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自传的自觉

作者：何言宏

来源：《读书》2010年第8期

近几年来，对于一九八○年代的重访与反思成了思想文化界的一个重要现象，有关图书一直是读书界的持续性热点，一九八○年代的政治、思想、文化与文学也成了相关学科新近开辟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研究领域。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王尧《一个人的八十年代》似乎是适逢其时而又独辟蹊径地从“一个人”的角度书写“八十年代”，为我们对“八十年代”的重访提供了一种新的叙述，而且在思想史的意义上为个人记忆的书写带来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在《一个人的八十年代》“自序”中，王尧开篇就申明：“这本书不是我的精神自传”。他认为自己“无论怎么论证”，“都不具备‘精神自传’的条件”。实际上，我倒是坚持认为，无论是在怎样的意义上，这本书都是他的精神自传，而且是一部真诚、坦率并且具有非常清醒的内在自觉的精神自传。王尧的表述其实只是一种低调的自谦，或者说，也可能只是源自于他相对于自己更加全面和更加深入的自传构想的不甚满意与不甚满足——这样的自传，也许他正在酝酿或写作之中？王尧未能进一步言明精神自传到底需要怎样的条件，但他在具体写作中却呈现了精神自叙的脉络。我以为，对于精神自传来说，“一个人”，就已经构成了一个完全充要的条件。每一个个体生命和他的精神历程，都有着认真传写的必要与价值，尤其是当他把自己的经历之于大时代背景之中时。“一个人”的精神自传对于某一个时代的纪录与反思，它在带有某些局限的同时，其实也可能更加独特、更加切实与可靠。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要展开对于某一个时代的纪录与反思，则“一个人”的视角，不仅可能，而且还非常必要。帕斯捷尔纳克在谈到自己的自传性随笔《人与事》时曾经说过：“我是从最小的生活圈子的中心着笔的，有意把自己限制在其中”、“这里所写的东西，足以使人理解：生活——在我的个别事件中如何转为艺术现实，而这个现实又如何从命运与经历之中诞生出来”。王尧的《一个人的八十年代》，实际上也是从他自己不无边缘的、“最小的生活圈子着笔”，并且“有意把自己限制在其中”，从容不迫而又真切细致地书写了一个“八十年代之子”精神诞生的基本过程。在这样的书写中，王尧记述了很多他所亲历的“个别事件”，和他在八十年代的“命运与经历”，正是这些“事件”和他的“命运与经历”，为我们了解王尧和“王尧们”的“精神现实”与它的“诞生”，提供了一种相当可靠的途径。帕斯捷尔纳克所回溯的，是他的“个别事件”和他个人的“命运与经历”如何诞生出了他的文学世界所包涵着的“艺术现实”，而王尧所回溯的，则是他的“精神现实”。所以说，《一个人的八十年代》，实际上有一种精神溯源的意义。

王尧在这本书的“自序”中指出：“重新返回二十多年前开始的场景，纷至沓来的种种既熟悉、又陌生。‘大学’是我八十年代以后的基本场景，我从这里往返乡村，穿行城市，于是，‘乡村’、‘大学’和‘城市’是我主要的叙事空间，而在‘大学’中出没是本书的一条线索。尽管记忆琐碎和零乱，但我试图概括，分而叙之，这就有了每卷之中的不同主题。”这里所说的“不同主题”，实际上就是王尧在分别面对“乡村”、“城市”和“学院”时所具有的不同的精神姿态，包含了他在由一个“乡村青年”成长为一个“学院知识分子”过程中的精神历程和他当下的某种精神现实。

《一个人的八十年代》分上、下两卷。上卷的内容，主要是对一九八○年代乡村生活的追忆与重访，非常真切地揭示了王尧对乡村的复杂心态。在现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上，一九八○年代的转型性意义毫无疑问。王尧充分和自觉地追溯了埃里克森意义上的“历史转型”与其“个体生命周期”相遇与纠缠的时刻，非常真实地袒露和揭示了他对“乡村青年”身份的排拒心态和他对“城市”与“学院”的向往，丰沛的个体经验或个人记忆因此也有了相当深厚的精神内容。当然，和很多来自乡村的知识者一样，王尧对乡村有着很深的情感。于他而言，乡村不仅是一个生长于斯的所在，更因埋葬着自己的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这四位老人而让他感到深刻的系念。他说：“我对乡村的怀念，与那里埋葬着这四位老人有关。我每年差不多回到村庄两次，一次是清明节，一次是春节。每次回乡，也就成为对四位老人的凭吊。在我离开自己的村庄时，我还没有意识到如果那个村庄葬着我的亲人，我是无论如何也走不了很远的。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对自己故乡的怀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那里埋葬了自己的亲人”。读到上述文字时，我想每一个人都会为王尧对祖辈的深情所感动。实际上，与对自己的亲人一样，王尧对乡村里的很多人与很多事都怀有着浓厚的感情。他很真切地追忆与书写着他的位于苏中里下河水乡地区故乡东台的乡土自然、田野景观、村落结构、乡风民情以及他所热爱的农事、劳作与乡间游戏，回忆着他的“闰土”。这一卷中，我最爱读而且也是被王尧写得特别充分的，是他对诸如“电话机”、“大字报”、“供销社”、“文艺演出”和“写对联”等一九八○年代（以及追忆中的一九七0年代）乡村生活特别是乡村文化生活方式，以及对“白玉牙膏”、“凤凰自行车”、“飞马”和“大前门”香烟等商品日用中所体现着的城市想象的记述，我以为这些内容，完全称得上是关于那个年代饶有意味的“事物笔记”和“历史考古”。尤其重要的是，他在“现代化”的转型中，将这些“事物笔记”和“历史考古”与乡村人文结构的变化联系在在一起，而他个人的思想与情怀也就落实其中。

不过，我以为王尧对于乡村的精神姿态中更加独特的方面，还不单纯地是对故乡的眷念，而是一些更加深刻和更加复杂的东西。王尧坦率地直面和相当真实地揭示了自己借由恢复不久的高考制度离乡进城的经历，袒露了他在其中极为真实的精神历程。“离开那座村庄，是我八十年代的开始”。在《一个人的八十年代》开篇，王尧就如是指出。实际上，这样的道白或强调不仅适用于王尧，对于命运与经历与其相似的很多人来说，情况都是如此。“文革”后中国高考制度的恢复是当时社会历史转型的重要方面，这一制度对于“囤积”多年的“回乡知青”离乡冲动的释放和鼓舞，无疑是相当巨大的。在中国乡村当时的身份结构体系中，同为“知青”，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和土生土长的“回乡知青”在身份上存在着近乎“天然”的不平等，一九八○年代，“下乡知青”返城有期，“回乡知青”进城无望。除了参军入伍并且在部队中立功提干，“回乡知青”基本上没有可能摆脱自己的“农籍”身份。在这样的户籍壁垒和严重的城乡差别面前，“回乡知青”的愤激与绝望便很自然地产生了，伴随着这些，试图通过高考这一带有个人奋斗色彩的途径摆脱农籍，成了很多人的惟一选择。这一点，正如王尧自己所坦陈的：“那个年代不想离开故乡的人肯定是狗日的”。在这样的命运、经历与心态之中，每一个“回乡知青”，似乎都成了作家路遥笔下高加林一样的人物。

精神命运的上述经历形成了王尧对乡村“熟悉”而又“陌生”，渴望着“返回”却又要“逃离”的悖论性心态。这样一种心态，注定了他根本无法简单化地认同乡土中国的一切。乡土中国的历史与现在包括它们与王尧的个体生命息息相关的一九八○年代，都很自然地置于他既有着关切与深情、而又有着清醒审视的目光之中，我想这样的精神姿态，正是知识分子独立意识与理性精神的充分体现。再进一步，如果我们考虑到类似于王尧的精神悖论并非为其一个人所独有，对于在精神命运方面与其相似的很多人来说，其实都是如此，那么，我们就会很自然地发现，“文革”后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特别是农裔知识分子面对乡村时的精神悖论，正是他们的精神构成和精神起源之中不能忽略的重要方面。

一九八一年，王尧通过高考离开家乡，来到位于苏州的江苏师范学院（注：现为苏州大学）求学，从此开始了他的学院生涯。“学院知识分子”，成了他继“回乡知青”之后最为主要的身份形象。应该说，对于每一个曾经以高考的方式摆脱农籍的“回乡知青”来说，学院都是他们梦寐以求的所在。对于王尧来说，自然也是如此。王尧在本书的下卷记述了一九八○年代他自读书时期的班长、系学生会主席、校学生会主席、市学联主席等“职业学生活动家”任上一直到后来留校担任学生辅导员的种种见闻与经历，很多人事，比如他因参加全国学联代表大会而初次进京、比如他为当时“女排精神”的振奋、他的绍兴游历与乡下采风、他在辅导员任上所开展的一系列学生思想工作以及因此而产生的思想冲突与困惑，还有他们先后邀请陈白尘、陆文夫、高晓声和张弦等著名作家来学院的演讲，都有着非常浓烈的一九八○年代的时代气息。在我看来，这些经历不仅发挥或“锻炼”了王尧出色的“组织才能”，更是显示出，即使是在相对边缘的苏州以及在大学体系中较为边缘的江苏师范学院，他在精神上还是很深地楔入于那个时代的。那个时代的理想主义与激情，在他的种种经历中已经有了非常明显的体现。而且，更加重要的是，这种理想主义终于积淀于王尧的精神深处，形成了他难以移易的精神内核。我自认为自己与王尧一样，都是“八十年代之子”。一九八○年代为我们所塑造的理想主义的精神性格至今都在支配着我们，影响着我们于人于事的评价标准。而在理想的烛照之下，种种现实、特别是我们置身其中的大学现实自然免不了会让我们感到失落、悲哀以至于愤激，从而也构成了我们与它的紧张。正如王尧自己所说的，虽然《一个人的八十年代》主要的叙事场景包括了“乡村”、“城市”和“大学”等三个部分，但“在‘大学’中出没”，则是该书的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这便形成了作为该书主要内容的“大学关切”，而这种关切所基于的，毫无疑问地是王尧内心深处的“大学理想”。

基于自己的大学理想而与大学发生的紧张关系开始于王尧的“前学院”时代，这一点或许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他在书中这样来描述自己得知被当时的江苏师范学院录取时的情形：“这是一九八一年的暑假，在收到录取通知书后，我为自己的失败声泪俱下。在进入这所大学之前，我在心里已经和它构成了紧张关系。我以极不愉快的心情去和这所大学谋面，直到现在，我还认为我一生中的最大遗憾之一，就是被这所大学录取”。王尧就是以这样的心情开始他的“学院知识分子”生涯的。实际上，也正是从此开始，王尧在很深地融入自己所一直求学与供职的大学的同时，一直又在与它发生着丰富而又深刻的紧张，正是在对这些紧张的记述与议论中，王尧展开了对“学院”和“学院知识分子”的双重批判，这是王尧的书中最让我会心也是最有价值的方面。如果说，王尧在这里所说的与其母校起初的紧张关系还只是属于高考志愿之类非常具体的大学理想失落的话，那在后来的紧张，则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

王尧在书中随时出没，不止一处地批判了当下中国学院生态中的恶劣与卑琐，有时甚至难以掩抑地表露出他的愤激与厌恶，比如他在“天下公器”一章中就曾披露出：“我在的这所学校有几年从上到下曾经盛行匿名信，有人写了匿名信后又设计栽赃别人，种种丑陋的言行几乎让人难以相信”。这样一种状况，不免使人非常自然地推测到王尧所处的学院生态之恶浊与险恶，所以，我对他在上卷中的一段文字便很容易地有了理解。这段文字是这样写的：“我一直设想，在退休之后，能够回到乡村去，不一定就是我所生活过的那个村庄。我想种地，过一种最简单的生活。······坦率说，我并不完全厌恶我今天的生活，虽然在我的周遭有许多令我厌恶的人与事。一个人难免不碰上自己厌恶的人与事，因此，你若是想让自己清净，只有尽可能不做令人厌恶的事情。但洁身自好其实也是很脆弱的，这犹如我小时候，再怎么爱干净，还难免一出脚就会踩到路上的鸡屎、狗屎之类。不管怎么说，乡村的生活总是简单的。我二十岁之前生活在乡村，虽然也有不如意的人与事，但从来没有估计到二十岁之后，会遇见恶到极处的人与事物”。我想一定是遭受了很多“恶到极处的人与事物”的伤害与污损，王尧的精神自传才会出现这样的文字。我一直以为，这些很节制的文字并不属于发泄私怨，它们所呈现出来的真实心态，正是一部合格的精神自传所必须与难得的坦诚与勇敢。官场恶浊，使人易生归隐之心，身处学院之中而能生出这样的念想，学院生态之恶劣与险峻，真的是不难推想的。好在在王尧的笔下，还有作为其精神背景的清明豁朗的八十年代，还有道德文章，仍然让我们感到有魂可招，并且让我们感到健康正常的学院生态值得向往。

不同于那些“恶到极处的人与事物”，这些年来一直充斥和盛行于学院体制中的种种荒唐与种种弊端，同样被王尧不留情面地作了批判。王尧痛陈了学术行政化、官僚化和荒唐的学术评价体系所已经导致的学院知识分子的人格变异，揭示出一九八○年代尚未建立而在这些年来“逐渐形成的学术评价制度以及世俗利益的诱惑，扭曲了我们的许多同行”，甚至还导致了“有些人为了获得什么荣誉称号，想方设法凑指标”的学术怪象，这些批判，不仅结合于他自己的精神历程及命运与经历，更是建立于他对一九八○年代的精神追怀和对学术大师人格企慕的基础上。与他对学院生态的痛切批判一样，实际上是其大学理想受挫之后的另一种表述。

写到这里，我忽然感到王尧对“乡村”和“大学”这两个叙事空间都采取了“在而不属于”的冷静的疏离和批判性的精神立场。对于自己的母校和对自己的故乡，王尧在饱含深情的同时，实际上都有着足够的清醒。王尧在谈到该书涉及得并不很多的另外一个叙事空间“城市”时曾经指出：“知识分子和日常生活中的‘市民’的区别，就在于知识分子能够站在某一个角度来倾听、辨析城市的旋律。我们已经无法拒绝‘城市’，而且也没有充分的理由以‘乡村’作为参照系来审判‘城市’，然而这不等于说，以‘融入’的姿态生存就能重构‘城市’及‘市民’；因此，适当的疏离并保持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在今天是十分重要的。融入而又疏离，将使我们获得关于城市的新的理性和情怀······”。“在而不属于”、“融入而又疏离”、处身其中而又敢于批判，正是王尧面对“乡村”、“城市”与“大学”时所共同具有的精神姿态，这一姿态的来路与形成，特别是它与一九八○年代的深刻关联，我们能够从王尧的精神追溯中看得非常清楚。不仅仅是关于“城市”，而且也包括关于“乡村”、关于“大学”，以至于关于我们的“社会”、“历史”和整个的“现实世界”，知识分子的“新的理性和情怀”的形成，都不能忽略甚至在很大程度上都应依靠于对一九八○年代的精神追溯，对于在当代历史以及在我们很多人的生命历程中都无比重要的一九八○年代，与此相关的每一个人、特别是每一个知识分子，都应该有着精神自传的自觉。

（《一个人的八十年代》，王尧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二○○九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