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暴行

作者：佚名

来源：新浪博客

1966年夏天，北京的校园杀戮从中学开始也在中学最为严重。1966年8月5日下午，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高中一年级的一些红卫兵学生发起“打黑帮”。被打的“黑帮”包括三个副校长和两个教导主任(其时正校长职缺)。五人的名字是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梅树民和汪玉冰。很多学生来参加。学生往这五个人的衣服上倒墨汁，给他们戴高帽子，在他们脖子上挂牌子，牌子上把他们的名字打了红“×”，强迫他们跪在地上，用带钉子的棒子打他们，从锅炉房提来开水烫他们，强迫他们挑重担“劳改”等等。经过三个小时的折磨，第一副校长卞仲耘昏迷倒地，倒在学生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还有红卫兵继续打她和踢她。后来她被置入一辆运垃圾的平板车上，停放在校门里侧。两个小时后她被推入马路对面的医院。在医院里，她被发现已死亡多时。另一位副校长胡志涛，被打得骨折。另外三个人也被严重打伤。卞仲耘其时五十岁，已经在这所中学工作了十七年。

卞仲耘是文革中在北京第一位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实际上，大规模的暴力行为在此之前，就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和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开始了。刘美德当时是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化学教员及常务副校长。1966年6月8日晚上，曾上过她的化学课的几个学生在办公室用手臂粗的木棍打她，打了两个小时，把木棍都打断了。7月底宣布在学校领导文革的工作组撤离后，红卫兵在学校“斗争”刘美德。他们把她的头发乱七八糟地剪掉，强迫她在操场上爬行，并且一边爬一边喊：“我是刘美德，我是毒蛇。”。红卫兵把地上的污物强塞在她的嘴里，还用包有塑料皮的金属条打她，这种打法伤痕不明显，但是疼痛透骨。8月中的一天，她被强迫爬上一张桌子并跪在那里。一个红卫兵把一只脚踩在她的背上，摆好了毛泽东曾描述过的“斗争”地主的姿势：“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5］由《北京日报》的一名记者照了相以后，这个红卫兵一脚把刘美德从桌子上踢到了地下。刘美德当时正怀孕。由于先天受伤，她的孩子生下来不久就死了。在那一时期，这个学校的其他很多老师也遭到残酷殴打和折磨。红卫兵学生强迫教务员李洁跪进一个抽屉里，用铁制的火钩子毒打她。李洁在两年后再次被毒打致死。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校长万邦儒和副校长韩家鳌被多次毒打。万邦儒的肾脏被严重打伤，头上的一个大伤口久不愈合。6401班(初中二年级)的学生曾强迫韩家鳌跪在他们教室的地上，全班一个接着一个，轮流用棍子、鞭子和皮带打了韩家鳌一个多小时，然后用火点燃了韩的头发。万邦儒和韩家鳌被强迫在衣服的胸前缝上一块黑布，黑布上分别写着“黑帮大头”和“黑帮二头”。他们的头发被剪掉。他们还被强迫互相打。1966年8月26日，校园里掀起新的一轮打人高潮。那天晚上，红卫兵召开全校性“斗争大会”，侮辱并殴打一大批他们认为“有问题”的教师和干部直到深夜。多名老师干部那天在会上被严重打伤。顾涵芬，一名女职员，在会上被打得昏迷过去，会后被丢在自行车棚子里，由其丈夫把她背回家去。她的一只眼睛被打得失明。新婚不久的化学教师刘树华，在“斗争会”被毒打和侮辱，会后爬上了清华校园内的烟囱顶上，跳下身亡。连该校传达室的看门老人，也遭到过红卫兵的毒打。

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写信支持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和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红旗战斗小组”。在这之后，暴力行为迅速蔓延到其他学校。8月5日卞仲耘副校长被打死以后，8月17日，在北京101中学，红卫兵学生殴打“斗争”了十多名教师。他们强迫这些教师在煤渣铺的校园小路上爬行，以致这些人的手掌和膝盖都流血不止。他们在后面用铜头皮带打这些爬行的教师。有一个红卫兵还用穿着军用皮鞋的脚，碾踩一名正在爬行的女教师的手背。被“斗争”的女教员都被剃去半边头发，成为红卫兵所说的“阴阳头”。美术教员陈葆昆被毒打后又被丢入喷水池淹死。

1966年8月19日，毛泽东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一百万红卫兵的第二天，北京第四中学、第六中学和第八中学的红卫兵，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开“斗争大会”。中山音乐堂位于紧靠天安门的中山公园中。在音乐堂的舞台上，在上千观众面前，二十多个来自这三所学校以及北京市教育局的“黑帮分子”跪成一排，红卫兵对他们拳打脚踢，用铜头军用皮带抽打。孙国栋，北京市教育局长，被打断了三根肋骨。温寒江，北京第八中学的副校长，浑身是血，昏厥在舞台上。温寒江是脖子上套着一根绳子，从两公里外的学校一路跑到中山公园去的。绳子的另一端牵在一个骑自行车的红卫兵手里。一个在“斗争会”后见到被斗者的学生说，那些人的形象极其吓人，因为他们都被打得“不象人样”了。后来，在同一舞台上，还召开过一系列的这样的“斗争会”。北京第一女子中学的一些老师，也同样在那里被打并被剪了头发。酷刑在北京各学校迅速传播。在位于教育部和高等教育部旁边的二龙路学校，校长徐丕凯被绑在树上，红卫兵学生把他当活靶子练习刺杀动作，用像真步枪一样大小的木枪猛捅他。徐丕凯被戳断了数根肋骨。高等教育部长兼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家住部办公室街对面的小院里。居住在教育部大院内的一批干部子弟红卫兵，有二龙路中学、第四中学、第八中学、第35中学等学校的学生，抄了蒋南翔的家。他们强迫蒋南翔面对红卫兵跪下。红卫兵用脚踩着他的头，用铜头皮带抽打他的背。打了一阵，红卫兵揭开他的白衬衫后背察看。他的背上已经被打得血痕累累，红卫兵还嫌鞭痕造成的“图案”不匀称，抡起皮带补打血痕不够浓重的一侧。红卫兵还打了与蒋南翔同住的老母亲和寡妇姐姐，并强迫他的姐姐也用皮带抽打他。

死亡大量发生了。在位于和平门附近的北京外国语学校，红卫兵在8月19日晚上打死了语文教员张辅仁和总务处工作人员张福臻（原为教员，文革前夕被以“历史问题”为由不准再教书）。这个学校当时有二百名教职工。红卫兵领导人在学校大会上说，这叫“杀二以儆二百”。1966年8月22日，沙坪，北京第三女子中学的校长，连续被打被折磨三天之后，死在学校里。她的头发被薅掉，嘴里塞满污物。在她死后，红卫兵还强迫其他教员打她的尸体。数学教师张梅岩上吊自杀。同日，在北京第八中学，学校负责人华锦被打死。副校长化学老师韩九芳背上被打出两个大洞，引起严重败血症。她的家人设法救活了她，但是留下严重后遗症，终身残废。历史老师申先哲被打后自杀身死。

8月24日，北京第十一中学的红卫兵到该校女教师唐婉森家搜翻，用木棍把她打死。红卫兵还在操场上烧书，强迫一批教职员围绕火堆跪下，举起胳膊伸向火堆，以致手臂被烤出大泡。图书馆员沈世敏受到这种折磨后，在家中上吊身亡。一名老工友被打死，还未找到他的名字。

8月2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的学生在学校里打死了三个人：靳正宇，语文教员；姜培良，共产党支部书记，这个学校的最高负责人；樊希曼，学生曹滨海的母亲。校长高云被命令站在毒日头下，额头上被扎了一排图钉，还被用沸水浇。高云被打得昏死过去以后，红卫兵认为他死了，把他送到了火葬场。火葬场当时堆积了大量被打死的人，在死人堆中等待被烧的过程中，高云被发现还活着。他活到了文革后。北京第33中学的负责人杜光天，也和高云一样，遭到红卫兵毒打后被认为已经死亡，被送到火葬场以后，火葬场的工人师傅发现她还有呼吸，没有烧她。

8月26日，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学的负责人梁光琪被红卫兵打死。她被打死的时候，已经在校中被关押了一段时间，一直遭到殴打侮辱，头发也早被剪掉了半边。26日，红卫兵把她和学校另一名负责人高孑非抓出来“批斗”，罚跪，强迫他们喝彼此撒的尿。梁光琪拒绝喝，被红卫兵用木棒重打五下后就再也没有起来。该校四楼实验室旁边开辟了一间“牛棚”，全校70余名教员中有40人被关进那里，“劳动改造”外加写“检查交代”，还常常被红卫兵喊出去打耳光揪头发等等。化学老师王岫背上被打了一个洞，流血不止。女教员王开舜“劳改”时弯腰擦洗便池，有红卫兵用棍子打在她后脊背上，把她打倒在地。后来她的脊椎成为弓形，再也不能伸直，残废终身。

9月8日，在北京第二十五中学，语文教师陈沅芷在关押中被打死。除了打她，红卫兵还把她推到架起来的两张桌子上面“斗争”，然后把叠起来的桌子推翻，让陈沅芷摔下来。这个学校的红卫兵还打死了一个校工。还没有找到记得他的姓名的人。在北京第五十二中学，语文教师郑兆南被关押在学校，饱受殴打和各种折磨后，死于1966年9月8日，时年36岁。在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喻瑞芬，一名生物教师，在教师办公室里被击倒在地并被打。接着，在光天化日之下，她被倒提两腿拖出楼门，她的头在水泥台阶上磕击碰撞。一桶沸水浇在她的身上。在楼门口的空地上她继续遭到殴打和折磨。两个小时后她死去了。打人者还不满足。他们强迫所有在“牛鬼蛇神队”中的老师围绕喻瑞芬的尸体站成一圈，轮流打她的尸体。在北京景山学校，传达室的工友李锦坡被打死。位于北京宣武区的白纸坊中学(文革后改名为138中学)负责人张冰洁被打死。她恳求红卫兵学生：“我有错误，请你们批判。请不要打我。”但是红卫兵继续用沾了水的麻绳和铜头皮带打她，把她打死。在北京外国语学校，女工刘桂兰在学校礼堂被红卫兵学生打死。教导主任姚漱喜被剃了头发，被“斗争”和殴打。有一次，红卫兵“斗争”她和英语教员贺惠生，把他们的头塞进翻转过来的小方凳的四条腿之间，殴打他们。她住在校内，一天晚上来了五拨学生打她。姚漱喜在学校办公楼三楼厕所的下水道拐脖上套了一根绳子上吊自杀。在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教员杨俊被打死，教员郑之万跳楼自杀。在北京朝阳区的第四女子中学（现名陈经纶中学），生物教师齐惠芹被毒打致死。这个中学的校长潘基，被打得几乎死掉。

在北京第十女子中学，教员孙迪在校中被打死，他死时36岁。北京第四十九中学语文老师郑育秋，由于“家庭出身不好”被红卫兵打伤，全身肿烂，抬到第四医院（现恢复旧名叫普仁医院），医生拒诊，死在走廊石板地上。在1966年8月中旬，北京第六中学(这所学校离天安门城楼一公里远，和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只有一街之隔)的红卫兵学生把音乐教室建成了一座监狱，在屋顶上设有了望哨和强光灯。他们在监狱的墙上写了“红色恐怖万岁”的标语。后来他们在那里打人时，醮了被打者的血重描这六个大字。这座监狱存在了三个月，直到1966年11月19日才解散。六中有九名教职员自始至终被关在这座校园监狱中，其中一人离开监狱一个月后就死去了。另一些教员、学生以及从校外抓来的“阶级敌人”也曾时间长短不等地被关在那里。有三个人被打死在这座监狱里：该校高三学生王光华，退休校工徐霈田，以及学校附近的一名老年房产主何汉成。

1966年夏天，除了上文写到的，北京还有一大批中学教育工作者在遭到残酷殴打和侮辱后自杀。高万春是北京第二十六中学的校长。1966年8月25日，该校红卫兵在校中“斗争”了46名教师。高万春被五花大绑，跪在铺有碎石的凳子上。他几次被打翻在地又被拉上凳子再打。高万春在这样的“斗争”之后自杀。李培英，北京社会路中学副校长，被打并被关在学校中。她浑身被打得血肉模糊，在关押她的房间的暖气管子上吊死。彭鸿宣，北京工业学院附属中学校长，被打被关，自杀。萧静，北京月坛中学校长，她在被打后跳烟囱自杀。北京第二女子中学的体育教员曹天翔和语文教员董尧成，被殴打侮辱后，跳楼自杀。北京第65中学的化学教员靳桓跳楼自杀。汪含英是北京第四中学的地理教师，被剃了“阴阳头”，她的丈夫苏庭伍是数学教员，当时借调在北京第一女子中学，在被“斗争”和抄家后，他们夫妇一起在北京郊区的香山服杀虫剂“敌敌畏”自杀。北京第一女子中学的校工马铁山上吊自杀，英语老师傅敏投水自杀未死。白京武，北京第四十七中学美术老师，自杀。北京第三中学的语文教师石之宗投湖自杀。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一位生物老师割破动脉自杀，姓高，名不详。北京第二中学姓姚的地理教员和姓许的电工师傅自杀身亡。当年的学生还记得许师傅从学校教室楼上跳下后尸体躺在水泥地上的景象。但是笔者寻访多年，还没有能找到第二中学这两名受难者的全名和死亡日期。

北京第三十中学校长王升倌，被红卫兵学生殴打以后，又被从楼梯上推下来导致死亡。这个学校的中共支部书记孙树荣的眼睛被打瞎一只。北京翠微路中学校长黄国英，被打瞎一只眼睛。北京第三十一中学的共产党支部书记宋克被毒打和关押后在8月31日服大量安眠药自杀，侥幸未死。北京回民中学校长李玲善被长期残酷“批斗”后精神失常，却被说成是“装疯卖傻”。他在七十年代走失，不知身亡何处。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校长安丰均遭到多次毒打，被打断了三根肋骨。在北京的大学和小学，也发生了大量暴力行动，总的来说不如中学残酷，但也极其严重。在北京大学，7月27日，掌管学校的聂元梓提出对“黑帮”“监督劳动”。于是数百人被编入“牛鬼蛇神劳改队”中。这些人被剪掉了头发，脖子上挂着写有“黑帮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等字样的牌子，在校园里“劳改”。美学教授朱光潜，被剃光了头发，在离学生宿舍很近的商店前拾捡西瓜皮，随时遭到大量前来“学习北大革命经验”的红卫兵的殴打和侮辱。1966年8月3日，西语系教授吴兴华在被强制“劳改”拔草时，有红卫兵强迫他喝了水沟里的脏水。这条水沟里有从学校附近的一家化工厂排出的污水。他很快中毒昏迷，但是被说成是“装死”，不准送医院。当天夜里吴兴华死去，时年44岁。红卫兵说他“畏罪自杀”，命令解剖了尸体以图证实。8月24日，生物系的学生到讲师胡寿文家中用铜头皮带打他。他的衬衫粘进皮肉里。事后，他的妻子用温水泡软血衣，才把衬衫慢慢脱下来。1966年8月24日夜，英语教授俞大絪在被抄家和殴打侮辱后自杀，她是中国一部最好的英语教科书的作者之一。程贤策，中文系党总支书记，在经受了近三个月的侮辱、殴打和折磨之后，9月2日服杀虫剂“敌敌畏”自杀身亡。哲学系心理学教授沈乃章被批判斗争和抄家，他从年轻时候起一直蓄留的胡子被强迫刮去。1966年10月9日，沈乃章教授自杀。历史系教授向达被关押在昌平县太平庄，生病不准治疗，在11月20日因尿毒症死亡。

1966年8月24日，由清华大学红卫兵要求，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派卡车从12所中学运送红卫兵到清华大学，在那儿他们殴打了清华大学的学校领导人和教授们。清华大学的学生也动手一起打人。在无线电系的几个教师干部被打后，血流在地上。有学生围绕地上的血迹画了一个圆圈并在旁边写了“狗血”两个大字。那一天红卫兵命令拆除校园中白色大理石建造的“清华园”牌坊，那座牌坊造于1905年以纪念这所学校的建立。(这一地点在1967年5月建造了巨型毛泽东塑像，1987年8月29日拆除。)一块一块沉重的石头由“劳改队”中的“牛鬼蛇神”搬走，有学生站在他们身后挥舞棍棒皮带。那天夜里，清华大学和清华附中的校级干部全部被关在科学馆中。他们一个一个被拉进一个小房间里拷打，没有一个人躲过。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何万福被“斗争”后在1966年8月13日身带遗书在龙潭湖投湖自杀身亡。8月下旬，中文系教授刘盼遂和他的妻子在西单附近自己家中被红学生红卫兵打死。9月5日，俄语系教授胡明从北师大主楼北边的宿舍楼上跳楼身亡。在北京农业大学，昆虫学教授陆进仁和其妻子吕静贞被“斗争”后，一起在1966年9月1日自杀。北京戏剧学校校长江枫在学校遭到“斗争”，被殴打和侮辱，回到家中又遭14岁的养女殴打，她自杀。戏剧学校教员、京剧演员叶盛章遭红卫兵毒打，1966年8月30日在北京东便门护城河投河，9月3日发现了他的尸体。在小学里，年龄最大的学生只有13岁。在北京礼士胡同小学，一位姓叶的老师被学生强迫吃下大头针和屎球。北京玉泉路小学的学生剃去了四个女教师的半边头发。在北京三里河第三小学，学生剃了音乐教员的头发，还强迫她和她教美术的丈夫在众多学生面前互相打耳光。王庆萍是北京市宣武区梁家园小学校长兼中共支部书记。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９日，她遭到“斗争”和毒打并被关押在校中不准回家。8月20日凌晨在校内坠楼死亡。因为没有遗书留下，家人一直认为她是被从楼上推下去或者是打死后扔下去的。她留下三个孩子，分别为11岁、9岁和8岁。8月24日，北京崇文区西花市大街小学女教员鄂少琪被“揭发”有“不满言论“后跳河自杀；永定门小学教员冯杰民被红卫兵“批斗”后用剪刀自杀。8月27日，北京宽街小学的校长郭文玉和教导主任吕贞先在一天内被学生被打死。郭文玉的丈夫孟昭江也被毒打，两天后死去。邱庆玉，北京吉祥胡同小学副校长，在1966年10月1日被打死。赵谦光是北京中古友谊小学的教导主任，在被侮辱殴打后从烟囱上跳下自杀身亡。赵香蘅，北京史家胡同小学校长，遭到“斗争”殴打，和丈夫沙英一起跳楼自杀。北京芳草地小学校长石子勤，遭到殴打侮辱后，用剪刀戳自己的脑子自杀，他幸而没有死。幼儿园的老师们也难逃恶运。北京东城区的几所幼儿园的一些老师曾在中山公园中的中山音乐堂被“批斗”。从中学来的红卫兵剪去了他们的头发。有幼儿园里的孩子强迫阿姨喝痰盂里的脏水。

暴力殴打教师也发生在全国各地。在南京，1966年8月3日，南京师范学院的一些学生抓了一批“牛鬼蛇神”去“斗争”。他们把墨汁浇在这些人头上身上，给他们戴“高帽子”，并且拖着他们在滚烫的马路上“游街”。学院负责人之一李敬仪当场被斗死，她的臀部和脚跟被磨得血肉模糊。她的丈夫吴天石，当时已经被中共江苏省委在报纸上“点名批判”的省教育厅厅长，一起被“斗争”。吴天石身上被浇满墨汁，双臂被扭成骨折，双腿瘫痪，脑水肿，昏迷两天后死去。三个星期之后，8月27日，这个学校里再次举行大型“斗争会”，殴打和侮辱了更多的人。8月3日的暴力“斗争”杀害了两个人，但是斗人者不但没有犯罪感，还一直以这一天为光荣。他们命名他们的组织为“南师八三造反团”。后来他们建造的毛泽东塑像，特设高度是8.3米。在南京市第二中学，历史教员朱庆颐被学生打死。在南京第十三中学，红卫兵殴打教员，把一些教员打得大小便失禁，数学教员韩康和体育教员夏忠谋被打死。

在上海，1966年8月4日下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把一百九十多名教师和行政干部从家中抓出来，给他们戴上“高帽子”，在他们的脖子上挂上写有“反动学术权威”“黑帮分子”等字样的大牌子，押着他们在校园内游街，然后强迫他们一齐跪在学校的“共青”操场上，召开“斗争大会”，一直进行到深夜。从8月5日开始，被斗的人都被编入“牛鬼蛇神队”强迫劳动。8月4日会后，原为外语教师后因被划成“右派份子”在图书馆工作的吴迪生和他的妻子一起上吊自杀；图书馆丁晓云老先生自杀；物理系教授姚启钧在8月4日及之后连续遭到“斗争”，于1966年9月28日自杀。在华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十八名教师被强迫在学校的操场上爬行了几圈。他们中的女教师都被剃了“阴阳头”。

在上海复兴中学，学生用锤子打一些老师的头，一位教师的头盖骨被打得凹陷下去，一直不能恢复。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后到图书馆工作的金志雄老师自杀。金老师生前，她的头发被学生剪掉时，用了一把很钝的剪刀，把头皮都扯了下来。英语老师张景福服安眠药自杀未死，后来在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自杀身死。上海市三女中已经退休的老校长薛正在打扫厕所时被强迫吃屎尿。有学生用图钉把一张大字报钉在她的背上（8月时只穿单衣）。上海市四女中数学老师王蕴倩被“批斗”后在校中跳楼自杀。大同中学语文老师李雪影遭到多次殴打侮辱后在家中自杀。上海育才中学数学教员王守璠和俄语教员袁俊英自杀。上海位育中学数学教员蔡蕙芳悬梁自尽。上海音乐学院附属中学副校长程卓如和丈夫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杨嘉仁被“斗争”和折磨后在1966年9月6日一起自杀。音乐学院的另一位女教授李翠贞被游街和侮辱后在9月9日自杀。京西中学物理教员杨顺基被打死。同济中学的语文老师林修权，被红卫兵学生绑在学校操场上的单杠上，活活打死。

在西安，1966年8月31日，第三十七中学红卫兵召开“斗争会”。被“斗争”的老师遭到残酷殴打。红卫兵还把玻璃瓶打碎撒在地上，强迫老师在铺有碎玻璃的地上爬行。语文教员王冷被打死，死时36岁。已经从此校退休的语文教员王伯恭也被抓来打死。该校校长被打断肋骨，九个教师被严重打伤，一名教师被打得精神失常。在西安市报恩寺路小学，语文老师白素莲被打死。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彭康被挂牌子“游街”，挂牌子的是铁丝，勒在脖子上。彭康后来在1968年3月28日在“游街”和“斗争”中倒地死亡。西安第五中学语文老师袁玄昭，被打并且被关押，试图逃走又被抓回后自杀。

在南昌，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１日，在江西师范学院发生全校性的大规模“游斗”。中文系教员熊化奇、黎仲明和学校医务所医师周天柱三人在“游斗”过程中死亡。历史系教授何基被“游斗”后自杀。

在天津，南仓中学的学生把垃圾篓子扣在老师们的头上，在他们的衬衫上画上黑“×”，剪掉了女教导主任的头发。105中学的女校长被剃光了头发。南丰中学的校长孙若云从“斗争台“上推下来，摔得头破血流。学生把铁丝纸篓做成“高帽子”套在她头上，打她的头部。铁丝嵌进肉里，斗完后“高帽子”竟取不下来了。天津红桥区金钟桥小学的校工姚福德，因为曾在国民党时代当过兵，被学生殴打，他冲出校门跳入附近的河中。河岸高而河水浅。他的头部倒插在河底淤泥中，两脚露出水面。河岸上的人群看着他这样死去。天津红桥区红星中学俄语教师魏恕被指控和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丈夫“划不清界限”而遭到侮辱和殴打。8月下旬的一天上午，全校学生被集合在教学楼前的操场上召开“斗争大会”，当红卫兵拳打脚踢地把一场串“牛鬼蛇神”带上台子跪下的时候，魏恕从教学楼四层的侧面跳了下来。第二天学校召开“批斗畏罪自杀的现行反革命分子魏恕”大会，台子上扎了一个稻草人，身穿魏恕的衣服，衣服上血迹斑斑。

在福建厦门，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思杰，在遭到残酷“斗争”后，和妻子儿女共四人一起自杀。在厦门第八中学，1966年8月，物理教师黄祖彬被打死。另一位教师萨兆琛在被残酷毒打后关在学校楼上，在一天凌晨坠楼身亡。

在广州铁路中学，学生“斗争”英语教员高本锵时，逼他喝下一瓶墨汁，然后猛击他的胃部。他开始呕吐，先吐出的是黑的墨汁，然后是红的血。高本锵被关押在学校教室中，半夜自杀身亡，时间是1966年9月间。中山大学罗应荣教授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下乡劳动两年，贬入资料室工作。1966年进了该校的“专政队”失去行动自由，他请人递送一个纸条给住在城中曾经和他一起编写英汉词典的朋友，被红卫兵发现，争夺中他把纸条吞了下去。他被以“殴打红卫兵”的“现行反革命”罪判刑5年。1970年他在花县赤泥镇采石场“劳改”时被刑事犯打伤后脑，不久死亡。

在湖南，长沙第一中学的红卫兵1966年8月18日在北京受到毛泽东接见归来之后（该校一名红卫兵代表那天在天安门上讲了话），立即在校中掀起殴打老师以及所谓“出身不好”的同学。被打得最严重的是一位信仰宗教的女性副校长。她的头发也被剪掉了半边。浏阳第一中学的语文教员唐政被殴打和在学校“劳改”。她被用绳子绑到该校大礼堂的“斗争会”上，在台子上被打死。时年47岁。她死后，她的丈夫和儿子也被捆绑起来。当晚她的尸体被埋时，还有人往土坑里吐痰扔脏东西。

在四川，1966年8月2日，重庆大学共产党党委书记郑思群自杀。在泸州第三中学，一位姓钟的女教师被罚跪煤渣，双膝流血。在成都第四中学，物理教员毛世禄上吊自杀，数学教员黄天倪卧轨自杀，校长王侃割喉咙自杀未死。

在武汉，1966年8月24日，76岁的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在反复被“斗争”后死亡。武汉市第一中学英文老师李德辉自杀。武汉第十四中学数学老师陈邦鉴自杀。武昌实验中学政治教员姚学之被该校红卫兵殴打折磨致死。在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陈自成、王亭原是辽宁大学的教师，1957年陈自成被划为“右派分子”，1958年他的妻子王亭在“右派补课”中也被定为“右派分子”，一起被送到“北大荒”。1966年8月28日，他们和一批教职员被脸上涂了墨，围绕主楼爬行。当晚他们留下遗书给小儿子（大儿子在外婆家），然后一起服安眠药自杀。时年分别为44、40岁。学校里就他们自杀开大会，叫他们的孩子（11岁）上台发言表态，批判已经死亡的父母。这个学校在兴凯湖边靠近国境，但在实行迫害方面，紧跟北京，一点不落后。

在江苏常州，第二十六中学的校长褚孟衡，被挂牌子“示众”并被批斗多次。有一天，一些学生用黑布蒙住他眼睛，把他带到一间屋子里用烟熏得昏了过去，然后用手臂粗的棍子打他，棍子被打断。他满身青紫，既不能躺也不能坐。没有一所医院敢给他治疗。后来他又被通知去学校参加一个“会”，那显然包括一场殴打和折磨，于是他上吊自杀。幸运的是他的家人发现了并砸开窗户及时解开了绳子。他活下来了。在江苏省扬州湾头公社小学，副校长张筠被毒打并监禁在教室里。她投河自杀，留下了年幼的子女。在她死以前，她的七岁大的儿子曾听到有些学生交流如何用铜头皮带打人的“经验”。

在浙江绍兴，第二初级中学的语文教员冯世康，1966年夏天被批判斗争，在一次斗争会上，除了被辱骂、挂牌子、“坐飞机”和拳打脚踢之外，有学生在台上举起一把椅子往他头上猛砸，把他打倒在地。冯世康在第二天跳河自杀。

被访者说，打老师的现象在他们所在的省区全都发生了。这些省区有：福建、广东、湖南、湖北、山西、陕西、四川、江苏、江西、新疆、浙江。但是总的来说，对教师的暴力攻击在北京最为严重，而北京在当时被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6］

2.暴力迫害的发展过程

第一阶段从骂到打

1966年5月25日，在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攻击北京大学当局者为“黑帮分子”，号召“坚定地、彻底地、干净地、全面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7］1966年6月1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这一大字报。这张大字报震动了全国。在北京，六月初，“工作组”被派往各学校取代学校当局并领导那里的“文革”运动。所有的大学和中学都停止了日常课程，用全部时间“搞运动”。学生以北京大学为榜样，开始用同样的一套词语来改击他们所在学校当局。6月18日，中共中央宣布废除旧的高考制度。在很多学校里，那些最早起来开始对老师作语言攻击的人得到了工作组的大力支持，成为新建立的权力机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工作组号召和组织学生写大字报“揭发”教师。除了“反革命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这一类政治性术语之外，象“猪”、“毒蛇”之类的贬意词语，也被用来咒骂教师。［8］脏话“他妈的”，从1966年初夏开始在校园中普及化，后来成为红卫兵的特色用语之一，不但用在口头上，还用在书面上。工作组把教师“排队”并划成四类：好的，比较好的，有严重问题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相当比例的教育工作者被工作组划成了第四类，并且被宣布“停职反省”。北京西城区的工作队，把全区61所中学的58·4％划为“三类”，5％划为“四类”；476名中学领导干部，40%划成“三类”，14%划成“四类”。上文写到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被打死的的卞仲耘副校长和被严重打伤的胡志涛副校长，因为是“重点中学”的领导，都被工作组划为“四类”。有些教师不能忍受压力和侮辱，自杀了。在北京大学，有学生把大字报贴在历史系教授汪籛的门框上。关于这件事有两种说法：一种说大字报是被风吹掉的；另一种说汪因出入房门而把大字报撕了。有学生谴责汪籛出于仇视“文化大革命”而故意破坏大字报。工作组命令汪籛认错并把大字报贴好复原。汪籛做了他们要求他做的，然后在当天夜里反锁家门服杀虫剂敌敌畏自杀身亡。毒性发作后的剧烈痛苦使他以头撞墙。他的邻居们听到了他临终前的的痛苦的喊叫。那是1966年6月11日。历史系青年教员俞伟超遭到“斗争”后两次自杀，幸而未死，被高压电烧毁两根食指。北京宽街小学的李荫福老师是六年级的班主任，他被工作组指控有“历史问题”，在工作组时期自杀了。在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副主任傅洛焕投水自杀。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李平心于1966年6月15日自杀。北京钢铁学院院长高芸生遭到“斗争”后于7月6日自杀。在6月就有学生对教师进行暴力性攻击。在清华大学，6月11日和12日，有学生组织了“打狗队”，来打那些被看作“黑帮分子”或别种“敌人”的人。在“打狗队”看来，那些被打的人是“狗”而非人。他们对“狗”实行“戴高帽子”和“游街示众”等等。1966年6月18日，在北京大学，一些学生对那些已经受到语言攻击的人展开了暴力攻击。比如，上文写到的自杀了的中文系党总支书记程贤策，被学生追赶并殴打。有学生从厕所拿来大便纸篓，扣在程贤策和中文系副主任向景洁的头上，还把墨水倒在他们身上。晚上向景洁回到家中，他的妻子在他背上的青紫伤痕上敷了草药膏。胡寿文，上文写到的生物系讲师，被学生用一根绳子套在脖子上，拉倒在地，拖着就走。胡几乎窒息昏死过去。那天北京大学各系共有六十多人被用这样野蛮的方式“斗争”。在兰州大学，１９６６年6月17日，得到工作组支持的一些“左派”学生到江隆基家中，把他一路拖着跑到操场，进行“斗争”。他们把桌子和凳子层层相叠，让江隆基跪在上面，并戴上了重十多斤的铁笼子。６月２２日，中共甘肃省委告诉兰州大学学生他们已经做出撤销江隆基职务的决定。第二天，在兰州大学又召开“斗争”江隆基大会，再次对他使用罚跪、戴高帽子、拳打脚踢、游街等方式。

6月25日上午，中共甘肃省委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撤销江隆基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当天下午，江隆基自杀。在中学也发生了类似的暴力事件。上文写到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副校长卞仲耘，在她1966年6月29日写给上级党委的信中，描述了她如何在6月21日的“斗争会”上被打以及会后又被打。她说：“我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戴高帽子、低头(实际上是将身弯到和下肢成九十度)、罚跪、拳打、脚踢、用绳子反捆双手，用两支民兵训练用的步枪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满脸满身吐吐沫。”［9］这个“斗争会”是由工作组主持召开的。她写信向上级领导求救。她的丈夫亲自把信送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的传达室。但是高层领导人没有理睬她的信。然而，虽然工作组鼓励学生批判斗争老师，并计划把那些已被划入“第四类”的人送去“劳改”，但是对6月18日在北京大学出现的那种不受工作组领导的大规模的暴力行动，表示反对。1966年6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转批了北京大学工作组的第九号简报给各学校，要求制止学校中的“乱斗现象”。［10］刘少奇只是要求制止“乱斗”，他自己正在积极领导“工作组”组织“斗”人。他亲自指导北京师范大学一附中工作组如何把该校校长刘超“斗倒斗臭”。（他在和该校工作组成员的谈话中使用了这一“文革术语”。他在该校上学的17岁的女儿也成为工作组的成员之一。）但是这个文件要求制止大规模使用暴力，显然和这一时期还没有发生文革的攻击对象被活活打死直接有关。第二阶段从打到打死打死人是在工作组被撤销后立即发生的。1966年7月28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中共北京市委发出了“从大字撤销工作组的决定(包括中学)”。在此之后的一周内，工作组来离开各个学校。学生组织，其中绝大部分称他们自己为“红卫兵”，填补了因工作组撤销而造成的权力真空。正是在这时候，大规模的打老师事件发生了。已经被工作组划入“第四类”的人首先被红卫兵开会“斗争”和毒打。剃“阴阳头”，用铜头皮带和棍棒打人，在那时候普遍并且公然地发生。首先，各学校建立了校园“劳改队”或称“专政队”。北京大学公共数学课讲师董怀允在工作组领导文革时期已经被编入另组，不得参加“革命群众”的会议等。他也目击了6月18日的北大暴力斗争场面。7月26日江青在北大宣布“618事件”是“革命事件”，7月27日聂元梓宣布建立校园劳改队。董怀允在７月２８日上吊自杀。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的红卫兵把卞仲耘校长打死后，当天晚上该校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等当面向当时的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报告了此事。中共北京市委和周恩来办公室的干部来到学校，要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正确对待革命群众”。至今没有任何材料告知高层官员曾如何谈论卞仲耘之死。但是，他们在卞仲耘被打死后没有采取措施来制止暴力是十分明显的。相反，他们高度称赞正在全国迅速传开的红卫兵运动。毛泽东在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一百万红卫兵。在天安门城楼上，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告诉她“要武”；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学生彭小蒙代表红卫兵在大会上作了演讲。这两个最为瞩目的红卫兵人物所在的学校是最早开始用暴力攻击老师的。在8月18日之后，暴力行为猛然升级，越来越多的老师被打或被打死。这一点，从上文写到的教育工作者被打死的日期可以清楚看出。从撤销工作组到8月18日大会之前，北京市红卫兵打死人的学校有两所，即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8月5日）和北京101中学（8月17日）。在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大会之后，有数千教育工作者和城市居民被打死。上文写到的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校长沙坪和第八中学校长华锦，都在8月18日大会后，被连续殴打折磨和关押，在8月22日死亡。按照一篇在1991年刊出的关于“文革”期间的北京中小学教育的文章说，仅仅在八月的两个星期内，在北京西城区，近百名教育工作者被迫害致死。被打伤或致残的人不可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