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16日去职，万毅17日送纸条：你永远是总书记

作者：冯克力

来源：凤凰网 本文摘自《老照片》第四十二辑

核心提示：胡耀邦16号下台，17号万毅伯伯的儿子来到我们家，说他爸爸有几句话让我们带给耀邦叔叔。万毅伯伯说："耀邦同志原来是我们的总书记，现在是我们的总书记，将来还是我们的总书记！"我们将这话转告给耀邦叔叔，他很感动。

有一位诗人这样写道："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胡耀邦就属于后一类人。

胡耀邦逝世已有十六个年头，人们还在惦记他，怀念他。今年11月20日是胡耀邦诞辰九十周年，为了表达我们对他的敬意和怀念，特向读者推荐刊登在《老照片》上的《日常生活中的耀邦叔叔》一文。

这篇文章是由王元元、延滨口述，邢小群整理。王元元、延滨夫妇与胡耀邦一家关系非常密切，他们的叙述既真切感人，又为我们留下了许多珍贵史料。

邢：元元，过去人们只能从文件报告中了解胡耀邦，由于种种原因，媒体至今对他的介绍很少。请你们夫妇谈谈胡耀邦，让人们了解一些胡耀邦不为人知的一面，那个日常生活中的胡耀邦，那个普通人胡耀邦。

王：这要从我父母说起。我妈妈楚侠，1939年去延安女大学习，和李昭阿姨是同班同学。关系挺好的，我有这个印象，好像是妈妈和另一个什么人，把李昭阿姨介绍给耀邦叔叔的。

记得我小时候，妈妈经常带我到耀邦叔叔家，因为我妈妈与李昭阿姨很要好。我和胡家的三儿子德华年龄差不多，常在一起捉迷藏；我妹妹六一和德华妹妹李恒年龄相仿，她们一块玩"过家家"，当时耀邦叔叔家在灯市口富强胡同。我经常往他们家跑，和德华、李恒在一起玩，有时就住在他们家，由外婆（李昭阿姨的母亲）照顾我们。耀邦叔叔特别忙，他见到我们，只是关心地让给我们加个菜。

我自己与耀邦叔叔接触主要是1965年开始的。

邢：胡耀邦曾到陕西工作了一段时间，和你们家有联系吧？

王：那是1965年春天。是他到陕西工作有名的"维新变法一百天"。记得那时我们的政治老师天天带着我们学习胡耀邦讲话。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平时刻板的政治课老师，在讲话精神的影响下，学着耀邦叔叔作报告的语调给我们讲他们听耀邦叔叔讲话的情景。当时课堂气氛挺互动的，给人的感觉，就像一股清新的春风吹进了校园。耀邦叔叔在陕西的一百天，天天都在下面跑，搞调查研究。我爱人延滨1970年在铁道兵部队当兵，部队在陕南旬阳。他说。在当地曾看到老百姓烧香供奉着牌位，开始以为是搞迷信，就问供的是什么神？老乡说，不是神，是胡耀邦。看他不解，老乡说："胡耀邦来了，把我们的公粮免了，才没有饿死人，是胡青天啊！"延：那个地方太穷了。最好的地方，一个人一年能分到8斤麦子。当时全国有六个不通公路的县，陕西就占了两个：一个是紫阳县，一个是旬阳县。后来我们和耀邦叔叔提到这件事，他对老百姓给他上香"供"他的事很惊讶。耀邦叔叔对我们说："旬阳那个地方我去了之后看到，哪儿有多少可种粮食的地，一个县城还是三面环水，老百姓一年大多是以红薯当粮，吃不了几次细粮。那么贫困的地区，你让他拿什么交公粮啊！"我们都知道，当时陕西的社教运动搞得非常"左"，一个长安县最后整得全县干部就只剩了一个半好人。咸阳的一个村子，按上面定的指标排队，最后全是地主、富农、中农，一个贫农都没有了。耀邦叔叔到陕西，就一直在基层搞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解决了一些当地的问题，结果自己却挨了整。

王：那是1965年9月，烈士子弟王小峰到我家来，他当时在陕南当兵，比我们大，知道的比我们多，很神秘地向我们炫耀说："几个月前，胡耀邦刚到我们这里讲了话，第二天就有人来消除影响。"当时我什么也不懂，但对这种做法很反感，我对他说："这不正常，都是西北局的领导，为什么有意见不当面提出来。"延：耀邦叔叔后来在陕西是一边挨批判。一边做当地干部的工作。叶剑英来陕视察三线工作，看到这种情况，让耀邦叔叔和他一起回北京。用了一个曹操整人的典故，对耀邦叔叔说，人家是往死里整你呢，赶快和我一起走吧，就硬把他带回了北京。回京后他一边治病，一边参与主持编辑毛泽东著作。

王：耀邦叔叔幽默地说：我交了最后一次检讨，而后扬长而去。后来有报道说，1965年是陕西建国后经济发展最快的一年。与叶剑英同去陕西的张爱萍将军感慨地说："陕西肥了，耀邦瘦了。"德华说："到机场接爸爸的时候，他又黑又瘦。"1966年10月，"文革"中我再来他们家时，他们家已经不完整了。李昭阿姨被关起来了，外婆也走了（李昭母亲），回老家取出身证明去了。当时只有婆婆（胡耀邦母亲）和李恒在家。晚上，要做饭了，吃什么？李恒说："爸爸三天前让人带走了，炊事员也走了，但留下了一块发面。"我说："好啊，咱们烙饼吃。"其实我们都不会做饭。等吃的时候才知道面里没有碱，烙得很好看的小芝麻饼比醋还酸。

1970年12月，我去耀邦叔叔家。那时他们和胡克实住在一个院里。我刚到没有几分钟，耀邦叔叔跑着就过来了，说："元元，你长大了。"说话的时候，特别慈爱地看着我。还说起我在1967年顶撞哨兵的事。并不断地说："长大了，不那么冲了。"要不是耀邦叔叔提起，我都想不起来了：那是1967年初，我到北京时，已经搞军管了。耀邦叔叔在团中央，不能回家。他从主楼里面搬到外面平房的时候，我和德华也去了。当兵的非让耀邦叔叔自己去搬他的大办公桌，耀邦叔叔当时腰被打坏了，脸色很不好。我就和当兵的吵起来，说怎么那么不人道，他的腰部伤了，还让他搬？当兵的说："那你搬！"我说："搬就搬！"桌子很沉，我也没有经过锻炼，很费劲儿，硬是和德华半步半步，一点一点，从楼里把他的书桌搬到平房。

等坐下时，耀邦叔叔就问我，西安形势怎么样？我如实地讲了整他的人被揭发的种种事情，耀邦叔叔打着手势说，他回来后向中央写了报告。我问他交给谁了？他说交给了某某，我说："哎呀，他们是一伙的呀！""他们是一伙的？"耀邦叔叔反问着，并一脸真诚地说："我不知道啊！"想着我这个不谙政治的小女孩的表现，看着眼前的耀邦叔叔，有了一种特别的亲切感。

外婆说："唉哟！谁来耀邦也不亲自跑过来哟！"在这两三个月的时间，我和耀邦叔叔朝夕相处，早上我和他一起在街上散步，一边看街道的名字，一边聊天。他告诉我，原来都不知道这些街道的名字，现在都很清楚了，说的时候很是得意。我清楚这里的意义。听外婆说，耀邦叔叔一天到晚忙工作，根本没有上过街，结果进了东安市场出不来，不认识路。现在认识了这么多的路，当然要得意了。晚上我们大家一起聊天，唱歌。上下午他多是看书，或是接待客人。

在耀邦叔叔家住下，我为当兵的事去找过一个海军的人，他态度比较冷淡。从未感受过世态炎凉的我受了很大的刺激，晚上回来就发烧了，躺在李昭阿姨的房间。第二天都没能起床。德平去买了蛋糕，放在外屋的桌上。大约十点钟的时候，耀邦叔叔来到外屋。他隔着窗子问："元元，你发烧了？"我说。"嗯。"他说："现在怎么样？"我说："不要紧。"他说："你不要动啊，听我来唱个歌给你听。"说着，他就唱起了《走上高高的兴安岭》。他发音很准，唱得很用心，特别抒情。那歌声就像清泉一样沁入了我的心田，我立刻就觉得病好了。在歌声中我穿好了衣服，悄悄推开门，看见耀邦叔叔坐在火炉旁，他面对火炉，手里拿着火筷子，打着拍子凝神唱着，我望着眼前的画面，静静地听着，感到特别的温馨。心中一片阳光灿烂，那点阴影被驱散的干干净净。

邢：看来胡耀邦也是性情中人，完全是用你可以接受的方式安慰你。为什么胡耀邦那么看重你？

王：也没有什么看重，患难见真情吧。1967年我到他家时，外婆主持一家的事情。我常对外婆说，我能帮您做点什么？您有什么困难您就说。因为那时，我觉得我们家的情况比他们家的情况好一些，他们家正在受冲击。可他们家从来不麻烦人，我说了好多次，外婆才吞吞吐吐地说："元元，你是个小孩儿，我真不知道应该不应该说这话，耀邦让他们把腰、腿打坏了，云南白药最好用，现在听说这是战备药，到处都不给开这种药，能买点云南白药，就是最大的帮忙了。"回到家我和妈妈讲了，我妈妈也很着急，买到了十瓶百宝丹，也可以治跌打损伤的，给耀邦叔叔寄到北京。那时候我是个孩子，只有一个想法，既然医院不给开，就到药店买。所以不论走到哪儿，见了药店我就进去问，得到的回答都是没有。问到后来，就成了条件反射。问完就向后转，因为都说没有。1967年底，德华和李恒到西安来我家，我们一起到延安玩。到了延安，我仍然习惯是见了药店就问白药，这次，我刚刚问完，转身要走的时候，听到一句："有。我一惊，高兴坏了！赶快把德华和李恒从街上叫过来，我们把延安两个药店的云南白药全包了，全部寄到北京去。或许是这件事给他们家人留下了印象，外婆反正对我是特别的好。

耀邦叔叔确实是性情中人，知书达理的外婆去世时，他为外婆撰写了祭文，文章朴实无华，赞扬了外婆的善良、明理，感谢她在逆境中维系了他们一大家人。在小孙女出世时，他为她写了命名文，我还记得，文章中说，鸷鸟勇敢，眼睛明亮，取"鸷"字就代表了小女孩明亮的眼睛，同时希望她是一个勇敢的孩子。取"知"字说明了耀邦叔叔的心愿，希望将来这个孩子是个有知识的人。在耀邦叔叔的平常生活里，处处充满了感情和希望。对生命的逝去和新生命的到来，耀邦叔叔寄予了深切的感情和热切的希望。

邢：他担任中央领导工作以后，你们接触多吗？

王：记得他就任中组部部长的前夕，我们都从不同的渠道得到消息。那天晚上，连李昭阿姨也对耀邦叔叔说："有人来电话了，说你是组织部长？"耀邦叔叔笑而不答，看了看表，大约11点的时候，说："可以说了，你把孩子们都叫来吧！"孩子们都来齐了，李昭阿姨说："今天晚上把你们都叫来，是告诉你们这个消息……"接着说了要孩子们以身作则之类的话。耀邦叔叔笑着说："八股呦。"接着，耀邦叔叔讲到百废待兴、积案如山的情况，当务之急是解放干部。他说，有些人有冤案，没有门路，凡是冤假错案，认识的不认识的，你们都可以帮忙，转信也好，传话也行。你们也是小小的渠道。但是要想当官，想走门路，这种事是坚决杜绝的。当时大家就他的话议论了一阵。

延：耀邦叔叔不论是作为领袖，还是作为历史人物，他做的几件事是可以载入史册的：组织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否定"两个凡是"、平反冤假错案、推动农村体制改革。耀邦叔叔对我们也说过，他每到一处，总有些事没干完，就不得不离开了。比如，到科学院正做着事情就被整下来了；到了党校，反思了一些问题，组织了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的"唯一"这两个字，就是耀邦叔叔主张加上去的。还想对一些理论问题进一步深入研究，没来得及做就离开了；平反冤假错案，虽然大部分做到了，但还有一些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当时想系统地做一下，今后在制度上如何保证不出或少出冤假错案，后来也没有做成。说起当时的情况，耀邦叔叔说：压力大啊！积了那么多的问题，就说六十一人的问题，一提出来就不得了，华国锋找他谈话说，六十一人问题是毛主席定的，这怎么能推翻呢？！耀邦叔叔当时说："毛主席他老人家做错了，我们帮他改过来嘛。"这不是一句简单的话，在当时环境下所面对的压力是难以想象的。耀邦叔叔以非凡的胆略和智慧承担起了这一历史的责任。

王："四人帮"倒台没几天，陈云请他去，在陈云家谈了三天（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回来后，耀邦叔叔对我们说，他们谈到粉碎"四人帮"后中国面临的许多问题。给我的感觉，在国内问题上，他们对毛泽东思想的看法和提法是一致的，即"刀子"不能丢；在国际问题上，他讲陈云同志着重思考的是中国在世界革命中的地位。给我的印象，他对陈云很尊重，我还记得1973年前后的一件事，有一天，德平接了一个电话，是陈云家打来的，后来是李昭阿姨接的，说的是陈云同志的棉毛裤的事。李昭阿姨在纺织局工作，当即联系好，让厂里给陈云同志特制两条。耀邦叔叔和德平知道后，都非常真诚地说："这样好，这样好。"耀邦叔叔确实是个很真诚待人的人。"四人帮"倒台后，他的第一个职务是在中央党校，应该说他在思想上是有开拓意识的。

延：在党校，他组织一拨一拨的人搞"真理问题"的讨论。第一篇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之后，引起很大争论，当时许多人都不表态。下面的人很担心，跑来问他说："怎么办？"他说："坚持住！"后来他给罗瑞卿打电话，商量是否在《解放军报》上登一些文章，有一天半夜，罗回电话说，可以在《解放军报》全文发。这样就发表了第二篇。《解放军报》是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

邢：那篇文章的题目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延：当时许多人都认为是中央的精神，省报陆续转载，各省也纷纷表态，在全国上下形成了一股力量，最终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禁区。

延：对干右派平反，我们曾问耀邦叔叔为什么要一风吹？他说："这个问题必须这么做。右派五十多万，加上被株连的人二百多万，这其中大多数都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如果要像别的案子，一个一个地甄别，要有一大批人去干。这些人有的还可能是当事人，再加上思想水平参差不齐，如果不一风吹，估计十年、二十年都平不完。权衡利弊，只好一风吹了。"耀邦叔叔主持中央工作以来，中央的一号文件都是农业问题。他说过，中国是个农业国，农民占了大部分，农村的问题解决不好，国家的问题就不好办，改革必须从农村先做起。土地由个人承包，多年形成的东西挡在那里，在当时绕不过去。用一个什么名称才能让上上下下的人们都接受？耀邦叔叔说：当时在勤政殿不停地来回踱步，有十几天，有一天脑子里突然出现这个词，我马上用纸写下来，写完我就笑出来了。"家庭联产承包制"再加上农村两个字，这下分田单干、包产到户都绕过去了。肯定通过了。

以后的中央一号文件都讲的是农业问题和农村问题，但是1987年的一号文件却是让他下来的决定。

王：在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的道路上，耀邦叔叔是用自己的心血和智慧在推进着改革的一步步实施，像就业问题如何解决，回乡青年怎样安置，农村的剩余劳力怎么办。要靠自强自立就必须搞乡镇企业、个体经济。可在当时，"文化大革命"搞了那么多年思想禁锢，处处是禁区，搞不好不仅发展不了经济，还要说是复辟资本主义啊！如何突破这个禁区，耀邦叔叔在马列著作中找到了依据，依照马克思的观点，雇七个人以下是介于工人和资本家之间（《马恩全集》3卷，第341－347页）。就是这条根据，为乡镇企业、为私营经济，在当时的条件下开了一个缝隙，这样既维护了旗帜，又解决了问题。

王：我和他像成年人一样地交往，还是得从耀邦叔叔下台开始说起。

邢：1987年1月。

王：其实对他的事情我早就有耳闻。当时社会上已经有了一些谣传，但都没有传到耀邦叔叔耳朵里去。我也给过他们消息。他下来后，我就和德华说，想去看他。德华说："不行，爸爸谁也不见。"那时他只是闭门读书，不见任何人。大概到了天热的时候，他的儿媳安黎找到我，说耀邦叔叔现在身体不太好，建议我去看看他。我说，我想看看他，他不见啊！安黎说："不见你也得去。得有人和他谈谈，想来想去还是你合适。"我就鼓起勇气去了。我一进门，就碰见他和李汉平（耀邦叔叔的警卫秘书）在廊子里散步。他说："元元，你来了？我们好久不见了！你找谁啊？"我当时心很慌，不知道他愿意不愿意见到我，就说："我找安黎。"他说："好，你去。"安黎对我说："你不要在意。我回家来他也问我："你找谁？"这样我就去了耀叔叔屋里。他已坐在沙发上了。我说："其实，我是看你的。"他说："欢迎你来，欢迎你来。"接着就是他一直在说。他说他下来的这几个月，前三个月，他把所有和他有关的文件都调来看了。反复思考过。当时选他上来的时候，他自己头脑很清醒，觉得不是自已有什么特殊的能力，而是遇到了这样一个百废待兴、需要有人承担责任、勇于破旧布新的时机，他觉得是时代把他推到这一步，无论是水平还是能力，自己都不够的，但在这个位置上他是尽职尽责的。说到他的辞职，他说是为了家庭，也是为了保护干部。现在急需稳定，不要再层层抓什么代理人、什么路线、什么错误路线分子。同时他也认为自己的年龄大了。耀邦叔叔一口气讲了大约两个小时。

给我的感觉是，他的身心很疲惫。我就对他说："听我说说吧！耀邦叔叔，您当总书记，我感到很亲切；您不当总书记，我依然感到很亲切。因为，对于我来说您就是耀邦叔叔。看一个人，就是要看他的人格，我觉得您的人格是最高尚的。您14岁参加革命，经历了那么多的党内斗争和政治风波，您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当初的信念和追求。依然保持了当年的赤诚和童心……"接着我说起对他的了解。

那是从"文化革命"中开始的，在"文革"中他是有机会改变他当时处境的，但他没有随波逐流。就是身处逆境之时，也都是在细心观察，认真思考，孜孜不倦地看书学习。我提到当兵时在北京进修，住在耀邦叔叔书房里的一件事，刚开始我只是想找本书看，可看了几本，上面都有耀邦叔叔的批注，引起了我的好奇心，于是就成了我在查看他的批注，当时书房四周从地到顶的大书架里的书，我一本不落全部看了，本本都有他的批注。

我提到"四人帮"倒台时，当时他无职无权，他丝毫没有考虑个人的前途如何，而是站在党和国家命运的角度，明确提出要汲取苏联的教训，"刀子"不能丢的问题。讲到童心，我提到"文革"中，他让我们这些年轻人给他的检讨提意见的一件事（他对年青人总是很信任、亲切）。他在检讨中提到对毛主席不忠时举了一个例子：有一次，毛主席在天安门上请客招待西哈努克，也让他作陪，他当时不知有什么事，没去。我当时说，这件事没有必要拿出来检讨，因为你并没有对毛主席不忠。你执行的都是毛主席的方针路线。你这样一说，反而容易引起误会，他听了点点头说；"我检讨的，真是心里觉得对毛主席有愧的事。"耀邦叔叔他们这一代人，并没有认为毛主席是神。他这样想，从另一方面反映了他的认真和真诚。

我还提到，在他担任领导职务期间的各个关键时候，他的思想和态度我都比较清楚。他当总书记的时候，我和他接触的较少，但我只要看到特约评论员的文章，总能准确地感到哪些话是耀邦叔叔亲口讲的。说到这里，耀邦叔叔说：说说看！我就扳着指头，讲他在党校期间，为解放思想，发动真理标准讨论的评论员文章、解放干部时的评论员文章、在他担任总书记时的评论员文章……他是怎么怎么说的……他认真地听着，不停地点头说：是，对的……还有什么什么……脸上渐渐有了笑容。

我还提到大家对他的惦记。最后我说："参加革命这么久，您做了那么多的事情，您依然保持了童心，仍然那么赤诚。人格最重要，有这一点就够了，你谁都对得起，既对得起民族、对得起国家，也对得起自己。你现在好好活着，比什么都重要！"他说："是的，马克思也讲赤子之心嘛！"从那时起，我跟他的来往就多了起来，一来是他闲下来，二来是觉得心是相通的。

邢：后来，你们经常去胡耀邦家，谈些什么呢？

延：自从元元和他这次见面以后，我们就经常去了。有时一两个礼拜没有去，一见面他就说"我们好长时间没有见了"。我们知道，他很希望我们常去。我们后来几乎一个礼拜去一两次，或更多。除了平常去，逢年过节，他都提前安排我们哪天来吃饭，和他家孩子回家聚餐隔开。有一次，他让工作人员打电话让我们去吃饭，我们去了之后，他说："今天吃涮羊肉。"并开玩笑说："听说啊，政治局委员一年供应三次涮羊肉，是人民大会堂手切的羊肉。"邢：他和自己的孩子也聊吗？

王：应该聊。耀邦叔叔家里气氛很民主，大家都是坦诚相待的。"四人帮"倒台后，耀邦叔叔说，一个老同志对德平的水平称赞不已。当时那个老同志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非常担心，德平对那个老同志说："伯伯，您不要担心，您要相信我们的党，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是会有人站出来的。"那个时候，大家也在一起谈各自的消息。记得德平说：邓小平是从来不喊万万岁的，但听到"四人帮"倒台的消息，禁不住喊出了共产党万岁！万岁！万万岁。这时安黎插话说，不对，应该说人民万岁，万岁，万万岁。党怎么能万万岁呢？这时我看到耀邦叔叔一个赞许的眼神。

邢：他是下来以后才这样希望与你们多谈吗？

王：他当总书记的时候太忙了，经常不在家，我们去得也少。当然见了我们也很高兴。

延：胡耀邦16号下台，17号万毅伯伯的儿子来到我们家，说他爸爸有几句话让我们带给耀邦叔叔。万毅伯伯说："耀邦同志原来是我们的总书记，现在是我们的总书记，将来还是我们的总书记！"我们将这话转告给耀邦叔叔，他很感动。1987年，万毅伯伯八十大寿，他让五一（万毅伯伯之子）跟我们说，想请耀邦同志写几个字。我们就和耀邦叔叔说了，他笑笑说；"我想想。"后来，他住305医院之前，我又提起这件事。他说："让我想一想，主要是对万毅同志的历史不是太熟悉，我正看一些万毅同志的资料。"到了1988年的秋天，一天下午我去找德华，耀邦叔叔见到我，让我跟他过去，他说："我想了几句话，给万毅同志，你看看！"我看到他给万毅题了十六个字："赤胆忠心，无私无畏；钢筋铁骨，长命百岁。"耀邦叔叔挑了一张他比较满意的，说："就这张吧！"我觉得那十六个字，是万毅伯伯的一生的写照。

王：和他谈完那次话，我们去看过李锐叔叔。李锐叔叔得知我见到了耀邦叔叔，问话问得很仔细，我逐字逐句讲给李叔叔听。李叔叔还作了记录。

邢：他们之间，原来关系是怎样的？

延：他们是工作关系，没有私人来住。我们和李锐叔叔谈后，他让我们带一本书送给耀邦叔叔。那本书是李锐叔叔的诗集，李叔叔在扉页前面专门写了一首诗给耀邦叔叔，最后一句是："活在人心便永生。"在此之前，耀邦叔叔对李锐并不熟悉，但对李锐在三峡问题上能给主席提不同意见，而且能够坚持，是很赞赏的。他尊重有这种品格的人。1988年，耀邦叔叔去外地，人还没有回来，就让人捎回来他刚写的诗，并在信封上写着："请元元小两口帮我把这两首诗交李锐同志改一改。"我们把他的诗给了李锐叔叔，李叔叔按古诗词的韵律做了修改，结果原诗的意境和气势改了不少。耀邦叔叔看后，开玩笑说："这可对我是个打击哟。"又说："这个写诗，太难了！"王：我觉得他的诗不错啊，当然我不懂格律。

邢：胡耀邦的诗还是有个性的。后来李锐在他的文章中表示挺后悔，说早知这样还不如让他写。

王：当然他后来还写，就是兴趣没有那么高了。送书以后，李叔叔表示想和耀邦叔叔谈谈。是延滨给他们联系的。1988年9月，他们有了第一次谈话，可能是谈三峡。延滨还给他们照了几张相。

王：李叔叔从美国回来，又想见见耀邦机叔，谈谈他的见闻。延滨要出国，我就陪同去了。我本来想把李叔叔送到就走，耀邦叔叔说，不要走，一起谈。我就挺认真地在一边记录。李叔叔从美国对地理环境和资源的利用谈起，当谈到电力资源时说，中国一百年都赶不上美国发展，他们都是在支流上利用水发电，还利用风。李叔叔真是讲得不错。我一直在记录。谈话不知不觉进行了好几个小时，话题也越来越深入。这时就比较系统地谈到了十个问题，李叔叔对我说，你记下来。我开始只记李叔叔的话，耀邦叔叔说时，我就收起来，不记了。这时我看了一眼耀邦叔叔，他没有说让我记，也没有说不让我记。我就开始记了。这十个问题李叔叔的文章里已经有了。

邢：现在看来，1989年4月5号的谈话，历史意义就太大了。当时是无意的，不是设计好的。但成了胡耀邦带遗嘱性的谈话。

王：对。没有人设计。

后来李锐对耀邦叔叔有个评价，他说："我认为，胡耀邦的产生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是一个幸运。"我觉得这个评价是对的！因为他脱离了从古到今的专制意识。他的人格更趋向为现代民主政治意义上的人格，不封闭，用现在的话说，是和世界接轨的。当李锐和他谈到美国时，耀邦叔叔很赞赏美国人民对劳动的崇尚，他们不在乎自己是个总统还是个农民，他们崇尚自己做的这份工作。我当时有一个感受，感觉到一种升华，他崇尚劳动，崇尚自由。

邢：你们有他的字吗？

王：我们那时没有想过向他要幅字。有一次，他说要给我们写封信，说在湖南时，不知道延滨是哪两个字，就没写。李昭阿姨还说，成天见面，还写什么信？后来我们才意识到他是想给我们留点什么。但有一次贺晋年画了一幅画请他题诗词，他构思好，写在他的小纸烟盒上，送给了我们。

邢：关于请三千日本青年访华的事，胡耀邦和你们说过他的想法了没有？

延：他说过。他说：这一定要从长远来看，这两个国家因为历史的原因，再加上战争，成见已经很深，两国人民都存在不信任的心理。谈解除成见，对我们这一代打过仗的人，意义就不大了。为以后着想，两国人民总是要消除成见，消除不信任的，这不是短时间能做到的，中日文化有共通的地方，日本接触西方文化比我们要早好多，但他们保留了很深的中国文化，有了规模地交流，互相了解了，沟通的渠道也就建立了嘛。几代人交往下去，一代一代潜移默化，两国关系会有很大改变。邀请日本青年访华是书记处定的。人，我们也不是随便地请，我们也要看他们在未来的中日关系中能起的作用。当时提出邀请的规模要大得多，是我建议把规模压下来，主要是考虑到当时的国情和我们的接待水平。一个总书记，这个权力还是有的。

对于说他说话随便这一点，他说：我就是想造成这么一种让人说话轻松的空气。不要让人不敢讲话，人人自危，诚惶诚恐，怕一句话说错有麻烦。研究问题讨论问题，说话可以随便一点，说话随便了，气氛就轻松了，每一个人也敢发表自己的意见，可以提不同看法。不要什么你都是对的，你一讲话，别人就不能怀疑，不能反驳，我们的人要都是这样，弄不好就会带来灾难的。这样的教训不少了。

邢：他的心脏病，原来有没有迹象？

延：在北京是没有什么迹象的，1988年去湖南说是病倒了，病得很厉害。当时可能跟他讲是冠心病。他说他不同意这个结论。

王：我说会不会是感冒引起了心肌炎？他说，这个意见我同意。实际上是大意了。

延：耀邦叔叔每次见到我们的女儿总是特别亲切：啊！孙女来了！

1989年4月2号，那是一个星期天，因为我4月5日去美国，我们准备去看看耀邦叔叔，再去买点出国用品。那天天气特别好，就说照几张像吧。耀邦叔叔挺高兴，招呼知鸷、京京、曦曦几个孩子在院子里照了几张像。和耀邦叔叔没讲几句话，我们把曦曦留下去买东西。回来时元元身体不舒服，直接回家了。等我回来刚走到大门口，警卫员带着孩子正往外走，说：首长让我们去找你们。我抱着曦曦向耀邦叔叔道别，耀邦叔叔说："唉呀，这个曦曦呀，闹得不行，我给她拿什么都哄不住她。元元怎么不见了？"得知元元病了，耀邦叔叔说：明天你们再来一趟。

王：我们的女儿是在两岁多的时候认识耀邦叔叔的，说起来也奇怪，她那么小，就对耀邦叔叔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记得人家给她剥了一小盘票子，她恭恭敬敬地端给耀邦叔叔，用小手示意请爷爷吃，耀邦叔叔拿了两个，慈爱地对曦曦说：曦曦吃，曦曦吃！

耀邦叔叔去世时，曦曦不到四岁，延滨在美国。那几天我天天在胡家忙着，她也不追我，追悼会那天，我回来问她，看电视了没有。她说。"看了，我都哭了。"到了1990年的12月，她五岁了，有一天我下班回家，看见她正在写一封信，开头是她自己写的几个歪歪扭扭的字"京京爷爷"（京京是德华女儿的名字），看见我回来，她说："我说，你写。"我就接着写下来，她说："告别了，京京爷爷，原来我是想把你的像放在人民大会堂，可那里有了毛主席的像。我就把你的像放在家里，我会在你的像前放满鲜花，我还会放上好吃的，用白纱布罩好，不让脏东西落上……"后面的话我记不清了，当时还套了一个信封，上面写着"京京奶奶收"。这封五岁孩子稚嫩思维的信，带去了一颗孩子诚挚的心。巧得是，李昭阿姨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正是得到通知去共青城的那天。

延：我们4月3日晚上又去了耀邦叔叔家。他又讲起曦曦哭闹的事，说元元把孩子惯坏了，不要那么娇气嘛！正说话的时候，秦皇岛市委书记丁文斌来了，耀邦叔叔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元元就到李昭阿姨那去了。耀邦叔叔问我："元元呢？你们别走啊，一会我有话说。"没过一会儿，李瑞环又来了。耀邦叔叔让安排在大客厅，过去之前耀邦叔叔又说："你们别走啊，我有话说。"等到快十点了，我们怕他太累，我说，"咱们走吧。"就去大客厅和他打招呼。他说："怎么走了？"我说："快十点了，我们走了，后天我就出国了。"他说："你走了，4月5号的事情怎么安排？"我说："元元来安排。"他说："好。"李瑞环问去什么地方，耀邦叔叔说去美国，李说去美国好哇，接着讲了几句有关美国的话。这之后，耀邦叔叔说："祝你一路顺利，一个月以后见，话没说完，回来再说。"一共说了四句话。李瑞环还问："你们说什么？"耀邦叔叔就笑了笑。后来他因心脏病突发住院。我就再没有见到他。他到底要和我们说什么呢？

邢：成了一个谜。

 

胡耀邦与“文化大革命”后拨乱反正时期的青年工作

作者：陈启懋

来源：凤凰网 原载《当代青年研究》 2013年01月21日 08:59

核心提示：“林彪、‘四人帮’煽动的‘打砸抢有理’和‘交白卷光荣’，毒害了我们整整一代青年。连国外许多朋友都清楚，在这场大破坏中，受害最大和最深的就是这一代青年。现在他们一般是20岁以上到30岁左右的青壮年，大部分已经走上了工作岗位，小部分还在学校学习。”

“文化大革命”中共青团组织受到严重摧残，各级团委机关陷于停顿，团干部受到迫害，团刊、团报等各种青少年读物被封禁，团中央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直停止工作。“四人帮”还妄想把各地的共青团组织变为他们篡党夺权的工具，受到广大团员、团干部的抵制。199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并毅然决定终止“文化大革命”，从而开始扭转了历史发展的方向，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使广大人民得以摆脱这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使广大青年看到了前途，有了希望。“文化大革命”后党为了解决“文化大革命”遗留的大量问题，进行了艰巨的拨乱反正的工作。“文化大革命”遗留的青年问题成堆，青年工作也面临着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文化大革命”后不久，胡耀邦就参加了党中央的领导工作，不久成为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工作非常忙，但仍十分关心青年，关心共青团的工作，对青年工作的拨乱反正作了系统的深入的指导，对青年工作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深切关怀青年，满腔热忱地指导青年工作的拨乱反正

胡耀邦在“文化大革命”后的拨乱反正时期领导了平反数量巨大的冤假错案、推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并承担着党中央繁重的日常工作，日理万机。但他仍然时刻把青年教育事业挂在心上，满腔热忱地指导青年工作的拨乱反正。

1978年，胡耀邦接受党中央的委托，指导筹备和召开团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他不仅出席团“十大”筹委会，还多次同大家一起研究团中央工作报告的主题、内容和新的团中央委员人选、团中央的领导班子，特别提出要注意选拔1976年“四五运动”中的优秀青年参加团的“十大”和中央委员会。1978年10月28日，在共青团“十大”闭幕后的新老团干部见面会上他又鼓励新的团干部不怕困难、会干实事、带头学习、不断前进。〔1〕以后他虽然公务繁忙，但从不吝惜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团中央召开的一些重要会议，他总是经常挤出时间来参加。如1979年初“文化大革命”中积累的一些青年问题凸显，有些矛盾很尖锐，影响了大局的稳定。同年2月，胡耀邦在团中央召开的团省、市、自治区书记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鼓励团的干部要解放思想、转变作风，面对青年，到青年中去解决问题，在实际中找办法。〔2〕1982年，作为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十分关注团的“十一大”的召开，并亲自出席团的十一届一中全会，发表了以“你们一定胜过我们”为主题的讲话。他在讲话中说：“团的干部一定要了解，你们的身上肩负着双重任务：第一重任务，你们要带领、团结和教育团员青年，站在四个现代化的前列英勇奋斗。还有一重任务，就是你们要准备接替老一辈，把我们党和毛主席开创的伟大事业不断地推向前进。”〔3〕

胡耀邦经常同一些青年保持通信联系，满腔热情地回答他们关心和感到困惑的问题。1978年初，一位年轻的共青团干部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出了当时许多青年感到困惑的问题，希望耀邦同志予以解答。胡耀邦为此写了一封热情的复信（《一位老干部给青年的复信》，1978年4月10日《人民日报》），结合自己的体会回答了来信提出的问题。他在复信中写道：“有些青年同志对党那么热爱，那么信任，并且准备把一切都献给她。但错误路线干扰破坏的时候却为什么跟着跑，反而损害了她呢？这个问题，我在青年的时候，也碰到多次，并且为它苦恼过。现在年纪大了，才知道这是青年很难避免的遭遇。老实说，青年缺乏经验，缺乏锻炼，盲目性很大。有什么窍门，什么保险的东西可以避免这种遭遇吗？我看没有。如果有，那我们就否认实践论了。那么，是否可以逐渐减少以至最后基本上消灭盲目性呢？马克思主义又告诉我们，这是可能的，完全可能的。办法就是要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努力学习和实践，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革命理论，学习党的文件和党报党刊的重要言论。同时，经常生活在群众中间，向群众学习，向群众作调查，听取群众的呼声，倾听群众的意见，遇事同群众商量。这样就可以使自己成熟起来。”〔4〕

胡耀邦对青年深切的感情与他的经历有关。他16岁（1931年）就担任了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儿童局书记，18岁（1933年）担任少共中央秘书长，19岁（1934年）担任共青团中央局书记，后来又先后担任共青团中央局组织部长、宣传部长。1952年起任团中央书记14年之久。他自己就说过：“我对青年抱有特殊的亲近感。这当然不仅是因为我同其他年长者一样，都是由青年过来的；更重要的是因为我一生中，从事青年工作的时间长达二十年。”（1983年11月26日在日本各界青年集会上的演说）〔5〕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名政治家和马克思主义者，胡耀邦以历史发展的战略眼光看待青年，深知青年工作的重要性。在这次对日本青年的演讲中他说：“长期经验，使我相信一个真理，青年是民族的未来，人类的希望，国家命运和前途的未来主宰者。”〔6〕胡耀邦的心始终和青年、青年工作连在一起，他对青年教育事业念念不忘。

二、正确评价“文化大革命”后的一代青年

由于“文化大革命”初期不少青年被煽动起来造反，做了一些错事、坏事；“文化大革命”期间广大青年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其中一些人在社会上游荡，沾染了不良习气；“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文化大革命”中积累的社会矛盾爆发引起社会的动荡，其中大多与青年有关，“文化大革命”后一段时间里党内外对青年的评价产生了分歧。有些同志认为那一代青年是“走下坡路的一代”，有些认为是“荒废的一代”，也有些认为那一代青年是“思考的一代”、“怀疑的一代”，众说纷纭。这是当时青年工作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胡耀邦十分重视如何正确评估、看待“文化大革命”后这一代青年的问题。在与团干部的谈话和一些重要会议上他对这个问题作了系统的论述，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任何时候都要肯定青年的主流、青年的大多数。针对一个同志认为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新中国土地上生长的第三代、第四代走下坡路的观点，他明确指出：“这一点，我不能同意。因为这种看法不合乎实际情况，没有作具体分析。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青年大致上总是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走下坡路，甚至走到泥坑里去了。但这只是极少数。一种情况是在十字路口徘徊，迷迷糊糊不知往哪里走好。这种人比第一种人多一点，在‘四人帮’反革命路线煽动下，就更多一点。‘四人帮’被打倒了，在党中央的正确路线鼓舞下，这种人大大减少了。另一种是充满朝气、奋发有为的人，就是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这种人也到处有，在那些用血和泪为人民、为我们伟大事业而英勇奋斗的人们当中，不多数是青年吗？这种青年，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是少数。”〔7〕1980年2月12日，在全国剧本创作座谈会上他也特别谈到了如何看待青年的问题。他指出，“有同志说，青年是好的；有同志说，青年是坏的。我觉得两种看法都太绝对。我们党历来讲青年绝大部分是好的，也有少数不好的。”〔8〕在20世纪80年代初伦理学界的一次会议上他又讲到了怎样看青年的问题。他说：“有人对大学生的估计是‘三信危机’，这里有个看问题的标准问题。现在要求振兴中华、要求改革是青年主流，这是对青年估计问题。”〔9〕

第二，强调对青年要一分为二。胡耀邦指出：“青年人很可爱，他们本质上很纯洁，很有朝气，他们是我们的未来。但是人在青年时期，一般来说，却比较幼稚，容易上当。”〔10〕“人在青年时代，确有优点，也确有弱点。弱点往往是好高骛远，不切实际；或者目光短浅，小天小地。我们的宣传工作不要助长他们弱点的发展。要发扬积极的东西，鼓励他们奋发图强，舍己为公，朝气蓬勃地前进。”〔11〕

第三，重视“文化大革命”中青年学业荒废的问题，但不同意把青年说成是“荒废了的一代”。1980年3月23日，胡耀邦在中国科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特别提出了青年的学业问题。他说：“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期间，从8岁到18岁的青少年大约有一亿五千万人。那时，他们本来都应该在小学和中学里好好学习，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的学业基本上荒废了。林彪、‘四人帮’煽动的‘打砸抢有理’和‘交白卷光荣’，毒害了我们整整一代青年。连国外许多朋友都清楚，在这场大破坏中，受害最大和最深的就是这一代青年。现在他们一般是20岁以上到30岁左右的青壮年，大部分已经走上了工作岗位，小部分还在学校学习。他们中的大多数表现不错，思想上受毒害较深的只是少数。无论如何，他们所受的思想上的毒害还比较容易消除，但要弥补他们文化科学知识上的损失，那就不是一个短期能够做到的事情。因为他们每天都担负着繁重的生产劳动任务，有的已经成了家，还要操劳家务。我们希望科协的同志协同教育部门、工会，共青团、妇联的同志用心研究这个问题，希望一切厂矿企业、农村人民公社的同志们，也都来认真考虑这个问题，看看采取什么最有效最便利最切实的办法，在继续帮助他们提高思想觉悟的同时，有计划、有步骤地帮助他们提高文化，提高技术，使他们真正成为适合四个现代化需要的一代新人……现在有两亿一千万青少年在中小学校学习，他们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后备队。他们今天上课堂，明天就要上战场。现在课堂上的功夫如何，同今后战场上的战果有密切关系。我们要想得远一点。”另一方面，他不同意把青年说成是“荒废了的一代”。他强调指出：“这几十年国家总的来说是处在大变化、大动乱、大发展的时期。痛苦的经历，只要用正确的态度、正确的观点对它重新加以认识和体会，从中汲取有益的教训，不好的东西也可能变成很好的东西。所以现在这一代年轻人，二十几岁的人，三十几岁的人，四十岁左右的人，经历了中国社会的大变化、政治局面的大变化，两方面的经验都有，这很难得啊。什么是正确的，是错误的，错误的应该怎么防止，正确的应该怎么发扬，这种经验是买不到的，是从书本上学不到的。”第四，强调要正视青年的弱点并注意帮助青年克服自身的弱点。1980年他在《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演讲中指出：“我们要引导青年奋发图强，脚踏实地，为人民作出更多更好的贡献。要防止青年人陷于目光短浅或者好高骛远的境地。”1982年，在共青团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再次强调指出：“青年人中有两个带普遍性的弱点，一个叫抓不紧自己，一个叫瞧不起群众。对自己抓不紧，对别人看不起。自古以来，就有很多长者、贤者向青年人打这个招呼：‘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就是讲这个事情的。毛主席几十年来也经常向青年人打招呼。但许多人往往是在四、五十岁以后，才回头来想自己，觉得年轻的时候耽误了、懈怠了，经常吃这种‘后悔药’，就是后悔当年对自己抓不紧，对别人瞧不起……青年人有股闯劲，什么都不怕，敢说，敢干，这是好的。但是，一定要防止对自己抓不紧，对别人瞧不起。”〔12〕

胡耀邦这一系列判断和分析，为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初期的青年工作指明了方向，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引导青年向前看，做新长征的突击手

早在1975年胡耀邦受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同志委托对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严重破坏的中国科学院进行整顿时，就提出了“新长征”的口号。那一年的十月中旬，在科学院共青团纪念长征四十周年的大会上，胡耀邦作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新的长征》的报告，号召科学院的青年技术人员要牢固树立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艰苦奋斗的思想。他说，“长征到现在40年了”，全国人民要“再干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要进行一个新长征”，这个新长征就是“要在本世纪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们可爱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现在，我们新的伟大的新长征的军号已经吹响了”。〔13〕在当时“文化大革命”突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压力造成的沉闷气氛下，这个报告有如石破天惊，在科学院的广大科技人员、干部特别是青年中引起了巨大震动。尽管“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四人帮”仍在肆意横行，但“新长征”的口号却冲破种种封锁，开始在青年中流传。

粉碎“四人帮”后，面对“文化大革命”中深受极左思潮毒害，同时也饱受摧残、历经曲折、多少有点迷惘的青年，胡耀邦认为重要的问题是要引导青年向前看，让他们在建设国家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锻炼成长。1978年5月，胡耀邦受北京东城区团委邀请参加纪念“五四”59周年的大会，并即席发表演说。曾任团中央书记的王照华同志对此作了十分生动的回忆：耀邦面对与会者热切的目光、激动的神情，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开口就说：“我们这些做过团中央工作的老同志、老人，今天来参加你们这个会，主要是来表达我们的心情。刚才听说你们说要欢迎我们，说的不对。我们老了，或者说，我们正在变老，我们没有资格再做青年团的工作了，我们这生再也没有这个希望了。因此，你们不应该欢迎我们，而是应该欢送我们。”说者很动情，话语间充满着对团的工作留恋之情。听者动容，报以热烈掌声，掌声中充满着对胡耀邦等“老团干”的感激之情。接着耀邦说：“我们党现在把新时期的总任务叫做新的长征。什么是新的长征呢？新的长征叫作实现四个现代化，或者说是要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成为一个四个现化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老的长征的雄心壮志就是毛主席讲的‘不到长城非好汉’，新的长征我看应该是‘不入世界前列非好汉’。”最后他又语重心长地指出：“老的长征中有好样的，也有窝囊废；有英雄，也有逃兵。新的长征中有没有逃兵呀？有没有窝囊废呀？这是摆在你们面前应该考虑的问题。现在新的长征已经开始了，我们怎么进行长征，我们是大摇大摆、两手空空地进行长征呢，还是要有新准备，有新武装参加长征？我们进行老的长征，至少有两大武器，一个是步枪，一个是手榴弹。步枪加手榴弹，拿着这两个武器参加长征。进行新的长征靠什么？进行新的长征可不像逛颐和园，也不像逛香山。预祝新时期的共青团成为一支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强国的、不怕任何困难的、一往无前的、英勇的突击队，预祝新时期的青年一代个个都成为进行新长征的新英雄。”〔14〕

新长征的号召在广大青年中传播，得到热烈响应。不久后召开的共青团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即以“为伟大的新长征贡献青春”为题〔15〕。“争当新长征突击手”成为青年中的响亮口号。

四、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中犯错误的团干部和青年

在拨乱反正期间，胡耀邦一再强调，要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中犯过错误的青年，除了个别一贯搞“打砸抢”，有血债、民愤的犯罪分子外，对一般受害上当、做过些错事的青年，都要帮助他们总结教训，治好创伤，放下包袱，轻装前进。

1978年春夏之交解放军报社一个同志访问胡耀邦。耀邦同志说：“我们要注意团结大多数。‘文化大革命’中跟着起来造反的，绝大多数是受林彪、‘四人帮’的煽动而受骗上当的好同志，许多还是不懂事的娃娃。在群众中划分这个派那个派搞批判，容易扩大打击面，伤害一些本来是可以争取和教育好的同志，这样做对革命事业不利，我们要在揭批‘四人帮’的同时，多做团结工作，最大限度地缩小打击面，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16〕

胡耀邦正确对待、妥善处理团中央机关在“文化大革命”中犯过错误的干部。“文化大革命”初期团中央受冲击，胡耀邦和其他团中央领导同志“靠边”挨斗。原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王道义被指定临时主持团中央的工作和机关的“斗批改”。他多次组织对胡耀邦的批斗。但“文化大革命”后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胡耀邦仍分配他当兰州市的市长，后来又让他担任甘肃省的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有人对此不解，问胡耀邦为何如此处理。胡耀邦解释说；“他批判我50年代的讲话时，说我只讲以生产为中心，不讲阶级斗争是修正主义。我当时就是那样讲的，他也没有造我的谣呀！批得不对那是另外一回事。后来我只是批评他，驻团中央的军代表做了那么多错事，你还尽讲他们的好话，这是错误的。咱们大家都知道这个人是工人出身，是个好同志。错误是在那种特殊情况下犯的。”〔17〕就是对这位军代表，胡耀邦后来也分配他到国家体委当了副主任。有人问，这个人犯了那么多错误，为什么还让他当体委副主任，胡耀邦回答：“还要给他出路嘛。”〔18〕“文化大革命”中，团中央机关不少人在那种特殊条件下造过他的反，批判过他，或搞过他的“专案”。“文化大革命”后有的去看他，甚至有事求他，他都不计前嫌热情待之。一次，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一位干部去他家，他热情接待，他的孩子却因为这位同志在运动中揭发批斗过父亲而态度冷淡。孩子想不通，父亲为什么还对揭发过自己的人这样热情。胡耀邦不仅当面让孩子叫叔叔，事后还对孩子们讲他身边工作的人当时的日子也不好过，顶着很大的政治压力，造反派把他们当成“走资派”的知情人，千方百计地从知情人身上挖所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材料，他风趣地说道：“保皇派不好当啊。”〔19〕团中央机关还有一个在“文化大革命”中整过他的青年，在粉碎“四人帮”后的清查中受到审查，一时过不了关，他写信向胡耀邦同志“求救”。胡耀邦把信批转给团中央负责同志，要求尽力做好这个青年的转化工作。这个批示加快了这个青年解脱的进程。这充分体现了他宽以待人的胸怀。〔20〕胡耀邦正确对待、处理团中央机关犯错误的干部，为全团树立了榜样。

1983年开始整党后提出要清查“三种人”（指“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胡耀邦对此十分重视，强调要注意那些比较年轻，有文化，造反起家，而且隐藏下来的，甚至已经钻进领导班子或者第三梯队，正在受到信任和重用的人，这种人对党的危害很大，要坚决清除。但同时又提出要注意把犯严重错误的、说过错话的、办过错事的三种情况与“三种人”区别开来。他说：“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那股潮流来了，谁挡得住啊！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人都不可避免地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只不过轻重、大小不同就是了。当时处于各级领导岗位的老干部就难以不犯错误，我们要慎重区别这些错误是不是属于‘三种人’性质的。”〔21〕“文化大革命”期间团中央是个重灾区，有两个书记处书记被迫自杀，一个自杀未遂。但团中央未划一个“三种人”。正确对待和处理“文化大革命”中犯错误的青年和青年干部，使一大批青年和青年干部放下了包袱，轻装前进，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各项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五、正确对待、处理青年诉求和青年群体事件

1978年冬、1979春，正当党和国家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向经济建设转移的历史转折关头，“文化大革命”中积累起来的青年问题突然爆发。其中最突出的是“文化大革命”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大量要求回城，部分“文化大革命”前支农支边的青年受到影响也要求回城，形成了一股“返城风”，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卧轨、阻拦交通等极端行为，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与此同时，北京、上海等地又出现了群众自发的政治集会、论坛和组织，如北京的“西单墙”、上海人民广场的“民主论坛”等。一些年轻人用“文化大革命”中学会的“四大武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发表他们的政见，提出他们的诉求。其中有不少意见值得执政党重视研究和反思，但也有一些过激甚至极端言论。这样，如何正确对待、处理青年诉求和青年群体事件，就成为维护社会安定团结、保证党和国家工作重点顺利转移的重要任务。胡耀邦在中央集体的支持下，为正确、妥善处理青年诉求和群体事件作了大量工作。

首先，胡耀邦强调要正确看待青年的诉求和群体事件。当时有些同志把青年闹事看得非常严重，一些人甚至藉此攻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其后中央召开的理论务虚会。胡耀邦怀着莫大的历史责任感和政治勇气发表了许多很有价值、非常精辟的意见。他指出，青年总的思想倾向是好的，是要搞四个现代化的。上访的人多数是有委曲、有冤屈的，百分之九十八、九十九的人要求是合理的。这是主流。我们工作没有做好，使他们吃了苦头，要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但是否也有那么千分之一、万分之几的人，他们的想法和做法都是不妥当的。有的举大标语游行，提出“反饥饿，反迫害，要民主，要自由”，和外国人挂钩，一谈四个小时。他把这些有错误思想的人称为“民主个人主义者”，并指出其主要表现是：一是离开宪法的基本原则、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讲民主自由。宪法的个别条文，不是不可以修改。但是，诸如我们的国家是共产党领导、要搞社会主义、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等等，这些基本原则不能违背。这些人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要民主，要自由，这就不对了。二是离开发展生产搞改善生活。三是离开人民的整体利益去搞个人利益。四是离开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搞思想解放。〔22〕胡耀邦在这里既肯定了青年的主流，指出上访者的诉求绝大部分是合理的，要尽可能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又指出少数青年中的错误倾向，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指导等基本原则，这与稍后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是一致的。

其次，胡耀邦强调对青年群体事件要采取疏导的方针，不能采取压制的态度。要切实加强党政机关的群众来信来访工作，热情接待上访群众；对一些极端言论和行为不要怕，要多做工作，正面教育，以理服人。有三条一定要坚持：一是不要随便抓人，二是不要随便点名批判，三是不要乱打棍子。〔23〕1989年3月26日胡耀邦逝世前不久，在与张黎群、陈沂谈青少年教育问题时还强调：“周恩来总理讲，谁掌握青年，谁就掌握未来。我们必须对青年采取正确的态度。青少年处于成长的过程中，他们在动态中成长，血气方刚，天性好动。青年人上上街，说说怪话，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要善于引导和教育，而不能压制和禁锢。历史上没有哪一个统治阶级是被学生推翻的。毛主席说过：镇压学生没有好下场。这句话还是对的，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我们这么一个先进的党，决不能把青少年当敌人对待。当然，‘文化大革命’造反的也是年轻人，那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主要问题不在青年身上。青年中也有害群之马，那是极个别的，不能一叶障目而不见泰山啊。”〔24〕

再次，胡耀邦强调处理群体事件一定要深入第一线面向青年做工作。他曾要人民日报社派出几位可靠的同志深入到几个群众自发组织的内部去，引导、教育他们不要误入歧途，同时对一些用心不良的人进行分化瓦解工作。他还亲自听这些同志的汇报，进行指导。他在1979年2月团中央召开的团省市书记会议上充分肯定了上海团市委干部深入到人民广场“民主论坛”的青年和要求回乡的知青中直接做工作的经验，要求各团省市委都这样做。〔25〕他还主张搞一些讨论会、讲座，请大学、社会科学院的专家、学者作报告，并吸收那些“民主墙”的青年参加，讨论民主问题。他还亲自找一些青年中的代表人物谈话。

第四，热情鼓励青年参加农村、边疆建设，妥善处理知青回城问题。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团中央和省市团委曾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组织部分城市青年到农村、边疆垦荒。这既是建设新农村、支援边疆地区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为了解决部分城市青年的就业问题。这些青年在农村、边疆艰苦奋斗，为加强农业第一线、巩固边防作出了贡献。其中出现了大量先进人物，如邢燕子、徐建春、侯隽、董加耕、鱼珊玲，等等，以及先进集体如北京青年的黑龙江垦荒队、上海青年在江西德安建立的共青社、温州青年在大陈岛建立的志愿垦荒队，等等。尽管在安置工作中有不少缺点，但其方向是正确的。胡耀邦一贯热情支持、鼓励这些在农村、边疆艰苦奋斗的青年。1978年9月，江西共青垦殖场的团代表到北京出席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次代表大会，胡耀邦在听取共青垦殖场代表的汇报后，欣然命笔题写“共青垦殖场”。1984年12月12日，已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百忙之中再临共青城。他漫步街头，留下一路欢声笑语。他登高俯瞰，凭栏远眺，与人攀谈，与老垦荒队员合影，并根据他们的要求，欣然命笔，题名“共青城”。1985年10月15日共青垦殖场建场三十周年时，胡耀邦又给共青垦殖场的新老建设者们发来了热情洋溢和寄予殷切希望的贺信，信中说：“今天，在我们党领导十亿人民进行改变自己命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仍然需要大力发扬你们这种极可贵的垦荒精神。一切有理想、有抱负、有出息的当代中国青年，都应该从你们的奋斗历程中悟出一个不朽的真理：中国青年的光明前途要自己用双手去开辟。让我们继往开来，再展宏图，一往无前地为共产主义壮丽事业英勇奋斗。祝共青城的创业者们继续奋发进取，建功立业。”〔26〕对“文化大革命”前支农支边的青年，胡耀邦总的是鼓励他们继续奋斗，建设祖国的边疆和新农村。当然，他也指出对安置工作中的缺点要努力加以克服，有些确有实际困难的也要实事求是地予以解决。

如前所述，“文化大革命”中的“上山下乡”是在国家经济文化教育事业遭到大破坏、城镇青年找不到出路的情况下被迫进行的，既不为大多数青年和他们的家长欢迎，也不为大多数农村欢迎。“文化大革命”后近一千万知青要求回城。党中央经过研究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解决问题。胡耀邦对“文化大革命”中动员知青“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的做法早有看法。1978年4月4日，他对中央党校同志讲：“现在全世界都从农村吸引人到城市，只有我们从城市到农村，这是暂时的还是长久的？到农村去搞饭吃，现在城市有许多事情要做，一是服务，二是建筑。现在洗澡、理发、交通都紧张，不搞这些，而到农村去搞饭吃，这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要下乡，下乡还要插队，才是马克思主义，太片面了。”〔27〕1979年5月8日胡耀邦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时说，要把让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种地的办法改过来，要用其所长，不要强其所难。过去的办法是一举两害，现在要一举两得。〔28〕胡耀邦在这里讲的“一举两害”，显然是指既不利于青年又不利于国家，“一举两得”是指既要有利于青年个人的发展，又要有利于国家的建设。邓小平、李先念等领导同志对解决“上山下乡”知青问题也作了指示。在中央的正确领导和各级党和政府、人民团体的共同努力下，知青返城问题终于大体上得到了妥善的解决。大部分“文化大革命”中“上山下乡”的知青回到了城市，也有一部分已在当地参加工作、成家立业的青年留了下来与当地人民一起共同奋斗。

六、高度重视解决青年就业问题

大批知青返城后城镇青年的就业问题突出。这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问题，也是关系社会安定团结的大问题。胡耀邦高度重视这个问题。1979年6月他对他儿子胡德平说：我今年下半年就抓两件事，一是抓轻工生产；二是抓750万青年的就业问题。〔29〕一段时间里他把解决城镇青年就业问题作为他的工作重点之一，采取了不少措施。

第一，他强调要正视青年的就业问题。当时在报刊宣传上，仍把“失业”称为“待业”。对此，他非常不以为然，认为没有必要掩盖社会矛盾，自欺欺人，他说：“要着重谈一个问题，把城市几百万待业青年安排好。我们用‘待业’两个字，外国人说他们本来是失业……要把问题说到家。”〔30〕

第二，他把青年就业问题与四个现代化中国营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用工流向、社会总劳力在国民经济生产各部类重新分配、广开就业门路和支持青年人搞活经营、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各自优势比较等问题联系起来，从经济体制改革的宏观战略上进行研究、思考，从而为解决青年就业问题开拓了广阔的空间。〔31〕

第三，他重视抓安排青年就业的成功经验并加以推广，如湖南省湘潭市红旗和先锋两个知青综合场的经验、北京广开门路特别是发展服务业安排青年就业的经验。他还亲自去考察过天安门广场观礼台下为知青开辟的营业点。

第四，他强调要教育青年在就业问题上摆脱过时的观念，树立正确的观念。1983年8月30日上午，在会见全国发展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安置城镇青年就业先进表彰大会代表时，胡耀邦作了题为《怎样划分光彩和不光彩》的重要讲话。他说，现在社会上还有一些陈腐观念，妨碍着我们前进。在社会舆论中，有些是非标准还不很明确。例如，谁光彩，谁不光彩，怎样区分光彩和不光彩，就不很清楚。到处碰到这样情况，到全民所有制光彩，到集体所有制不大光彩，搞个体的就很不光彩，找对象都困难。还说什么，当干部光彩，没当干部就不光彩；上了大学光彩，没上大学就不光彩，等等。光彩与不光彩，究竟用什么标准来划分？这个问题如果弄不清楚，并且不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有些是非好坏就分不清楚，就会阻碍我们更好地前进。他说，究竟谁光彩呢？必须有个明确的标准。凡是辛勤劳动，为国家为人民作了贡献的都是光彩的。那些在困难危险的环境下作出了突出贡献的同志们最光彩。那些同犯罪分子拚搏，克服技术困难、材料困难，自力更生打开局面，作出成绩的同志们最光彩。什么是不光彩的，什么是最不光彩的？好逸恶劳不光彩，违反劳动织律不光彩，违法乱纪最不光彩。我们必须把陈腐的观念清除掉，代之以正确的观念。〔32〕

青年就业问题是胡耀邦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面对、参与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社会效果是很好的。改革开放初期青年积极性较高，与就业问题的解决是密切有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