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晴：论革命和改良——兼与韩连潮先生商榷
作者：林子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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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晴：论革命和改良——兼与韩连潮先生商榷
作者：林子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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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革命和改良——兼与韩连潮先生商榷 作者：潘晴 来源：网络 本文缘起： 今年10月6日，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在美国田纳西州发出“民主革命檄文”。其口号是：“改革已死，革命当立，废除专制，再造共和。”口号的前半截“改革已死，革命当立”来自国内民运人士的呼吁，并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认同。 “改革已死，革命当立”口号的提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急剧变化时期的社会心理状态。对此，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作是“六四”镇压后，海外民运中革命主张的老调重弹，和对东汉黄巾军“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口号的现代翻版。因为，这个口号的提出来自国内。这说明了，在“改革开放”35年之后，中共虚假的“改革”已被人民唾弃，国人已不再寄希望于中共的政治改革。而真正的“变革”——即改变腐朽专制政治体制的革命，已成为民众最强烈的愿望。 从《檄文》发出后各界的反馈来看,虽然存在一些争议但普遍认为：革命概念的重新提出，是一部分民运人士对中国社会转型过程长期反思的结果。更是民运对国内民众抗暴行动和体制内外人士革命呼声的回应。表明了中国民主运动对推动“民主革命”当仁不让的政治承担。 笔者作为田纳西会议的参与者和《民主革命檄文》的发起人之一，对此口号有清醒地认识和理解。并认为：革命概念的重新提出，是中国民主运动在当今变革时代中最重要的政治表述。历史已证明，不到无路可走，人们绝不会轻言革命。如今，统治者已明确拒绝政治变革，并公然对人民“亮剑”。因此，国人将视野再次投向“革命”，只能说是被逼出来的。这也表明了，这个“火山口上的红色帝国”，已危机四伏、败象毕露了。 基于这样的思考，笔者在10月21日于加拿大多伦多召开的《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第六届年会》上，作了“论革命与改良”的专题发言，就一些重要的政治概念提出了个人的看法。会中又与一些参会者进行了深入地交流，在如何看待民主革命的问题上形成共识。从会议各方面的反应来看，革命的话题已引起了广泛关注。 北美开会回来后，一些关心“革命”话题的朋友与我交流，催促我将相关思考整理成文字。这些建议即反映了朋友们不言而喻的“革命热情”，也合乎情理。好在多伦多大会发言时，我有一个简要的文字提纲，根据大会记录再做一些补充，基本上可以完成“这项任务”。而这些想法，原本是希望和韩连潮先生以及与他持有相同观点的朋友们当面讨论和商榷的。为了弥补这个遗憾，只好选择用文字的方式来完成了。 更重要的是，“革命”这个话题对于民主运动来说，是无法回避和必须认真思考的。笔者在此“抛砖引玉”，是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关心这个话题，以探寻中国民主革命的正确方向。这篇文章只是个人的一些浅见，不当之处，欢迎韩连潮先生和朋友们批评指正。 正文如下：（根据多伦多会议发言记录整理，并作了相关内容的补充） 感谢大会主办方给我选择了“引领变革”的发言主题，不过我还是想利用这个机会来谈谈革命。三天会议下来，大家都已经很累了，其实我本人也很疲惫。不过也许革命的话题带有火药味，比较刺激，可以让各位“脑力激荡”一下，兴奋起来。加上会中我和李伟东、高健、叶宁、汪岷等人交流过，认为革命的话题必须要谈，有些重要的概念需要澄清。既然我是最后一个发言者，看来“这一炮”只能是由我来放了，希望各位谅解。
自辛亥革命之后的百年以来，革命一直是中国政治话语中的核心概念。中国人从欢迎革命话语到迎来一个接一个噩梦般的革命后果，如今已对革命的话题谈虎色变和充满恐惧了。这既反映了人们对中共以革命的名义实行专政的憎恶，同时也表明了，在官方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人们对革命话语观念上的误解和看法上的歧义。这说明。在大变革时代来临之际，首先需要的是对革命概念的澄清，即在观念上消解对革命话语的误导和错误理解。 因此，重新梳理革命话语，正确解读和区分“政治革命”与“社会改良”的概念，对中国民主运动来说，就有了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长期以来，中国人实在是被中共的“革命”搞怕了，以至于一听到“革命”，就以为是又要“打土豪分田地”和“杀人放火”了；一谈起“革命”，就联想起一幅“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和“千百万人头落地”的图像。今天，当我们提出民主革命（即宪政革命）的主张时，就必须对革命的概念作出明确的定义。同时，也需要对改良在政治上的定义作出说明。 革命一词，在社会学以及日常口语中，通常表示一种极端的、常常带有暴力的、对现存政治和经济关系的社会性变革（颠覆）。【1】 一般而言，“革命”表示一个政治制度的改变。在政治学上经常出现的与“革命”相对的概念是“改革”——即改良。前者指对现行体制的推翻或取代，而后者则是指体制内较大规模的修改。【2】 英国政治学家海伍德认为：“革命”一词的最初含义是指周期性的变换（来自动词“循环”），正如1688年英国所谓的光荣革命是对“正当的”政治程序的恢复一样。【3】 海伍德对“政治革命”的定义是:“是包含超出法律范围的大众行为的群众起义，它们通常（并不必然地）带有暴力的色彩。这就将革命与武装政变——小团伙摄取权力的行为区分开来。革命不同于造反和叛乱，因为革命导致根本性的变革——即政治制度的变革，这与纯粹的统治精英的更换或政策的变化并不一样。”【4】 如果人们同意海伍德对“政治革命”的定义，我们即可以这样认为：民主革命究其实质，是指对专制制度进行政治变革。而且这种变革必须是有利于保障自由、人权和人们追求幸福生活权利的。因此，中国民主革命——指的是建立宪政民主制度的革命。 从上述定义中，我们可以发现：不是所有的社会变革都可以被称为革命（如中共所谓前30年到后30年的变革），以及是否以暴力手段达成变革目的（即是否流血），也不能成为区分革命和改良的标准。在判断一系列变革是否真的构成一场革命时，主要是对其目的——即是否改变现行社会制度进行检验，而不取决于其手段是否“激烈”，转变是否“急剧”（如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改朝换代，和当今世界民主潮流下的颜色革命或和平革命就有了本质上的不同）。 改良improve，一般意义上，是指去掉事物的某些缺点，使之更适合要求或得到改善。【5】 改良主义Reformism是相对激进革命而言的。其主张在现有架构和基础上渐进演变，逐步进步，反对激烈变革，反对疾风暴雨式的推翻现有架构，重新构造新架构的革命。主张在保存现有制度相对长期不变的条件下，实行逐步社会改良的一种政治思潮。【6】 社会改良migliorare（意为改进），持该论点者旨在通过一系列温和民主的措施而非剧烈变革，从内部来改进社会制度体系——即在维持现存社会结构本质的前提下，对社会结构关系作渐进的、局部的变革。社会改良旨在完善和调整现存的社会结构，通常在社会体系中是由上而下地实现的。【7】 从上述对革命、政治革命，和改良、社会改良的不同定义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评判标准：即革命是超越统治者所制定法律范围的民众起义和政治制度的改变。而改良是指不触动基本政治制度前提下，对社会结构关系渐进的、局部的变革。这样，我们也就可以客观地将革命与改良的分野确定下来。 一般而言，改良在政治领域是统治者的话语专利，而不是政治反对派的话语权利。如果将改良的概念扩展到民间社会，如将“公民维权运动”纳入“社会改良”的范畴。笔者发现，虽然这些民间抗争有着社会的广泛参与以及同情和支持。但严格地讲，这并不等同于改变社会制度的“政治革命”，也很难为它贴上“改良主义”的标签。因此，我们只能将其称为：在专制统治下争取公民权利的民权运动。 进行了上述概念的澄清之后，对政治革命和社会改良的深入探讨才有可能。而讨论任何实际问题，即使以理论的方式进行，也不得不与具体现实相映照，讨论革命和改良的问题同样如此。
在这次大会中，韩连潮先生作了《改良派与革命派是一派》的专题发言，开宗明义的立论：“就结束专制，追求民主的目标而言，改良派与革命派是一派。”并用当代“政治博弈学”中的相关理论，来说明改良在现实政治博弈中的重要作用。 韩连潮先生在发言中，生动的以“球场比赛”中的例子，就民运在当下的政治环境中，如何利用“博弈规则”来达到政治目的作了介绍。颇有新意的将“政治博弈”和“比赛规则”联系了起来，对“改良”=“革命”这一理论加以论证。 需要说明的是，我对韩连潮先生非常尊敬，也不反对改良对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但我仍然认为“改良派与革命派是一派”的主张，既存在着理论上的误区，也有违政治现实。很抱歉，因为韩连潮先生已经离场，所以我只能单方面的来说明我们在观点上的分歧了。 在我们熟知的中共意识形态中，官方赋予了改良（即中共称之为的“改革”）广泛地社会含义，内容可谓包括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当然也包括了政治改革和社会变革。由于受官方话语系统的影响，在很多人的观念中，想当然地认为：“改革”（改良）是包涵了经济制度变革、所有制变革、和政治体制变革等方面的。 如果我们不加思考地接受这一概念，将不由自主地落入官方所罗织的陷阱。既然“改革”已成为官方的主导话语，而社会改良又是代价相对较小的转型方式。那为什么我们不积极顺应，利用合法的规则来进行“政治博弈”，在现有的政治框架内，形成和执政当局的良性互动，以渐进改良来推动中国的政治转型呢？但现实无情地告诉我们，中共政权空喊了30多年的“政治体制改革”，迄今仍然顽固地坚持独裁统治不变，继续镇压人民对民主的追求，所谓渐进地政治变革早已寿终正寝。而正是人民对中共30多年来“改革”的绝望，“革命”才会成为越来越多人士的共识。这就是人们喊出“改革已死，革命当立”的根本原因。当韩连潮先生将改良派与革命派划等号时，实际上是认为：就社会变革方式的选择，改良优于革命。而在结束专制，实现民主的目标上，双方是一致的（差别只是路径和代价）。但即使如此，我们仍然不能将改良与革命——即政治革命等同起来。这说明，我们在区分政治革命和社会改良的关系时，不光存在着不同的立场和看法，也存在描述不同政治概念关系上的逻辑问题。 从逻辑上讲，渐进改良当然是社会变革的一种方式。但在现实政治中，统治者和反对派之间，并不存在逻辑关系上的平等地位。仍举韩连潮先生关于“体育比赛”的例子来说明：在中国的政治现实中，由于“比赛规则”是统治者制定的，并且不受监督。因此，它可以在比赛中任意更改规则（或根本抛开，滥用“潜规则”来替代）。政权作为比赛的控制者，不光野蛮地使用暴力参赛，而且无耻地用“吹黑哨”和“滥发红牌”等手段，将不符合其统治利益的参赛者“逐出赛场”（包括体制内人士）。就更不用说，在官方和民间完全不对等的博弈中，政权的无耻和流氓行径了。请问，这样的比赛如何进行？不光是对付民间人士，即使是中共高官，不是说拿下就拿下，胡耀邦、赵紫阳即使已在顶层，但一旦触及到中共的“统治规则”，哪怕只是做稍稍开明一些的变更，同样是回天无力，落得被“逐出赛场”的命运。 体制外人士就更惨了，无论你多么“温和”，多么遵守“比赛规则”——即表白自己不准备推翻政权，只要求渐进改良，推动公民社会的成长，等待你的却照样是监狱。更何况，你连入场参赛的机会都没有，迄今我也没有看到哪位民运人士（哪怕你非常低调和愿意配合当局），拿到参加所谓“政治博弈”的入场卷。事实上，中共的“博弈规则”，在89“六四”清场的枪声中已明白无误的展现在世人面前。请注意，中共在镇压人民时，经常用的一个词汇是“清场”（无论是在“六四”镇压中，还是在其它大规模“群体事件”发生时）。这说明，在中共的逻辑中，人民是没有“入场”资格的，更不要说请你合法参赛了。中国民主运动多年来血的教训告诉我们：如果不将中共制定的“比赛规则”彻底改变（颠覆），由民间推动的渐进改良，只能是在中共一次又一次的“暴力黑哨”中归于失败。 我们之所以提出政治革命的主张，就是要打破中共制定的“暴力黑哨”规则，让“政治博弈”回归人类的文明准则，使社会正义得到彰显。而渐进改良的主张，无论其出发点多么良善，在现实中有多少合理性，我们却只能将其归人官方的意识形态框架中去，而无法与政治反对派应有的政治立场相对应。大陆网民曾一针见血的指出：不合作、非暴力、公民社会、推动宪政、改良、渐进……全是变形的“我不是要你下台”的另类表述。其实多年来，民运中不乏这样的主张，如：“争取和执政党的良性互动，充当建设性的反对派；民主运动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对中共除了批评之外，也要正面肯定它的改革”。对此，我们只能理解为：这些朋友迄今没有从“第二种忠诚”的思维中解放出来。 就政治现实而言，韩连潮先生所称的民间改良派并不存在，实际状态是：官方既不承认，民间也不认同。目前，在中国以各种大规模“群体事件”为标志的“公民维权远动”。就其表现形式和诉求而言，将其贴上“改良派”的标签，实在是有些牵强附会。如果问一下各种“群体事件”中的参与者，你们是“改良派”吗？人们一定会“瞠目结舌”和“不知所云”。因此，客观地评估是：“公民运动或维权运动”属于中共专制统治下的民间抗争。事实表明：改良派主张，充其量是一部分民运人士的“主观愿望”。 此外，现实中也不存在韩连潮先生所说的“合法博弈”规则，中国民众的维权，从来就是在中共分化收买和暴力镇压下的艰难抗争。千万冤民上访无门，求活无路。千万失地农民被迫离开他们祖祖辈辈生存的家园。仔细看看中国的现实吧：如今的中国已是“时局动荡、民怨沸腾”，各种“群体事件”此起彼伏，随时都有爆发大规模社会动乱的可能。而且在中共的暴力镇压下，它只会导向革命，而绝不会被改良所吸引。因此，“改良与革命是一派”的说法，客观上掩盖了革命和改良在政治内涵和诉求上的分歧。不光在操作层面，这一提法混淆了民间抗争中蕴涵的“革命愿望”和利益诉求之间的差异，很容易被官方找到借口镇压。更关键的是：在政治逻辑上，既然改良=革命，那人们何必吃饱饭了没事干，来鼓捣革命这档子“掉脑袋”的事呢？人们只要按照精英们鼓吹的“依法维权”、“和平、理性、非暴力”、“渐进改良”，坐等哪一天当局的“良心发现”，恩赐给我们一个民主就行了。问题是，老百姓愿意这样选择和等得到哪一天吗？ 因此，将中国民间抗争纳入“社会改良”的范畴（纳入“政治改良”更是逻辑错误），实在是民运精英们的一厢情愿。是在当事人（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均不认可的现实中，人为制造出来的一个概念。那还不如回到真实的场景中“打开天窗说亮话”：中国的民间抗争，就是“非暴力抗争”的民权运动（与改良无关）。中国民众的维权抗暴——是人民在中共暴政压迫下的血泪控诉；是中国人反抗奴役向往自由的顽强搏击；是这个民族还能够走向未来的希望所在！ 回到政治常识上来看，由政治反对派来扮演“改良派”的角色，也存在着认知误区和严重的角色错位。余英时教授曾经指出：“政治改革必须从权力中心发动，其途径是由上而下的，古今中外莫不如；反之，则是所谓革命。”——这本是政治学的常识，不知为什么，多年来，民运精英们却总是视而不见？实在令人费解。对此，项小吉先生有过精辟地总结：即“改良”是统治者的话语，而“革命”或抗争才是民间的选择。为民运贴上“改良”的标签，实在是贴错了地方。用一句很形象的话来描述：“即太不把自己当外人了”。如果民主运动仍将其奉为“正确的”策略和主张，则不光束缚了自身的手脚、自废武功。还低估了民众反抗暴政的决心和智慧。因此，渐进改良的主张，被日益觉醒的民众所抛弃，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简言之，笔者认为：推动民主革命和倡导渐进改良，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政治概念和政治诉求——即改良派和革命派无法划上等号。 中国民主革命——是在中国废除专制，建立起保障基本人权，实行自由、民主、法治，和构建公平正义社会制度的政治革命。这是自辛亥革命以来，无数仁人志士所追求的，这也是一部分坚定的政治人物，在历史时机到来的转折关口，依靠正确的观念，汇集起大多数民众的共识，采用有效的方式组织起各种社会力量，以必要的、突破性的行动方式，打破统治者的“暴力黑哨”规则，来加以完成的。革命既可以用人民“和平起义”（如天鹅绒革命）的方式来实现，但在独裁者诉诸暴力镇压的时候，人民有权用各种方式，包括以强制性手段——即用暴力革命的方式（罗马尼亚模式）来完成。 对中共“社会主义革命”所带来灾难的恐惧，不能抹杀许多国家由革命建立宪政民主制度的历史。事实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建立民主的过程都经历了革命。因此，我们认为：如果制度腐朽暴虐，那么以建立保障自由人权为基本目标的政治革命就是必要的，甚至是必须的。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里，积累了不少有关政治变革和社会演进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民运理论家们的一个重要使命，是对历史事实进行梳理、分类、归纳，从中寻找出具有指导意义的参照模式，以争取中国民主运动尽可能少走弯路，少付代价。 在中国社会转型中，政治革命与社会改良——这一不同的政治概念，不光民运自身需要对此精准把握。其实这也是中国所有参与变革的政治势力（官方、民间、左、中、右各派力量）都需要面对和抉择的。同时，它还是区别和检验不同政治势力真实立场的重要依据。 民主运动在倡导革命的时候，也要看到政治革命与社会改良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不仅是逻辑关联，也是具体社会现象的事实关联。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社会改良与政治革命有着密切关系。任何政治革命的发生，都要经社会改良的长期积累。只有在社会改良无法进行下去的时候，制度上的革命才会爆发。 这不光是理论上的描述，这也是现实正在发生的情形。对中国社会目前蔓延着的革命情绪，大陆有一句经典的形容：即改革和革命的赛跑。这说明，如果改良（改革）不能应对变革时期的各种社会矛盾和震荡，那么就有可能引发革命。反之，如果当局以可能爆发革命为由拒绝变革，那么革命就被迫成了唯一选项。这其中的逻辑关系是清晰的、明确的——即改良和革命是相对的概念，虽然存在密切关联，但相互之间没有等号。 社会改良真正的作用是在革命之后，当制度转型完成后，人们需要正常的社会秩序并不断地对其加以完善。只有政治革命而无社会改良，社会无法形成稳定的结构，人们无法进行正常的社会活动，社会生活就会动荡不安。因为社会变革比制度变革要复杂的多，制度变革通过革命可以实现，但社会变革以及社会的良性成长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公民社会需要长远细致的工作，不可能通过革命来达到。 社会改良可以改进由于制度的不完备性所导致的社会缺陷，调节人们对一个常态社会中各种缺失的不满，和对政府在社会管理中正常失误所导致的不公正后果进行修正。因此，不能采取革命的手段（如中共发动的历次远动，以至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它必须是局部的、零散的、渐进的，以及在公民责任意识提高的基础上，形成社会多数人的共识并参与其中，才能逐步达成的。 但上述目标在一个专制政权的统治下并不能建立，由于被压迫、被奴役的人民无法自由的联合起来，搭建由各种民间组织构成的社会框架；无法形成人民对国家事务的正常参与；无法对他们期待的社会进步和民生改善有所作为，因此，缺乏民主法治的制度保障，社会改良的目标也就不可能实现。 而中共所倡导的改革（社会改良），即使在一度曾获得了社会大多数人的认同和支持（80年代）。但由于统治集团不愿放弃因一党专政带来的巨大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89年用坦克和机枪镇压了人民对改革的参与和希望。因此，在随后中共发动的第二轮改革时，由于政改停滞，导致官权极度膨胀，人权状况严重恶化。在由权力和资本相互勾结的改革中，由于涉及到不同社会阶层和每个人的具体利益，特别是在对民权的肆意侵犯下，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大量的社会冲突。虽然在经济发展中，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但由于官权的腐败和暴虐，加上权贵利益集团的疯狂掠夺和社会公平正义的严重缺失，已造成社会巨大的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以及人们对改革的期待与现实状况的严重断裂。 虽然中共不断地用所谓：改革开放、三个代表、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和中国梦来欺骗和愚弄人民，在国际社会制造虚假的认同。但问题是，经历了中共35年的“改革”之后，人民当初对改革的真诚期盼，早已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土崩瓦解。中共的改革在当初承诺的“幻境”和现实的对映下，已原形毕露。中共改革给中国带来的荒诞是：或许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天堂里，问题是这个世界不存在天堂，尤其不存在一党专政、独裁统治下的天堂。当人民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梦幻中醒来时发现：确实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中共权贵利益集团），但改革的恶果和代价，却要让全体人民来买单（而其中绝大部分人是再也富不起来的）。所以，当中共最新领导人用“深化改革”、“中国梦”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乌托邦来继续“忽悠”人民时，人们已清楚地知道：一旦新的独裁者巩固了权力之后，一个以“三个自信”为代表的“红色帝国”。只会更加暴虐地奴役人民——“而奴隶是不可能建立什么天堂的，不但不可能建立天堂，连建立人间都很困难，只能建造地狱”。【8】 ——对于中国民众来说，“改革”早已死了。
既然“改革已死”，那么“革命”又是否会发生呢？笔者不是预言家，因此不敢断言。但政治逻辑告诉我们，没有革命观念的确立和深入人心，革命就不会发生。而国人长期以来的一大思维误区，是对革命观念的严重误读。以至于造成了思维混乱和行动失措。这种混乱一方面来自于所谓社会精英对革命概念的刻意歪曲，另一方面也来源于人们缺乏认真思考的习惯，以及深入思考的能力。 就革命话题而言，自89民运被镇压之后，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的基本取向是否定革命，包括90年代中一度对广场学生领袖“过激言行”的批判和指责。国内影响很大的李泽厚、刘再复先生在其对话录《告别革命》中宣称：“要告别一切革命，要告别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革命，还要告别二十一世纪的革命。”刘再复先生还特别指出：“我们决心告别革命，即告别来自左的革命，也告别来自右的革命。”我们清楚，“左”的革命是指中共的革命，那么“右”的革命是指什么呢？作者没有明言。但不言而喻的是，对当今政权来说，所谓“右”的革命，即我们倡导的民主革命。在这二者中，后者才是“告别革命”的真正论敌。因为，李、刘虽然是从评价历史上的革命立论，但宗旨还是反对现在和未来的革命。所以李泽厚说：“我们只是告别革命，并不是简单地反对或否定过去的革命。”当然，思想界最初否定革命是对官方革命话语体系的一种反动，但这种出于逆反心理的主张并没有经过理论上的深刻检验。其实文革之后，中共自己已开始告别革命话语，所谓“改革开放，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一百年不动摇”——即出于邓小平的名言。六四镇压后，中共对革命的话语已十分忌讳，如修改刑法中的“反革命罪”，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来替代。并在意识形态领域，刻意地将革命的概念与改革等同起来。如邓小平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习近平上台后，再次提出：“深化改革就是一场革命”。其用意是尽量将革命与改革的概念模糊化。因为，由革命起家的中共，深知“革命”将会是他们的坟墓。 笔者之所以对韩连潮先生的主张产生敏感，正是因为“改良派与革命派是一派”的提法，和中共的“改革（改良）就是一场革命”的宣称，在政治逻辑上是一脉相通的。因此认为，由民运方面提出的政治主张，就不得不认真思考、慎之又慎，已避免落入中共的政治逻辑陷阱中去。不过，笔者知道，韩连潮先生的本意不是否定革命、告别革命，只是在政治概念的表述上存在着误区。 长期以来，相当多的民运人士，由于对共产革命导致的极权主义暴政所造成的愚昧、狂妄和灾难的恐惧，因而反对一切形式的革命。这种反对也包括了民主革命（即政治革命）的主张。就政治光谱而言，民运中的革命派长期被边缘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改良派确实占据了民运的主导地位。虽然革命派与改良派有过长期的争论，其中不乏真知灼见的闪现。但现实中，革命派一直处在非主流状态。包括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许多人再次用轻蔑的口吻谈论革命，其中不乏民运人士。 笔者认为：那些轻易就否定革命、告别革命的人士，其实并未对革命这个概念下过真正的功夫，他们即没有能力区分政治革命和社会改良的界限，也没有能力对社会变革的机制进行切实分析。这些人仅仅通过想象而不是建立在对社会现实认真地观察和思考上，就轻易地否定革命的正当性和必要性。骨子里，这些人要告别的是推翻中共专制的民主革命。我甚至怀疑，他们连人民有反抗暴政的权利都不敢承认——“如果承认这一点，就无法否定革命是如何一个奴役制度下人民的正当权利。告别革命，是一种奴性的话语体系，就其本质而言，与动辄倡导社会革命的极权话语体系两级相同。”【9】 此外，民运中流行的，认为改良优于革命和排斥革命的主张，其观点和立场也是不对的。各国变革的历史表明，这一观点不符合人类的经验。虽然民主革命在中国尚未发生，但如果不管中国的时局变化会怎样发展，就断言渐进改良（改革）会获得成功，而发生革命只会带来社会动荡，一定归于失败，同样缺乏事实根据。——“历史上，改革失败的例子远远多于成功。如果说清末的“百日维新”失之于时间太仓促，那么从赫鲁晓夫时代始的苏共改革延续了三十多年，时间不可谓不充分，但最终还是转变为一场革命。反之，革命成功的例子不胜枚举，远的有美国革命、法国革命，近的有菲律宾的民主革命和台湾的“宁静革命”，以及苏联、东欧的民主化变革（天鹅绒革命）”。【10】更不用说近年来风起云涌的“颜色革命”浪潮了。 因此，虽然革命不是民运人士或其他什么人所变的魔术，说句我革命啦，它便会从天而降，说句告别革命啦，它便会离地而走。但对那些担心革命、惧怕革命的人来说，革命的权利你可以不用，但不能放弃；你可以不选择革命，但不能保证告别革命。即使是已宣布告别革命的李泽厚也认为：“改革或者说改良是一种自我调整和自我完善。但是，改革如果失败，革命就来叩门了。【11】
海外民运由于基础是流亡者所构成，无法直接地投入中国的变革。因此，智慧的政治立场是：倡导革命，推动变革，但严守自己的界限不越雷池，让真正的选择归于人民自己。这就要求民运的名人们，放下精英心态，将主要的关注点放在对国内社会脉动准确地把握上,真实地了解国内民众在想什么和要什么。 笔者此次北美之行，接触了几位刚从国内逃亡出来的民运人士。在交流中，听到了许多使人汗颜的批评。国内严酷的政治现实，不可能让海外的人以想当然的态度，来成就中国变革的美事。如果我们不去认真体会自己的历史角色，反思自己的内心信念，反省多年来传统的操作模式，仍然自以为是的对国内采取指导心态。那么，被国内民众和其它政治变革力量所抛弃就是必然的。如果我们的民运领袖真正开始在中国急需的政治革命上下工夫，并切实地采纳来自国内人士的中肯建议，形成和国内变革力量扬长避短的配合。发挥海外优秀，将重心放在那些国内无法开展的工作上。就一定会重新赢得国内民众的理解和支持。 既然民主革命的目标是：“推翻专制、再造共和”。我们就不应再对中共独裁政权，寄于不切实际的幻想和期待。自由和奴役是一场生与死的政治较量，人们已不难从中共的最新动态和军方制作的“杀气腾腾”的影片中，看出一个专制政权在末日来临前的疯狂。因为我们的对手深知，在即将来临的这场民主革命中，将会剥夺这些特权阶层现在享有的空前的政治特权和巨大的经济利益。事情一旦涉及到社会各阶层的权利和利益重新分配的领域，绝无可能只凭着道德说教和良心感化，就会使统治者自愿交出政权来。因此，中国变革的艰巨性我们绝不应该轻视。 倡导民主革命并不是否定改良，之所以我们和主张渐进改良的朋友存在分歧，是基于正视中国现实的立场所决定的。八九民运时，老百姓提出的还仅仅是“反官倒、反腐败”的诉求。当“六四”被镇压后（当局视为“暴乱”，同时又被一些知识界人士视为“激进”），中国在渐进改良（改革）的道路上又走过了二十四年。如今，人们不得不面对的是：在中共特权阶层和利益集团的疯狂掠夺和对生态环境资源的破坏下，中国大地已成了毒气污水之乡，雾霾笼罩之地。如今“国在山河破”，中国的普通百姓怕是已看不到未来了。中国两千年来未能摆脱的“王朝周期律”，再一次地浮现在人们的眼前。 人们之所以向往革命，是期盼新的社会来临，而绝不是渴望流血的刺激。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人们对革命的概念有了全新的理解。在重新审视革命和变革的关系时，我们发现：现代民主革命：如“天鹅绒革命”、“茉莉花革命”、“颜色革命”等，基本上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暴力行为。在新的革命概念中，似乎又出现了革命一词最初的原始含义——即革命是对社会正义价值（政治程序的正当性）的回归。虽然革命一词在人们的观念中仍然有着历史烙印的影响，但民主革命是基于人类文明价值选择的逻辑并没有改变。即使在现代社会的条件下，对革命的模式提出质疑（如对武装革命的质疑——即枪从哪里来？）。但我们仍然无需放弃对革命的理想，因为，革命revolution的词意中，本来就有轮回和复兴的含义。社会条件变化是动态的，革命的模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在大变革中和平转型，这当然是最理想的途径。但我们决不能在理论上排除其他形式的选择。从正当性上说，革命乃至起义的权利，是一种天赋人权。美国《独立宣言》指出：“当政府长期倒行逆施，一贯实行专政，一意孤行地把人民压制在绝对的君主专制统治之下的时候，人民就有权利有义务推翻这样的政府，并为其未来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 革命并不必然和暴力联系在一起，人民可以采取和平起义的方式。因此，革命并不一定会血流成河，也未必会“千百万人头落地”。如台湾的“宁静革命”和苏联以及大部分东欧国家的民主革命（天鹅绒革命）。我们希望和平革命，但决不放弃人民有正当的“武装自卫”的权利，特别是在统治者暴力镇压的时候，人民有权采用暴力革命的方式，一举推翻中共的独裁统治。革命也并不一定只有大规模群众起义的一种模式，如辛亥革命。虽然当代的民主革命需要大众一定程度和范围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 笔者认为：对于改变政治制度来说，代价最小的革命既是最好的革命。因此，中国需要的是一场低烈度的“光荣革命”。中国政治局势给我们的启示是：当掌握各种政治、经济资源的潜在势力（指体制内要求变革的力量），和民众强烈的变革愿望结合在一起时（即“官反”和“民变”结合时），共同形成社会全方位的政治压力。在关键的时候，采取断然措施，拨乱反正，一举摧毁独裁体制，以实现中国“再造共和”的宪政革命。这是有可能的，这也是社会代价较低的革命。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和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和第四波“颜色革命”浪潮，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 从革命的发生机制来看：只有当民主革命的观念确立并广泛传播，革命的主张深入人心的时候，革命才会发生。因此中国的民主革命首先是一场深刻地思想观念革命。项小吉先生指出：“政治逻辑告诉我们，一定是先有革命者，后发生革命”。笔者认为：当革命已不再是思想家书斋中的主张，而成为社会上流行的话语，被人们支持或反对时，这时候革命话题已不再是一两个人的思想，而成为千百万人的想法和愿望时，革命就会来临。而当今的网络时代已为革命观念的传播提供了绝佳的条件。对此，敏锐的国内政治观察家提出，一场“键盘革命”已经开始。 笔者在与这位政治观察家深度交流之后，在会议中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极权专制在全世界溃败的事实证明，极权专制的物质技术基础——信息垄断，正在前所未有地被抽空，信息技术、电脑、互联网、微博、微信，这些新时代的网络技术革命，使依赖信息垄断而存在的极权专制极其迅速地丧失了物质技术基础。如果一个统治集团主要靠谎言生存，那它在如此迅猛的信息冲击下，崩溃的命运将不可避免。当一个时代的主要工具系统升级换代后，不管统治集团多么顽固的阻挠人民对自由的追求，具有巨大精神能量和真实物理空间的互联网，必将无情地穿越专制笼罩的铁幕，迎接一场全新的革命模式的到来”。 对此，笔者在多伦多还写下了另外一段话：“民主力量必须打破国内与国外、维权与民运、体制内与体制外的界限。在网络时代，任何地域均是民主革命的战场”。这即说明在一种全新革命模式到来的时候，人们的观念转变有多么重要。同时也反映了我们对如何推动民主革命的认真思考。 笔者认为：民主革命必须在政治道义上赢得社会大多数人的共识，只有真正“顺乎天而应乎人”，各项条件充分成熟，人民起义式的革命才是可能的和必要的。换句话说，民众革命不是个别人能够事先策划和人为制造出来的。革命的发生，往往是各种复杂因素风云际会的结果。孙中山精心设计的武装起义次次失败，满清政权在“皇族内阁”设置上的颟顸，和“铁路国有化”上一个不经心的错着，却导致了人们期盼已久的共和革命。【12】
民主运动中不同观点和不同派别的存在，既有历史的缘由，也是人们在一个复杂世界中多元视角的反映。回到这个意义上，笔者诚恳地向韩连潮先生提一个建议：修正“改良=革命”的提法，置换成“非暴力革命”或“和平革命”的主张。虽然我们在具体的操作模式和策略选择上，也许仍然会有分歧。但在“结束专制和实现民主的目标上，我们是一致的”。只要民运的朋友共守这个底线，在我的政治视角中就是“革命派”。因为真正意义上的反革命，并不是体制内外主张改良的人士，而是指那些专制制度的顽固维护者，和反对社会政治变革，镇压人民追求民主的统治者。 笔者坚信：在民主理念已高度张扬的今天，顺应历史潮流已成为中国绝大多数人（包括体制内人士）的共同选择。因为，真正的革命针对的是旧制度而不是任何个人，民主革命也不是哪个人或哪个政治集团的专利。我们倡导的民主革命观念是：在中国的这场大变革里，不仅要允许阿Q和吴妈（老百姓）起来革命，也要允许“假洋鬼子”（知识精英）来引导革命，更要欢迎赵太爷（体制内官员）“咸与革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倡导的民主革命是一场全新观念的革命，是对中共极权主义“伪革命”话语体系的革命。 当代中国需要一场政治革命（民主革命），它是中国社会整体变革的一部分，甚至可能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对于中国人来说： ——“从奴役走向自由是革命；从专制走向民主是革命；从臣民走向公民是革命；从人治走向法治是革命；从极权走向共和是革命；从专政走向宪政是革命。在被称为是大变革时代的中国，这个时代就是革命的时代。对于自由而言，革命已无法拒绝”。【13】 特别说明：本文并不是笔者“闭门造车”的一家之言。它的形成，源自一些民运同道和一些国内同仁的看法和立场。有些看法反映了这些思想开拓者前瞻性的思考。在此，笔者向他们表示真诚的敬意！ 2013/10/22初稿于多伦多，2013/12/28完稿于悉尼。
【1】【2】【5】【6】【7】——引自《维基百科》、《百度》， 【3】【4】——（英）安德鲁.海伍德著，吴勇译：《政治学核心概念》， 【8】【9】【13】——萧瀚：论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共识网）， 【10】【11】【12】——王思睿何家栋：论中国革命及其反对派（何家栋文集）
作者：潘晴 ——米什莱说“什么是大革命？就是公正的反抗，永恒正义的为时已晚的来临”，此时，我们仿佛听到了来自巴黎圣母院的庄严圣歌，只不过，已经没有上帝在天国俯瞰，“永恒正义”的标准，是由人来书写的。【1】 中共十八大之后，帝国的新统治者们即有计划地开始了一场中共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反腐运动。而操刀这场运动的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却在上任不久后向党国的官员和专家们推荐了一本书——法国作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 王岐山不久前在中纪委的座谈会上说：“我们现在很多的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条消息不胫而走后，此书一时“洛阳纸贵”，迅速脱销。对这本书在中国的畅销，《人民日报》海外版2013年1月18日发表文章称：除了高层领导人的推荐外，更大的原因是书中内容与当下中国的关联…… 这是一种巧合呢？还是另有什么原因？托克维尔的书中究竟说了些什么？以至引起了中共高层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如果你在Google.上输入：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条目时，大约可以找到856,000条结果，我们来看一看，托克维尔写了些什么？ 这本书内容探讨的是法国大革命，虽然语言很平实，像是一种娓娓道来的聊天，但要读懂它还是需要有点世界近代史、法国革命史的知识准备；而且它微言大义，内涵极深，每读一遍都会有新的收获，因而要多读几遍才行…… 事实上，这本书写的并不是对法国大革命一般的历史叙述，托克维尔在全书的前言部分就开宗明义地讲道：“我现在发表的这部书绝非一部法国大革命史；这样的历史已有人绘声绘色地写过，我不想再写。本书是一部关于这场大革命的研究。”托克维尔在书中说：“一个国家发生革命，并非总是因为人民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人民最初对暴虐的统治保持沉默，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这种统治的不合理之处；但是，当暴虐统治的压力一旦减少的时候，他们就会猛力推翻这种统治。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比它之前的政府制度有所改善。经验证明，对于一个坏的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候到来的……人民起初耐心忍受一些邪恶，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而一旦他们认为有可能消除这些邪恶，邪恶就会变得是不可容忍的。”托克维尔对“革命”有着他独到的、耐人寻味的表述。他认为，革命的起因，并不在于一个国家人民的长期贫困，反而是发生在他们的生活条件随着经济增长获得大幅度改善之后。法国就是一个鲜活的例证，大革命发生前，法国社会那种史无前例的、持续稳定增长的繁荣，反而最终引起了民众一种普遍的不安定情绪。因为，人民的满足感，主要源于他们对社会未来福利水平的预期。 所以，托克维尔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当一个残酷政权的桎梏紧紧束缚时，人民对自由的憧憬非常渺茫；但一俟这种桎梏产生松脱，大众会忽然对于自己身上的残存枷锁过分敏感，就会觉得它们根本无法忍受！ 在托克维尔看来，至少有两条原因彰显了法国革命的价值：第一，法国革命使得在法国，平等的思想演变为现实，即便自由权利并未扩大，但是每个人都能更加平等地享有自由；其次，法国革命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民主革命，还深刻地影响了其他国家，甚至包括英国。他充分评价甚至预言了法国革命将对整个人类历史的影响：“最了不起的，并不在于法国革命使用了各种手段，创立了各种思想：伟大的新事物在于，那样众多的民族竟达到这样的水平，使他们能有效地使用这些手段，并轻而易举地接受这些准则。”在托克维尔身后，法国革命开启的革命浪潮席卷世界，而且在不同地方不同阶段添加了新的内容，比如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使得制度、思想和革命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但无论如何，《旧制度与大革命》是对于人类现代历史上第一波革命和民主化浪潮的解释，被公认为是迄今为止关于这个话题最为深刻、客观的思考以及所有讨论的起点。 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他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对于公平与分配政策有着深刻、清晰的见解。他认为，公平报酬和公平差距的衡量原则问题，肯定是后工业社会中最令人烦恼的问题之一。他还进一步解释说，随着社会中的人群收入差距的缩小，随着“民主”的普及和日益明确，人们对平等的期望会快速增加，而且会更加迫切地进行比较且得出更加令人反感的、难以忍受的结论，也就是说，人们受的苦可能减少了，但他们的敏感度却提高了，这种现象，现在通称为——“托克维尔效应”。【2】 王歧山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目的何在？ 早就听闻王岐山推荐这本书，笔者几年前还专门找来看过。在托克维尔的著作中，《论美国的民主》远比这本闻名。如果不是这几年中国社会动荡，民怨沸腾，中共高层与权贵阶层普遍陷于对“暴力革命”的恐惧当中，这本书可能还不会为世人关注。由于中国至今仍然是由高层来决定走向的政治，因此，政治高层的喜好，包括他们最近爱读什么书，都会成为人们猜测中共政治动向的风向标。 托克维尔的观点是（被称为“托克维尔命题”）：在经济发展和民主推进过程中，经济发展越是快速的社会，出现的社会矛盾反而越多，从而发生革命。 这个吊诡现象是托克维尔独具慧眼地发现：“有件事看起来使人惊讶：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处消灭中世纪残余的制度，但是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不少人在读过《旧制度与大革命》之后，都可以会心的感受到“托克维尔定律”在当下中国的验证：“一个坏的政权最危险的时刻并非其最邪恶时，而在其开始改革之际。”王歧山推荐此书，当然有他的用意。对知识界人士和社会精英，其意在提醒：历史进程未必如他们所愿。中共垮台之后，未必会带来民主与秩序，更可能出现的局面就像当年法国大革命一样，陷入民粹主义的泥潭，大家千呼万唤才出来的民主化，有可能只是断头台政治的重演。对统治集团则是警告：托克维尔定律告戒中共领导人，别以为改革是唯一的救命稻草，弄不好即会“洪水滔天”。所谓“改革”就是找死，“不改革”就是等死的说法，其实用心险恶，散布这种观点，无非就是要让共产党下台。 中共七名新科常委当中，王歧山是学历史的，他关注于这条托克维尔定律，反映了中共高层的思考。所谓不走“邪路”、不回“老路”的说法，实际上是拒绝变革的一种宣示，表明了未来五年（甚至十年）中共的政治走向。 王歧山倒也不是“危言耸听”，他确实是看到了中国现状与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夕的相似性，因而对执政当局提出警告，他推荐这本书，可谓用心良苦。 法国大革命前夕类似当今的中国，人口持续增长，财富快速增加，农民拥有土地，国家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有一位法国评论家写过这么一段话：“土地总是以超出其价值的价格出售，原因在于所有人都热衷于成为地产主。在法国，下层百姓的所有积蓄，不论是放贷给别人还是投入公积金，都是为了购置土地”——大家回头看看中国现在的经济热点，与1789年前的法国何其相似。当时的法国也存在很多社会问题，但并没有影响国家的繁荣富裕。 托克维尔认为，有两种极简单、极强大的动力，推动着社会繁荣：“一个是依旧强大有力但却不再实行专制、到处维持秩序的政府；一个是每个人都能随心所欲地发财致富。与此同时，人们的精神却更不稳定，更惶惑不安；公众不满在加剧，对一切旧规章的仇恨在增长。国王表面上仍然以主子的身份讲话，但实际上却接受公众舆论的启发带动，不断地向舆论谘询。”——这种现象，现阶段中国都存在，例如“网络民意调查”，“微博问政”，“领导人关注互联网”。与法国统治者不同的是：中共当局花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不是接受公众舆论反映的民意，而是妄图封杀二十一世纪已无法消灭的网络空间。 中共畏惧大革命是对人民欠下的历史债务太沉重，而又拒绝偿还，连分期偿还的意愿都没有。如今的中国，民怨四起，危机重重，党国的权贵们有如坐在火山口上烤火，依仗着盘剥人民的血汗来支撑天量的维稳经费开支，廉政改革已成空话。习近平上台后不到一年，已经从最初的“老虎苍蝇一起打”刮反腐风暴之势，变成了静悄悄的“润物细无声”。而最新出台的经济政策，无非是进一步让渡主权的“金融特区”，维持GDP增长的手段仍然是“城市化”，即继续圈地盖楼以带动投资。值得人们进一步关注的是：中共有关土地流转政策（土地私有化）究竟如何出台？如果这是中共最后的看家本钱的话，则表明中国的经济发展已面临黔驴技穷之势。 尽管中共权贵集团和依附这个体制图利的中产阶级，普遍的畏惧暴力革命的发生，但他们对此已经没有自信。中国各地近年来泄愤型的群体事件增多，而且矛头直对官府和富人，各类群体事件中的部分参与者打砸抢烧越来越多，一旦在外部条件具备时，几乎就是“暴力革命”的必然参加者。依靠“暴力革命”起家的中共政权，虽然目前仍拥有的“国家的镇压能力”，还可以暂时地将“不稳定因素控制在萌芽状态之中”。但在所谓“仇官、仇富、仇警”归根到底是“仇共”的社会对立情绪中，没有人可以预测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 1989年，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弗雷【3】在纪念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的时候曾经这样宣布过，大革命已经结束了，这也就意味着从此历史学界不再将法国革命史作为研究的中心了。但历史常常出人意料地以某种形式重演，在2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人又开始关心和讨论起有关“革命”的话题了，革命再次成为了一个国家对未来命运的选择。 对于当代人类社会而言，1789年的法国革命，才真正使革命成为了现代概念。1789年7月14日，当巴黎人民攻占了象征着“旧制度”的巴士底监狱时，国王路易十六在得知这一消息时勃然大怒：这难道不是一场暴乱吗！他的待臣回答说：不，陛下，那是一场革命。这样，“革命”一词在法语中从具有意指地球转动的天文学术语而转变成了一种政治性概念，指代着从君主专制制度向自由制度的政治转型，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变革。从此，革命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概念进入了现代世界，并成为人们关注和研究的对象。 大陆的历史学者，专门研究法国大革命史的朱学勤教授，近年来曾在各种媒体上不断地谈到“革命”的话题。分析自英国革命以来的世界革命史，提出1.0、2.0、3.0三个革命版本，认为1.0版本最好（小革命——仅仅是政体革命）。他的看法其实是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普遍看法：即不革命不行，大革命（法国、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共的革命）带来恐怖，小革命（英国、美国式）是最佳选择。因为小革命是有限革命（如辛亥革命），是在尊重现有社会基础上的革命，社会不需要为之付出惨重代价。 但如何才能实施“小革命”而避免“大革命”，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却没有良策。在当今中国，无论人们是赞成革命还是反对革命，只要革命还没有发生，这种争论就一直会延续下去。而对未来前途真正产生作用的两方：中共统治集团和人民的意愿仍处在胶着对峙状态，而他们才是改变历史的主角。不过经验告诉我们，冷酷的现实往往与美好的愿望背道而驰。 今天，人们在为革命话题发生激烈的辩论时，其实只是历史的再次轮回。历史上，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当革命发生后，不同的人基于不同的立场，自然会对革命发出不同的声音。保皇派将其称为“大叛乱”，保守主义的英国思想家伯克【4】在法国革命刚刚爆发时，就在英吉利海峡对岸发出“为什么要进行革命”的质疑。他比喻说，如果一所房子老化了，为什么非要拆掉，而不是对其进行改造和装修以符合时代的要求呢？他只想对旧制度进行简单的修补改造。而美国革命派思想家托马斯?潘恩则奋笔写下《人权论》，认为当专制君主侵犯了人民的权利时，人民当然有权利起而革命！ 在此，必须指出的是，不是共产革命的鼻祖马克思首先将这些革命称之为“革命”的，早在1826年，法国自由主义思想家基佐就出版了《1640年英国革命史》，深刻剖析了英国革命发生的原因。托克维尔写下《旧制度与大革命》是在1856年。他聚焦于两个主要的问题，法国大革命的原因和革命的意义。无论他们得出的具体结论如何，但都对革命的合法性给予了有力的辩护。 说到底，对革命合法性的辩护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革命原因的揭示。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揭示了人们为什么要革命，为什么不能采用别的方式来避免革命。由此，直接涉及到革命者和他们要推翻的旧的制度的关系，也即人民和统治者即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 捍卫“生命、自由、财产”——革命的天赋权力和原动力在托克维尔写下《旧制度与大革命》之前的1689年，英国革命发生后思想家洛克就出版了《政府论》来对革命进行解释。他说，我们为什么需要政府这样的政治权力，或者说有服从政治权力的义务。原因在于，国家和政府的存在“只是为了人民的和平、安全和公众福利”。随后，洛克又将此排列为“生命、自由和财产”。在历史上，正是洛克第一次把“生命、自由和财产”排列在了一起，称之为人们的权利，以及作为现代社会和政府存在的目的，也是评判政治权力合法性或者正义的唯一标准。【5】 在《政府论》一书中，洛克反复论证了国家和政府的目的就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如果不是这样，这个政治权力存在的合法性就荡然无存。联系到英国革命前的实际，当国王完全不经过议会的同意而随意征收吨税、磅税和船税时，就是完全侵犯了人民的财产权，侵害了人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这样的政府难道还是一个具有合法性的政府吗？显然不是。 事实上，一旦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人民该怎么办。是甘愿听任政治权力对人民利益的侵害，还是要进行反抗以维护自己的权利。在洛克看来，唯一的方式就是人民进行革命和起义，重新获得原来转让出去的权利，并重新组建一个新的政府，这是人民用来重建一个新的体制、捍卫自己权利的唯一方式。“在一切情况和条件下，对于滥用职权的强力的真正纠正办法，就是用强力对付强力”。 当今天人们还在辩论革命的代价，认为革命所带来的破坏性后果非常大，暴力将会导致社会混乱和失序。对此，300年前洛克已经想到并给予了解答。洛克认为，实际上，人民不会随意发动革命，“这种革命不是在稍有失政的情况下就会发生的。对于统治者的失政、一些错误的和不适当的法律和人类弱点所造成的一切过失，人民都会加以容忍，不致反抗或口出怨言的。但是，如果一连串的滥用权力、渎职行为和阴谋诡计都殊途同归———人民不能不感到他们是处于怎样的境地，不能不看到他们的前途如何———他们奋身而起，力图把统治权交给能为他们保障最初建立政府目的的人们，那是毫不足怪的。”读完这句话，我们可以想象人民是在经受了多少苦难后才会决然进行反抗。同时也可以像洛克那样提出问题：“政府的目的是为人民谋福利。试问哪一种情况对人类最为有利：是人民必须经常遭受暴政的无限意志的支配呢，还是当统治者滥用权力，用它来破坏而不是保护人民的财产的时候，人民有时可以反抗呢？”如果认同“生命、自由、财产”是第一位的，革命的原因就变得非常简单，也很容易理解。面对着以国王个人为代表的政治权力的为所欲为，面对着人民的权利所受到的侵害，或者说，面对着一个非法甚至是野蛮的政府的时候，难道人民就不能够进行反抗？对于这一反抗，在洛克那个时代，保皇派们就已经将此看成为是“叛乱”，认为将给社会带来混乱。对此洛克斩钉截铁地回答道：“究竟是压迫还是抗命最先导致混乱，我想公正的历史会去判断。”事实上，革命并不是人民暴力的自我宣泄，而是在统治者违背法律侵害人民权利情况下的一种自我捍卫。更进一步地说，革命本身就是人民所拥有的一种权利。因此，如果我们不考虑革命的原因而对“革命”本身的暴力进行指责的话，或者说幻想着否定革命，“告别革命”的话，实际上就是剥夺了人民捍卫自己权利的这一最后的“权利”，因此，在洛克这里，革命只是人民诸项权利中的一种，并且，这是一种自然性的权利。正因为此，思想史家邓恩才说，洛克写作《政府论》的主题就是赋予了人民一种权利，即使在一个合法的社会里，当统治者滥用了他的权力的时候，人民也可以反抗统治者。【6】 回到历史的长程跨度来看，一个富有革命传统即革命频发的社会或民族是不幸的。就中国而言，它的革命历史与命运，表明了这个东方专制帝国无法通过和平的方式或合法的途径，有效地克服制度变革的困境，以至于不得不被迫诉诸于革命来改变自身的命运。 对革命意义价值的判断上，贯穿近一个世纪的历史性错误，是共产革命给我们带来的迷失。但是，从道德意义上批判以往的革命带来的灾难是一回事，在社会变革意义上否认革命的必然性或其必要性又是另一回事。事实上，那种完全否定革命的合理性与正当性的论调不光不能够阻止革命的爆发，反而会从背面激发革命。这是王岐山的清醒之处，这也是中共的悲哀之处，至少针对中国社会的现状而言，革命仍然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魔咒——这就是托克维尔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革命不是必然，更不是一种历史的宿命，它是一系列复杂的社会矛盾发酵的结果，是必然与偶然的交集，理性与非理性的汇合。革命既有正义的表达，也会伴随着非理性的激进。但就像托克维尔提出的下列问题一样——这个社会为什么非要经过“革命”才能从僵死的“旧制度”中走出来呢？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这样的问题才是发人深省和值得认真思考的……
作者：潘晴 来源：网易博客 中国生态环境恶化已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在中国人面临的所有危机中，这是最致命的。中国已快成为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国度，说得难听点，今天的中国，正在往“断子绝孙”的末路狂奔！ 多年来一直想写一篇文章，从生态环境历史变迁的角度，来反思中国人的生存方式。但深入思考后发现，这个课题，绝不是一篇泛泛的文章可以完成的（需要一本专著）。将其先纳入《火山口》系列中来讨论，是因为中国生态环境恶化已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不夸张地讲，在中国人面临的所有危机中，这是最致命的。说得文雅点儿，中国已快成为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国度，说得难听点儿，今天的中国，正在往“断子绝孙”的末路狂奔！ 本文所涉及的历史资料和相关数据，都经过求证和有文献依据，其出处绝大部份源自大陆的官方媒体。由于篇幅所限，不再一一注明来源，网络时代，读者非常容易查证。本文重点，在于分析生态环境灾难形成的原因，特别是与中国人生存方式之间的因果关系。在认真梳理了历史资料之后，笔者得出结论，生态环境恶化与帝国统治模式密切相关，这也注定了红色帝国的下场——在“天谴中”走向灭亡。
什么叫“天谴”，即大自然对人类的惩罚。中国古代“灾异遣论”认为：自然灾害是现实政治的过失引起的，是上天对统治者的警示。“国家当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遣告之”(《汉书?董仲舒传》)。生态环境灾难，其主要原因在于人类的行为与大自然规律背道而驰。这种悖谬，古已有之，今人愚昧，反而愈加疯狂，正应了一句老话，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不可活！ 这个话题，多年来我不断与周边的人谈起。但一般人很难听得进我的“危言耸听”。这些年来，人们被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表象所迷惑，没有人去正视其背后的危机，但我却坚定地认为，这个“危言耸听”在十年周期内就会全面爆发。2013年中国人已见识了雾霾的“伤心伤肺”，1/4的国土面积被雾霾笼罩，北京空气高达六级重污染，人们终于惊呼“狼真的来了！”自然生态的形成是亿万年时间跨度的事，但破坏却只需要短短的几代人，今天这种全方位、大规模的破坏，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往往是不可逆的。正像人们已经看到的那样：雪山冰川融化、植被退化、土地荒漠化、沙尘雾霾肆虐、水质土壤污染、海水污水倒灌，渤海成了死海，黄河已逝、长江将亡等等。 现在用什么“中国梦”来忽悠都没用了，党国喉舌的说谎、欺骗、愚民都已是其次的了，对中国人来说，这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末世哀鸣罢了。吹破了天的“中国模式”在“天谴”面前一文不值，GDP保7保8都没用，不还政于国、还权于民、还治与法、还道于自然，中国生态环境的浩劫就在眼前。这个周期是十年、二十年，抑或更长更短，不再只有天知道了，而是所有人都已能感受到的严酷现实了！ 让我们先从历史话题谈起：从下列考古发现中，读者可以看到，人类古文明是如何在大自然的报复下走向衰亡的。 1沙漠中的古文明遗迹中国陕西和内蒙古交界的毛乌素沙漠深处，有一座湮埋地下千余年的匈奴故城统万(Tongwan)。它建于5世纪初，正是史称“西晋十六国”大乱的时代。这里曾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汇点，在建成后的5个多世纪里，统万一直是鄂尔多斯高原南部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也是扼守“草原丝绸之路”的东西方交通重镇之一。统万依地势而筑，构思精巧，虽是土城，却有石头一样坚硬的质地和抗毁性，是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建设的最完整、雄伟、坚固的都城。它直到清朝后期才被发现。它是如何被沙漠毁灭的，对今人来说已成为一个悬案。 罗布泊的美丽幽灵——楼兰古国(Loulan)，19世纪末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新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中，发现了被风沙湮没了1600余年的古城楼兰，世界惊呼：“中国再现了庞贝城!”楼兰是一西域小国，2000年前，因位处罗布泊和孔雀河故道的“丝绸之路”而盛绝一时。东西方文明尤其是汉文明的冲击，使手工业、建筑、宗教、民间艺术等成为楼兰文明的杰出代表。但作为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的楼兰，只在历史舞台上活跃了五六百年便在公元4世纪神秘消亡，史不记载，传不列名。它的传奇消失，使其成为古丝绸路上的最大之谜。 高昌古城(Gaochang)：斯文.赫定从楼兰带走的大批900年前的佛教古物，引发了一场国际考古热，古城高昌的神秘面纱在此寻宝赛中被悄然揭开。高昌是东西方交通的十字路口，中原文化和先进的生产技术，使其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和西域五大名城之一。它城廓高耸，街衢纵横，防御工事固若金汤。汉人主政高昌，出现了儒、道、佛并存的多元文化，并在此发现了早已灭绝的波斯摩尼教遗迹。察合台汗国建立后，首领铁木尔汗成为第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蒙古汗王。落入“圣战”者手中的高昌城，在战火洗礼和大自然的报复中变成一座废城。 2历史古城消失的原因历史悬案终于在20世纪后被揭开，考古学家发现，古文明失落的原因，除自然因素之外，人类行为才是祸首。特别是“大一统”帝国在历史扩张中实行的“屯垦戍边”政策，大量移民涌入绿洲，毁林造田、侵占草原，致使自然生态系统受到大面积破坏。其核心是造成了水资源的严重短缺，突出地表现为森林消失、水土流失、草场退化、土地沙化盐渍化、沙漠迅速扩张。在大自然的惩罚下，原来的绿洲逐渐荒芜，在水源干枯之后，无情的沙漠终于将这些古城逐渐吞没…… 专家们发现，在造成自然环境恶化的各种因素中，人类的活动是主要原因。西域大规模的屯田活动始于西汉（公元前206-9年）。汉武帝在收复河西控制西域后（前101年），曾将内地大批人口迁至河西和新疆，以自然绿洲为依托引渠水灌溉农田。同时在黄土高原也开始毁林毁草开垦。历经曹魏时期、隋唐时期、至明清时期屯田规模已经很大。在屯田开发中，由于生产力低下或其他经济、政治、和自然的因素，常出现已垦地的搁荒，由于失去原始植被的保护这些土地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沙化。 新疆南疆地区自古农耕业发达，在人口大量增加之后，生产规模不断扩大，造成且末至若羌及和阗，普遍出现沙漠南移绿洲后退的情景。和阗附近，已知的有一定影响的古代遗迹和“丝绸之路”上的古城，绝大部分被沙漠吞噬。在河西走廊的黑河沿岸汉唐时期所谓的黑水国遗址也被黄沙掩埋。大自然生态环境的变迁，揭示的正是千百年来古文明消失沙进人退的痛苦历史痕迹。 真正对西域生态环境造成大面积的破坏，则开始于大清帝国后期对西域的征服和扩张。到了中共掌权后，在“建设边疆、保卫边疆、开发大西北”的号召下，大规模的移民涌入新疆、青海和甘肃。屯田开发进入新的高潮。在所谓“战天斗地”的意识形态鼓动下，对大自然的索取和破坏到了疯狂的程度，使西域大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形成了不可逆之势。
近年来，在专家、学者们的发掘考察后指出：西北地区在古代曾因气候较温暖、森林草原密布、山川秀美极适应于人类生存而成为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从浩繁的史志资料，大量的考古资料和地质资料，以及根据近现代生态环境进行的科学调查，我们不难窥见一斑。 广袤的黄土高原，其历史自然景观曾是森林和草原。在秦汉以前，这里森林密布，山青水秀。魏晋南北朝时期，匈奴人赫连勃勃曾赞美黄土高原北部的白城子“美哉斯阜，临广泽而带清流，吾行地多矣，未有若斯之美”，在此筑统万城，建立大夏国。根据《汉书?地理志》、北魏《水经注》等书考证，黄土高原西部的甘肃陇东、陇西、兰州和宁夏一带也曾密布森林。在甘、宁两省交界的六盘山，曾经覆盖大片林区，成吉思汗征西夏，曾在这里扎营避暑。宁夏西海固由于森林广布、草场丰美，曾经是唐朝养马中心，直到明代前期，仍然是以牧为主的半农半牧区。黄土高原原始植被属于森林和森林草原。由于繁茂的植被涵养水土，所以黄河在古代许多文学作品中是清澈美丽的，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生息之地。 近现代以前，新疆的地表植被也分布较广。在叶尔羌河流域，原始森林十分茂密，瑞典人斯文.赫定曾记录过他艰辛地穿越“真正的古森林”的经过。可见其面积之广阔。在北疆地区，森林植被则更加茂盛。“自奇台至伊犁，二千余里，冈峦断续，森然者，皆松也。其沿驿大道，则榆、柳、白杨、红柽、桃、杏、沙枣、野茶、枸杞，而榆、柳尤多”，伊犁果子沟“遮岩蔽谷者，皆松桦也”由于林草茂密，人迹罕至，新疆还成为许多珍贵的野生动物的乐园，如新疆虎、野骆驼、野马、鹿、豹、野猪、狐、兔、狼等都曾出没其间。 在青海省的柴达木盆地，50年代以前沙生植被茂盛，覆盖率高达30%～70%。青海森林资源也十分丰富，而且以天然林居多。其以“柏杨为大宗，其他如松、桦、榆、橡、与苏木皆有。山中虽有巨材，以山川阻塞，运输极难，故森林之多，无地不有”。共和县“两岸森林繁茂，河南之汪什科、先木多一带，森林亦盛”。这对黄河、长江源头的水土保持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甘肃河西地区，石羊河、黑河、疏勒河发育了一系列荒漠绿洲，曾经是古代主要农耕和放牧之地。祁连山的森林草地涵养了充足的水源，其下游内蒙古额济纳旗形成了大片以胡杨林为主的原始森林。在敦煌与莫高窟齐名的自然奇观月牙泉，《敦煌县志》记载其“泉甘美，深不可测”，“为飞沙所不到”。县周围有天然灌木林近40万亩。得益于这样优越的生态条件，所以《资治通鉴》记载唐朝“天下称富者，无如陇右”。 在甘肃洮河上游天然林与陇南白龙江上游和四川北部的森林连成一片，面积十分辽阔，主要有杉、冷杉、山杨、白桦、红桦等，胸高直径一尺以上的大树比比皆是，较好地维持着长江、黄河上游的生态平衡。 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开发，曾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出现过汉唐时期经济和文化的辉煌，对中华民族的生息繁衍做出过突出贡献。但人类的开发活动必须要遵循自然规律。超出一定的限度，忽视产生的负面效应，就会演化成对自然生态的破坏，从而招致大自然的可怕报复，西域古代文明的消失体现了这种规律。 西域从秀美的人类摇篮到生态环境的日趋恶化，除自然气候变迁因素外，主要是历史上人为因素长期作用于生态环境造成的，尤其是在近半个多世纪人口激增的压力下，忽视大自然规律，片面追求经济利益所进行的掠夺性开发所酿成的苦果。如果回顾中国的历史变迁，往更深一层的想一想，这何尝又不是“大一统”帝国的宿命呢？
人类经济活动的重要目的就是为了获取物质财富。因此导致人们只顾眼前利益而对自然界采取掠夺式的开发，造成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如今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正在重蹈覆辙，以至于到今天，我们已不得不思考将留下一个什么样的中国给未来？ 水资源枯竭与水污染危机中国的淡水资源按人均占有量在全世界排109位。人均占有量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1/4，约为2200立方米，被联合国列为13个贫水国之一。而且，水资源分布极不平衡，大部分集中在长江流域和长江以南地区。有16个省市自治区人均淡水资源量低于严重缺水线（500立方米）。 全国600多座城市中，有400多座城市缺水，其中100多座城市严重缺水，日缺水1600万吨。中国尚有3.6亿农村人口喝不上符合卫生标准的水。每年因缺水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2000亿元。全国每年因缺水少产粮食700―800亿公斤。 中科院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华北平原浅层地下水综合质量整体较差，且污染较为严重，直接可以饮用的地下水仅占22。2%地下水污染问题，已经构成危机，解决刻不容缓。 全国每年的污水废水排放总量680亿立方米，工业废水占2/3，超过环境容量的80%以上。七大江河水系，40.9%是“丧失水功能”的劣五类水质；75%的湖泊出现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三湖”水质均为劣五类，不可农业用，不可工业用，更不可作饮用水源。 中国近年来片面追求GDP高速发展的模式，给环境带来的灾难性的影响。除了雾霾，毒食品和地表水严重污染之外，最新的研究报告表明，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地下水受到污染，64%受到严重污染，被称为“地下雾霾”。 黄河不再咆哮中华母亲河黄河，水资源已十分贫乏，河道萎缩，断流加剧。1972年4月，黄河在山东境内第一次出现断流，这是黄河漫长历史上的第一次。1990年到1998年，黄河年年断流。1997年断流更是多达7次，计226天，断流河段达700多公里，300多天无水入海。在水资源短缺的情况下，为了生产和生活只能从地下采水，致使华北地区的地下水超采，水位正在大幅度下降，并使地面下沉，海水倒灌，前景严峻。 巴颜喀拉山是黄河、长江发源的象征。长江总水量的25%、黄河总水量的49%、澜沧江总水量的15%都出自三江源地区。玛多境内拥有大小湖泊4077个，黄河在其境内绵延200多公里，有着“千湖之县”、“中华水塔”的称誉。现在的玛多只剩1000多个湖泊，面积大于0.06平方公里的湖泊仅261个，也就是说，90%以上的湖泊已经干涸。上世纪90年代与80年代相比，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年平均流量分别减少了24%、27%和13%。 20世纪80年代玛多地区一年有300多个雨雪天，每星期都下雨。由于过度放牧，牛羊如蝗虫般地扑向草场，使草场迅速退化、沙化，空气湿度越来越低，云层越来越薄，降雨只集中在某几天，之后便是旷日持久的晴天烈日。降水量急剧下降，蒸发量却与日俱增，达到降水量的17倍。湖泊被蒸发了；加之全球性的气候变暖，连千年的雪山也被“蒸发”了，再也看不到连绵的雪峰。 黄河曾以她博大的胸怀，温柔的河水，养育了中华儿女，黄河也以她满腔的愤怒，狂暴的浪涛，教训着中华儿女。如果有一天，黄河不愿再养育中华儿女，也懒得教训中华儿女，她悄悄地走了——这不是不可能，它预示着中华民族历史性的灾难即将来临！ 长江也在挣扎与憔悴枯槁的黄河相比，长江则变得喜怒无常，放荡不羁。继1996年特大洪水之后，1998年长江又一次发生特大洪水，这是历史上长江洪水灾害造成损失最大的一次。严重的水土流失使长江流域塘堰的总库容被泥沙淤积了一半以上，长江干流河道的不断淤积，造成荆江河段的悬河。每到汛期，滚滚洪水全靠大坝挟持，洪水水位高出两岸达数米到十几米。 长江流域另一个突出问题是水体污染严重。2001年废水污水排放总量为220亿吨，使得干流沿线形成600公里的污染带，60%的水体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其中南京、上海、武汉、重庆、攀枝花等5城市江段近岸水域污染尤为突出，沿江城市500多个主要取水口不同程度受到污染。由于水质恶化，上海等26座城市已成为“水质型缺水”城市。 专家们指出，长江面临六大危机，如森林覆盖率严重下降，泥沙含量急剧增加，水质严重恶化，物种生存受到威胁等，如不再加以保护，“10年之内长江就可能变成第二条黄河”。 污染最为严重的还不是长江。2001年七大水系污染由重到轻的顺序是：海河、辽河、淮河、黄河、松花江、长江和珠江。淮河已成了全流域污染的脏河、臭河。“50年代淘米洗菜，60年代洗衣灌溉，70年代水质变坏，80年代鱼虾绝代，90年代身心受害。”这首民谣唱出了中国人心中的隐痛。 五大湖重病缠身五大湖――鄱阳湖、洞庭湖、太湖、洪泽湖、巢湖也是重病缠身。重病之一是湖面湖容急剧萎缩。由于大规模围湖造田与水土流失，洞庭湖由50年代的4350平方公里缩小至2840平方公里，鄱阳湖由5100平方公里缩小至3900平方公里。湖面萎缩与湖底增高大大降低了蓄水与泄洪的功能，致使1998年爆发特大洪灾，江西境内870多座圩堤溃决，159万人被洪水围困，无家可归。 重病之二是水质严重污染。由于接纳过量的氮、磷等营养物质，导致水质富营养化。巢湖接纳的废水量为五大淡水湖之首。西半湖已呈重度富营养状态，严重地污染了该地区的合肥等市的饮用水。出现了湖边居民无水喝的尴尬。20世纪70年代，34个重点湖泊中富营养化仅占5%，到90年代，东部湖泊全部处于富营养化状态。2002年8个大型淡水湖泊水库有6个处于富营养状态。 渤海在“死海”边缘上徘徊近年来，中国海域赤潮发生频率提高，面积不断扩大。据《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披露：2000年，全国海域共发现赤潮28次，面积1万平方公里；2002年79次，面积1万余平方公里；2003年激增至119次，面积1.45万平方公里，直接经济损失4281万元。 东海为赤潮高发区。上世纪90年代前，东海区每年发生赤潮20起左右，近年来年均发生40起左右。2003年发生70多起，创历史新高。 浙江舟山海区更是触目惊心。2000年发生了10次，面积2000至3000平方公里。2003年发生了46次，面积达7000平方公里。就毒性来说，2002年之前没有出现有毒赤潮，2002年开始出现有毒赤潮。 赤潮是向人类的一种警告。赤潮频仍表明陆上及海上入海排污在逐年增加。海上污染80%来自陆地。以东海为例，2003年人们向东海倾倒了4245万立方米的疏浚物。其中，上海海区的倾倒量占55%以上。这些未加任何处理的疏浚物，含有大量的铜、铅、锌、砷、镉、铬和油类等，使长江口一带海域无机氮和无机磷全部超标。 经国家海洋局检测，渤海的环境污染已经到了临界点，而且已从无毒赤潮向有毒赤潮转化。水体中的无机盐、活性磷酸盐、铜、氮、锌、石油等全部超标。海底泥中，重金属竟超过国家标准的2000倍。渤海产卵场污染面积达到100%。专家警告，如果再不采取果断措施遏制污染，渤海在10年内将变成“死海”。那时，即便不向渤海排入一滴污水，单靠其与外界水体交换恢复清洁，至少也需要200年。至于积沉在海底的污染物，将存在更长的时间。 耕地告急和水土流失中国耕地面积仅占世界的7%。国土资源部显示，2003年全国耕地面积为18.5亿亩，比7年前的1996年减少了1亿亩，年平均减少1429万亩。现人均占有耕地仅1?43亩，为世界人均水平的32%。2003年，全国31个省市区中，人均耕地低于0.8亩警戒线的已有6个。预测表明，到2030年，我国人均耕地占有量将减少1/4。此外，全国耕地分布在山地、丘陵、高原地区占69.27%，水资源占全国总量的80%以上的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仅占全国耕地的38%，水资源不足全国的20%的淮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却占全国耕地的62%。可见，中国60%以上的耕地无水源保障。 耕地的水土流失严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达356万平方公里（2002年），占国土面积的37%。同时，每年还新增1万平方公里的水土流失面积。另外，土地污染日益严重。专家指出，过量使用化肥和农药已到极限。占世界7%的耕地面积却使用了占世界近30%的氮肥。化肥、农药被农作物吸收仅30%，70%散发于大气，渗入到土壤与江河湖泊与地下的水体之中，使耕地土质逐年下降，并对至少13个省份的居民及水生物造成生存与健康威胁。 土地荒漠化，和日趋加剧的沙尘暴中国国土大面积荒漠化日趋严重。全国现有荒漠化土地267.4万多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27.9%，而且每年仍在增加1万多平方公里。18个省区的471个县、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正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胁。 目前全国沙漠和沙化总面积已达174.3平方公里，每年还在以3436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等于一年损失一个大县的面积。沙区治理速度远远赶不上沙化的速度，“生态难民”有增无减。土地荒漠化和沙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不仅对当代人产生影响，而且还将祸及子孙。 49年至2001年的52年间，共发生沙尘暴88次，特别是90年代发生的自西北、掠及北方72个县110万平方公里地域特强沙暴，其强度、范围、灾损都是两千多年历史记载中所没有的。中国目前受沙尘暴袭击和污染的省会城市已达20多个。北京2000年出现22次沙尘天气，2001年10余次，2002年入春后又发生数次沙尘天气。2010年3月19至21日，中国近40个城市遭遇强沙尘暴袭击，空气污染严重。人们忧虑，北京是否会成为沙尘淹没的“庞贝城”？ 震惊中国的土壤污染调查报告今年4月17日，环保部和国土资源部首次公布的调查报告震惊中国，报告内容显示，中国人正面临着一个比雾霾更可怕、更大的生存危机——土壤污染。报告称，根据2005年到2013年的调查，中国16.1%的土壤以及19.4%的可耕地受到污染。约有82.8%的土地是被无机材料污染。公告数据显示，土壤中对人体有害的重金属量明显超标。主要污染物为重金属镉、镍、铜、砷、汞、铅，以及有机物滴滴涕(DDT)和多环芳烃。土壤中的重金属含量严重超标。 土壤污染——是比雾霾更可怕的生存危机，土壤污染是一种“看不见的污染”，无形无色，难以捉摸，然而却切切实实威胁着民众的生命、财产。具有缓慢性和隐蔽性的特征，从产生污染到出现问题通常会滞后较长的时间，被某些重金属污染的土壤可能要数百年时间才能恢复。 从最新的公报内容来看，南方土壤污染重于北方;长三角、珠三角、东北老工业基地等部分区域土壤污染问题也较为突出，而中国粮食的主产区就分布于这些地区。全国大约5千万亩(330万公顷)农田被过度污染以至于不能种植。中国有1350万公顷耕地，耕地储量近年已经下降，不到全球人均耕地面积的一半。 据大陆媒体报道分析,毫无疑问，要想保住“舌尖上的安全”，首先就要保证土壤安全。与水体和大气污染相比，土壤污染具有隐蔽性、滞后性和难可逆性。此外,重金属难以降解，导致重金属对土壤的污染基本上是一个不可根本逆转的过程。因此,土壤污染一旦发生，仅仅依靠切断污染源的方法很难恢复。 在人的健康上,有句话叫“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病一旦得上要治疗好很难。土壤污染也是同类情况。土壤最有效最有价值的就是表土，表土营养结构是否充足，决定了土壤是否健康，进而决定了生物圈的生命基础。可以说，土壤表土是人类食物的主要源泉，某种程度上讲，保护表土就是保护生物圈的第一生产力。因为表土的形成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几乎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 总体来说，治理土壤污染的成本高、周期长、难度也很大。土壤污染尤其危险，而且比空气污染、水污染更难治理。土壤中的毒素不仅会被植物吸收，也会污染地下水。 能源需求面临严峻挑战改革开放30多年，工业化进程突飞猛进，但走的是传统的工业化道路，即“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之路，“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保护”之路，资源的损耗和环境的破坏十分严重。 在未来20年，中国能源需求面临巨大缺口。要增加26座兖州煤矿，6个大庆油田，8个天然气西气东输工程，4.3个左右的三峡水电站的装机容量，20个大亚湾核电站和400个大型火电站，还要用20年的时间建起美国用50年时间增容起来的电网容量。到2020年中国的能源需求将达到31亿吨标准煤，居世界第二，占当年全球的13.2%。而中国能源消耗强度约为世界经合组织国家均值的4.6倍。 今后的经济增长将会愈来愈依赖国外资源的进口。到2010年，中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将达到57%，铁矿石将达到57%，铜将达到7%，铝将达到80%。 中国各类资源人均占有量不同程度低于世界人均水平，但却是世界上资源消耗与污染物排放量最大的国家之一。是世界上耗水量的第一大国（占世界用水总量的15.4%），能源消耗居世界第二位，污水排放量居世界第二位（相当于美国的3倍），二氧化碳排放量居世界第二位，不久可能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 20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年增长率在7%―9%之间），不少人为此而沾沾自喜。孰不知，中国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环境、破坏生态为代价的。据1997年世界银行统计，中国每年仅空气与水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就高达540亿美元，相当于GDP的6%。如果将所有污染对经济所造成的损失汇总起来，每年污染所造成的损失是GDP的7%左右。也就是说，人们千方百计所创造的经济增长奇迹实际上被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失无情地抵消了。
成为封面故事的癌症村环境污染造成中国癌症发生率年年攀升。中国目前每年新发癌症病人数约350万例，死亡约250万人，癌症村逐年增长，甚至出现癌症县。根据中国官方《2012中国肿瘤登记年报》公布的数字，中国每天有8550个新发癌症病人，平均每6分钟有一人被确诊为癌症。 过去的年代，它是一种老年性疾病，现在十几岁、二十几岁患此病者已不少见。过去多见于城市，现在农村也普及起来了。而人类的癌症大约80%―90%都是由环境因素引起的。2013年2月，一份基于调查材料由公益人士制作的“中国癌症村地图”正在互联网上被关注，村子数量被认为超过200个。 谈虎色变的SARS和H7N92003年SARS病毒的凶猛人们已领教过了。变异的环境会产生变异的物质，孕育出了人类的新天敌。原来只在动物中存在的病毒成了能在人群中传播的病毒，SARS这种新的冠状病毒，以前从未在人体中发现过，但在许多动物身上是早已存在的。对野生动物的滥捕滥杀，以及环境的污染也是SARS病毒快速蔓延的重要因素。 近年来由于甲型流感H7N9病毒的迅速蔓延，使中国养殖业受到很大程度上的重创。据农业部官员称，今年一月份，中国养禽业损失200亿元人民币，仅香港一地就宰杀2万只活鸡。大量民众对家禽类食品产生恐惧心理，因而导置其价格与销量的大幅下降。 这种新兴的人际间可传翻的病毒也叫瘟疫，瘟疫的可怕就是在于会导置大量民众之间扩散传翻，甚至会出现大量的人口死亡。当年的罗马帝国是如此的强大与辉煌，横跨欧洲、亚洲、非洲，称霸地中海，但经历过几场大瘟疫后遭受了重创终于走向了灭亡。 中国儿童铅中毒现状从1995年～2000年有近二十个城市对14000名1～12岁儿童进行了血铅水平的调查,这些城市包括：北京、上海、重庆、广州、武汉、沈阳、长春、太原、兰州、郑州、杭州、无锡、徐州、克拉玛依等。其结果不容乐观。 在工业区内儿童铅中毒流行率多在50～85%之间。有的城市几乎所有工业区内的儿童都已有铅中毒。即使是没有明显工业污染的普通市区,儿童血铅的平均水平也在100ug/L左右。大部分城市儿童血铅水平在120～160ug/L之间,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实。 有些城市儿童血铅水平堪忧,太原市5所幼儿园进行血铅筛查,时间为1999年12月～2000年1月,也就是60%以上的儿童存在不同程度的铅中毒。太原市学校的在校生血铅平均含量为153.3ug/L,也达到二级铅中毒。 更为严重的是有两个城市新生儿血铅平均水平分别为71.0ug/L和83.5ug/L,血铅标准定为每升血液50微克铅,这两个城市新生儿的血铅水平均已超过这一新标准。我国儿童铅中毒状况已远远超过工业发达的国家。从上述的调查结果来看,已严重影响二十一世纪中国的人口质量。 “毒”从口入，防不胜防“餐桌上的污染”已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近年来这个问题表现得更加严峻。曾几何时，媒体上关于食品安全的负面报道一个接一个。红心鸭蛋查出“苏丹红”、福寿螺吃出线虫病、多宝鱼检出违禁药物、面粉里“调白块”超标、粉丝中发现致癌物等等，如此信息接触多了，让人似乎不知道吃什么才安全。 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现状： 1．初级农产品源头污染较重。有的产地环境污染、污水浇灌、滥用甚至违禁使用高毒农药；工业三废、城市废弃物的大量排放，造成许多有毒、有害物质渗入土壤中；饮用水中含菌量高、重金属含量高；饲养禽畜非法使用生长激素及“瘦肉精”。这些大大降低了农产品消费安全性。 2．食品生产加工领域假冒伪劣问题突出。有的滥用或超量使用增白剂、保鲜剂、食用色素，有的掺杂使假，生产假酒、劣质奶粉，用地沟油加工食用油等，从而造成食品安全问题。有些企业在食品收购、储藏和运输过程中，过量使用防腐剂、保鲜剂，部分经营者销售假冒伪劣食品、变质食品。 3．由于大化肥、大农药、除草剂、激素、添加剂、催熟剂和转基因技术的滥用以及土壤的重金属污染，使食品安全受到严重冲击。2006年全国食油销量1410万吨，返回餐桌上的地沟油就有100—150万吨。以前要一年才能长大的猪，现在4个多月就能催肥。两只翅膀的鸡，在激素的作用下可长出3－6只翅膀。这样的食品进入人类食物链的生态后果可想而知。 镉大米发出泣血警告2013年5月，“镉大米”事件让人震惊！“镉大米”可以严重威胁人的生命与健康安全。专家指出，长期吃“镉大米”的人等于在慢性自杀！当舆论焦点睁大眼睛关注“镉大米”超标事件时，却忽略了“镉大米”自身给予人类的警告：是什么原因让农作物变成了含毒食品？ 如今“镉大米”向人们发出了泣血的警告，土地良田受到污染，已冲破食品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今天是“镉大米”长驱直入到百姓的餐桌。明天呢？如果土地污染问题得不到解决，“毒蔬菜”、“镉水果”、“有害植物”，还不都成了杀气腾腾的“怪胎”冲上了人们的餐桌？到了那一天，今天的“镉大米”的警告，就会变成中国人的悔恨与自责。 由于耕地严重污染，连农民自己都不敢吃所种的粮食。广州食品药物管理局宣布，对当地市场今年头三个月出售的大米18份样本检测发现，将近一半含有过量的镉。专家说，在中国不同地区的土壤当中发现高浓度的镉。这已触发了消费者对于中国的主要粮食没有能够逃脱来自水和土壤污染的广泛愤怒。 城市中恐怖的大气污染在全球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国占了16个。在这些城市中，空气中颗粒物和二氧化硫浓度已经超过世界卫生组织及国家标准的2―5倍。全国57%城市颗粒物超过国家限制值，48个城市的二氧化硫浓度超过国家2级排放标准，82%城市出现过酸雨。 联合国开发署2002年报告称，中国每年空气污染导致1500万人患支气管病，2?3万人患呼吸道疾病，1.3万人死于心脏病。世界银行中国污染报告称，中国每年约有75万人由于空气污染而早亡。 从2013年一月份持续到现在的雾霾天气波及了中国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雾霾持续时间之长、影响范围之广，是人们之前所没有遇到过的，人们也开始知道了一个新的符号：PM2.5（微粒的英文缩写） PM2.5富含大量的有毒有害物质，在大气中的停留时间长、输送距离远，因而对人体健康和大气环境质量的影响更大。而PM2.5也是雾霾产生的重要原因，监测表明,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每年出现霾的天数在100天以上，个别城市甚至超过200天。 中国社科院2013《绿皮书》指出：雾霾天气现象会给气候、环境、健康、经济等方面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例如引起城市大气酸雨、光化学烟雾现象，导致大气能见度下降，阻碍空中、水面和陆面交通、提高死亡率、使慢性病加剧、使呼吸系统及心脏系统疾病恶化，改变肺功能及结构、影响生殖能力、改变人体的免疫结构等。 中国人的生育能力持续下降你知道雾霾影响生殖能力吗?对！雾霾影响生殖能力！ 中华医学会泌尿学会和中华医学会男科学分会关于男性方面的调查显示：我国成年男子精液生成量比100年前减少一半，25%有性功能障碍或性心理障碍，10%的夫妇患有不育症。 中国人口协会近日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不孕不育患者目前已超过4,000万，占生育年龄人口的12.5%，而20多年前仅为3%。在快速增长的不孕不育患者中，以25岁至30岁的人数居多。 调查显示：如今中国人血液中正常的白血球数已由20世纪70年代的7000―8000降到80年代的5000左右，20世纪末降至4000左右。男性精子数正在急剧减少，1940年，男子平均每毫升精液中有精子1.13亿个，1990年下降到7700万个，最新调查已降到2000万到4000万个。育龄男子的精液数量平均比50年代出生的减少50%，年递减2%。照此下去，50年后中国人将丧失生育能力，面临“断子绝孙”的可怕威胁！
今天的疯狂意味着明天的灭亡 中国变了，这个被1/5人类占据的地方，一个号称神州的文明古国，已经变得叫人认不出来了。 人类生存在大自然中，这个美丽的星球孕育了人类，同样也需要人类像爱护母亲一样地去保护自己赖以生存的这片土地。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却已经被中国人在贪婪的物欲追求中给扔掉了！ 中国人并非天生就是地球的克星。在过去的很长时期，中国人与其他民族一样，依靠种植、采集、饲养、放牧、渔猎的生存方式，也创造出了灿烂的文明。在几千年游牧经济和农业文明发展时期，“天人合一”的观念曾长期影响着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因而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和破坏毕竟是有限的。 中国人自杀式的毁灭生态环境，是从毛泽东“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时代开始的，在“人多力量大”的鼓噪下，中国人“造”出了这块土地无法承受的人口。民国时期，全国大约有4亿多人口，这4亿人口是经历了千百年才达到，而生产出第二个4亿人口只用了十几年。文革后不得不采取了计划生育政策，但为时已晚，如今中国人口已近14亿。 于是病急乱投医，为解决这些人口的生活问题、发财问题，中国人什么也不顾了。严重的环境问题也因此而产生。在所谓“中国模式”的发展中，亿万愚民从山川毁灭到河流，从大地污染到天空，在所有已发现、可利用的大自然资源范围内，用疯狂得几乎变了形的身影在争夺着财富，照当代中国人大刀阔斧摧毁地球的架势来看，已经完全不考虑明天了…… 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什么“亡党亡国”，而是要“亡天下”了！当少数统治者贪婪的欲望，成为挟持大多数人对物欲的疯狂追逐时，世间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发生呢？无限膨胀的欲望和对大自然的疯狂掠夺，最终将导致中国走向灭亡之路。贪欲成为毁灭的动力，乃是这个“红色帝国”的万劫不复之源！ 《圣经》中有一句话，上帝要让谁灭亡，就先让谁疯狂。今天国人的疯狂除了预示着明天的灭亡之外，我真不知道还能意味着别的什么？华夏民族生存了世世代代的中华大地，如今已是满目疮痍。试问：中国人的子孙后代希望在哪里？ 保护生态，保护环境，保护青山绿水，保护碧水蓝天已成为今天中国人的当务之急。不要因为我们今天的愚昧与轻狂，毁掉祖先留给我们的锦绣河山；更不要因为我们今天的自私和贪婪，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彻底绝望！ 中国人请警醒吧！不要将一个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就这样毁掉，让中华大地成为21世纪的环境之殇、土地之患、人类之耻！ 笔者之所以用“天谴”来结束《火山口上的红色帝国》系列文章，是为了揭示一个不以帝国统治者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一个不尊重生命，不尊重人权、不尊重自然，不敬畏天地的国家和民族，是逃脱不了来自“上天”惩罚的！ 对于中国的未来，笔者内心是悲观的。不难预见，在“红色帝国之梦”的驱赶下，亿万国人仍将朝着“末路”狂奔！已在劫难逃！国人终将在自己建造的地狱中，承受和体悟来自“上天毁灭”所带来的狂躁、悲哀和绝望…… 2014/4/29于悉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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