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辈们

作者：阎绍文

来源：新浪博客

三叔走了，享年90岁。我的父辈们的历史，就此终结了。

父亲兄弟三人。

大伯宝善，抗战时任职国民政府军统局云南站上校总务科长，兼任缅甸远征军后方军需物资督查；抗战胜利后，调任军统武汉站少将站长，不久后转任国军汉中接收大员。

父亲宝荪，后改名宗威，抗战爆发时正就读于燕京大学国文系；“七七事变”后毅然投笔从戎，原本打算投奔共军，却稀里糊涂地和一个拜把兄弟一猛子扎进了山东一个地方武装——曹五旅，不久，曹五旅被纳入国军战斗序列，父亲被任命为该旅政治部主任。该旅一个军官是中共潜伏人员，受中共指令策反曹五旅，不知怎地看中了有亲共倾向的父亲，便成功地先把父亲策反了，然后在父亲的配合下，又成功地策反了该旅近半数人马，投奔了共军，被纳入共军渤海军区编制。

三叔宝恒，抗战时期一直在保定老家侍奉我祖父（祖母在抗战初期一次敌机轰炸后，看到家产顷刻间灰飞烟灭，气火攻心，一命呜呼）。抗战胜利后，父亲把祖父和三叔接到共军根据地（好像是山东惠民县一带）。1948年父亲所部随共军野战主力攻克济南，父亲又把祖父和三叔接到济南，三叔从此开始了教书匠的生涯。

我的父辈们从来没有跟我们晚辈系统地讲述过他们的历史，这就难免给我们播下了好奇的种子。父亲晚年时，我曾经问过父亲一个问题：“当初您和大伯、三叔怎就走了三条不同的路？”酒后的父亲醉眼惺忪地睨视着我说：“你爷爷指的路。”至于爷爷怎么指的路，父亲就没有下文了。但这却在我的脑海里展开了许多的想象。

曾在北洋直系军阀吴佩孚帐下任军需总监的祖父，在直、奉大战前受吴佩孚嘱托，将其全部家财押运到山东蓬莱老家。在那个兵连祸结的年月，这可不是什么美差，说不定半道上就遭劫。但祖父一路辗转，竟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分文未损地完成押运使命。这令一向以“知恩必报”自诩的吴佩孚大为感动，直、奉战事结束后，吴佩孚本欲挽留祖父一起在北京定居，但祖父决意卸甲归田，于是，吴佩孚便耗巨资为祖父在保定购置了一座大宅院，算是对祖父“报恩”了。在身历过军阀混战的祖父看来，甭管国、共两党如何吹嘘自己的主义，其本质是一样的，那就是都想着自己坐天下。大约正是出于这样一个最为素朴的历史经验的判断，所以，祖父给我的大伯、我的父亲和我的三叔做了个“三分天下”的安排：大伯奔国军，父亲投共军，三叔留守。这样一种明显带有政治投机意图的安排，本意自然是想着无论国共双方谁坐江山，都可保家族无虞，或者至少可以在兵燹频仍的年代能为家族的庚续留下一脉。即便抗战爆发，国共合作时，祖父依然坚定不移地相信他那素朴的历史经验：天下大事，合久必分——赶走倭寇之后，国共必将继续争夺天下。

整个抗战期间，大伯似乎官运亨通，从他生前有限的几次讲述中我了解到，抗战结束后，为了表彰他在云南的工作成绩，他被授予少将军衔，并调任军统武汉站站长。在这个短短的任期中，有一件事既毁了他又救了他。共军李先念部中原突围行动路线的相关情报，被军统武汉站截获，但作为站长的大伯却出于对内战的厌恶而将情报扣下，没有上报国民政府国防部。事后上峰追查此事，大伯为此被禁闭审查。身为老牌军统，大伯显然是成功地推卸了责任，没有被军法处置，仅仅受到“免职待任”的处分；随后不久，他被任命为汉中接收大员，代表国民政府去与共军抢地盘了。

身在共军阵营的父亲，境况就不如身在国军的大伯了。整个战争时期，有三座大山始终压在父亲的身上：一、军阀幕僚的家庭背景；二、小知识分子的身份特征；三、参加过土匪武装（曹五旅）的个人经历。但父亲显然向组织隐瞒了自己有一个在军统干事的哥哥这一事实，否则，估计早就会被逐出共军阵营甚至遭到清洗。三座大山的重压，再加上父亲著名的火爆脾气，所以，尽管他有着极强的能力，却始终是中共内部的边缘人物。1948年共军攻克济南，早已厌倦内战的父亲，抓住机会要求转到地方工作。先是在山东省工会，后调到山东省文联，再后来又被划拉到一个对他来说是根本不靠谱的机构——山东省农业厅，直至去世。

三叔在父亲的安排下，就一直在济南做他的教书匠，山东师范学院成立后，他就一直在那儿的中文系任教直至退休。需要格外提到的是，一向性格懦弱、谨小慎微的三叔，加入“九三学社”之后，竟然被发展成为了中共组织的线人，时不时地要向中共组织汇报九三学社中知识分子们的情况。

我的父辈们的噩梦开始于1955年中共的肃反运动。1949年的冬天，大伯突然出现在父亲面前，这令父亲大吃一惊！尽管两兄弟阔别了十几年，但父亲却从祖父那儿得知大伯在军统做事，因为祖父和三叔被父亲接到“共统区”之前，大伯经常捎信给祖父的。众所周知，中共对军统的仇恨是刻骨铭心的，身在共军阵营的父亲自然了解这一点。所以，大伯的突然出现，着实让父亲后背发冷。至于大伯是通过什么渠道找到父亲的，至今是一个谜；但从多年后大伯、父亲和三叔的一些支离破碎的讲述中，我大体拼凑起来如下的故事。

1949年春夏交替的时候，大伯看到国军大势已去，便悄然带着我的大娘逃离了陕西。作为老牌军统，大伯深知一旦被共军捕获或者哪怕是自首，其下场必定只有一个，那就是被处决。于是，便携同大娘一路辗转来到山东投奔我父亲了。在大伯想来，父亲总会看在手足情份上对自己有个相对安全的安排。这一点，大伯的赌注下准了。面对突然出现的大伯、大娘，父亲克制住了短暂的惊惧，暂时把他们安排在了一个小旅馆里住下，然后回家把此事告诉了祖父。据说，祖父非常果断地对父亲说：“两党相争那是国殇，兄弟相残则是家耻。把你大哥保下来！”于是，父亲便瞒着组织，通过私人关系把改名换姓的大伯介绍到山东即墨的一所中学里去教书了。世间的很多事情往往是匪夷所思的——大伯的一个学生的父亲，居然曾经是大伯的下属！这人是在1946年军统裁员时退役回到即墨老家的；而他则在一次去学校给孩子送雨伞时遇到并认出了大伯。1955年中共开始大规模的肃反运动，此人不知怎地被清查出来，不久，他就供出了大伯。结果可想而知：大伯锒铛入狱。

在战争年代，中共组织系统中的社会部之清肃异己的手段和效率就是令人谈虎色变的，因此，搞一场全国性的“肃反”运动，对于中共来说可谓驾轻就熟而且绝不留情。像大伯这样的前国军老牌特务落网，在当地的中共肃反部门看来无疑是一条大鱼，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大伯必定是肩负着重大的潜伏使命。然而，无论如何审讯，大伯除了坦承自己的历史之外，坚决否认有什么潜伏使命。对中共不乏了解的大伯，深知自己命悬一线，为了保命，大伯将当年截获并扣押中共李先念部突围路线情报的事情做了详细的交代并提供了只有国共双方高层才知道的一些细节。此后好长时间，大伯被“挂”了起来，没有任何人来继续审讯他。1955年8月，大伯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显然，他交代的关于扣押李先念部突围情报的事情得到了中共高层的认可，以功抵罪，可以免死了。

再说我父亲。大伯落网后，尽管并没有供出自己有一个在共军阵营的兄弟，也没有供出是在这个兄弟的帮助下来到即墨教书的，但肃反部门很快就顺藤摸瓜找到了父亲这儿。父亲当即便被隔离审查了。审查期间，父亲坦率地承认帮助大伯安排工作的事情，但却坚决否认自己知道大伯曾任前军统高级军官的经历。这种负隅顽抗的态度挽救了父亲，没有被刑事处理，只是做了行政处分，降两级使用。至于我的三叔，似乎并没有受到这一事件的影响，继续风平浪静地做他的教书先生。

1957年7月我来到这个世界。我的出生似乎给这个已经被阴霾笼罩了将近两年的家庭带来了些许的快乐。然而好景不长，一年后的1958年10月，任职济南市文化局副局长的母亲由于对中共在反右运动中大规模地迫害知识分子的做法表示了不理解甚至抵触，便顺理成章地也被打进了右派队伍之中，随即便与大批右派一起被集中到济南东风铁矿劳动改造，一去三年。这期间，父亲自然再度受到牵连，又被降一级使用，并被发配到山东垦利县一所农业学校任职，我的祖父、我的仅比我大两岁的哥哥和一岁多点的我，便也一起随同父亲被发配了。从此，我的家族再次支离破碎天各一方。

重新团聚已经是五年以后的1963年了。是年，父亲由于“工作需要”又被调回省城济南，母亲也早已于1961年结束了劳改被安置到一家国营废品站管理废品去了；大伯大概是由于“表现良好”，提前两年释放，未作任何安排，只能自谋生路去济南黄河边上做搬运工；三叔一家继续在山东师范学院猫着。在我的记忆中，我的家族唯一一次大团圆聚会是1964年的春天。地点是济南普利街草包铺。年仅七岁的我，一边大快朵颐地狂吃，一边满腹疑惑地看着老泪纵横的祖父和相互唏嘘的父辈们，不知道他们究竟为什么如此伤悲。答案不久就清楚了：三叔不知为什么，竟从山东师范学院被调离了，调到曲阜师范学校任教。想必是由于刚刚合家团聚便又要骨肉分离，致使已过古稀的祖父肝肠寸断，也令百劫余生的父辈们难舍难分。当年冬天，祖父病故了。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大伯是一位十分和蔼慈祥的长辈。他出狱后，父亲就在我们家附近帮大伯、大娘租赁了一间小房子安顿下来。大伯大娘没有儿女，所以对我们这些子侄们便格外疼爱。但是，在那个以阶级斗争来界定一切的政治病态的年月，有大伯这么一门亲戚必定是很麻烦的。所以，尽管近在咫尺，但平时往来却很少，间或，父母会让我或者哥哥去给大伯大娘送点钱粮什么的，还要反复叮咛不要让人看到；而大伯大娘也是非常理解我的父母，从来不到我们家来，只是有时候在放学的时间守候在街头，看到我和哥哥来了，就抱一抱，或者给我们买两串冰糖葫芦之类的零食。后来，1966年年初，我们家搬迁到了济南另外一处，与大伯大娘相距稍微远了点，走动就更少了，只是逢年过节的在一起吃顿饭。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再一次使我的家族面临灭顶之灾！父母先后被关押，远在曲阜的三叔三婶也频遭批斗，大伯则多次惨遭街道居委会那些根本不懂什么是革命的“革命群众”的游街、殴打，而大娘则倍受街道居委会那些市井婆娘们的羞辱，几至多次自杀未遂。——当然，这一切都是我在若干年之后才知道的。这段时期，我的父辈们都自顾不暇，遑论彼此照应呢！1971年中共以备战为由，大规模遣送城市五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回原籍或到农村监督改造。或许是想着靠自己的兄弟近一点吧，大伯选择了曲阜，与大娘一起被遣送到曲阜农村监督劳动。行前，大伯来到我们家与我的父母辞行。那场景，我是看到的，至今想起，依然鼻酸：大伯与大娘，我的父亲与母亲，双双并肩，对坐在我们家的饭桌两边，隔桌相望，默然无语。蓦然间，大伯潸然泪下，讷讷地对我父母说：“老二，弟妹，是我这个做大哥的连累了你们。”父亲摆摆手，也是语带哽咽地说：“行了，别说了。你们多保重。”随即，母亲拿出一个小布包，交给大娘说：“这点钱和粮票你们带着，多少能支撑一些日子。家里也没有太多的能力帮你们了。”没有辞行酒，没有别离饭，就这样，大伯与父亲兄弟俩又一次手足分离。

再次见到我的大伯和三叔，是1973年。那年，刚上了一年初中就被学校除名的我，已经是一个在济南颇有点名气的小恶棍了，由于多次寻衅斗殴而屡遭警方关押。为了让我换个环境收收性子，父母强令我去曲阜投奔三叔。此时的三叔，还没有恢复他的教学工作，还处于被监督劳动的状况下，每天一大清早就要起来，去校园里打扫卫生。我从堂姐那儿得知，时不时地还有人欺侮三叔。于是，我便也每天一大清早起床，手提一根镐把子，腰缠一条铁链子，跟随三叔后面，远远看着三叔打扫校园，随时准备着一旦有人冒犯三叔，我将立即发动攻击。还好，大约是那学校的人们看到了我恶狠狠的样子，所以，在我居留三叔家的三个多月中，没有任何人冒犯三叔，因而也就没有发生任何战斗。在此期间，我曾骑自行车到三十多里地外的大伯家去了一趟，大伯大娘的变化令我大吃一惊！仅仅两年多没见，大伯原先那副受过严格训练的军人腰板儿竟然凸起了驼峰，而原本精明干练的大娘竟已是齿落发疏老态龙钟了。那天，我在大伯大娘那儿呆到将近午夜才返回三叔家；也就是那次，大伯对我讲述了我们家族的一些事情，使我对我的父辈们的经历以及造成他们经历的大历史背景萌生了深切的同情和思考的欲望。

1980年，中共推出了一系列落实历史问题的政策，大伯被安置到曲阜一所乡镇中学任历史教员，居然还被吸纳进当地政协，成了当地中共统战工作的一个典型。一年后大伯在这所中学退休，随后便与大娘一起去了陕西城固县大娘的原籍养老去了。

三叔一家也算是中共“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受益者，1982年全家迁回济南，三叔三婶依然回到山东师范学院。

我的父亲于“文革”结束后便拒绝接受一切工作安排，赋闲在家，不久便办理了“离休”。

1986年父亲病故，享年70岁。

1995年大伯病故，享年85岁。

2012年三叔病故，享年90岁。

我的父辈们的悲剧性历史随着他们生命的结束而结束了；然而，造成他们悲剧的历史成因却还在延续着。但我相信，这种延续，已经是末路穷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