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有“正人君子”之称，亦有“梁上君子”之绰号，人当然皆望成“正人君子”，而远避“梁上之君子”。 
   “梁上君子”是何意？《后汉书·陈是传》记载，有一年发生了大灾荒，人们皆挨饿受冻。一日夜，盗贼进了陈是的家，隐藏在房梁上。陈见之而不动声色，起床整衣，呼唤众子孙进来，正色训之曰：“做一个人必须常自警省。恶人并非其本性使然，而是受外在环境的习染如此。尤如梁上的这位君子一般！”他抬手指了指房梁上。 
    窃贼大惊，亦深受教诲，一跃于地，纳头便拜。从此，就改邪归正了。 
    时间的车轮越千余年，而我还真的做过一次现代的“梁上君子”，但确实是梁上的“君子”而非梁上的“窃贼”。 
    那是1976年的事了，我与60多位青年男女离开城市来到位于深山老林的武夷山垦殖场大坑知青队，并已经度过了1年多的十分艰苦的生活。 
    我们皆年青，我们热血很多，我们的四肢发达，感情丰富，想法繁杂。山里老是风雨雪霜，漫漫长夜，伴着虫声鸟声松涛流水声，我们迎来一个又一个黎明和夜晚，生活平淡且无奇。直到有一天，管伙食的司务长清晨的一声惊呼，才打破了知青队的沉闷生活。原来，他的办公桌夜里被人撬开，里面的饭菜票被盗一空。 
    当晚，知青队的干部们召开紧急会议，我是成员之一，大伙凑在一块，商讨破案的对策。显而易见这是一个内部的人作的案，外人要这些饭菜票是没什么用处的，不可能拿着这儿的饭菜票天天到这里来吃白锅（即无油）炒萝卜吧？但这60几号男女知青 ，谁是混进这个“革命队伍中”的贼呢？苦思冥想，不得要领。 
    我们当然知道那几位调皮捣蛋的知青极有可能做这样的梁上君子，但我们不能报案，因为案值太小，根本不足以立案；而知青队亦不能把什么人关起来，搞逼供什么的。左商右量，仍是无计可施。 
    夜深了，会开得冗长乏味，大家打着哈欠，伸着懒腰，苦无绵囊妙计，奈何奈何？ 
    我疲乏之极，真想早早上床。突然在空空如也的脑袋中嘣出个“妙着”，我脱口而出：这幢房是人字形屋顶，上部是空的，从走廊上面的洞口可以钻进去。我们爬到那几个怀疑对象的房间顶上，听他们晚上讲些什么，兴许可以发现点线索破案。 
    大伙你看我，我看你，觉得这个主意怪怪的，可不如此又能怎么办呢？作为头的绍纲同意了，这是我的主意，当然毫不犹豫地必须冲在前面当个执行者，远太也自告奋勇与我一起去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 
    我们在黑暗中用几个凳子叠在一块，踩在上面爬进了屋顶与房间之中的隔离层。没有半点亮光，小木条加石灰编成的顶层又不敢直接踏上去，我只好在房梁上慢慢地爬行，我想，在另一方向，远太大概与我一般在厚厚的灰尘中爬吧？ 
    我怕蛇，当然谁都怕，而山里的蛇就常常藏在这房子的夹层中。小心翼翼，总算没遇上什么意外，也好不容易爬到了预定目标的房顶上。
    我屏住呼吸，下面二人果然在说着什么，但都是些微不足道的生活锁事。我耐住性子，冒着被毒蛇蜈蚣咬伤的危险，抑制着黑漆漆环境形成的恐惧，一心想的是偷听下面二位被怀疑对象的夜语，好攻破这个“大案”。
    我的手脚渐渐地麻木了，混身不舒坦。一个多小时过去了，什么名堂都没有。不小心，我挪动四肢时弄出了很大的响声，下面的谈话声咔然中断了，我的心猛地狂跳起来：不是被他们发觉了吧？要是被这两个捣蛋鬼知道了，还不知会闹成怎么样呢。不过，十分幸运，下面渺无声息，两人没叫没闹，后来我才明白过来，他们也许认为“我”就是一条在房顶上爬的蛇吧！真是啼笑皆非。 
    我终于垂头丧气地照原路爬了下来，看着灰头土脑的我，沮丧无奈的我，绍纲连声安慰。远太也慢慢地爬了下来，一无所获。 
    我们到了一回“梁上”，但确实是“君子”一个。虽然这个窃饭菜票的案子没有破，而且永远也无法破，但却让我获得了许多难忘的人生体验。 
    25年过去了，我带着汪华光先生，还有邵鸿兄、细嘉兄、雪骋兄、玉成兄、群洲兄一同旧地重游大坑知青队。但见原来颇为热闹的知青队已是荒草萋萋，道路不辩。只有那幢房子还在，可却黑乎乎，脏稀稀，破旧不堪。那个我们当年爬上去的四方型的顶洞还在，望上去仍然是那样的黑，那样的令人惊惧不安。几位同伴简直就不敢相信当年我就是从这里爬上去做了一回“梁上君子”的。 
    忆往事，我有些感叹：人哪，是从那么的幼稚那么的天真走过来的，但确实是满怀的真诚，因之才会去做梁上的“君子”；人哪，将又会变得多么的老成与圆滑，且永远没有了自然与纯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