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故事】：

熊子轶事

（上）

熊子，就是熊十力，1885——1968，享年83岁，孔子活了72岁，孔子和熊子，都应了“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这句老话。从孔子之死到熊子之生，间隔是2447年。

德国哲人雅斯贝尔斯有一个很著名的命题———轴心时代说，即公元前五世纪向上向下各推300年，这600年是人类文明史的“轴心时代”，在这600年期间，中国和世界都出了一批迄今难以超越的精神导师，中国出的是一大堆“子”，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墨子；古希腊出的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古印度是释迦牟尼；以色列是犹太教的先知们。这批精神领袖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成为整个人类精神生活的奠基石。在当代中国，有很多人都知道先秦时候的那一大堆“子”，特别是孔子，有很少人知道在孔子2400多年后的熊子，熊十力。

现在我们说熊子是中国新儒家的开山祖、国学大师，他的学说影响深远。可是最开始的时候熊子并不是一个终日面壁的道德理想主义的“形而上”，他是辛亥革命志士。早年熊子受维新派影响，萌发救国之志，由行伍考入湖北新军特别学堂，武昌起义后，他任湖北都督府参谋。他还参与孙中山的护法运动，可在目睹了党人竞权争利的伪善，痛感“革政不如革心”后，他弃政向学了。

熊十力过目不忘的强闻博记曾让他的新婚妻子惊讶不已，熊妻是个识文断字的老秀才的女儿，她眼看着熊十力在蜜月里读完了一部二十四史，一页一页翻得很快，就怀疑他是不是真的读进去了，于是她拿起书，选二十四史中任意一件事，只读开头儿，让他讲出其事，结果熊十力不但能完整叙述，而且还能说出此事在第几卷第几章。

1917年熊子在南开学校执教国文，1918年他的第一本学术专著《子真心书》（熊十力，号子真）出版，蔡元培作序。1919年，熊子结识了梁漱溟，缘于梁漱溟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究元决疑论》骂了熊十力。梁漱溟推崇佛法，而熊子认为佛家谈空，因而梁漱溟指名道姓说熊十力愚昧无知，骂过之后他却接到了熊子从天津寄来的明信片：你的文章我见到了，其中骂我的话却不错，希望有机会晤面仔细谈谈。当年暑假，熊子从天津到北大与梁漱溟交谈甚洽成为挚友。梁漱溟建议熊子研读佛学，1920年暑期开学，熊子就没有回天津南开学校，而是去了南京支那内学院（今南京佛学院），拜在欧阳竟无大师门下学佛。

在内学院的学生中熊子岁数最大，也最穷，他只有一条裤子，晚上洗了就挂在菩萨头上，晾干第二天接着穿，有时裤子没干透，就光着腿，外面套一件长衫遮挡，因此得到绰号“空空道人”。从1920年秋到1922年秋，熊子在内学院打下了坚实的唯识学基础并且接受了严格的哲学思维训练。

1922年，梁漱溟因为自己“不敢讲”唯识学，想请欧阳门下的大弟子吕秋逸到北大来替自己讲授，但吕秋逸是大师最得力的助手，欧阳大师不肯放人。此时熊子住进内学院计首尾也有三年时间了，于是梁漱溟改请熊子，熊十力从此便进入了北大。他在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环境中如鱼得水，终于自成一家，自成中国现代哲学最具原创性的一家。

梁漱溟说自己是“小心谨慎，唯恐讲错了古人学问”，熊子倒是敢讲，但从一开始，他不但将自己的课标明《新唯识论》，而且不守故常，一步步背弃师说。不过熊子并不擅长讲课，有教无术。张中行回忆“选这门课的人很少。我去旁听几次，觉得莫测高深，后来就不去了”。渐渐地熊子觉得教书“无趣”了，他说：“每对人言，为吃饭故，方做是事，若不尔者，吾不教书。虽属愤辞，亦是事实。”意思说，要不是为了吃饭，我才不教书呢。来到了最高学府，却不能得天下英才而教之，这让熊子有些泄气。他于是提出不到学校教室上课，要在自己家里授徒。北大同意了，凡是选熊子课的学生，到他家里去上课。熊子讲课每到得意处，都情不自禁要在学生头上或肩上重重一拍，因为拍得太重，学生听课，都不敢坐在前排。

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北大聘教师，学生要参与提意见，如果学生不答应的话，教授很难在学校站住脚。当时没有教授敢在课堂上训学生，学生旷课、找茬儿是家常便饭。可熊子不吃这一套，张口便训，急了还动手打。

熊子动粗打架传为佳话的有两件事，一件是梁漱溟在学问方面与熊十力发生了争论，本来争论已经结束，可熊十力乘梁漱溟转身之际，追上去打了梁漱溟三拳，边打边骂“笨蛋”。

还有一件是和写小说的废名（冯文炳）打架的事。名气很大、读者很少的废名非常佩服同乡熊十力，常与熊子谈儒论道，汤一介回忆说，“他们的每次辩论都是声音越辩越高，前院的人都可以听到，有时候甚至动手动脚。这日两人均穿单衣裤，又大辩起来，声音也是越来越大，可忽然万籁俱静，一点声音都没有了，前院人感到奇怪，忙去后院看，原来，熊冯二人互相卡住对方的脖子，都发不出声音了。”旋见废名气哄哄走了，第二天，废名又来，两人接着讨论。还有人说，曾看到熊十力打不过废名，被打出院门外，边逃边骂。

北大规定授课三门以上才聘为教授，熊子只讲一门课程，他可一点也不计较自己就是个专任讲师。他从不迎合俯仰，还傲视所谓的教授。他说“当今之世，讲晚周诸子，只有我熊某能讲，其余都是混扯”，所以当他在友人家里见到钱穆写的《先秦诸子系年》，拿起来看的时候，越看越生气，火冒三丈，不断在书上打叉子，打了许多叉子还不解气，最后干脆把书摔在地上，用脚去踩，边踩边骂。

冯友兰也曾带着他的《中国哲学史》到熊十力家登门拜访，当年冯友兰是要合璧中西的，可熊子认为西方哲学肤浅，唯心唯物之辨是无稽之谈，名流教授的心思只停留在经验层、知识层上面，而且还形成了一个界线，界外都是假定和虚幻。不只是胡适们，明亡满清300年以来，大家都只僵化在这个界线划定的层面上，来衡量学问之高低。实际上经验层面的知识学问无所谓高低，只有多少，如同钱财。以感觉经验来胶着人的昏沉，是无法契悟良知的。

冯友兰则坚持认为“良知”只是个假定，熊子气愤地说：“你说良知是个假定。这怎么可以说是假定？良知是真真实实的，而且是个呈现，这须要直下自觉，直下肯定。”直下自觉和直下肯定！这样的话即使在今天也是振聋发聩的。熊子想把人的觉悟提升到宋明儒者的层次，然而于事无补，中国的教授依旧聋依旧瞶，终于到了/文/革，冯友兰们的良知由“假定”转而泯灭。

大概因为熊子是由佛入儒，所以他性情狂放，通脱旷达，不喜雕饰。1932年他就在自己著作上署名“黄冈熊十力造”，在印度只有被尊为菩萨的人才有资格用“造”这个词，甚至他也自称过“熊十力菩萨”。直到1943年，北大才由讲师转聘他为文学院教授，同年，熊十力也被国家教育部聘为部聘教授。

除了梁漱溟，熊十力还有一位挚友马一浮。马一浮是大儒家、大隐者，极其清高。蔡元培邀请马一浮到北大任教，马一浮以“古闻来学，未闻往教”八字回绝。马一浮理想的传道授业之所是类似古代书院那样师徒切磋对话的场所，而不是北大这类贩卖知识的西式学堂。熊子很想结识这位大隐，请朋友引见，朋友支吾着似有难处，熊十力只好把自己《新唯识论》的稿本直接寄给马一浮，信中说明结交之意。一个多月没有回音，熊子心里不免嘀咕。忽一日，院里来了一位长者，须髯飘飘，气度非凡，自报家门，原来是马一浮！熊子不懂客套，上来就问：信写了这么久，怎么就一直没个回复？马一浮说，若单寄信来，自是早有回复，可是你连大作都寄来了，无论如何也要好好拜读后才能说话。

1932年10月，熊十力完成出版了他的《新唯识论》，这是自1922年到北大讲新唯识论后，披阅十载的呕心沥血之作。马一浮对《新唯识论》的出版推崇备至。

蔡元培又为这本书作序了，这是蔡元培第二次为熊子的书作序。蔡元培认为陈寅恪代表的佛学研究是考据派，欧阳竟无代表的内学院是经院派，前者没有微言大义，后者不敢有批评态度，“当此之时，完全脱离宗教家窠臼，而以哲学家之立场提出新见解者，实为熊十力先生之《新唯识论》”。

按说佛家经论是极为繁杂的，普通百姓信佛，最多念念佛经而已，真正读懂佛法的，应该说没有。像佛教唯识学这样高深的学问，只有欧阳竟无、吕秋逸这样的大师才能精通，而熊十力不但进得去，还能出得来，甚至还敢造出一个“新”唯识论，天地间恐怕只此一人了。

然而熊子让内学院愤怒了，欧阳竟无说熊十力是他活了六十岁见过的最“逞才智”之人，师徒从此反目。欧阳大师要门下弟子写出讨伐文章《破新唯识论》并亲自作序。熊子看到文章后对北大学生说，课不上了，我要应战。他集中精力花了近三个月时间，写成应战文章《破〈破新唯识论〉》，同时他也遭到佛学界的群起围攻，熊十力向来又不是个示弱的人，当年混战的场面可想而知。其实熊子此时已辟佛入儒，争论的内容已经是儒佛之争，而不是什么唯识之辩了。

1939年夏天，马一浮在乐山创办复性书院，要熊子前往讲学。熊十力起初并不愿去，因为两人办学思路不同，马一浮重兴趣，重精读；熊子重体系，重博览。更何况一山二虎，马是山长，熊子去了算什么呢？但是马一浮执意要熊子来，因为对古儒之“天道性命”的理解与阐发，熊马之外，无人再可比肩。然而熊子的求通材，是与马一浮视书院为养“大德”之清静寺院对立的。熊子9月开学来到复性书院后，毫不客气推让，开篇便讲“深知人生责任所在，必以独善自私为可耻”，滔滔万言无一不是针对着马一浮而发。很快两张教席渐成对台戏，合作已无法继续，熊子11月就离去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在马一浮的复性书院呆不下去，1941年，熊十力又来到梁漱溟创办的重庆勉仁书院，梁漱溟是创办人，书院弟子都亲梁远熊，所以这期间熊子心情不好，经常要骂人。

很久以来熊子就想在中国办一个哲学研究所，早在1931年，他就向北大校长蔡元培提出过，但没有结果，抗战期间，居正、陶希圣曾为熊子办哲学研究所还专门搞过一次募捐，也没成功。可是到了1946年春，熊十力避居湖北老家时，蒋介石还都南京，途经武汉，让陶希圣打电话给湖北省主席万耀煌，赠资100万给熊十力，以助他办哲学研究所，熊子却不接受说：“我熊某对抗战无寸功，愧不敢当”。这年6月，熊门弟子徐复观将熊子刚出版的《读经示要》送了一部给蒋介石，蒋介石令何应钦拨款200万给熊十力，熊十力依然坚辞不受。

内战这几年，熊十力返武汉，上北平，复入川，居漆园，赴南粤，骂尽天下名士。他凌晨四点即起，读书写作，中午闭目坐上片刻。他做学问只需一纸一笔，以碗为砚，一碗墨汁，一碗朱红，他说自己“向不肯引古书”。熊子恐怕是世界上唯一没有藏书的学者，长期的流离失所，住庙里的时间比住房子的时间要多，所以身边无藏书。这大概也是一种“六经皆我注脚”的不凡气魄。

1949年5月16日，熊子听到路透社的电讯：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已占领军事重地武汉。他兴奋地大书三个字：解放了！

1951年熊十力上书毛泽东和中央人民政府，建议设立中国哲学研究所，培养国学人才，建议恢复南京内学院，由欧阳大弟子吕秋逸主持，建议恢复杭州智林图书馆，由马一浮主持，建议恢复勉仁学院，由梁漱溟主持。毛泽东回复说：“十力先生，长函诵悉，谨致谢意。”熊子的几项建议却没下文，只有南京内学院，多年后在周恩来的过问下恢复，改名南京佛学院。

（下）

1949年春，国共内战的大局已定，熊十力正在广州的乡下。广州城挤满了各路观望人士，无论远遁近逃，这儿都是个不错的临时落脚点。熊十力虽然是辛亥老人，但早已远离革命洪流，他对国民党失去信心，对共产党也心存疑虑。熊子一生都不反对革命，他认为社会有不公平、不合理，当然可以革命。而以哪一种方式来革命是另一问题。故革命可以讲，辩证法也可以讲，辩证法是公器，只是唯物论不能讲，这最后一点，是熊子的画龙点睛。除了熊十力，这话没人敢说。

关于熊子的去留，现在有不同的说法，有两个完全相反的版本。台湾学者林继平在《我的治学心路历程》中记述，国民党从大陆撤退时，熊子到广州，原准备转去香港或台湾的，毛泽东得知消息后，立即电告四野林彪司令员拦截。林彪与熊十力是湖北黄安的同乡，尊熊十力为老师。熊十力无可奈何，只得由共产党安排北上，林彪一直把他护送到武汉。

另一个版本是熊十力不仅自己坚决不离开，还劝弟子们留下来。共产党4月份占领了南京，熊子9月14日写信给他的学生徐观复，一名国民党少将，劝他不要去台湾，因为国民党是守不住台湾的，还天真地问自己能不能到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教书：“宁之中大哲系可去教书否”？徐观复自己正处在火急火燎携眷逃往台湾的当口，也顾不得师道尊严了，狠狠地幽了糊涂老师一默，徐观复让熊子“直接去问毛泽东先生中大可去否”。熊十力见信后气愤得表示今后不再认这个学生了。这个版本是说熊子抱定“天下无不知余素未参加党政者，何至有所迫害于衰年之书生”这个主见，自己执意留下来的。

且不去考证这个两个版本哪个属实，后来的事实是，在1949年11月中旬，熊十力便接到了董必武、郭沫若两人从北平发来的联名电报，邀熊子北上，共商国是。董必武是辛亥革命的发小，郭沫若是避难四川的至交，郭沫若当年认为熊子在学问上是可以一谈的人，去拜访他时还在乘坐的滑杆上绑了两只鸡，大家都知道熊子爱吃鸡，一顿饭能吃一只鸡，学生和朋友去看他都给他带鸡。

熊十力回函说，自己非事功之材，不宜做官，只要不以官府名义相加，回北大教书可以，否则不欲北行。此时他的弟子们都不听老师的话了，三个得意门生，徐观复走了，唐君毅和牟宗三，一个到了香港、一个去了台湾。师徒天各一方，倍感孤独的熊十力似乎还剩下入川一条退路，他在川中住过九年多，算是第二故乡。他想去四川大学教书，他寻思，“吾中国人也。中共既已统一中国，如不容吾侪教书，只可作夷、齐”。意思是，如果连教书都不让我教的话，我就干脆做武王伐纣时候的节士伯夷和叔齐，活活饿死在首阳山得了。

还没来得及入川，1950年1月28日，熊十力接到董必武肯定的回信，熊子见信下决心北行了。当时的广东省主席叶剑英为熊十力买好火车票，亲往车站送行。车至武汉，熊子是湖北人，想下车温温乡情，湖北老乡林彪、李先念（湖北省主席）在武汉为他安排住处，设宴款待。中转期间，熊子又收到郭沫若的信函，“已电李主席备车票并电示行期”，到达北京，政务院秘书长齐燕铭专程到车站迎接。如此规格，让一介老书生兴奋甚至激动。在1950年的阳春3月，熊十力一路受到前所未有的礼遇，自广州途经武汉来到了北京。

1950年代初期，熊十力的生活是安定的，生活方式也基本运行在原有的轨道上。窗外的世界热闹非凡，到处一派新气象，熊子不为所动，独居，读书，写书，在家授徒。居所经过三次调换，最后落到什刹海大金丝套的一所小四合院后，他才满意。这里景色宜人，原为皇亲贵戚之古建筑，出门就是恬静优雅的后海，。熊十力全力增删他的《新唯识论》语体本，1953年冬，由董必武协助印行。1956年，北京大学将熊子定为一级教授，月薪345元。

但是他的内心却是落寞的，因为他的学说彻底边缘化了。在那人人都要求进步，人人都努力改造的大环境下，他拒绝进步，拒绝改造。中国哲学会请他作委员，他提出两个条件：一不开会，二不改造思想。他说，“我是不能去开会的，我是不能改造的，改造了就不是我了。”马一浮原以为熊子到了北京，就“尽弃其所学”了，他从杭州写信给熊子，说自己是“确乎其不可拔”，可他接到熊子回信说，我也是“确乎其不可拔”。这话出自《易经》，是不可动摇的意思，成语有“确固不拔”和“确乎不拔”，都是这意思。韩愈有篇文章也用过这话：不以富贵妨其道，不以隐约易其心，确乎其不可拔，浩然自守。

当时天下“确乎其不可拔”者不多了。老友梁漱溟俨然成了社会活动家，心思已不在学术。熊子曾写信与梁漱溟论道，指出辩证法的根柢在于斗争，而大易之学却是以仁义为常道。后来，梁漱溟在政协会议上关于“工人生活在九天之上农民生活在九地之下”的发言，引起了毛泽东对他的愤怒和痛骂，毛认为中共比梁漱溟更懂得农民。

熊十力新结识了国画家齐白石老人，齐白石慕名请熊子为齐母写祭文，熊子的义女仲光随齐白石学画。白石老人访熊宅，下车时，一大串钥匙从腰间掉落到地上，熊子大惑不解：“我们诺大年纪，家事何必还要亲躬？”白石老人曰：“小孩子不争气，非自己管不可。”齐白石可不像熊十力这般不食人间烟火，他对钱财看得很紧，每天早起作画，必问有无荣宝斋订单，若有，先为荣宝斋画。

熊十力越来越不能忍受北京冬天的寒冷气候，他不允许室内生炉火，他最怕火，又怕多衣，所以整个冬天几乎无法看书与用思，度日如年。这样挨到了1954年的年底，写出《原儒》上卷后熊子终于移居上海。上海市长陈毅亲自过问了熊十力的住房安排，1956年6月，熊子搬进了淮海中路的一座二层小楼里。这年他完成了《原儒》的下卷，并将上下卷同时印刷出版，全书33万字。原儒的基本思想还是推尊孔子，讲春秋，讲大同，但对曾子孟子以下群儒有不满。一般来说讲儒家的是不会去批评曾子孟子的，但在当时中国大陆的文化环境下，为了推尊圣人而历贬群儒，是可以理解的。

熊十力曾在陈毅面前为自己的学问无人传承而痛哭，他当然已经明白了自己的境遇只是统战的花瓶，除了马克思主义，不但熊子的思想包括中国文化在内一切都被视为异端邪说，不可能获得肯定，思想自由、学术自由都成为遥不可及的海市蜃楼。

1956年全国政协在北京召开关于知识分子的会议，有人在会上说，什么是古之所谓士？“推十合一之谓士，意思是能把复杂的事物简单化，得出定理公式的就是“士”；“无恒产而有恒心，惟士为能”，意思是只有“士”才能在困厄中坚守节义。前者指的是知识，后者指的是德行。可惜当今称得上士的人，只有马一浮、梁漱溟、熊十力。今天这个会议梁先生在座，马先生也由杭州到北京来了，只有熊先生还在上海。

政协马上联系上海方面，请熊十力为特邀代表赴京开会。陈毅派人去通知熊子说，能坐飞机，明天动身，如果坐火车，现在就要动身。熊子是不能坐飞机的，他怕把飞机给坐坏了，坐火车又忍受不了车厢里的暖气，要把车窗打开，让风呼呼往里灌，几乎无人能与他共一个包厢。久而久之，当工作人员反映熊十力这个怪老头实在难伺候时，陈毅哈哈一笑，“咱们国家有几个熊十力？不就一个吗！想法子照顾一下嘛，让他自己一个包厢好不好？！”在这次会上，熊十力被增选为第二届政协委员，后连续当选为第三、四届政协委员。他是政协的“三到”委员：开幕到、闭幕到、照相到，其余均不到会。如遇有大人物突然莅临，全场起立相迎，唯独熊子纹丝不动。

1958年，74岁的熊十力从北大正式退休，保留原工资由全国政协发。在《原儒》完成后的七八年里，熊子又写出了《体用论》、《明心篇》、《乾坤衍》等著作，共130多万字。熊十力在组织上归上海市委统战部，有什么具体要求找统战部，也要定时向统战部汇报思想，如1957年6月，反右期间，他写给统战部的信有“今天见报载，章伯钧自认造谣反党，真可耻可恨”的字样，但更多的是生活方面的要求，如住房、吃饭等问题。1960年11月，困难时期，他致信统战部，要求吃粗面包，“上月承惠两次饼干，是上好的东西，而此物吃时总不觉得饱，所以愿吃粗面包”。12月初，熊十力突然便血，他写信报告统战部想吃一只鸭子，“谨请予我一个宰好了的肥的母鸭子，看可救此症否？”统战部于12月5日向上级请示：“拟同意送母鸭一只，请核。”上级领导批曰“同意”，于是，12月9日，熊十力就得到了一只肥母鸭。

1964年12月熊子赴京出席政协四届一次会议，他虽然并没有到会场但是在住宿的宾馆读了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对其中“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说法写下自己的心得，请董必武并转毛泽东、周恩来、陈毅、郭沫若一阅。不久他收到董必武复信说：“兄治哲学之背境，不仅弟理解，吾党之士亦多能理解也”。建议熊子读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和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但是小字本不适合老人阅读，周恩来拿出自己的钱买来大字本毛泽东四篇哲学著作和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由董必武的秘书给熊十力邮寄到上海。

熊子究竟读没读这些大字本，今天的我们已经无从得知。不过在熊子的起居室的墙上，没有马恩列斯毛的画像，始终挂着三幅从墙头直到地板的君师帖，一幅居中，上书孔子之位；一幅在右，上书王阳明先生；一幅在左，上书王船山先生，这是熊十力供奉的牌位。这位毕生一袭长衫的读书人，归宗了孔子，以阳明、船山二王之学为羽翼，他的人格情操，他的整个身心，都与这三位古之先哲融为一体了。他的真理就在他的生命中，如果要用耶稣的话来解释，那就是：“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1968年5月23日，熊子因肺炎引起心力衰竭辞世。他的辞世正当文革，宽敞的住所受到冲击是难以幸免的事实，但是家属从派出所开出了熊十力是贫农成分的证明，加之他参加过辛亥革命，特别是有毛泽东“关于熊先生的思想，我们现在暂时不要动他，等他百年之后，再重新来批评”的最高指示，因此据小熊查阅的熊子所有亲人撰写的回忆文章，可以肯定坊间流传的熊十力被斗甚至被迫下跪还有绝食而死都是不实之词，至于熊子的两位老友，梁漱溟正被监督劳动扫街，5月24日梁漱溟的日记写道：“早起扫街道。去太平湖岸散步习拳。写稿。稿未成文。午后二时半街道群众会，斗席淑华，四时半回家。陈维博来通知十力老兄在沪病故（似是昨日事）。”马一浮已经在一年前辞世。1967年6月辞世的马一浮在枕边留下一首绝笔：“乘化吾安适，虚空任所之。形神随聚散，视听总希夷。沤灭全归海，花开正满枝。临崖挥手罢，落日下崦嵫”。可谓宠辱不惊，物我两忘。然而，君子之人生旅途，如何不是天涯孤旅！……

田小野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