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和解是唯一的可行之路

作者：马立诚

来源：百度文库

原编者按：本文系马立诚老师在3月15日共识网举办的青年学者沙龙第四期上的发言，已经作者审订。

马立诚（原人民日报评论员）：我听了各位的意见，获益不少。我同意主持人说的话，解决当前中日关系的困难，需要新思维，需要大智慧。

我先介绍几位德高望重的智者的一些看法，有助于我们探讨这个问题。一位就是何方老人，92岁了，1938年到延安，曾任张闻天总书记的秘书、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总干事。他创办了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并任首任所长。他两次对我说，中日关系不能以历史为基础，而应该以现实战略利益为基础，如果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历史为基础，那么美国与英国、法国与德国、俄国与德国、美国与日本根本就不可能搞好关系。第二位是原中联部部长、人大常委会外事委员会主任朱良，今年90岁。朱部长给我写了一封信说，2002年的时候，你写文章提出对日新思维并发表，很有勇气，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朱部长是老革命了，他说：“应该对人民特别是对青年进行这样的引导”。第三位，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80多岁了，写过《日本第一》和《邓小平时代》，在中日两国都有很大影响。他今年1月来中国，我跟他就中日两国关系交换了意见。他对我说，中国现在经济规模超过了日本，而且中国的民族主义比较激烈，日本受到很大压力，很紧张。目前中日两国关系的主导面是中国，中国掌握着中日两国关系的主动权。日本现在兴起的民族主义，是对中国压力的一种反弹，但基本的态势是日本害怕中国。其实日本可以成为中国的好朋友。第三位是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也80多岁了。今年春节，我跟余先生通电话，他在电话中对我说，中国和日本只有和解这一条路可走，别的路都是死路。

我赞成以上诸贤的意见。我认为，致力于推动两国和解的新思维，是着眼于未来的建设性思维，是唯一的救赎之路。

钓鱼岛没多大实际价值，中印、中越、中马（来西亚）之间的领土海岛争执，面积比钓鱼岛大得多，有的甚至大1.5万倍。中日两国为了一个小小的钓鱼岛这样紧张，本质是什么呢？是新兴大国向原有大国和权力现状提出挑战，即国际关系理论所说的“修昔底德陷阱”。原来的东亚权力平衡由于中国迅猛崛起被打破了，这是东亚权力的转移，日本很不适应。有的日本朋友对我说，日本要适应中国强于日本，至少需要10年左右的心理时间。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这本书里说，德国和捷克在1938年9月关于苏台德地区的主权争执，实质上并不是苏台德地区的主权归属问题，而是对整个中欧的主导权问题。中日两国关于钓鱼岛之争，实质是东亚主导权之争，争谁是老大。法国学者克劳德?迈耶2010年在法国出了一本书，我们社科文献出版社翻译出版了，书名是《谁是亚洲领袖，中国还是日本》。迈耶看出了这一点，他说中日之间的争斗，实质上是争夺东亚的主导权。我们希望这一次权力转移，能够以和平方式进行。在全球化的新形势下，增加了和平转移的概率。

我们要反思的是，近些年来中国民族主义过于猛烈。袁伟时教授说是燃烧的民族主义。李泽厚、易中天、徐友渔也都发表了同样的意见。比如2012年8月85个城市反日游行打砸抢烧，就太过分，国际影响恶劣，陈晓鲁说是搞文革。前一段，我国驻40个国家的大使找各小国报纸发表文章骂日本，犹如小孩子打架，让欧洲人看笑话。还有我们的电视台播放300部反日电视剧，国人都倒了胃口。北京的报纸就先后发表4篇文章批评说，拍这么多这些反日电视剧，不是播种仇恨吗？而且很多电视剧剧情十分无聊。

过去，我们是用世界范围的阶级斗争和国际主义理论压抑民族主义，苏东剧变，冷战结束，情况就变了。阶级斗争理论让位，民族主义逐渐高涨。为什么会高涨？有四条原因：一是我们的社会凝聚力在80年代末急剧流失；二是市场经济体制运行以后，传统的意识形态衰落了，玩不转了；三是执政的合法性不断受到质疑；四是近些年来东亚各国民族主义飙升，互相刺激。

经济绩效和民族主义，是非选举的政权维持统治的两个主要支撑。八九以后，为了反击西方的制裁，国内大力调动爱国主义即民族主义资源。有人说，这样做也是为了转移国人对于自由、民主的追求。民族主义燃烧起来，日本是首当其冲的，因为中日战争离得比较近，中英鸦片战争时间久了。

我们看到，利用民族主义来解决国际争端的做法没有成功，反倒加剧了我们在国际上的孤立。比如，有人说要把日本打成一片火海，有人说几星期就可以把越南打成植物人，还有人说“到了在南海动武的时候了”等等。这些舆论，使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动向产生了很大疑虑，他们认为中国媒介上说的话都是得到政府批准的，因此他们希望美国力量介入东南亚，以维持平衡。美国最近高调“回到亚洲”，与东南亚国家的需求一拍即合。我们国内民众也对我国在国际上的孤立也产生了很大疑虑，提出了很多质问。中国社科院前副院长刘吉前些天对我说，我们国内一些人在媒体上威胁和谩骂日本，其实帮助了安倍，使安倍在日本国内获得了更多资源，并且使日本的主张在国际上获得更多支持。现在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对我们的南海、东海主张表示支持。支持日本的国家却比我们多。另外，我们一方面支持国际法庭对日本捕鲸的裁决，另一方面却拒绝国际法庭对领海争端的裁决，这给人一个横竖不吃的印象。另外，就国内问题而言，民族主义也没有缓解国内矛盾的激化。就此看来，中国在崛起过程中，要慎重地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适当遏制非理性的民族主义。

日本极少数右翼不时大放厥词，破坏中日关系。我们要揭露和批判日本右翼的言行，坚持钓鱼岛主权，这是没问题的。但是我们要看到，绝大部分日本人并不是右翼，他们希望和中国发展战略互惠关系。繁荣的中国需要与日本保持良好的关系，改革中的日本也同样需要与中国和解。我们国内有些人对日本情况不加分析一概而论，动不动就要动武，就要“降伏日本”等等，是一种破坏性盲动。对此，我国学界很多人指出，这也是军国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的念头。

实际上，我国某些人这样强硬的表态，脱离了民众要求改善中日关系的认知与需求。

香港《南华早报》说，今年1月，日本发放中国人旅游签证11万个，相当于去年同期的10倍。有的中国游客接受采访说，对两国的争端感到厌倦了。他们承认喜欢日本文化，喜欢日本产品。据报道，今年春节到东京最高级的三家百货商店购物的中国人比去年增加了325%，三家商店销售额比去年增加了400%。香港《镜报》说，2013年，丰田汽车在中国大陆销量比2012年增加49%，日产汽车增加30%，双双创出在华销售最高量。上海2013年十大百货公司销售额第一名就是日资八佰伴浦东新区总店。今年春天，在武汉和北京观赏樱花的民众挤爆了公园。就此而言，中国国内已经产生了反思民族主义的健康的因素。2012年10月，1000位中国两岸三地知识界人士就中日关系遇到的问题签署声明，在坚持钓鱼岛主权的同时，批评了中国有关部门中断两国友好城市交流，中断高中生交流，以及把日本图书下架的做法，指出不应中断两国文化交流。

邓小平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不要搞意识形态。邓小平还说，中日两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这件事超过了两国之间一切问题的重要性。可是我们外交领域还有人搞意识形态。比如，中越两国存在大量的岛屿争端，越南从有争议的岛屿中开采石油，从贫油国变成富油国，还把石油卖给中国。去年底和今年初，越南还举行两次反华游行。我们的官员却说，中越两国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矛盾好解决。这是意识形态色彩太重。我认为，我们现在偏离了邓小平的对日外交指导原则。邓小平时代也有钓鱼岛争端，但他老人家站得高，从中国长远的战略利益来看问题。我们现在看问题，是战术角度，高度不够。

有些学者对我说，对日本问题的处理是衡量中国外交文明和外交理性重要的试金石，我赞同这个观点。我最近的一本著作是《仇恨没有未来–中日关系新思维》，从书名就可以看出我的思想。中日两国是搬不走的邻居，和解是唯一的前途。对于战败国，不能过于苛刻。在欧洲一战结束之后，凯恩斯就是这样主张，他不同意战胜国对德国过于苛刻。苛刻的结果，就埋下了二战火种。中国现在强大了，不能动不动就要压服别人。这个全世界都看得非常清楚。中国文化传统是，泽被远方，仁者无敌。换句话说，就是永远高举和平的旗帜，应该以这样的心胸来处理中国与周边国家包括日本的关系。能否处理好中日关系，是中国能不能顺利融入全球化的一个关键，这对我们是一个考验。总的来说，中国与日本应该向法国与德国学习。日本应该学习德国的反思精神，中国应该学习法国的宽容胸怀，以经济融合为前导，为建设亚洲共同体展开对话，捐弃前嫌，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