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媒发文谈“反右”再度引起争论

作者：薛之白

来源：燕谈网 2014年11月12日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采取了明确否定的态度。但是对于反右运动，官方至今仍然持肯定态度，所否定的也只是“反右的扩大化”。《红旗文稿》最近的文章，也是党内意识形态的一种体现。历史已成过去，但映射的是现实。通过官方对文革与反右两者的定性，或许可以判断出左和右可以容许的范围，以及中国政治改革的可能边界。

（联合早报网专稿——薛之白整理）近日，中共党媒《红旗文稿》发表了一篇谈“反右”运动的文章，再次引起争论。这也是今年以来，意识形态领域和中共党史问题上的又一起波澜，继文革、三年自然灾害、阶级斗争、人民民主专政之后，“反右”这个话题也受到了关注。

11月5日，《红旗文稿》刊发署名夏杏珍的文章《建国初期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历史必然性》，回忆并评价了1957年发起的这场对知识分子进行全面思想改造的大型政治运动，文章指出，尽管“反右”运动存在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在整个运动中是局部的，是实际工作中发生的偏差，丝毫不影响我们对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总体评价和肯定。”这篇文章被多家网站转载，并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开来。微博认证为“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的范剑平对该文评价道：“红旗文稿发文章为改造知识分子政治运动重唱赞歌，看来有些人整人还没整够。中国被人整人耽误了多少宝贵发展时间！”他的这条微博被多位大V和自由派知识分子转发，但很快就传来了不同的声音，著名左派人士司马平邦发微博称：“知识分子不是天使，而你（范剑平）的话也不能代表所有知识分子，红旗文稿的话也代表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若自己做不到日三省其身，客观上也有人会让你日三省其身或六省其身，历史是最公平的。”历史上的反右运动到底应该怎样定性？毛泽东和邓小平各自发挥了什么作用？反右对中国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毛泽东与反右1956年，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也就是双百方针。1957年开展的整风运动，号召党外人士“鸣放”，给党和政府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由此，各界人士特别是知识分子，开始向党和政府提出建议和批评。然而“大鸣大放”的好景不长，中央很快公布了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对党内外的“右派”进行整肃和改造。反右运动由此而来。

对于毛泽东发起“反右”的动机，一直以来都有“引蛇出洞”和“阳谋”之说，这是源于《人民日报》曾经发表的一篇社论。这篇据称是毛泽东本人所作的文章写道：“让大家鸣放，有人说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著名作家叶永烈在《“反右派运动”的导火线》一文中指出，在1957年那场“阳谋”中，毛泽东运用“诱敌深入”的战略，简直是熟练极了。毛泽东早已布好“口袋”，眼看着大批“右派”进入了“口袋”，他在思索着选择什么时机下令发起总攻击。

对于这种看法，学者王绍光并不认同，在接受《南风窗》的采访时，王绍光说，毛泽东跟别的领导人不一样，他始终想改革自己一手创立的制度，1949年之后他有三次大的社会实践，第一次是“百花齐放”，第二次是“大跃进”，第三次是“文革”。王绍光还说，知识分子为了自己的利益叙述历史，中国现代史已经被他们歪曲，因此有必要“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

另外，也有人分析认为，反右是一场整肃民主党派的运动。在人民网上刊登的题为《毛泽东为何要发起反右派斗争？》一文中，作者李锐指出，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鼓舞之下，以章伯钧、罗隆基为主的民盟成员，对党的领导提出许多改善意见，但这正是让毛泽东不满的“党要扩大，政要平权。”因此，反右运动是对民盟等民主党派的彻底摊牌。曾经担任过毛泽东私人医生的李志绥也在回忆录中写道：“毛感觉上了民主党派的‘当’，自信心受到极大挫折，因此毛准备狠狠‘整’民主人士。”对于民主党派在反右中的命运，《真实的反右深刻的教训》一文的作者胡新民认为，民盟等民主党派自己要负责任。胡新民称，新中国成立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7年多的奋斗，取得的成就硕果累累，但民盟却倾向于类似西方议会民主制的所谓“第三条道路”。新浪网上刊登的文章《毛泽东整风初衷是反官僚为何变成了反右派》也称，右派分子在提出种种批评的人中数量虽然极少，但他们的能量并不小，“如果听任这种状况蔓延下去，刚刚建立而尚不稳固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秩序势必陷入混乱。”邓小平与反右在反右运动中，邓小平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57年，邓小平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做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并担任“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亲自主持反右运动。

文革结束后，中共高层开始反思并重新审视历史问题，胡耀邦等推动了对右派的平反。曾经被划为右派的55万人，绝大部分得到平反，但对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等少数人仍然不予翻案。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反右运动被定性为：“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决议对反右的定性与邓小平的态度一致，那就是反右本身是正确的，错误在于扩大化。邓小平曾回忆说：“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对此，知名作家傅国涌指出，邓小平一直都有“反右”的情结，他没有否定毛泽东，更不会否定曾经的自己。后来在1987年发起“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时，邓小平反右的态度也同样是明确的。

在《红旗文稿》上刊登的《几个长期被曲解和混淆的观点——完整准确地理解邓小平理论》一文中，作者宋方敏认为，很多人对邓小平的政治立场有误解，认为他拨乱反正、反对左倾，因而属于右，其实不然。邓小平是“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对改革中发生右的危险倾向，邓小平从来没有轻视。宋方敏进一步指出，邓小平曾经说：“对青年人来说，右的东西值得警惕”、“他们不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因此要对他们进行教育”。事实证明，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领导应对几次大的风波，都是反对右的错误倾向。

在香港《争鸣》杂志刊登的文章《邓小平何故反对为“反右”平反》中，《人民日报》前总编辑胡绩伟分析说，邓小平并不像胡耀邦那样，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否定毛泽东的极左理论和实践。邓小平始终认为，反右派斗争是正确的、必要的。文革的遭遇，并没有改变邓小平反右的观点和决心。这也说明了，为什么经济上改革开放后，中国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并未有大的动作，这是由邓小平的意识形态决定的。

反右与文革为何不同？

反右运动对中国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在《五十年后的“反右”创伤记忆》一文中，作者徐贲指出，1949年以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反右运动是仅次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运动。经过反右运动后，中共的政策回到政治挂帅、强调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路线上来，人人对“右”唯恐避之不及，紧跟毛泽东的指示，政治路线从此严重左倾。这些变化为之后的“大跃进”、“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埋下了伏笔。

虽然反右和文革有一脉相承的因果联系，过程中发生的某些事情也有一定相似性。但无论是民间对二者的认知，还是官方对二者的定性，都有很大不同。

文革的十年浩劫给整个民族带来巨大的创伤，时至今日，除了极少数人以外，绝大部分民众对文化大革命都持坚决否定的态度。相比之下，反右给普通人带来的影响较少，虽然有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杨显惠《夹边沟记事》等著作，但引起共鸣的也多是知识分子。

对此，徐贲的文章指出，直到今天，广大公众还是对反右受害者比对文革受害者更容易采取“与我无关”的旁观者态度。对任何政治灾难来说，在创伤过程的开端，大部分受众不太能够察觉自己和受害群体之间的关系。唯有受害者的再现角度是从广大集体认同共享的价值出发，受众才能够在象征上加入原初创伤的经验。因此，有必要用正确的方法对真实的历史进行构建。

对于文化大革命，官方自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后，始终采取否定的态度，并指出毛泽东应为“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负主要责任。但是对于反右运动，如上文所述，官方至今仍然持肯定的态度，所否定的也只是“反右的扩大化”。《红旗文稿》最近的文章，也是党内意识形态的一种体现。

邓小平之后的中国各代领导人，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虽各有创新，但执政理念大体上还是在邓小平的理论框架下，“稳定压倒一切”、“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等观念始终是这个框架的核心。“既防左、又防右”的说法虽然不再常见，但仍在潜移默化中发挥指导作用。

历史已成过去，但映射的是现实。通过官方对文革与反右两者的定性，或许能够判断出左和右可以容许的范围，以及中国政治改革的边界。

 

附：

建国初期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历史必然性

作者：夏杏珍

来源：四月网 原刊《红旗文稿》2014-11-05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3年内，根据国际国内的形势和恢复发展国民经济的客观需要，对知识分子实行在团结、教育的基础上，进行全面的思想改造，是符合当时历史发展实际的，而且也得到广大知识分子的认可。

如何看待建国初期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一直以来众说纷纭。今天我们把这一运动放在新中国成立的大历史背景下来认识和分析，就能看到其价值和历史的必然性。

一、思想改造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的情况是极其复杂的，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一方面，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已经成为主要任务；另一方面，还有繁重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革命尚待进行。整个社会处于全面转型时期，意识形态领域呈现思想多元化，价值观念混乱，“新”“旧”两种文化面貌之间的边界并不十分明晰。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来自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以及军队中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参加了革命，通常称他们为革命知识分子。这部分人人数相对较少，新中国成立后都成为各级党政机关的领导人。二是解放战争中接收的国民党留下来的大量宣传、教育机构，各类学校、厂矿企业和各种文化艺术团体中的知识分子，其中包括教育工作者、科技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新闻工作者、医生等等。他们是建国初期知识分子队伍的主要组成部分，知识分子问题主要是就他们而言的。三是当时大学还没有毕业的青年学生。后两部分人中也有一定数量的人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激进分子，或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参加过1946年的抗暴斗争和反饥饿、反内战、反独裁运动的知识分子。

但建国初期知识分子队伍的主要成分，是从国统区过来的旧知识分子。他们大多有留学欧美的教育背景，并长期生活和工作在旧社会，不可避免地带着一些与新社会、新政权格格不入的旧习惯和旧思想；有美国情结的大学教授们，虽然极度不满于腐败的国民党政府以及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但仍对美国的民主充满着幻想，希望借助美国的帮助来实现中国的民主；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性质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表示怀疑，对共和国、共产党、人民政府存在偏见和疑虑，甚至于想在国共两党之外能产生一种新的力量以稳定中国的政局。这种“新的力量”，当然指的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解放战争时期，这些人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就较为活跃，形成了一股很有影响的政治势力。当时，美国对这些人抱有极大的期望。在美国政府组织人员编写的《美国与中国关系——着重于1944—1949年时期》的白皮书，和艾奇逊为此致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信中，就“公开宣称要招收中国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分子，组织美国的第五纵队，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76、77页）

尽管毛泽东写了五评白皮书，反复告诫这些知识分子切勿对美国寄予幻想，尽管以民盟为代表的各民主党派及所属的知识分子都表态批驳了美国白皮书，但是不容置疑的，毛泽东对美国以及它所寄予希望的在中国的这“一层薄薄的社会基础”的动向是保持警觉的。这些也成为日后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现实依据。

应该说，1950年下半年开始在知识分子中间提倡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方针，与当时准备在新解放区全面开展土地改革的形势也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的旧知识分子，大都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与封建地主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土改中，他们要想与自己的家庭划清界限，就不能不来一个思想上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毛泽东曾把战争和土改看成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内考验全中国一切人们、一切党派的“两个关”，号召大家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过好土改这一关。

二、思想改造具备客观条件　　

新中国成立初期对知识分子进行的思想改造运动，不仅是必须的，也是完全可以实行并取得了效果的。也就是说，这个“历史的必然要求”在实际上不是“不可能实现的”，因而在总体上说，不会构成“悲剧性冲突”。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政策继承和拓展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政策，对广大知识分子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

1、对著名的知识分子代表人物委以重任

仅从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0月21日政务院宣告成立，这开国短短21天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分别任命的各机构的领导人选里，就不难看出知识分子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其中如黄炎培、郭沫若担任政务院副总理；沈钧儒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奚若、彭泽民担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马寅初担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章伯钧担任交通部部长；李书城担任农业部部长；梁希担任农垦部部长；沈雁冰担任文化部部长；马叙伦担任教育部部长；史良担任司法部部长；胡愈之担任出版总署署长，等等。据统计，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在政务院4个副总理中占了2人；在21个政务委员中，占了11人；在政务院下属30个机构的93名负责人中，占了42人。这些数字，还不包括共产党员中的许多知识分子在内。

2、对旧中国留下来的知识分子在生活上实行“包下来”的方针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内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是失业问题，这是政权更替留下的现象。而对于那些曾经服务于旧政权的特殊阶层来说，这种现象就更为严重。为解决旧知识分子失业问题，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不遗余力。1950年7月25日，政务院在《关于救济失业教师和处理学生失学问题的指示》中指出，应在大城市举办各种短期训练班、补习班及夜校等，吸收大中学失业学生入学，毕业后设法介绍他们参加各项建设工作。同时对失业知识分子进行登记，除尽可能地介绍职业外，应本着以工代赈的精神，分配他们参加各种社会服务工作，发给生活维持费；无法工作者，组织学习并发失业救济金。这样就使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继续自己原来的业务，一些失业知识分子也分配到适当工作，经济上给予较优越的待遇，解决了他们的生活问题。

除此以外，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还利用自己与一些旧知识分子的私情公谊，妥善地解决了不少著名人士的工作安排问题。如著名美术家李苦禅，毛泽东通过田家英，很快恢复了他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的职务。对一些年纪比较大、在社会上有一定声望的老年知识分子，则采取“把他们养起来”的办法，或者安置在文史馆一类的工作岗位，用其所长，发挥其作用。

3、欢迎在海外的知识分子回国服务

为了更好地吸引人才、集聚人才，中国共产党竭诚欢迎在海外留学或工作的知识分子回国服务。新中国成立后出现了第一次海外知识分子归国的热潮，一批批留学海外的有见识、有文化、有技能的知识分子，冲破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势力的重重阻挠，回到祖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教授离美前发表《写给留美同学的公开信》，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著名原子核物理学家张文裕等经过千难万险的归国经历，已广为人知。与在国外的大批知识分子远涉重洋，回来报效祖国相呼应的是，新中国的领导者们，也正在发挥新政权的优越性，敞开胸怀，礼贤下士，为他们排忧解难，给他们一定的政治地位，为他们参与祖国建设创造条件。

4、采取各种方式，帮助知识分子获得或增强为人民服务的观念和技能

党采取各种方式，尽可能吸收知识分子参加国家建设和社会服务的各种实际的工作。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指出：对知识分子，要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简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就是唯心论者，我们也有办法使他们不反对我们。要用事实证明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是对的，是必要的。他还指出：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在这个问题上，拖延时间不愿改革的思想是不对的，过于性急、企图用粗暴的方法进行改革的思想也是不对的。1950年10月27日，政务院通过了《关于处理失业知识分子的补充指示》。指示强调：处理失业知识分子的基本方针，应当是经过训练或其他方式，帮助他们获得或增加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和技能，尽可能吸收他们参加国家建设和社会服务的各种实际工作。

5、积极推动知识分子参加各种社会改革改造运动

1950年下半年开始，在继续坚持团结知识分子的同时，在知识分子中间逐渐采取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方针，让知识分子参加各种改革运动。这种实际的政治教育对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北师大校长陈垣参加了西南土地改革运动后，所见所闻改变了他原有的一些学术思路。他在四川巴县参加了斗争地主的大会，并做了革命性较强的发言。他实地看到村中地主所立的碑碣，发现与斗争大会上所听到的地主剥削的残酷事实不符，由此想到自己过去所研究的金石碑文很少记载劳动人民被压迫的情况，对以往“闭门治学”所依据的考证材料产生了怀疑，对几十年来考据研究中缺乏阶级观点进行了初步的自我批判。著名文学家萧乾的《在土地改革中学习》，美学家朱光潜的《从参观西北土地改革认识新中国的伟大》，社会学家吴景超的《参加土地改革工作的心得》等文章，都介绍了自己在参观、学习中得到的收获。这些文章均发表在当时的《人民日报》上，在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上述事实说明，思想改造符合知识分子的实际需要，得到知识分子的拥护。也就是说，采取这一方针政策，既有必要性，又有可能性。

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广大知识分子采取团结、教育的策略，是从当时经济建设的客观实际出发，同时也是符合当时知识分子实际需要的。执政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基本是融洽与和谐的。知识分子以饱满的爱国热情，从未有过的政治积极性，投入了新中国各项建设事业。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当年38岁，几十年后，在1993年写的回忆《我与中国20世纪》中回顾：“随时准备深挖自己的思想，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真正树立无产阶级思想……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清华大学教授费孝通写了《我这一年》总结说：“感觉到自己百无是处了，梦想着一种可称为‘魔术性’的改造，点石成金似的，一下子变为一个新人。”

三、全面的思想改造运动

通过两年左右的政治学习以及参加各种政治运动的实践教育，知识分子的思想和心理状态正在积极调整，以适应新中国、新社会的要求。但是，党中央和毛泽东认为这种变化和调整还不够，强度太小、目标要求也不高，世界观、价值观等没有根本性的改变。特别是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和批判，使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对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开始发生转向，进入了对知识分子进行全面的思想改造运动的阶段。

这次对知识分子实行全面的思想改造运动，一方面，实际情况说明，大批从旧社会走过来的知识分子还不太熟悉马克思列宁主义，缺乏辨别是非的思想武器，而许多经过革命战争考验的知识分子，虽然已经学会并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但仍不会应用，不会去具体地分析历史和现实，以至思想文化界呈现出某种混乱现象，有必要进一步学习并展开思想交锋，提高政治认识和理论水平。另一方面，经过两年来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政策的贯彻，知识分子本身也具备了接受全面的思想改造的思想觉悟。他们目睹新中国成立两年来，在各个方面取得的成就，开始信服中国共产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初步解决了跟谁走以及走什么样道路的问题，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这场思想改造运动，是从知识分子最为集中的高等院校开始的。其中一个动因是想借此推进高校的改革。旧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基本上被帝国主义和官僚地主阶级所控制，具有浓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存在缺乏全局规划、力量分散、脱离实际等缺点。为改革破除阻力而进行思想改造运动，也有其历史合理性。1951年9月7日，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与汤用彤（副校长）、张景钺（教务长）、杨晦（副教务长）、张龙翔（秘书长）等12位教授致信周恩来，响应政府改造思想的号召，发起在北大教员中进行一次政治学习运动，并敦请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10位中央领导同志为教师。9月11日，毛泽东看到此信后，认为这种学习方法很好，亲自在来信上批示，同意派几位同志前去演讲。

9月24日，周恩来主持研究了这次学习的内容和目的。29日，他在京津两地高校教师学习报告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就知识分子如何取得革命立场、观点和方法问题，谈了自己的体会，并号召教师们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努力使自己成为文化战线上的革命战士。在报告中，周恩来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对知识和知识分子本身进行了一些具体的分析。周恩来在讲话中，还将毛泽东在过去战争年代总结出来的关于知识和知识分子思想加以进一步强调和具体化，并用来分析新中国成立初期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指导当时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这表明共产党人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和政策是一贯的。

罗常培教授听了周恩来等领导的报告，了解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以后说：“凡是以月薪收入作为主生活来源的，不论脑力劳动者或体力劳动者一律属于工人阶级。我听了这句话，当时感觉异常兴奋。我觉得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已经不是革命对象，而可以算革命动力了。从此我就对于中国共产党起了信仰，愿意跟随着他走。”

思想改造运动很快在教育系统铺开。以后文艺界、科技界、新闻出版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级政府机关及工商界和宗教界人士等都参加思想改造的学习，形成了一个全国规模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1951年5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高等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与清理‘中层’工作的指示》，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和组织清理工作的目标和方针政策作了具体的规定。指出这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目标是：彻底打击学校中的封建、买办、法西斯思想（崇美、亲美、恐美、反共、反苏、反人民思想），划清敌我界限，暴露和批判教师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如宗派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划清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界限，初步树立工人阶级的思想领导等。指示还具体规定，根据北京和上海两地的经验，在这次运动中，60%到70%的教师，可以而且在作了必要的自我检讨后迅速过关；15%到25%的教师，经过适当的批评后再行过关；13%左右的教师经过反复的批评检查后予以过关；只有2%左右的不能过关，需要作适当的处理。这样就能做到争取、教育多数教师，孤立、打击少数坏分子，达到团结、改造高级知识分子的目的。

目标、方针政策明确以后，各条战线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在科研战线，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一般不发动群众斗争，主要是本人在小范围内作检讨，取得别人的谅解和帮助，自觉清理错误的思想观点和学术观点，讲清历史，划清敌我界限。对国内外有名望的科学家，则是严格保护的。

1952年6月，中共中央在关于科学院进行思想改造运动的方针问题给华东局的复电中指出，科学院研究所进行思想改造的方针和高等学校相同，但方法上应有所区别，应采取更加慎重的方式。北京已决定一般不采取群众斗争的“过关”方式，对大多数研究员只用小组会议的检讨会的形式，只有十分恶劣顽强抗拒者才需要反复检讨或大会检讨，过关后仍让他们做工作。在检讨批判其政治思想时，要注意结合批判其学术上的资产阶级影响，防止把思想问题简单化的倾向。在科学院的思想改造学习中，应强调政治与科学技术的联系，理论与实际的联系，但以政治为主。

在文学艺术领域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则主要采取整风方式进行，组织文艺工作者批判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帮助文艺界克服脱离政治、脱离群众，迁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错误倾向，端正创作思想和服务方向。1952年5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曹禺题为《永远向前——一个改造中的文艺工作者的话》的文章，表达了自己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新时代文艺队伍中的一员的自豪感。他说：“我是一个从黑暗的旧社会里走出来的文艺工作者，虽然一直向往光明，但自己的思想意识却受了相当深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新社会到来了，我居然成为毛泽东文艺队伍中的一员，我是多么感激和骄傲！”他又诚恳地说：“我逐渐发觉自己的空虚，我不熟悉工人，不熟悉农民，不熟悉士兵，也不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我缺乏新的社会现实的体验，甚至连人民大众的语言也不大熟悉。古人有一句话，‘贫无立锥之地’。我今天才明白一个人在精神领域中到了‘贫无立锥之地’的当口是多么痛苦。在这个当口，我从毛主席的《讲话》里听见了伟大的指路的声音：‘了解他们，熟悉他们’，要使‘自己的思想情绪应与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情绪打成一片。’我又听见：‘要与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

陈垣在谈到自己经过几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以后的心态时说：“我是抱着怀疑的心理要看一看，到底什么原因共产党能打败国民党的几百万军队？这一定有个道理。”后来有感于国家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他在不同层次的学习会上这样说道：“解放区来的干部是好干部，共产党是一个不平常的党。”“对今天这样的政府之下的生活，还有什么理由对政治灰心，对政治不闻不问呢？”他还说：“过去几十年自己太无知了，恨自己接触党太晚了。”

这次运动，应该说是对前面知识分子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直接继续，继承了前两个阶段的积极成果，也是对党的团结、教育知识分子政策的继续和发展。从重在“对知识分子政治上的团结、思想上的教育到重在精神上的改造，形成了知识分子政策的三步曲”。（参见蒋建农、唐洲雁：《知识分子与当代中国社会》）它表明新中国的领导人，不仅有魄力在生活上安定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团结知识分子，而且有勇气在思想上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

四、思想改造运动是必要的、成功的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3年内，根据国际国内的形势和恢复发展国民经济的客观需要，对知识分子实行在团结、教育的基础上，进行全面的思想改造，是符合当时历史发展实际的，而且也得到广大知识分子的认可。不仅吸引了那些留学海外的知识分子纷纷回国报效祖国，而且也稳定了那些坚持在大陆的大批知识分子；不仅安置了大批失业知识分子，还使他们获得了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和机会；许多从战争中走过来的革命知识分子在思想上进一步得到了改造和锻炼；不仅从制度上改革了国民党时期遗留下来的旧文化和旧教育，而且也从思想上实现了对几百万旧知识分子的团结和改造。所有这些都说明，这3年采取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是积极而又稳妥的。而且，为整个国家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奠定了思想文化方面的基础，培养造就了大量有用的知识人才。

毋庸讳言，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也存在着失误和偏差，伤害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感情。在这次思想改造运动中，本来一开始中央就明确指出其目标是肃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法西斯思想的影响，“三反”、“五反”运动开展以后，又增加了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内容。但党内滋长了“左”倾思想，有的单位甚至提出要“批判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口号，转移了主要目标，扩大了打击面；本来党中央反复强调必须注意划清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但实际工作中把思想问题当作政治问题看待和处理的现象仍时有发生；本来中央明确规定，在交代历史问题时要“启发自觉，不追不逼”，但有不少地区和单位仍然忽视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以势压人，甚至违反政策，侵犯人权；本来中央要求“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要注意团结大多数，但处分过多过重，甚至冤枉好人的现象仍然存在。当然，这些问题在整个运动中是局部的，是实际工作中发生的偏差，丝毫不影响我们对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总体评价和肯定。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