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作家没有一个是领导出来的（节录）

       ——关于父亲胡风的片段回忆

作者：晓山

来源：1990年4月（发表于《新文学史料》1990年4期）

“逝于永夏，悼于永冬”。五年前的初夏时节父亲逝去了。隆冬时节，举行了追悼会。在那段不平静的岁月里，悲痛与困惑充斥着我的胸臆。几次想提笔把心中的感受写出来，几次又打消了这念头。随着时光的流逝，记忆逐渐隐入心底，感情的波澜逐渐平息，但总有一个声音不时在提醒我：你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做。我不信上帝，神灵，但此时此刻，当我提起笔时，却真希望冥冥中有不朽的灵魂，我愿向父亲的灵魂倾吐心声，卸掉几年来负在心灵上的重担。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父亲已恢复自由十个月，但仍滞留在成都。一天，正在北京读书的我收到了他的来信：“要你替我办一件事，看望一个人。……这个人，是为无产阶级和中国劳苦人民付出了呕心沥血的感情劳动的，鲁迅以外，连我在内没有任何人做过他那么多的工作。……现在要帮助把他的血液温暖过来，把他的灵魂唤回来。”父亲让我用“诚实地愿意代表我的心情去看他。没有这个心情，或者觉得我狂妄，那就不必去了。”这个人是徐嗣兴，也就是路翎叔叔。

一个周末，我按父亲的嘱托买了两瓶“龟龄集酒”去看徐叔叔，骑车走在街上，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内心很不平静。已经二十四年不见了！对徐叔叔最初的印象是我家刚搬到北京不久，他来看我们。记忆中的他高高的个子，穿着一身志愿军军装，两道浓眉，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不时闪出机灵、诙谐的光芒。我们一起去北海，我老缠着他讲故事。他告诉我和志愿军战士们一起去前沿阵地的经历，最后还亲手一枪撂倒了一个敌人，我听得很开心，哈哈大笑。我们一起去颐和园，他和哥哥下水游泳，水一浸，叔叔那头浓密的乌发便贴在了头上，我大叫起来：“叔叔，你怎么一游泳就变得不好看了？”大家都笑了，叔叔笑得最高兴，最纵情。以后每当我想起他，脑海中就浮现出这一幕幕情景，感到他的形象无论如何与“反革命”也联不上。

联不上？无情的事实硬是把他和“反革命”联上了，而且还是“骨干分子”。以后只零星地听到一些他的情况：说他在监狱里除了吃就是睡，什么“交待”也不写；后来听说他疯了，住进医院；“文化大革命”中，听说他又重新入狱。后来怎样，就不得而知了……

我找到他家，在一个大杂院里。叔叔上街买馒头去了，余明英阿姨和女儿徐朗在家。阿姨欣喜地把我让进屋。房间只有11平方米，屋内摆设极简陋：一张双人床，一个单人铺板，两个桌子，桌上空荡荡的，没有纸笔、书籍。屋内没有相框，一张相片也没有。在那动乱的年代，我去过类似的人家，都是如此，是没有照相的心绪呢？还是更深层的痛楚不堪的缘由？

我坐在床上，听阿姨讲起她与叔叔及三个女儿这些年的遭遇……说起这小屋有段时间竟要挤四个人，小女儿只好睡桌子。说某某同志讲过，听说路翎生活条件不好，应加以改善云云。但也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正说着，叔叔回来了。孩提时代印象中的高大魁梧的身躯不见了，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驼背、瘦小的老头，满头白发，一双呆滞的眼睛只偶尔闪过一道光。余阿姨说，他平常很少讲话。可他见了我，还是挺高兴的，话稍微多了些。他也坐在床上，拿起一条卷烟纸，卷起“大炮”来。我说：“叔叔，抽烟对您身体不好。”他苦笑了一下：“是啊，可习惯了……”在他绽开笑纹的一刹那，我才依稀看到了当年那个热情、诙谐、豪放的叔叔的影子。他显得迟钝，翻来复去地问我：“听说胡风问题是按内部问题慢慢解决，是有这个说法吧？”我说起文代会上柯岩同志的发言中提到曾卓叔叔的诗，说他在一桩“反革命案件”中被株连……叔叔也一再重复地说着‘反革命案件’是带引号的，那就不是反革命案件了吧？”我们一起围着小炕桌吃饭。叔叔打开了我带来的“龟龄集酒”，喝了一些。他没有再说什么，我也不再作声。我的心痛苦地紧缩了。一九五五年出事时，他才32岁，与我现在的岁数仿佛，但那时他已崭露了出众的才华，即使他的“批判者”们也不能否认，可他今天……

晚上七点多，我告别了叔叔一家，走到街上。大都市的夜晚，即使是寒冬，也依旧喧嚣不宁。电影院周围人来人往，衣着入时的男女青年双双在马路上走着。这一切与我刚才见到的情景形成强烈的反差，使我的心情格外沉重……

我把看望徐叔叔的经过写信告诉了父亲，他很快回了信，说这对我“应该成为体会思想斗争残酷性的一课”。让我以后周末再去看望徐叔叔，“看徐叔叔之前，经过菜场，买条鱼或一只鸡以及别的什么菜带去，和他们愉快地吃顿饭也好罢。”

父亲曾对我说：“我对党是交心的！”在北医三院住院期间，《光明日报》的邓加荣、金涛二位同志来采访他，问及恢复自由时的心情，父亲说：“我一直认为事情总要有个相当的结果，所以对释放并不感到意外。……我一直相信，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不会乱打一个人，乱杀—个人的。……这些年来，我一直是听天由命，天是中央，是党，命是事实。”这篇访问记，已见到校样，终究未能发出。

父亲神经错乱严重时，发展到连我们都不相信了。一天夜里，我摸他额头有点热，想给他吃一片退烧药。药片塞进他嘴里，他又吐了出来，说：“我不相信你，不相信你的药。”我问他相信谁呢，答曰：“我相信党中央，相信政府。”许多次父亲病情发作时，只要对他说是党中央的指示，他就服从，接受治疗。—位护士问我：“他那么讲原则性，讲党性，怎么愣打成反革命了？”我只有以苦笑作答。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父亲在病中谈到潘汉年同志，父亲回忆了与他的交往，最后说：“说他是CC特务，这事不可信。他是作特工的，当然与国民党有接触。他是一个通人情的人，不象有些人，鼓眼暴睛的样子……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他是诚恳的，顾全大局的。解放初期，他当上海市副市长，是做了一些事情的。我不相信他是CC特务。”在北医三院时，一天晚上，我翻阅报纸，读到一篇华岗同志的子女悼念华岗的文章，父亲就仔细询问文章的内容。感慨地说：“他的死，我知也不知道。”然后，长久沉默不语，最后说了一句：“要让人死，是真容易啊！”父亲恢复健康后，一次在前三门的寓所，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几位同志来向父亲了解冯雪峰同志的情况，父亲思维清晰，侃侃而谈，最后不禁感叹：“抗战后，雪峰就是要搞文艺，要作为一个作家而被承认。他自己说，文艺上的地位不被承认，党内就不会有地位。实际上呢？如果在党内没有地位，文艺上的地位是空的，那是很容易被拿掉的。”第四届文代会期间，吴奚如叔叔准备在会上发言，正式提出胡风问题。周扬同志得知后，遂约见他和聂伯伯。会议结束后，我去看聂伯伯和周颖阿姨，聂伯伯说，周扬和他们谈了一个多钟头，说胡风问题如在大会上提出来，很多人不了解当时的背景及情况，容易造成混乱。这个问题年内一定要解决，这并不是唯一要解决的问题，一共有四个问题要解决（那三个是刘少奇、瞿秋白、李立三同志的问题)。胡风问题准备先由中央开会，统一思想，然后把一些三十年代的老人找来，开个百把人的会，把父亲也请来。聂伯伯说，周扬在谈话中表示，在对文学理解之深刻程度上，胡风是中国最高的，他自己远远不及。但他是一直跟着党走的，而胡风却是背离的......一九八〇年九月，中秋节前夕，周扬同志来到北医三院看望病中的父亲，告知他中央即将下文件为他正式平反。寒暄之中，周扬说道：“我们是五十年的老朋友了，对你我是很佩服的，我没有什么本事，但我一直是跟着党走的。……现在有一种倾向，凡是死了的，凡是平了反的，过去都是对的、正确的，这恐怕也不是实事求是……。”父亲去世后，我去看聂伯伯和周阿姨。聂伯伯瘦得只剩了一把骨头，但精神还好，头脑极清楚。他与我谈了一番骇世惊俗之言，最后说起三十年代“两个口号”问题，他说这实际上是错误的组织与正确的个人之争，说到这里，他笔录了一首诗给我：“赠胡风，五十年前口号提，民族革命战争旗。国防一派争曾烈，鲁迅先生病正危。当年万言名论在，凌烟诸将首功谁？介推焚死哈哈笑，思考世直脚底皮。”不到一年，他也去世了。

—九八二年隆冬的一天，丁玲阿姨请父亲去她家吃饭。父亲那两天精神不好，自言头脑昏昏沉沉，本不想去，后说去坐个把钟头。五点半，我陪父亲和牛汉叔叔来到丁玲阿姨家。除丁阿姨夫妇外，还见到胳宾基叔叔和女儿小新，祖林、祖慧和夏熊。父亲还记得祖慧，说她瘦了，她也记得当年去北京饭店找妈妈是父亲领她去的。祖林说起一九四八年在沈阳见到过父亲……丁阿姨身穿紫红毛衣，谈笑风生。父亲大部分时间很少说话，眼睛半闭着。丁阿姨说起母亲没有来（本来请她和父亲一起过来吃饭)，这时她看了看似乎处于瞌睡状态的父亲说：“陈明，你去打个电话给梅志，请她过来。”陈明叔叔刚一起身，父亲这时猛然睁开眼睛，阻拦道：“不要，不要！”丁阿姨坐在那儿把腿一拍，大笑道：“我就知道他什么都听着呢！”众人也都笑了。此情此景，至今历历在目。吃晚饭时，他们特意让父亲多喝一点山药汤，说山药补气，又燉的很烂，适于老人吃。
这是父亲回京后唯一一次在朋友家吃饭。

父亲的追悼会之前，哥哥和我去医院看望丁阿姨。老太太精神还好，只是急着想回家，在医院里住着难受，也写不了东西。她说自己要写关于父亲的文章，但这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因为她也要解剖自己，谈自己的私心杂念：“当时我就感觉到胡风要挨整，雪峰也会挨整，我就想尽量与他们关系疏远一些。我是在延安经过三查三整，知道这厉害的……”两个月之后，她也溘然长逝了，文章没有能写出来。

我所写到的这些人，可以说是中国老一代的左翼知识分子。他们曾经如同狂飙一样，震撼过中国的文坛，留下了辉煌的业绩。在旧中国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中国的知识分子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写下了不同的历史，他们各自的是非功过，自可见仁见智，审视评说。但从父亲这一辈人身上，我确能领略到他们以左翼知识分子自诩的满腔自豪感和对中国共产党的一片忠心。

一九七九年父亲恢复自由后，一次他天真地、略带炫耀地对我说：“我们这些人，不懂得世故。”我后来对肖军叔叔讲了，他喟然长叹：“真是迂不可及呀，这难道也值得夸耀？不懂世故，这并不是你的光荣。生活在社会里，就应懂得世故。丁玲就说过肖红，‘我真不懂，一个作家怎么可以这样天真，不懂世情’……”父亲不懂世故，但他理解生活。

记得平反后，父亲落实了工作单位。当时他还在医院里，每天都要把户口簿、粮本、工作证装在兜里。换衣服时，就把这些证件塞在枕头底下。他并不只是重视这些证件，而是珍惜一个公民的身份，他已经二十五年没有这种身份了。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六日，正值阴历十月初二，父亲八十岁的生日。母亲想借此机会让一些经过劫难的朋友相聚，热闹热闹，于是分别写信约他们到家中聚会。父亲对此事一直不甚赞成，那天中午我回家，只见他嘬着腮帮子，紧闭着嘴，一脸不高兴。

下午，朋友们陆续来了。父亲坐在那儿，一开始还是不愿讲话，有时朋友们问些什么，他干脆摇头。我扶他去厕所时，他还有点生气，对我说：“搞这套干什么？什么事也不跟我商量。”但随着朋友们一个个到来，他的情绪也就逐渐好转。当冯白鲁叔叔来了，问父亲：“认识我吗？”父亲满面笑容，一边握手一边说：“当然认识。”卢玉阿姨先到，他马上问：“谢韬呢？”晚饭后，大家围坐在客厅里，热闹异常，朋友们难得这样聚会在一起，交换地址、电话，互通信息，谈论当前的新闻……父亲坐在中间，看上去是一个表情正常，少言寡语的老人。人们在谈论各自的生活、事业，而父亲由于健康原因，实际上已与外界生活隔膜了。但当他看到这些他早年扶植、帮助过，后来与他一起受磨难的人们，今天又都抬起头，在各自的工作中发挥作用，恰如严寒折磨过的老橡树，春天来临又萌出新芽，蓬蓬勃勃地生长，他由衷地感到欣慰，心情是舒畅的。那个晚上，他虽不多言，但默默地看着，饶有兴味地听着，脸上有时也绽出笑容。

路翎叔叔的遭遇是父亲最为痛心的。一次，路翎叔叔寄来他本人为《路翎小说选》写的序言，五千余字。父亲看了，我问他的意见，他摇摇头说：“解释的不清楚，……退化得很厉害。”又过了一会儿，他低声说：“真可惜。”一九八〇年在北医三院，父亲与路翎叔叔重逢。后来他在日记中写道：“二十五年才再见，只零碎谈点生活情况。面形大变，在路上见到，都不会认识。真是和往年通身放光的作家路翎如同两人了。”

平时在家中，父亲端坐在那里，象一尊雕像，威严，凝重，面部似乎毫无表情，但实际上，他的大脑在积极地思考，紧张地活动。他虽很少接触外界社会，但来访者的言谈，我们平时的闲聊天，所有这些信息，他都摄入脑内，加以消化，转为自己的思想。

一次，父亲感慨地说：“中国解放以来，出了这么多的文艺官，这在世界上恐怕也是独一无二的。......提出加强领导、防止自流这样一个怪口号。名作家没有一个是领导出来的，都是自流出来的，从群众中流出来的。”丁玲阿姨与陈明叔叔来看他，大家谈的很高兴，他们说起某人现在也没有什么资本了，父亲突然冒出一句：“要资本干什么？有关系就行了。”众人哗然，陈明叔叔一个劲地说：“你行啊！还能跟形势。”

一九八五年一月，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选举理事时，父亲也出席了。从二百九十位候选人中选二百二十名理事，父亲认为自己多年来与文艺界隔绝，不了解情况，所以一个也没选，交了“白卷”。姐姐让他把熟悉及知道的人写上，父亲决然地说：“那样不好。”

一九八三年秋季，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出《胡风评论集》，约父亲写“后记”。他为此倾注了全部心血，每天早饭后从八点多钟一直伏案写作到十一点多钟，下午从三点又工作到六点，晚上从七点一直写到九点，每天八个小时的工作量，四万多字的“后记”，他仅用二十多天即写就了。

我看了“后记”，感佩之情油然而生。一些理论文章的历史背景及写作经过，交代得清清楚楚。一些过去阐述过的理论观点，这次不用参考任何材料，又系统地写在这个总结中。这不仅反映出他思想的一贯性，也说明他的文章是带着感情写的，是心灵的呼声。

我们向父亲提出，“后记”中有些内容还不宜发表，有些提法可再斟酌。他认真地听了，但表示不准备采纳我们的意见，他愿把稿子交给编辑，由他们决定，他尊重编辑的意见。

“后记”的发表，颇费一番周折……

一天我陪父亲散步时，他说：“‘后记’不要了，好不好？”我告诉他，这样正合某些人的心愿，如能把主要部分交给读者也就可以了。他感叹道:“一句老实话都不让你说，这就没有办法了。”

我问父亲，如何能在事业上有所成就，答曰：“全心全意去做。要先求实，就是了解，弄清事实，再求是，即分清是非。”在与父亲的接触中，我感到，他确实是这样做的。在追求真理的进程中，他是全心全意，毫无顾忌的。在《评论集》“后记”中，他倾诉了自己的肺腑之言：“当时比较优秀的作品，大多数总是反映了人民的生活和斗争的，有的作者还有某种组织关系，但我并没有因此放弃原则，采取不符合实际的‘捧’的态度，这招致了认为‘自己人可以马马虎虎’的人们的不满。但我以为，对自己人更应该采取严格的态度，这才能够使彼此间的友谊成为追求真理（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动力和保证。否则，‘自己人’建立在什么原则上，有什么必要成为‘自己人’呢？”在实践中，他正是这样做的。由于他的坚持原则，再加上不懂世故，说话有时刻薄，不肯宽容，结果得罪了不少人。他的“爱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的偏激态度也易于招怨。但他不会谄上欺下，不会落井下石，更没有用人血染红顶戴，踩着别人向上爬。

父亲不仅有着全心全意为艺术真理献身的精神，也有着我们这一代人无法理解的赤诚之心。父亲对党的感情，是痛苦与爱交织在—起的，有着极其深蕴的内含。他是在旧中国的黑暗、腐败中，找到党，追随党；又在解放初的万民欢腾、朝气蓬勃的局面中感情得到了升华。在二十四年的与世隔绝中，他将这种活活泼泼的、新鲜的感情保持了下来。当然，也掺进了不少痛苦与辛涩。研究这样一种“复杂”的心态，将有助于我们认识那一代知识分子，认识当时的时代、政治局面怎样影响一个人的命运。

与父亲相比，我感到了自己的渺小。父亲平反后，政治地位和生活待遇得到较大的改观，这也必然惠及到我们。地位的改变易使一个人迷失本性，有人对我讲:“我头一次见你时，感到你身上有极浓的平民气息，但以后每次见到你，都感到你有变化。到现在，这种气息一点也没有了。”我听后心头一震，细细审视自己，不得不承认这话有道理。但父亲的精神可以说已超越了盛衰荣辱这些俗念，紧紧系之于他所眷恋的文学事业之上。楼适夷伯伯曾说过，有一件事给他印象很深，父亲出狱后写给他的第一封信，只字不提自己这些年的遭遇，通篇讲的是文艺界的现状与问题，你楼适夷有责任如何如何……

一位朋友写信说：“我不能理解他们，包括我们的父母，苦了一生，怎么还豪情满怀？”我们缺少些什么呢？

有人曾问过我：你们老头吃了这么多苦，可除了他的文艺理论以后可能还有些专家研究，下一茬年轻人还会知道他吗？

我说什么呢？

我想起一九七九年初，父母刚恢复自由，我去成都看他们。春节前我们一起去公园玩。那时刚刚“解冻”，人们心情舒畅。公园里一群青年在空地上弹着吉它，唱着歌，翩翩起舞。父亲看着他们，良久，沉思地说：“人们确实是自由多了。”我想起开第四届作代会时，一位著名的中年作家来看望父亲。他真诚地对父亲说：“你们老一辈人把苦吃够了，现在我们中青年作家才能享福。”不错，未来的一代人也许不会懂得“胡风案件”的真正内涵，他们中许多人也不会知晓胡风这个名字。但是成都公园里年轻人欢快的舞姿；儿子脸上无忧无虑的笑容；新一代文艺工作者身处的截然不同的创作环境……这一切不正是父亲及无数在过去年代中有惨痛经历的人付出极其宝贵的代价才换取来的吗？

“人类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鲁迅）

父亲虽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光阴，健康，事业……），经受了难以想象的精神上的痛苦，但只要时代在前进，历史在发展，胡风这个名字即使将来被人遗忘，又有什么关系呢？

想到这里，我心安了。

我不相信有不死的灵魂，但我相信，父亲得到了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