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青春往事】：

第二节 我们和察哈彦同成长

1．

工分值的变化现在城市里的年轻人一定不知“工分值”为何物。

所谓“工分值”是新中国农村集体经济时代劳动力价值的具体体现。平时农村里所有劳动力干活都将依其所干工种的技术含量，劳动强度以及所创造的“产值”给予不同的分数并累计在个人名下。比如赶马车的“马老板”在村里干一天记上10分，赶牛车的一天则给9分……年终结算时，将生产队所有的收入扣除已有支出外的数字除以全部劳动力所有工分之和，得出的即是当年每一分的价值，十分为一工，“一工”的价值就是当年的工分值。每一个劳动力则根据自己一年累加的工，对应这个分值，获得当年的劳动报酬。这种收获被称之为“分红”（和现今“分红”的概念似有相同之处，所不同的是当年的分红投入的是劳动力，现今的分红投入的则是资金）。在南方农村地少人多，土地贫瘠的地方，农民们常常是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到了年终结算时，入不敷出，也就是还要欠生产队的钱。这种情况被称作“透支”。每年“分红”是队里农民密切关注的大事。白育津在“大事记”中对1969年年终分红是这样描述的：“当年年终分红，每个工0.6元。在扣除了口粮钱，柈子钱和平时预支的钱以后，所有的老社员——包括单身汉付成发（老付头）、小金山一一都欠账；劳动力弱又少的老张头家（张玉林的父亲）欠了270元。（要知道当年这个数对于一个农村家庭来说可是项几乎能压死人的大款啊！）知青们由于集体吃住，相对省一些，并且没有预支过，因此，还能多少分到一些，从几块钱到一二十块钱不等。”（括号部分为编者添加）

1970年起，随着不断有大量知青外出“打工”挣钱，生产队为之增加了大量的农用机械，故并不因有人外出而影响队里农作物的耕种与收成，相反还形成了推动生产效率大大提高的良性循环。生产队的收入为之逐年增加，工分值也随之逐年增高，并且是一路走来，从未有过下坡。从下列附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到1975年底的工分值已达到了2.1元，是1969年分值的350%。之后几年，如果按照当年工分值的实际计算方法，已经可能飙升至2.7元~2.8元，考虑到和兄弟生产队的平衡等因素，故公社要求仍将工分值维持在2.2~2.5元之间。（剩余部分作为公共积累留下集体账面上）这些个不争的事实令所有人信服。四十周年聚会时孙振铎代表老社员在大会上发言中所言“知青小弟弟小妹妹们为察哈彦创造了巨大的财富，走时什么都没有带走”的话语中很大成分上表达的就是这层意思。仅鉴于此，察哈彦知青就完全有资格为此骄傲，为之自豪。

值得一提的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察哈彦的知青几乎都能自食其力。1973年年终，工分值已到了2元，知青袁伟平是生产队收入最高的“首富”——扣除了当年所有预先的支出外，竟然还获得666元的“纯收入”。如果折算到每个月，他的月收入至少是55.5元！要知道当年上海最令人羡慕的青年工人月收入还在36元啊！知青中相似于这个水平的又何止是袁伟平一人！贾雍炜记得72~73年参加倒大木是他那年在生产队所从事的全部劳动，（73年倒大木结束便直接转往他处了）就这2月多3月不足的劳动，竟然收获了150元人民币的分红所得。孙逸平在回忆往事时说过这么一个情节“那年我将分红所得的其中500元寄回家中，尽尽孝心。没曾想邮局一次寄款的最大额度为300元，就这样500元被分成两份邮寄回家。更没有想到的是家中父母收到这笔“巨款”时“惊恐”非常，唯恐那是“不法之财”。直至我回沪探亲将情况说明后才敢使用。女知青陈国琴那年身兼两职：喂猪和担任出纳，年终分红时，居然也有500多元的纯收入——好一个巾帼不让须眉啊！

察哈彦知青是那个年代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以及那“拼命三郎”的干劲成为“最先富起来”的一批人。在以后的十年、二十年乃至相当长的一段岁月里，我们越来越清晰的意识到，就是察哈彦当年打下的“劳动底色”成了我们回到上海（各地）后的资本和底气。难怪人们会调侃道“有了这碗酒打底，什么样的酒都能对付”。

2．

农用土地和农用机械的增加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吃饭生活全凭她，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尽管东北地区地域宽广，土地资源丰富，但由于气候寒冷，土地能贡献给人类的仅有“一熟”，加上田间管理方式“粗放”，所以亩产量和“鱼米之乡”的南方农村相比是不能同日而语的。不仅如此，土地的“养护”也不是采用“施肥”等那些南方农村常用的方法，而是每年将一部分土地“撂荒”。所谓“撂荒”就是这部分土地当年不种任何东西，仅仅耕翻一遍让其“养精蓄力”，来年再为耕种所用。按照老农的说法，如果每年耕种，地力将被“拔”得非常贫瘠，自然就要影响收成了。

知青来到察哈彦之前，生产队的土地总面积在250垧左右。（一垧相当于15亩）这些土地养育着当时村中36户100多口人，基本属于“平安无事”。还能按照要求上交公粮。200多名知青的到来，自然是给生产队带来了很大的粮食压力。于是开垦荒地，自给自足，成了我们知青的一部分生活，现在想来，还真有点“南泥湾开荒”的豪壮！

当年的开荒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用人工将连着大地边上的一些或丘或坡上的树木挖除，其他的一些小树和灌木丛就由履带式的拖拉机来翻耕完成了，如此一番操作，这片原先的“荒地”就和大田连成为完整的一片了。另一种情况便是将原先完全纯粹的灌木丛改造成耕田。这些灌木丛大部分是在察哈彦生产队的山上。开荒的知青到了山上被分成几拨，各自分别从不同的方向往灌木丛中心刨除大小不一的树木，渐渐向纵深“进军”，直至最后“合拢”。

知青到来的头两年，不少人都干过“开荒”这样的活计。年轻人的汗水浇灌出了一片片新耕地。据刘继怀近期提供的资料显示，到了知青全部撤离察哈彦时，生产队的农用耕田已经由1969年的250垧增加到了300来垧。这些土地不仅养育了当年的老乡和知青，也为日后察哈彦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厚实的土地资源。此话并非“夸大其词”。有个事实能充分说明其中的道理。1979年知青最后撤离后，生产队的人口逐年增多，原因之一便是生产队的青年和山东等“关内”的青年联姻，打开了“关内”人口“北进”的通道，2010年，孙逸平等知青回乡探望时得知，村民们已经从1969年的100多口发展到现如今的300多口。老社员们告诉我们：1983年，中华大地改革开放的劲风吹到了东北边陲，生产队也开始进行土地和集体生产工具“分田到家”“包产到家”了。以往因为交通闭塞等原因，察哈彦的农用耕地拥有量远比公社所在地新街基等生产队少。1984年队里“分地”时，大伙都清楚，如果没有知青当年开垦了50多垧的土地，察哈彦村民们的“好日子”会明显受到影响。

农用土地使用面积的扩大和农用机械的增加是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为准确反映当年农用机械的情况，编者专门询问了生产队的刘继怀。继怀提供的资料是这样显示的：“知青刚到察哈彦时生产仅有东方红75一套，等到知青全部离开时，生产队的机耕队里已经拥有：东方红75（链轨）、联合收割机（2套）、东方红28（1台），手扶拖拉机（1台）等五种大机器。”由此可见，农用土地及农用机械的增加为生产队“工分值”的逐年提高，同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3．

我们在劳动锻炼中成长俗话说得好“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从1969年到1979年这十年时间里，东北农村的劳动生活、察哈彦这方沃土以及察哈彦知青这个充满上进心，充满青春活力的团队哺育了我们这些年轻身心的成长。我们的身体壮实了，我们干活的技巧熟练了。知青王龙义在一次观看电视节目时见媒体正在宣传的一位林场劳模，赞扬他日伐树量达十个立方，忍不住戏言道。“按照这样的计算标准，当年察哈彦参与倒大木的男女知青个个都是劳动模范，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当年我们依靠的是纯粹的手工劳作，而这位老模现在使用的则是电动工具……”。

想当年，我们这些年仅十六、七岁的上海青年，（不少人身体的发育还没有完成）离开了父母，告别了十分熟悉的大城市，走上了独立生活的道路，一路走来。历经各种磨难，值得骄傲的是我们在艰苦的劳动锻炼中渐渐长大，渐渐成熟。对此，知青孙逸平曾经不无感慨地说过这么一段话：我刚去时还不足17岁，身体还未发育好，个头只有171公分。三年后探亲回沪把我父母弟妹吓一跳：180公分的个头，结实的身体。是察哈彦那甜美的黑龙江水，清新的空气，苞米杂粮养育了我。那是我第一要谢谢的那片土地；恶劣的生活环境，近似劳役的干活，我们挺过来了。在那种环境中不断地磨练了自己，以至到了上海进了工厂对那里的工作环境很适应，也许这也是察哈彦给我带来的财富之一，那是我第二次要谢谢的那块土地；察哈彦知青是一个很有特色的集体，也许是来自“上只角”的关系，思维敏捷，积极上进，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吃苦耐劳，不计较个人得失，正直，是那个环境感染我，也促使我要去奋发向上，这也是我人生道路中一直走的路。也许这也是察哈彦给我带来的财富之一。那是我要第三次谢谢的那块土地。

如果联系上文的叙述，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肺腑之言道出的是一大批察哈彦知青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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