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人之死与《伤痕》之痛
作者：震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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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人之死与《伤痕》之痛
作者：震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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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人之死与《伤痕》之痛 翻看日历，发现今天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兼文艺理论家巴人（王任叔）不幸离世42周年的忌日。 作为作家，他在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写了不少小说；此后，又出版过《文学论稿》等文艺理论方面的专著。1957年，他的杂文《论人情》强调文学作品中的人性问题，可谓是冲破禁区之作，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然而不久，这篇文章即被打成“毒草”，他也受到严厉的批判，文革中更被诬陷为“叛徒”，遣返回乡，以致去世前已经精神失常。 其实，巴人并不是一位脆弱的文人。作为1925年就已入党的左翼作家，他经受过血雨腥风的考验。其信仰不可谓不坚定，其性格也不可谓不坚强。那么，何以仍会精神失常呢？无疑，沉冤迟迟得不到昭雪，打击却接踵而至是主要原因；同时，在其垂暮之年，孤绝之中，爱女的与之“划清界限”，或许也是因素之一。 如果说，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时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全都扭曲、简化成了单一的政治关系——且不说夫妻、兄弟，甚至父子、母女间也不例外——那就是文化大革命的10年。 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刊载了卢新华的小说《伤痕》，率先把这一畸形现象展现在痛定思痛的国人面前。主人公叫王晓华，文革开始时不过才十三四岁。当所谓的“抓叛徒”浪潮也将她的妈妈卷进去时，她惊呆了。“她怎么也想象不到，革命多年的妈妈，竟会是一个从敌人的狗洞里爬出来的戴瑜式的人物。而戴瑜，她看过《青春之歌》——那是一副多么丑恶的嘴脸啊！”“强抑着对自己‘叛徒妈妈’的愤恨，怀着极度矛盾的心理”，她没有毕业就报名下乡，去辽宁插队。临走，留下一个纸条：“我和你，也和这个家庭彻底决裂了，你不用再找我。” 果然，在以后的八九年中，她没有回过上海。而且，尽管妈妈多次来信，并邮寄衣服、吃食，她都“原封不动地给退了回去。”等到文革结束，收到妈妈单位的公函，证明妈妈的“叛徒”罪名是子虚乌有，现已平反昭雪，她这才赶乘火车回沪，去探望重病的妈妈。 然而，已经晚了，妈妈在她赶到之前，刚刚去世。“妈妈！妈妈！妈妈……”她用一阵撕裂肺腑的叫喊，呼唤着那久已没有呼唤的称呼：“妈妈！你看看吧，看看吧，我回来了——妈妈……”她猛烈地摇撼着妈妈的臂膀。可是再也没有任何回答。 小说发表后，立刻在广大读者中激起了巨大的反响。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类似的悲剧何止千万？巴人与女儿王高潮之间，便有着永难弥合的伤痕。这伤痕在谷斯范的纪实文学《永远的伤痕──巴人与他的小女儿》一文中曾有真切的展示。 文革前，父女俩形影不离。父亲讲述的故事使女儿高兴得手舞足蹈；女儿天真无邪的笑声亦使屡受冲击的父亲振作起精神，平添了生趣。 文革开始，巴人被戴上了“叛徒”“老牌修正主义”等几顶帽子；已经十四五岁的女儿也与他“划清界限”，不再回家。甚至在巴人身患脑血栓，几次昏死，即将被遣返奉化原籍的前夕，高潮仍然没有来看望他。 1972年7月25日，巴人病逝于奉化县医院。死前，他已是有着一年零九个月病史的精神病患者，不认识一个人，没说过一句清醒的话。然而，在他的衬衣口袋里，却始终放着一张高潮的照片，既不遗失，也不撕毁，成为死后留在身边的惟一遗物。而且，据医院的护士讲，临终前，病人还一再叫着：“高高！高高！” 几年后，文革终于结束。而高潮呢，也成为恢复高考后的七七级新生。但每每想起父亲，便痛悔不已，精神恍惚。1978年10月12日，她给远在上海的哥哥去了一信。信中写道： “《伤痕》我早已读过了，看完后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我比不了晓华，没那么‘革命’，而我却感到我心头的伤痕可能比她更深更不愿让人触及它。文化革命开始时，我只是个孩子，一个娇生惯养、只知道接受父母痛爱的孩子。……但我却知道恨‘叛徒’。我曾像晓华一样的无情过，当妈妈到了干校，我一个人留在北京时，爸爸给我写了许多信，但我始终没回过──别人不让回。我最后一次见他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清楚地记得他的白胡子及见到我的喜悦。我当时是冷冰冰的，我害怕，我认为见到父亲是‘犯罪’。”“后来，我后悔了，……我忏悔。但无用，最后的一面给我留下了如此强烈的印象，以致于我常常在梦中见到爸爸──九年了，我一直梦见他。后来我才明白我爱他。但社会逼迫我与他分离，恨他，像晓华一样……”如今，晓华与高潮的文革悲剧都已进入历史。但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们重读《伤痕》与《永远的伤痕──巴人与他的小女儿》时，仍能感受到震撼。进而，在感受数十年前刻印在国人心上的这一伤痛时，反思、追索造成这一伤痛更深层、更复杂的原因。 2014-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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