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铁扣：从老红卫兵到造反派（原广州八一中学红反团负责人刘铁扣回忆录）
作者：阿陀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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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铁扣：从老红卫兵到造反派（原广州八一中学红反团负责人刘铁扣回忆录）
作者：阿陀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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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老红卫兵到造反派 （原广州八一中学红反团负责人刘铁扣回忆录） 作者：刘铁扣 来源：转发自“语思玛姬”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80076e0100ssbl.html原题为“刘铁扣的文革回忆”2011年8月） 语思玛姬按： １９６６年时，刘铁扣是广州八一中学的高一级学生，父亲是南海舰队的军人；而我是广州广雅中学初一级的小姑娘，父亲在广州郊区体委工作。八一中学在靠近闹市区的黄华路，与广东省公安厅相距不远，走到位于法政路的中共广州市委也不过是二十分钟。而广雅中学在西村，那时在广州算是挺偏僻的，附近有几家工厂。因此，倘若没有发生文化大革命，我认识铁扣的机率很小。 １９６７年某日，我一个人到八一中学串联，自此认识了当时任“红色造反团”头头的刘铁扣。那一天我和他聊天没过多久，八一中学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就到红反团的驻地闹事，要把他们赶出校园。红反团的男女中学生成员并没有和主义兵纠缠，很快就决定离开，他们一边下楼梯，一边与身后的主义兵争辩；我也被裹挟着下了楼梯。主义兵来骚扰的人其实不算多，但态度冲动，推推搡搡，口中尽是些粗言。几十个八一红反团的成员被推搡着出了校门，后来他们走到法政路的广州市委，被安排进了市委一个内部招待所住下。 这一幕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红反团的成员，基本上都是军人的孩子，经常穿着父辈的军服，在外表上看，与同校主义兵真没多少差别。我看着他们被主义兵成员在两旁夹持着，在后面驱赶着，走出校门，觉得他们当造反派挺委屈的，挺隐忍的。那时我就觉得，他们是怎么选择当造反派呢？ 八一中学与广雅中学一样，学生都在学校住宿。但是，八一的学生中，有不少人的家长不在广州工作，而是在各地的军事单位；铁扣便是这样一位学生。广雅也有这样的同学，但比例没有那么高。我想，这大概是广州市委对八一学生网开一面的原因；恐怕也是八一的主义兵用这种方式闹腾的原因。如果换作广雅的主义兵要赶同校的造反派走，先不说赶不赶得了吧，学生们的家都在广州，不过就是回家住呗，过上几天再回学校，主义兵能奈何吗？！ 这次造访八一中学，让我知道刘铁扣是红反团的“司令”。但如果没有随后的一件事，我恐怕不会觉得自己与铁扣有多熟，能不能称得上有交情。 ６７年的初夏，刘铁扣突然来到广雅找我。原来是住在先烈路军区招待所的北京红旗杂志社驻穗记者，向他打听我的情况。于是铁扣说他认识我，并自告奋勇来找我。他骑着自行车到广雅，要把我载去与这些记者见面。这样我就坐在自行车的后座，铁扣一路踩踏，穿过长长的东风路，把我载到那个北京红旗杂志社驻穗记者的办公地方。在交谈中我才明白，红旗杂志社的记者注意上广州中山大学的一个大学生组织“中大十月火炬”，听说这个组织与广雅一个学生有联系，就顺藤摸瓜地要了解我。不过我这个初一小姑娘，对大学生们的活动和观点都了解不多，实在提供不了什么相关消息。 于是我知道刘铁扣也对我留下印象。在文化大革命那样冲突激烈的时期，人们相识交往的机会比平时增加许多，但相近的政治观点不过是敲门砖；在众多相识中，有几个人后来成了好朋友，这主要还是看性情、言谈举止，看大家交往的时候是否留下好的印象。而铁扣是个性情友善和诚恳的人，这使他能成为许多人的朋友。 这几次接触后我们都各自在学校里参加文革，铁扣作为他们学校造反派组织的首领，自然更忙碌。直到１９６８年中学生上山下乡之前一、两个月，我才更经常地到八一中学找他和他的好朋友司东升聊天。那时我的家在中山三路，离黄华路不算远，我一个人沿着树荫遮盖的越秀中路走到黄华路，还真是一种身心消遣。当时八一中学的大部分同学都当兵走了，铁扣和东升是极少几个还留在学校里的学生。俩人的父亲都在南海舰队，家都不在广州；俩人又是同班，在一块说闲话时，他们还不时会打打闹闹。我在他们那里发现有本“西游记”，便提出借阅；匆匆读完后把书还给他们，并一起聊了一下读这本书的心得。在文革岁月，在下乡前夕，我们一边有着不着边际的革命梦想，一边有着十几岁娃娃无忧无虑的心境。 铁扣是八一中学极少数到农村插队的学生。我到粤北山区的阳山县落户后，与他仍有通信，知道他先是回了父亲的老家河北，在那里和村里的姑娘成亲，很快有了儿子；后来他和妻子孩子一起转到母亲的老家内蒙古。以后我们渐渐失去联系。 过了四十年，能再接到老朋友的来信，这归功于铁扣锲而不舍的努力。他通过广雅中学老三届的网页，辗转和我联系上。这时我们都各自走过一大段经历，儿女长成，生活平淡舒适。于是我可以从容地询问文革时泛起并留下的好些问题，了解到刘铁扣是八一中学的“老红卫兵”，但后来又成为造反派红卫兵，并参加了广州市造反派许多活动，因此他知道许多历史事件的缘由。 铁扣来信写道，他比我年长五岁，１９４７年出生。按照这个年龄，他应该是老高三，而不是高一。当他１９５５年和母亲一起去广州与父亲团聚时，是他第一次见到父亲，可惜他当时没有及时办理好转学，致使１９５６年从头上一年级，算来他比班上同学年长一年或两年。 我想，这种差别当然使他显得成熟，而到了中学，他肯定是班上最早到入团的法定年龄的学生，因此顺理成章地成了班上第一位团员。尽管晚入学并非铁扣刻意为之，他的成熟却使他比较快地理解文革的含义，并成为红色造反团的首领。 铁扣也在信中写道，自己的父亲文革时在海军受到一些不公平待遇，是因为山头问题。南海舰队组建时，主要有三方面的部队组成，即43军军部（四野），随四野南下的华北补训二师（华北山头），曾生的华南纵队的海江防大队（地方山头），在文革特殊时期，后两部分自然受到一些排挤。 铁扣１９７２年从河北转来内蒙古，和他父亲的调动有关。913事件以前，铁扣父亲先在海军湖南冷水滩干校，后被分散安置到呼和浩特。913事件发生后，在干校的大都回单位掌了权。南海舰队来函商调父亲回去工作。父亲考虑铁扣他们刚来内蒙，不可能都回去，就没有再回海军。 对当年成为造反派，铁扣写道，这主要还是传统的教育，对毛主席的崇拜，从父辈那里传承的造反精神。再者，红色造反团在八一中学学生人数上看并不是少数，67年9月，红反团有成员１００名，当时大部分同学是逍遥派，参加主义兵活动的人并不多，而八一中学全校学生是６８０人。 难能可贵的是，铁扣抽时间费心神，写出自己在文革时期活动的回忆。出于我们的友谊，他愿意把他的回忆放到我的博客上发表，对此我非常的感激。 对我们这一代人说来，文革和下乡是最难忘的经历。读刘铁扣的文革回忆，使我对当年群众运动和历史事件的演变有更清楚的了解。铁扣是其中不少活动的亲身参与者，他的回忆写得清楚而中肯，非常有史料价值。 2011-08-26
四十五年前的八月十八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引起了全国各地中学的红卫兵运动。当我执笔写自己的文革回忆时，用意不是在褒贬时政，也不是想论断是非；我只是想记录一段历史，同时也梳理自己的思路。 当年我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带着强烈的将自己锻炼成革命接班人的愿望，如今我们业已两鬓花白。在我们中间，真正成为党政军和企业事业单位的高级领导人，或者以另一个标准衡量，变成“腰缠万贯”的富翁，应该是极少数。随着六零后、七零后、八零后、九零后的长成，我们这一代人也将走进历史。 我们这一代不象先辈，有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抗美援朝、中印边界保卫战等辉煌经历。 我们这一代留给历史的，也许就是文化大革命和其后的上山下乡运动。 中国正在走向平稳发展的路程，１９４９年建国后不断搞政治运动的阶段已经过去，目前在致力巩固和加强法制。显然，毛泽东在闹革命夺政权过程中形成的许多政策和主张，比如说“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干部大多数是好的”，甚至“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法制面前，在“依法治国”的原则面前，都显得模糊，显得无力。领导人的指示，将势必受到法律条文的约束。 在我们成长的时候，这个问题远没有今天这么清楚。从毛泽东武装夺取政权胜利，到今天中国崛起成为世界政治强国经济大国，这中间已经历了六十二年的过程，期间包括了文化大革命这个阶段。这是我的思路，我希望能本色地记录自己经历的这段历史。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 8月20日，北京26中（首都红卫兵）5人到广州，住进八一中学，帮助组建红卫兵。 八一中学是广州军区子弟学校，64年交给地方，改称53中，不过习惯上仍叫八一中学；81年并入广州师范学院，为广师附中；2001年随广师并入广州大学，成为广大附中。62年我从南海舰队海鹰小学毕业，和另外7个同学一起考入八一中学，当时的校长是黄永胜的夫人项辉芳。此校位于越秀北黄花路，南侧是省委党校，北侧是省公安厅，后来，同学们把这里称为黄花园。 我们这个年级只有两个班，当时杨秋元是65（7班）的班长，我是校团委军体委员、班团支部书记，袁伟英是副书记。 9月3日，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成立，我参加了当天在中山纪念堂召开的成立大会。 中南局，广东省委，市委，广州部队和省军区主要负责人，几乎全部到场。 主义兵总部负责人有七、八个人，全是当地党政军领导子女。他们是：黄春明（黄永胜之子）、詹和平（詹才芳之子）、王继欧（王德之女），曾克南（曾生之女），负责人是白少华（（广铁一把手白玉礼之子）黄和詹是八一中学初中60届的，高中考入外校，是比我高两届的初中同学，和我是同班的杨秋元（杨梅生之子）代表八一中学主义兵参加总部的领导工作。 8月下旬广州就开始了“破四旧”和红色恐怖运动。我随主义兵参加过的有： 冲击一德东路的石室圣心堂（该教堂坐北朝南，属哥特式风格，前半部分有两座尖顶石塔，后半部分是大礼堂，），驱赶了神职人员，烧了家具。为了珠江电影制片厂拍纪录片，两天后又重演了一次。 冲击东山寺贝通律路东山教堂，没有毁坏东西，该教堂在破四旧过程中做过一段时间红卫兵据点。 冲击越秀区六榕路的六榕寺，我记得曾登上顶层，能看到南面的珠江。没记得做了什么破坏。 在这期间，曾发生重大群伤事件，因澳门市民受文革影响，要求民主权利，造成中澳关系紧张，红卫兵组织了一次去口岸声援澳门同胞行动，乘两辆汽车从八一中学出发，在路上可以看到同向行驶的炮车，我乘坐的大卡车在半路一个渡口被拦截，返回学校后，才知道另一辆吉普车出事了，车上挤了18个人，因超载在中山八路翻车，造成多人重伤，其中大部分是八一中学的学生，第二天，我去军区总医院看他们，一个个都在吊架上拴着。 还有一次，首都红卫兵冲击九龙海关，按省委要求，杨秋元带领我们五个人去宝安县（文革期间曾改为红岩县）进行处理，经过6天工作，劝回了这些北京来的红卫兵，政府已不方便解决的问题，由红卫兵自己解决。 破四旧开始时，杨秋元派我和袁伟英等近10个人去荔湾区做仓库工作，地点设在荔湾区体育场。红卫兵白天在派出所拿上名单，晚上进行抄家。所抄物资有一个三联的清单，一联交给事主，一联交仓库，市政府财政局在仓库有一个接收小组，钱币和贵重东西，都登记转存财政局的仓库里。文革以后，进行返还抄家物资，依据的就是清单和登记表。 破四旧仓库工作还未结束、杨秋元调我去主义兵总部办公室，仓库工由袁伟英继续负责。当时在主义兵办公室工作的还有张秀清。这时，主义兵总部已搬到东山（烟墩路）的一栋三层别墅里，站在二楼的阳台，可以看到对面马师曾的家。 离开荔湾区仓库时，杨秋元让我带过去部分现金，我领出一万块，装在抄来的一只皮箱里，带到总部以后才知道是准备用来开伙房办炊具的。厨房还没有来的及开，总部搬到中山二路东山区工商联一栋刚盖好未用的平房里。当时开食堂的困难很大，当我了解到对面是郊区政府时，一去联系，同意我们搭伙。杨秋元又让我把一万块钱送会荔湾区仓库，交还给财政局接受组。 过了这么多年，转头评论当年红卫兵抄家，我认为这当然是错误的。只是文革大流汹涌而来，又是毛泽东亲自发动，“运动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与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领导运动，这是互相矛盾的提法，各级党委在学生运动面前只能顺势而为。象我们这些中学生，自发地搞许多活动，确实存在“无法无天”的情形，这是文革指导思想上的悲剧。我想毛泽东在发动文革的时候，着重在发动群众，没有意识到领导权上的纠葛会引致后来强烈的社会动乱，这实在可悲。省市委和军区领导参加红卫兵成立大会；派出所提供抄家的名单（即管辖区域内的地富反坏右和资本家居民），都反映了这种混乱局面。 不过，我觉得应该澄清一个事实，那就是当时红卫兵觉得自己做的是“砸烂旧世界”，而不是企图”发洋财“。即便是杨秋元要我拿了一万块钱这件事，我觉得根源在我们受几十年前红军“打土豪”的影响，而不是意图在把钱揣私人腰包里的。这与我们把抄家物资运到市财政局，受“一切缴获要归公”的原则指导一脉相承。当我们不需要自己开伙食后，马上就把钱归还了。 也许有个别红卫兵在抄家时做了些小偷小摸的事，那应该不是主流。如果”发洋财“的企图是抄家的主要目的，中国当时的社会秩序肯定极端混乱，不会仅仅是烧书砸旧物。只须看看世界各地任何发生战争或内乱的国家和地区，都出现砸商店抢财物，破坏公共设施，甚至劫掠博物馆的事，就可以对比出，当年老红卫兵”破四旧“的行动，局限于一定的范围，尽管文物遭到令人痛心的损失，但社会的基本秩序并没有受影响，这也是文革能继续演进的原因。 我在仓库负责时，红卫兵要在“十一”前办一个破四旧展览，经我签字借走几件摄影器材，这个展览我没有抽出时间去看过。69年我下乡以后，还接到函件，追查这批器材的下落。 省、市领导的态度是支持主义兵，出面和我们联系的是市委欧阳处长，大家都喊她欧阳阿姨。总部费用可以据实到市政府报销。我曾几次就一些支出如旗帜、袖标、宣传用品等去报过账。伙食费从来是自己掏腰包，晚上就睡在总部的办公桌和椅子上，虽然生活条件简陋，绝对不如在学校住的舒服，工作还是挺愉快的。 红卫兵总部有一支纠察队，三十几个人，主要是加强对红卫兵内部的纪律管理，袖章的字是用黑色丝线绣的，当时被群众称为黑纠。有一次几个北京来的红卫兵在越秀山游泳场闹事，被我们抓回来关了两天。 军区后勤部在马榴岗有一所群英小学，就在我原来就读的海鹰小学旧址，红小兵仿照红卫兵也要造反，学校向后勤部领导告急，我借用纠察队的幸福摩托车，载着王继欧去群英小学“灭火”。回来途中，摩托车坏在现在的新港西路，送进一家汽修厂修理，隔了好多天才取回来。 9月底，陈伯达提出：“高干子弟最好不要担任（红卫兵）领导工做”。因正在筹备国庆节在越秀山体育场召开的庆祝大会，这些担任主义兵领导的高干子女一时退不下来，这样“十一”以后，高干子弟退出了主义兵总部的领导工作。 军队传记作家，原广州军区司令部动员部付部长迟泽厚有一段评论主义兵的话，其中说的“杀人不眨眼”也许是过分了，但对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在文革运动中的立场表现和局限性，还是一个中肯的观察，我这里原文摘录： “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他们是打砸抢的能手，可以说杀人不眨眼，抄家啊、打啊、破四旧啊、砸啊、烧啊，干的是这些。抄地富反坏右、抄民主人士、抄国民党漏网分子、抄资本家，他们有积极性，你叫他打省委、抓省委书记、市委书记，他不干。1967年1月造反派起来后，他们就成对立面了”。 广州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这个具有红色特权意识，带有既得利益性质的血统论观念，打击的目标是地、富、反、坏、右的老红卫兵，不再作为运动主流而存在。 以群众性造反、对革命权利有执着追求的造反派红卫兵开始走上历史舞台。 在中央文革和毛主席直接支持下，造反派兴起之后，红卫兵运动的重点方向就转移到对准党内走资派。
在省委的一次批判会后，我们造反兵团七八个同学把赵紫阳挟持到中南局一个会议室，要求批给我们一辆汽车，因为各驻穗联络站和大的红卫兵组织有省市委给的汽车。在七八个同学中有几个原来就认识他们的赵伯伯，因为他们和赵紫阳的二儿子二军还是小学的同学。赵无奈，写下一个“某某车队：请派给广州红卫兵第一造反兵团汽车一辆。赵紫阳”的条子。当时省市委机关两派群众组织都不认这张白条子，汽车自然没有要成。 ６６年12月30日，陶铸在回答“专揪王任重造反团”时有一个讲话：“赵紫阳说没有执行方向路线错误，我认为不对，基本上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时给批判资反线划上了句号。（筹备和完成国庆节庆祝活动以后，又把主义兵总部工作处理完，已是10月中旬。八一的同学找我商量串联的事情，这时上边已有因天气转冷，暂缓串联的通知，因此我们决定往远处走。前几天宴小江他们去了新疆，我们决定也去新疆。 这时，我还没有收到家里寄来的生活费，同在总部办公室的张秀清主动找她母亲借了25元钱给我。 同行的十几个人乘16次特快，先到郑州。转陇海线，在西安待两天，住南门外小学接待站；继续前行，到兰州，住甘肃医学院；最后到达乌鲁木齐，按接待站分配，住新疆医学院，这时传来主席又一次接见红卫兵的消息。听说小江他们在建设兵团招待所，我们也住了进去，见面第二天，他们启程去北京，我们去了趟石河子，住在农八师师部，两天以后，返回乌鲁木齐，未停留，到兰州，未走南线，而是转包兰线，经银川和呼和浩特，直达到北京。 进京后，直接去进海淀区的八一中学，因该校没有接待任务，生活极不方便，我们转入国际关系学院。在等待主席接见的日子，先后去中央党校，清华、北大参观，看到校园内满墙大字报，处处在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北京轰轰烈烈的运动，使我们产生了尽快回去造反的冲动，而抛弃已进行近半个月游山玩水的想法。 11月3日，在天安门广场，受到毛主席接见。这是毛主席第6次接见红卫兵，也是最后一次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以后几次接见，主席就改乘汽车了。 回到广州黄华园学校以后，碰到替哈军工同学给弟妹带东西的凌云。凌云真实姓名叫程龙保，湖北武汉市人，当时是哈军工红色造反团驻广州联络站负责人。联络站就设在学校南侧的省委党校，在此设有联络站的还有北航红旗，负责人是刘抗利，家是北京的，老红军后代。 当时每个联络站有五六个人，在运动上，这些大哥哥们成了我们的领导，在生活上我们也给他们一些帮助。 从66年11月至67年6月，北航红旗，哈军工等十几个驻穗联络站，积极参与了广州文化大革命运动，起到引导和推动作用。 66年11月和12月，这些联络站和地方造反派批判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东山省委办公楼举行批判会、每次有三四十人参加，与其说是批判，不如说是一场谈判。赵紫阳作为省委第一书记，主持工作，谈判就在造反派和赵之间进行。批判会每次大约从晚上九点开始，第二天八点结束，前后进行过十来次，我随凌云参加过三次。 批判的焦点是省委有没有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赵在多次谈判中经历了一个从没有犯错误—犯了一般性错误—承认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过程，这也是举行多次批判会的原因。 例如华南工学院的《北京来信》事件。在工学院对来信进行大辩论的时候，我曾去看过大字报。华工学生高翔的妹妹从北京医学院写来一封信，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方向及重点等一些问题；这封信充满了革命造反精神。当时是6月份，群众还未发动起来，各大学有省委派去的工作队，省委和工作队支持一部分学生写大字报，批判《北京来信》是反革命暴动的宣言书。工作队和公安、武装部门对高翔等同学进行了跟踪，监视、还整了一些同学的材料。这种公安机关介入整材料的情况在其他大学和省委机关也发生过，这种材料被称为黑材料；这也是接着发生过的冲击省委档案部门，抢档案的原因。档案被部队转移和保护起来了，我曾和一些同学从省委大楼一直追踪到省委在从化温泉的接待处，地面上放档案柜子的灰尘痕迹还在，档案刚被转移走。 赵自然不愿意承认犯了方向性路线错误，承认了将会有被打到后果。一个月以前，王匡不就是被抛出来的吗？６６年9月28日，广东省委召开批判王匡大会，事先布置，不让红卫兵知道。赵在大会上说：“王匡是广东省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10月6日，省委机关报发表社论《坚决炮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王匡》。他不知想到没有，自己将取代王成为广东最大的走资派。 赵紫阳的精力充沛，头脑清醒，甚至于强悍的性格，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６６年11月15日，我们广州红卫兵第一造反兵团成立，成立时有十几个八一中学以外的同学，当时是跨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延续到67年三月份，外校同学退出，才改为八一中学红色造反兵团。 我和袁伟英成为红反团负责人，后来红反团和八一红卫兵合并，张励也是负责人之一。
1967年1月21日晚，电台播出第二天的人民日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 在这之前，哈军工驻穗联络站的人一直和当地造反派商讨夺权的事情，这几天我一直和该联络站负责人凌云在一起；据说造反派内部对夺权分歧也很大。黑龙江造反派已在这之前夺了权，所以当地造反派还是挺相信他们的经验。当晚，30几个准备参加夺权的组织在位于黄花路省委党校的联络站（哈军工驻穗联络站和北航红旗驻穗联络站共用一套房子）开会，决定成立“广东省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省革联），立即实行夺权，实际进行已是第二天早上了。据说，夺权进行的很顺利，赵紫阳很配合。我们“广州红卫兵第一造反兵团”（红反团）是参加省革联夺权的少有的几个中学红卫兵组织之一。 分配给我们红反团的任务是夺公安局东山区分局和下面几个派出所的权。当我们去东山分局夺权时，分局内的一派已宣告自己夺了权，这个时间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1月24日。我们又转向派出所夺权，结果只有在石牌派出所夺权成功。 在八一中学内部，处于中间派的八一红卫兵夺了学校的权，实际上也就是抢到一枚公章，我们只顾在外面夺权，返回学校是只找到一台打证件用的钢印章。 ６７年2月7日，部分军队院校，文艺团体成员从北京串联回来，开始冲击军区。 由于造反派内部的分歧（一部分造反派未参加夺权），以及夺权时机的不成熟，更没有得到军区的支持，夺权只是抢到了图章。造反派错误的以为占有了图章就意味着夺取了政权，没有一个月，省革联垮台。 一月风暴过后，只有黑龙江、上海、贵州、山东夺权成功。 以八一中学为主的主义兵再度活跃起来，他们曾贴出两张大字报《我们就是好汉》，《满天怨恨满天仇》。 ６７年2月26日，主义兵开始在八一中学聚会，在这个过程中，红反团被主义兵赶出学校，我们找到市委（夺权以后，市委处以上领导退居二线，党委和政府机关干部照常上班），被欧阳处长安排在市委小礼堂住，我们被赶出来没有带行李，市里给我们发了被褥。 在我们离开学校的同时，主义兵四处出动，砸了七中红旗，十六中红旗、广雅八三一等十几个中学造反派组织。 3月3日，主义兵经过前一天在八一中学开会策划，砸了省革联的珠影东方红。 同一天，广州警备司令部对市公安局实行军管，军区开始大规模扫荡与省革联关系密切的组织，接连两天取缔了珠影东方红、中大八三一等一批造反派组织。 3月15日，军区对全省实行军管，军队介入以后，造反派与军队产生矛盾，两派冲突加剧。 这时，军区要求外地各大专院校驻穗联络站撤离，哈军工联络站的人员被警备司令部找去交待问题。 在高压下，造反团并没有分裂，相反，以张励为首的原来处于中立的第三派红卫兵组织，“八一红卫兵”和红反团合并，八一中学红卫兵组织由三派变为对立的两派。 4月14日，为召开广交会、也为处理广州问题，周恩来总理在广州中山纪念堂接见了群众代表和军区领导，表示：中央承认并支持造反派组织，批评军区解散造反派组织是错误的；1、22夺权大方向是正确的；同时指出没有团结大多数是有错误，并批判赵紫阳假让权。
4月下旬，造反派翻身，军区为中大红旗等被打成反革命组织的造反派平反。9月份以前，黄永胜多次讲话，表示军区支持造反派组织。4月19日，总理通过秘书传达，对18日讲话中对工人组织红总结论有所调整，改成“红总拥有大量工人群众，他们都是广州工人的革命组织，只是有些偏于保守“。以后广州军区紧紧守住这条线。 ６７年3月到5月间，在这段时间里出现了一个以各中学红卫兵负责人为主，有大学红卫兵介入的组织，我们内部称为“革命钢杆”。我和八一红反团二三个人参加了其中的活动，开始比较松散，以定期聚会为主要活动形式。后来在项明平反中发挥了作用。项明平反以后，出现有利於造反派的转变，“革命钢杆”的活动就消失了。 那段时间，李正天也经常参加“革命钢杆”的活动，李当时是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大四学生，常年穿一双皮鞋，我们送他一个外号，“大皮靴“，而不称呼他的名字。后来，（1974年11月）以“李一哲”为笔名，与王希哲、陈一阳（两人原广州17中学生）合著《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1977年被打成反革命集团首犯，1979年2月平反。这是习仲勋主政广东期间平反的一宗极有影响力的冤假错案。现在李正天致力研究哲学，并创作了大批油画。 袁伟英和李一直保持联系，2009年10月我在广州时，袁伟英问我，要不要见见李，我想，此一时、彼一时，遂没有见面。 项明文革前是省政府普通科员，文革时成立省直联络站，项明是负责人之一。 军区打击省革联时，联络站宣布解散。3月23日，对立派与参加省革联的人员开辩论会，在辩论中发生争吵，项明被市公安局一二五总部等对立派送到省公安厅，被正式拘留审查，理由是冲击市公安机关。 4月下旬，在军区为中大红旗等组织平反之后，省联站与中大红旗、哈军工驻穗联络站等组织到省公安厅，要求立即释放项明，宣布平反，恢复名誉，承认非法逮捕，揪出这次政治迫害事件的肇事者和幕后策划者。 5月2日，要求为项明平反的造反派，聚集在公安厅的人愈来愈多，估计有几百多人，指责公安厅拘留项明是非法的。在公安厅不让步的情况下，一部分人与公安厅干部辩论，一部分则在公安厅门前静坐示威。 当时，我们在场的22名“革命钢杆”成员经过讨论，决定以绝食相抗争，发出：“第一号绝食声明”。这时已是3日凌晨。（后来传说，绝食是武传斌发起的，有的说是21中造反派发起的，都不够准确） 5月4日，转入广州起义烈士陵园正门对面东教场参加绝食的人数有上百人。部分造反派工人也加入其中。 5月5日，广场聚集了上万人，加入绝食队伍有五六百人。当晚23时45分，周总理代表中央文革来电话：一、希望你们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不要采取绝食行为，要吃好饭，睡好觉，养足精神闹革命。 二、请你们推举代表，与军管会主要负责同志协商解决；集结的队伍，请你们回去。 三、为了弄清事实真相，由学生和其他有关单位，共同组织调查组，进行调查。 5月6日，黄永胜接见绝食代表，表示立即解决项明问题。 5月7日，绝食结束。 我们参加绝食活动的几十个同学（其中加入绝食的十几个）回到八一中学，食堂特地为我们准备了红豆粥。 又过了几天，省军管会表态，同意为项明平反。并在越秀山体育场召开了平反大会。 当我动笔写这篇回忆时，曾思考过我们当年的行动。项明不过是广东省政府的一个低层工作人员，他出来造反，成立群众组织，也许确实有些”政治野心“。然而，当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号召大家造”走资派“的反，他的行为是与这个目标一致的；我们自然会支持他，而视上级对他的压制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再说，毛泽东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这种激励，与”政治野心“的指责，如何相互融合又相互区别，实在不是一个中学生当时能掌握的。 中央承认并支持造反派组织，之后短短十几天里，社会形式发生激烈变化。由于军队对造反派的镇压，造反派持有反军的立场，保守派支持军队对造反派的镇压，把造反派认为的“三月黑风”，他们看做“东方浩荡”。 从此广州的造反派自称“红旗派”，而保守派自称“东风派”，红旗派则简称他们为总派，从此广州两派正式形成派别斗争。
67年6月10日至7月15日，我和八一中学的几个同学一直在武汉，中间曾往返过一次，两次到武汉最初的任务，是为哈军工驻穗联络站从广州运送做毛主席像章的铝板到武汉。这一段时间，凌云也一直在武汉。我看到他在做两件事情，一是为哈军工总团在武汉制作一批像章，二是出版他自己编的毛主席语录，编语录的工作已经准备了半年了，在“一二二”夺权最紧张的时候，我还看到他在做毛主席语录摘抄工作。这两件工作在这段时间都完成了，我拿到了一本新编的语录，署名是凌云志，这是凌云（程龙保）的笔名。 武汉文革运动的紧张形势吸引着我们，这是我们滞留武汉的原因。哈军工驻汉联络站设在当时的华中水利电力学院，我们开始就住在这里，传说百万雄师要来攻打，我们便转到湖北医学院，后来又住在湖北体育场，在那儿住的时间最长。 在湖北体育场遇到广州广雅中学的李晓刚、关迎屯（李华）、梁美端等七八位同学。梁还是我5年前海鹰小学的同学。两个学校的同学加在一起，有十五六人。 和我们经常联系的还有武汉大学化学系64级的王小川，她当时是三司革联宣传队的。王曾南下参加过武汉造反派驻穗联络站的工作，我们就是在那时侯认识的。 这段时间我们看到武汉军区公开支持“百万雄师”，对造反派组织大肆镇压。广州军方三月份取缔一些造反派组织时，并没有抓几个人，而武汉军方3月17日对取缔的工人总部大逮秿，一次就抓了500多人。同时“百万雄师”有组织有计划地对造反派学校、工厂采取了武装扫荡，想一举清除造反派。 我拍到一张“百万雄师”游行示威的装甲车，上面的标语是“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 对待外地来汉红卫兵组织，“百万雄师”的口号是“北来的滚回去”，北来的指北京各大学造反派驻汉联络站。 可见“百万雄师”的立场是多么明确和坚决。 当时武汉的造反派是以学生为先锋的，他们深信毛主席的文革理论，完全靠中央的支持，面对“百万雄师”的进攻，显得苍白无力。他们唱的是：“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困难时想你有方向，黑夜里想你心里明“，“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备觉毛主席亲”。 7月14日，我接到远在广西龙门岛父亲的来信，称我母亲病重，要我速回。 第二天，我一个人告别广州在武汉的同学，匆匆上路回广西探望母亲。 后来我知道武汉的情况，已是8月中旬接到王小川的来信，并收到随信附来她和谢富治一张合影，这张合影是8月份在北京王小川代表三司给谢富治献红卫兵袖章，是由新闻记者拍的，没有公开发表过。 我离开武汉时，主席已经亲临武汉，和总理试图解决湖北文革问题。 8201部队（既独立一师，独立二师驻郑州）和“百万雄师”冲击军区和东湖宾馆，揪斗王力，在全市游行，批判和抵制中央文革的政策，酿成“720政治事件”。 1978年，中央为720事件平反，改说720事件完全是林彪、四人帮搞的。特别说是林彪、四人帮亲手策划挑起的。 从现在的资料看，引起事件的直接原因是7月18日总理代表主席在军区干部会议上的总结讲话。 总理在这个讲话中说：武汉军区领导要主动承认支左的方向路线错误，尤其是对工人总部解散的错误，建议陈再道和钟汉华进行自我批评，为工人总部平反，释放被关押的造反派头头。肯定工人总部，二司、九。一三、三新是真正的革命群众组织、左派，大联合以他们为核心。凡是群众组织都不能取缔、解散，就是保守组织也不能解散，要教育争取。“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工总起来可能进行报复，这个工作中央帮助来作。 这个讲话和4月18日总理在广州的讲话多么相似，但是广州军区接受了总理的批评，而4个月后的今天，却引起武汉军区的抵制。 就是这个讲话，引起军区干部和“百万雄师”强烈不满，由军区部分干部煽动、怂恿，酿成事件。 应该说，事件不可能是王力挑起的，也不是林彪、四人帮能够策划得了的。 实际上，720事件就是针对毛主席的，是对文化大革命的一次反动。是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性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行动。 作为军人的后代，我也知道军人的职责是什么。8201部队领导和干部，严重违反当时的党纪、军纪，用暴力支持武装镇压群众和冲击军区、冲击中央领导居住的宾馆的行为，显然是违法的。 720事件是一个拐点，它将改变后来文革的方向。 在此事件之后，毛泽东批判了“文攻武卫”，提出“还我长城”，并相继批判所谓“王（力）关（锋）戚（本禹）”和“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两个集团，周恩来开始了制止各地武斗、促进各派团结的政策调整。不过，树欲静而风不止。全国各地两派激烈冲突的局面，依然时断时续，时缓时急。
67年10月18日，我从广西返回八一中学。当时学校的气氛和我6月份离开时大不相同。红反团占据着三层的教学大楼，一层和二层之间增加了很厚的一道木门，楼顶支着两顶帐篷，四个楼角按着高音喇叭，虽说两派已经开始联合，省革命委员会已开始筹备，可以看出，两派还没有走出武斗的阴影。 袁伟英等同学向我介绍了过去三个月我不在期间广州发生武斗的情况。 6月1日，在广州糖厂发生武斗，两派各有二三百人，多人受伤。 6月15日，地总和工联在广州造船厂发生武斗，几十人受伤。 7月21日，广州糖厂有发生大规模武斗，有死伤。 7月23日，发生广州最大一场武斗，主义兵在中山纪念堂召开总部成立一周年庆祝大会，与在越秀山召开“721”殉难烈士追悼会的旗派相遇，一个办喜事，一个办丧事，冤家路窄，发生大规模武斗。 8月4日华工红旗和“八一八”在华南工学院发生武斗。 8月11日，17中学红旗派乘车经过东风路省人委招待所大楼前，遭到伏击，当场死5人，伤多人。 8月16日旗派围攻省总工会大楼，互有伤亡，参加的有我认识的中大“八三一”的黄意坚和王挺。 8月20日红旗派多辆汽车经过三元里，和郊贫联发生冲突，死伤多人，其中有鉄中的。 8月22日，中央把广州两派群众组织头头召到北京，周恩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赴京谈判代表，进行大联合谈判。 9月以后，大规模武斗基本平息。 还有同学告诉我说，虽然红旗派一直攻击军内有武斗幕后黑手，但他们从家长那了解到，每次武斗发生，军区都派出部队进行制止，有时把被围困的一派解救出来，因此有的战士还受了伤。 更没有想到的是，武斗的阴云向黄华园飘来。 10月27日，红反团五、六个同学去位于东风路的军区后勤部看电影，返回时被堵在校门口的十几个主义兵拦住围打，往外冲时红反团的肖晋晋用刀扎伤了其中一个主义兵（外号胖子）的胳膊。主义兵追赶这五、六个人至红反团占据的教学大楼，形成对持局面。主义兵躲在大楼对面树影里，高喊要我们交出凶手，扬言要炸掉大楼。我们当时在楼上有二十几个人，怕对方攻上来，我们把一些桌椅堵在一二楼之间的木门内。12时左右，主义兵点燃横在一二层间的木门，大火很快燃烧起来。凌晨1时，楼下已聚集了很多人，我们在楼顶上也分辨不清那派和那派。消防车开来两辆，开始灭火，折腾到4时，主义攻也攻不上来，我们也冲不去，人群才开始散去。 28日上午9时，我们才知道：王勇被主义兵捅死，史乔乔被捅伤。 消息是王勇家长先知道的，王勇（苏穗英）的父亲是原省公安厅副厅长、省保卫处长苏汉华，当时任肇庆地区副专员，王勇随母亲姓王。 史乔乔被家长送到花县166医院。我们和家长一起把王勇的遗体由军区第一门诊部送往东山区殡仪馆。 29日中午在食堂打饭时，不知道王勇遇害的主义兵还要报复，又打破了舒大奉的头。 这时对于27日晚上的情况，我才有一个初步的了解，是军训团干部隔离了两派，阻止了主义兵对大楼的冲击。当王勇遇害和史乔乔受伤时，是军训团和消防队把两人救上消防车，声称有第二火场，才把两人送到军区第一门诊部抢救。 几天以后，王勇追悼会在东山殡仪馆举行，参加大会的有旗派五六百人，哈军工红反团，北航红旗等单位都送了花圈，并发来唁电，王小川代表武汉三司也发来唁电。我不知道她和王勇是怎么认识的，王勇未去过武汉，应该是在武汉三司驻穗联络站认识的。有二百多人把王勇的遗体送到天河公墓火化。 追悼会前后几天，旗派多次冲击八一中学，声援红反团。我和袁伟英按照军训团领导的指示，把他们拦在校门口，其中有一次是王挺和李正天带队来的，队伍从校门口一直排到省党校门口，有五六百人，袁伟英含泪把他们劝了回去。 离我们学校最近的中学是位于越秀北小北路的17中，王勇遇害以后，17中、鉄中旗派和我们搞过联合调查，追查凶手。17中追查的是811汽车被袭击的凶手；鉄中追查的是820预袭时杀害本派两名队员的凶手，后来听说都有结果。 杀害王勇的凶手，是我几年后在内蒙插队才知道的。凶手是本校一黄姓主义兵，在部队服役期间被秿，获刑6年。 1968年一月，听说清远县的“造反派”被围攻，广州的“红旗派”就派出人员去支援，听说其中有我们红反团的。1968年1月13日，5人被打死。这时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已经成立，是筹备小组派黄意坚和我去处理此事。我们在清远停留2天，在当地筹委会的帮助下，用船顺北江而下接回广州去清远的红卫兵和5个人的遗体，其中有17中陈安，林尤侠两位死难同学。 对红卫兵运动，我不时在内心中思索。其中最深感遗憾的就是失去了王勇，愧疚之心一直到今天。 此外，我也想过自己从“老红卫兵”到造反派的转变历程。在我来说，这种变化非常自然。从我的回忆中可以看出，我成为造反派，一来因为在北京时到大学看大字报，领悟到“反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文革的大方向；二来则是受到大学生造反派的影响。此外，造反派的一个特征是不认同“血统论”，不强调出身；我也不接受“血统论”观点。我想，倘若后来中学没有出现造反派红卫兵，只存在“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文革就停留在反地富反坏右、抄家那种层面。这样的运动，或许没有那么多“揪斗走资派”事件，但中学里必定有大批学生被排斥在外，而这不会是毛泽东发动文革所愿见到的局面。 有一些当年的老红卫兵对丧失文革初期的那种特别地位有许多怨愤，并因此认为自己是被“利用”；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偏激的情绪。我认为，老红卫兵“破四旧”抄家这些行动，并不是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的初衷，他写信支持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动机是支持群众起来参与文革，而那时的清华附中红卫兵们也还没有搞抄家，血统论也没有形成。后来老红卫兵们迅速变成只维护自己的利益，甚至搞武斗，应该令毛泽东感到失望；因此他不再钟爱老红卫兵，在文革的演变中转而用军队、用工人来稳定局势，实在是种意味深长的变化，也是形势促使的变化。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对自己从“老红卫兵”转变成造反派，并没有懊悔的感觉。我不认同“主义兵”的思想倾向，那个时候我也不欣赏当“逍遥派”。然而，我也觉得，造反派确实有“唯我独革”的毛病；而当时中学生们大多是二十岁不到的年青人，血气方刚，“粪土当年万户侯”；这致使文革朝着派性对立、互不退让的冲突发展，直到１９６８年七月首都工人宣传队进入大学，才结束了群众性的暴风骤雨般的运动场面。王勇的遇害，也是这种派性尖锐对立的直接结果。当时我们虽然也说自己有缺点错误，但我们这些“八、九点钟的太阳”、“革命小将”身上究竟有哪些不足，我们那时根本没有想过。只是在回头看自己年青时期的经历，才能察觉到那些冲动、不顾一切、缺乏理性的弱点，在一个理论指导有根本缺陷的政治运动中，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当我想到这一层时，就感到自己作为一个学校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非常内疚。 许多历史的教训不可忘记，我们为文革付出的太多太多，应该从自身的错误中学习。在刻意制造的遗忘面前，我们要留住自己的记忆。
1967年夏季，红卫兵运动达到高潮，伴随红卫兵运动的文化文艺活动开始活跃起来。 八一红反团在1027（王勇遇害）事件以后，在袁伟英的筹划下，接连出了四期以“八一风暴”命名的四开纸的小报。 在广州，文艺演出也层出不穷，最有代表性的是广州主义兵的大型歌舞《红卫兵万岁》和旗派的《红卫兵战歌》。 《红卫兵万岁》主要在第一工人文化宫演出，《红卫兵战歌》一直在人民公园的劳动剧场演出。 《红卫兵战歌》67年秋在省艺术专科学校筹备时，我们红反团张江、曾小森、樊志军等就在那里参加了合唱团的排练。张江的母亲曾任省艺术专科学校校长，父亲是军区战士歌舞团政委。我们学校的音乐教师谢恒声也是从军区战士歌舞团出来的。68年2月我去劳动剧场看他们演出时，17中的一个女同学，曾在军区战士歌舞团参军服役过，当时是《红卫兵战歌》的负责人之一。当她知道我是八一中学红反团负责人时，希望我留下来参加《红卫兵战歌》的保卫工作。我当天就没有回学校，和其他参加演出的同学一起住在剧场右侧的展厅里。 我记得演出是售票的，好像是收一角钱，场租费、水电费是要交的，余下的钱除道具和演出的化妆品开支外，只够每人晚场结束后在公园内的小食部按预定的享受一碗红豆粥。我们这些半大小子感觉不够，自己掏钱买一个五分钱的面包，如果再加1分钱，则可以买一个酥皮的。 此时是《红卫兵战歌》演出的鼎盛时期，由于有“珠影东方红”和“广州部队文艺兵”等造反派文艺工作者的帮助（其中邀请指导排练的导演中，有些人参加过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广东演出团近一年的演出），创作水平，表演和演奏水平都很高，作品的内容则包括了造反派红卫兵从产生到被毛主席肯定的全部历史过程。 《红卫兵战歌》有一个近百人的乐团，好多是原来市里的中学生乐团的，也有各个学校乐团的，我认得的有离我们学校比较近的省实验学校的学生。乐团的主要乐器就值十几万，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字，《战歌》领导告诉我们这是要保护的主要对象。 打天幕的幻灯设备，据说是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用的，设备可以近距离的打幻灯片，当时在国外还没有。《战歌》领导告诉我们注意保密，特别不要给港澳来的人员看到。 1968年2月22日，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军队和地方主要领导有：黄永胜、邱国光、阎仲川、黄荣海、陈郁、孔石泉、王首道、陈德等；红卫兵群众组织的代表中有旗派的高翔、武传斌、林昌文3人和地派易作才等人。 此时对于我们在《红卫兵战歌》的造反派红卫兵来说，并未意识到在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应该转立场，消除派性，实行大联合。 68年三四月间，八一中学大部分同学参军，杨秋元去了驻河南省某部，袁伟英去了驻惠阳某部，张江去了广空高炮部队，樊志军去了兰空某场站。对于这次部队子女大规模入伍，社会上出现一些非议，特别是其他同学只有走上山下乡这一条路时，认为这是一种特权。 我虽然因种种原因没有入伍，但我对这次部队子女入伍是持肯定态度的。因为在当时两派冲突的情况下，不是他们伤害另一派，如（王勇遇害事件），就是被另一派报复遭到伤害。67年4月和8月，周总理在广州两次谈到部队子女教育特别是对广州主义兵的教育问题，要求军区领导管好自己的子女，不要使大部分人犯错误。当革命委员会已经成立，文革将要在革委会领导下进行，两派已经联合；但大学中学小学又尚未开学的形势下，把子女送入部队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当时广州两派的摩擦还时常发生，６８年５月２２日海珠广场供电局武斗，白鹤洞５月３０日２２中武斗；到６月３日更发生了中山大学火烧物理楼（十友堂）的武斗。 当时《战歌》是没有武器的，参加保卫的人员只有一根自制的钢管，是从旧自行车上锯下来的，平时就放在睡觉的地方，没有带进演出剧场。 抢枪之风再一次在广州蔓延，《红卫兵战歌》也曾组织过一次去空军部队的抢枪，由于部队早有准备，并没有得逞。经过策划以后，十几个女同学采用贴身战术，抢了在文化公园对面南方日报大厦门口执勤的6968部队战士的半自动步枪一支。 文化公园斜对面就是有名的沙面岛，由于广州远洋总公司设在上面，那里也是远洋公司地总的总部。有时发生两派的对射，有一次晚上9点多，我和曾小森及另外两名同学在文化公园外围巡逻时，在沙面旁边的新海珠桥头，被十几个端着木把冲锋枪的沙面地总捕获，分别在沙面江边的大榕树下进行审问。我声称自己是合唱队的，因为饿了，出来找吃的。当对方得知我是八一中学的学生，并且父亲是南海舰队的干部时，对我态度有很大转变，对我进行一番教育后，先放了我，但不准我直接回文化公园，要我上桥，通过河南，经海珠大桥回来。下半夜2点多，我才回到文化公园。曾小森和另外两人按我的路线回来时，在河南又被主义兵抓获，第二天下午才被放回来。后来我想，地总对我态度转变，可能其中有在海军服过役的，因为海员中有一部分是舰艇部队退下来的战士。自此，我们外出就比较谨慎了。 6月份，《红卫兵战歌》曾到肇庆演出两场，这是唯一的一次离开文化公园劳动剧场的演出。我抽空游了肇庆七星岩，那里平静的湖光山色与市内两派剑拔弩张的架势形成鲜明的对照。 经过肇庆专署的大门时，我想到这是王勇的父亲苏汉华任职副专员的地方。我知道苏伯伯是受杨尚昆窃听案牵连遭贬的。十年后，我在内蒙航天某厂工作，听说了杨尚昆复出和习仲勋主持广东工作，我便留意苏伯伯是否复出担任重要工作。也许是苏伯伯身体的原因吧，没有看到这一点。 ６８年7月3日，中央批转解决广西问题的报告。部队开始扫荡广州市仍然存在的少数造反派武斗据点，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中学造反派红卫兵被部队战士开枪打死。在这之前，《红卫兵战歌》主动把抢来的那支半自动步枪交了回去。 7月底，武传斌因在北京组织全国性造反派组织，被周总理严厉斥责，回广州后造到拘捕。 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传达毛泽东指示：“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很快，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全国各大、中学校和各机关、团体，开始了对这些地方的领导，自发的群众运动开始逐步受到控制。 8月份随着大部分演出人员回校，《红卫兵战歌》宣布解散。
1968年12月21日，毛泽东发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 我和司东升、曾小森是最后离开八一中学的。曾小森回陕西阎良他父亲任职的西飞公司，我和司东升在位于河南马榴岗的海军招待所搭军车回南海舰队。因在老家的祖父母年事已高，需要照顾，我遵照父亲的愿望，１９６９年春节刚过，就回到河北省饶阳县五公镇杨各庄村下乡，72年又转去母亲的家乡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毫沁营镇沙梁村下乡。司东升进入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在湛江的农场。曾小森回陕后，先下乡，后参军。由于我和司东升是中小学十二年的同学，他是我唯一没有中断书信联系的校友。 离开的前几天，我们向初中班主任王衡昌（另一班主任赵本炎因避祸在广州郊区居住时和女儿落水身亡）、高中班主任杨清、郑千一辞行，因为当时还笼罩在文革的阴云中，没有说过多的话，只是互道珍重。 同学中唯一没有离开学校的是我们同班的孙江东，他是八一中学毛泽东主义兵负责人之一，他留校作入学新生的辅导员。 1975年，随着知识青年返城的浪潮，我被选调进入航天工业部第四研究院工作。 1991年8月，突然接到同班同学于中原的电话，电话是从他们在沙河省军区九重天餐厅聚会现场打来的，在电话里，几个同学问了我当时的情况。随后接到于中原来信，她是和我恢复书信联系的第一个同学，邀请我有机会回母校参加聚会。随信还寄来当时聚会照片。 在八一同学一再邀请下，聚会的事终于有望。97年3月17日我从内蒙来到广州，下榻在新港西路司东升任党委书记的海军第三职工大学。中午杨秋元邀请我和于中原、司东升及夫人进行餐叙。这时于中原任解放军157中心医院副院长，杨秋元下海经商。 下午，司东升陪我去黄埔长洲岛，62年以前，我父亲在此岛海军部队工作，这里是我少年生活的地方。 3月18日，专门为我回穗举行的聚会在沙河省军区某宾馆进行。同一年级80多个同学，到了50多人。和张江、樊志军也见了面，一个是华南电子进出口公司器材处长，一个是某医药公司办公室主任。我原来想，一些同学应该在军界有所发展，但当时大都退了下来，特别是男同学，没有一个在部队了。面对曾经对立两派红卫兵们，真是“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而今岁月东流，韶华已逝，但额上的皱纹里当藏有对当年红卫兵运动更深刻的思索。杨秋元前一天和我见面之后，即去湖北处理自己的业务，没有参加集会。遗憾的是，这次聚会没有留下全体合影。 3月20日，司东升陪我回已改为广州师院附中的母校，我高中原来的数学老师，刚从校长岗位退下来的刘伟明老师和何书记（我同班樊志军的夫人）接待了我们。履行了同学会的手续，参观整个学校，会见了相关老师。
2009年10月16日，我乘火车从呼和浩特第二次回到广州，参加18日广州八一中学（含附小）56级小学、62级初中、65级高中同学聚会。此时的我年已六十二岁，两鬓飘霜。 司东升、邱可夫（袁伟英丈夫、八一校友）接站。中午我入住农林下路空军的金鹰大厦，下午去司东升新居，晚上东升夫妇招待广州特色小吃烤蚝。 17日，我想约樊国军爬白云山，可惜拨了9次电话也未通，我只好一个人去了。上山顶公园，看了碑林，喝了九泉水，再登顶摩星岭。只见万木葱茏，人流煦煦攘攘，一幅生机勃勃的画面。四面望去，只见松涛滚滚，云雾缭绕于黛山葱绿间、半壁皆素的景象。毕竟一个人有些孤单，我不由地回想1967年11月15日，为庆祝红反团成立一周年，大家畅游白云山。中午在山上野炊，晚上下沙河吃粉，那已是四十多年前的往事。 18日，八一中学校友们按计划在三元里社会主义学院聚会。此时袁伟英是省商会常务副会长，因为她原任省委统战部干部处长，社会主义学院是统战部下属的机构，所以把聚会安排在这里比较方便。会上除广州同学以外，又见到从沈阳来的宋新华、武汉来的王律奉、西安来的曾小森，一起从海鹰升入八一中学的8人中来的有司东升、邓安露、赵冀、陈建国。 这次聚会的时间是08年10月18日聚会时确定的，并决定【甲子情缘纪念册】一书的编撰，这时《甲子情缘纪念册》已经完成，它凝聚了编委会历时一年的心血，达到了相当专业水平。在174页中除集体照之外，每人有一个页面。这次在广州的活动，由编委会全程陪同，更加深了我们之间的友谊。 19日，应曾小森提议，去华师附中探望原班主任郑千一老师。 郑千一老师出生于我国宋代著名理学家周敦颐讲学的地方，湖南邵阳市隆回县。郑老师出身书香门第，一家四世，历经百年，共有80多人从事教育事业。1950年郑老师从中山大学化学系毕业，我们在校时，除担任我们化学老师外，还是我们班主任。后来郑老师和丈夫王念一起从八一中学调入华南师院附中。 文革初期，郑老师受到迫害。我读到有一段网文谈到这件事： “文革”期间，郑老师因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而遭酷刑。她剖腹产下女儿仅7天，便被造反派揪去批斗，他们故意往她身上浇冷水。肚子上的伤口发炎，剧烈的疼痛折磨得郑老师直撞墙。最让郑老师揪心的是，造反派称其女儿是“老子反动儿混蛋”，是个“孽种”，扬言要摔死那仅出生7天的无辜的生命。为了以防不测，郑老师的丈夫连夜翻墙将女儿寄养给别人。没想到在别人家长大的女儿至今与郑老师仍有说不清的隔膜。郑老师感慨此生：“撕心裂肺当母亲，呕心沥血做教师”。 上面这段文字，有一点说的不对，那就是郑老师并不是被造反派揪去批斗，因为那时是运动初期，当时造反派还没有出现。再说，造反派是反对“老子反动儿混蛋”这种血统论的。 当郑老师挨整时，我和其他一些班干部曾偷偷去看过郑老师。四十多年以后相见时，郑老师抱住我说的第一句话是：“鉄扣，要不是你当年安慰老师，老师今天就见不到你们了”。如今，郑老师已离休（49年在湖南读书时参加革命组织）多年，她把自己几十万元的积蓄拿出来，自费印书，进行国学教育。现在她仍带着满身的疾病，拖着一条极不方便的腿，为了中华经典文化诵读事业而常年地奔走于全国各地。 19日下午，汽车绕道沙面，67年我和曾小森在《广州红卫兵战歌》期间，曾被在沙面的海员地总抓秿，在江边一棵大榕树下进行审问。旧地重游深感我们当年的幼稚，陪同我们并给我们摄影留念的黄向南，他的父亲是我们造反派当年对抗的军区主要领导之一，时任军区副司令员、省军区司令员、市军管会主任。 和我一起从海鹰小学考入八一中学的林敬中没有参加前一天的聚会，参观黄埔军校的同时，在海军烈士陵园，我们拜竭了林敬中父亲、全国战斗英雄林文虎的墓地（50年5月24日，林文虎在解放万山群岛战斗中牺牲）。 20日我在东风路军区后勤部东风大厦宴请筹委会和原年级任课老师。21日袁伟英夫妇组织部分红反团同学在海珠广场东江酒家见面。22日11时45分我在新白云机场乘机返呼和浩特。 我用自己从内蒙回广州看望八一中学校友的两段回忆作为结束，在一些读者眼中也许有点走题。我想表明的是，文革经历是我们这代人生命中的一部分，在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六八年这两年躁动的文革岁月里，尽管校友们有的是同派，有的是对立面，所幸的是，我们终能见面握手，举杯言欢。也许我们对文革的评论不尽一致，象当年我们都愿意经受革命暴风雨的锻炼一样，如今我们也都怀有丰富多彩的、有意义的度过自己下半生的共同愿望。 我的这个回忆算是描出自己文革经历的大致轮廓，搁笔时有种释然。现在网上有许多关于文革的议论，我也读了不少。我感到遗憾的是，许多评论，每提到文革中地富反坏右及其家属被迫害、教师知识分子科研人员被批判、以及党政军领导干部被揪斗，就一律说是“造反派”干的，就如我在前几段提到八一中学郑千一老师时所引用的网文那样。这是一种混淆的说法，不仅与文革史实不符，也完全无益于文革的研究。 文革的发展是渐进的，即使在开始阶段有毛泽东的指示、推动和支持，到后来已经很难用正确与错误、造反与保守来划分。比如武汉“百万雄师”，也许是在“保”武汉军区，但“反”当时在武汉力图稳定局势的周恩来的指示。“保守”组织这种急剧的转变，不仅给群众组织定性造成困难，也为中央制定文革政策、控制局势提出大难题。换句话说，群众组织对中央政策的强烈反应，造成了中央政策的急剧改变。在文革中，群众要求与中央政府决策这两者的博弈，往返时间之短，来势之猛，变化之大，方式之公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所仅见。可惜的是，对这段历史客观中肯的研究，实在太少。 一般而言，文革初期对教师们的暴力行为，应该出自于学生中的冲动、极端和好斗分子之手，不应该说是“造反派”。当毛泽东在六六年八月提出“炮打司令部”后，全国各地开始揪斗省、市和各级走资派，这时方引起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分野；但到六七年夏开始的全国各地武斗及后来两派尖锐对立，应该是两派都有责任，可以“各打五十大板”。 因此，当我全面地回想文革时，我脑子里浮出的话是：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中国共产党是靠搞群众运动起家的，毛主席一直坚持“走群众路线”。群众运动便如水，可载舟，可覆舟。即便是西方“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其政治人物同样重视“民意”。 史料称毛主席在六五年至六六年间长时间地考虑发动文革的问题，当他下定决心时，便放出了文革的滔天大潮，冲击的力量和轨迹，都不是他能掌控了。毛主席也强调“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可惜在文革中，正如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农民运动、土地革命战争、土改等群众运动一样，往往出现政策跟不上或忽视政策的问题，给过激的、无法无天的行为提供了机会，造成许多悲剧。 我当年投身于这个大潮中；还有许许多多年轻人，或是造反派，或是保守派，在其中奋力搏击。 事过四十五年，我们国家在大力倡导法制。群众运动也许在某些问题上、某些历史阶段、某些范畴里，是个有效的方法；但如我们不愿见到经常性的洪水和暴风雨肆虐一样，反复的群众运动令人胆战心惊；也如水的运行要有河道大坝那样，群众运动也需要限制，最基本的是要有法律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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