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岁月留痕】：（三）中学时代
作者：老虎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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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岁月留痕】：（三）中学时代
作者：老虎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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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岁月留痕】： （三）中学时代 迟到的入学通知 说到我的中学时代，那便要提到文化大革命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毫无疑问是场重量级的大灾难。往大里说，他是国家和社会的一劫。对数以亿计的广大民众，几乎每个阶层，每个年龄段的人都从不同的角度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对于我等这代人，则是因为这场灾难，被无情地剥夺了原本该正常享有的学习权利。还是因为这场灾难，造成了无数畸形的社会现象，扭曲了千万人的心灵心智，而这一切又都恰巧发生是在我（们）世界观、人生观开始形成的青少年时代…… 1966年文革开始时，正是我（们）已经完成了小学学业，准备跨入中学大门的时刻，那一年我十三周岁。就是因为这场文化大革命，将刚建立起来不久的社会秩序整个儿打乱了。因为此，我们这一届学生便被无端地“延长”了一年小学生活。其实要说“延长”也不确切，因为这一年，学校已经没有了正常的作息时间，也没有正常的课堂教学生活了。准确地说，那段时间里我们基本失去了管束，受到的是这样的影响——每天耳朵中充斥着各处高音喇叭中传来此起彼伏的“打倒×××”、“揪出×××”、“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的口号呼喊声；每天见到的则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大字报上有的人姓名被颠倒写了，有的则被醒目的红笔重重地盖上了“×”，大字报的内容似乎又总是那么的“触目惊心”，时不时地会引发内心深处一种蠢蠢欲动的冲动。那一年，我（们）不需要每天去学校，整天就如游子一般，过着哪里有动静就到那里去“看热闹”的生活：抄家了，批斗了，贴大字报了……好像就是当年我们接触的社会生活的全部。至今记忆中还留有这样一个印象：小学同班有位住在新乐路一幢花园别墅内姓裘的女同学家，就在那时遭遇了几乎被毁灭性抄家的“没顶之灾”。红卫兵们将从他们家中拿出一件件被称为“封资修”的物品，狠劲地砸向地面，只听到裘的爷爷满脸痛楚，不无悲切地唤道：“这些都是古董啊……”——当然无人会给予理睬。目睹这些情景，我常常会心里发颤，也许是因为太粗暴了，所以我常常是下意识地拒绝旁观。 终于熬到了1967年，终于接到了中学的“录取通知书”了。 说起那时的入学方式，令我不由地感到我国基础教育的运行机制其实是一直处在变化不定中的。就在前两年，（应该是1964年吧）我哥哥小学毕业时，还需要通过毕业考领取小学毕业的证书，然后通过升学考进入自己志愿选择的中学。仅时隔二年，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当然这也必定是因为这场文化大革命。颇有意思的是1967年我经历的入学方式，竟然和当下“改革”了半天的小学升初中采用的“就近入学”的方式基本如同一辙。（文革结束后又恢复过我哥哥当年的升学方式）四十多年过去了，仅入学方式就有这番翻来覆去的来回折腾，真是忍不住会令人慨叹。 （扯远了，再回来。） 当年我接到的中学录取通知书上的落款是“上海市第五十一中学”。至今还能感受到，当看到那张通知书上的红色印章时，我的心情别提有多么激动了!那激动不仅来自她的迟迟到来，更是来自这个名称的份量。 “五十一中学”坐落在上海复兴中路上，（临近襄阳南路）至今已建校八十周年，曾名“位育中学”，解放后不久改名为“五十一中学”，现如今又恢复了“位育中学”的名称。无论是当年还是当下，学校的声誉在上海地区都是有所耳闻，那可是名声在外的重点中学啊，自然也是我心目中理想的中学之一，如果还实行哥哥那时的考试制度，这所学校肯定是我的志愿之一，当然那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考试才能实现的愿望。如今却是这么轻而易举的成了她的学生。激动之情难以言表。可以想象，那一阵我的脸上一定满是得意、满足的笑容。 进入中学后才得知我们是以“就近划块”的分配原则被安排到五十一中学的,只要是这个地区的小学毕业生，不管不问成绩如何，全部被“录取”在该校。当自己真正弄明白这个情况时，原先很莫名的“优越感”好似已在潜意识中受到了挫伤，当然仅是“潜意识”。 我们这一届在五十一中可是个“大户年级”，整整十四个班。学校南北向坐落着南楼和北楼。我们这个年级占据了整整一幢北楼还有南楼的一个层面。我被安排在中一（5）班(即初一5班，当年五十一可能为了区别于高中，就这么称呼初中班级的)，我们教室的位置在北楼二楼最西面一间。很多年后我还专程回到过母校，回到这个伴随我度过三年中学生活的教室里，找到至今还记得的座位上“坐”了好一会——眼前一幕幕地回放着还留在我脑海中点点滴滴的记忆，禁不住联想多多，感慨万千，还忍不住地羡慕着如今这个座位的“主人”…… 在“五十一中学”三年的学校生活中，除了班主任是固定的人选外，其他学科的任课老师都是不确定的。（这一点也是当年的产物）正因为此，班主任给我留下的印象比较深刻。三年中，我曾经历了三任班主任老师，这三位班主任分别给予我完全区别于小学教师的印象和影响，从她（他）们身上我感受到了中学老师的“深厚”,是那种很吸引人的“深厚”。这感觉是我在小学教师身上从没有感受到过的。 第一任班主任姓汪。汪老师一以贯之的有着清爽利落的衣着和发型，鼻梁上架着一幅近视眼镜——非常典型的中年知识女性形象。她平时不苟言笑，说话声音清幽幽的，感觉有点清高，但工作很负责，可以用一丝不苟来形容。不知何故，我好像多少有点“怕”她，准确地说应该是“敬畏”，总感到在她的身上有种难以言状的威势，那种威势形成的气场令学生在她面前都会显得格外的规矩。汪老师与我们的接触仅在入学第一学期中，也许是由于时间太短，也或许我们之间并没有发生过什么特殊事件，所以记忆中就留下这么些印象。（很多年后，我听说她后来调到区委宣传部工作了。） 半年后，班主任换成了一位姓顾的老师，和汪老师不同的是，顾老师其貌不扬，胖胖的身材圆圆脸，一个极其普通的中年妇女，一眼看上去好像还很“土”：齐耳的短发，非常大众化的衣着，那装束与我的小学老师（特别是我后一任班主任陈老师）的那种时髦形成了很大的反差。但顾老师为人真是非常非常的好，对我们这些学生犹如慈母般的和蔼可亲。在她身边会有一种很踏实的“安全感”。这或许有当时政治气候的影响，（按当时的说法，顾老师家庭出生非红五类）但我更愿意相信这是她作为一个人民教师的职业操守使然。对于她的真正的认识，应该是在1971年我因病回沪休养治疗期间。（见后） 我的第三任班主任是叶老师，叶老师一直伴随到我（们）离开“五十一”，前往黑龙江。叶老师是当年学校的青年教师，他是三位班主任中唯一的男性，除了性别和年龄差别之外，与前两位老师还有些不同，那就是叶老师是当年学校文革运动的积极分子（或言骨干分子）。担任我们班主任时已是学校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但叶老师在我们这些学生眼里，好像并没有一般意义上造反派的那种激进，很温和很儒雅，他应该是政治老师，谈及各种问题时总是娓娓道来，侃侃而谈。或许这就是知识分子的风格吧。应该说，中学时代的后期，我较多地受到叶老师思想、观点等方面的影响。也许就是因为叶老师的这个身份，使得我班学生参加学校“革命活动”的机会要比其他班级多很多。三年后，我们班共有连我在内的五位同学共同前往黑龙江省呼玛县插队，在整个学校分配到那里的那支小分队中，占据着八分之五的席位，这个数量应该与此也有相当的关系。这便是叶老师当年留给我的印象。1971年~1974年在上海治病期间，我曾多次回到“五十一中学”看望老师，获悉叶老师在我们下乡后不久已调往区政府工作。与其他老师一样，那段时间我和他也有过一段较为密切的联系：他常借给我书刊阅读，还约我到他办公室去闲聊。后来听说他调往《现代家庭》杂志社工作，为此，我有很长一段时间会收到叶老师寄来的杂志。再后来听说他结婚了，不久举家移居澳洲。从那以后便再也没有联系过。
我们这一届学生的学习生活在“五十一中学”中肯定是“前所未有”的。（希望永远是“后无来者”）语文、数学、英语自然是必须开设的课程，但是却没有教科书，老师上课全凭自己的设计。记得初一开始的第一堂英语课上，教室里走进了一位打扮很洋气（发型是那种当年很少见的高高盘起的形状）形象感觉很高雅的女老师，（后来我们知道这位老师原先是学校乃至地区很优秀的英语老师，好像还是学校的英语教研组长）她自我介绍姓刘，给我们上的内容便是“Long live chearmen Mao. a lang lang live”——毛主席万岁！万万岁！这就是我英语学习的第一课。向往已久的英语学习并非从A B C开始，居然就是这样起步的。我在学习上“用功”的良好习惯那时还完好无损地保持着，自然是用心的学习，用心地记忆，每一个单词的字母拼读几乎都已烂熟。遗憾的是这门学科的学习永远地就停留在这个程度上了。因为刘老师不久便因家庭有“里通外国”之嫌而被“打倒”。之后来教我们英语的老师总是窜马灯般的换，内容永远都是复习“口号”。后来好像还学习“We wish chearmao a lang lang live”——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之类的口号。据说有研究表明，对一般人而言，语言学习有生理年龄上的最佳期，错过后很难逆转，而我（们）就这样和这个最佳期擦肩而过。每每想到这个缺失，我便感到无比的遗憾，忍不住要诅咒这可恶的文化大革命。 数学学习在记忆中也只有正负数的认识，连解方程都没有让我们碰过。1978年为参加高考，我买了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直到那时才知道数学中原来还有“一元一次方程”、“一元两次方程”、“函数”……这样的名称。语文课大概就是背诵毛主席语录，老三篇等等。一本270页的毛主席语录自然是够读一阵了。我记得当年只要说到哪段语录，自己便能立马说出这一段在哪一页位于哪一段。好多年后，老三篇的背诵还是那么的流畅——这就是我们中学的语文课。不过记忆中语文学习倒是曾经有过一次冠以“教育改革”的行为。改革的缘由应该是贯彻“伟大统帅”关于教育也要“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指示。在那全国人民的思想都被一个“伟大思想”统治的时代，人的头脑完全受到局限，似乎都已僵化，对这指示的理解竟然就是将原先由老师授课的课堂教学模式改革为“让学生自己教学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和另外一个学生（忘了是谁）被当时教语文的白老师叫了去，白老师交给我们一首毛主席的诗《冬云》，说让我们两个回去都好好看看这首诗，明天在课堂上“教”给学生。全诗如下： 冬云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雪压冬云白絮飞， 独有英雄驱虎豹， 那可真是赶鸭子上架啊！我当年那点语文基础和水平怎能担当此任？不仅根本就无法理解诗的意思，还有一些生字等待认识呢，更别说对那首诗意境的感受了。好在有注解，勉强看懂了一些，但还是无法将全诗做连贯流畅的解读——难死我了。第二天只得涨红着脸面对白老师（另一同学好像也和我半斤八两）。白老师似乎早就料到我们有难处，便一字一句地先给我们俩“开了小灶”，条件是要让我们再依葫芦画瓢地“转发”给同学。猜想这也算是她落实了上级交办的“教改任务”了吧。就这样，在白老师的帮助下，我们俩总算是疙疙瘩瘩地在同学面前将此诗“解读”了一遍，其实就是在那一刻，我还是没有真正弄懂全诗的意思呢，更不要说诗词的格式韵律了。现在想想真是够荒唐的，难怪也就仅此一次。不过有过这次经历，我不仅将这首诗背得滚瓜烂熟，且有一段时间对毛主席的其他诗词也产生了兴趣——原来语言可以如此简练精致地表达感情的呀！当然，那时能见到的也就是他老人家的诗词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又有两门学科走进了课堂：一门称“工业基础”，（简称“工基”）大概是代替物理课的吧。另一门称“农业基础”（简称“农基”），也许算是代替了化学。这两门学科是有教材的，教材的封面上是醒目的毛主席头像，红彤彤的头像几乎占据了整个页面。至于内容，除了“杠杆原理”之外，我好像什么记忆都没有了。因为即使是这两门有名称有教材的课，也就仅仅上了几个课时，其命运是因“停课闹革命”而夭折。 若干年后我听说，当年上我们这两门课的老师都是学校的骨干老师，其教学能力在区内也是数一数二的。只是在那个年代，他们大多因为“出生”不好而不敢多言语，尽管身为人师，却已几乎丧失做人的基本尊严，课堂已无法成为施展他们才能和抱负的舞台，真可谓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了。——文化大革命何止耽误了我们的学习生活，同样也耽误了这些大有作为的青年教师们的专业发展呀！ 这般不伦不类的中学学习生活不久便在“停课闹革命”的风暴中被叫停了。社会上当时流行“革命大串联”，不少学生从此不来学校，纷纷涌上南来北往的火车，加盟到浩浩荡荡的“串联大军”之列。留守在校园内的学生（我在此列）“闹革命”的内容无非就是看看大字报、贴贴大标语，有时还会跟着上几届的大我们几级的学生参加些不定期的批斗会，时不时地还要参加一些为庆贺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而举行的游行等等。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又提出“复课闹革命”了，外出的学生零零星星地被召回，但依然没有正常的课堂学习，大多组织便是下乡和下厂劳动。 所有这一切便构成了我们这些中学生学习生活的全部。
按人成长的正常规律，中学时代的青少年是心理和生理成长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他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萌发和初步形成的时期。那将是一个随着年岁逐渐增长，知识积累的增加以及人生阅历逐步丰富而渐渐形成的必然历程，毫无疑问是人生经历中非常重要的时期。不幸的是我（们）在这重要时刻遭遇了“文革”这一劫难：学校没有正常的教育活动，老师“不敢”也没有机会对我们进行原本应有的教育和引导；因为停课，我们失去了“读书”的经历，失去了从前人经历中获得启发或者滋养的机会。但年岁的自然增长不会因这些特殊而停止，于是，各种各样的经历成了各种不同人“三观”形成的思想基础。 我的经历太简单了。因为生活环境非常局限，所以见识有限；因为除了小学书本的影响外，几乎没有什么其他阅历，所以视野也非常狭窄。进入中学大门时的我，思想十分单纯，头脑也非常的简单,却也不乏有着青少年时代特有的好奇与激情，因为是女孩子又相对胆小，进入中学后，我便下意识地把自己锁定在物理环境意义的学校中了，每天基本都是家和学校两点一线的行程。那时有一个现象非常能说明问题：当年革命大串联轰轰烈烈时，我居然完全没有沾边，甚至连“想法”“念头”都不曾有过。（其实无论何时，我对外出‘旅游’都是非常向往的）正是因为这些个过于简单的经历使得我那时做人做事的“准则”显得特别的幼稚且颇为奇怪——依然是力争在中学也做个“好学生”。至于“好学生”的标准是什么？没有人告诉我。于是，“乖孩子”的本能让我自己为这个标准做出了这样的界定：“积极并认真地参加学校各项活动”。三年中，这个我心目中“好学生”的标准，基本也就成了我的行为准则。
那时期因学校没有正常的教学活动，很多学生并非每天来校，不少人加入到“大串联”的队伍中了。我却是依然每一天兴致勃勃地早早来到学校，仿佛这就是那时自己生活最主要的内容，潜意识中的动力可能是源于我太向往学校生活的缘故吧。至今我还记得那阵每天到校后不管教室里当天有没有教学活动，也不管那天有多少同学会来到这个教室，我都会不厌其烦地一个人将教室地面打扫得干干净净，桌椅排放得整整齐齐，常常是做完了这一切，才会有零星的同学陆续来校。尽管如此，我依然心中感到非常的踏实。（我现在知道对此行为心理学可能会解释为因某种情结所致）
我记得停课后，学校里时不时会有些“革命活动”发生。高年级的学长们，特别是那些“根红苗正”的工农子弟自然是运动的主力（“五十一”在六十年代初期扩大了对工农子弟招生的比例）。我们这些“小六九”大多只是跟着听听，看看。那时的我对其中的内容总是懵懵懂懂，不知就里，自然也就提不起兴趣。印象比较深的还是参加“游行”的记忆。 文革期间，广播里会经常传会来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或言“最新指示”。每逢那一刻，学校便会组织学生（特别是我们这些刚入学不久的学生）集合队伍，抗上标语牌上街游行，有时还会跑到哪个“革命委员会”跟前，高呼口号，庆贺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发表。现在想来那些行为真是无比的荒唐可笑。但那时政治上极端幼稚的我，却满以为这是一种“革命行动”而乐此不疲，呼口号时那股劲头是那么的真诚，全然不顾嗓子的劳累以至于沙哑。（若干年后，我的病历上记载着这样的字样“声带闭合不全”）不仅如此，每逢游行时，自己还总是会主动争取去抗那分量最重的标语牌，尽管那我还是那么的矮小，可是心中有“好学生”标准的支撑呀。 当年毛主席最新指示发布的时间常常不确定，完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事先却都会有“风声”传出。记得有一次白天就听说，当天晚上将会有“最新指示”的发表，我和班内的几个同学闻讯后就一直在学校等着不离去，仿佛那一刻的到来是神圣无比的，必须守着！后来太晚了，我们竟然自作主张当天不回家了，在教室里将桌子拼起来，人就睡在上面继续等待。因为是夏天，倒也不需要什么寝具。当时年轻幼稚又十分无知的心灵被自己这一“大胆”的决定刺激着，完全忘记了应该“知会”一下家人。直至夜很深了，妈妈一直没有等到我回家，情急之下找到了学校，循着黑夜的校园道路，在门卫的帮助下，很快在教室里找到了我们。那一刻我只记得妈妈的脸上显现的是那种“哭笑不得”的尴尬和无奈。见我们执意不肯跟随回家，也只得“顺其自然”了，所能做到的就是临行前一再关照，记得晚上关好教室门，天亮后一定回家睡觉等等。其实那天望着妈妈悻悻离去的背影，我还是很有不安和内疚的，但心中的“激情”似乎太强势了，不安和内疚远不足以抗拒这样的“激情”。
中学期间倒是有一种“学习”形式现如今还依然在使用，那就是下乡或下厂参加劳动，体验生活。我记得自己到过上海县的颛桥公社（现已隶属于闵行区）下乡劳动，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简称“三同”）同吃同住倒是做到了，农闲时，我还随着“家中”的女主人学做家务活，纳鞋底、掌鞋就是在那时候学会的。但坦率说这样的形式似乎对自己并没有太大的触动，可能那时城里人的生活并不比农村好多少的缘故吧。说到“同劳动”，其实那时还真没有什么农活需要我们这些“学生”干的，记忆中唯一的印象便是为土地上肥，当地人好像叫做“撒猪榭”。即将牲畜的粪便和稻杆或麦秆混合后沤成的肥料挑到田里，然后用手扯开甩向田地中的各个地方。该劳动对于我们有两个难点，一是担子重，一前一后两个装满猪榭的筐子真是沉啊，压在我们还很稚嫩的肩上不能不说是个严峻的考验。另一个难点是脏臭，沤成的肥料有一股特殊的异味，真不好闻，况且还要我们用手去接触他，这个考验也够大的了。我记得自己当时完全虔诚地将这般艰苦当做是革命对我们的磨练和考验，因此满腔的兴致勃勃：担子捡重的挑，用手抓撒粪肥毫不犹豫——人的精神世界对行为的影响力真是不可估量！ 下乡期间我还参加过“毛泽东思想宣传小分队”，用文艺节目的形式走村窜乡，除了留下过几张照片，其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 除了下乡，我还和同学一起，在学校的安排下，先后到过自行车灯具厂和上钢三厂“学工”。自行车灯具厂的劳动很简单，流水线般的程式机械，每天重复这一个同样的动作，好像就是为自行车的尾灯外罩打磨一下“毛边”。记忆中只有对那个操着浓重苏州口音的“老师傅”留下了较深的印象。师傅当年好像已有五十多岁的年龄，非常和蔼，对我们这些学生犹如自家孩子般的亲切。当年所感疑惑的就是怎么老师傅没有想象中的“激情昂扬”，因为我们当年接受的教育是“工人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能够领导一切”。对这样的宣传教育我是深信不疑的，想象中所有的工人都应该是高大的，激情高涨的。可是现实让我失望了。只是这个失望倒也不令人难受——老师傅的亲切还是很受用的。 后来我们又到上钢三厂去劳动了好像有整整一个月。我被安排在一个将铁矿石化成铁水的车间（具体名称记不住了）这个活和自行车灯具厂完全不同。车间很高很大，工作台距离炼铁炉有一段距离，操作也是由按动按钮操纵的：根据时间要求，按动加入一定数量铁矿石的按钮，然后再按动类似启动这样按钮，铁炉就开始融化铁矿石，到了一定的时间，再按动按钮，铁水炉会沿着预设的轨道移动到另一个位置，然后由下一个工序的操作者将炉内的铁水倒入炼钢炉内。一个班次上，这样的动作也就重复几遍便完活了。所以大部分时间是在操作台那里歇着的。我记得当时让我跟着一个师傅“三班倒。”刚到车间时，我非常好奇：炼钢炉，炼铁炉的庞大，师傅们身穿宣传画上看到的工作服，头上戴着带有镜片的头盔，典型的“工人阶级”模样，令人有一种肃然起敬般的神圣感。只是真正工作的时间很短，大部分时间工人师傅们都是在聊天，内容也都是千篇一律的家常事。为此我很诧异，因为这和我心中工人阶级“战天斗地”的豪迈气概差距好似太大了。好多次我都试着想走近他们，和他们讲讲话，聊聊天——向工人阶级学习嘛。但现实情况是，在师傅们的眼里，我们这些学生就是“过客”，可能连“过客”都称不上，因此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我根本无法走近他们。 与“工人阶级”近距离的接触应该是在“工人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进驻学校那段时间。在老人家“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指挥下，“上海七一拖拉机厂”派出了一批工人进驻五十一中学。除了进驻校级领导班子之外，每个班也有一个工人代表进驻。派到我们班的是位年轻的女工，个子不高，短发，很清秀。（记不得姓什么了）那段时间里，她基本是随我们一起参加各种各样活动的。人很随和，也没有指手画脚或颐指气使的模样。或者说，我从她那里依然无法体验到“工人阶级的伟大。”——下厂劳动也是基本没在我记忆中留下什么印象痕迹。
要说中学时代给我当年以及以后有较大影响的当属学校的朱家泽老先生了，尽管那时他还在接受批斗中，更没有直接教导过我，但我似乎更愿意称他为我的“恩师”。 刚进入“五十一”时，学校虽然没有正常的教学活动，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倒是“日新月异”。从大字报上我“认识”了几位学校原先的权威人物：第一位是位育中学的创始人，也是多年担任学校校长的李楚材，大字报中将其称为“学店老板”。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他是伟大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的弟子，思想上深受陶行知的影响，行动上也是创造性地实践着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位育中学曾经有过的辉煌与他有很大的关系。（1984年李老先生曾被上海市人民政府任命为名誉校长。）第二位是被称为走资派的党支部书记胡蔚英（此人没有任何接触，印象不深）。印象最深的便是朱家泽老先生了，朱老先生当年在大字报上的“头衔”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当年这三位五十一的“巨人”的姓名在大字报上都是被打上红叉，颠倒过来写的，好像还被合称为五十一的“三家村”。 世事有时真的很带有戏剧性，没曾想日后我和那位当年被称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朱家泽先生（后来被我们称为“朱老”）多有接触和联系。 朱先生出生在1921年，1944年7月从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师范学院教育系毕业后便在位育中学工作。解放后在五十一任教导主任、副校长等职。文革后离开了“五十一”，先后在“南模中学”，“区教育局”，“区政协”担任领导职务。朱老在徐汇从事教育工作近四十年。在徐汇教育界及徐汇教育人的心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和声誉。我和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相识”在那个荒唐的年代，近二十年后，却又再次在徐汇教育相遇。之后十多年来一直得到他慈父般的指导、帮助乃至厚爱，直至他2009年去世。时至今日，每每想起与朱老接触相处的点点滴滴，想起他那上善若水的包容，厚德载物的襟怀，淡泊名利的宁静以及诲人不倦的执着时都会禁不住地肃然起敬。 最早“认识”朱老就是在当年的大字报上，那时我进入五十一不久。大字报中朱家泽的“罪名”似乎很多，尽管不太懂，但总体感觉他就是一个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代表人物。在观看大字报的同时，我还会听到一些来自周围人的窃窃私语，或是在各种偶然中获悉的“小道”传闻。奇怪的是，这些私下里对朱家泽的评价与大字报上的观点却是迥然不同的。那是一种非常认可的评价，甚至带有欣赏的语气。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听说他在位育担任训育主任（有点类似现时的德育主任）时，对学生“训导”的语言极有感染力和影响力，常常是可以不用稿子说上二、三个小时，下面居然能够始终安静到鸦雀无声，学生们甚至会说，听朱先生讲话是一种教育，更是一种享受；听说他在“五十一”带领师生开展了初、高中“五年一贯制”的试点，非常成功，一届届地为国内外著名高校输送了很多人才。还听说，五十一的学生实际上都深爱着这位师长，更是非常钦佩这位有着渊博知识又不乏亲切可敬的朱先生。那一刻的我，心中对这位还未见过面的“神秘大人”充满着好奇，更是不知究竟该对其“仇恨”还是“敬佩”。 人生戏剧性场景的发生也常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大约是在初二的时侯吧，学校将“三家村”的人物分别派送到我们年级的三个班中，授予的任务是负责“看管”，并“教育启发”他们“悔改”。朱先生就这样被分配到了我们五班。学校的具体规定是这样的：每天上午，他得到我班报到，在毛主席像前“请罪”。班级中要保证有人负责看管他的认罪。我这个当年每天都会去学校的“留守学生”，自然算得上是积极分子了，于是很自然地就成了“看守队伍”中的一员，每天一早得看管并“监听”他在毛主席像前的“认罪词”。 或许自己从小没有接受过“整治人”的教育和影响的缘故吧，当年尽管很想表现积极，但看到朱老被人反手押着，推搡着进教室时，心中还是有点害怕，下意识地会离开较远。可不知何故，却每次都又舍不得放弃听朱老的“认罪词”。朱老有乡音，说话语速很慢。我清楚地记得每一次无论“革命小将”们情绪如何激动，用词如何尖刻，他都能够不卑不亢地回答那些现在看来非常荒唐的问题，且语气语调平静，说话居然还是那么的慢条斯理。现在想起来，当年我一定是被他这种气质征服了。会不自觉地接受他的那些说辞。试想每天都是如此这般的接触，自然也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其许多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了。我已记不住当时自己做了些什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不可能会有过激的语词，更不会有过激的行为。 朱先生果然了得。1979年我从黑龙江返城后也加盟了徐汇教育。不知朱老先生（那时他已是徐汇区教育局的领导）从何处获悉了这个消息，竟然专程派其夫人来到我当年供职的学校看望我，令我多少有点“诚惶诚恐”之感。记得当时，朱先生的夫人在众人面前一再声称朱老在多种场合说过“小方当时挺懂事，很讲政策，从来不动手”云云。我只记得当年听到这些话语时，禁不住阵阵脸红，说不上是羞愧还是感动！ 我还清楚地记得1970年4月我即将离沪前往黑龙江时，朱老的问题已经得以甄别——解放了。可能在当时获得了一笔数额不小的补发工资，他获悉我将前往黑龙江插队，居然花了一百多元（当时可称得上是笔巨款了）买了很多的宣传画和书籍，让我带到黑龙江。若干年过去后，我与朱老已较熟悉时，曾就此请教过朱老当年为何会有这样“仗义”的举动。朱老是这样和我说的：当年在挨批斗时，每天在我们班小将们看管下向毛主席请罪时，最伤心的并不是自己不幸遭遇，（他说自己的事很早就都向党说明过，相信党一定会真正将问题弄清楚的。）而是为我们这些青少年的愚昧无知万般的“心痛”！在他的眼里，这些都是五十一的学子，是他的学生。他好似对我们中的每个人都有一种教育工作者本能的责任感。他说自己丝毫不埋怨我们的粗鲁，即使是对当年对待他最“厉害”的一位同学也没有任何的责怪，只是从心里感到我们这些学生太缺乏知识滋养了，所以会想到做出这样的举动。这就是朱老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的胸怀啊，多少年后，朱老这种已经渗透在骨髓和灵魂中，无处都会显现出来的，那种教育工作者的高风亮节一直陶冶着我的心灵，鞭策着我的工作。
许多年来，人们都习惯将哪一年毕业的学生称为“那一届”毕业生。我们这一届又是特殊，也不知是怎么算的，67年入学，69年就说要毕业了，（中学好像从来没有这样的学制）于是我们便被定义为“69届”。（也有兄长不无疼爱地将我们昵称为“小六九”）如今，凡遇到这个名称的，不管是以往认识还是不认识的，都会感到格外亲切，我想，这一定不仅仅是相同年龄，相同届别的亲切，更有因为这个名称还含有的附加意义，应该是那个荒唐年代的印记。 69届学生的“毕业”时间又是一怪。按以往的习惯，毕业年级学生不论是继续升学还是走向社会，都会在当年八月前有了明确的安排或安置，我们“69届”却不是这样，1969年来临了，1969年9月来临了，甚至是1969年12月31日到了，我和五十一中学所有69届的学，还继续在学校里“无所事事”。于是又要提到文革了。因为文革，1971年前，上海所有中学的高中以及中等、高等院校全部停止了招生。那些在文革前已经进入中学的初、高中毕业生（俗称“老三届”）是分别以“四个面向”的方式先后走向社会，走向祖国四面八方的。 69届在此方面与“老三届”又有不同，那是因老人家一条“重要指示”所赐。若干年后才知道，文革开始那几年，国家正面临内外交困的危机：1968年，曾经是我们“老大哥”的前苏联在我国北方边境陈兵百万，虎视眈眈；南大门外越南人民的抗美战争如火如荼；国内则因由“文革”引起的大规模社会动乱而形成了巨大的社会不安定；加上几年来全国大、中学校历届未分配出的近千万毕业生，已经形成和正在形成巨大的就业压力。总之，形势非常严峻。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2月21日，中央权威媒体发表了毛泽东主席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下称“12·21指示）自那时起，“四个面向”的分配方向瞬间转变成为“一片红”了——面向农村一条路。之后，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就这样在老人家的的大挥手下一波又一波地被推向高潮，我们这些69届以及当年差不多时间进校的68届学生，都被冠上“知识青年”的名称，（之前前往农村的“老三届”也被这样称呼）先后被分配到内蒙古、黑龙江、安徽、云南、江西等地的军垦农场或农村去“修理地球”，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了。 自“12·21指示”发表后，五十一中学校园里的大字报大多已经被一幅幅宣传上山下乡的标语所替代。到处可见“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炼红心”、“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大幅标语和宣传画。同学相见时，出现频率最高的话语是彼此发问：“你报名了吗？”“准备到哪里去？”当然，在1969年的初期和中期直至年底，这样的问题大多出现在我（们）那些小学长（68届）中。 因为文革运动，我（们）这些“小六九”认识了五十一校园内一些当年可被称为“叱咤风云”的学长，68届学生中有位红五类（工人）出生的孙姓女生，是当年“五十一”面向工农子女招生时入学的，文革期间，因“革命觉悟高”在校内非常惹人注意。（好像还进入了学校的领导机构）她当年报名去内蒙古呼伦贝尔盟（草原）去插队，“校革会”（即学校教育革命委员会，是文革期间取代校长行使行政权力的领导机构）和“工宣队”对此大张旗鼓地宣传发扬。那一阵，只见孙身着军装（没有领章的），腰间扎着武装带，出入行走都是风风火火的，好一副飒爽英姿的装扮。说实话，孙当年这个行动连带着那些宣传对我的影响真是不小，幼稚的心中，便认定那是听毛主席的话，积极响应毛主席号召的行为，是非常高尚的革命行动。也许就在那时开始，我的心中便已打定了对自己未来去向的主意了。 之后之所以没去内蒙，改变主意决定前往黑龙江是缘于发生在当年的“珍宝岛事件”。1969年3月，早已屯兵边境的前苏联军队因觊觎我国领土，几次对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珍宝岛实施武装入侵，并向中国岸上纵深地区炮击，鉴于此，我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这场两国间的军事冲突彻底撕开了中苏两国间多年友好的面具，曾经的老大哥已被彻头彻尾地称作“修正主义国家”了。记得那段时间里，中央和地方媒体对此都做了很有火药味的宣传报道，这些报道无疑是深深地触动了我（们）当年还十分年轻稚嫩的心灵。之后不久，黑龙江省呼玛县鸥浦公社三合村境内，黑龙江主航道中国一侧的吴八老岛上又发生了类似的武装冲突。“珍宝岛事件”连同“吴八老岛事件”一次又一次强烈地刺激着我（们）为保卫祖国而跃跃欲试，蠢蠢欲动的神经。 我至今还记得，当年从广播和报纸上获悉这些消息报道后，我和班里的一些同学完全可以用“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来形容。班里一位女同学的姐姐早在1969年初便已启程赴黑龙江呼玛县鸥浦公社插队，年底被派回上海对类似我们这样即将“毕业”分配的学生进行发动前往的宣传动员。听了他们的“报告”后，我们几个就已经下定了决心——“非黑龙江不去！”因为那是反修前线啊！说实话，在作出决定那一刻时，我的心中自感好神圣，好豪迈。那情景仿佛是祖国母亲已在呼唤他的子女，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神圣使命我不担当谁来担当！ 就在我（们）这里豪情满怀、跃跃欲试，时刻准备着的时刻，上海市当年的领导正在为如何落实做好数以十万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而忙碌。也就在那刻，据说是由当年上海的三号人物徐景贤提出了一个颇有创意的主张，那就是在各个区（县）分别将一所或几所学校作为试点，进行集体插队。所谓集体插队，就是一所学校的全体毕业生集体前往一个地方插队落户。该主张迅速得以贯彻，于是不久，我（们）便听说距离我们“五十一”不远的“汾阳中学”被点名做了试点，该校69届学生不久将全体前往地处黑龙江边的呼玛县各公社插队。黑龙江呼玛——我们从地图上了解到，那可是在边境线上的呀，在我（们）当年的心目中，那可是名副其实的“反修前线”了。故所以听到这个传闻后，我们几个坐不住了，居然大胆地组织了起来，前往当年负责此项工作落实和执行的“上山下乡办公室”，要求见负责人，（要知道当年学生中好像并没有“上访请愿”这么一说的，我们真是够大胆的了。）我记得当时负责人还真是被我们“唤出”了。一位姓包的中年男子出面接待了我们，其他工作人员介绍说“这就是我们的主任”（后来我知道他的大名叫包成康）我们六个姑娘（我班四个，其他班两个）见到包主任后，唧唧咋咋的一片慷慨陈词，所有的意思就是一个指向——“质问”试点前往黑龙江呼玛的学校为何不是我们“五十一”而是“汾阳”？并且明确表示，我们几个“非黑龙江这个反修前线不去！”为了表达我们的坚决之意，当时我们还毅然决然地用针刺破了自己的手指——挤出鲜血“书写血书”，以表示决心。我记得当时包主任一直是笑嘻嘻地看着我们，不急不躁地听着我们的“陈述”，之后他慢条斯理地说了很多很多。所有的话中我只记住一句“想要去黑龙江，想要去反修前线你们肯定是有机会的”。当时也正是听到了这样的承诺，我（们）才安心离去。 从那次“上访请愿”之后，“五十一”的老师都知道我们几个“姑娘”前往黑龙江的决心了，此愿望和当时“毕业分配”工作的方向完全一致，自然是非常顺利地如愿了——就在汾阳中学学生1969年年底“光荣奔赴”后不久，区内其他各所中学也分别被派到了前往呼玛的名额，我们几个闻讯后即刻报名。再后来，便开始先后接到由徐汇区革命委员会“下乡上山办公室”下发的粉红色通知书了，通知书上是这样告知我们的“你积极响应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坚持走下乡上山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化道路，现已光荣地被批准去黑龙江省呼玛县插队落户。希望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认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积极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大风大浪中把自己锻炼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奋斗。” 然而，这一切对于我就没有这么简单了，当年冒出的问题主要是两个，首先是家庭出生的问题，黑龙江在中苏边境上，我们要去的呼玛更是在边境的前沿，鉴于当年中苏关系紧张的形势，那可是反修防修的前沿阵地啊。毫无疑问，能够被批准前往的人都必须经过较其他地方严格的政治审查。于是，我家的“那点事”便卡住我的愿望了。那些天里，看到其他几位一起报名的同学都先后拿到了通知书，唯独我没有，心里那个焦急啊！碰巧，那一阵家中一直在说服动员我回自己的老家歙县去务农，是我那没有商量的决心使得家人都却步了。为此，一开始我还以为自己的通知迟迟没有到达是因母亲和家人在“拖”后腿，所以光知道和他们生气，并颇为逆反地在各种场合更坚决地表示了自己的决心，却怎么也没有想到没被批准会是其他什么原因。很多年后才听说，那时是我的班主任老师反复为我说情，才算通过了“政审”这个关。好在当时我本人并不知内情，不然怕是过不了“自尊”这道坎了。（从小到大，母亲都是尽她的全力，非常小心地维护着我那脆弱的自尊的——母亲太了解我了） 政治问题过关后，接下来就是经济问题了。去黑龙江的同学与前往其他地方农村的不一样，每人需配备一套抵御寒冬的衣装，那套装备从皮帽、棉衣棉裤、棉大衣，一直到棉手套和棉胶鞋，除了鞋之外，清一色草绿颜色，犹如军装——多神气啊，太诱人了！服装是统一制作的，但每人领取时需支付四十多元的费用。这个两位数的数字当年确确实实地把我母亲吓住了，也难住了。家中当年没有多余的被褥，我四季的衣物也不完整，在家时好凑合，再不济也可以临时添加，如要长期出远门可就将就不了了。自接到通知后，尽管母亲反复盘算，但很明显，为我此行准备行李服装生活用品等所需要的花费已经要让家里负债了，怎么还有能力面对这完全是多余的“四十多元”！饱经风霜的母亲这次真的没有主意了。 要说我这人在关键时刻似乎还真都会有“贵人”相助的，我的前任班主任顾老师此刻出面了，应该说她太了解我，也太知道我家的经济状况了，故在我并不知晓的情况下多次亲自出面请求学校上山下乡办公室，对这笔费用给予“全免”。后来我才知道当年有这样的规定，对于家庭困难的知青可以部分减免或者全部免去服装费的。当然这个政策是内部掌握的，顾老师就是抓住了这个机会，为我，更是为我母亲解决了那燃眉之急。母亲这次可能确实是黔驴技穷了，情急之下便也接受了这份“恩赐”。说实话，当时的情景真是难为了所有帮我忙的人，他们一面在积极地争取政府的帮助，一面还要“维护”着我的面子，尽可能的不让我知道详情。当年头脑中只有“激情”一根筋的我也竟然对此“内幕”仅是模模糊糊地略知一二，全然不知内情中所饱含着的“师爱”和“母爱”。 接到通知后的那些日子里，家中曾忙乱了好一阵。父母、哥哥弟弟和我自己，几乎都在为准备行装奔走忙碌着。母亲人缘好，邻居们也纷纷为我的行装“添砖加瓦”，这个送来脸盆，那个送来毛巾肥皂……隔壁的阿姨干脆将自家的缝纫机搬进了我家，以方便我们使用。邻居中有个阿婆以自己的生活体验说，“农村人总会有机会进城的”故花了七元多给我买了双皮鞋，说是日后进城时可穿。要说当年这可是份颇为贵重的礼物了，不料我还“不领情”，坚决不接受，说自己是去“干革命”的，不是去享受的。母亲和阿婆面对倔强的我毫无办法，只得将皮鞋换成了布鞋和胶鞋。（现在想想真是辜负了阿婆的一片好心，挺对不住她的。） 临行前的那几天，行李已被托运走，家中的空气一下子变得非常的沉闷。母亲是家中的脊梁，那几天却常常背着人默默流泪。哥哥是67届毕业生，原本早该分配，却阴差阳错地失去了到上海工矿工作的机会，“12·21”指示发表后，停止了本地和外地工矿的招工，他曾被批准前往上海市郊的“五四农场”，却因体检时查出了高血压和胃下垂等疾病告知不能前去，此刻还在家中待命。看到妹妹已经“走向社会”，自己的情绪自然是低落的。父亲在家中面临大事面前，一般是不吱声的。弟弟还小似乎还不懂事，倒也是无忧无虑的，只是也会常常不自觉地被家中的气氛感染，不敢大声说话。唯有我，心中被满满的激情振奋着，不知忧愁。但不能说丝毫不为家中的气氛影响，当然也略能体会母亲“不舍”和“担心”的心情。我记得那段时间自己好像就是下意识地多和妈妈说话，有话没话的就是想说话。临行前，我居然大胆地做了个“宣布”：让家人就送我到学校，不再前往车站——其实内心深处我也很怕面对“伤心离别”的。也许母亲在这件事上实在是太疲惫了，她没有反对我的宣布，只说，那就让你哥送你吧。（我后来从弟弟那里知道，那天父母是背着我自己搭车到了彭浦车站，远远地看着我乘坐的火车驶离上海的） 就这样，我告别了中学生时代，告别了生我养我的大上海，告别了自己的亲人和师长，“满怀豪情”地奔往自己心仪已久的“反修前线”干革命去了。那一天，距我17周岁还差69天。
在“五十一中学”两年多的时间里，是我人生成长道路上的重要一站。尽管时间不长，尽管也并没在“五十一学”学到什么文化知识，但学校孕育了数十年的人文气息如阳光空气般的在不经意中熏陶着我，又仿佛是往我那略显苍白的思想和心田中注入了新的色彩和光泽。尽管因为文革的破坏和颠覆，学校的优良传统有所扭曲，但老师们那种深刻和含蓄，高尚与善良的品质似乎已深入骨髓，时不时会在为人处世的举手投足中有所表现。这些行为表现也都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我。所有这一切仿佛在那时刻就已悄不然地在我心中烙下了印痕，令我终身受用，终身难以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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