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麦：文革琐记之政治边缘处的众生相
作者：我很较真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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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麦：文革琐记之政治边缘处的众生相
作者：我很较真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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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启麦 来源：共识网 发布时间:2013-09-17 早请示晚汇报 “早请示晚汇报”是文革初期全国奉行的一种仪式，在所有集体活动之前举行。比如我们学生。进得校门，迎面就是一尊毛泽东塑像，每天第一次经过者，要自动站在下面按规定的格式行礼如仪，然后才能往教室走。这是“早请示”之热身。 上课前的一套才是正式“早请示”——（大致情形）： 全体人员手持“小红书”《毛主席语录》；某够资格的人站在前面发出号令带领：全体起立！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时称“四个伟大”）、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 全体人员挥动手里的《语录》、以四分之二拍的节奏高声和道：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带领人：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副统帅身体健康！ 全体人员挥动手里的《语录》、以四分之二拍的节奏高声和道：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带领人：唱《东方红》！（领唱） 全体齐唱…… （曾经还要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等三支歌，后来有所简化） 据说，各个单位部门和领导，还有各出奇招的：有对着毛主席画像汇报今天要做哪些工作的；按当天需要选学相应毛主席语录的；有表忠心、表决心的等等，淋漓尽致地发挥。 晚汇报，则是放学、下班之前的必修课。不免再次挥动《语录》向毛、林两位敬祝一番，再由领导简单小结一下今天“学习和战斗”的情况，“总结成绩、找到差距、已利再战”云云。 最后是大合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这个仪式虽然明显属于被批判的“形式主义”。只因文革那样颠覆一切的大运动，非“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不能推行，所以煞有介事地实行了若干年，乃至殃及来华洋人。 各地各行业最终取消这个仪式，大概是到林彪出事之后了吧？
前文说到“早请示晚汇报”的最终取消，约因“林彪事件”。但又依稀记得，有过一个只“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拿掉“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的缩略版。看似，林彪出事，是对人们向革命领袖表达敬佩与忠心的兜头一瓢冷水，很快停办那套仪式顺理成章。其实，即便仪式热潮期间，也有许多令人尴尬的风险，威胁着所有的人，让人兴味索然。 例如：老师、学生陆续到校。进门第一波的那次“敬祝”没人组织，只能各自为战。一群陌生人，在毛主席像前站得不伍不列，祝辞的起点各不相同，音色、音量、节奏都不统一，结果是呢呢喃喃、嘈杂一片，“很不严肃”。 中午，以我们学校为例：许多人到食堂买饭，卖饭窗口对面墙上贴着巨幅毛主席画像，此乃饭前“敬祝”点。谁要是想趁着来往纷乱之际，擅自简化敬祝仪式，早点排上队、吃上饭，八成是要后悔的。当某莘莘学子若无其事地排到窗口、刚把饭盒往前一伸，早已守在一旁的“值班人员”（多为驻校“工人宣传队”的师傅）或冷语一句或大吼一声“出来，你还没‘敬祝’呢！”，自作聪明立刻化作当众出丑。那可是个一切都有政治意义的时代哦。 别说，当众抓典型的教育方式还真好使，只一两次抓了现行，再也见不到什么人显得那么饥肠辘辘了。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云云，毕竟具有表演色彩，不宜单独作秀。但是，如果上课迟到，可就惨了。老师会让全班同学停下手里的事情，让你“补课”。原理是“没做早请示，怎么开始一天的学习啊？”即便大家“敬祝”之时你就到了，也得等在一旁，集体的仪式完了，你来。 这时，只见那个同学，独自一人站在教室进门处，对着墙上的毛主席画像、挥动手中的《毛主席语录》，连说带唱，全班师生鸦雀无声，众目睽睽。那可是一个集体主义盛行、个性泯灭的时代。不比现在，孩子们可以借机搞怪，以炫个人的妙想奇思。那时，独脚戏对于一个初中年纪的学生，这是多么大的训练与考验。若是男生，无论平时多么大大咧咧，此时也语乱声颤；本来羞怯的女孩子，就更加难启樱唇了。终于熬过“恨地无缝”的几分钟，再也没人会迟到了。 “敬祝仪式”还是对校内“牛鬼蛇神”的额外惩罚。那时，革命师生到食堂买饭，按规距比划完一通就行了。群众专政中的各种阶级敌人可没那么容易就吃得上饭。他们会排列成行，在红卫兵的押解下，鱼贯进入食堂院内，站好，依次报名，自我简介罪行罪名，并向毛主席像礼拜如仪。此时，腹中已饱、找乐消食的革命师生会聚拢围观，看谁口齿不够流利或哪里不太顺眼，只消一句“不行，重来！”，那位老兄就得打起精神，再来一遍。如是者无人幸免、重至再三。直到食堂工作人员急着下班了，才会出面圆场让他们打扫残汤剩饭。 落井下石，乃人之常情；欺软怕硬也是人的本能。当时，排队来食堂吃饭的还有“流氓学习班”。是学生中的小偷流氓。饭前他们也得完成自报家门、万寿无疆那一套。但是，围观者有之，但“不行，重来！”则从未与闻。却原来，小偷流氓是“人民内部矛盾”，“学习班”又是“走读”，他们有可能躲在胡同拐角打闷棒、报复人哦，等闲之人谁敢招惹？ 后来，饭前“敬祝”先免了，据说因有外国人见了说：这不是成了基督教、天主教了嘛。此话传到周恩来耳朵里，不好意思了，传令叫停。对着毛主席像挥动语录、念念有词，则晚到1971年“9？13”林彪出事，仪式减半、办不下去了，才在广大群众或乐此不疲或意兴阑珊中正式取消。
文革伊始，先是“停课闹革命”，待到“复课闹革命”，就有新规矩了。如：校门口站着几个人，检查每个学生有没有带齐三样东西：《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章，是红卫兵的还要把袖章戴在左臂。没带齐的：回家去取，毫无商量余地。 《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又称“红宝书”，早在文革前就被雷锋奉为“粮食、武器、方向盘”了。据自称有所研究的人说，《毛泽东选集》一书，在全球范围内、发行量仅次于《圣经》。若考虑到《毛选》印行之时间集中，那么同期，《圣经》的需要量恐怕还曾稍逊一筹呢。 《毛泽东选集》初版大概面世于晋察冀边区时代，及至文革，已经有过几个版本了。我们所见到的，先是四卷分开的四大本；后来出现了合订本，而且是字典纸的，都是32开本，一本的厚度也比四卷本薄。不久，又推出了用字典纸印的64开本，对视力的要求颇高。《毛主席语录》则一出来就是64开；再出更缩小了一倍。 少不经事的孩子于是开始了攀比，看谁的《毛选》、《语录》开本小，以至扛着四卷本、装满半书包的同学，都羞于拿出来。当年，报纸上说每逢发售《毛泽东选集》，广大工农兵群众欢欣鼓舞，漏夜在新华书店门外排队购买云云。我们认为那不可信：《毛选》、《语录》都是发的，取得的途径有很多。比如，单位里发，各种各样会议、活动上发；各式比赛的奖品是它；同学、战友分别纪念也是它；要是结婚，还会来个《毛选》、《语录》大丰收……。 老师批评说：大本小本里面都是同样的“毛泽东思想”，要比应该比谁学得深、领会得透、做得好。而不是多大的开本、白报纸还是字典纸。他们哪里知道，学生间的攀比另有深意：因为“毛著”的主要来源是父母单位，而发放之先后以按机关层级高低为序：中央机关、军队、省、直辖市、地级市、市县等等。谁的书包先轻了、掏出来的是缩印本了，说明了其出身、背景。 中国固有的“版本学”，于本文无涉，我们哪里知道，不同版次的毛主席著作，内容依时代需要有所改动。老师也没想到，比版本根本就不是什么“形式主义”，而是我们无师自通、自动继承了被批判得一塌糊涂了的等级观念，及其连带的零零碎碎。
等级观念之所以那么容易被孩子们接受，多半与那个时代尚武的气氛有关。军队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系统。令行禁止，威严而又震慑，小孩子望而生畏又跃跃欲试。那时，毛主席号召“全国学人民解放军”。既然学，当然先捡容易上手的——标志，就是现在的所说的“包装”。或曰：先求形似，再说“神似”的事吧。 其实，刚解放的时候，京津卫戍区部曾经下令不准市民穿军服。但是，那时的人太穷，能省则省，所以没管住。文革前，小孩子穿军装，多因家长是军人，有“省下买衣服的布票和钱”的途径。一学解放军，穿军装的意义立即提升：体现着家庭出身、政治立场乃至理想和抱负。有了这些铺垫，当人们看见毛泽东穿着军装上天安门了，能不追捧疯狂？ 1966年，军衔制取消不久，陆军换上了颇嫌鲜艳的“国防绿”；空军军服上绿下蓝，了无新意；海军那一身，则被讥为“耗子灰”。新旧军装同时上街。只见早至苏式斜襟的女军装，五十年代咖啡色的柞（音zuo）蚕丝军服、斜纹布的黄军装、“人字呢”黄军装、深黄色呢子军装和的卡布的“国防绿”等，争相斗艳。 在青年中间，新军服一时不敌退役的旧军装，原因之一是：质地。它昭示着级别。经查，刘仰东所著《红底金字——六七十年代的北京孩子》中道：“孩子穿的，都是家长的四季常服。冬装为呢子。当年的规矩是，校官着粗且厚实的黄呢子，将官是较薄的马裤呢；大衣的区别在领子，校官为栽绒领子，将官为真皮领子。春秋夏装的料子为哔叽、咔叽布、柞蚕丝。”“人饰衣服、马饰鞍”，懂行的人一眼就能由表及里地看出这个孩子来自什么样的家庭。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通行标准代不相同。着装讲究的是“搭配”。黄军装（时称“屎黄”，因颜色相近而得名，并无不恭之意）搭配红袖章和红色主调的毛主席像章，比柞蚕丝和国防绿都协调，从而成为“老兵”（以高干子弟为主体的早期红卫兵的统称）的标准着装。乃至天冷了，把咖啡色的将校呢套在里面，外层还是“屎黄”。切记，风纪扣和第一个扣子不能扣，让人们看见：里面穿着将校呢呐！ 然而，若是一身“屎黄”也不好看，不是适合上下颜色都浅的颜色，犯了美学某忌（浅灰色的海军军服终文革全程都没“受过待见”就是一例）。裤子的颜色要比上衣深。这时，“国绿”可以容忍了，空军的“藏蓝”军裤差强人意。当然，若是你下穿将校呢军裤，就最“够派”了。 那是个普遍贫穷的时代，既使高级干部和将领，也没有几个活钱。“名店新款”从未与闻，自己设计更不可能。孩子只能翻箱底就地取材、因陋就简，把有限的资源“混搭”得富有含义。虽然来自部队大院，幸好不在编制。于是，军装在孩子们身上的穿法，恕不沿习部队陈规，另搞了那么一套。 正其如此，家有呢制军装者当然不屑于“国防绿”（俗称“国绿”）了——呢军服的尊称是“将校呢”哦。“国绿”则只有四兜与两兜的干部、战士之分，模糊了身份标志。裁剪缝制上，军衔制下的军装，号码多些，也不像“国绿”一律松垮肥大。 只此寥寥所及，已经可以看出“衣帽取人”有其实际涵义了吧？毕竟，出身将帅者少，向往纨绔者多，在穿戴上做文章，炫耀门楣的、东拼西凑的、甚至“山寨”，纷纷出笼、为市容增光。攀附之风起自部队大院，延至部委宿舍。至于大家都以“国防绿”为时尚，则是“平民意识”占上风以后的事了。
先来个“提要”：这里的“老兵”、“新兵”，不是入伍先后的老兵、新兵，而是文革初期两个阶段的红卫兵。“兵”带“儿化音”，读如“兵儿”：“老兵儿”、“新兵儿”。“片汤兵”一语，则“儿化音”在“片”不在“兵”——“片儿汤兵”。不按北京土话读，意思就完全不一样了。 加入红卫兵、戴上红袖章，看似为当年的孩子人人向往。其实未必。众所周知，某人某事的社会地位与群众口碑，往往很不一致。红卫兵也者，朝野追捧不过文革之初的两三年，恐怕还要短些。随着以高干子弟为主体的“老红卫兵”（俗称“老兵”）犯错误，（什么错误？一言难尽，不赘），红卫兵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各学校虽然还有这个组织、“两报一刊”也在正面报道，但其所指，已经是市民子弟为主的“新兵”了。时间约在1968年。 “新兵”为“老兵”所不齿，佩饰也为他们所不屑，如红卫兵袖章。“老兵”因居“原创”地位，代表正宗、正统。最初的红袖章：一块红布，简单地印着从毛泽东手书里摘出的三个字“红卫兵”。如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给毛泽东戴上的那种，视为正宗。所有后来衍生出来的附有“零碎”的什么“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乃至“清华井冈山”、“北大……”，都算拾人牙慧。 我住的机关宿舍院里，有一个北京市内中学红卫兵的发起人（红卫兵组织发祥于郊区“清华附中”，被人“引进”到城里），是一位颇有声望的“老兵”。虽“犯错误”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其一干人等暂时还未散伙，不时在我们院子里聚会。可能是缅怀昔日的辉煌吧，经常上演的一幕是，他们手里拿着各种质地的袖章比较、议论。我等在家“停课闹革命”的小学生混在人群里看热闹。 因不明究里，依稀记得，他们只认“三字箍”（袖章上只有“红卫兵”三个字）；袖章都是红色织物，但有“黄字箍”和“黑字箍”之别；个中含义今已不考；袖章用料也不相同，有布面、有绸料、甚至还有天鹅绒的，其中等级昭然若揭。袖章的规格也不划一，约有“五寸箍”、“八寸箍”和“一尺箍”等等。而“新兵”的“化纤箍”，是不能进入这个圈子的。 “化纤箍”，是“新兵”统一、标准的袖章，上面还有一说明性小字“首都红卫兵中学红代会”，以别于犯了错误的红卫兵。不料，“新兵”里面，有许多“老兵”的弟弟妹妹或仰慕者，革命之为何物？理解极为有限，他们的兴趣多半围绕那些表面现象和恩恩怨怨。落实到“戴袖章”：为了表示勉强，走到学校门口才掏出来、一出校门马上摘掉；校内，则把袖章套在小臂甚至袖口上。这些举动没少被喜欢“个色”、标榜“异类”的孩子们效仿。 至于传说中的“红小兵”，前身是小学生里的“少先队”，受红卫兵影响改名而来。一度不戴红领巾，胸前或左臂挂一个塑料片，上面印着“红小兵”，形式也不统一。后来规范为左臂种牛痘位置、横向棱形软塑料臂章。“红小兵”三之子，好像也是毛泽东手书里辑出来的。因其形状像北方面食“片汤”，而被中学生等揶揄为“片汤兵”。再后，不挂“片汤”了，还系红领巾，但是名称没改，仍旧叫了几年“红小兵”。
罗贵波（1908～1995）外交部副部长、“八大”中央委员。文革初期的外交部位于东交民巷原“六国饭店”。一个冬日，副部长先生携夫人李涵珍离开外交部、安步当车下班回家。突然后脑遭受一击，瞬间头顶发凉。原来，戴着的皮帽子被一骑着自行车急速掠过的青年一把抓去了。北京市公安局也在这条街上，离事发地点仅一箭之遥。于是，老罗不免就近报案、警察不免深感丢脸、市局不免限期破案、案子不免茫无头绪云云。 这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是文革中“飞帽子”现象最精彩的一幕。那时，按一定规格装备自己的青少年自称“顽主”，以别于市民出身的流氓。其上下行头都是军服。唯冬装中的帽子引进民品。实因军装棉帽无论布面还是呢面都是“栽绒”，非外面一种叫做“羊剪绒”的帽子可比。这种帽子硬壳皮面、外覆光滑厚实的羊剪绒，形状规整。王府井建华皮货商店有售，价格分17和23元两种。贫穷落后的年代，这是一笔巨款。 一身将校呢、国防绿、海军蓝者，头上“绝配”非“羊剪绒”不做它想。而“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不止是那时各行各业的豪言壮语，也是顽主们的行动纲领。在那个暴力、尚武的时代，不言而喻的解决办法就是抢。但顽主是有身份的，所作所为都是浪漫，所以，那不叫“抢”，叫“飞”。因其方式为骑车与戴帽者擦肩时一掠而去得名。春秋季，他们也“飞”单军帽。持续多年。 罗大人的故事是这样收尾的：据说，“飞”他帽子的青年不久要下乡去当知青，为了置办行装，便到“委托商店”（今称“当铺”）去卖那顶帽子。因为“飞”到手里定睛一看，此帽并非“羊剪绒”，与戴剪绒的同伙站在一起，顽主身份会被怀疑。然而，委托行的师傅是识货的，一望而知那是水獭皮，与区区“羊剪绒”远隔档次。遂知此物来路不正、报警处理云云。 文革结束后，罗贵波出任山西省长，著有《革命回忆录》一部。在历数此生行经的枪林弹雨、险滩暗礁，不知有没有“落平阳猛虎被犬戏，干瞪眼獭帽被人飞”一节？
前面，衣帽服装一一提及，下来就到鞋了。北京土话里也有：“脚上无鞋穷半截”之说。其意，“无鞋”不是光脚，而是要有一双好鞋，不然，衣服、裤子多么讲究也是枉然。 但是，文革、尤其在早期，人们普遍不讲究，穿鞋就更随便。即便上文中的“顽主”鞋子也颇将就。比如，冬天最“飒”（相当于九十年代之后的“酷”）的装扮：头戴羊剪绒皮帽，一身将校呢军装，脚上最好是一双“将校靴”，才相得益彰。试想，若是足蹬大头靴、老棉窝乃至解放鞋，确实很不般配。 有人说，将靴和校靴是两种军靴；还说，为取鹤立鸡群之效，有把帅靴也穿了出来的。均不知所本。竟有修鞋店接活给人订做“将校靴”倒是确有其事。说明脚底之物，在观瞻效果中所占比例，多么重要——穿错鞋则头重脚轻、枉费心机。 那时的北京，四季分明。春秋天时，最受“顽主”青睐的是“白回力”。这是一种球鞋，不分运动项目可以通用。那时的“回力”还有蓝颜色的，因被认为与上面的军装不搭，而无人问津。 夏天太热，装宜轻巧，正好市面上有一种“懒汉鞋”，因不用系鞋带而得名。塑料底、黑灯芯绒面，配黄、绿、蓝装都不唐突。男女皆宜。然而，“懒汉鞋”分三种，鞋面都一样，鞋底则因颜色白、红、黑（胶底）叫法不同。白塑料底的，叫“白边懒”，余者类推。“顽主”只穿“白边懒”，是他们的标志。另外两种不在此例。 试想，那鞋黑白分明，黑面之下、薄薄白底陪衬轻盈，红、黑鞋底就没有这个效果。看来，“顽主”一族还有点审美意识。难怪人家说：许多美的服装饰物乃至动作姿态，是从一些不太正经的人那里流传开来的。
前面几节说的是文革时北京“顽主”的服装、派头。他们刻意显示其“大院子弟”出身，期与“胡同串子”划清界线。然而，“形势比人强”。那十年，如官方所说：整个中国社会大分化、大改组、大动荡、大转变。没有哪个阶层和利益团体稳坐钓鱼台。小孩子也是一样，虽然从未跟随过主流，但他们也因“老兵犯错误”、上山下乡、林彪事件等等而见多识广，其做派中的军旅色彩很快消失殆尽，并迅速“堕落”，混同于普通的地痞流氓了。外表，他们“倒追”文革前“老炮”（旧式流氓）的装束。只有口吻还是那么狂妄，姿态还是那么优越。 约在七十年代初期，有人做了一首记述这个过程的长诗，在北京各部队大院、部委宿舍中传抄。诗的题目是《决裂-前进》，采取对话体裁，一个走正统革命道路，劝诫那个沦落的“老兵”，抒发各自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终因话不投机而分道扬镳云云。 这首诗的基本情况已不可考。提到它的“文化大革命中地下文学”的研究者也不多。所以，作者是谁？有说名叫王靖、一名彭忆东；全文多长？有人说约七百行，目前能看到的约百行；且错字病句触目皆是。 从断简残篇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作者站在玩世不恭者一边，让他尽情发挥。虽然不是什么好诗，却因直言不讳、恬不知耻，真实记录了一代干部子弟的颓废之态。让后人看到，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的另外一面：那些根正苗红的革命事业接班人，其实不仅从来没拿革命当回事、且最早背叛其阶级和父兄。陈寅恪不是主张“以诗证史”吗？这首诗里体现的人性本能、政治无能、革命失败……颇有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意义，而具史料价值。 这里将采集到的、描写他们穿着打扮变化的部分转抄如下，供一哂。 朋友，你曾经那样的英姿飒爽。 黄军装、红袖章在金水桥头，在长安街林道上。 可是今天…… 今天又怎样？ 同样是英姿飒爽！ 这头上，是“四联”理发师的精创。 开士米的围巾更使我风流高昂。 告别将校呢、我换上雪花呢的中式服装。 长街阔步为市容增光。 这鞋，请你仔细看： 它尖、它扁、它亮、它翘、它窄！这五寸裤腿的线条，正显我妙龄正当。 我把它熨得像刀刃一样。 它使我在人流中穿行，所向无敌、无人敢挡。…… 还我飞机纪念章文革期间，因政治需要而起却迅速形式化了的东西还有一样：毛主席像章，简称纪念章。因为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没有铸造像章的资格。过去也有毛主席像章，没太被人当回事。早期的纪念章，大小不过酱油瓶子盖大小，有个边，里面铸着毛泽东侧面的头像。“文革军兴”，需要更上层楼地特立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各种辅助个人崇拜的工具都用上了，毛主席像章就成为道具之一。 人们首先发现纪念章个头变大了。正面头像、半身像、全身像都做进去了；像章一大，只毛泽东一人，会显得孤单。于是，旗子做进去了、松柏做进去了、天安门做进去了、长城、山川也做进去了。早期纪念章形如钱币，圆圈带边。受“毛泽东思想光焰无际”一语启发，边框取消了。形状则圆的、方的、横的、竖的、多边形的一应俱全。质地也多元起来，不限铝制，瓷、竹、漆、塑料都开发出来了。直径则做到碗口大小，让人穿绳挂在脖子上。如此等等，给像章赋予了美术价值，成为胸前的饰物。一时之间，每个人都会佩戴毛主席像章，有人甚至同时戴上好几个。先是为了每天有得换，继而唤起了收藏意识。一个七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像章的需求量可想而知。 平心而论，收藏毛主席像章的动机，比现在的“藏宝”单纯多了。收藏纪念章，完全不涉经济利益。除各种途径免费领取，就是相互交换了。北京饭店后身靠王府井南口一侧，北京最繁华的商品街口，出现了交换点：上百人聚集在那里以物易物、互通有无。那群人营造的气氛，与当时社会格格不入。那时的北京，人们集中在一起，不是批判会，就是大辩论，一律吵吵嚷嚷，火药味十足。换像章的人们，则音量适中、和颜悦色，一派祥和。 当然，可以说毛主席像章之没有物化，是因为全国取缔了自由市场的缘故。其实，别说没人知道如何给像章作价，即便有人开了头，第二天就会因“大不敬”之罪，场所取缔、参与者抓！大家就都没的玩了。 上有政治需要，坊间大众追捧，纪念章的花样日新月异、产量扶摇直上。1969年深秋，我们下干校是戴着像章走的，一年后回京，惊见纪念章已经从街上消失了。直到文革结束，再也没人佩戴。唯有周恩来，一枚长方形像章：左侧是毛泽东侧面像，右侧是毛的手书“为人民服务”，始终在其左胸。真是“忠不忠、看行动”啊。 如此泛滥的、走俏的纪念章热是怎么戛然而止的呢？有一个说法：因铸造像章耗费了大量优质铝材，毛泽东说了一句：“还我飞机。”不知确否。
和“毛主席像章”一样，可以在和平友好的气氛中以物易物、比类交换的，还有半导体零件。当年，北京东城区灯市口从“基督教青年会”到“红星”电影院之间的街区，有一排店铺。其中之一，是一个半导体器材商店。这个商店的门口，从早到晚聚集着一些年龄约在小学高年级到高中生那么大的男孩子。一边交流制作矿石收音机的经验，一边交换零件。商店则服务而已，不当生意做的。任凭消费者的大部分需求在门外解决，店方乐得清闲。 那时的Wi-Fi是无线电信号，只能传播简单的信号，接受器也不复杂。电子管和半导体收音机已经算高级的了，而且所费不赀，贵为“结婚三大件（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之一呢。而我党我军向有“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光荣传统。矿石收音机又结构简单，正是性喜动手、钻研的“工科男”施展的可行性项目。几分钱、毛儿来钱他们没有；交换和组装的过程，却包含不可替代的乐趣。只见那些工科男，先手工用漆包线缠一个线圈，再拿各种途径得来的零件，到那个地方去交换，拼凑成套。 “工科男”这个词虽然是现在的，这类人却早已行走世间。从他们身边经过，一望可知：这些衣着朴素、慢语轻声的孩子，肯定不是新老红卫兵，一个穿军装戴袖章的也没有。红卫兵忙于“砸碎旧世界、创造新世界”，根本不屑于鼓捣什么矿石收音机。应该也没有“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混迹其间。那批孩子需要小心翼翼地避开一切“不突出政治”的嫌疑。 换零件的工科男，多半是文革中的“逍遥派”——出身不错、虽然对革命大业不够热衷，却也没有什么反对之举。在各方面“提醒”其革命责任的空档间，溜过来满足一下个人爱好。逼急了，则可以“为了收听毛主席最新指示、两报一刊社论”诘抗之。人家一时也说不出什么来。然而，就是这些人，多多少少在学习、在积累，文革之后考大学的成功率明显高于其他群类。他们同样也没想到，当年的游戏之作，竟成了今天“收藏”的一类，用换来的零件攒成的矿石收音机，远比当年商店里摆的半导体收音机值钱。
“攒（cuan，北京土话：拼装）矿石收音机听社论”之说，即便当年也是尽人皆知的托辞。好在那简陋的设备听不到远处的东西，所以没有多大政治不轨的嫌疑，上纲上线到“革命意志消退、玩物丧志”也就到头了。但也确有高人，组装短波收音机，为的是“偷听敌台”，这可是文革时的一项大罪。如海外反动势力的对华广播：莫斯科广播电台、美国之音和台湾的“自由中国之声”等。 “敌台”像原始WiFi，大功率发射短波。传播远、面积广，不易屏蔽。其传送的“政治资讯”如洪水猛兽，令中共惴惴不安。于是，工厂生产的收音机具有短波功能的极少，有的城市甚至查抄短波收音机；据说，警察开着探测车在大街小巷巡行，车载设备能探知谁躲在家里偷听敌台。可见，政府施放的干扰电波连城市都屏蔽不严。到了广阔的乡间更加鞭长莫及，“敌台”时断时续，直至可以正常收听。 据说，早自1940年，苏联就开始对华广播了。BBC和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则稍晚。那时，插队知青、下放干部，用普通的短波收音机，就能清晰地听到“莫斯科广播电台，现在对中国听众广播”。其随伴的音乐尤其令人印象深刻：雄壮的合唱《祖国进行曲》化作“金钟”似地乐音，从容优雅地奏出，另成一番意境。而内容则与国内的宣传一样，不吸引人。 奇怪的是，台湾的“自由中国之声”，女播音员的音色和腔调，与大陆电影中丑化国民党的表演一样，酸软缓慢，不成调子，与大陆人的审美观格格不入，效果未见得好。可笑的是，台湾经常在广播上呼叫其潜伏在大陆的特务，有代号、有联络方式等。看似虚张声势，没人当真。 那是一个要求人人自律的时代。“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非礼的广播，政府屏蔽不掉没有责任，你老人家无意间听到，就会有革命群众来给你“洗耳朵”了。若是有意收听敌对广播，批判之外，抓去坐牢也说不定哦。其实，“敌台”那些年说不到点上的叨叨絮语，在中国社会所起的反响，远远不及林立果一篇《五七一工程纪要》里的寥寥几句。对华广播实际上成了一个招蜂引蝶的陷阱，让中共额外迫害了许多无辜的人民。下面的小故事摘自一篇文革回忆录《告别少年时代》。 那时候，人们之间的交往、每个人的行为都在周围“革命群众”的注意之下。校部一个男生通铺宿舍里，有人发现一个名叫夏禹文的人，经常夜间戴着耳机用半导体收音机收听“美国之音”广播。这在当年可是一项严重的政治罪行，叫做“偷听敌台”。那个连的领导为了“掌握证据，教育群众”，对公开揭露此事做了周密布置：他们安排与夏头对头、只隔一条狭窄过道、睡在他对面的一个人向夏发动突然袭击；再指定几个人准备好批判夏禹文的发言。一切就绪后的一个晚上，夏像往常一样脱衣就寝，在被窝里戴上耳机、打开半导体、在短波波段上找到“美国之音”，悄悄听了起来。他哪里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别人眼里了。躺在他对面的突袭者让夏某先听上一阵，渐渐入神、放松了警惕。然后忽地翻过身来，猛然将手伸进夏的被子、一把夺过那个收音机、一面唤醒大家、一拔掉耳塞、开大音量，全屋都听到了“美国人的声音”，这时几个膺命在身的人，各司其职地组织起群众，把个夏禹文斗得七荤八素。 文革也不是铁板一块，中后期逐渐放松。不知哪年、但是看似偷听敌台的人才会发现：美国之音制作了一个教学节目：“英语九百句”，何丽达主播；毫无政治色彩。于是，人们半公开地跟着学了起来。据说，恢复高考，一举进入英语系的人中，受益于这个“敌台”者，大有人在。
前面说到“和平集会”、以物易物，交换的纪念章和半导体元件都是小东西。大的也有，而且是房子。那时，当你路过某房管所的时候，就会看到门前有一些人，和颜悦色地认真倾谈。与换毛主席像章不同，人数少得多；与交换零件不同，不仅都是中年人，竟有女子点缀其间了。聚集的方式也不是几十上百人摩肩接踵，而是三三两两交头接耳。探讨互惠互利、你情我愿的可能性。 如果说“爱情是艺术永恒的主题”；住房就是“生活中永恒的主题”。住房在北京人之“金贵”的程度，从来没有降低过。据说，有南方人到北京出差，惊讶地发现：北京个个是能人欸，你要是想当副总理他都能给你找到路子！且慢，虽然北京以出产吹牛大王声动神州，可是，一旦你顺势提出“帮我找套房吧”，保证没有任何“侃爷”胆敢接茬。 分间房子有多难，居住条件有多差，“伤痕文学”虽有骇人听闻的描述，其实不及实际惨状之万一。几乎每个家庭的搬家史，都是一篇可歌可泣的故事。在商品房市场出现之前，住房的来源几乎只有单位分配。就北京而言，大机关有可能盖房、分房，这是指中央部委、各军兵种总部，市属机关、大中型工厂等。区级以下机构则基本没有分配住房的可能。因为盖房子是个大工程，非够相当级别、能量者莫办。小单位偶尔也会风传“上边给了几间住房”，但是普通职工想都别想。因为房子是跟着职务走的。 所以，房管所门前的换房者，都是最底层的老百姓。他们大多住在区属房管处辖下的胡同大杂院里，机关的房子是不能与外界置换的。所谓换房，以小换大自不可能，换房多半为了上班近一点；或者墙角能搭个小屋、屋檐下能围个厨房；家有病人、牺牲面积以求朝向也是有的。至于学区，不是目标：反正学校不上文化课，毕业之后得下乡。 世事纷扰，机会闪现。文革期间，平民百姓倒是有过两次改善住房条件的机会。一是初期大抄家，上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下至“地富反坏右”，他们的住房都会遭到剥夺，迁居进去的全是“革命群众”。可是僧多粥少。不久，“战备疏散”，市级以上机关单位全部开办“干校”，很多职工成为“光荣的五七战士”，高举红旗上山下乡去了。机关宿舍顿时空了一半。但是，敢于利用这个机会的人不多：向组织伸手、贪图享受、诋毁社会主义等等大帽子等着你呢。 待到下乡的人陆续回来，机关的房子恢复紧张。政治成份不够好的，常常两家挤住一个单元，邻里纠纷蜂起。一个著名的故事是：钱钟书夫妇携女儿与一对年轻夫妇同住一套楼房，共用厨房和卫生间。两家关系不睦。一日，钱媛被隔壁女人訾骂，那家男主人及杨绛立即卷入其中，钱钟书则“老夫聊发少年狂”，手持木棒从屋里冲将出来，劈头向人家打去，伤及邻居男子手臂，送医治疗云云。钱氏夫妇则收拾起卡片和笔记本，搬到学部，住在办公室里编写《管锥编》了。然而，钱杨夫妇是何许人，名归实至只在早晚之间。果然，钓鱼台国宾馆对面的部长楼一落成，他们就迁进去了。 广大分房无望的劳苦大众，还得在房管所门口碰运气。后来，人们生活好一点了，可以附加钱物，互换住房成交容易了些；再后来，机关的房子也可以参加互换，平添了许多方便；至少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住房还在私下交换，而且规模扩大。有人专门组织运作此事：几十户人家集拢在一起，交叉拼接，造福的面积就更大了。
住房既然是“生活中永恒的主题”，岂能“一条就过”？怎么也得再凑几句，以襄盛事啊。 房屋之为生活资料中的最大宗，解放后一度允许私人持有。北京土话有“吃瓦片”一语，即指拥有多余的房产，坐收租金的行为，一向为人艳羡。文革前社会上还颇有其人，文革风暴一来，瞬间扫荡无踪。房产全部收归国有，昔日的房东，都成了房管局的客户。“瓦片”也一再给主人带来难堪。 从文革后期起，“各项政策、逐步落实”。抄没的私人财产按户退还，房产也在其中。但是，房地产市场迟至上世纪九十年代才慢慢形成吧？发还财产则早在此前约二十年。大言不惭的是，办理交还手续时，房管部门要与房主结算这些年的修缮费。那时候人们，柴米油盐之外普遍没钱。OK，交纳不出修缮费的，可以把房子折价卖给国家。但“市价”和修缮费都是房管局订的，折算下来，大多数胡同里的破旧平房，所值抵不了维修所费，户主只能纷纷放弃。既使个别屋主有能力收回房子，一看以后维修的花费和麻烦，也就不寒而栗了。 那时，政策落实到头上，忙不迭地感谢中央、感谢党。至于退回的房子不能接收，只说：“劫后余生、自愧无能”；而劫者何人？是谁造成了连还给你的债务都不能收回的局面？多年被专政的无妄之灾，为何不能折抵维修费用等等，则因心有余悸，无人敢去追究。 文革结束观察家改革开放之初的那些年，没有人料想中国的经济能够如此持续高速发展，近至十年之前，也没有人知道北京的房价动辄以天价计。随便出手几间破旧、狭窄的市内住房，就能轻而易举地在美国买下规规整整的洋房花园。那些因怕维修不起、怕文革重来而放弃收回房产的人们，肠子都悔青了吧？
前述北京的老百姓换房的原因有多种，为了靠近工作地点肯定名列前茅。因为上班的路途太辛苦了。那时，没有“错峰上下班”，都是早上八点到单位；一周要去六天呐。要命的是，上班不叫“上班”，称“抓革命、促生产”，谁也不能迟到。交通工具，则地铁只有一条，自行车并非人手一辆，挤公共汽车是许多人的唯一选择。顺便说一句：文革时期，公交系统及其行业叫做“公交战线”，车辆则称“公共汽车”。 无冬历夏，上下班时间，每个公交车站都鹄首站立着几十上百男女老少，引颈盼望汽车远来、进站。一旦汽车接近，等车的人就蠢蠢欲动，须得拿出全副精神和气力才能挤得上去哦。人们本来就站在马路边上，再往前涌，汽车就快停在马路中间了。车门在售票员“先下后上！先下后上！”的呼喊中打开，下面的人根本不管车上有人要下，立即往上攀登，上下乘客在车门处混战、咒骂、埋怨。站站、天天，如此这般。全无风度、体面可言。 其实，挤车是有技巧的。看似那时的公共汽车司机喜欢戏弄群众，进站不是近靠就是远停，从来也不停在牌子前面。上车的人群就要蜂拥而上抢夺车门。这时，你需靠后一点，看清那车将不到站就停、抑或过了站才停；然后在人潮侧后方、贴着车身，沿着他们奔跑的方向、跟在最后，车子照例会戛然煞车，就在那个瞬间、顺势把前面的人用力推到车门那边去，你则正好留在门前。这着，在汽车与人群相对运动时最易得手！ 功夫虽然练就，混乱之中，有时不得机会施展。那也不能被人潮裹挟、手忙脚乱、狼狈不堪；你需干脆留在最后，这时，车子已经启动，车门仍然敞开，你就握紧两侧扶手、两脚卡住车门底部，任车门大开，自有怕出事故的售票员为你叫喊，让前面的人“往上踩一蹬！”、“往前贴半步！”给你让出半尺空档，也就够了。 然而，常有这样的时候，眼看那车：过来了、在减速、往里靠呢；车站群情激昂、跃跃欲试，不料，那车突然加速、向左转舵，呼啸而去。留下惊诧一片（或曰：怒骂一片）。却原来，每当到站，司机、售票员都会高叫：“XX站有人下吗？没人走了啊！”一面做着进站或甩站的两手准备云云。 中青年人尚有战斗力，老弱妇孺无不将乘公共汽车视为畏途。坐不上车、挤得半死，把公交公司骂上千百遍也无济于事，只有幽默化解。如启功先生自嘲的：鹧鸪天八首？乘公交车： 乘客纷纷一字排，巴头控脑费疑猜。东西南北车多少，不靠咱们这站台。坐不上，我活该，愿知究竟几时来。有人说得真精确，零点之前总会开。 远见车来一串连，从头至尾距离宽。车门无数齐开闭，百米飞奔去复还。原地站，靠标竿，手招口喊嗓音干。司机心似车门铁，手把轮盘眼望天。 这次车来更可愁，窗中人比站前稠。阶梯一露刚伸脚，门扇双关已碰头。长叹息，小勾留，他车未卜此车休。明朝誓练飞毛腿，纸马风轮任意游。 铁打车箱肉做身，上班散会最艰辛。有穷弹力无穷挤，一寸空间一寸金。头屡动，手频伸，可怜无补费精神。当时我是孙行者，变个驴皮影戏人。 挤进车门勇难当，前呼后拥甚堂皇。身成板鸭干而扁，可惜无人下箸尝。头尾嵌，四边镶，千冲万撞不曾伤。并非铁肋铜筋骨，匣晨磁瓶厚布囊。 车站分明在路旁，车中腹背变城墙。心雄志壮钻空隙，舌敞唇焦喊借光。下不去，莫慌张，再呆两站又何妨。这回好比笼中鸟，暂作番邦杨四郎。 入站之前挤到门，前回经验要重温。谁知背后彪形汉，直撞横冲往外奔。门有缝，脚无跟，四肢著地眼全昏。行人问我寻何物，近视先生看草根。 昨日墙边有站牌，今朝移向哪方栽。皱眉瞪眼搜寻遍，地北天南不易猜。开步走，别徘徊。至多下站两相挨。居然到了新车站，火箭航天又一回。
公共汽车服务再差也得买票，票分一次一买与月票两种。可恨的是，那时的月票只限一人使用，所以要贴玉照。记得学生月票两元，职工三块五，只能乘坐城区电汽车。城区加某一路郊区车，就四块一张了。还有“通用月票”，顾名思义，所有的车都能坐，五块。最贵的是“通用+地铁”：十块！ 那可是个“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年代。所以，有可能的地方都要省！首先是提高月票的使用率。方法依同谋人的“手艺”分几种：一曰“晃”。这是个“楞”招儿，手持别人的月票，下车时趁乱在售票员面前晃动一下，蒙混过关。二曰“换”。换照片。至于照片上盖的章，首选办法是找一张一角带着一道蓝色弧线的照片贴上去，不然就只能用蓝墨水描一下了。三曰“画”。真有“高人”，会画月票。用不着整张地画，只画表示月份的那部分就行了。 然而，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那时候不这么说。表达这层意思的文革标准用语是）“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售票员，金晴火眼。经常远隔一两米、克服角度刁、光线暗等不利因素，一举识破投机取巧者的拙劣伎俩。这时，被擒者若是不能及时脱身，就会被带到公交总站遭受处罚，罪名大约是“伪造有价证券”。后来，“晃、换、画”的月票使用者总结出一条通用法则，下车之前任售票员怎么叫着要查票，假装没听见；或者等在后面、收敛下车行迹、悄悄跟在别人后面突然跳下；甚至待到车门关了才作恍然大悟状，要求下车；要点在于脚踩地面了、才迅速出示、瞬间收回。即便如此，确也见过司售人员弃全车人于不顾，奋而追捕“晃、换、画”者。 每次买票的话，则根据路途远近，票价五分、一毛、一毛五不等。当然，蹭车逃票的也时有所见。被抓者只能乖乖补票，后来，处罚加重，无论哪里上下，补票要罚全额云云。场面不免尴尬。却有那么一回，一屌丝青年，两手空空、下车就走，被女售票员叫住： “那男的，票呢！” “啊？”屌丝青年准备不足。 “跟你要票呢！没票补票！”女屌丝售票员声色俱厉语带不屑。周围人默默注视。 屌丝青年猛然发飙：“给你，不就五分钱吗，有什么了不起，叫什么叫！” 塞了一枚硬币给她，扬长而去。伶牙俐齿的女屌丝售票员从没见过如此理直气壮、大言不惭，一时语塞。片刻神回，伸出脖子朝那人背影大叫：“五分钱是你爹啊，捏着不撒手！”
蹭车被抓锦上添花 文革时期，“买票坐车”一事，很难让年轻的人们心悦诚服地接受。因为免费乘车已经成了我们的习惯（这里主要指火车票）：先是“大串连”，别说车票，许多地方还包吃住呢。后来大一点的孩子上山下乡，免费火车送到祖国四面八方；小一点的随着父母去“干校”，不但火车是专列，路过毛主席“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停下来参观浏览（“受教育”）连吃带住，一分钱也没花过啊。 实际上，那个年代根本没有“旅游”这么一说。别说吃饭要粮票，粮票只限本省市流通；根本就没有长假期。即便你有“全国粮票”、“军用粮票”，有假期，也没有那笔闲钱。只有出差或到外地探亲的时候，可以顺道“旅游”一番。遇此机会，要是能把车票钱省下来，不是就能玩得舒服一点吗！ 于是，出自“习惯”、因为“需要”，我们多半有过逃票蹭火车的经历。此举在那种时候还有发泄对社会不满、游戏人生的成分。同伴均以潇洒视之，可以公开交流经验。有过来人炫耀地指点：遇到查票，则脱掉外套、手持一杯热水，假装刚从前面车厢接水回来，大大方方地迎着查票员过去，嘴里莫忘善意地提醒着“劳驾劳驾、小心烫着”。查票员会以为你的座位在他身后。还有人理所当然地说：“一看查票，你就进厕所，多呆会儿再出来呗。”其实，这些办法都不好使。“手持热水、念念有词”云云完全是想当然，人家都懒得盘问，直接就是一句：“少来这套！回去等着！”当即戳穿。至于躲进厕所，则查票伊始，第一个动作就是锁厕所门。所以，蹭车能否成功，全凭运气-----车上有时不查票。 据说，“特快”车上不查票。因为列车员会在车门处看了你的票才让你上。于是就有了：趁列车员离开时纵身跳上法；让里面的人打开窗户，直接钻进去法；跟随老弱假装帮他们拿行李、送上车法等等，完全都用不上。唯一可行的办法是，买一张短途车票，经检上车。 一次，我们一行两人，从北京去郑州探亲。访得特快列车第一站是保定，票价约三块，买到郑州就十好几块了。便持保定票无障碍地上了车。车行十二小时，以为可以一觉睡将过去。不料，一进河北地界就开始查票。人家一看我们那副灰心丧气的样子，就明白了。我们也从列车员揶揄的眼神，看到了自己的下场。怎么办？同伴只大我两三岁，还不到二十。却颇有决断-----跟他们实话实说：我们是插队的北京知青，父母下放到郑州了，队里挣的工分合不了多少钱……如此这般，打出了悲情牌，打动了列车员。 插队回来，我上中专，他分到山西铁路上。再一见面，那仁兄兴奋地跟我说：知道吗，在我们那儿，铁路员工坐车买票是个耻辱！我有铁路工作证了，咱们还得去（蹭车）！那年头，微薄的薪水之外，人们完全没有办法从正规途径博取一钱一物，普遍具有这种“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游民意识”，或曰“自助意识”。诚然，上纲上线、故甚其词起来，就是“挖社会主义墙角！”时值我放暑假，他回家探亲，凑在一起机会难得。于是我们就出发了。同行增加了一位天津朋友，从天津出发、目的地是避暑胜地北戴河。去的一路，畅行无阻。有成功逃票助兴，不亦乐乎地游玩了秦皇岛、北戴河、山海关（此处略去4478字）。然而，回来车上又碰上了查票。由于没买票，上车各自找座，三人分散在两个车厢。我们俩个“路外人士”坐位接近、躲避无由，一举被擒。而且刚一被抓车就进站了，员工朋友还不知情，未及施展也许他从同事那里学到的某种功夫、解救我们，我们就被赶下车了。事后他说，贵为铁路员工的那位，一没穿制服、二没戴徽章。查票员竟然没找他要票就过去了。 下车一看，站名芦台。乘警把我们交给站上的铁路警察，人家只问了一句话：“有钱补票吗？”答曰：“没有。”就不搭理我们了，任我们回到站台。虽然被抓，我们只觉好玩，一点刺激也没有，此次出行不就太平淡了吗？出点这样闹不大的事，恰似锦上添花。这时，又有客车进站，我们相视一笑，随即登上列车。回头一看，刚才问话的警察就在下面，列车已经起步，我们朝他挥手：“再见”。他还是那付面孔，无动于衷、视而不见。 经此一役，我们以为不会再有事了。不曾想，车行不到天津又查票，我们再次落网。行前，那位铁路员工朋友嘱咐过，抓到之后问你到哪儿，你就往远处说。他们会就近把你轰下去，不会让你在要去的地方下车。例如：下站是天津，你正好要去天津但是得说去北京，不然，他会把你拉到北京再赶你下车。因为事情不大、不能把你怎么着，就给你增加点麻烦。而这次，我们要去的是天津，便说成去北京。果然，要进天津站时，乘警过来押我们下车。天津下车的人多，人多一挤，我们与乘警之间就夹了一个人。再一看，站台上那么多人，事情一下变得简单：一下车，我们就消失在人群里了。连警察喊没喊“给我站住！”都没听见。 毛主席教导我们：“错误和失败教育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蹭车也是一样。靠碰运气玩不了几个地方，须争取尽量“合理合法”。还是那位不想“蒙受耻辱”的铁路朋友，发现了大幅提高蹭车成功率的办法。铁路员工出差、看病、探亲等等需要坐火车的时候，单位会给他开一张写明起止点、说明事由的介绍信、代替车票，只是不保证座位。 这就是捷径了！对于他们而言，工作证是现成的，介绍信则凭人缘、拉关系，好歹也能弄来。我们那位铁路职工就这样，走遍了内地十八省。回到北京，见我羡慕的样子，不由动了恻隐之心，拍了拍大腿：“你想去哪儿？”我说：“桂林。”他爽声应道：“好吧。”我得寸进尺、察颜观色：“而且带着女朋友。”他也面无难色地应承了下来。 下次见面，一个工作证、一封介绍信拍在我的面前。我有所不解：“她呢，她怎么办？”我问。朋友指着那两样东西道：“你看，介绍信都是过期的，名字和工作证上不一样，要去的地方也不桂林。就别让女孩子跟咱们冒险了。”无奈，我们给她买了一张票。历险、刺激还没了出发就打了折扣。 上路以后，果然又被查票。列车员到他面前，接都不接他递过去的东西，就查别人了。到了我这儿，拿着那两样东西看了又看。我心里打鼓、强作镇静，下意识地伸出右手，列车员可能以为我不耐烦了，竟顺手还给了我。其实，我手心都出汗了。 昔日的民风：按照规定做事，似乎愧对组织、愧对自己。其心气有点像周作人所言：“我们于日用必须的东西以外，还得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基本没有今天意义上的“旅游”。“中国旅行社”、“国际旅行社”，都是为洋人服务的。“宾馆”也是外国人的住处，国人远足，下榻在简陋的“旅馆、旅店”。那时，许多城市不对外国人开放，一出北京市区，大约不到今天四环路的地方吧，就会看到一块大牌子“外国人未经允许不得逾越”云云。所以，来华观光的洋人寥寥无几，既然不能出城，他们就无缘见识中国的名山大川。其实，既使让去，他们也未必有那个勇气-----旅游服务设施多数不像样子。我们虽然能去登五岳、上黄山，则有钱有闲之外，还得能吃苦。 首先是交通，读上文可以想见，火车出行无论多远，只能困顿“硬座”。因为卧铺要用车票换铺位牌，完全不可能“蹭”。到了某地，根本没有旅游大中小巴、几日游等服务，都是打听去哪儿哪儿哪儿的长途汽车站在什么地方。比如，1972年初，我等“一上庐山”。坐的就是九江到牯岭的长途汽车。沿途不知停了多少站，浪费宝贵时间。山上碰到一个同是去干校探亲回京的小伙子，愣是从“好汉坡”爬上来的。 又一年，游岳阳楼，上对面的小岛君山，也是乘渔民的渡船。一条木船，挤满携带生产生活用具乃至猪崽、羊羔、鸡兔竹笼的渔民。木船又窄又短，人畜器物塞满其间，吃水很深，左右轻摇。船帮不能坐人，所有的人都呆站在中间，漂过洞庭万顷波涛。 国内旅游主要是爬山。山则非峻即险，那时只有破败的台阶，“缆车”还从未与闻。登台阶上下山非常不合算：每一步都要小心地看好脚落何处，不停下来是欣赏不了风景的。就这样，有限的一点时间，大半用在走台阶上，一次去不了几个地方、看不到多少锦绣河山。想方设法出去走走，不仅因为没有比较，不知道有更好的旅游方式。还因那时没有电视，电影全是黑白，没人会拍风光片；墙上的招贴画倒是彩色，不外样版戏和毛主席像。连“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的风景画都算“封资修”情调。吃点小苦、受点小累，得见真山真水，心里其实是很满意的。 只有一件事与后来相仿：摄影留念。回想起来已不知做何感想了。我等没有照相机，即使有，也不外黑白底片、一寸见方的“135”或3寸见方的“120”；镜头小、技术差，拍照多半是留念“到此一游”。画面“黄金分割位置”站着表情刻板的你我他，背后一片模糊、景深平面。及今翻开老相册，只有感叹：可惜了大好的山水，可惜了年轻的容颜。 那是一个“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时代。社会结构、经济体制、生活方式都没给游山玩水预留空隙。除去出差公干，等闲之人无从取得全国粮票，无法在外省市买粮吃饭；只有工作证、学生证，没有单位介绍信也住不了旅馆；旅馆经常夜查“流动人口”，“旅游”也者，相当于“无故出行，或以行迹可疑论，带去”收容所“住几天等候调查结果，也未可知；投亲靠友，则留宿者要持”正当理由“为你到当地派出所申报临时户口云云。就假期而言，只有我等这样被生产队疏于管教的插队知青，可以借故出行。普通行业职工，根本不知”长假“为何物。如此这般，旅客有之，游客就很稀罕了。 所以，旅游成为”无烟工业“之前，景点基本上是不予维护的。那是个”抓革命、促生产“的时代，没有市场何谈”创收“。再则，”天下名山僧占多“。水边山上的人文景观，多数是庙宇道场。早在文革之前就被弃置，文革再次犁庭扫穴、僧尼还俗。泰山，从岱宗坊到南天门，一路上的娘娘庙、老君堂等等，全部毁坏；山海关旁边的姜女庙，在办”批林批孔展览“；庐山后面的白鹿洞书院也不开放。景区当然也就不必印制什么介绍、指南。害得我等知识青年因只看过毛泽东的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上了庐山直趋仙人洞，当天往还；下了山才知道还有：含鄱口、龙首岩、五老峰、三叠泉诸多景致。 然而，在不时兴游玩的时代旅游，竟有现今一切齐备却无可比拟的好处，游人稀少！记得苏州除了虎丘塔下有些人气，城里的狮子林、拙政园、留园、西园，静悄悄；中山陵宽阔的台阶，空荡荡；上泰山，路上碰到个人，都要搭搭话、聊几句。而八十年代中期去青岛，用山上的望远镜往海边一看，整个沙滩人肉铺满，雌雄莫辨。何如1976年的北戴河，宽阔的沙滩了无一人；偌大的天津起士林西餐厅分店，仅我们和一桌洋鬼子。一处圈起来供洋人享用的海滨浴场，碧海蓝天、白色沙滩上，只有两个金发洋妞：穿着比基尼，一个横陈躺椅，一个伫立一旁。那是什么年月，画里都没见过啊。四下无人，我等独自享受了这幅美景。
这个”琐记“，虽然信手写来，还是有点顺序的，却只说了”衣、住、行“，跳过了”食“。不仅因为文革之”食“乏善可陈，且惨到不忍回顾的地步。今天的健壮男、丰满女，在那个时候算”胖子“；今天的”胖人“放在那会儿则是病人--肥胖病。因为，在新陈代谢正常的情况下，体重超出标准唯一的原因是摄入过多。而那是吃不上喝不上的十年啊。 口粮有定量。以首善之区北京为例，持城市户口的人，一切票证中最必需的两种是：粮本和副食本。每个月，拿着粮本到现在已经消失了的”粮店“领粮票。一般职员：男三十一斤半，女三十斤；重体力劳动者，粮票能发到三十五斤，听说有吃四十五斤定量的，令人艳羡。 可以想见，定量要靠精打细算、合理搭配、一家人中男女老少俱全以求动态平衡，才能果腹。所以，虽然有”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最高指示“，但仅作为运作各级专业运动队的基础理论；民间只在工间操、体育课上念一念。因为人们的体能和热量亟需保持，而非消耗。 看似党和政府充分了解民间饥苦，也在想方设法给百姓增加主食配给，可惜办法有限。这样的机会每年只有一次：卖红薯，一斤粮票买五斤！那时深秋时节，红薯长成、出土了。解放牌大卡车上摞着沉重的麻袋，开进北京的胡同。丰收啊，粮店放不下了，堆在开阔一点的地方发售。人们接到通知、奔走相告，几十上百的人排队购买，笑逐颜开。 然而，吃到饱与食欲被满足是不同步的。只要多吃，喝粥也能肚饱，平复食欲则非菜肉副食不办。体重多半与食欲成正比。”喝凉水都长肉“一语，起自我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之后。配给的粮食按比例分为米、面和棒子面；副食则每个月每人只有两斤肉（回民不到此数），半斤花生油，每户两斤鸡蛋云云。香油嘛春节会有的，一家一两，小磨的哦。这些，都已经印在”副食本“的表格上了。 然而，偶遇特殊节点与民同乐的事情也有过。不知道中国与朝鲜谁先发明的，重要日子额外发放高级食品，以示庆祝。1972年初，北京市民出乎意料地吃到一顿对虾，凭”副食本“每户两只。事缘尼克松访华，意在让他知道知道：中国人民生活多么好。这种表达方式颇为费解：怎么让美国总统一行知道呢？难道责成周恩来在国宴上，抓住尼克松赞美中餐的机会，指着桌上的对虾告诉美国人：我们老百姓也吃这个，不信你问他。早已在旁伺候的托儿某服务员赶紧凑过来证实：“是啊是啊，昨天我们家是红烧了吃的。”中央领导真的相信，美国人对中国民众的生存状态一无所知吗？再说了：两只对虾，让老百姓领谁的情啊？ 曾与朋友聚会，卡拉OK放到李春波的“知青歌”。歌中唱道“那时的饭比现在香，那时的水比现在甜。”座中一位没有经历过文革、幸运的年轻人道：“乡下的东西好吃，不用化肥、没有污染。”说得我等“老插”一愣。想想也是，一向丰衣足食、挑肥拣瘦的八零后，没法设想在那清汤寡水的年代，偶打牙祭，舌上的味蕾多么敏感。如今，我们再也找不到朵颐大快的感觉了。正其如此，用“那时的饭比现在香，那时的水比现在甜”形容上山下乡、粗茶淡饭的日子，多么传神、意味深长。但绝不在普希金所说“那过去的都变为可爱”之列。
农村户口与城市户口最大的区别是：市民吃商品粮，数量固定、国家保障；农民的口粮数则用一个简单的公式，从产量折算而来，并由工分粮和人头粮两部分组成。收成好时，这两个部分高些，若是赶上老天爷因故不爽，结果就可想而知了。其实，人头粮是有上限的，好像是一年270斤，工分粮则不用设限，在那个科技落后、劳动热情低落的年代，粮食产量就没高过。这个粮食分配机制给农民带来的唯有痛苦。 先说“人头粮”。农民家普遍孩子较多。幽居象牙塔里的学者，多把中国人口爆炸归咎于农民兄弟思想陈旧，信奉“养儿防老、多子多福”。其实不确。他们多生孩子的首先要目的是吃那份“人头粮”。农民说：孩子小时“人头粮”吃不完，大人可以沾光。所以，一个家庭若干孩子，兄弟姐妹一年一个者，比比皆是。至于以后，男孩长大、娶媳妇要盖房子、交彩礼，女孩子长大便宜了别人等等沉重的压力、负担与麻烦，都因大人们肚里没食心里慌，而顾不得那许多了。此乃那些年中国人口膨胀的一大原由。 再看“工分粮”。顾名思义是工分与产量之比，计算出来的。看似完全符合“社会主义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无可非议。不曾想，其公式中，与工分运算的不是粮食的重量，而是双方的价值。他们先把产量按国家规定的某种标准折合成货币值，然后按获得这个产量的成本，折算工分的货币值。播种、管理、收割、仓储等等投入，一举稀释、冲淡了工分所值。生产队年终“分红”用这个“钱数”结算“工分粮”和“人头粮”的币值，多退少补。结果是，年成好的时候可以退到现金；收成稍差，就会出现分粮越多、欠队里的粮款就多的荒唐现象。当然，欠收太多，粮食实在不够，国家会给返销粮，我们有幸享受过，不止一年。那是“四等玉米”，就是平时喂牛喂马的“饲料粮”。而“返销”也者，欠账是要还钱的哦。 我下乡的地方离卢沟桥不远，并非穷山恶水，而是一马平川，贫困却是一样的。社员一看到队长出去开会，就馋涎欲滴地说：又吃“火勺子”去了！指六分钱二两粮票一个的白面火烧，连芝麻都没有、里面一点花椒盐而已。队长也抑制不住地得意洋洋。那一带的农民最向往的美食，是炒鸡蛋卷烙饼。家里来了贵客，条件好一点的社员，才能到供销社花八分（或一毛）钱买一两粮票的“排叉”（一种浸透了油的面点），用擀面杖碾碎，和在菜里包饺子飨客。 农民的副食状态也不怎么样。我等插队的地方没有自留地、只有宅基地，也称庄户田。大的约有一亩，可以种菜。但是我们也只能吃菜，虽然家家喂鸡、养猪。但是，鸡屁股是农家的银行。鸡蛋要拿到供销社去换火柴、油、盐，炒着吃过把瘾之举，从未与闻。猪连人的残汤剩饭都吃不到，只能吃野草猪菜，上膘缓慢，历经年余、约至百斤时，也是卖给供销社，换几十块钱，应付全家一年的开销。贫下中农一年只有“三节”吃肉：重阳、中秋和春节。所以，连个肥胖症患者都没见过。我等知青，年纪小、村里没有根、不会过日子，生活水平远在农民之下。此类血泪相和的故事已经汗牛充栋，这里不赘。只举一例：我们是怎么“改善生活”的。 农民没有资格领粮票，其原理大概是农民自给自足，而且吃的是当年的“新粮”。人之常情：谁家没有点事呢，也会有要用粮票的不时之需啊。于是，本来免费发放的粮票就成了有价证券，并出现了黑市。这种黑市既不像换像章、换零件那样一群人、有固定的地方，而是按照传说中的市价，在田间炕头随机进行。这是我等知青改善生活的唯一方式。我们从城里带来粮票，以两毛钱一斤的价格卖给农民。这种机会其实不多。更多的时候是用粮票改善伙食、补充营养：村里偶尔会有走村过镇叫卖自制豆腐丝的小贩。粮票也能兑换。当然，那是在粮票可以于年内跨月使用之后，才能享有的“社会福利”。 中国农村，为了吃粮而致人口爆增的逆行性现象，恐为人类发展史上所仅见，实乃计划经济之必然。解放初期实行的战时供应体制，一切凭票凭证，有其不得已的原因；随即扩展为统购统销，又成了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需要。他们顺势把生活所需限制在最低程度，勒紧腰带为经济建设积累资金。民众生活享受的欲望，则以政治信念约束限制起来--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结果证明：“抓革命”不能“促生产”。 国策如此，夫复何求？那些年，除去粮棉油都有专属票证之外，并为铝锅、毛纺制品等等印发了工业券。还不够，还有单项证券，如自行车票、缝纫机票、手表票等；家具，则立柜、书桌、书架……一种一票。连年货都是凭证的：每人半斤带壳的炒花生、二两瓜子云云。幸而那会儿讲究过“革命化的春节”；平时也是“先生产、后生活”。不然，过半数国家工作人员，怕要陷在设计、印制、发放这些票证的事情里面了吧？可是，那时政府工作的思路就是这样：一遇物资短缺，马上紧缩供给，此事驾轻就熟；而非发展生产，此事一筹莫展。 常言道：东方不明西方亮。动荡总会制造出不和谐的小角落。那时的“委托商店”（类似今天的当铺）聚集了大量的生活物资。大到各式家具，小到家用器具，不但一应俱全而且物美价廉，很多古董、舶来品、名牌货哦。因为，被抓的人工资停发，家人只能典当度日；下放的人，以为真的扎根农村，身上需要现钱；受到革命浪潮冲击，如抄家、住房被挤占、成为批判对象等等，生活方式和条件改变，许多东西都能与“封资修”挂钩，不能再留。只好送到委托商店寄卖。而这里，却是唯一不用票证，就能买到一切的地方。当然，升斗小民囊中羞涩，只能背着手在柜台前转转，暗暗咽下口水，说声“破旧东西，不值不值！”昂然离去。 如今回想，对于人民生活所需，看似中央心里有数。他们总把“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一语挂在嘴上。终于启发了民间的自助联想。本来国人动手能力就强。于是，缺钱少票的人们就地取材、比学赶帮，在工作时间、用公家的材料、设备，为自己打家具、盖小房，制作各种各样的生活必需品。单位领导其实也有同样的需要，并不认真阻止。社会风气，逐渐从热衷政治向生活享受转变。为后来的改革开放铺垫了社会基础。 历史学家被问到：人类历史上为什么战争不断时，多半会直揭谜底：“战争就是生产力。”意谓获取生产、生活资料最便捷的办法就是发动战争。多半为了国家。革命与之类似，特点在于参加是为自己捞、为一部分人捞。胜利硕果须以实物体现。正如毛泽东《清平乐·蒋桂战争》的尾联道：“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革命取得了胜利，该论功行赏了。 做法之一是，“抄家物资”办过展览后犒劳有功之臣。狼多肉少，还是凭票。须得出身好、政治运动中表现突出者才能享此殊荣。我们住的机关宿舍，前后院子一共九户，只有一家符合相关标准。那家孩子多，有事动静大。但是他们的家长心里是有分寸的。知道此举属于趁火打劫、集体分赃。得到购买“抄家物资”票一事不宜张扬。一再制止不知轻重的孩子。但是已经晚了，或曰所得太值了，孩子们兴奋之情按捺不住。搬着象征性付了点钱的家具什物欢天喜地回来时，得意洋洋如数家珍：这个三块、那个五块……满操场的好东西啊。 至于票证引得群众之间矛盾丛生、干群关系恶化的事情就更多了，不提也罢。
如果说，文革的时代精神是“凡事唯恐不走极端”，适用面也挺广的。因为，牵强附会地、许多事情都能与政治扯上关系。但是竟有与政治毫无关系，却弄得更极端的，比如中学男女生之间的界线，时称“男女界线”。 经查，“男女界线”由来已久，进入文革更上层楼。不仅是刻意保持距离：不讲话、不共事、不合作，连互相看一眼也是忌讳；若是有所交往，则同学一定会起哄、会耻笑。男生女生，非但相互不屑、甚至视若仇敌。“孩子们的世界”向来有一些无法为大人道、没来由、没道理的行为规范。像是一种“场效应”，无须宣布、传播，到了某个年龄，孩子们自然心领神会、遵行不悖。中学生的“男女界线”即属于此。 小学时，男女生还是有所交谈、一同嬉戏的，有些活动不在一起，多半出于男女同学的兴趣和体能之别。女生略微早熟，间或划出界线，并未形成鸿沟。没有人提醒，也不知道中学有什么“心理磁场”，一进校，男女同学就冷若冰霜、视而不见了。如此同学关系耽误“伟大领袖毛主席复课闹革命的战略部署”啊。那所中学文革前是男校，我们是文革中的第一批学生，老师没有遇到过“男女界线”。就借用社会上流行的“一帮一、一对红”的形式，规定每对必须一男一女，期望打破莫名其妙的“男女界线”。结果，男生女生不约而同自发抵制，纷纷走避云云。-那是在学校。回到家里，院里的男孩女孩还在一起玩耍。不料：转年，一个女孩到了中学生年纪，上学第一天回来就不再理我们；再过一年，又一个上中学的，又多了一个不理我们的女孩子。老师、家长对此完全无可奈何，嗔怪：“小小年纪思想挺封建！”哪里是什么封建。这些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孩子，根本就没听说过“男女大防，授受不亲”。其实就是青春期的本能，想要掩饰内心的某种躁动，不敢面对某种强烈的好奇？心知与时代主流格格不入，以为那些躁动、好奇是坏事、是耻辱，不应该、不正经。和成年人不择手段攫取财富和名誉地位时，往往不敢对自己承认内心的贪婪，属于同一种心态吧？表现也很相似：高调作出种种拒绝、排斥、乔装、遮掩的姿态。细算起来，面对神秘与诱惑，小孩儿比大人容易熬。小孩子好动、注意力不集中，任何事情都能吸引他们，懵懵懂懂就混过去了。不像成年人，常常是“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 氛围使然，无交往、不了解，以致男生普遍轻视女生。那时候，校内校外常常因各种由头开大会、上街游行，今天是毛主席发表了最新指示，明天是声援哪一国的世界革命。一开大会，前后左右就是其他班级、年级；游行沿途则看到许多学校的队伍。于是我们一再发现：别的班女生比我们班的好看；别的年级的女生比我们年级的好看；别的学校的女生比我们学校的好看。 当然，思想超前、行为越轨的孩子也是有的。一次，学校组织“学工”，把我们分散到工厂的车间班组。一散开，“江湖规距”就松驰了，男女生接触的机会则大为增加，而男女工人不但没有界线且要打情骂俏的，周围气氛大变。于是，一个外班男生就给同班女生写起了情书。不曾想，女孩儿很“封建”，把情书交给了老师，使该男进了学校的“流氓学习班”。让今天的人更加匪夷所思的是，那个女生从此竟成了孤家寡人：不正经才招人追呢。
1969年随父母下干校，我等是带着“男女界线”的概念去的。各校的孩子都是如此，所以，从北京到湖南乡村，其它一切都变了，唯独男女同学的关系、气氛一成不变。 我们哪里想过湖南农村的中学是什么习惯？借住的村子流不流行“男女界线”？在北京就不可一世的外交部子弟，根本没有“入乡随俗”的观念，而是反客为主，我行我素。干校所在地非常偏远，农村生活困苦不堪。孩子面带饥色、大人土布衣衫。哪里会有女孩儿能入我等法眼？倒是一同下来的北京女生，虽被我们挑剔得一无是处，却为当地老乡惊为天人“个个都好看”；房东女儿、邻居女孩儿也对我等颇有示好之举。其实人家是客气、新鲜，但用“北京标准”一看，男属“调戏妇女”，女系“献媚于人”。更加拉开了我们与老乡的距离。遂报之以目不斜视、大义凛然。 三十多年之后，我等回过一次干校，所到之处的湘妹子，多数活泼可爱，颇有姿色。可见，观念狭獈害人之深。回到北京，召集干校时期的男女同学聚会。当年，女生也没给过我们好脸色。时移势异不免与时俱进。第一次聚会不知有人提议，还是旧习作祟，男生女生对面而坐。则皱纹、白发、发福几何，互相之间看得一清二楚。第二次再聚，不待男生说话，女生宣布：男生女生穿插坐、穿插坐，别再面面相觑了！ 虽然一同下乡、一个集体，却是没有交叉的两个隔离的部分。只因那时缺乏互动、缺少由不同侧面组成的同一个故事，重逢时，明显缺少能够引发热烈回顾的话题，客客气气而已。男生心里有数：总不能在饭桌上聊：我们当年是怎么逐个给女生起外号的吧？想必女生那时对我们的评价也不宜再提。至于白首重聚最能唤起思古之幽情、重拾青春的记忆的部分：披露当年某男某女生曾有何等好感、乃至暗恋？规定聚会单身出席、过往一切都作笑谈，同时极尽威胁、启发、利诱，还是一无所获，令人失望。毕竟，虽有同窗之雅，实则彼此陌生。聚了几次都烘托不起应有的“老同学情愫”，参加的人就越来越少了。就这样，此生缺失的那一课，竟连一点点补偿也没找到。 其实，几个男生早就聚在一起喝过酒了。最初的话题就是“当年你注意的是哪个女孩儿”？结果，皆大欢喜的是，大家印象深刻的女生同是那几个：落落寡合的小欣，合身的中式小棉袄、左肩右斜着书包，戴美丽的头巾，从茶园穿过；校部钱家三姐妹，各具不同姿色……；村姑也有好看的，镇上新华书店的两姐妹，皮肤、身材、相貌，比干校的哪个都不差啊。 至于离开干校去农村插队期间的男女同学关系，前两年基本延续北京的习惯。而农村男女青年是没有什么愚蠢的“男女界线”的，甚至肆无忌惮。田间地头的轻浮举动和浪语戏言，很长时间令我等不安。可是，他们又很有分寸。因为村里大家都是亲戚，唯有远近和辈份之别。何种辈份可以荤素不忌，何种关系可以畅所欲言，他们把握的分毫不差；当着什么人，玩笑开到什么程度，他们拿捏的准确无误。常常是男的嬉皮笑脸、口无遮拦，女的笑骂以应，说到不好意思处，照例冲过去追打。与电影电视剧上一样，区别是没有屏幕上那么文明。 农村社员，基本被禁锢在自己的土地上，村内嫁娶非常普遍，很难见到外人。知青去了，给他们带来乐趣乃至希望。当然，希望单指女生。女知青因与我们有“男女界线”，便和社员打成了一片。当年，“上山下乡”是去“插队落户”的。就有“意志薄弱”的女同学被“艺高胆大”的男队长成功“拿下”的。令村人艳羡：女知青不要彩礼。村里每年都会去知青，每年他们都问：“几个女的？”
回头想想，文革之中的少男少女严格遵行“男女界线”看似有点“无师自通”、“大智慧”的意思。那是一个人人都要“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的年代。一切不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合辙押韵的思想言行，都在批判之列。若不漠视、压抑着自己，轻易就会“滑进封资修的泥坑”。一朝“失足”，轻者进“学习班”，重的送去“少年管教所”也有可能哦。罪名大致是“生活作风问题”或曰“男女关系问题”，俗称“犯了第七条”。事缘： 变革的年代，新旧交替，概念未明，一切模糊为宜。法律显得掣肘而多余。不如“政策”来得灵活多变、应付裕如。社会纷乱、民间事杂，非简约无以处置。《毛主席语录》中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则，言简意赅地包罗了万象。处理社会问题比《六法全书》好使。略曰：“三大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第七条”出自“八项注意”，涵盖一切一夫一妻之外、婚前守身如玉的“不正当男女关系”。“概念”也者，内涵有限，外延无边哦。 更有好事者，专门喜欢“抓流氓”。某人犯忌，就会遭受突击审问、逼供信；反复、详细、口述、笔录，交待事情的每一个细节和整个过程。以飨审问者的“嗜痂之癖”。美其名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常识道，“一个巴掌拍不响”。所以，涉事双方都要“说清楚、讲明白”。可想而知，热衷办理此类案件者，会把女方弄得多么狼狈不堪。 此其时，国人羞耻心还在，女孩子无不唯恐受到牵连，个个“革命警惕性”超强。不仅“防火、防盗、防色狼”，连自己都是要防的。某女中学生，暗暗喜欢外班的一个男生班干部，希望看到他、期待一起处理学校分派的工作，路过他家也会朝他的窗户多看两眼。一日，该女生突然收到那个男生的一封信，模糊地看出男孩子面临下干校，忍不住而作临行表白。“却原来，那孩儿男生早就爱我了！”然而，莫名的恐惧随即涌起：“那我们、不就成‘男女关系’了吗？”女孩子惊惶失措，颤抖地将来信撕成碎片，脸红心跳、气喘吁吁。许多年后才知道后悔。 还有因“长得好看不是优点、是累赘”而自卑的。某校一女生，上下学的路上，被校外的坏孩子围追堵截“求交友”，一同走路的闺蜜无从保护、救援，躲避不及，还引发了“招蜂惹蝶”之议。积极努力、一再延宕，才在初中结业前加入了红卫兵。前朝社会观念扭曲有如此。待到世风转变，美人已经迟暮。偶一及此，唯叹生不逢时矣。 如此噤若寒蝉，因为人们知道，一旦有事、一旦“坦白”，后果非常严重。我校同年级外班一男一女触犯了“第七条”。十三四岁的初中生，谅能怎样？但是，其交待进了档案。那个女生本来能分工厂的，结果插队了；本来一年多就能回北京的，看了档案、接受单位要求换人。该女生颇具才貌，画作入选全国美展，中央美术学院来要人，“一看档案”……；蹉跎数年，才回京上了个中专。 其实，规范男女关系的“第七条”，更多地适用于民间和中下层党员干部。“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涉此，就以“生活小节”论了。此类传闻不绝于耳，当然都是“污蔑不实之词”。至今未见辟谣、屏蔽的一则，出自《聂元梓回忆录》，是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与情妇邓觉先的故事。聂的丈夫是党中央的监查委员，不但不管，还经常和他们一起打麻将。详情“百度”即可搜到，不赘。
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道：“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批判稿则常见这样的句子“阶级敌人对于亡国共产是不甘心的，他们人还在、心不死，窥测方向、以求一逞！”云云。意指冒死犯难的行为。文革，多么严酷的时期。单位里随时可以举办任何名目的批斗会，闹市有巡逻“值勤”的解放军，满街革命群众，时刻准备制止任何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坏人坏事……。然而，竟有敢在大庭广众之下“调戏妇女”的，而且在相对长的时期里，在北京的青年中蔚为风气。这就是若干文革影视剧里的重头戏“拍婆子”。 先要澄清几个概念：“婆子”，指大院出身的女孩子，初高中年纪，须有几分姿色。小说中的“圈子”则指“胡同串子”中的女流氓，市民出身、年龄不限，文革前已经存在，“婆子”则是文革产物。“圈子”和“流氓”是一对；“婆子”和“顽主”是一对；是井水不犯河水的两批人。两造的行头、派头，文革前几年区别非常明显，后来才同流合污的，而且是胡同的改造了大院的。 “婆子”一词从何而来，今已不考。形、音、义都不雅训当年大家就承认。女孩子没有以“婆子”自居的，男孩儿则背后才这样称呼自己的“女朋友”。需要的时候，多代之以“小蜜”。那时的人思想保守、词汇有限，一个“蜜”字，换用于各色女子。穿军装的是“军蜜”，好看的是“水儿蜜”，认为特别好看，再加几个字“极水儿小蜜”。 含义上，“婆子”一语带有贬义。因为“婆子”是供“拍”的，而且谁都可以“拍”。“拍”，指认识的方式，书面语是“搭讪”。“泡妞儿”而已，与“爱”无涉。“百度百科”等地，有长文详解。“诗无达诂”，且“拍婆子”之为一种自然生成的结识女孩儿的方式，从未经过规范，只能以民俗视之，具有人言人殊又万变不离其宗的特点。 “顽主”不是不近女色的绿林好汉，经常上街“拍婆子”是其象征，以示浪漫。据说，搭讪需以“同学，你是哪儿的？”开头。看来，形成固定套路很有必要。就像威虎山的土匪，用黑话火力侦察，既表明了身份、又表白了意图；再听对方回答，就知道这出戏还要不要往下唱、怎么唱？如果对方是出来“飘儿”、待“拍”的“婆子”，便会迅速扫你一眼，感觉不错时，可能会告诉你她来自哪个部委或军队大院；下面就顺利了，话题是现成的：我认识你们哪儿某某某；我是哪儿哪儿哪儿的，你去过我们院吗……。也许她并不回答，但也不作摆脱状；故作矜持，就是“有戏”。尽管展示你的口才吧。 若“小蜜”闻言一愣，睁着无邪的大眼睛询问地望着你，那就是个好孩子，不知道你问的是“是哪个学校？抑或我住在哪儿？”此时此刻，你的心跳急剧加速“碰见‘恐龙’了！考验手段的时候到了！”你须察颜观色，装斯文，敢吹牛，不难将她“哨”（意同“侃”，出现较早）晕。史上，故意搭讪那种一看装束便知不是“婆子”的清纯女子，获得成功乃至喜结良缘的，亦不罕见。 注意，“拍”的时候，不可拦住“小蜜”去路，最好是她走路、你骑车，缓缓与她并肩而行。因为常常会有这样的场面：女孩子低头不语、大幅躲闪，甚至表示反感。坏了，“拍炸了”，快跑。出去时，最好两三人同行，有主侃的，有敲锣边的，有观察周边形势的，既防止弄巧成拙，又能提高成功率。 “拍炸了”就要付代价。那时候的社会风气尚带正义感。“干什么你！滚开！抓流氓！”小蜜只消喊出其中任何一个短句，周围的革命群众，将立即会同工人民兵、解放军战士将您老人家扭送公安局。视情节与前科，轻者通知学校、单位、家长前来领人，重的直接就送去强制劳动了。低头认罪为时晚矣。 然而，“拍婆子”的队伍里竟出现过一位“神气哥”。此君出身高干、高知双料家庭，性喜读书，而且是马列原著哦。每有心得就高声宣布：诸位、诸位，我又把马列主义发展了一步！现实中的才子照例与电视剧相反，他是“既爱江山，更爱美人”。不时上街“拍婆子”。成功的记录不得而知，反正那次是“拍炸了”。进了公安局，面对警察不仅毫无愧色，还指手画脚地开讲起来：人类自十八世纪起，个性解放；五四以来恋爱自由……。警察没见过这么大言不惭的，有点发蒙。随即回过神来，猛地一拍桌子、厉声道：你说的这些我都不懂，我就知道你是流氓！
前文提到从装束上可以区分“婆子”、“圈子”或“好女孩儿”。大致说来，“好女孩儿”的服装多为商店出售，衣肥裤短、鞋不跟脚，两条辫子一幅浏海（时称“屁帘”），没有“标志性”；“圈子”则头发梳成“小刷子”，中式上衣和裤子贴身地显出线条。偶去江浙的北京男孩儿会吃惊：怎么满街都是“圈子”？“婆子”则与“顽主”同一系列：军装为主，因为她们的前身也是“老兵儿”。诚然，三类服装时或“混搭”，“槛外人”不易分辨。到了冬天，特征就突出了，你若看见前面款款而行的“小蜜”，上身“国绿”下着“藏蓝”，左肩右斜军用挎包，戴着长逾一米、颜色鲜艳的羊毛围巾，就非“婆子”莫属了。 “婆子”中，不乏将门虎女、高干千金，在红卫兵遗风未泯的那几年，举止行为比较大气。其与“顽主”厮混，不以钱财为目的。更像是填充退出历史舞台的空虚，消极表达对现实不满。而直接来自“老兵儿”的“顽主”，则“简单粗暴军阀残余”，泡妞不靠献殷勤，而以不羁的言行吸引异性。在尚武的氛围中，为“呛婆子”而“茬架”的事时有所闻。被争夺的“婆子”绝不会像电视剧那样，奋不顾身地扑向比较弱小的男友，大叫“别打了！别打了！”而是安静地等在一旁，等着决出胜利者。 某人“会婆子”，时常由一帮“顽主”陪同，去见一个女孩儿。到了地方，男孩子旁若无人地继续打打闹闹、斗贫嘴，把那女孩儿晾在一边。女孩子则乖乖地、崇拜地欣赏他们的无聊。“顽主”的数量无数倍于“婆子”，难得近距离接触女孩儿，男孩子不免兴奋莫名，乱语胡言。偶有单独约会，女孩子会从小军挎里掏出苹果、巧克力、牡丹烟等给那男孩儿，以示温柔体贴。出去吃饭，大半也是女方买单。一则，男孩子的一点零花钱仅够抽烟；再则，女孩子自尊的心理与今天相反，需以节俭下来的区区之数表示“我等与吃男人的‘圈子’不同”。部分少女甚至把这个计较坚持到风气丕变的文革晚期：某大家女，年逾及笄待字闺中，有人给她介绍对象，约在饭店见面。她的条件是：第一顿饭得我请。 那时所谓的“门第”，基本只是概念。文革初期，当官的几乎全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供炫耀；后来虽然有所“拼爹”，也不在经济层面。个人身份更加不值一提，男女一律，不是远在兵团、插队，就是工厂的学徒。国家分配使然，与个人能力无关，所以没人在乎彼此的处境。大院子弟交往的基础是相似的兴趣爱好。 少男少女，耳鬓厮磨，能不偷吃禁果？“出事”也是难免的。犯了“天条”，是放回家还是送“强劳”，得看各位家长的道行。文革中，北京发生过陈少敏坐着“红旗”（部长级高级轿车）到市局要人的事件，鼓舞了多少高干子弟。陈少敏也者，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八届中央委员。八届十二中全会表决“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时，她是唯一没有举手的人。豪杰之举只是特例。其他人家的孩子出事，会用各种关系疏通，减刑、脱罪。没有法的地方理大。理的好处是反正都通、富有弹性。于是，“不能因孩子的问题影响父母的工作”、“给机会、留出路”等说辞可以任选。警察觉悟也不低，孩子进来先问出身。凡是父母到了司局级或者在什么要害部门上班的，不待“打招呼”，他们自会“酌情处理”。最省事的如送到家长所在单位的“干校”，在劳动中反省教育等。我就颇曾得见，女知青、小工人都有。“收容”他们，是“五七干校”起过的唯一正面作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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