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的故事】：

顶替篇

（6）我认识了谁是真正的朋友

想了很久，我还是打了一个电话给阿龙。这么多年来，他始终不太愿意与我们一些知青朋友聚会。个中的原因我多少知道一些。我请他也说说关于当年回家的话题。

阿龙是这样说的----

你是知道的，我在第二次探亲回到上海以后就再也没有回云南农场过。好像是1974年吧，我在回家探亲的时候就准备不回来了。我在暗地里把该处理的东西都处理了。我是忍受不了那里的生活，要吃的没吃的。每天这样强劳力的工作谁受得了，还有那些什么连队干部，天天像催命一样地钉在你的后面。包括那几个我们知青当中提拔起来的干部，我最看不起。现在还像啥有介事地搞什么知青活动，好像那个时候他们都是一个个好人。也不去看看自己是怎样混上去的。唉，不是我不愿意和大家聚会，我讨厌这些人。那时他们都会巴结领导，会打小报告，害的我好惨啊。

我回来以后，决心不回农场了，家里的大人一开始不同意。我的爸爸生来胆小怕事，一辈子当个小职员忍气吞声的过日子。我上山下乡那年，开始我就是不走。学校里那几个红卫兵的头头跑到我爸爸的单位里告状，吓得他赶紧同意我上山下乡。我的妈妈老是骂他“胆小鬼”。后来我的外婆知道了，到底是在解放前就读过书的人，有胆识、有办法。她让我的妈妈带我到了我的老家宁波的乡下，住到我的舅舅家里。外婆还说，你就在那里住下，一切开销由她来。舅舅见他的母亲发话了，哪敢不从。再说舅舅当时在公社里有一官半职的，谁会来找麻烦。于是我就在那里一直生活到大返城的时候。那时，你们都以为我失踪了。其实，真的离开了大家，有时怪想念你们的。我在那里大约有五年的时间。在舅舅的保护下，我一直在一家社办工厂里上班，每月有些收入。就是没有户口，心里真的很难受的。据说，农场还来过信，要求我回去，还说要处理我。这些信都被我的外婆撕掉了。

到了大家都可以回家的时候，我写信回农场要求办理顶替我父亲工作的手续。我不想多说了，那些所谓的知青干部们理都不理我的信，最后他们一个个都跑了，跑的比我们都快。是阿林他们这几个兄弟帮着为我办了顶替的手续，我终于在上海报上了户口。回家的时候，我认识了谁是真正的朋友。我还是要说，那些靠打小报告混上去的人，到了关键的时刻一个个都原形毕露了，都是小人！

阿龙顶替父亲进了现在的单位工作，结婚生子，日子过得一般。由于生活的观念不同，他后来与比他小十岁的老婆离婚了。阿龙带着女儿过，女儿大学后已经工作了。

阿龙说：想想我们当时在云南的时候，大家那样纯洁无暇的相处，我真的很怀念的。我现在办了提前退休的手续。这样，我可以在原来的单位领一份工资，我再到朋友的私人工厂打一份工，日子过得还可以。

 

（7）为了爱，就是不去盐城插队

说到回家，我们都知道阿君的事情。那时在农场的时候，她家里为她办理了转到江苏盐城插队的手续，她就是不肯走。因为她与小金谈上朋友了，两个人爱的死去活来的，就差办个手续结婚了。为了爱情啊，结局则是有点令人意外。

阿君说----

说起回家的事情，我真是一言难尽啊。你是知道的。那时我在云南和小金谈朋友，我们相处的很好。直到今天我还是很想他。可是，我的父母死活不同意。他们对于我违背他们的意愿，坚决不去盐城插队的事情已经是恨得咬牙切齿了，加上他们得知小金的家的出身不好，更是以断绝关系来威胁我。那时我的压力真的是很大的。其实，什么出身不好，就是小金的家里是什么"海外关系"，他的一个叔叔在台湾，是随着国民党的部队跑到台湾的。听小金说，他的叔叔是一个专门搞电台技术的人。这样的事情在那个时候还了得，绝对是有问题的家庭。而我家是工人成分，怎么可以与这样的家庭子女结婚呢？

家里的重压我还能够顶住，还有我们连队里的一些人。那些连队干部，特别是那些我们知青中当领导的人，我最看不惯了。他们是接到我的父母的信一次又一次找我谈话。拿什么入团来压我，还说要批判我，再把小金调到很远的新建连队。由于我的原因，我把小金害苦了。其实，我为什么爱小金？他人好，又能够刻苦学习，知书达理的。在我们这些知青中，他在私下里与我交谈的一些话，对于当时局势的看法，真的太有水平了。这样的人我不找还要找谁？我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了，与小金理智地谈了几次后我们分手了。一直到大返城的时候，我是顶替我的母亲回来的。

阿君回来后一直没有见过小金。她进了街道的工厂。后来嫁给了一位工人，是一位曾经在江西插队的老三届上海知青。九十年代中期，阿君夫妻双双下岗。已经是一家国有大型企业里担任主要领导的小金，为他们夫妻俩介绍了现在的新工作。

阿君说，我的父母也感到十分后悔，对不起我，这也不能怪自己的父母。我自己在那个时候也是没有脑子的。我不是说我要旧情复发，这也是不可能的事。唉，要是当年我与小金结合呢？当然，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假设的。

 

（8）顶替了，但是干不了

每次知青的聚会，阿宏的心情总是不好，一幅心事重重的样子。我们都知道他是顶替母亲到一所小学工作的。在那个时候，我们都很羡慕他的这份职业。在我们一起回来的知青中，他是最为幸运的。说起回家的事情，阿宏说自己没有什么故事可讲。很简单，收到顶替的调令，打起行李回到上海。就是"顶替"这两个字一直是阿宏心中的痛！

阿宏说----

能够顶替自己的母亲到学校工作，这在当年是多么开心的事情啊。好一点的是进了工厂，干各种各样工作的都有。差一点的有什么生产组的。那时我是带着喜悦和兴奋来到学校报道的。

我报到以后，校长问我能干什么？我一没有文凭，二没有知识，总不能误人子弟吧。我想了半天，只好对校长实话实说，我做些后勤工作吧。于是我就在学校干起了总务，一干就是二十年。真要命，现在都用电脑了。我是一点也没有这方面的知识，最后人员一调整，我只好去管门卫了。我是心平气和的，总比下岗好。再干三年不到我就可以退休了。现在想想这一生走得不容易。我们是69届的中学毕业生。要说"老三届"我们轮不上。人家老三届毕竟在中学里好歹读过一些书。我们呢，66年小学毕业就碰上了"文革"，到了67年底是按照地区统一分配进了中学。一直到70年上山下乡，在中学里没有读过书。有的是什么学工学农。我们是没有知识的一届中学生。到云南以后，怎么可能学知识，每天的劳动已经叫你够受的了。好不容易回到了上海，面临的是工作，结婚等一系列的事。当然，我们中间也有人回来以后读了业余的大学，现在是享用一辈子了。可是这真是极少数啊。你们会说，在学校工作，怎么不去读点书混个文凭。唉，我的脑子天生就是笨。不是没有去读过。从高中开始补齐，就是考不出。那个数、理、化，它认识我，我是什么也不懂。我们在中学的时候哪里学过？加上家里的事实在多，结婚以后，四个老人一一为他们送终；儿子先天身体不好，跑医院是家常便饭；爱人很早就下岗了，摊上这么一大堆的事，这二十多年也就过去了。

阿宏说，不怨天，不怨地，就怪自己不争气。要是我也像你，有个大学文凭，现在混个老师当当是没有问题的。不说了，我们摊上了这样的年代，自认倒霉吧。但愿我们的下一代好一些，但愿我们的国家再也不要折腾了。

阿宏说，不想多谈这些事情了。我们这些人最大的吃亏就是没有文化，摊上了很混蛋的"文化大革命"，倒霉的是我们这些老百姓。好在今天国家走上了正轨，要不然我们的后代也要遭殃啊！

 

（9）梦寐以求回家

她是我们这个连队里唯一没有随大返城的浪潮回到上海的女知青。理由很简单，她嫁给了老工人的儿子，在云南的东风农场"扎根"了。小琴，女，今年57岁。1970年去云南农场。前几年在农场办理了退休手续后，在兄弟姐妹的帮助下，终于回到了上海。她的儿子已经在上海就业了。一家人在上海安家团聚，是她最大的心愿。丈夫多年积劳成疾，生病在家休养，全靠农场给的一点病假工资和小琴的退休工资过日子。说到回家的话题，小琴与大家有些不同。她渴望回家，但无力回家，一直到终于回家，这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她自己知道。

小琴说----

那时我们真的不懂事，谁会知道以后可以回上海的。要是知道有这样的一天，打死我也不会在农场结婚的。这些都不说了，反正我的命苦。

大返城那年，我最难忘的是1978年的春节。我们连队里冷冷清清的，一下子走了这么多的知青，就剩下十几家老工人。那时，每天上班时，上山的路上只是一些老弱病残的人了。春节前学校放假了，一些老工人的子女在担心春节以后开学谁来教他们读书。你们倒好，屁股一拍就都走了，我们留下的人真的苦极了。不仅是生活上的苦啊，还有心里的苦。不管怎么说，你们都在的时候，再苦也有个知青的伴。你们走了，我们三个留下的知青只好相依为命了。当时你们大返城以后，农场里一下子冷清了。学校没老师了，拖拉机没人开了，医院的医生不够了，这时大家都会说起知青在的时候的好处了。可你们都在的时候，那些领导怎么就看不到呢？你们一走，知青就留下几个了，连队里的人都很怀念你们。大家对我很好的。就是我太想你们了。我还是照样干我的工作，心里实在不是个滋味，这是你们体会不到的。现在想想，我们这些人很苦的。我回来以后，好像是乡下人进城，什么也不懂。有时心里在想，我还是一个上海人吗？真的，我太希望大家经常聚聚，我们能够聚在一起的时间也不多了，不管怎么说，我们曾经在一起上山下乡过，一起吃过苦。

我永远忘不了那年的大年三十晚上，我是整整哭了一晚。自从来到云南的东风农场，我还是头一次这样嚎啕大哭的。那些年，我也多次想回家。我们都是无依无靠的工人子女，没有靠山、没有后门，只好在这里等下我去。后来你也知道的，我与他谈朋友了。家里是极力反对的。这有什么用呢？你们能够帮着我回上海去？没有，讲什么屁话。好歹自己的公公还是一个连队干部，总有个照顾吧。结婚了，我彻底死了回上海的心。而当我看见你们终于熬出头了，可以回家了，你想想我的心里是多么难受啊。就像70年我们到云南的时候，我太伤心了。怪谁呢，谁叫我嫁给了他。我的命就该在云南了。那时你们还在，大家都是一个学校一起来的，好像也感觉不到什么。你们一走，我好像一下子失去了靠山一样。这么多年来，好在老公对我还不错，总算熬过来了。

小琴终于回到了上海，回到了家。她是拿着农场给的800多元的退休工资回到上海来了。这点收入对于她来说是唯一的生活来源。好在她的儿子已经工作了、结婚了，还生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孙女。日子过得马马虎虎的。

小琴说：我在上海的生活是很难过的。上海这样高的生活水平实在是吃不消。要是回到农场去，马马虎虎还可以过的。但是我从18岁离开上海，到今天回来，我的一切都给了云南。现在可以抓住最后的机会，再过过我梦寐以求的上海的生活，再苦也值了。连队里还有2个知青没回来。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身体也不好。有时间你们回去看看他，挺可怜的。

 

（10）阴差阳错，我能怪谁？

她曾经是一个才女，一手漂亮的文章加上一手秀丽的文字，足以说明她的文化水平在我们这些"小学本科生"里是出类拔萃的。阿娟，如今已经退休了。她的户口还在安徽的一家工厂里。一个人回到了上海，借了一间8个平方米的亭子间居住。

阿娟说----

当年我们一起乘上火车离开上海去了云南，那个时候什么也不懂。说句笑话，我那个时候认为男女坐在一起就会生孩子。所以在火车上我是死活不会和男同学坐在一起的。

在农场这些年，我们渐渐长大了，也渐渐懂事了。说到回家的事情，我是有苦说不出啊。那时，我在农场，可能是我会写写画画的，连队里的领导就叫我当文书。后来分场的小学校校长坚持把我调到学校当老师。与大家相比，我是太阳可以少晒一些了。但是我的心里一直在想，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离开这里。因为那时真的不懂事，刚来农场的时候，还把这一切当做是中学里的学农劳动。总以为在在这里待上几年就可以回上海去了。没有想到要在这里"扎根"啊。真的，做梦也没有想到。

我的命真苦！1978年初，父母来信说为我在安徽找了一个对象，是铁路机修厂的工人。只要结婚就可以把我从云南调到安徽的工厂去。我没有犹豫就同意了。从此我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变化。要是知道再坚持一年就可以和大家一起回上海了，我怎么可能走出这一步呢！谁会料到一年以后，我们知青会起来造反要求回家的！要不然，我也可以顶替我的父亲到上海工作的。可一切都晚了，你们大返城的时候我已经在安徽结婚了。唉，先做云南人，再做安徽人，就是没法重新做上海人了。阿娟的日子过得不舒坦。他的前夫是个酒鬼。厂里的效益很差，工资常常拖欠。夫妻生活中，前夫一句话常常挂的嘴边："要不是嫁给我，你还在云南修地球呢！"一直到儿子上高中了，他们经过多次上法院后终于离婚了。儿子归前夫，阿娟一个人回到了上海。

阿娟说：今后怎么办，我也不知道。这辈子我就这样了。我不怪我的父母，他们是好心，想把我从云南调到离上海近一点的地方。如果我遇上了一个好男人呢？唉，不说了。

 

（11）我回家只是福气好

那时，在上山下乡的过程中，国家也不断地调整了一些知青的政策。例如，一些独子就可以回城。我们连队里的阿黄就是这个政策的得益者。他在1974年享受独子政策回到上海。

阿黄说----  我比你们都早回到上海。那时你们都会为我高兴，终于可以离开云南的农场了。是啊，与你们一比我绝对是一个幸运儿。用我们上海话说，我的福气好。我是独子，其实你们也知道，我是被领来的，自己的亲生父母在哪里，我到现在也不知道。

1974年的时候，我的继父来信告诉我，按照国家新的政策我可以回上海了。接到信的时候，我可是一点也不信。我专门去农场的场部问了，他们说我是胡说八道，还告诉我们连队的指导员，说我是造谣、什么不安心边疆建设、破坏上山下乡等等。那个农场的场长王××还说，只要我在，你们知青一个也别想走！好在我们的指导员根本没有吧这件事情当一回事。主要是我干活很好的，平时从来不惹事情的。没过多久，这个政策可能到了农场，是农场的人叫我去办手续的。我终于离开了农场。走的时候你是知道的，你们都哭了。我明白，大家都在为自己的命运将来时怎么回事情担忧。那天，我也流泪了，要离开大家了。这些年再怎么说，我们有着一份感情的。都是一起来的，谁不想回家！

我回来以后，许多同学的家长都到我家里来，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大家在农场的生活情况。我都如实地告诉他们。我看得出，家长们都为我高兴，都在为自己的孩子叹息。人之常情嘛，我现在也是当父亲的人了，对于自己的子女能够不爱！好了，不管怎么说，我们都回来了，就像一场恶梦一般。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原地。只是那几个没有回来的朋友，我们不能忘记他们啊。用现在时髦的话说，他们是弱势群体的人。我曾回去看望过他们，他们的生活简直无法与我们在上海的人相比的。老了，还要上山去割胶，眼睛都看不见了还要干，苦啊。如果我们还留在那里，也许也一样的。人啊就是命！

阿黄回来以后进厂工作，生活过的平平淡淡。1995年厂里倒闭了，阿黄就去学开出租车，一直开到现在。

阿黄说，我现在的日子可以过了。就是担心自己的身体，一旦生病什么都完了。我们不能与混的好的人比，我感到最大的差距就是我们没有知识（文凭）。我们这一代人就是吃了这个亏。希望只好寄与孩子的身上了。女儿不错，考上大学。现在又考进公务员，在区政府工作。我的脸上也很光彩啊。我们就是这样了。大家经常聚聚，老实说我们聚会的时间也不多了。还能聚上十年？但愿吧！

 

（12）上海，我太陌生了

难得一次云南农场的知青朋友的聚会，组织者千方百计找到了小云。当年我们是在云南分手的。小云在父母的安排下，远嫁到江苏的一个小县城里。小云离开了云南，那时我们更多的是一种羡慕。女知青可以走这条路"回家"，而我们这些男知青只能成为"快乐的单身汉"永远扎根在广阔天地了。真可谓是天算不如人算，谁也没有想到在小云走后的一年，大返城的风暴席卷了云南各个农场，我们终于"死里逃生"地回到了家。

心头很沉重的是多年不见的小云，讲起上海话来已经显得很生硬了----

我们是一起去云南东风农场的。记得在那里，苦是苦的，但是大家在一起，是一个学校一起来的，苦中作乐。为什么我很留恋那段时间的生活呢？你们可能不知道，一个人离开了"集体"有着许多说不出的空虚。

和大家一样，到了云南以后，我们都很想回家。怎么回家呢，那时都在白日做梦、异想天开啊。记得我们看见一位"老四川"知青，嫁到广州去了，连队里都轰动了。好幸福呀，终于可以离开了。以后，那个"小北京"的父亲平反了，也把自己的儿子调回北京去了。我们那时真的是羡慕啊。但是我们却一点办法也没有。

后来我探亲回到上海，家里为我介绍了一个对象，是在江苏××厂里工作的。这还是我的舅妈托了朋友的关系介绍的。和他结婚，厂里可以把我从云南调到那里去。就是说可以离开云南了。我想都没想就同意了。再说接触了几次，这个以后成为我的丈夫的人很好的。只是家里比较穷一些。这有什么关系，以后过日子还是要靠自己的。就这样定了下来。我回到农场以后，一切顺利，办好了各种手续就直奔那里去了。那个时候，我离开农场的时，你们都很羡慕我。终于可以离开云南了。随后我厂工作，生活很平静。比起在云南的日子，那里要好多了。不过一开始很不习惯。因为在农场虽然很苦，但是我们大家在一起，总是有个照顾。一下子与这样的"集体"脱离了，无论从习惯上还是从感情上都有一个不适应的过程。好了，也算过来了。加上这些年来改革开放的变化，日子还可以。不过心里总是想着上海。毕竟我从小在上海长大的。现在每个月有千把元的退休工资，老公还在工作，家里的生活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就是有的时候会感到很寂寞。

也是一种回家的途径。在云南的农场里，这样的故事在女知青里是数不胜数的。为了离开农场，小云还是说的过去的。有的女知青甚至连男友的面也没有见过，就草率地结婚了。这以后就发生了许多悲剧。我曾在上海电视台拍摄我们云南知青大返城的纪实节目现场，听我们云南东风农场的四川知青王昌义老师讲起过，她们在回家探亲路过昆明的时候，就有陌生人来介绍男朋友，并且许诺只要肯结婚可以把女知青调到昆明。昆明，对于在西双版纳的农场知青是有着多大的诱惑力啊。可见在当时这几乎已经成为一个"产业链"了。

小云说：这次同学聚会，我实在是太高兴了。我从70年离开上海到云南去了以后，后来嫁到江苏。这以后我就几乎很少回到上海。你们不要笑我，现在我连上海的话说起来都很生硬了。要不是你们来接我，这个地方（指聚会的酒店）我都不认识。上海的变化太快了，我现在是外地人了，对这里实在是太陌生了。算起来，我在上海就是待了18年，从此就是外地人了。这一晃就是40年了。日子还可以，不过心里总是想着上海。毕竟我从小在上海长大的。

关于回家的故事，还可以讲许多。打住了，因为心里总是很不好受。我们这一代人啊，苦啊！

余 杰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