的活动内容无非也就是排练排练节目，开展一些弄堂游戏或者简易的体育活动等等。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一年暑假，我们排练了一个由四位小女生参与的表演唱，因为该节目将成为庆祝“八一建军节”慰问演出的节目，且地点是在“艾亚玲”礼堂，故我们都非常用心卖力地排练。最后自然是非常圆满。我至今还记得自己在演唱中的队列位置和部分动作，那首歌开头的歌词也一直没有忘记：“在海防前线小英雄的队伍里，有一面光辉的红旗，这面红旗就是英勇的小八路，他们和解放军叔叔战斗在一起……”。 要说那时侯这样的弄堂生活真是非常地诱人，我们都会感到玩得很高兴很高兴，故常常是妈妈反复多次叫喊才肯回家吃饭。 在我所有的生活经历中，少年时代好像是属于最为无忧无虑的，尽管那时家中贫穷，尽管那时遭遇了“三年自然灾害”，但母亲的为人，母亲的勤劳以及她过日子的有计划且精打细算弥补了那些不足。（当然我们家在“战胜”自然灾害时还是付出代价的，那便是已经开始在长身体的哥哥因为常年喝粥落下了严重的“胃下垂”之疾。）可惜的是这一切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到来渐渐地几乎全都改变了。自那以后，弄堂里不再是小孩的世界，那里充满了紧张和“硝烟”。我也和很多其他孩子一样，被大人们紧紧地看管在家中，不得轻易外出。文革后不久我们家便被强行迁往茂名南路居住。于是我好像就再没有见过干球和“小妹”。很多年以后，我曾打听过她俩，听说都已远在异乡他国了。 题外话：世界有时真的很小，我返沪后大约十多年后，（应该是1991年左右吧）少年时代的弄堂邻居，“小妹”的二哥Ljx居然也在徐汇教育系统，并且已经以自己的优秀和出色荣升为我们徐汇区教育局的局长。他应该还知道我，记得我。但不知何故，当我得知这个消息后，便下意识的回避他了。直至1998年，我被教育局从建襄小学调往东二小学任职，行前在教育局接受“谈话”时，正面遇到了这位局长大人，还是他主动叫住了我，和我谈了些公事，顺带聊了些少年时代的记忆。她妹妹已出国定居的消息便是那天得知的。事实证明，少年时代已显示出优秀品质的Ljx果然是出色的，他在徐汇教育主政十年，带领大家创造了徐汇教育很多可记载于史册的成绩，他的见识见解和处事的风格在基层校长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和良好的口碑，我常会在心中默默地以他为荣。但至今为止，徐汇的校长包括局机关的干部中几乎还没有人知道我和这位徐汇教育的“把手”还是少年时期的“邻居”。 Ljx因已连任两届，机关有规矩，同一岗位（正职）任职十年属于极限。大约是在2001年他被调往市教委任职。2009年我在教育学会时，会长曾经宴请过包括他在内的老局长，那时他已听说我不久将去金山工作，曾再三表示“有事吱声，找机会撑你一下，帮你一把。”与以往一样，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要仰仗这位市教委领导什么力量，自然也就不会惊动这样的大驾了。 说实话实际上我也会经常反思自己这种常人看来有点过分有点反常的心理和举动，并力图对其有所解释，很遗憾，至今无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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