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运动档案解密: 毛泽东实划右派三百一十七万
作者：xpf搜集
|
|
|
|
| |
|
|
| |||
|
|
| |||
|
反右运动档案解密: 毛泽东实划右派三百一十七万
作者：xpf搜集
|
|
| ||
|
| ||||
|
| ||||
|
反右运动档案解密: 毛泽东实划右派三百一十七万 “往亊微痕”披露：反右运动档案解密了，暴露了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当年划的“右派分子”不是五十万，而是五十万的六倍以上:317万人！毛泽东：阶级斗争要持续一百年。 三百一十七万人被划为“右派分子” 一九五八年五月三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反右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 **定性为右派集团22，071个， **右倾集团17，433个， **反党集团4，127个； **定为右派分子3，178，470人， **列为中右1，437，562人； **其中，党员右派分子278，932人， **高等院校教职员工右派分子36，428人， **高等院校学生右派分子20，745人。 **在运动中，非正常死亡4，117人。
附相关文章：（林子搜集） 今年是57年反右运动57周年纪念 作者：带响的弓箭 来源：凯迪社区 2014/11/15 反右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于1957年发起的第一场波及社会各阶层的群众性大型政治运动[1]，是在“整风运动”过程中又掀起了“反右运动”。前者“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内的整风，后者“反右运动”主要结果是给中共党外、党内大量人员确定了“右派”身份。对于反右运动，改革开放后，中共承认在执行过程中有“扩大化”问题，即“反右扩大化”。政府给大批“错划右派”者予以“纠正”，未被纠正的右派“维持原案，只摘帽子，不予改正，不予平反”。195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双百方针）。一个月以后，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向知识分子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中共中央在4月27日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号召党外人士“鸣放”，鼓励群众提出自己的想法、意见，也可以给共产党和政府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于是各界人士，主要是知识分子们，开始向党和政府表达不满或建议改进。新闻界也跟进，刊出各种声音。这段时期被称为“大鸣大放”。此举让知识分子们觉得共产党勇于自我批评，十分伟大。 右派的标准[编辑]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文“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其中“右派分子”的标准，包括： 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城市和农村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关于社会经济的基本政策（如工业化、统购统销等）；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坚持资本主义立场，宣扬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剥削。 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民主集中制。攻击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和人民政府的外交政策；攻击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否定“五大运动”的成就；反对对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人事制度和干部政策；要求用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代替社会主义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 反对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反对共产党对于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的领导；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为目的而恶意地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污蔑工农干部和革命积极分子、污蔑共产党的革命活动和组织原则。 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共产党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团结。煽动群众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煽动工人和农民的分裂；煽动各民族之间的分裂；污蔑社会主义阵营，煽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之间的分裂。 组织和积极参加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小集团；蓄谋推翻某一部门或者某一基层单位的共产党的领导；煽动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政府的骚乱。 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关系，通情报，向他们报告革命组织的机密。 另有“极右分子”的标准： 右派活动中的野心家、为首分子、主谋分子和骨干分子。 提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意见，并积极鼓吹这种意见的分子。 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特别恶劣、特别坚决的分子。 在历史上一贯反共反人民，在这次右派进攻中又积极进行反动活动的分子。 简言之，反对共产党及其政策是右派，其中领导人物为极右分子。
略谈反右运动 作者：子思1368 来源：凯迪社区 2014/12/8 历史上著名的反右运动，距离我们现在已经快一个甲子了。当我们重寻历史的足迹就会发现，仍在世的那些当年被打为右派分子的老人们的回忆中，他们永远都忘不掉那段身心受到惨痛伤害的历史。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他们一直都生活在痛苦的记忆里，那段痛苦的历史经历从未在他们心中离去。文革后中共重新评价那段历史，基本的定性没有变，但却承认运动扩大化了。接着在78年发起为错划右派人员的平反运动，最后平反的结果是在全国55万右派分子中，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的右派全国不足百人，其它人一律给予平反。 我们重新来回顾和反思那段历史，就可以认识到，反右运动是最早的全方位暴露一党专政弊端和党内各种官僚主义弊病的开始。在56年、57年的毛泽东原本是希望党外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对执政党多提宝贵批评意见，以帮助共产党克服和解决当时党内存在的各种官僚主义毛病和问题。不想在这场共产党亲自倡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及其后的《帮助共产党整风》运动中，以章伯钧、罗隆基和储安平等个别的党外民主人士激烈的批评意见触动了共产党的敏感神经，触犯了它所谓的政治底线。加之苏联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秘密报告的出台，当时在国外爆发了共产党执政国家的第一波民主化浪潮“波匈事件”，以及当时国内有些地方出现了工人和学生上街游行的事件。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使执政党误判了当时的政治形势，认为那是党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疯狂的发动对党的进攻，从而引发了历史上著名的反右政治运动。 其实章罗储等人都是国共内战时期共产党的政治盟友，他们一直要求建立一个各党派都能参与的民主的联合政府。他们是在中共的反独裁、争民主、要和平的统一战线政策下团结在共产党周围的。他们原来都属于国共两方政治阵营之外的第三方爱国民主力量。在国共内战时期，共产党的政冶宣传和统战工作确实做得比国民党要好得多，民主党派差不多都被团结过来了，一直跟国民党走到底的民主人士也就张君励等极少数的那么几个名人。毛当时还发表了一篇雄文《论联合政府》，征服了无数民主人士的心灵。可是到了57年，特别是在共产党的鸣放方针和整风运动的倡导下，事情就在逐渐发生变化了。党外民主人士的批评言论越来越激烈，章伯钧放出“政治设计院”的大炮，储安平则更是一针见血的批评执政党搞的是“党天下”。当初那些民主党派在国共两党争天下的时候，可不是无条件的支持共产党的，他们是基于认为同国民党相比较而言，共产党更有朝气也更开明，他们当时都认为共产党执政之后是会搞民主政治的。他们许多人当时仍然天真的认为共产党是到了要履行承诺、实行民主、还权于民的时候了。他们大声痛斥打天下坐天下是封建帝王思想、是要不得的。不想就是这些人数极少，但是名气很大的党外大知识分子的言论，立即引起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高度警惕。毛亲自在人民日报撰写发表了评论和定性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文章指出：“在共产党内部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比较危险，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们向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否定一切，他们与社会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久，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政治评论员文章，旗帜鲜明的提出：“少数右派分子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下，企图乘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毛泽东在《情况汇总》上作了批示：“一放，各阶级就会表现出来，原形也毕露。共产党执政还不到八年，就有三十多万条意见、错误、罪状，那共产党是不是该下台?那我姓毛的不是要重返井冈山！”形势急转直下，原本是号召党外知识分子帮助共产党搞好党内整风的运动，竟突然演变为了针对党内外右派言论的反右运动。风向转变之后，一些党外人士大呼上当，直斥这是一场引蛇出洞、再一网打尽的阴谋。而毛泽东对此的回答是：“让大家鸣放，有人说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 在全国被打为右派分子的55万人当中，党内普通党员干部和国家各级机关事业单位的干部和工作人员比例反而占了绝大多数，党外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因为整体人数全国并不是很多，反而只占右派比例的少数。而在当时提意见的人中，说出了“反对一党专政和要求轮流坐庄”的党外民主人士，当时就全国范围而言都没有几个人，更多的人只是针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工作方法和官僚主义作风提出各种不同的批评意见。在提意见的人群中，特别是在基层组织中，党员干部和国家各级工作人员以及大中专院校师生占了绝大部分的比例。除了极个别的党外名人，一般人也不敢去谈中共执政合法性的问题。况且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共产党刚得天下，在国人心中威信很高，普通人的思想根本就不敢越雷池半步，更别说公开否定共产党的领导了。他们许多人仅仅因为响应中央鸣放方针和整风政策的号召，对本单位领导提了一些具体的批评意见，后来就被领导打击报复定性为“右派分子”了，他们没有想到一夜之间局势突变，什么“知无不言，言者无罪”，什么“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扣帽子”的承诺都是靠不住的。 历史就像一面镜子，可以看到很多的问题，同时它的历史教训也是及其惨痛的。从反右运动的历史经验教训中，除了政治专制，思想的专制更为可怕，因它而形成的人们对政治的恐惧感，由它而造成的灾难性的后果,因言获罪、告密和打小报告等不道德状态反而成为了社会的常态。它使人性恶的一面持续放大，社会道德底限被不断突破。在一个社会当说真话就是罪过的时候，必然走向再难听到真话了。思想的专制比政治专制的危害更大，它对那些心里饱受催残的人们的伤害是永久的，心理的伤痕是永难泯灭的创伤和痛苦。在经历过国共两个历史时期的九旬老人许良英老先生，同时也是中共老地下党员和57年的老右派知识分子，当他晚年在反思那段终身难忘的惨痛历史时，这位曾经在国共两党之间选择了共产党的历史老人，在他生命的最后的时光，说了一句让人振聋发聩的话：“国民党时期的自由是多与少的问题，而共产党却是有与无的问题。”
1957年反右运动基本上是正确的 原作者：杨虎 来源：凯迪社区 1956年，以当时中国民盟领导人罗隆基等人为首的一些人，借助于开门整风之际，公开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主张走资产阶级民主宪政之路。这本身就是企图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 为了让我们明了这一切，还是从一个最典型的标本：储安平的四十八个句子谈起。这应当说是右派的政治纲领我们要求终止一党专政。这种一党专政的终止，决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终止，必须同时是一种精神上的终止。一党专政在精神上的主要特征和主要苦痛，是人民的各种基本公民权利没有保障。人民的基本公民权利包括人身自由、居住自由、职业自由、财产自由、宗教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及结社自由。其中人身自由尤为一切自由的基本。我们所以要求上述各种基本的公民权利，仅仅是因为只有人民能获得上述的基本民权，人民的智慧的、道德的、身体的能力，始能作充分优性的发展，以充实国家的生命，培养社会的活力，提高政治的道德，促进文化的进步；从而产生合理的政治活动和安定的社会秩序。”“为国家服役绝非任官之谓。一个从事言论的人，假如环境允许他秉其智慧，凭其良心，公平论政，他对国家所能有的贡献，未必在一个部长之下。”他尖锐地指出：“国民党执政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他所采用以维护其政权的方法；只此一着，毁坏全局。政党要获取政权，原为题中必有之义：在野的要想法获取政权，在朝的要维护其既得的政权；中外古今，无有例外。”欧美的政党都是以政绩来维护政权，无论内政外交、经济文化，执政当局总是处处为国家前途着想，时时替人民的福利打算。只要政绩良好，人民自然拥护政府，政权自然不会动摇。这是一条积极的以政绩来维护政权的道路。相反，国民党走的是一条消极的只知道加强政治控制来维护既得政权的死路。“历观往史，没有一个政府能够不顾人民而犹能长久维持其政权者。不顾人民苦乐的政府，必然失去人心；不为人民福利打算的施政，必然不能使国家社会得到健全的发展。……政绩窳败，人心怨愤；人心怨愤，政权动摇；政权动摇，执政者的控制势需加紧；压制越紧，反动更烈。如此循环，互为因果，而终必全盘倾溃，不能收拾。”在这个似是而非的文件中，只字不提共产党的领导，只字不提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应当是无产阶级先峰队。只字不提无产阶级作为领导阶级，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还是社会主义阶段都是如此。显然，在这里，完全混淆了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国民党蒋介石家族独裁专制统治与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事物。显然，任何政党都是代表一定的阶级，而它总是时时替他所代表的那部分阶级着想和打算。而决不是抽象地代表所谓的人民。因为，人民中是有阶级划分的。而这种划分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否认政党的阶级性，实际上就是企图把资产阶级政党冒充无产阶级政党，企图蒙混过关，搞暗渡陈仓那套政治欺骗手段。在这种前提下，所谓终止一党专政，实际上就是彻底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这个意义上，夹边沟那些不幸者，他们的苦难应当归罪于罗隆基张伯均储安平等人；没有他们不自量力主动向中共宣战，怎么会让他们遭受如此惨剧呢？ 所以，五七年反右运动，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开门整风运动中民盟领导层对中共发起的政治战争的继续；如果要说责任的话，首先应当怪罗隆基张伯均等人。如果没有他们首先开战，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反右。事实上，毛泽东和中共在开展开门整风的运动中早就明确地指出，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向共产党多提意见，但罗隆基张伯均等人大大地超越了这个界限。这就等于公开宣战。而今天那些企图替右派翻案的人，首先把责任完全推给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却只字不提，罗隆基张伯均储安平等人首先向中共开战这一事实。从这一点上来说，那种所谓的“引蛇出洞”说是多么无耻！！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同中国民盟所结成的统一战线，从一开始就是不稳定的。是在面临着共同的强敌而临时结成的。而他们的阶级基础是完全对立的。当这个强敌完全消失不见后，随着阶级矛盾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这个同盟也就瓦解了。然而，这一点未能被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所认识到。因而没有事先采取措施。这才是反右运动中最大的错误。在这一点上，刘少奇更是糊涂，他竞然说剥削有理。实际上是等于把大门开向那些对中共持有敌意的同盟者们。由此导致中共在突然出现的政治宣战面前被打了个溃不成军。而仓促上阵的反击，则打了个稀里糊涂。不仅把真正的右派打了不说，连带着把一大批并非真正的右派，而是提了些正确意见的，甚至与开门整风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人打成右派。更重要的是，受右派欺骗的一大批人，他们或多或少犯了些错误，但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也就是盲目跟风。是可以经教育改正过来的人民的一分子，都被打成右派。 从这一意义让说，57年反右实际上是一次失败的反右。它导致的结果是很不好的。右派思想没有被真正打掉。反而使人民受到冲击。 这就不得不联想到，今天那些仍然主张民主宪政的人，他们的真实目的是什么。这是值得警惕的！
对反右运动的回忆与反思 作者：闵锋 来源：炎黄春秋 2009-12-13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是一场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大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长期蒙冤受屈，对他们本人及其亲属，都带来不幸的灾难。同时，反右派运动严重害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对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不应有的损失。历史总是披上一层又一层迷雾，撩开这幕触目惊心的历史悲剧，是为了永远记取其历史教训。本人曾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深受其害，特将开封市的反右派运动作一简略的回忆与反思。
1957年中国的春天，是一个不平常的春天。50年代初，中国知识分子由于经过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梁漱溟的批判，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斗争和肃反运动，他们中的好些人和亲友，成了这个运动或那个运动的对象，造成党和非党群众，特别是和非党知识分子的某种紧张关系，加上党内存在的思想作风问题，使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日益突出。 毛泽东决心打破这种局面。1957年2月27日，他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在会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不久，毛泽东又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了报告，人民日报多次发表社论，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些举措，深深赢得了广大知识分子的心。 1957年4月27日，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无可置疑，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全面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转折关头，在全党进行整风，进行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统一思想，统一认识，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改进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以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这是非常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5月7日，中共开封市委按照中央关于这次整风的目的、内容、要求、方针和方法，成立了市委整风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制定了整风运动计划，在全市范围内有计划、有步骤地分期分批地开展了整风运动。市委书记陈冰之在整风动员报告中明确指出，这次整风主要是解决党内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高全党思想水平，改进工作和思想作风，学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这是一次既和风细雨，又恰到其分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思想教育运动。同时指出，运动中要坚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发动群众帮助进行整风。从5月下旬开始，市委在广泛动员和发动群众的基础上，相继召开了文教、科技、民主党派、工商各界等一系列的座谈会，号召群众大鸣大放，向党提出意见。 5月21日，市委召开知识分子座谈会，畅谈党与非党的知识分子之间的拆“墙”平“沟”问题。民革开封市委于5月22、23日召开部分成员座谈会，对某些单位党组织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作风提出批评。有人说：“有的党员干部粗暴、冷眼对知识分子，一手拿棍子，一手拿帽子，令人望而生畏。”6月9日，省委书记赵文甫在开封邀请开封师范学院、医学院、师专等高等院校20多位教师举行座谈会，与会人员揭发了学校中存在的矛盾问题。 在整风过程中，广大党员和各界群众积极响应市委的号召，怀着拥护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热情，向各级领导机关和负责干部提出了大量有益的批评和建议，揭露了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通过会议和大字报，掀起了鸣放高潮。据49个单位统计，在短短几天内，全市共提出各种意见7595条，这些意见大部分是揭发领导干部脱离群众，工作不艰苦、不深入，特权思想以及在执行党的政策上、具体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对“三反”、肃反、审干工作中的遗留问题、党群关系、党的干部工作上的宗派主义和生活作风上的问题，也提出了一些批评和建议。这对党克服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改进党的作风、加强党与群众的联系，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当时我在市总工会担任党组成员和办公室主任，对领导上存在的思想作风和干部政策问题也很有意见，我将发言提纲写在工作本上，准备在领导班子开会时提出，但由于这次整风运动没有采取先领导后群众、先党内后党外的老办法，而是直接发动群众鸣放。我为了维护领导的威信，既没有写大字报，也没有公开鸣放，在机关第一次鸣放会议上，我只谈了几个存在的一般问题，群众对我的发言很有意见，认为我是党组成员，又是办公室主任，知道内情多，应该大胆揭露出来，帮助领导改正。在此情况下，我被迫作了一次补充发言，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我的意见仍然没有全盘托出。
5月15日，毛泽东起草《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他把大批知识分子当成假想敌，把一些积极鸣放的人定为右派，并指示在一个时期内不予反击，让他们走向顶点。这个策略就是毛泽东颇为自负的“阳谋”、“钓鱼”、“引蛇出洞”、“聚而歼之”。6月8日，党中央发出了《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这是一篇声讨右派分子的檄文，宣告了从5月中旬开始的备战阶段的终结。公开的、万炮齐轰的反右派斗争开始了。从此，百家争鸣成为两家争鸣。 5月17日，市委召开全市党员干部大会，分析了整风运动的形势，指出：整风运动的发展出现了整风和阶级斗争两者绞在一起的复杂局面。右派分子掀起的阶级斗争，这是在我国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解决了经济制度之后，在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上进行的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在思想战线上谁战胜谁的决定胜负的决战。省委一位领导同志在开封师范学院师生大会上讲话也指出，整风运动出现的右派分子向党的进发，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市委整风办公室向全市印发了我市在鸣放中暴露出来的部分“反动言论”，要求把这些材料，从政治原则反党的高度，进行系统的揭发批判，组织反击。 6月中旬，全市范围内掀起了反右斗争，7月形成高潮。在反右派斗争中，市委明确指出，这场斗争对全体共产党员和广大干部是一次严肃的政治考验，在各级领导中反复强调要认真检查和克服右倾情绪和温情主义，在广大群众中进行鼓动，克服松劲情绪和厌战情绪，阶级斗争的弦越拉越紧，但在反右派斗争中，人们对什么是右派并不清楚，就把那些敢鸣放，敢贴大字报的人划为右派。我记得反右派斗争开始，我们机关整风领导小组负责人宣布了右派分子六条标准，是毛泽东公开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时加上去的六条香花与毒草标准，很原则，在具体执行中申缩性极大。至10月15日，中共中央才发出《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而这个通知并没有在群众中传达贯彻，我是在1978年平反时才见到的。由于日益膨胀的“左”倾思想和发热的头脑，又没有具体的划分右派分子标准，而导致了严重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大批热情帮助整风的知识分子划为右派分子，并把他们定为阶级敌人。至9月29日，全市已揭发、审定右派分子430名，右派集团17个。据河南日报点名的开封市主要右派分子有河南医学院民盟盟员张静吾、民革开封市主委宋聿修、开封师范学院李白风、孙海波、郝士英、张骥、田恒煌、开封烟厂副厂长翟席珍、张其顺、市文化局安澜、省商业干校教师周良栋、市商业局民革支部主任委员马致远、市税务局民革支部委员王承和、市工商联副主委沈安卿等。 反右派运动继续深入地向前发展。9月20日至10月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了八届三中全会，毛泽东作了《做革命促进派》的总结讲话，邓小平作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这次会议改变了“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分析，也改变了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分析，认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要求继续深入开展整风反右派斗争。 在这一错误路线指导下，市委负责同志作了《继续克服右倾情绪，进一步组织反右派斗争和全民整风运动的新高潮》的报告。大反右倾情绪和温情主义，采取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错误形式，继续深挖右派分子。这样，又先后挖出了一大批右派分子。市总工会整风领导小组已经怀疑我，开始说同情右派分子，划李相臣为右派分子时，我说不够条件，斗争李文学右派分子时，我又把材料发给了李相臣，因而撤销了我作为整风领导小组成员的资格。当时，有一位领导人找我谈话，征求我对领导的意见，天真而又单纯的我，当即把我写在工作本上，准备发言的提纲交给了他。我说：“我对领导的意见，都写在这个本子上，供领导参考。”他如获至宝，马上交给领导小组研究，看样子反右派这一关我是过不去了。恰在这时，我培养发展的一名党员划为右派分子，他为了立功，就向领导告密，揭发我的所谓“反党事实”。这样，我就大难临头了。 11月11日，是我的黑色日子，也是一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开始叫我检讨，发动群众对我揭发批判。我当时感觉极端委屈，哪能设想，一个从小在地下党组织培养，在经济上受到帮助求学、追求光明的进步学生、参加革命后又入了党，成为领导成员的人，怎么会反自己的党呢?哪能设想，一个在旧社会饱受压迫、剥削，解放后又有一个幸福家庭的干部怎么会反社会主义呢?哪能设想，一个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热诚帮助领导整风，所提意见又没在群众扩散，怎么会变成右派分子呢?无论如何我也想不通。我只能从个人主义和骄傲自满思想来检查，这当然不会得到领导的同意。为了争取早日过关，我想尽量检查的彻底些，便私自找了已划为右派分子的常士彥和办公室的另一位同志，请他俩帮助我提出缺点错误，这一下又惹了祸。他们俩怕牵连自己，主动向领导作了交待。于是在大会上批判我不老实，想和右派分子订立攻守同盟。在此情况下，我只得违心地作了检查，并作了自诬，给自己带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希望以这样的态度求得一点谅解，得到一点宽恕。后来的事实证明，我这种努力不但没达到希冀的目的，反而把我定为极右分子。按照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我不仅不够右派分子条件，更不是极右分子。我当时多次给市委领导和纪委书记写了申诉信，但都没有回音。11月27日，开封日报刊登了一篇记者报道《市工会反右派有斗争深入发展，党内右派分子闵锋原形毕露》文章，歪曲事实，无限上纲。我看了气愤极了，当即给报社写了一封信，说明事实真相，要求更正，在当时那种左风盛行的年代，哪有“右派”的发言权!结果可想而知。事后我才得知，我的最大错误或者说是罪过，就是我工作太热情、太积极，在群众中威信太高。当时群众中有人说：“工会领导的戏是闵主任唱的”、“闵主任在工会顶了半个天”、“领导吃的是主任的饭”……这还了得?下属威信超过领导，是领导者最忌讳的。历史上帝王就怕其功臣“功高震主”，许多功臣因而被无辜杀害。我被划为“右派”，不过是历史故事在反右中重演罢了。 反右派斗争到了1958年下半年，“左倾”思想进一步发展，一次反右补课，全市又划右派分子516名，使更多的无辜人士陷入灾难之中。在反右派斗争中，全市共划右派分子1339名，占参加运动人数的7.74%。其中：党员中右派分子88名，占参加运动党员的1.92%;团员中右派分子215名，占团员的4.06%;民主党派中右派分子131名，占50%;群众中右派分子905名，占12.63%。文教系统是反右派的重灾区，共划右派分子841名，占全市右派分子总数的72%。仅河南师范学院(现为河南大学)即划右派分子190多人。这些人中，有许多参加革命多年的党的干部，许多同党长期合作共事的爱国人士和朋友，许多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和富有经营管理经验的工商业者，以及许多政治上热情但不成熟的青年学生。 过去，每一次政治运动的后期，都有一个甄别定案的阶段。但是在反右派斗争中，划谁当右派，只要领导小组，甚至仅仅是领导小组的第一把手，三言两语就定案了。由于每个单位都要完成一定的比例，只许超过，不许达不到。有些单位，例如有些中小学校，实在找不到几个合适的对象，只好用抓阄的办法来决定“右派”的人选，或者象选举代表一样，提名投票表决。这样的做法简直如同儿戏，但一个人甚至一个家庭的命运就从此决定了。假如再来一个甄别定案，原定的任务肯定无法完成，所以这样一道手续，就一律免掉了。
1958年4月4日，整风领导小组给我下了结论，并提出了处理意见：“闵锋参加革命工作以来，由于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闹名誉闹地位，但没达到个人野心时，对党不满，怀恨在心，乘党整风之际，身为领导小组成员，竟煽动群众向党进攻，反对党的领导，攻击干部政策，封官许愿，拉拢群众，进行宗派活动，企图篡夺市工会的领导权。在批判斗争中，还采取两面手法，会上承认，会后不想承认，来迷惑群众，进行软抗。交待中交避重待就轻，企图混关，并私自找右派常士彥谈话，想订主攻同盟，后经群众多次斗争，才被迫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事实，承认自己是右派分子。在劳动中表现也不够好。根据以上情况闵锋属于反党反社会主义为首的右派分子，情切严重，态度恶劣，应给予党内开除党籍，行政开除公职，进行劳动教养。” 当时我的思想过于天真，认为劳动教养不过是劳动锻炼，顶多一、二年就思回来了的，自己一身清白，早晚会平反的。万万想不到这一顶右派帽子一戴就是21年。 机关宣布对我的处理之后，由组织部赵增荣领着将我送到开封市公安局看守所，去时我带着被子、衣服，还有一个小箱子装着书籍等日用品，一个人不好拿，就雇了一辆人力车，我想坐上车，赵增荣竟不允许，叫我步行，右派分子连坐车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可不，一到看守所，你什么公民权利也没有了。这里都是被告的刑事犯和没有送走的劳动教养人员，一个国家干部，一个模范共产党员，不经过任何法律手续，竟无缘无故地剥夺了公民权利，被送到这里与他们为伍，我不仅认为是极大的冤枉，而且也感到天大的耻辱。这里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房子住着十几个人，吃的全是红高梁窝窝头，高梁是热性食物，几天下来，大便痾不下来，只能用手去抠出来。有时血也挤出来了，让人痛疼难忍。白天劳动十几个小时，都是整队到外边去干活，走到大街上，我最怕见到熟人，只好像鲁迅那样“破帽遮颜过闹事”了。 4月下旬，几十名右派分子被发配到西华县五二农场劳动教养，我被分配到林楼中队。说起来，劳动教养和劳动不同，劳改犯没有工资，劳教人员有工资，但每月只发3至5元。从时间上说，劳改犯服刑期间明确，劳教时间则没明文规定，从这方面说，劳教还不如劳改。很多右派分子帽子戴了21年，能有多少劳改犯判21年徒刑呢?从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来说，劳改与劳教没有本质区别。五二农场和看守所差不多，在这里有劳动教养的人，也有很多劳改犯。睡的是工棚大铺，吃的是大锅饭，每人每天一斤主粮，副食很少，加上紧张的劳动普遍感觉吃不饱。特别到了58年下半年以后的“大跃进”时间，日夜大战，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既饿又累，人人面黄肌廋，后来普遍浮肿，身上用手指一捺一个凹。我两眼肿的睁不开，睪丸肿的像个大灯炮。我原来身体很棒，很快就垮了下来。但是为了“脱胎换骨”，争取早日摘掉右派帽子，仍然拼命大干。在大跃进年代，谁落后就要挨斗，拉犂、拉耙、抬粪都是小跑，国家疯啦，人也疯啦。一些右派分子受不了饥饿劳累的煎熬，病死在那里，我就参与埋葬两个人。我也走进了鬼门关，两次去见马克思，晕死在工地上，经过抢救，才把我从闫王殿那里拉回来。就在我处在一生最困难的关头，不幸的事又发生了，我亲爱的妻子在当时政治高压下，被迫离我而去，一纸离婚判决书送到我的手中。我欲哭无泪，痛不欲生。1960年，我年迈的父亲又因没人抚养，病饿而死，真是灾难连降，祸不单行，使我陷入家破人亡的困境。上天，你太不公了!在这困境面前，我思想上毫不动摇，迎难而上，百折不回。我还有一位年迈的母亲，还有两个可爱的孩子，我要下定决心，经得起这严酷的考验，争取活着出去，离开这个火坑，去和家人团聚。我没有罪，我想终有一天会结束劳动教养的。1962年2月，我终于盼到被摘掉右派帽子，回到了离开四年的古城开封，也回到了我工作多年的市总工会，安排在劳保部工作。但我当时的身份还是“摘帽右派”，在那“左倾”路线统治时期是很受歧视的。后来就因为一点“小过失”，又把我遣送到老家项城县郑郭乡去劳动改造，这一去又是17年。直到1978年改正后才回到了原工作岗位。而这时我已经是51岁的人了。宝贵的青春年华也永远地失去了。这无论是对个人或对于国家来说，损失是多大呀!这无故被剥夺的人权又由谁来赔偿呀!无形的判刑21年，艰难的炼狱21年，可真是千古奇冤，人间奇迹!
在右派分子改正平反之前，先进行了摘帽工作。1959年8月17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到1964年，已先后五批共摘掉30多万人的“右派分子”帽子。开封市首先对1958年下半年反右派补课划分的大部分右派分子实行了一风吹，从1959年11月到1966年4月，先后七批为623名右派分子摘了帽子，截止“文革”前夕，全市尚有287人右派分子未摘帽。 寒冬过去是春天。1978年4月15日，中共中央批准了统战部、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请示报告》。中央一声令下，全国被错划“右派分子”由“资产阶级反动派”又变为革命队伍里的成员，连同他们的家属、亲属在内，有上千万人得到了解放。据历史记载，全国未摘帽右派只有96人，不到右派总数的万分之二。根据中央精神，项城县委于10月召开全县右派分子会议(包括已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宣布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并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安排工作，当场响起热烈的掌声。11月29日，县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对我重新录用，安置工作。县委组织部于12月7日下文，将我分配到县总工会工作，定为行政21级(我原为16级)。当我去到组织部报到办手续时，一位同志热情地握住我的手说：“祝贺你，你又成为国家的人了!也成了党内的同志了!”我心中十分高兴，“敌人”终于变成“同志”了。家人和亲友得知这个好消息后，奔走相告，欢庆异常。但这只是重新录用，不是平反，下一步还有一段曲折的路要走。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清算“左倾”路线，恢复到正确路线上来，并提出全面平反冤假错案问题。三中全会如同和煦的春风吹暖了寒气袭人的大地，“极左路线”的阴云开始消散，改革开放的政治气氛跚跚而至，历史的悲歌已曲尽人散。在此精神下，对右派彻底平反已成为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和呼声。为此，我也提出了平反申请，县委平反冤假错案办公室专门派人去开封市总工会了解情况，回来向我说：平反改正工作不顺利，有阻力，说我是“大右派”、“极右分子”，《开封日报》还登过我的右派事迹。没有办法，我只好走上上访的路。我先后找到了市书记邵球，政法委书记张文华，市总工会主席辛捷，又到省委统战部和市统战部，并将申诉材料送给他们，他们答复，根据中央指示，我的问题一定会很快解决。我对此也充满了信心。 经过多次奔波，我的右派平反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1979年元月20日，中共开封市总工会党组织作出《关于闵锋同志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改正结论》，认为我的右派分子属于错划，现予改正。可是在改正结论上加了“但是……”右派分子虽属错划，但是还犯有错误，也就是说，都还要留个“尾巴”，装入档案中，伴你终生。这一方面想说明他们划右派都有所依据，另一方面也好抓你的“小辫子”，好叫你夹着尾巴做人。这种做法，遭到广大右派分子的反对，在此情况下，领导终于改变了错误做法，一律去掉“但是”，重新写出平反结论。 对我的结论是：根据中共中央(78)55号文件精神和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我们对闵锋同志被确定为右派分子的主要根据进行了复查，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关于在鸣放和反右斗争中的反党活动问题。57年6月中旬机关鸣放时，闵锋动员肃反中被审查人员宋旭文、周纪安时说：“在肃反问题上或其他地方，有苦水说说也中。”“把你的肃意见，再说一说”，并让郭玉莲注意报纸上民主党派人士如何向党提意见，以便机关鸣放时积极向领导提意见。我们认为这些说法是错误的，但还不是从根本上否定肃反运动，进行反党活动。 二、关于反对党的领导问题。闵锋在6月13日鸣放会议上说：“王伯麟主席好戴大帽子，满口马列;安青森主席不动脑子，不钻研业务，水平低;王六合主席生活特殊化，挖苦别人，表现自己”等，这是对市工会领导同志提了些意见，尽管在认识上有些片面，措词尖锐，但所提对领导同志的意见，一般是作风上的问题，并非诬蔑和丑化领导同志。 关于诬蔑工会工作的问题。在谈到工会工作抓了主要问题，忽视了次要问题时，闵说：“有的工人说：工会是核桃，非砸着吃不行”、“工会干部是军阀”、“市工会是娘家人对闺女不亲”，这是对具体人、事反映了一些下边的一些看法，基本上属于工作上的问题，不能视为反对党的领导。至于说：“工会是骡子屌，多余的”、“工会干部溜沟子，走上层路线”、“是专政”等，这是日记本上准备鸣放发言提纲上的话，并未向外散布，不应作为划右派的依据。 三、关于攻击党的干部政策问题。闵在鸣放发言提纲上说：“市委提拔干部有宗派主义，工会干部提拔的慢”、“近水楼台先得月，组织部干部提拔的快”等言论，是在日记本上准备鸣放发言提纲上写的，没有扩散，不应作为划右派的依据。 从以上情况看，闵锋同志在整风和反右派期间，有一些错误言论，但并非从根本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属于错划右派，应予改正，恢复党籍，恢复行政16级级别，撤销1963年元月开除公职遣送回家劳动的处分，适当安排工作。 不久，又恢复了我的党组成员和办公室主任职务，全家三口人也从农村迁回开封。历史走了一个环形路，转了一个大圈，又回到原来的起点上。可是这时已是人事皆非，人和社会都不可能再走回头路了。当我重新走上工作岗位时，看到历史和人事的变化，真是感慨万分。当年一些反右积极分子，都已升到高位。正如唐代诗人刘禹锡在《玄都观桃花》一诗中所说：“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反右派运动已过去50多年了，平反改正也过去30多年了，现在回忆这场运动给人留下许多遐想和值得反思的东西，也给历史学家和理论工作者留下许多需要探索的问题。我认为，反右派运动后果十分严重，它不仅使上百万有才华的知识分子不能为祖国建设发挥作用，而且也使党和国家遭受巨大的损失。使“八大”的正确路线扭转了方向，一步步走向极左路线的泥潭。反右派运动在性质上混淆了处理两类矛盾的界线，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在数量上，下达任务，错划面占999.9%以上，是古今中外未有的千古奇冤;错误延续的时间很长，未能及时纠正，使错划右派分子受冤达21年之久，被错划右派分子被划入了不可接触的贱民行列。有位名人说：“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力量，不仅是致力于剥夺人的财产、消灭人的肉体，而且是贬低人的尊严，摧毁人的信念，破坏人的亲信。”反右运动，毁掉的是人的“尊严”、“个性”、“自由”、“信任”、“亲情”、“文明”和“公民权利”这些人类最值得珍惜的东西，直到今天，伤口依然没有愈合。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我们对这场错误运动仍不敢正视，缺乏自省，没有深刻反思，不能从根本上承认错误，仍然认为“反右运动是正确的，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据郭道晖先生撰写的《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的初衷》一文提出的材料，错划右派，不只是55万，而是317万(不包括“中右”143万)未平反的仅96人，不到55万的万分之二(《炎黄春秋》2009年第二期)。如果顺此逻辑推演，还可推出另外更为骇人的比例。人们不尽要问：为了打倒这96个“右派”，竟然有必要冤枉这数百万无辜者吗?这就是反右的必要性吗?这样错误的逻辑作为学校历史教材，恐怕连小学生也不相信，大学生更不用说了。只有愚弄傻子罢了。我曾兼任一所大学的现代史教授，对反右运动按照党史教材就没法讲。由于不敢承认反右的根本错误，所以对错划右派分子只作“改正”处理而不敢明确提出“平反”，这作法不仅是中国人好玩弄的“文字游戏”，而更是掩人耳目的“欺骗手腕”，也是“掩耳盗铃”的自欺欺人的作法。人类历史需要总结经验教训才能避免犯错误，才能更好更快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殷切希望中华民族的悲剧再不能重演了，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悲剧再不能重演了。忆往昔之不谏兮，知来者犹可迨!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