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大视野中的四五运动

作者：陈子明

来源：爱思想网  
 
（一） 

四五运动距今已经三十年了。由于官方选择性地遮盖与编织历史，现在的青年人对它的了解已经很模糊。即使在学术理论界，对于它的认识与评价也是有分歧的。譬如说笔者的两位朋友，对于四五运动就有不同的说法。

徐友渔在《西方学术界对于文革的研究》中说：“从第一个层次，我觉得还是可以给四五运动非常高的评价，我自己是文化革命过来的，而且我自己很早就对文化革命批判了，但是后来四五运动消息传开还是非常吃惊，当时四五运动说的话，‘秦始皇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还是很厉害的。粉碎四人帮，民心还是起了一定作用，四五运动给反文革的老干部以鼓励，当然不是绝对作用。第二个层次，我也相信，以后未来写历史的时候，不会像当初四人帮刚垮台的时候，给四五运动那么高的评价，整个四五运动的境界、认知水平，实际上是局限在周恩来是清官，你们是迫害忠良，这种观点到了整个70年代甚至80年代都还是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看法。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有法治的观念以后，我们就会觉得四五运动那种境界实际上不是那么高。”从运动参与者的境界和认知水平的角度来看四五运动，他认为不宜过高评价，这显然是有道理的。无论是对世界发展总体趋势的认识还是对毛泽东极权体制的批判，四五运动的参与者都远远不及八九民运的参与者，更不用说我们今天的认识水平了。作为这两次运动的亲历者，我对四五一代人在十三年（1976-1989）或三十年（1976-2006）中的思想成长过程，有着深切的感受。

本文将对四五运动参与者的思想分野和认知程度进行分析，但首先要从中国大历史的角度来阐释四五运动的转折意义——它结束了什么，又开启了什么。

一、五四与四五：中国现代化的两个转折点

20世纪中国历史的许多重大转折，都是以天安门广场上发生的运动作为开端的。譬如说1919年的五四运动，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1976年的四五运动，以及1989年春夏之交的民主运动（八九民运）。

在天安门广场上还发生过另外一些载入史册的事件，例如1949年10月1日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首次接见百万红卫兵等。但这些事件与上面所说的四次天安门运动有着性质上的不同。我们把历史潮流的变化分为民心的变化与政局的变化。“民可载舟，亦可覆舟。”民心变化是政局变化的前导和基础。历史上的四次天安门运动均是民间自发的国民运动，是民心变动的征兆；而“开国大典”和接见红卫兵之类则是政府组织的“群众活动”，是政局变化的标志。五四运动是中共成立和国民党改组的因，一二九运动是西安事变和全民抗战的因，四五运动是十月政变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因。因此，民心变化比政局变化更值得关怀历史因果的学者加以认真研究。这里所说的民心是广义的民心，在历史转折关头，相对于可以用民意测验来衡量的国民大众的倾向性，更关键的是由知识界所掌控的舆论的倾向性和由思想家、政治家所引领的前沿思潮的倾向性。

在四次天安门运动中，五四运动和四五运动更具有历史转折性的意义。梁启超曾把国民运动分为两类：“对外的”、外交的运动和“向内的”、内政的运动。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属于前者，它们都是由民族主义激荡起来的国民运动。如果说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源头，一二九运动则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源头，当民族矛盾激化的时候，国内政治矛盾的尖锐性就钝化了，中国人团结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共同抵御外敌。梁启超说：“对外问题易发动，对内问题难发动。……自公车上书至五四运动，凡壮烈之举，以对外为动机者十之八九。”“缘故有两种：一、外交问题较简单，容易把多数人的感情烧起来。内政问题较复杂，要转几个弯才能了解，多数人看得不痛切，不着急。二、外交问题的运动，和国内专权的人没有什么直接触犯，危险程度较少，多数人乐得附和。内政问题，任提何件，都是和目前盗国殃民炙手可热的人短兵相接，危险程度甚大，稍微计较一下，瞻顾一下，便不肯上前了。”“以后我们若不打算做国民运动便罢，若还打算做，决然应该把方向转变，从外交方面移到内政方面。”梁启超的期望到半个世纪后才见到曙光。四五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向内的”国民运动。它最激动人心的口号是：“我们要民主，不要法西斯”，“秦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复返了”。八九民运则继承和深化了四五运动所开启的政治方向。二者都是以民主主义为旗帜的国民运动。

梁启超认为，“国民对于政治上的自觉，实为政治进化的总根源。”这种自觉主要应当体现在两点上：“第一，觉得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二，觉得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一种是民族建国的精神，第二种是民主的精神。”如果缺乏这两种自觉，或者以一种自觉遮盖了另一种自觉，中国的政治进化就还不能说走入了正轨。可惜的是，从五四运动到四五运动，国人民族建国的自觉一直压制了民主的自觉。

疏离与回归

如果说最近一百多年来的历史主要是中国现代化的历史，那么以五四和四五为两个转折点，可以将其分为三个阶段：从自强运动至五四运动是第一阶段，从五四运动至四五运动是第二阶段，从四五运动以来是第三阶段。第一阶段是浑浑噩噩的现代化；从五四运动开始了对现代化模式的自觉选择，但是却走上一条疏离世界现代化主流的歧途；以四五运动为起点，逐渐放弃了以毛泽东为典型的错误路线，开始向世界现代化主流回归。我们首先给出结论，然后再展开论证。

以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华为标志，源于欧洲的世界现代化与中国社会发生了正面的接触。在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仍然没有警醒。蒋廷黻说：“从民族的历史看，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倘使同治、光绪年间的改革移到道光、咸丰年间，我们的近代化就要比日本早二十年。远东的近代史就要完全变更面目。可惜道光、咸丰年间的人没有领受军事失败的教训，战后与战前完全一样，麻木不仁，妄自尊大。直到咸丰末年，英、法联军攻进了北京，然后有少数人觉悟了，知道非学西洋不可。所以我们说，中华民族丧失了二十年的宝贵光阴。”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总结了从自强运动以来中国人在现代化问题上从浑浑噩噩到逐渐觉悟的三期过程。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曾国藩李鸿章一班人是其代表。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从甲午战役起到民国六七年间止，这二十年间，都是觉得我们政治、法律等等，远不如人，恨不得把人家的组织形式，一件件搬进来，以为但能够这样，万事都有办法了。那急先锋就是康有为梁启超一班人。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所以最近两三年间，算是划出一个新时期来了。那代表性的人物便是胡适等新近回国的留学生。

梁启超所说的第三期觉悟的标志，就是陈独秀、胡适等人倡导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崛起，意味着浑浑噩噩的现代化阶段的终结。尽管从自强运动、维新运动到新文化运动，有一个思想逐步启蒙，现代化逐步加速和深化的过程，但方向并没有大的摇摆。胡适在1933年指出：“在三十年前，主张‘维新’的人，即是当日主张现代化的人，对于所谓‘新’，决没有我们今日这样的迟疑与矛盾。当日虽然也有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的争论，但在他们的想象中的西洋文明，却没有多大的疑义。试读梁任公先生的《新民说》，他那样热烈提倡的新民的新德性，如独立、自由、自治、自尊、自立、冒险、进步、尚武、爱国、权利思想，……无一项不是那十九世纪的安格鲁撒克逊民族最自夸的德性。那时代的中国知识界的理想的西洋文明，只是所谓维多利亚时代的西欧文明；精神是爱自由的个人主义，生产方法是私人资本主义，政治组织是英国遗风的代议政治。当时的知识领袖对于西洋文明的认识本来还没有多大异议，所以当时能有梁先生那样热烈的、专一的信仰崇拜。”现代化航向出现严重偏离，始于五四运动。从1918年11月北京各界在天安门举行“庆祝协约国胜利大会”到1919年5月北京学生在天安门举行集会抗议列强在凡尔赛和会上对于山东问题的决定，中国知识界的思想倾向性在半年时间里就发生了急剧的转变。

我们把新文化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化第一阶段的终结，而把五四运动作为第二阶段的开端，显然是把它们视为两个不同的运动。然而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常常把这二者混为一谈。依照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中的定义：“五四运动”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包括新思潮、文学革命、学生运动、工商界的罢市罢工、抵制日货以及新式知识分子的种种社会和政治活动。彭明在《五四运动史》中定义：“五四运动是一个爱国运动，又是一个文化运动。”[但也有人对此提出异议。吕实强指出：“五四一辞，在六十年后的今天，大致已肯定包括两项含义：一为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在北京所发生的青年学生反日游行示威请愿，以及其前后各地与其有关的爱国运动；一为在此一爱国运动前后若干知识分子所提倡进行的新文化运动。但我个人仍然觉得，上述两项含义，虽然互相影响且有相互关联之处，但却各有其特质，似不宜视为是一个运动的同体而两面。新文化运动诚然为五四爱国运动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基础，五四的爱国运动也助长加速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但五四的爱国运动既并非是因新文化运动而产生，新文化运动也并非靠五四的爱国运动而方能完成其洪波巨流。”而胡适则连两个运动之间的“相互关联”也不愿意承认，他在晚年口述自传时说：“从我们所说的‘中国文艺复兴’这个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那项由北京学生所发动而为全国人民一致支持的，在1919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我告你这件事，就是说从新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我们那时可能是由于一番愚忱想把这一运动，维持成一个纯粹的文化运动和文学改良运动──但是它终于不幸地被政治所阻挠而中断了！”帮助胡适完成这项口述自传并将其译成中文的唐德刚指出：“胡适之先生是反对五四运动的。他反对的当然不是他小友周策纵的五四运动，而是他底及门弟子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一干人，于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在北京的大街之上，摇旗呐喊的那个五四运动。”毛泽东也斩断了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之间的精神联系，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写道：“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本文所说的五四运动，均是指胡适所反对而毛泽东所赞美的狭义的五四运动，而不是周策纵和彭明笔下的广义的“五四运动”。

由于梁启超的积极倡导，中国政府于1917年8月对德宣战，成为协约国的一员。随着世界大战的结束，中国在近代以来首次成为战胜国，分享了协约国的胜利喜悦。1918年11月13日，北京城兴奋的人们将象征耻辱的克林德碑，改名为“公理战胜”，由东单迁移至中央公园（即今天的中山公园）。北京大学在天安门搭台演讲数日，蔡元培校长发表了演说。他说：“现在世界大战争的结果，协约国占了胜利，定要把国际间一切不平等的黑暗主义都消灭了，用光明主义来代他。”“世界的大势已到这个程度，我们不能逃在这个世界以外，自然随大势而趋了。我希望国内持强权论的，崇拜武断主义的，好弄阴谋的，执着偏见想用一派势力统治全国的，都快快抛弃了这个黑暗主义，向光明方面去呵！”陈独秀也在《〈每周评论〉发刊词》写道：“自从德国打了败仗，‘公理战胜强权’，这句话几乎成了人人的口头禅。……美国大总统威尔逊屡次的演说，都是光明正大，可算得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他说的话很多，其中顶要紧的是两主义：第一不许各国拿强权来侵害他们的平等自由。第二不许各国政府拿强权来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这两个主义，不正是讲公理不讲强权吗？我所以说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在1919年1月18日开幕的凡尔赛和会上，威尔逊总统本来是有光明正大的计划的，但是与会的其他列强却各怀鬼胎。意大利总理奥兰多的主要目的是得到阜姆港，由于没有得到美英法的支持，他于4月23日愤然退出和会。第二天，日本代表团团长牧野男爵不失时机地再次提出了由日本取得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租借地的要求，并表示不达目的就不签署和约。威尔逊在此前曾拒绝过牧野的要求，但此时为了挽救和会，被迫向日本妥协。英法因与日本曾有密约，也支持日本的要求。在4月22日、29日和30日的三次四国首脑会议上，美英法三强终于做出决定，同意将德国在山东的所有权益转让给日本。此消息由当时人在巴黎的梁启超打电报传回国内后，立刻引发了五四运动。

1919年5月4日，陈独秀在《两个和会都无用》的随感录中写道：“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5月18日，他在另一则随感录中感叹道：“现在还是强盗世界！现在还是公理敌不过强权的时代！可怜为公理破产的比利时，所得权利尚不及亲德的日本，还有什么公理可说？横竖是强权世界，我们中国人也不必拿公理的话头来责备协约国了。”随后，陈独秀对西方列强的不满就波及到西方的政治制度。他说：“立宪政治在十九世纪总算是个顶时髦的名词，在二十世纪的人看来，这种敷衍不彻底的政制，无论在君主国民主国，都不能够将人民的信仰、集会、言论出版，三大自由完全保住，不过做了一班政客先生们争夺政权的武器。现在人人都要觉悟起来，立宪政治和政党，马上都要成历史上过去的名词了，我们从此不要迷信他罢。”对西方文明主流的怀疑和否定，迅速成为中国知识界多数人的共识。梁启超当时在《欧游心影录》中写道：“自达尔文发明生物学大原则，著了一部名山不朽的《种源论》，博洽精辟，前无古人，万语千言，就归结到‘生存竞争，优胜劣败’八个大字。这个原则，和穆勒的功利主义、边沁的幸福主义相结合，成了当时英国学派的中坚，同时士梯尼（Max Stirner）、卡嘎加（Soren Kiergegand）盛倡自己本位说，其敝极于德之尼采，谓爱他主义为奴隶的道德，谓剿绝弱者为强者之天职，且为世运进化所必要。这种怪论，就是借达尔文的生物学做个基础，恰好投合当代人的心理。所以就私人方面论，崇拜势力，崇拜黄金，成了天经地义；就国家方面论，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变成了最时髦的政治方针。这回全世界国际大战争，其起原实由于此；将来各国内的阶级大战争，其起原也实由于此。”这样的一种“世纪末”心理导致了世界大战，连西方人自己也承认，“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当西方文明的自我批判风靡全球的时候，在西方文明的边缘诞生了一种新型的苏维埃模式。苏维埃俄国的领导人趁虚而入，狡猾地利用了中国国内的反帝民族主义。1919年7月25日，苏俄政府发布第一次对华宣言，即《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北方与南方政府宣言》，公开宣布废除旧俄政府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放弃一切在华掠夺所得的权利。1920年9月27日，苏俄又发布第二次对华宣言，即《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部致中国外交部照会》，宣布“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本阶级从中国残暴地夺得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归还中国”。两个“宣言”博得了中国知识界的好感，甚至打动了北京政府，北京政府迅速给予了答覆，说：“本国政府深盼有最早之机会，循此次宣言书中指示之程序，以与贵国直接开议也。”然而，两次对华宣言只是空头支票，苏俄政府并不准备真的兑现。1922年8月31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向正同北京政府进行谈判的苏俄驻华代表越飞发出指示说：“中央认为，在同中国谈判时，从1919到1920年的总宣言（即指苏俄两次对华宣言）中得出直接指示是不能允许的”。在当时中苏两国谈判涉及中国领土主权的两个主要问题，即中东铁路问题与外蒙古问题上，苏俄代表并没有作出丝毫的让步。然而，苏俄的空头支票已经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影响了中国人的选择。

1923年12月17日，北京大学25周年纪念日举行了一次民意测验。关于你心目中世界第一伟人的投票，在全部497票中，列宁得227票，威尔逊得51票；关于谁是中国之友的投票，俄国得497票，美国得107票。显然，这时的大学生们对于中国走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已经做出了相当明确的选择。一旦中国上了“世界革命”的战车，再想要下来就没那么容易了。胡适曾说：“欧战以后，苏俄的共产党革命震动了全世界人的视听；最近十年中苏俄建设的成绩更引起了全世界人的注意。于是马克思列宁一派的思想就成了世间最新鲜动人的思潮，其结果就成了‘一切价值的重新估定’：个人主义的光芒远不如社会主义的光耀动人了；个人财产神圣的理论远不如共产及计划经济的时髦了；世界企慕的英国议会政治也被诋毁为资本主义的副产制度了。……中国的多数青年，本来就不曾领会得十九世纪西洋文明有什么永久的价值；现在听见西方有人出头攻击西欧文明，而且攻击的论调又恰恰投合中国向来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不知不觉中，最容易囫囵吞下去；所以不上十五年，中国青年人的议论就几乎全倾向于抹杀一九一七年以前的西洋文明了……无论如何，中国人经过了这十五年的思想上的大变化，文化评判上的大翻案，再也不会回到新民丛报时代那样无疑义的歌颂维多利亚时代的西洋文明了。”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主流思潮和政潮越来越左倾，越来越激进，在“文化大革命”中终于走到极端。四五运动开始拨乱反正，逐渐向世界文明主流靠拢，从而进入中国现代化的第三阶段。

印红标把四五运动时期的青年思潮分为两个流派：政策批判派和社会批判派。（本文在后面将对四五运动时期的思潮进行更详细的分析。）前者针对毛泽东所推行的反市场化、反城市化、反均衡工业化的建设方针——所谓“三大改造”、“三面红旗”、“五七道路”等；后者针对毛泽东在斯大林体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封建”、法西斯的专制独裁政体。尽管这两个流派都借用了一些毛泽东的话语，但用“文革”时的话来说，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四五运动“非毛化”、“反毛化”的倾向是非常清楚的。当时举国上下对“四个现代化”的热烈期待，明白不过地显露出国人对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差距扩大的焦虑以及对现代化主流模式能够带来安乐和有尊严的生活的向往。

四五运动之后，通过恢复高考制度，解冻文艺作品，思想解放运动，农村经济改革，城市经济改革，对外开放和引进外资，为市场经济和私人资本恢复名誉，加入WTO，……中国已经一步一步地离开了毛泽东道路和毛泽东体制，但是距离胡耀邦在中共十二大政治报告中所宣布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目标还相距遥远。究其原因，就在于没有清晰揭示四五运动的历史意义，没有彻底清算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畸形现代化路线，没有真正理解什么是世界现代文明主流。

现代文明主流

既然谈到现代文明主流，自然就会有支流、亚流、逆流……；也就是说，要承认文明的多样性与现代化的不同模式，反对单线进化的历史决定论。

顾准是明确主张历史多潮流论的中国思想家。他说：“17世纪以来，有两股革命潮流，一是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这两次革命导向典型的资本主义。一是1789年和1870年的法国革命，它们在法国本身，导致了两个帝国和五个共和国。然而它们同时展示出消灭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趋向。这种趋向，按两次革命本身来说，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的。”“1917年有了充分的条件，革命的专政，粉碎一切反革命的抵抗，革命的恐怖就是人道主义等等。”在这里，顾准指出有英美和法俄两种革命和现代化的潮流。而且，他对于这两种潮流，有自己的评价与选择。

“1789年、1870年、1917年，设定了一个终极目的。要不要从头思考一下这个终极目的？”“娜拉出走了，1917年革命胜利了，列宁跟他那时代的青年人说，他们将及身而见共产主义。当时的青年，现在恐怕已经死掉不少了，还活着的人，目睹的是苏联军舰游弋全球，目睹的是他们的生活水平还赶不上捷克，目睹的是萨哈罗夫的抗议和受迫害。”“至善是一个目标，但这是一个水涨船高的目标，是永远达不到的目标。娜拉出走了，问题没有完结。至善达到了，一切静止了，没有冲击，没有互相激荡的力量，世界将变成单调可厌。如果我生活其中，一定会自杀。这有什么意思呢？还是不断斗争向前，还是来一些矛盾吧！”顾准承认“1789年、1917年，这股力量”是“强有力”的，他自己也曾经投身于这股力量，但到了1970年代，他已经不再认同和看好它了。

顾准说：“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而且内心里相信这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反之，如果不承认有什么终极目标，相信相互激荡的力量都在促进进步，这在哲学上就是多元主义；他就会相信，无论‘民主政治’会伴随许多必不可少的祸害，因为它本身和许多相互激荡的力量的合法存在是相一致的。那末，它显然也是允许这些力量合法存在的唯一可行的制度了。”顾准虽然没有把英美所代表的潮流称为现代文明主流，但指出它有“一种经常在活跃着的因素：自由和民主的传统”。“它还在它的内部发展起来了职工运动。这种职工运动固然把工党，甚至本来是马克思的社会民主党吸收到它的体系里面去，成为它的机体的一部分，然而也发展了一种‘民主福利国家’。”“这股潮流，没有限于英、美，它把法国、北欧、西欧、日本等等都包括进去了。”“今天当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成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彻底告别苏俄模式，回到以英美为代表的现代文明主流，是顾准的明确选择。

通过多潮流竞争涌现文明主流的历史理论，与所谓人类社会发展的“五阶段论”风马牛不相及。后者是斯大林的理论，他在《辫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首次提出“五阶段论”。他说：“历史上有五种基本生产关系：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斯大林把这五种形态说成是世界各地到处适用的，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必然过程。“五阶段论”被称为历史规律，所谓规律，一是具有普适性，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黄白黑赤，一概适用；二是具有恒定性，既可以回溯过去，也可以预测未来。斯大林提出“五阶段论”后，当时十分流行的、且有马克思的话作为依据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东方专制主义理论就被当作异端邪说扫地出门了；许多信奉“五阶段论”的学者千方百计地从中国历史中找寻类似于古希腊罗马的奴隶制社会形态。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最终取代资本主义，也被认为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历史宿命。而我们所谓历史潮流、历史趋势，则不过是一种归纳性、统计性的概括。这种概括要接受历史实践的检验，在不同的时点上，对于文明主流的认识可能是不一样的；加入了新的历史经验，这种概括就可能发生偏移和变化。

亨廷顿在《第三波》一书中概括了全球民主化的三次浪潮和其间的两次回潮。当民主化回潮时（譬如1922年至1942年间的第一次回潮），世界反民主化力量的气势就大大超过了民主化力量。在此期间，连通常被视为英美派知识分子的蒋廷黻、钱端升、吴景超、丁文江等人也认为“维多利亚时代的西洋文明”已经人老珠黄，而把“新式独裁”视为时代主流。到1930年代末，只有胡适和晚年陈独秀等极少数人，才能坚守和回归以英美为代表的民主化潮流。陈独秀在1940年9月《给西流的信》中写道：我根据苏俄二十年来的经验，沉思熟虑了六七年，始决定了今天的意见。以大众民主代替资产阶级的民主是进步的；以德、俄的独裁代替英、法、美的民主，是退步的。民主是自从古代希腊、罗马以至今天、明天、后天，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并非仅仅是某一特殊时代历史现象，并非仅仅是过了时的一定时代中资产阶级统治形式。不幸十月以来轻率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把独裁制抬到天上，把民主骂得比狗屎不如。这种荒谬的观点，随着十月革命的权威，征服了全世界，第一个采用这个观点的便是墨索里尼，第二个便是希特勒，首倡独裁制本土——苏联，更是变本加厉，无恶不为，欧洲五大强国就有三个是独裁。这三个反动堡垒，把现代变成了新的中世纪，他们企图把有思想的人类变成无思想的机器牛马，随着独裁者的鞭子转动，所以目前全世界的一切斗争，必须与推翻这三大反动堡垒联系起来，才有意义；否则任何好听的名词，如无产阶级革命，民族革命，都会无意的在客观上帮助这三大反动堡垒巩固及扩大势力。

亨廷顿认为，以罗斯福和丘吉尔签署《大西洋宪章》为起点，从1942年至1962年是第二次民主化短波。而这一波民主化在中国更是短的可怜，只有不超过四年的时间。在此期间，中共曾决定开创“和平民主新阶段”，毛泽东也曾表示要走美国的道路。1945年9月，毛泽东在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时说：“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我们完全赞成军队的国家化与废止私人拥有军队。除了军事与政治的民主改革外，中共将向政府提议，实行一个经济及文化建设纲领。这纲领的目的，主要是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实行土地改革与工业化，奖励私人企业（除了那些带有垄断性质的部门应由民主政府国营外），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欢迎外人投资与发展国际贸易，推广群众教育，消灭文盲等等。非常可惜的是，由于美英和苏联在1946年春即进入冷战时期，向苏联“一边倒”的中共和毛泽东再次偏离现代文明主流。

我们现在对于现代文明主流的认识，其实与毛泽东在1945年的说法并没有很大的不同。中外思想家和学者们做过许多大同小异的概括，下面从中选取一例。德国学者沃尔夫冈·查普夫认为，竞争性民主、市场经济以及包括大众消费和福利国家的富裕社会，是现代文明的基础体制。政治集权主义的程度，地区差别，种族宗教冲突，整合性民主的因素，阶级的两极分化程度，加之每个社会的国际地位，决定了现代社会变异的程度。容纳、价值普遍化、分化和地位提高是社会变迁的机制，可称之为继续现代化。它包括方向恒定和结构改善这两重含义。现代化在广义上是一种探索进程，其结果尚未充分展现，正如经合组织国家面临解决其生态负担、就业结构的调整、社会一体化等问题，为此只有继续改革和创新。

现代化是一个仍在继续、远未完结的动态过程，其实质是全球一体化，即从过去几千年的世界诸文明走向多元一体的全球文明。所谓多元一体，是指各子文明可以保留并发扬自己独特的风俗习惯、文化遗产和民族个性，但在业已形成的人类文明主流的核心原则与制度上，必须逐步实现一体化。一体化并不要求泯灭个性与风格，但必须遵循一致的规则。每个球队和球员都可以有自己的战术和技术风格，但必须遵守统一的竞赛规则。做买卖本来就是互通有无，以我之有，易我之无，但如果在交易规则上各执一词，也没有一个共同接受的仲裁人，买卖就无法成交。国际法和国际法庭、世界组织和未来的世界政府，将为一体化规则提供制度形态的保障。以国际法取代国家法，以全球共同体主权取代国家主权，是现代化进程今后的一个主要任务。伴随电脑、网络技术而形成的所谓“赛博文化”（Cyber culture），可以被视为未来多元一体的全球文化的雏形。赛博文化是具有高度自主性的文化，任何参与者都可以介入网上文化的生产和传播，可以自由地检索和消费符合个人口味的信息。能够方便地组建和解构的虚拟社区和网络交流空间，已经严重威胁到单向传输信息的现有文化媒体的垄断地位。但是，多元化和非中心化的赛博文化离不开全球一体化的因特网以及标准的或兼容（即存在一个标准的标准）的网络技术规范。在诸文明汇聚为全球文明的过程中，有些特征是可以兼容并存的，有些特征是不能兼容的，不能兼容的传统就面临着选择的压力与淘汰的命运。对于现代化进程中多样化的、层出不穷的制度创新，同样也存在一个选择与淘汰的问题。当历史尚未对这些传统与创新作出最后选择时，便会呈现出一种分流的景观；一旦人类通过试错的方式作出了抉择，主流与支流的判别便立见分晓，向主流回归便成为后者无奈的结局。

我们所说的现代文明主流，在过去的维度上，是多源复合的；在现在的时点上，是多元一体的；在未来的维度上，是面向多样化选择空间的。人类现代化即全球化的路程刚刚走了一小半，未来全球文明基因库中到底会有多大比重的中国文明基因，现在还在未定之数。在创造未来的竞争中，十几亿中国人是大有可为的。但是，创新不是蛮干，对于已经被历史反复证明的成功经验，我们不应当拒绝；对于别人已经碰得头破血流的教训，自己不应当再去走老路。尽管失败的尝试也是一种人类的精神财富，尽管失败的模式对于现代文明主流也有一定的贡献（譬如德国模式就有两个重要贡献：理工科大学的教育体制和现代科研体制，国家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尽管顾准指出互相激荡、互相渗透、互相竞争的两股力量可以产生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但是我们必须承认，造成两次世界大战的德国模式，列宁、斯大林所开创的苏俄模式，以及从五四到四五期间的中国模式，都是错误的现代化模式；不仅在效能上是失败的、破产的，而且在道德上是残忍的、反人性的。

（有部分删节）

 

二、运动的背景：七次冲击波

中共党内干部对毛泽东的信仰崇拜，在1956年达到最高峰；中国普通民众和青少年一代对毛泽东的信仰崇拜，在1966年达到最高峰。这一方面是党外群众对“三面红旗”运动破产的真相了解较少，一方面是底层民众比较容易受到民族主义的感染，当时他们正为毛泽东成为“世界反帝反修的领袖”、“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而欢欣鼓舞。毛泽东机敏地利用了这一落差，适时地开展了“文化大革命”，借助党外群众来巩固自己在党内业已动摇的地位。

“文革”开始后，作为运动主要对象的高干阶层，对毛泽东的信仰崇拜迅速降至冰点；由他们的子女所组成的“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联动）”，到1966年底的时候，已经对毛泽东和林彪的路线持明确的批判态度。“联动”003号通告“号召各省市革命干部子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忠于马列主义和一九六〇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二个主席，几个委员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普通民众和青年对毛泽东信仰的破灭要滞后一些，但是到四五运动爆发时，已经与干部阶层大体上同步了，其中一小部分人非毛化的深度与广度，则远远超过了高干阶层及其子女。

对毛泽东及其主义的信仰，在“文革”中先后受到七次大的冲击波，我们分别称之为刘少奇冲击波、杨曦光冲击波、陈伯达冲击波、林彪冲击波、尼克松冲击波、邓小平冲击波和周恩来冲击波。四五运动的爆发，固然有其偶然的因素，即周恩来的去世，但也有其深远的思想背景，有一个水滴石穿、水到渠成的孕育发展过程。胡耀邦曾说：“从1969年到1976年以前，表面上看来好像风平浪静了。实际上在底下、在人民的心中和私下交往中，真是波浪滚滚、汹涌澎湃。接着就爆发了‘四·五’天安门广场群众革命运动，为‘四人帮’倒台奠定了最伟大的群众基础。”

刘少奇冲击波在“文革”中，毛泽东企图用“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两个司令部的划分来区别他自己和刘少奇。其实，要把毛刘彻底分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自1943年成立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的中央书记处之后，中共的党务和组织部门就一直控制在刘少奇的手里。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除了肯定毛泽东的路线外，惟一受到表彰的人就是刘少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虽然刘少奇和毛泽东屡有意见的不同，但只要毛泽东最后拍板，就由刘少奇去负责组织实施。因此，如果全面否定刘少奇路线，就必然要全面否定过去的十七年。事实上，除了林彪直接领导的军事领域，文艺部门、宣传部门、教育部门、工业部门……后来陆续被确认是“黑线”占据了统治地位。

这样一来，对刘少奇路线的批判就变成了对“文革”前的方针政策的重新审视和全面检讨。中共十七年统治中的黑暗面，就在广大群众中陆续曝光。尤其使城里的青少年感到震惊的，是所谓“三年困难时期”大规模的饥饿和非正常死亡。举个例子来说，学校工友对于当时靠捡拾菜帮和树叶维持一家生计的回忆和对校领导拒绝提供生活补助的控诉，是导致当时十四岁的笔者义愤填膺地卷进“揪黑帮”斗争的直接原因。对邓子恢、陈云、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的批判也被重新翻腾了出来，但是，当被批判者和批判者的文本同时摊在桌面上的时候，很多人发现前者比后者更有说服力和感染力，邓陈彭张等人比毛泽东更加了解经济的实际情况，更加关心人民的生活疾苦。

由于十七年与毛泽东自身割不断的关系，他不能仅仅依据刘少奇在此期间的所作所为来彻底打倒他，因此，毛泽东、江青一伙最终是以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将刘少奇置于死地。但是这样一来，反而弄巧成拙。如果在历史关键时刻（1945年8月至1946年3月）担任中共代理主席的刘少奇真的是“叛徒、内奸、工贼”，而且党内还有一个以他为首的“叛徒集团”（包括当时担任中共东北局书记的彭真，担任晋冀鲁豫中央局副书记的薄一波，担任晋察冀中央局副书记的刘澜涛等人），中共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赢得内战胜利就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上述罪名只能说服毛泽东自己，而完全说服不了党内外群众，只是印证了林彪鼓吹的“权力哲学”，彻底败坏了毛泽东和中共的诚信。

杨曦光冲击波

杨曦光即杨小凯（1948—2004），“文革”中《中国向何处去？》一文的作者，去世前是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教授、澳大利亚国家科学院院士。在这里，我们把他作为“文革”中“新思潮”的代表人物。

“文革”初期，马克思“怀疑一切”的格言曾经在红卫兵和造反派中风行一时。其中政治上最敏感的人不再满足于路线批判，而进一步深入到制度批判。与此同时，“无产阶级司令部”在当时的号令也给他们指出了这样一个方向。毛泽东在1966年6月1日的批示中称，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北京公社宣言”，比巴黎公社意义更重大。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宣布：“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产生，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林彪1966年11月3日《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无产阶级专政下发展大民主的新经验，就是党无所畏惧地让广大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的形式，批评与监督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同时，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充分实现人民民主权利”。

杨曦光的文章名气最大，但并不是“新思潮”的最早文献。1966年8月30日，北京大学东语系学生乔兼武（原名乔俊礼）和杜文革（原名杜文忠）贴出大字报《给党中央毛主席国务院的公开信：造三个大反——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旧世界，创建新世界》。他们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条件下，适用于以前的党团组织形式已经完全失去了它们继续存在下去的意义，成了妨害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旧的组织形式。党团领导政府，而党外群众对党的各级组织没有选举权，不能实行监督，容易产生修正主义、官僚主义。他们建议：第一，“取缔党团组织，代之以革命委员会”，实行巴黎公社式的全面选举制；第二，“党政合一”，党政两套组织形式造成浪费，应当废止，由革命委员会完全地承担革命和建设的任务；第三，“砸烂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切办公室”。

1966年10月17日，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学生李文博贴出大字报《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的国家了》，不久，他又和其他学生一起提出大字报《大大改善无产阶级专政，大大革新社会主义制度》。李文博提出：“我们现在的制度……是一个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仍然是产生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官僚主义的温床、社会条件。”“新思潮就是要大大改善无产阶级专政，大大革新社会主义制度……打掉一切国家机构的组织形式，创立新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的样式。”笔者当年曾在北京师范大学校园内亲眼目睹《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的国家了》的大字报以及写在上面的大量批语，思想受到强烈的冲击，感觉到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理论探讨。

1967年10-11月，杨曦光写了《关于建立毛泽东主义小组的建议》和《长沙知识青年考察报告》。1968年1月8日，杨曦光完成了《中国向何处去？》，此文很快在全国范围内流传开来，周恩来、康生等曾亲自出马点名批判。杨曦光认为：“中国社会形成了新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中国现存的政权形式基本上是官僚机构，掌握官僚机构的特权阶层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一座山。他们通过城市剥削农村来塞满自己的腰包，他们的高薪就是工农和知青的血汗。”“文化大革命”是“广大人民群众与特权阶层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的产物，它不应当是“罢官革命”、“揪人运动”，其目标应当是“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实现社会革命”，“建立类似巴黎公社的没有官僚的新社会——‘中华人民公社’”。

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新思潮”的封杀表明，“文化大革命”就是“罢官革命”、“揪人运动”而已，不过是在旧制度框架内对“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而新权贵上台后，表现得比老权贵更贪婪，更无耻，广大群众面对特权仍然是束手无策。这使“文革”中一批最积极、最活跃、最肯动脑筋的参与者理想破灭，成为最早否定“文革”及其发动者的一群人。

陈伯达冲击波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抛出了陈伯达，随后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批陈整风”，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当时扣在陈伯达头上的帽子包括“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天才论、阶级斗争熄灭论、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其中最引起关注的是“唯生产力论”。

陈伯达虽然长期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并在“文革”中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但他的思想和毛泽东、江青、张春桥等人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在“文革”爆发前一年的1965年，他曾热衷于电子化，说“电子化是不亚于蒸汽机的又一场划时代的工业革命，世界先进国家都在搞，我们不能落后”；还主张把列宁的公式“共产主义等于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中的电气化改为电子化；鼓吹发展工业要以“电子为中心”。1969年春天陈伯达受命起草“九大”政治报告时，将题目定为《为把我国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认为今后工作重点应当从“抓革命”转移到“促生产”上来。他在与张春桥讨论稿子时说：“还是要发展生产，搞好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不能尽搞运动、运动，像伯恩斯坦说的：运动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张春秋反驳陈伯达的劈头第一句话：“你说的是唯生产力论……。”陈伯达辛辛苦苦起草的报告稿，支持张春桥的毛泽东连信封都没有拆开就退了回来。1970年9月16日，从庐山回京后的毛泽东对汪东兴说：“我们的任务是对付帝、修、反。而陈伯达不管帝、修、反。”毛泽东对陈伯达的批判，使那些期盼通过“抓革命”手段实现“促生产”目标的人大失所望。笔者在1969-1970年那个冬季曾出席内蒙阿巴嘎旗“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讲用稿中包括以下内容：自己刚刚下乡时曾找寻阶级斗争的现实表现形式，却发现“四类分子”各个都是生产中的骨干，因而一度怀疑阶级斗争的理论，后来才发现，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情况下，人们普遍缺乏生产积极性，必须辅之以对一小部分人的斗争，才能刺激和推动生产，正所谓“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因此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实质上是一种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手段——可以概括为“阶级斗争工具论”。批判陈伯达的“唯生产力论”，使我感到毛泽东心目中只有他自己曾说过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项社会实践中的一项，即“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而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实现现代化毫无兴趣。

毛泽东发动批陈运动，给许多人带来一个意外的收获。在“文革”初期，林彪曾提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经典著作中，我们要99%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当时北京农业大学附属中学学生“伊林·涤西”（原名刘握中和张立才）写大字报批驳，被打成反革命。此后很长一个时期里，连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也是一件犯忌讳的事。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的闭幕会议上说：“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不读好了，人家就搬出什么第三版呀，就照着吹呀，那么，你读过没有？没有读过，就上这些黑秀才的当。……我劝同志们，有阅读能力的读十几本。”还“要读几本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欧洲哲学史。”他的本意是针对陈伯达的“天才论”、“唯生产力论”，却为广大干部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开了绿灯。学习的结果是，人们更加认识到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于是，马列著作在许多人那里变成了非毛化的思想武器。

林彪冲击波

林彪冲击波，对于毛泽东神像的坍塌，是具有决定性的一击。“文化大革命”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如果说不能在之后的经济大发展中弥补回来，那么惟一的收获就是解决了政治继承问题，用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取代了“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但是出乎绝大多数人的意外，“亲密战友”却要“抢班夺权”，谋害“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最后导致了自己一家子的“折戟沉沙”。“李一哲”（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和郭鸿志的共同笔名）中的陈一阳当时致信王希哲，反对他“林彪从来就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的提法，“认为如果今天我们还停留在当年那样，把一部分人先天地划为‘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一部分则‘从来也不是’，那就太形而上学了。我们应该研究的是，林的一套为什么过去得到毛主席的欣赏，后来又是怎样与中国革命的实践发生冲突的”。这样一来，对林彪的批判就指向了非毛化。

为了挽回毛泽东的威信，并说明与林彪集团斗争的必要性，向干部群众传达了《毛泽东给江青的一封信》和《“571”工程纪要》。然而，这两份材料在事实上却成为“文革”期间传播最广泛、震动最强烈的非毛化宣传品。

据说是写于1966年7月8日的《毛泽东给江青的信》称：“我的朋友”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读过这封信的人，凡是多少有点思考能力的，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不是毛泽东当了替林彪捉鬼的钟馗，而是林彪当了替毛泽东捉鬼的钟馗。钟馗还算是个正面人物，林彪却被卸磨杀驴，成了死无葬身之地的冤大头。有些人不相信这封信的真实性，认为是事后的伪作；相信其真实性的人，则更加看清了毛氏厚黑学的欺诈性和无耻性，即使最亲密的战友，也只是用过就可以丢掉的政治工具。

由林彪儿子林立果手下“小舰队”成员于新野执笔起草的《“571”工程纪要》，是一篇讨伐毛泽东的檄文。《纪要》指出：“他（指毛泽东）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他是一个怀疑狂，虐待狂，他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上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把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变成封建独裁专制式的家长制生活。”“农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充当炮灰，后期被压迫，变成替罪羊。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他们所谓打击一小撮，不过是每次集中火力打击一批，各个击破。今天利用这个打击那个，明天利用那个打击这个，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批。不仅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而且挑动军队斗军队，党员斗党员，是中国武斗最大倡导者。”《纪要》所提出的“动员群众的口号”是：“打倒当代的秦始皇——B-52（指毛泽东），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建立一个真正属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笔者当时看到这个材料，感到非常过瘾，因为它说出了自己想说而不能说的话。

据胡平回忆，他在看到上述两个材料后，曾写诗一首，以表达自己的内心感慨：“惜乎不中秦皇帝，毕竟渔阳鼙鼓来。纵有家书欺海内，奈何神像落尘埃。”胡平的诗反映了当时相当一批有思想的青年的共同心声。

尼克松冲击波

尼克松冲击波与林彪冲击波接踵而来。尼克松曾把自己的首次访华称为“改变世界的一周”。这种改变决不限于中美两个大国的外交战略和世界格局的改变。从事后来看，尼克松访华的最大意义是启动了中国内部的“和平演变”。

尼克松在与毛泽东见面时先说了一些奉承话。他说：“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毛回答说：“我没有能够改变世界，只是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这种貌似谦虚的话，仍然过高估计了他在当时中国人心目中的位置。事实上，“文化大革命”转了一个圈子，已经回到了出发点，当时毛泽东的处境甚至还不如运动发动前的情形，因为群众和青年对他的信仰已经基本破灭。这时，受到林彪冲击波强烈震撼的国人已经不再期待从毛的著作和最新指示中找寻解决中国问题的钥匙了，而尼克松的访华，恰逢其时地给他们打开了面向世界寻求新知的一扇窗户。

在1970年代，“美国之音”成为中国青年获取新知的一个重要途径。笔者一位朋友曾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草原地广人辟，天高皇帝远，蒙族干部，言语不通，难做‘政治思想工作’，竟对知青播放的美国之音开始曲‘扬基歌’大加赞赏，连连夸奖这一乐曲的动听。不知是哪个知青，还将诸如‘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之类的词加入曲中，唱给不断追问的牧民听，逗得知青们捧腹大笑。”事实上，不仅是内蒙牧区的知识青年收听“美国之音”，其他省区的知识青年普遍收听“美国之音”等所谓的“敌台”。林彪事件后收听“敌台”的普及化，一方面是因为人们感到从官方渠道得不到真实的信息（“敌台”是不少人获得林彪摔死消息的源头），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在这个时候“阶级斗争”的弦已经绷得不像1960年代后期那么紧了，大多数人已经患有严重的运动疲劳症。

尼克松访华后，中国以“内部发行”的方式翻译出版了尼克松的《六次危机》，基辛格的《选择的必要》，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等一批当代美国政治历史著作，给有机会读到它们的中国人带来一种全新的感受。笔者就因为在和朋友的通信中谈了一些对基辛格《选择的必要》的读后感而被捕入狱。我们在通信中谈到：在历史发展的关节点上，正确的选择非常重要，如果认为在人们的活动之外，还存在着不可知晓的“规律”，则无异于承认冥冥之中有上天的意志在做安排；当时一些领导人，自称顺应了某种规律，不过是封建制度下“君权神授”论的翻版。在这个时候，我们已经认识到，毛泽东以及中共确立在中国的统治地位，不过是风云际会的偶然结果，并不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合法性（正当性）。

邓小平冲击波

林彪“折戟沉沙”后，毛泽东选择了工人出身的王洪文作为他的新接班人。1972年9月，王洪文从上海调至中央工作。1973年8月，毛泽东决定由王洪文担任“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主任，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江青等任副主任。在同月召开的中共“十大”上，王洪文当选副主席（党内排名第三，仅次于毛泽东、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泽东曾让王洪文读《后汉书》的《刘盆子传》，要他以史为鉴。但事实证明，王洪文就是个扶不起来的刘盆子。1974年，毛泽东两次告诫王洪文不要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搞“四人小宗派”、“上海帮”。1975年1月，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增选邓小平担任副主席。此后，便由邓小平取代王洪文主持中央工作，王洪文则被发配到上海“蹲点”——“调查研究”、“帮助工作”。

邓小平主持工作后，雷厉风行地开展各条战线的整顿，狠抓生产和交通秩序的恢复。地方上，大刀阔斧地调整“软、懒、散”的领导班子；在军队，则把“肿、散、骄、奢、惰”作为整顿的重点。在邓小平进言后，毛泽东表态：“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党的文艺政策应当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扩大文艺节目。”到1975年7、8、9三个月，很多人感到欢欣鼓舞，认为纠正“文革”左倾错误，调整经济政策和文艺政策，“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颇有希望的。

但是好景不长。1975年“十一”前后，毛远新、李先念在毛泽东面前告邓小平的状，说今年以来“感到有一股风”，“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最近有一些讲话”“味道不对，似乎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要毛远新找邓小平谈一次话，这次话谈崩了，毛远新当面指责邓小平：“你就是修正主义！”此后，毛泽东让政治局开会统一认识，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肯定“文革”的书面决议。邓小平拒绝了，他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由我写这个决议不合适。”毛泽东便以邓小平转送刘冰告迟群、谢静宜状的信为突破口，于11月初首先在清华大学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然后于同月底召开“打招呼”会，把运动推广到全国。

1976年2月初，中共中央通知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转达到党内外群众，3月初，又下发了《毛主席重要指示》。毛泽东点名批评了邓小平，说：“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又说：“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他还曾对华国锋、王洪文、江青、王海容等人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毛泽东把“文革”作为他毕生的两大业绩之一，为了保卫“文革”的成果，不惜再次打倒邓小平，在党内重新洗牌。这样，在“批邓”之后，党内外干部群众都已经非常明了，指望由毛泽东自己纠正错误是不可能的了，要使中国摆脱困境，只有义无反顾地实行非毛化不可了。

周恩来冲击波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毛泽东和“四人帮”一伙在周逝世后的所作所为，激起了民众的强烈愤怒，成为四五运动的直接诱因。

1月9日，新华社请示周恩来逝世报道事宜，姚文元答复：“悼词尚未发表，现在不组织。悼词发表后是不是组织反映，仍应再请示。”在他的禁令下，周恩来逝世后的六天里，新华社只发了两条有领导人参加悼念活动的消息。姚文元敢于这样做，是由毛泽东直接授意的。在周恩来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所有的人都神情悲痛，惟独江青，不但不行脱帽礼，志哀时甚至还左顾右盼、东张西望。在全国许多地方和单位，不准群众戴黑纱，不准送花圈，不准设灵堂，不准开追悼会，不准挂周恩来遗像，甚至不准个人家里挂周恩来的遗像和戴黑纱。11日，首都百万群众在街头为周恩来灵车送行，新华社记者写成长篇报道，先是被压缩到很少的字数，最后由姚文元下令，一字也不准报道。13日，姚文元在一天之内三次向新华社下达指示。指示之一：“不要因为刊登悼念总理的活动把日常抓革命促生产的报道挤掉了”；之二：“这几天报纸登唁电数量多，太集中，并且刊登在第一版上。”“唁电版面往后放，从三版四版开始。”之三：“学生化悲痛为力量反击右倾翻案风，在消息中要反映出来。”根据姚文元的指示，14日的《人民日报》在显要位置刊登《大辩论带来大变化》，文章第一句就说：“近来，全国人民都在关心着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这显然是在强奸民意。

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心情，可从当时是清华大学工农兵学员的周为民的回忆中见到一斑。他写道：“噩耗传来，全国一片哀乐声，中国人民不仅为他们热爱的总理离去而悲伤，更为在这‘反击右倾翻案’如火如荼地展开，邓小平受到的批判越来越严厉，人们为邓小平被再次打倒后的国家的前途命运而忧伤。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环境下，人们无法正常表达自己的观点意见，人们不约而同地以悼念周总理逝世婉转表达他们的政治取向和立场。……四人帮当然意识到全民悼念周总理背后的情绪，因此迟群、谢静宜在清华下达了限制悼念活动，不要让悼念活动干扰了‘反击右倾翻案’运动的大方向的限制令。当时在迟、谢关系密切的小圈子里，他们对周恩来总理的不敬也是有恃无恐的。一月十一日晚上，我所在的无三一班全班从清华园步行将花圈送到天安门广场，系党委领导来阻扰劝说我们不要去，我们责问他‘你对总理是什么感情？’他不敢正面回答，借说要请示校领导溜走了。我们的队伍到校门口时，校党委一位副书记电话打到门卫要我们班党支部书记接听，当时我们班党支部书记正在劝大家回去，我就接过了电话。校党委副书记以为我就是班党支部书记就要我劝大家不要去。我放下电话后告诉班党支部书记说校党委同意我们去。这才得以放行。后来我的‘假传圣旨’的行为也受到追究。……在一月份悼念活动中积极的班事后都受到了批评。水利系给迟群贴大字报的班被他诬蔑为‘小裴多菲俱乐部’，班党支部书记、副书记都被撤换。我们班也成为了校保卫部关注的重点，上了黑名单。”陈毅逝世后，毛泽东曾参加他的追悼会，因此，人们普遍认为毛泽东会亲自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可是，人们不仅没有见到毛泽东参加追悼会志哀，反而听说他放鞭炮庆贺。1月16日，姚文元砍掉了新华社原定要发表的群众悼念周恩来活动的综合报道。28日，江青扣压了纪录影片《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3月5日，上海《文汇报》在刊登新华社一篇纪念和学习雷锋的新闻稿时，将原稿中周恩来为雷锋的题词全部删去。25日，该报发表题为《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的文章，用“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影射周恩来和邓小平。愤怒的群众在数日之内，从全国各地发向《文汇报》的抗议信件和电报达421件，打去的抗议质问电话达一千多次。

周恩来从1920年代后期起，就是中共最高领导人之一，但是他与李立三、王明、张国焘、刘少奇等不同，他从来不是一条政治路线的制定者和代表人物。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周恩来是毛泽东的忠实助手，一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作为“文革”前政治局常委中的惟一幸存者，在动乱时期竭尽全力支撑着中国的经济和外交工作；而且，他无儿无女，与元配邓颖超相敬如宾，生活朴素，为人谦和，道德形象远胜同侪。本来，对毛泽东已经完全失望的人多多少少还对周恩来抱有一些好感，现在，毛泽东及其亲信连周恩来也不肯放过，使人们感到执政集团里已经是“洪洞县里没好人”了。于是，群众性的抗议活动首先在南京爆发，很快就蔓延到北京和全国各地。

 

（三）

在“文革”前夕，毛泽东的政治基础还是相当雄厚的，大多数中共干部党员和党外群众，都可以算作毛派分子及其支持者。其对立面，只有通常所说的“阶级敌人”以及历次政治运动的受害者；还有一个潜在的力量，就是所谓“三年困难时期”后对毛泽东的信仰已经发生动摇的一部分党员干部，这个力量正在向刘少奇的周围集结。广义的毛派和非毛派的力量对比，正在从1956年的9：1向1966年的8：2乃至7：3转化，因此，毛泽东为了扭转这个势头，发动了“文革”运动。运动初期，毛派加入了红卫兵和造反派这样的新生政治力量，增添了巨大的活力和声势，同时又稳住了军队这一关键性的政治力量，从而掩盖和稀释了毛刘在党内的实际力量对比。

经过上节所说的七次思想冲击波，大部分红卫兵和造反派已经“反水”，加入到非毛化的政治力量中；半数以上的老干部，已经从对毛泽东“文革”路线的不肯定的怀疑走向明确的否定；军队也由毛泽东的嫡系转变成与毛泽东的嫡系作对的力量。“南京事件”的主要发动者李西宁在1976年2月底就敏锐地观察到：“目前有一种与以往不同的迹象是，过去部队一直很稳，而这次，部队里情绪很厉害，牢骚极多。”到四五运动发生时，如果说形形色色的非毛派分子及其支持者在全体人群中还达不到半数，至少在政治活跃人群中已经超过半数。

毛派与非毛联盟

毛泽东自己对于1970年代以后的中国政治力量对比，实际上是有很清醒的认识。在1972年发布的所谓《毛泽东给江青的信》中，他说：“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会出现“右派当权”。在1976年与华国锋、王洪文、江青、王海容等人的谈话中，又说：“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他对毛派在自己身后的命运，并不看好。

四五运动的口号，绝大多数是悼念和歌颂周恩来的；少部分把矛头针对王张江姚“四人帮”，为邓小平鸣冤叫屈；只有极个别的影射了“秦始皇”。但是，这种表象欺骗不了毛泽东，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悼念总理，歌颂永不翻案的人，剩下的我就是现代秦始皇了”；“不要瞒我，矛头是对着我的，在清算我二十七年的债！”四五运动非毛、反毛的性质，由毛泽东本人钦定——“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但是，他说的还不够全面，四五运动不仅仅是卷入了毛泽东与邓小平之间的党内政治斗争，而且是一种社会斗争、国民运动。也就是说，四五运动不仅是矛头对着“现代秦始皇”，而且是对着“秦皇的封建社会”。

四五运动时的毛派政治力量，除了毛泽东本人挂帅，还包括四个组成部分：嫡系，旁系，前宠，愚忠者。

毛泽东发动“文革”时，手下有两支嫡系力量，一支是以江青、康生、陈伯达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一支是以林彪为首的军队势力，一文一武，相得益彰。林彪集团垮台后，只剩下一支嫡系，就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帮”以及毛远新、张玉凤等身边人。毛派基本队伍，有些是毛泽东的亲属，有些是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忠实传承者和解释者，还有控制着中国最大工业基地上海市的领导班子——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这支力量在四五运动爆发前，在政治上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他们最得意的时候是1973年，也就是毛泽东确定王洪文为接班人的时候。此后，毛泽东在1974年底、1975年初指定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和政治局的工作，1976年初又指定华国锋任代总理，均表明他感到毛派嫡系过于势单力薄，恐怕他们独木难支，控制不住自己去世后的局面。

毛派旁系就是在“文革”中受到重用的新（这里的“新”是相对而言）干部队伍。其上层人物包括华国锋、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陈永贵等人，也就是后来所谓的“凡是派”。他们都参与了镇压四五运动的决策与实施过程，华国锋当时兼任公安部长，吴德当时担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是镇压天安门事件的第一线指挥者。上述人等，均由毛泽东亲自赏识、一手提拔，但与毛泽东没有亲缘与学说上的亲密关系（毛泽东在“四个伟大”中惟一感兴趣的是“导师”这顶帽子，因此他对理论上的“弟子”格外看重），因此只能算作毛派旁系。毛泽东临死前，一心想要把毛派嫡系和旁系撮合在一起，组成一个“八人帮”——1976年9月12日早上，张春桥、王洪文、江青、华国锋、毛远新、姚文元、陈锡联、汪东兴（从左至右排列）八人曾在毛泽东灵前拍照，表明毛泽东所瞩望的接班体系是以毛远新和华国锋为核心的——这样就可以掌握住政治局的多数和各实力部门（军警大内和舆论喉舌）。但是，一来由于江青过于专横跋扈，缺乏政治家起码的素质和容人的气量，而毛泽东启用毛远新又太晚，来不及成为毛派嫡系的掌门人；二来华国锋等人受到四五运动表达出来的民意的震慑和感染，耻于与江青一伙为伍；毛泽东的遗愿终于未能成真。近来，毛派第三个组成部分中就有人撰网文，埋怨华江二人未能精诚团结，导致了邓小平重新上台和“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后果。

毛派前宠是指那些不得志的造反派领导人。这些人，曾经是“夺权”后的各级领导班子——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尝到过掌权的甜头，但是在中共九大前后，受到“三支两军”干部和重新上台的老干部的排挤，陆续沦落为在野派。其中一部分人，迟至1975年邓小平抓整顿，才刚刚被轰下台。虽然他们被毛泽东本人在政治上用过后抛弃，也不一定与江青一伙有组织上的联系，但是他们与毛江夫妇在思想上是一脉相承的。笔者曾把其中的信仰最坚定者称为“毛主义”者。“采用毛主义而不采用毛泽东思想的说法，是因为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已经给毛泽东思想下了一个权威的定义，把晚年毛泽东的思想创造全部剔除，本文权且将这些剔除部分称为毛主义。毛主义区别于斯大林主义的地方主要在于：认为共产党内存在着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或称党内资产阶级），他们与工农大众处于阶级对立的状态；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下需要继续革命、不断革命，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主要方法是‘文革’式的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认为社会帝国主义、社会法西斯主义是比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追求建立一个没有等级制、没有资产阶级法权的平等社会。”“许多最真诚、最富创造性的毛主义者，在‘文革’高潮中便被镇压甚至被枪毙。”“正像马克思本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毛本人也不是毛主义者。他是毛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居间牵线人。……他的尸骨未寒，他‘放心’的接班人便和‘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携手埋葬了毛主义。”在四五运动爆发时，造反夺权的一度受益者和毛主义的忠实信奉者，在前红卫兵和造反派中已经是很少数的一部分人，但是在某些地方上还是一股有影响的政治力量，他们对于借四五运动的机会彻底打倒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造反派重新上台，还是抱有希望的。其中的一个典型案例发生在河南省会郑州市。当事人何远写道：1976年4月5日清晨，“签着我们肉联厂几十人真实姓名的大字报《严正声明》，贴在二七纪念塔北边约200米的郑州市电信局营业大厅门前。这里是市中心，来往的人比较多，而我们的立场和二七塔下那些大字报的立场是截然不同的”。当时“郑州市中心二七纪念塔下摆放了一些花圈。表面上看是纪念周总理的，但仔细看其中的一些挽词和贴在旁边的匿名大字报，直接攻击的是当时正在开展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攻击忠实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张春桥同志、江青同志，甚至有的已将矛头指向毛主席。……是一股反革命逆流，当时就决定要公开表达我们对这一事件的立场。”在新华社河南分社接见签名写大字报的人的代表何远等人，并告知他们，已将“大字报连同所有签名（约40多人），一字不漏地报告中央政治局”后，何远等人“立即用电话或直接派人与我们共同战斗的兄弟单位联系，和一些战友们联系，向他们通报了当晚的整个情况。最后签署了郑州肉联、郑州纺织机械厂、郑州交通运输公司、503厂等72个单位革命群众的《联合声明》，表达我们收花圈和对这一政治事件的立场，随即贴出，直至后夜，包括我们厂在内的几个单位的群众走上街头，刷写表达这一立场的大标语、大字报，到4月6日晨，才陆续回去休息。少数人还在继续刷写，最后走的郑州市电信局职工焦春亮同志被十几个人围攻追打，直至被活活打死在二七广场。……这是1976年发生在北京和全国其他一些城市的‘清明节事件’——后被称为‘四五运动’中唯一被打死的人，他表达的却是反对一些人以纪念周总理的名义掀起的反革命逆流。”焦春亮先是被郑州市革委追认为烈士，两年后又被郑州市委取消了烈士称号。“当时参与反击这一事件的一些人在以后的‘揭批查’运动中，也因此而获‘反周’的罪状，在监狱和学习班里遭到了清算。”毛泽东的愚忠者，是一种没有政治头脑的人。他们中间有些人，1976年4日4日清明节在天安门广场被百万人悼念周恩来的场面所感动，4月8日又积极参加“欢呼毛主席、党中央英明决策”的百万军民游行；9月18日参加追悼毛泽东大会悲悲切切，10月21日参加声讨“四人帮”大游行兴高采烈。愚忠者可以被他们的权力偶像操纵一次两次，甚至三次四次，但是不会永久地被欺瞒哄骗下去。有相当一部分愚忠者在四五运动爆发前已经发生了思想转变，更多的愚忠者则在四五运动后警醒和觉悟。

非毛联盟既是不同年龄的人的联盟，也是不同观点的人的联盟。政治成熟于1970年代的四五一代人与政治成熟于1930年代的一二九一代人，在“文革”中经历了类似的磨难，因而有着很强的思想共鸣。在四五运动中，两代人同仇敌忾，配合默契，共同充当了运动的主力。不同观点的联盟，主要是指还原派阵营和改革派阵营的政治联盟。这里所说的还原派和改革派，大致相当于印红标所说的政策批判派和社会批判派，也可以称为路线反对派和制度反对派。年龄的分野与观点的分野并不是重合的，一二九一代人中既有还原派，也有改革派；四五一代人中起初也有不少还原派，但后来大多转化为改革派。还原派与改革派的政治分歧，要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充分暴露出来，而在四五运动期间，他们有着共同的政治目标，就是非毛化，这里的“毛”，主要是指毛泽东晚年的理论、路线、政策和队伍。

笔者在1989年5月曾说：“四五运动实际上是两股社会潮流的合流，一股是老干部及老知识分子，包括工人（老工人吧！）他们代表对文革的一股强烈批判意识，但是他们理想的模式还是五七年以前建国初期的十年。另外一部分人，他们是这次运动的先锋，是七零年特别是林彪倒台以后在青年工人、知识青年这样的青年运动中，不断茁壮起来的，要求新的、民主的，现代化社会思潮的体现。一个是要民主改革，另一个则要求还原复旧的。故这次可说是改革论者及还原论者的合流。而从人数上看，天安门事件若说有百万人参加，当中百分之八、九十是还原论的，只有百分之十至二十左右是要求改革。还原论的意见就集中体现在对邓小平七五年纲领的认同。先锋还是人数少的一支，运动的骨干还是老干部、老工人、一般机关干部。”

还原派阵营

关于还原派与改革派的区别，笔者和王军涛在25年前有过这样的描述：党内多数领导者认为，应当实行中共十七年中（确切地说是五十年代前期、六十年代中期）曾行之有效的模式，因而他们被称为“还原派”。“还原派”认为，“文革”的灾难和目前的困难是坏人和工作上的错误造成的，而不是体制的缺陷；特权和官僚主义是思想作风问题，应当通过教育纠正；民主仅仅是一种手段，过分强调民主就是资产阶级民主，等等。他们反对提体制改革。党内一部分领导者，理论界、舆论界、文化界的大多数，一大批思考的青年则认为，将一场灾难简单地归结为某一政治集团的偶然得逞是不行的，“四人帮”横行证明我国制度有问题，不改革将会重蹈覆辙；官僚主义、封建特权是集权制、“等级授职制”、“终身制”的必然产物，不能靠“清官”来解决；民主不仅是作风，主要是一种国家制度。建立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国家，正是无数先烈流血牺牲所追求的目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制度不完全是资产阶级民主，就是资产阶级民主，也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继承和借鉴。他们赞成安定团结，赞成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建设上，同时又认为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不能偏废，在政、经合一的国家中，这一点尤为重要。我国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是缺乏一支得力的干部队伍，而要解决这个问题非要改革政治不可。这一部分人是坚定的改革派，他们还没有提出一套完整的社会模式，在发展的途径和方法上也众说纷纭，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反对照搬十七年的社会模式（不论是斯大林式还是毛泽东式），主张改革我国现行政治经体制，寻求一种新的社会发展模式。

还原派的共同特征是反对毛泽东个人在“文革”期间的所作所为，但不反对毛泽东一手缔造的社会制度，因此，他们既要批判和否定“坏毛泽东”，同时又要回到“好毛泽东”的时代。至于“坏日子”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起，在还原派阵营内部也是有分歧的，有人认为始于“文革”，有人认为始于1957年。下面，我们把还原派分为三种类型：所谓“还乡团”，原教旨主义者，全面整顿派。

所谓“还乡团”，是四五运动前后毛派分子批判“走资派”的一个用语，应当说，它确实抓住了这部分人的一个鲜明特征。“还乡团”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全面否定“毛主义”即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他们盼望回到“文革”前的“好日子”，回到“党委领导一切”、“第一书记说了算”的旧体制。他们最痛恨“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最反对“巴黎公社式的民主”。他们对造反派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他们怀念过去的特权，一旦恢复权力，就更加肆无忌惮地滥用权力。用毛泽东的话说，“做了大官了，要保持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有相当一部分已经“解放”或尚未“解放”的老干部及其家属，其思想境界没有超过“还乡团”的水平。他们之中有一些人，是毛泽东在“大跃进”至“文革”之间所依靠的“左派”，他们对毛泽东的反思，仅仅局限于“文革”十年。他们希望把“文革”前的十七年，作为“红线”全面肯定和继承下来。

不同于所谓“还乡团”仅仅从“权力和财富再分配”的角度观察党内斗争，原教旨主义者增添了政策批判的维度。所谓“原教旨主义”，主要是指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这一模式与上面概括的毛泽东的战争经济模式，有着重大的区别。原教旨主义者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陈云和邓力群。陈云不仅要全盘否定“文革”，还要全盘否定1957年以后毛泽东的左倾路线和政策。在对1957—1966年这个历史时期进行非毛化，以及平反与之相关的冤假错案方面，陈云比邓小平的态度更加明朗，更加坚决。但是，由于陈云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统购统销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他的非毛化以1957年为界，而不愿意再退一步到1952年。这样，陈云及陈云思想的主要阐述者邓力群的历史反思，就回避了对刘少奇“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再评价。陈云当年或许并不反对“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因为他的主要助手薄一波是与刘少奇一起被毛泽东批评的对象。后来可能是出于审时度势的考虑，他才没有否定毛泽东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因为如果把“三大改造”也一锅端了，所谓“社会主义制度”就剩不下什么东西了。这样一来，就从政策批判进入到制度批判，这是原教旨主义者所不愿意看到的。

全面整顿派是指在1975年支持邓小平“以三项指示为纲”，进行全面整顿的人。这部分人中既有各级干部，也有一般群众。四五运动前夕，这些人在思想上尚未形成定见，但普遍不满于现状，认同于“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其中一部分人在四五运动后向毛派屈服妥协，同时有更多的人经过四五运动、十月政变、思想解放运动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由还原派转变为改革派。我们以胡乔木、王震、邓小平、叶剑英作为全面整顿派的代表人物。胡乔木与邓力群不同，邓力群在与“四人帮”和凡是派斗争时，立场是坚定的；而胡乔木先是背叛邓小平，向江青屈膝认错，继而又与华国锋、汪东兴的“两个凡是”路线妥协，阻扰胡耀邦发动思想解放运动。王震在1975年整顿、1976年粉碎“四人帮”、1977年为邓小平平反的政治斗争中，是一员干将，但是后来的思想却没有与时俱进，在1980年代成为准毛派的急先锋。邓小平的“以三项指示为纲”，是包括了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这表明他是一个能够在政治上妥协的人；但是，当毛泽东要他起草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时，他拒绝了，这表明他又是一个有自己原则的“钢铁公司”。在“猫论”的实用主义指引下，在胡耀邦、赵紫阳、万里、习仲勋等人的拥戴下，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被带上改革“总设计师”的桂冠。叶剑英能够在中共九大作为老干部代表进入政治局，其向毛泽东妥协屈服的程度应当超过邓小平，但是在四五运动之后，其改革派的色彩日益浓厚。他是从中国政治舞台上端掉“四人帮”和凡是派的关键人物，他倡导召开理论务虚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讲话连续三次呼吁“充分发扬民主”，甚至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内民主的典范，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民主的典范”，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党内先行者。

改革派阵营

认识到中国必须告别毛泽东体制，走制度改革和创新之路的那些人，即为改革派。我们把改革派也分为三种类型：党内改革派，党外社会主义改革派，彻底改革派，其代表人物分别是胡耀邦、王若水，“李一哲”，顾准、李慎之、胡平。

（1）党内改革派

党内改革派又可以分为两类人。一类是党内领导干部，如胡耀邦、赵紫阳、万里、习仲勋、田纪云、任仲夷、项南、胡绩伟、杜润生、朱厚泽、鲍彤、李昌、李锐、袁庚等人；一类是党内理论工作者，如于光远、薛暮桥、孙冶方、周扬、王若水、吴江、苏绍智、冯兰瑞、李洪林、于浩成、孙长江等人。

与胡耀邦有很多私交的罗炤认为，是林彪事件促成了胡的“思想飞跃和政治选择”。胡耀邦在1972年初就说过：“‘文化革命’……究竟是什么力量推动的？这里面应该是有社会原因、历史原因的。我们中国有长久的封建传统，恐怕跟这个有关系。”同一年夏天，他对曹志杰等青年人说：“大跃进栽了个大跟头，不吸取教训，结果这次（指“文化大革命”）栽了一个更大的跟头。”他还指出，林彪不是“走资派”而是“走封派”，“就是走封建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在1976年12月8日给罗诏的信中说：“多年来，‘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所筑起的两道堤坝——愚民政策和法西斯式的恐怖政策的堤坝，已经被我们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冲决了……”后来，他在担任中共总书记时曾说：“五四运动以来，世界各国流行的理论和思潮都在中国提倡和实践过。中国人民最后选择了民主和科学作为最高社会价值和目标。这是在长期专制和落后压抑困扰下的中国人民的最后选择。”从197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中期，胡耀邦一直是党内改革派的一面旗帜。

王若水在1957年和1963年曾受到毛泽东本人的两次表扬，可以说，毛对于他是有知遇之恩的。李慎之说：“一九七二年，王若水被周总理任命为《人民日报》的‘看大样小组’的成员（相当于当时其他单位的革命委员会或临时领导小组），一方面固然为他的才具，一方面也与他曾蒙毛主席的赏识有关。但是，若水后来居然干了一件荒唐事。他是在林彪出事以后‘升官’的。当时，周恩来指示《人民日报》要批林彪的极左，而四人帮则要批林彪的‘形左实右’，若水想不通也罢了，却竟然上书毛主席，告了张春桥、姚文元一状，天真到以为毛会支持总理而批评张姚。这下可捅了大漏子，他不知道他反对的正是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说了一句‘《桌子的哲学》的作者，现在看来也不高明’，于是招来了一顿他还没有经历过的大批判，而且又一次被下放劳动改造。不过，这一次打击可深深地教育了若水，使他进一步看清了伟大领袖的真实面貌。……若水青年的时候是在列、斯、毛的影响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几十年的政治运动这个‘反面教员’使他逐步脱出了列、斯、毛的极左教条主义，回到马克思《一八四四年哲学手稿》中所说的‘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的原点，和一八四八年《共产党宣言》中所讲的要建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原初理想上来，重新学习，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王若水自己也说：“《人民日报》展开了一场大张旗鼓的运动，批判斗争我和胡绩伟（当时他还没有恢复原职，暂时任理论部党支部书记）以及我们所代表的‘一股邪气，一股势力’（张春桥语）。《人民日报》从未开展过如此声势浩大的运动，甚至‘文革’初期也没有这样的场面。”“在批判达到高潮的时候，一天晚上传达了江青关于批判我的指示，气氛紧张。干校的领导恐怕我要自杀，要派人看住我。我只是喃喃自语：‘我要革命，要革命！’这个话也许使他们放心，但如果他们真懂得我这句话的含义，我就会真的被当做反革命抓起来了。……我第一次坚信错的不是我而是毛泽东”。王若水在1972年以后的思想转变过程，可以作为党内改革派理论工作者类似经历的一个典型。

党内改革派对于中共路线的批判性反思，可以一直返回到彭德怀1943年提倡“民主教育”（“民主教育在今天来说，就是反对封建的教育”）和根据“真正的自由、平等、博爱”精神建立一个“民主制度”；以及刘少奇1946年的“和平民主新阶段”、1949年的“资本主义年青时代”（“今天中国资本主义是在年青时代，正是发挥它的历史作用、积极作用和建立功劳的时候”）和1951年的“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也就是说，全面否定1949年以后的毛泽东思想和道路。但对于大多数党内改革派理论工作者来说，在四五运动前夕他们还没有走得这么远，要到1979年初的理论务虚会前后，他们之中才有比较多的人采取了全盘非毛化的态度。

（2）民间社会主义改革派

在四五运动的时候，民间社会主义改革派是党外改革派（民间改革派）的主流。在那首四五运动最著名的代表作——署名“黄隼”的自由体诗中，紧接着“秦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复返了”，下一句就是：“我们信仰马列主义”。诗作者写道：“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见鬼去吧！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为了真正的马列主义，我们不怕抛头洒血，我们不惜重上井冈举义旗！”印红标的文章，介绍了张闯、王申酉、徐水良、陈尔晋等人在四五运动前后的思想。张闯等人建立了万县马列主义研究会，他们研究马列经典著作的结论是：“今日的中国，社会主义只是一个招牌，按劳分配只是一个外壳，无产阶级专政只是一些封建专制者镇压人民的工具。”他们研究的目标是：“联系实际，批判现实，提出新的社会主义的法制纲领”。

王申酉认为：毛泽东的主张实际上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空想的社会主义，而被毛泽东批判的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彭德怀的建国主张是符合中国实际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在毛泽东的理想世界中，社会应分割为一个一个彼此独立的经济共同体——公社，“这种公社只是东方专制主义制度的社会基础，只会造成农民永久性的野蛮、落后状态，丝毫没有社会主义的因素。”“这个社会像满清王朝一样，采取闭关政策，把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隔绝起来。”“中国一定要像马克思所预言过的那样加入与全世界的物质和精神交往，才能真正改变并迅速发展。”徐水良的一个重要观点：社会主义国家现阶段的基本矛盾是“政治权力、经济权力的无产阶级内容和它的特权制形式的矛盾”。他说：“我们的国家权力、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就内容说来，基本上是无产阶级的，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权力，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与公有制相适应的。”“但就权力的形式说来，还是资本主义的，还是少数人掌握的权力，还是私有制基础上产生的特权制或者说‘官僚制’形式，而不是巴黎公社式的无产阶级民主制。”他认为代替现存的特权制形式的，只能是巴黎公社式的无产阶级民主制，而不能是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民主。

陈尔晋认为，中国正处于“叉路口社会主义”时期，叉路口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是“高度组织的政经一体化公有制社会生产”和“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之间的不相容性。这种不相容性，突出地反映在“官僚主义者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尖锐对立的阶级斗争上”。这种不相容性，迫使整个社会面临如下抉择：“A．要么砸烂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这个桎梏，保留高度组织的政经一体化公有制社会生产，依靠人民大众，经过无产阶级民主革命，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由此进一步调整一切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经济成分，从而使公有制社会日益完善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B.要么强化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的生产关系，改变公有制社会生产的性质，依靠官僚主义者阶级及其附庸，通过任命制、等级制、国家机关自治化和神话党这一套体制，进一步维护住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从而使高度组织的政经一体化生产成为纯粹的官僚垄断特权阶级所有制生产，完成向修正主义社会的演变。”1973年12月，“李一哲”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为题致书毛泽东，1974年11月，他们将这封信和一个长序抄成大字报，贴在广州街头。由于当时的广东省委针对“李一哲”大字报组织了公开辩论和批判，据说后来中央政治局又决定将它印发各中央委员人手一份，并下发到全国各党、团支部以供批判，使得他们的观点在全国范围内获得了广泛的传播。因此，我们选择“李一哲”大字报作为民间社会主义改革派的主要代表作。该大字报说：“即使我们也可以承认我们具有某种体系的话，也决不是异端于马克思主义体系之外的东西，我们只不过是企图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去对林彪体系影响、祸害所及的范围作一番认真的清理罢了。”他们仍然借用毛泽东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党内走资派和野心家的社会基础是从特权孵化出来的新生资产阶级，在现化中国的社会条件下他们只可能搞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制而不可能与被打倒的老地主、老买办们平分既得利益。”“新的资产阶级占有方式的本质就在于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条件下‘化公为私’：当国家或事业、企业的领导人将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按资产阶级的面貌实行再分配的时候，他们便在实际上对这部分财产和权力实行了新的资产阶级私人占有。这种按资产阶级的面貌实行财产和权力再分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常见的，是某些领导者将党和人民给予的必要的特殊照顾膨胀起来变为政治和经济的特权并无限止地荫及其家族，亲友乃至实行特权的交换，通过‘走后门’之类的渠道完成其子弟在政治经济地位上的实际的世袭，并且围绕着他们的私利，改变事业、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实行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扶植起了一批特殊于人民利益并与人民利益相对立的‘新贵’集团和势力来。更重要的是，他们为了维护已得的特权和攫取更多的特权，他们必然要打击坚持原则的正直的革命同志，镇压起来反对他们特权的人民群众，非法剥夺这些同志和群众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甚至随意关押他们杀害他们而不负任何法律责任。这样，他们便完成了‘人民公仆’向‘人民的主人’的质的转变，成为我们称之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人们了。”王希哲这样评价“李一哲”大字报的历史意义：我们第一次把“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的原则界定为“维护封建礼治的神圣支柱”，主张必须打翻这条支柱。我们主张“恢复大字报的革命权威”，主张人民必须绝对地、无条件地牢牢掌握这个重要的人民民主的武器。我们主张宪法确认“光明正大的反对派”合法。我们主张，四届人大应明文规定，除了杀人放火，流氓盗窃等刑事犯和挑动武斗，组织阴谋集团等分子必须实行专政外，应保障人民一切应有的民主权利。这就是说，我们主张取消“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因为不取消“反革命宣传罪”就根本不可能有言论自由。我们主张反对腐败，限制特权，主张用法律保障工人、农民的物质利益。我们在中国第一次公开讴歌了波兰团结工会运动，我们预言，“一个摧垮林彪体系的群众运动的高潮在不久的将来必定会到来”。此外，“李一哲”大字报还提出要“保证人民对国家和社会的管理权”，当某些干部（特别是中央机关的高级干部）失去了广大人民信任的时候，人民“可以随时撤换他们”；要“落实政策”，“重申社会主义历史阶级那些经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应长期实行的政策，并应通过法的适当的形式体现出来”；要“用法制明白规定实施‘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这既“是调动和保护人民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的原则”；“也是对特权的最有效的限制措施”。

民间社会主义改革派的思想资源已经不限于中共党内的非毛路线——刘少奇、邓子恢、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的路线，而是扩大到托洛茨基、布哈林、普列汉诺夫、考茨基、伯恩斯坦、铁托、德热拉斯（吉拉斯）……但大体上还没有脱出马克思主义的范畴。王希哲后来写道：“然而，李一哲并没有突破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框架，相反，他们仍然忠于这个框架并竭力企图表现对它的忠诚。他们仍然希望建立一个完美、理想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来。他们相信这个制度会如列宁所说百倍地优越于资本主义，关键只在于说服毛泽东。于是他们写文章《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在他们的文章里，虽然已经提出了一些现代民主宪政的纲领性要求，然而，他们却绞尽脑汁地去马、列、毛的著作里寻章摘句，把这些要求说成是本来就符合领袖们的教导，只是后来斯大林没有作好。”与王申酉相识的胡安宁认为：“他当时的思想体系，属於前期马克思主义。所批的是列宁主义和后期马克思的专政学说，所倾心的是北欧社会民主主义。不过，当时他已对台湾的发展给了相当的关注，认为我们的出路在於寻求植根於现代自然科学的崭新哲学体系。”

（3）彻底改革派

彻底改革派则不再囿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框架，而是在整个人类文明的长河中去探寻解决中国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顾准通过自己的深入研究和切身体验，从根本上否定了法俄模式。他说：“1789年、1917年，这股力量所以强有力，一方面因为它抓住了时代的问题，一方面是因为它设定终极目的。而终极目的，则是基督教的传统：基督教的宗教部分，相信耶稣基督降生后1000年，基督要复活，地上要建立起千年的王国——一句话，要在地上建立天国。”“社会主义实现了，是要在地上建立天国——建立一个没有异化的、没有矛盾的社会。我对这个问题琢磨了很久，我的结论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正如李慎之所言，当顾准表示中国的问题只能“经验主义地解决”，自己面对“把理想主义庸俗化了的教条主义”，“所需的勇气，说得再少，也不亚于我年轻时走上革命道路所需的勇气”时，他实际上“放弃的是专制主义，追求的是自由主义”。

对于代议政治的作用，顾准比晚年梁启超、晚年陈独秀和中年胡适更加明确和坚定。他确认“议会政治”是“民主政治唯一实现途径”，“现代民主只能是议会民主”。源于英国大宪章的“议会制度始而是一株不牢靠的随时可以摧毁的幼芽，继而经过克伦威（Cromwell）确立了权威，但不免还是典型的贵族政治的装饰品（直到19世纪还是如此），然后发达起来成为一种复杂精巧的、适合广土众民国家实行民主政治的制度——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一种足以代替它的制度，虽然它极不完善。”“两党制的议会政治的真正的意义，是两个都可以执政的政治集团，依靠各自的政纲，在群众中间竞争取得选票。你仔细想想，这是唯一行得通的办法。”顾准能够在民主思想上超越梁启超和陈独秀，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对20世纪中叶的西方民主学说有比较多的了解，譬如说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该书的中译本是顾准所翻译，署名“绛枫”）。当他强调议会政治、间接民主的作用时，许多中国民主的探索者还在巴黎公社式的直接民主中打转转。甚至到了1980年代后期，中国思想界的一些人还不能分辨鼓吹“人民主权”、为民主制度奠定合法性基础的政治哲学与探讨民主体制的构造运行、投入产出的政治科学，从而把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的关系等同于大众民主和精英民主的关系。事实上，在当代民主体制中，选民直接选举总统和国会议员，仍然属于间接民主、代议民主的范畴，只有在国家和社区范围中的全民公决以及基层社区的兼职议员和兼职行政官员，才属于直接民主的范畴。否定“巴黎公社式的直接民主”，是顾准思想的一个闪光点，是彻底改革派比民间社会主义改革派高明的地方。

李慎之曾“自认为是党的宠儿，是中央机关的先进工作者，很有党性，和党赤诚相见”。“1958年3月8日，支部通知了我，你已经不是共产党了。真好像是离开娘的孩子。我给毛主席写了匿名信：‘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署名一个党内右派分子。说明我对党的感情吧。我当了右派，降了六级。以后，大约有一两年多的时间，一想起来就会掉眼泪。自己给自己做工作，总是从内心说服自己：就假设你错了。王蒙写的《失态的季节》，说的就是那时的右派整右派，真是左得厉害。一直到大跃进，我觉得没有必要再在心里做假戏了。我就对自己说了八个字：削肉还母，剔骨还父。大跃进失败了后，从此我一直是以批判的眼光思考问题。”与许多右派分子感到委屈、极力消除误解、以回归“自家人队伍”不同，李慎之以当“右派”为自豪。他声言：“中国55万右派，我为第一人。”直到了解顾准的思想之后，李慎之才甘居第二。张桂华则认为，“李在情感上的果敢决绝比顾更有过之，‘剔骨还父，削肉还母’，李慎之给出了一个决绝的重要指标。不剔骨削肉还父母，就无法恩断义绝、一了百了，就无法从认识到行动，不破除这层情感障碍，也就不能进展到自由主义新天地。这真是所谓最后的决裂，绝望而后生。”李慎之在给何家栋的信中说：“我的看法是，当面的敌人就是一个，就是在中国绵延了两千两百年的专制主义，虽然自八十年代起它已因自身的腐烂而日趋软化，但极权的本性未变。要救治专制主义，只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以至个人主义，别的出路是没有的。”“几百年的世界近代史，一百年的较量应该可以得出结论：共产主义是现代化过程中的支流或者逆流。自由主义则是主流，而且是全人类迟早都要走的必由之路。”“其实自由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在世界上，它已越来越成为主流，苏联瓦解改制后尤其明显。自由主义在世界上存在了几百年，政策屡有变化，有的甚至就叫社会主义，如英国的工党和西欧、北欧的社会民主党。但是我们中国共产党跟着苏联共产党一贯称之为资本主义。其实并不错，因为他们不论变化多大，总是①承认私有财产存在；②承认市场竞争；③尤其重要的是无论如何不能损害民主原则。这些在根本上都是自由主义。”他在《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一书的序中说：“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两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一百多年来的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社会实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和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这些话虽然写于李慎之晚年，但它的基调，在1957至1976年间就已经确立了。

顾准和李慎之是一二九一代人，是胡平的上一辈，但是他们的自由主义思想被世人所知，反而要在四五一代人胡平之后十几年。包遵信指出，对于顾准和李慎之思想的推崇，“给人一种错觉，好像自由主义是九十年代才在中国崛起，或者它只是老一代自由主义思想的复苏。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早在七十年代初自由主义就已有萌动，林彪事件当然是关键。到了七六年‘四五’运动，它就悄然登场，成了抵制专制主义的思想武器。‘四五’一代人就是这么踏上历史舞台的。所谓‘四五’一代人，是指以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为标志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中不少人参加过‘四五’运动，也有人并没有参加，但大都下过乡，插过队，有着年头不等的生活阅历。他们走上自由主义，既不是中国老一代自由主义思想的裨贩（八十年代初，某出版社计划重印《胡适文存》，立刻被胡乔木严令封杀），也不是西方从洛克到柏林一系自由主义大师理论的沾溉，而是现实社会中各种问题的困扰，官方僵化的意识形态根本无法解释，才逐渐通过阅读与思考跨入自由主义行列的。……那么，他们不读书了吗？当然不是，他们不但读书，而且读得很认真，很艰苦。只是当年他们读的不是自由主义，也没有自由主义理论的书可读。他们读的是‘黄皮书’、‘灰皮书’，俄国和欧洲的一些文学作品，甚或马克思早期著述。正是这样的阅读为他们撞开了自由主义大门。他们的阅读并不单纯是为了解决知识饥渴，而是为探讨中国社会问题，追寻人生的价值与意义，那些书当然不能完全解决这些问题，但却为他们展现了一片可以自由思想的空间，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知识和睿敏的智慧，由此踏入自由主义的大门就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胡平说：“正是处于对这种普遍的、彻底的、残酷的、频繁的和反复多变的专制压迫的深刻体验，驱使一批有勇气、肯思考的年轻人自发地产生了明确的自由主义信念。如果我们考虑到在近代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也是通过对类似经验、也就是对普遍、彻底、残酷、频繁和反复多变的专制压迫(尽管在程度上要轻一些)的深刻反思而产生的，那幺我们就该懂得在中国大陆自发地产生了这种信念是很可理解的了。”，“在我形成自由主义信念的思想过程中，有两个因素最为重要：一个是我对社会上残酷现象的强烈反感，首先是对政治迫害的强烈反感；一个是我对于人类理性知识的某种怀疑精神。我强调，我的自由主义信念并非直接来自抽象的自然法理论，因爲中国本来就缺少自然法一类的文化传统，而中共的意识形态垄断又使我们无法直接从西方那里获得这一精神资源。我们的自由观念是产生于我们自己的经验，产生于我们自己对自身经验的思考。我想，这恐怕是当代中国自由主义者的共同历程。”，“大致说来，我是在一九七○年间完成了思想的转变的。”胡平的早期代表作《论言论自由》，酝酿于1970年；第一稿完成于1975年7月；第四稿于1979年2月发表在民办刊物《沃土》特刊上；第五稿完成于1980年初，在1980年11月北京大学竞选期间曾抄成大字报张贴并以油印形式作为竞选文件而广泛流传于北京大学，该油印本辗转传到海外，香港《七十年代》（即后来的《九十年代》）在1981年第3、4、5、6期连载。1986年，这篇文章第一次以铅印形式在大陆公诸于世，登在武汉的《青年论坛》1986年7月号和9月号上。即使以大陆正式出版的文本为准，也要比顾准和李慎之的代表作在大陆出版早十年左右。丘岳首说：“胡平的论文，两章约十万字。一章详尽论述了自由的含义与价值，二章论述了言论自由的力量与实现过程。前者以假设问题逐一反驳对言论自由的误解和疑虑，比较实行与不实行言论自由的利弊；后者从各国实现言论自由的经验，中国专制主义的特点，论述以法规宪政确立和保护言论自由的重要。全文气势恢宏，视野开阔，其严密的逻辑思维，充分的论证论据，在近二十年后的今天重新读来，都令人啧啧赞叹。”尤其令人赞叹的是，该文“是在资讯受到空前全面的控制和封锁之中成文的，是在‘没有言论自由时’论证言论自由。作者过人的胆识，是显而易见、难能可贵的。”胡平的文章，既没有毛式文章的腔调，也没有马列主义的辞藻，而是继承了约翰·穆勒（或译密尔）《论自由》的自由主义精神与文风。笔者在二十年前曾指出：“胡平的文章是一个标志，是中国新型知识分子的人格逐渐形成，新的知识分子的典范逐渐形成的一个标志。胡平的文章指明了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如何行事、如何想问题。有那种从容不迫的绅士风度，更是胡平的一大特点。历史告诉我们，仅仅靠流血牺牲是换不来言论自由的。而且，每次流血牺牲之后，都使它的成功者更珍惜它的成果，而不放弃它的权力。没有绅士风度，实现不了言论自由。同时，欺骗、借助某种权势，也实现不了言论自由。胡平只是娓娓道来，而不靠政治上的算计。我们只能靠言论的合理性来说服群众。在气候好的时候，真正的知识分子也不应该借助权势，来加强言论的说服力。”笔者在上一节把“陈伯达冲击波”定为一次单独的冲击波，而没有把它作为“林彪冲击波”或者“林彪陈伯达冲击波”的一个组成部分，这里面包含有个人经历和感悟的因素。笔者和胡平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思想的转折点发生在1970年。经过对陈伯达事件的深入思考，我对于毛泽东的思想和制度就不再抱有任何希望了。扬子注意到：“我们刚认识时他还不到二十岁，走进他们蒙古包，迎面柜上赫然放着一本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那时中央刚刚开始号召学马列著作，一般插青的蒙古包里仍是‘雄文四卷’，最时髦的也不过放着一两本如《法兰西内战》或《哥达纲领批判》之类的书。从他的谈吐中可感觉到他不是在赶时髦或是追求‘时髦赶我’，而是真读过这些经典启蒙读物的。当消息最快的插青里的干部子弟开始传播有关江青的小道消息时，陈子明的话题已经是这个社会的结构不合理，不公平和管理得没有效率了。”到1975年，我和我的朋友徐云以“反革命小集团”的罪名被捕入狱。共青团北京化工学院委员会于同年11月12日《关于开除陈子明团籍处分的决定》称：“陈在插队期间与徐云（内蒙锡盟师范学员）一起，以交谈和写信方式，交换、散布了大量的反动观点和不满言论，形成了一系列反动谬论。他们诬蔑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歪曲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否定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还狂妄地提出，要‘争取混入党内，窃取较高的权力，实行和平演变，最后达到制度的改变。’”

力量的分布与演化

1975年邓小平狠抓“全面整顿”，在党内形成了一个毛泽东之外的舆论、政策与权力中心，使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摆脱了犹豫彷徨或悲观绝望的心态，集结到邓小平的旗帜下，毛派和非毛联盟的群众基础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这是四五运动能够发生的历史条件。

还原派与改革派在四五运动中的政治联盟，这在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因为大多数民间改革派都是从“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和造反派演变过来的，而还原派的主体是“文革”初期的“走资派”和保守派，他们曾经是政治上的对立面。而在四五运动平反以后，还原派与改革派再次分道扬镳。还原派与改革派的政治蜜月，就像1945年至1946年国共两党的第三次合作一样短暂。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准毛派（王震、胡乔木）、还原派（陈云、邓力群）挟持不坚定的改革派或者说片面的经济改革派（邓小平），先是搞掉了民间改革派（逮捕判刑魏京生、任畹町、徐文立、王希哲等，歧视监控胡平、王军涛、周为民、陈子明等），然后又搞掉了坚定的党内改革派（以王若水和胡耀邦为代表）。

何家栋说，李锐、李昌、于光远与姚依林、胡乔木、邓力群都属于一二九一代。“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共事的时候，于光远、冯兰瑞（李昌的妻子、四通公司创办人万润南的岳母）与胡乔木、邓力群是同一条战壕的战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们就分道扬镳了，各自成为改革派与还原派的代表人物。前者主张彻底否定斯大林模式及其中国变种，从政治经济上全面探索中国改革的新路；后者主张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同时基本肯定1957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保留一个经过修补、整容的斯大林模式。……‘一二九’一代的思想分歧是非常深刻的，涉及到他们曾经追求的所有主要目标。应当如何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维护民族自尊与增进国家利益，离不开对当今时代的基本认识——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还是‘和平与发展’的全球化时代？实现中国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的正确道路是什么——计划经济、国营经济、单位一体化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民营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政治民主化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是促进社会整合与文化创新、加强政权的合法性、建立各民族各社会阶层‘宪法爱国主义’的共同基础，还是导致经济凋敝、社会两极分化乃至国家分裂？”而一二九一代与四五一代中的改革派，不仅在四五运动中建立了战斗的友谊，而且这种情谊始终保持并日益亲密。如果说从四五运动到八九民运之间，党内改革派和民间改革派还多少有一些距离与隔阂，在“六四”之后，他们已经融合为统一的民主派阵营。

在参加四五运动的人群总体中，还原派（主要是政治面目尚不甚分明的“全面整顿”派）的比重远远超过改革派；但是在运动的先锋分子中，改革派占据了相当大的分量。还有一些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在参加运动后，从朦朦胧胧的不满和抗议转变为坚定的改革派。王军涛便是其中的一个例子。下面摘录一段他的回忆。

我的童年基本上是在军队大院中度过。这是进行革命意识形态教育的最好的地方。一方面，这里直到文革后期还保持着理想主义意识形态的环境氛围，另一方面，这里与世基本隔绝，享受这个体制所提供的优越条件的同时、生活其中的人无法得知中国的真实情况。当然更无法知道世界其他国家和中国历史的真实情况。我与其他在这种环境中成长的孩子一样，真诚相信我们所接受的教育。虽然我在小学二年级就接触到普通民众子女，那时军队大院的中小学对社会开放，但在这样的区域多数孩子是军队干部和国防科研单位的知识份子子女，仍然易于接受共产党革命的意识形态宣传。

很难说我是什么时候开始反叛我所受的教育，特别是思想上的离异倾向可能一开始就有。因为我毕竟是在毛泽东以群众政治运动的方式推翻当时的共产党及其统治机器的革命中开始思考问题的。那种朝令夕改的宣传口径和翻云覆雨的政治轮回以及毛泽东的号召使我这一代人没有稳定的政治倾向，这使我们易于接受离经叛道的思考。而且，出于追求真理的热望、使命感和荣誉心，我们极力探索与众不同的结论。即使如此，我们仍然狂热地相信毛泽东及其所策划领导的革命；那时的独立思索，还是力图尝试着独立地理解毛泽东的战略，因为有人“打着红旗反红旗，”这还不是追求真正独立地思考自己的结论。

导致转变的真正的刺激来自于宣传与事实的极度矛盾。这大概与胡平和子明不一样，他们是从革命中的政治迫害的残酷后果开始怀疑革命的意识形态和极权体制的。当我们能够思考政治问题时，革命及其残酷性已经是我们理解的历史进步的必要特征了。我在很小时就为未来能够承受严酷的生活而寻求机会锻炼身体和意志，我以为这是为未来担当革命重任做身心准备。每个大规模革命有一套为克服年轻人的本初人道主义情怀的说教和心理调整方式，特别是对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强的年轻人，革命的意识形态具有令他们热血沸腾的感召力。然而，这种极权国家支持的意识形态简单、粗暴、专断、僵硬并且包罗万象和体系严谨，虽然容易在颠峰期俘获充满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的年轻人的心，但是，这种意识形态一旦与现实不一致或失败，也容易遭受质疑并且经不起推敲，只能靠利益、欺骗和暴力维持，从而在道义和政治上破产。从初中开始，我有机会摆脱学校和老师的控制，自己组织社会调查和接触社会的活动，很快发现社会现实与意识形态的矛盾。而且，许多现实问题不能简单地用传统势力和敌人破坏来解释，许多革命阵营中的蜕变堕落趋势、虚伪残暴和自相矛盾也不能用发展中的问题来辩护。现实与意识形态的允诺的冲突启动了质疑和独立探索。

第一次走向政治反叛是1975年前后的邓小平的治理整顿和随之而来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邓小平的复出和治理整顿得到各阶层人民的广泛支持。自70年代初开始，厌倦了政治运动和盼望过正常生活的普通中国人民与不满于被整肃的干部结合形成一股极强的民意情绪，要求结束文化大革命，恢复经济和生活秩序，改善生活，进行现代化。邓小平的大刀阔斧的政治举措深深得到他们的拥护。四人帮极力反对清算文化大革命，与邓小平冲突。毛泽东则为维护文革又发动新的政治运动，打击邓小平。当这些冲突公开化后，引起人民的强烈反感。1976年初，运动开始波及刚刚谢世不久的周恩来总理，反对批邓的活动逐步开始公开化，最后酿成丙辰清明节前后在几所大城市的以悼念周恩来为名义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作为所在高中的主要干部，我拒绝组织任何批邓活动。当清明节天安门广场成为活动中心时，我组织两个班学生去宣示我们的政治诉求。我本人还张贴四首诗词。

四五运动曾被广泛称为当代中国民主运动的开端，这不仅由于她是一批少数独立思考的年轻人在林彪事件后开始逐渐形成民主意识，而且还因为她是建国后中国民众第一次大规模地对抗最高指示，表达主流民意，要求纠正毛泽东的不得人心的政治决策。这一运动鼓舞了自文革后期特别是林彪事件之后开始独立思考的几代中国人，从此1949年建政后的真正独立的民间政治反对运动开始登台了。对我个人而言，四五运动被镇压及其后我被关押审查的刺激更有启发意义。独立思考是在四五前开始的，四五中我开始参加和组织反对活动，但以追求民主作为独立思考和政治活动的目标是在监狱中的反思确认的。监狱中的思考是丰富、混乱、多变和痛苦的，但关于政治的思考的总体脉络清楚：为什么最高领袖可以如此无视甚至镇压人民意愿？为什么上百万人参加的运动能被极少数不得人心者轻而易举地镇压？结论不再是资本主义复辟或修正主义上台，而是中国缺乏民主。

王军涛参加四五运动时只有十七岁，还是一名高中生。“本来学校不知道我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学校说你身为团支部书记，前阶段不跟着批邓，必须检查。我说我没有什幺可检查的。我写了一份思想汇报，坦率地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坚持认为自己的看法和行动是正确的。我说我可能会栽跟头；但是为了探索真理，我甘愿碰得头破血流。结果，学校就开大会，说我思想很反动，不可救药。然后工宣队又找我谈话。起先校方也想保保我，后来还是给送进了监狱。我是四月十六日入狱，十一月二十六日出来。”

当时的感受“很像小说《牛虻》中主人公第一次入狱。我所受到的唯一的教育是党的教育。我对党十分虔敬。我诚恳地向党讲述了自己的思想和活动，而党却把我送进了监狱。……在监狱里我进行了反思。”事实上，四五运动不仅促使王军涛这样的年青人进行了全面的思想清理，而且也让许许多多的中年人和老年人重新思考自己走过的路。所以梁启超说：“国民运动的价值，在政治本身是可限量的，在国民教育上是无可限量的。一个政治问题的运动，虽有成败之可言，从政治教育的意味看来，无成败之可言。凡国民政治运动，总是成功——虽失败也算成功。为什么呢？因为靠他才能养成做共和国民的资格。成固然养资格，败也是养资格，资格养成，什么事干不了。所以国民运动只有成功，没有失败。”

刘亚洲曾这样描写毛泽东面对新的两军对垒时的心情：“那几天，毛泽东密切注视着天安门广场。他与广场同呼吸共命运。虽然他已半截身子入土但并不妨碍他掌握广场的动向。后来华国锋说什么江青、毛远新蒙蔽欺骗了毛主席，那是别有用心的。谁也蒙蔽不了毛主席，除了林彪。他的心情很沉重。以前，天安门广场属于他。现在，广场不再属于他。他悲怆地意识到他与广场的蜜月已经结束。他已不再是广场中人。他力图还是，但广场已不收容他了。广场抛弃他了。”

 

四、运动的构造：分子、团粒、浪潮

就运动的自发性而言，四五运动超过了之前的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甚至也超过了之后的八九民运。日本原敬内阁曾把梁启超、林长民、熊希龄、汪大燮等政治家称为五四运动的“唆使”者在一二九运动的背后，有中共地下党组织积极运作的明显痕迹。况且，当时的学生会组织还具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度和自治权，此外还有商会、教育会、救国会等其他社会团体的存在。而在四五运动前后，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控制空前严密，专制主义达到顶峰的时期，根本就不可能有任何民间组织生存的空间。

在天安门广场上，只有一些分散的运动积极分子和由少数人组成的小团粒，在运动的特定气氛和民意支持下，正是由这些人的自觉推动，掀起了运动的高潮，并形成了临时性的领导架构。

主动者与追随者在参加四五运动的人群中，主动者或曰肇事者只是一小部分人，大部分人是追随者或曰支持者。主动者通常是事先有所准备的，他们要通过自己的举动，来表达一种意向，实现一种目标。追随者与主动者有着类似的倾向性，但他们不愿意出头并承担相应的后果，他们只是在人群中响应和支持主动者，形成“一石激起千层浪”中那种传递能量的涟漪。但是，在运动气氛的感染下，有些追随者也会进而成为主动者。

笔者在四五运动中，本来打定主意只能做一个追随者甚至旁观者，但是在风云际会中，最终还是成为一名积极主动的参与者。“经过了半年多的批判和劳改，学校当局在一九七六年四月二日宣布：开除我的团籍和学籍，遣送永乐店农场监督劳动。在被押送之前，我有了难得的几天自由活动的时间，我当然要到天安门广场来目睹这伟大的历史性场面……”但是，“在广场上，我一直十分谨慎。我深知，如果我再次被捕，等待着我的将是什么。”凑巧的是，四五运动中投向“四人帮”的一枚重磅炸弹一一《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大事记》——于4月4日晚上在纪念碑西南角汉白玉栏杆上贴出来时，笔者就在附近。“我正看着，后面有人焦急地喊道：‘请前面的同志念一念！’于是，有一只手在我肩上拍了拍，要我来念。这轻轻的一拍，却激起了我脑海中的万丈波澜。我知道这是广场上第一篇点名批判江青的檄文，读了就要冒风险。但如果我是一名普通群众，那我会自告奋勇地去读的，然而谁能知道，我当时早已是一名戴着帽子的‘反革命’了。”“但那位不知名同志的轻轻一拍和群众焦急的请求声，使我从犹豫中猛醒过来。我是一名受过‘伤’的战士，但我决不能以此为借口而甘当一名看客，人民需要我挺身而出，我能退缩吗？当然不能！我和身旁的一位青年齐声朗读这篇战斗的檄文了。可是两个人的声音还小，我提议：由我念一句，周围的十几名同志齐声重复一句。就这样用人组成的‘扩音器’发出的呐喊声，在广场的夜空震荡着……。人们欢呼着，呼喊着：‘写得好！’‘江青不要脸！’‘人民信赖邓小平！’‘再念一遍！’我的嗓子哑了，另一位同志接替了我，他以更加宏亮的声音朗读着……此事的后续发展，可见高皋和严家其著《“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夜幕降临，川流不息的人群仍在频繁地活动。就在这时，一篇指名道姓批判江青的短文《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大事记》出现在纪念碑西南角的汉白玉栏杆上。当群众发现了这篇专揭“四人帮”伤疤的战斗缴文时，天安门广场上又掀起了入夜的一次斗争高潮。小字报前围满了密密层层的人群，北京化工学院学生（此时已经不是了——引者注）陈子明和许多自告奋勇的人反复诵读着，人们在微弱的光亮下匆匆抄录着，一批一批，秩序井然。……

当晚九时，《人民日报》的一个记者，发现有数千人围听《大事记》，并不时发出强烈的反响后，于十点回到报社，向鲁瑛作了汇报。鲁瑛如获至宝，又……送给姚文元。

此时的姚文元正在参加中央政治局召开的讨论天安门广场情况的会议。会上，华国锋说：“一批坏人跳出来了，写的东西有的直接攻击毛主席，很多攻击中央”，“很恶毒的”。北京市市长吴德说：“看来这次是一个有计划的行动。邓小平从七四年到七五年他作了大量的舆论准备，今年出现这件事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事件”。江青从姚文元那里得知《大事记》的内容，顿时气急败坏，点着北京市委、北京军区负责人的名字说：“中央的安全还有没有保障？为什么攻击中央的人不抓？抓不着要拿你们是问”！“三联指挥部”突然得到抓人的指示，立即下令：“在纪念碑西南角讲演的那个人，讲了几小时了，嗓子都喊哑了，一定要把他抓下来，不管上多少人，坚决抓住。民兵的棒子用上，谁动就打谁”！在纪念碑西南角朗读《大事记》的人正是朝阳区包装用品厂的青年工人李西林。大约晚十一时，在“抓反革命”的嗥叫声中，李西林被拳、脚、棍、棒打得鼻青脸肿，头晕目眩，乘着混乱，光着脚被扔进了一辆早已停在旁边的囚车上。

与此同时，政治局会议在几乎是一边倒的议论声中结束了。会议情况由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报告中说：政治局分析了当时北京的情况，认为多数人是悼念总理，小部分有影射攻击中央的，个别是非常恶毒的。政治局认定，“这次是反革命性质的反扑”。“看出存在一个地下的‘裴多菲俱乐部’，在有计划地组织活动”。因而，决定从当晚（四日）开始，清理花圈、标语和抓“反革命”。这个报告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

姚文元4月4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晚开政治局会，我接到人民日报记者电话，告广场上正有人进行反革命演说，直接点了江青同志的名，内容极坏，无人制止。我立即向政治局报告，决定立即逮捕这两个反革命，清除花圈，排民兵、部队戒严，封锁道路，明天一律不准再送花圈。不久即听到这个坏蛋被抓住的消息。无产阶级专政总得有一点‘专’的样子啊！太软。”他所说的“这个坏蛋”，是指李西林。他们动手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广场。应当说，《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大事记》的作者也好，笔者也好，李西林也好，确实都属于“影射攻击中央的”的小部分人，但彼此素昧平生，在广场上只是擦肩而过，既不是“有计划地组织活动”，更谈不上“存在一个地下的‘裴多菲俱乐部’”。

在四五运动中被“四人帮”喉舌称为“几个理着平头的家伙”之一的知识青年刘迪，本来也没有准备出来挑头，但是当他发现一个拿着半导体话筒喊话的青年“已受人注意，为了掩护他，就主动拿过话筒，指挥队伍来到（联合指挥部）小楼前。”他在楼外领呼口号：“给人民以纪念总理和先烈的权利！”还宣布了三条纪律：“一不许打人；二不许破坏公物；三要防止阶级敌人破坏。”他站出来指挥，一是行侠仗义，为了掩护其他人脱离险境；二是为了防止运动走向极端，被当权者抓住把柄，但是，当权者是不分青红皂白的，照样把他作为“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坏头头”予以逮捕。

1976年3月30日下午，曹志杰等人在天安门广场贴出第一篇悼词后，北京房修二公司青年工人韩志雄，就挤进了密密匝匝的人群，高声朗诵着这篇悼词，而曹韩二人也是没有任何关系的陌路人。4月3日晚上，韩志雄在纪念碑上贴出了《悲情悼总理，怒吼斩妖魔》的小字报，文中写道：“历史，在太空中逝去，也在太空中永存。历史有纪念碑，历史有斩妖台，历史是裁判员。”“在历史上，在今天，曾有那么几只乌鸦，扑打着黑色的翅膀，恶丧地叫着。在纪念碑下，当人们悲痛悼念忠臣的时候，这几只公乌鸦、母乌鸦却幸灾乐祸，欣喜发狂。细看这几只乌鸦，大概有三只，后头还跟着一团苍蝇，形成一大团黑色的妖雾。这几只乌鸦为了各自的私欲，争夺着，把孔雀那漂亮的羽毛插在自己身上。为首的插得最多，头上、身上、尾巴上有条理的插满了。满口漂亮的马克思主义，好似理论家，实为阴谋家。这个乌鸦的后头紧跟着一只母乌鸦，她倒显得大方，不要漂亮的孔雀羽毛，她要连衣裙，小西服，手腕挂的小白皮包，妖里妖气，实为魔怪。跟她并排的还有一个，让利欲熏着鼻腔，在《文汇报》上策划阴谋，喂得渐胖。后头还跟着裹着香粉的苍蝇，在清华盘旋，在那里生蛆生虫。历史那容这团妖雾横行。人民将把这些乌鸦身上的孔雀羽毛拔去，撕开马列的外衣。在纪念碑前，在人民的怒吼中，无情地判决他们——一小撮民族败类！历史永垂的纪念碑，在地球上向着太空，发出了雄壮浑厚的声音：‘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那一小撮妖雾，那几只乌鸦、苍蝇听到没有？还不快下台滚蛋！”当晚10点多钟，韩志雄在取自行车准备回家时，被公安局的“便衣”诬作“偷自行车的人”抓进监狱。在整个过程中，韩志雄都是一个人单独行动。

团粒与粘结

在四五运动平反后被选为共青团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四五英雄”中，除韩志雄外，其他几人——李西宁、贺延光、周为民、王军涛等都是运动中的小团粒里起粘结作用的人。

3月25日《文汇报》用“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的语句影射攻击周恩来后，当时担任南京大学数学系教师、系团总支书记的李西宁召开团总支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发动群众展开抗议活动。28日上午8时，李西宁等人带领全校四百余名师生，高举周恩来的巨幅遗像，抬着写有“光辉永照后来人”的花圈，排成数列纵队，绕道闹市区新街口、大行宫，向梅园进发。这是南京市第一次示威性的悼念游行。29日上午，数学系学生在校园贴出3．25《文汇报》和“看一看，想一想”的大字报，以及由李西宁等草拟的两条标语：“警惕个人野心家，阴谋家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无数革命先烈和革命老前辈用鲜血打下来的红色江山我们也要用鲜血来捍卫！”当天中午，南京大学有数百名学生，分成20多个小组，在闹市街头进行演讲，在大街、车站和公共汽车车身上刷大标语。当晚7时多，南京大学数学系计算机专业一年级的学生来到南京火车站，在开往成都的82次列车、开往上海的405次列车上，刷上“文汇报向何处去？”“文汇报把矛头指向周总理罪该万死！”“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南京大学党委后来在给上级的报告中说：三月初李西宁就对计算机三年级几个同学鼓动说：“谁有胆量，就跟我去刷‘谁反对总理就打倒谁’的大标语”。李西宁等“我校少数人在南京反革命政治事件中所起的极坏的带头作用，绝不是偶然的，是早有预谋，早有反革命舆论准备的”。

4月1日上午，北京市崇文区化学纤维厂革委会副主任贺延光带领厂里80余名职工，抬着自己做的花圈来到天安门广场，并带来一篇悼词。悼词中说：“披着假马克思主义外衣（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奇装异服）的党内资产阶级人物，在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革命人民面前，必定原形毕露，自取灭亡。我们要发扬敢于斗争的大无畏精神，同赫鲁晓夫、林彪式的人物血战到底！马克思主义必胜！修正主义必败！”这篇影射“四人帮”的悼词当天夜里被撕掉了，第二天，他们重抄了一份，用纱布裱糊好，再用透明塑料布罩起来，又送到广场上。4月3日，贺延光在全厂大会上怒斥了清明节是“鬼节”、不准送花圈、不准去悼念周总理的禁令。4月4日，他又写了一份小字报，提出四个刺向“四人帮”心脏的问题，贴到天安门广场。

周恩来刚刚去世的1月11日，周为民就曾带领清华大学无三一班的同学从清华园步行将花圈送到天安门广场。事后，他所在班成了校保卫部关注的重点。但是周为民无所畏惧，在清明节前夕再次组织了纪念活动。

迟群、谢静宜在清华下达了不准师生去天安门、不准送花圈的禁令。他们借口清明悼念活动是“四旧”，“悼念总理会给少数阶级敌人闹事制造机会”。系党委专门派人到我们班传达校党委的指示，并要求每个党员以党性保证不到天安门去。

四月三日，星期六，下午我和班上其他八名同学（他们是：于国训、王春旭、王铁、任高良、李力、吕丽君、黄京芳、崔平）相约分别偷偷跑到新文化街清华分校集中，怕其他同学发现，我们又转移到崔平同学家中完成了白花和悼词。我们的白花用八张一号白纸精心制作，直径约有一尺半，白花前有两条黑布挽联：“天堂笑看千万后来人，鬼蜮哭煞几支烛正昏”。白花背后有竹支架，支架上方绑一块小牌子，上面附一段说明：“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向您献上这朵表达我们心意的白花，在广场成千上万的花圈海洋中，我们这朵白花显得太拙劣了，可是连这样普通的白花他们也不让我们扎，他们不准花圈出校园。我们只能在校外扎了这朵平常而普通的白花。我们把我们全部的爱、全部的恨、全部的怀念之情、全部的愤怒之心都倾注在这朵白花中。敬爱的周总理，您是理解我们的。”下面署名：清华大学几名工农兵学员。

由于当时的政治背景，以清华、北大署名的花圈在广场出现是特别引人注目的。清华、北大的师生中有不少当时去天安门广场悼念的，但是公开署名清华工农兵学员的惟有我们制作的白花。四月四日，一个署名“北大革命教师”的马蹄莲鲜花花篮出现在广场，也引起人们的热烈欢迎。

夜晚八点左右，我们到天安门广场。我们一行将白花安放在纪念碑东北角的一个灯柱上，然后走上纪念碑宣读悼词。十几分钟后等我们再回到灯柱边，我们的白花已经被人群团团围住。一个小伙子站在柱台上，大声朗读白花附言。人们被迟群一伙封锁清华、反对群众悼念周总理的行径激怒，呼喊出：“打倒迟群！打倒谢静宜！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的口号。

迟群、谢静宜立即得到了清华工农兵学员送白花的消息。他们连夜召开了校党委扩大会议，接着又把在校党支部书记级的干部从被窝里拖出来开紧急会议，说：“今天有人冒充清华工农兵学员送白花，企图煽动几万人冲击清华。”“这起白花事件是一起反革命事件，是几天来发生的最大的反革命事件。”当即还布置成立了“护校队”。

“清华小白花”当天深夜被清收掉了。

四月四日，他们在广场抓了一位重新抄写我们白花附言的总政的工人，诬陷是他冒充清华工农兵学员假造了“清华小白花”，并无耻地将这一谎言写进了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新元做的《天安门事件真相》的报告中。粉碎四人帮后，我从北京市公安局的揭发材料中得知我们的“清华小白花”当时被列为天安门反革命事件中的重大反革命要案追查。

由于我们在清华分校制作白花遗留的一些痕迹，被我们同班的一位同学发现并向学校报告。1976年6月6日清晨，我被北京市公安局拘留审查，其他参与活动的三名同学被“在校隔离审查”，另外五名同学也接收批斗。我们被迟群称之为“无三班反党小集团”。……

天安门事件后，清华有四十多名师生被“隔离审查”，上百人被牵连批斗。

王军涛除“本人张贴了四首诗词”外，还“组织两个班学生”去天安门广场“宣示我们的政治诉求”。

当时的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作过《关于“天安门反革命政治事件”的真相》的报告，报告中特别关注四五运动中有组织的活动。下面是报告的相关内容。

第二，组织上早就互相串联，结成了帮伙。

在天安门广场跳得最高，干得最凶的，台前幕后都有一帮子人，已经查明的就有几十伙，少者四、五人，多者几十人。从初步调查的情况看，他们搞组织串联，大体有以下集中情况：

一是策划于秘室，搞“裴多芬俱乐部”，早已结成反革命集团。反革命分子徐漓，在去年就与本单位的一些人结成同伙，经常在一起传播反革命政治谣言。从三月三十一到四月四日，他们一起到天安门广场进行反革命宣传，并精心策划在厂内贴出十八条反动标语，恶毒攻击中央领导同志。叫嚣什么“誓与党内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阴谋家血战到底”，策应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活动。他们还供认，阴谋搞四○火箭筒，伏击红旗牌轿车，对中央负责同志下毒手。

一种是早就纠集一伙人，在天安门广场又乘机扩充或建立新的反革命组织，打出所谓“首都人民悼念周总理委员会”“全国罢工委员会”“临时造反委员会”“杀妖战斗队”等旗号，发表《告全国人民书》，网罗党羽。反革命分子侯玉良，从今年一月开始，就搞反革命串联，组织反革命小集团，在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暴乱中又积极物色对象，发展反革命组织，采取特务手段，规定联络暗语，建立单线联系，炮制反动地下刊物《大众报》。先后网罗几十人像林彪的小舰队一样，开列了名单，划分为骨干、可靠和不可靠三类。四月五日早晨，侯玉良一伙在纪念碑周围贴出“首都人民悼念周总理委员会通知”，发表反革命演讲，用半导体话筒声嘶力竭地叫嚷“火烧得越旺越好”，带头指挥冲击人民大会堂，还组织了五名所谓“谈判代表”，侯玉良自命为“首席代表”，踩着警卫战士和人民警察的头冲进解放军营房。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被粉碎后，他们又订立攻守同盟，转移销毁罪证，转入地下，侯玉良与同伙总结三条“失败的教训”：一是没有联合起来，二是大学生没有发动起来，三是没有一个像样的首领。还给同伙打气说天安门广场事件是什么“进军的第一炮”，是解放以来最伟大的群众运动，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和力量，“妄图卷土重来”。

一种是到外地搞反革命串联。炮制反动诗词、造谣攻击中央领导同志的反革命分子周忠铉，今年一月到桂林参加四机部召开的业务会议时，与上海、河北、广西、四川、贵阳、南京等省市一些工厂的十五、六个技术人员串通一气，传播了大量的反革命政治谣言，周忠铉还和其中的五个人集体收听敌台广播，记录敌台伪造的所谓“总理遗言”。回京后保持联络，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

一种是外地的坏人来京搞反革命串联。吉林省劳改释放的坏分子李广德，三月二十日窜来北京与一内蒙来京的坏人王铎勾结在一起，串通了十六、七个所谓上访人员，从三月三十日到四月二日接连召开了五次黑会，密谋到天安门广场张贴宣讲所谓“呼吁书”“告上访人员书”，叫嚣到北京“不是来烧香的是来拆庙的”，“贪官我也反，皇帝我也揪，不拆城隍庙，宁死不回头”，煽动要组织起来，到中南海静坐、绝食向中央施加压力，冲击中南海。

第三，到天安门广场搞反革命活动，也是经过精心策划的。

就拿第一个在纪念碑贴出影射攻击“悼词”的反革命分子曹志杰来说，早在三月十三日就纠集同伙，密谋策划，先后开了四次黑会，指定专人起草悼词。三月底写出悼词之后，他看了嫌太平淡，“没劲”，特意加上“披荆斩棘”“血战到底”等影射攻击的反动词句。四月二日还到北大法律系进行煽动，遭到工农兵学员的驳斥，市总工会要他揭下反动悼词，他坚持不揭，后来看形势不妙，又私下对同伙说：“先退回来，等待时机以后再进攻”。

在天安门广场猖狂表演的这伙反革命，幕后也大都有人煽风点火，出谋献策，在天安门广场用半导体话筒宣讲反动诗《今日在何方》的那个反革命分子，早就呕心沥血地炮制了反动诗词，并四处拉同伙，请军师。有个宣传部门的人为他写的诗反复琢磨，一边修改，一边赞赏，并陪他到天安门广场张贴宣讲，还有一个反革命分子为他的诗修改了三天，凡恶毒攻击的字眼，都用红笔划出来，肉麻地写道：“大作拜读，构思巧夺可取，感情真挚，有激情”，并为他献策说：“应写得含蓄一点，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让别人看得出来，又不能让别人抓住，望君注意”。还有个家伙为他出谋划策说，如果公安局把你抓住，你绝不能承认攻击中央的，因为你的诗从字面上怎么解释都可以。

在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中闹得最凶的单位，大都有领导人纵容支持，直至亲自出马，中国科学院109厂送四块反动诗牌和花圈的活动，就是在某些领导人参加下精心策划的，他们早在一月底就酝酿清明节送花圈，二月买纸作准备，三月中旬制定了花圈图案，经某负责人批准制作，并别有用心地提出“要把反动诗牌做得越大、越醒目，越好”。他们一共做了四个花圈，两个给周总理，一个给陈毅同志，一个给杨开慧同志，影射攻击中央领导同志。有一个家伙，在制作花圈的时候就说过：“准备被抓起来坐牢”。三月三十一日，他们还专门开会研究送反动诗牌“走那一条路影响最大”，确定绕道走“外地人多，外国人多”的王府井，路过北京饭店送往广场。四月一日，该厂一些领导人亲自坐车到天安门广场窥测形势，并抄录反动诗词，回去进行煽动。四月二日上午，这个厂的领导为了掩人耳目，还特意设计了一个所谓批邓大会，会上只有一个人发言，接着煽动组织了三百多人，指定了正副总指挥，从工厂所在地德胜门外祁家豁子出发，用四辆汽车在头前开道，抬着花圈，举着诗牌，招摇过市，到北京饭店门前故意停留了五分钟，以便让外国人拍照，他们还指定专人把送反动诗牌的各种场面都一一拍成照片，蓄意扩大反革命影响。还有一些单位也有类似情况。

当时一些单位的负责人，在政治上倾向于非毛联盟，拒不执行北京市委关于清明节活动的紧急指示，实际上处于失控或者变节的状态，这使得4月4日参加天安门广场纪念活动（实为政治抗议活动）能够突破百万人的高峰，极大地振奋了四五运动活跃分子的斗志。

推动与激发

4月4日深夜，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对天安门广场的花圈进行了彻底清理，并且公开抓了李西林等一批活跃分子，事件似乎已经平静了，但第二天又掀起一个更大的高潮，这里面既有一些有心人的推动，也有一些偶然因素的激发。

4月5日晨，当我来到天安门广场时，已有上千名群众聚集在纪念碑的几层台座上。不久，大约有一个连的军人开上纪念碑并围成一圈，一面喊着“奉中央的命令，今天修理纪念碑，清明节已过，不能再送花圈了”，一面驱赶着群众离开纪念碑。这时，一个青年从书包里拿出一个用塑料袋包好的小花圈，要求摆放到纪念碑浮雕处。军人们推搡这名青年，阻止他往前走。这时我正好在青年身旁，在批评军人无理阻拦的同时，带头冲破了由他们手拉手组成的人墙，周围群众一拥而上，把军人的队伍冲了个稀哩哗啦，簇拥着这名青年把花圈安放在了纪念碑上。事后回想，如果不是这名青年事先准备了一个小花圈放在书包里，可能就无法动员在场群众奋起抗争；如果当时开上纪念碑的军人不是一个连而是一个营，可能就控制住了纪念碑台基上的局面。

忽然，人群中跳出一个人来责备送花圈的青年，并索问其所在单位。这就激起了群众的更大愤慨。“北京整流器厂工人吕德俊，听到一个穿蓝制服的人说：‘大家不要受反革命分子挑动。别再闹了。别为走资派卖命了，现在报上都快把走资派点出来了。’这篇昏话也被北京化工学院陈子明等人听到了。群众说这人是在攻击周总理，就追上去打。这时，有两名公安人员上来解围，群众发现他们是便衣，怒火都集中到他们身上。其中一个飞步跑向人民大会堂，群众从后边追，一直追到人民大会堂东门外。群众立即把那人团团围住，反过来质问他，还要让他尝尝人民的铁拳。这时，有两个人前来解围，当群众认出他们是便衣警察时，‘打这两个便衣’！不仅成了群众的语言，也成了群众的行动。一个便衣见状像落马逃荒似地跑下纪念碑西台阶，向人民大会堂飞奔。纪念碑上的群众紧迫不舍。”这样一来，就把天安门广场聚集的人群的主体，从纪念碑引向了人民大会堂。我不认为是“便衣”故意把群众引向人民大会堂，以便扩大事态，制造镇压借口，但他确实是把运动引向新高潮的一个诱因。

有人说，只要是群众运动，领导权就必然落到最激进的一翼手中，最终必然会失去控制。其实并不尽然。只有具备一定的条件，运动的激进化和无序化就可以受到控制。

4月5日上午8时30分左右，当局调来两辆交通广播车，在大会堂东门口前的马路上来回行驶，反复宣讲：“清明节已过，悼念活动已经结束，请革命同志离开广场，要警惕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当时，我带领一部分群众截住了北京市公安局交通处干部乔厚传等人所在的一辆。乔厚传等人被从车里揪出来后，我对乔厚传说：“如果你不反对周总理，那你就喊‘谁反对周总理我们就打倒谁！’‘我们永远怀念周总理！’”乔厚传迫于形势，就呼喊了这些口号。这样，乔厚传等人既没有挨打，交通广播车也被群众放行。[14]事后，乔厚传被刘传新认为是“经不起考验”的公安干警，受到处理。与此同时，另一辆交通广播车则被群众掀翻，车中的播音员也挨了打。事后，挨打的女播音员被刘传新一伙评为“英雄”，受到表彰。

在大会堂东门外，有人称花圈就藏在人民大会堂里，让大家冲进去抢花圈。当时我就在大会堂的玻璃门外，里面的动静看的一清二楚。我和几个人站出来阻止了这种冒险的举动，因为只要冲进去，肯定会立刻发生流血冲突。这时，又有一个营左右的军人从人民大会堂的南面开过来。“为了得到解放军的同情和支持，人民大会堂前的王维衍、刘迪、赵世坚、陈子明和侯玉良等几个青年（应当再加上‘一位戴眼镜身穿蓝制服的青年’，他在当时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刘迪的掩护，他没有被捕入狱，因此人们一直不知道他的姓名——笔者按）临时草凑了一首题为《敬告工农子弟兵》的诗，……青年工人侯玉良激情地朗诵了这首诗，深深地感动了周围的人，也感染了在场的解放军战士。虽然，战士们在执行上级的命令，但是，双方的对立情绪已大大地缓和了。接着，几个青年提出成立‘首都人民悼念总理委员会’和将紫竹院公园改为周恩来公园的建议。由侯玉良宣布，得到了群众的广泛赞同。”此时，运动的临时指挥机构已经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

在一个工人民兵的指点下，人们得知广场东南角的小灰楼就是军警和工人民兵的“三联指挥部”所在地。于是，群众在人民大会堂前排成十路纵队，手挽手，高唱着《国际歌》，穿越天安门广场，走向那座小灰楼。“我们到达小楼门前时，工人民兵早在楼门外排成了‘人墙’。我从一个民兵手中夺过一个半导体喇叭，准备呼吁民兵不要为野心家们卖命，尽快站到人民一边来。但我刚要喊话就遭到暴徒的一阵毒打，群众冲上来，才把我抢救出来。我顾不得伤痛，接过喇叭高呼：‘严惩毁花圈、抓群众的凶手！’‘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誓与党内野心家、阴谋家决一死战！’随后许多同志也陆续用这个喇叭发表演说、高呼口号。在群众的一致要求下，我和赵世坚、孙庆祝、侯玉良等同志被推选为代表，进小楼去和联合指挥部谈判。我们四名代表来到门前，说明我们是代表群众来谈判的，但守门的‘人墙’就是不让我们进去。无奈，我们四人只好踩着他们的肩膀爬了进去。进楼后，我们就上了楼梯，走到二搂时，十几个军人和便衣人员拦住了我们。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军人自称是这里的负责人，说有什么事可以对他讲。我们愤怒地谴责了他们收花圈、捕群众的罪行，并让他去窗口向广大群众交待犯罪经过。他就是不敢去，说什么：这样办国际影响不好，还让我们去劝告群众，解除对小楼的包围。我们严正指出：人民的抗议行动完全是由于你们收花圈、捕群众引起的。我们代表人民向你们提三项要求：一、全部交还人民献给周总理的花圈，二、立即释放因悼念总理而被捕的群众，三、严惩毁花圈、捕群众的罪魁祸首。那军人诡称不了解情况，不能负责。这时来了几个女人，说这里是家属宿舍，楼下有个患心脏病的老太太，求我们别让群众在这儿喊了。就这样谈了十几分钟，毫无结果。最后我们说：你们毫无诚意，态度恶劣，我们要如实向群众汇报，听取群众的裁决。然后我们四人就走出了小楼，向群众宣布了谈判情况。”
 
我离开小灰楼后，便与侯玉良、赵世坚、孙庆祝等人分了手。因为当时我的脸上长了一个瘊子，瘊子被打破后脸上流着血，同时又被挤掉了一只鞋，离开小楼时两只脚分别穿着布鞋和球鞋，这个样子很显眼，太容易被“便衣”钉上了，我必须回家把血止住和换鞋易服。等我再次返回广场时，已经与上述几位失去了联系。侯玉良等人离开小灰楼后，又来到纪念碑上发表演说。当“首都人民悼念总理委员会”的成员都离开小灰楼之后，才出现了群众烧车、烧楼的情况。
 
只要有一批政治目标比较明确、政治经验比较丰富的运动核心力量，群众运动就不会完全失控。然而，在1976年那样的高压统治下，一个稳定的运动领导架构是不可能存在的。我因为在4月7日就被送往永乐店农场劳改，没有再次入狱，其他的“首都人民悼念总理委员会”成员则几乎被一网打尽。需要在公民社会发育到一定程度，并已产生出一批有威信、有担当的民间政治领袖的情况下，群众运动才能进退自如，并取得预期的效果。

 

五、运动的延续：要求平反的斗争

印红标认为：四五运动的主流思潮是在怀念周恩来的同时对中共党内斗争表态，反对四人帮，申明实现现代化的愿望以及表达对中国现实的忧虑，天安门诗文尽管也伸张人民的力量，相信“中国人民是中国历史的主人”，“正义的人民，才是新中国的主宰”；尽管喊出了“秦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复返了”的声音、表达了对“法西斯修正主义分子”的愤怒，然而直接呼吁民主的声音却甚为微弱。在数以千计的诗歌、祭文和小字报当中仅有一份提出“我们要民主，不要法西斯！”至少据“文革”后出版的几本“诗抄”资料而言是这样。这是由四五运动的具体历史条件决定的。四五运动被镇压以后，人们从政治权利被残暴践踏的事实中更深刻地感到民主的不可或缺，在争取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斗争中以及获得平反之后的论述中，四五运动逐渐被赋予了“社会主义民主运动”的意义，严格地说，为四五运动平反才是争取民主的运动。四五运动本身前后不到十天，而争取为四五运动平反的斗争则持续了近两年。民间改革派和体制内改革派，均为实现这一目标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民间的持续斗争

“四人帮”于1976年10月6日被抓，11月18日晚，北京大学校园就贴出题为《高东山同志十一月六日在××会议上的讲话》的大字报，要求为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这篇大字报还被刻印成传单在北京市内散发，产生很大影响。“高东山”是大字报作者高延力、孙盘、唐达献、闻进四人的笔名。大字报旗帜鲜明地提出，天安门事件平反，已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和要求。我们应该讲真理，应该满足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和要求。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么就会失去群众的拥护和信任，“安定团结”就是一句空话。

从1977年至1979年，每年的1月和4月，北京市的民众都会到天安门广场以及其他一些地方送花圈、张贴诗词和小字报等，形成一个群众运动的小高潮。

1977年1月6日凌晨，李胜平、张若玲、孙京玲等人在王府井大街贴出了一月运动中第一张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大字报——《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大字报指出。“四人帮”捏造莫须有的罪名，把天安门事件打成“反革命事件”，“正是震惊中外，骇人听闻的千古奇冤”。1月7日和8日，他们又把《人民万岁》的传单和大字报张贴在王府井、东单西单和天安门广场的标语塔上。《人民万岁》指出：天安门事件是革命群众运动。“四五革命精神，就是人民群众的马列主义水平，就是人民群众的革命觉悟，就是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性、创造性，就是人民群众的斗争精神和反潮流勇气。

当时为了修建纪念堂，人民英雄纪念碑已经用木板墙围了起来。人们便把木板墙变成了“民主墙”，在上面贴满了各种悼念、揭发和批判的小字报。

1月8日，毕谊民写了《怀烈思先》的诗，贴在广场正对国旗杆的木板墙上，并在众人的要求下进行了朗诵。当他念到“小平无罪，辅国助天，吴德该死，万众讨厌”时，人们热烈鼓掌叫好。随后，毕谊民发表了即兴演讲。他说：“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再次聚集在这里，是不会忘记一九七六年悲壮的清明节的，更不会忘记与‘四人帮’英勇奋战的勇士和为捍卫真理正义，捍卫民主权利而受迫害的同志。在毛主席亲手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的地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二十七年后的四月五日，在庄严神圣的天安门广场爆发了震撼世界的天安门事件。‘四人帮’利用手中窃取的权力，残酷地把四五运动镇压下去，人民的鲜血洒在天安门前，洒在纪念碑上。人民的革命行动被诬蔑为‘反革命政治事件’，邓小平同志也受诬陷，这是中国的悲剧，是历史的颠倒！如今，曾经不可一世的‘四人帮’已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被‘四人帮’颠倒的历史要再颠倒过来。我们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为邓小平同志恢复名誉和工作，我们要向镇压人民的‘四人帮’讨还血债！”他的演讲，不时被群众高呼“打倒王、张、江、姚‘四人帮’！”“四五运动万岁！”声打断。

同日，以“童怀周”小组名义油印的115首《天安门革命诗抄》，贴在了天安门广场，立刻轰动北京，轰动全国，轰动海外。“那时来二外院要《诗抄》的人，真是川流不息，络绎不绝，搞得整个二外院像北京的大栅栏似的。”“童怀周”小组由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的16名教师组成。他们是：李先辉、白晓朗、汪文风、黄林妹、胡连朴、刘兰英、蒋士珍、黄玉文、罗丹、杨昆明、张润今、石淑兴、赖梅华、刘志宽、赵寿安、朱清颐。“童怀周”从1976年12月就开始搜集天安门诗文，陆续搜集到1300多篇，他们所编《诗抄》铅印版的印数后来高达200万册以上。与此同时，七机部五○二所二室和七室的20多名科研人员，也把他们搜集的130多首天安门诗词张贴在天安门广场和中关村的墙上。

1月13日或者14日晚上，我和妹妹陈子华、弟弟陈子清一起来到天安门广场，在他们从旁观察掩护下，我把《四五运动亲历记》贴在了木板墙上。在这篇小字报中，详细介绍了自己参加四五运动的情形以及自己对这一运动的认识。文中指出：四五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民主运动，它的目标是推翻社会法西斯专政，建立人民民主制度。邓小平在1975年的全面整顿是得人心的，应予肯定。因此，应当立即为四五运动平反，释放因参加四五运动而无辜被捕者；为邓小平平反，恢复其原有的一切职务。文章也提出了彻底否定“文革”和实行体制改革的主张。

“一月运动”并不仅限于首都北京，而是全国性的运动。旅大市委、市革委门前出现大字报，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还批评了吴德、陈锡联等在职领导人。上海的倪育贤于1月7日夜在闹市地段——淮海路的东湖宾馆大铁门上“张贴了《清明愤》和《小平引》两首诗，一是抗议镇压天安门事件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一是要求恢复邓小平的职务。这两首诗一出，读者云集，抄者成堵，淮海路东湖路口，交通为之阻绝，广大群众含着热泪吟诵这两首诗，民气为之一振。”人们原本以为，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要求为四五运动平反的活动不应当再有阻力。但是当时在天安门广场木板墙张贴大小字报的人中，仍有一批人被秘密逮捕。毕谊民是在1月12日在单位宿舍被捕的。“童怀周”小组的白晓朗则于3月被捕。根据李西宁得到的消息，“77年因反吴德（北京市委书记）和拥护邓小平出山又抓了16人”。

1977年初，华国锋在内部文件中批示：“在一些地方，出现了攻击污菌中央领导同志的大标语、大字报。现在社会上还流传着不少政治谣言，政治上十分反动，恶毒攻击一些已经去世的和现在的中央领导同志，妄图盅惑人心，煽动群众，挑拨离间，分裂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拟告辽宁省委，对此反革命大字报，应该追查。”是华国锋亲自下令对这些人进行“追查”、逮捕。

李冬民原是北京市中学红代会核心组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他从“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中逐渐醒悟过来，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群众活动。1977年1月8日，他在北京街头贴出大标语，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另有一个叫张兆庆的人也贴出大标语。张兆庆原是北京首都钢铁公司的造反派头头，他说粉碎“四人帮”是“反人民的右派军事政变”，为江青一伙鸣冤叫屈。李冬民和张兆庆本来并不认识，毫不相干，可是以吴德为首的北京市委硬说他们是已“合流”为一伙的“反革命集团”，其策略是“抬邓、反华、保王洪文”。经华国锋批准，在3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印发了有关材料。他还利用这个假案材料说：“现已查获，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旗号，迫使中央表态，然后攻击我们违背毛主席的遗志，从而煽动推翻党中央，保王洪文上台，为‘四人帮’翻案”。随后，所谓“李冬民反革命案件”的材料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到全国。制造这一假案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杀鸡给猴看”，阻遏四五运动一周年爆发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但是，华国锋、吴德等人的倒行逆施并没有完全达到目的。北京以及全国各地在4月5日前后，仍然出现了规模不等的要求“两个平反”的抗议和请愿活动。倪育贤“在天安门事件一周年前夕，在上海最高建筑国际饭店墙上张贴了一首长达十米的巨幅大字抗议诗，题为《我不信——纪念天安门广场惨案一周年》。”诗中写道：“我不信！我不信我们中国人的血就这样贱！我不信！我不信我们中国人的命就这样轻！三百六十五个白天过去了，蒙难的英烈们仍然蒙着暴徒的罪名。三百六十五个黑夜过去了，杀人的屠伯们依旧挂着‘英雄’的金星……”“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海军政委兼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苏振华立即下令把我逮捕。一九七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我就被关进监狱，在逮捕我时，还抄了我家。当场搜出了另外一些诗稿，其中有一首批判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长诗《老兵行》。于是公安局就定我两大罪名：一是‘反对英明领袖华主席’；一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上海市委书记苏振华突然禀承其主子要‘坚决镇压一批胆敢利用天安门事件破坏安定团结的反革命份子’的指示，对我的案子批了‘反动透顶，恶毒之极’八个大字，决定要判我死刑‘杀一儆百’。七七年九月一日，……我被五花大绑押回工厂公审。在公审大会上，由公安局局长宣读了我的‘滔天罪行’，后又宣布了市委首长的批示，全场高呼‘坚决镇压反革命’、‘不杀不足平民愤’的口号，这样，就算判定了我的死罪，马上闯进专门囚禁死囚的十三号监里”。倪育贤在看守所渡过了二年。

当“四人帮”还在台上的时候，四五运动被捕者在看守所中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四人帮’的党羽施展种种手段，妄图胁迫那些同志就范。他们把曙光电机厂中层以上干部的名单，摆在该厂党委委员元海章面前，要他划出参加悼念周总理活动的人的名字，元海章拒绝了。他们要刘迪出卖同志，写诬蔑邓小平同志的材料，刘迪痛加驳斥。他们三次要李舟生写叶副主席的材料，李舟生严词拒绝。他们让北京市第七机床厂工人王英斌承认天安门诗词是反动的，他据理驳斥。北京钢铁学院进修生王雷在狱中和韩志雄互相鼓舞，为迎接出狱后的斗争而努力学习。在这些同志面前，‘四人帮’及其党羽的阴谋均告破产。”“曾被全国通缉的天安门事件‘要犯’刘迪，在狱中始终坚持天安门事件是自发的群众运动，对自己反对‘四人帮’的所谓‘罪行’供认不讳。当预审员威胁他：‘你这个邓小平的殉葬品，粉身碎骨，死有余辜’时，刘迪毫不在意地回答说：‘你枪毙我好了。’”他还和预审员开玩笑。“他在审讯中供认阮籍对他的思想影响最大。而且这个阮籍经常借酒以发泄对社会的不满，他们一共有七个人，经常凑在一起，号称‘竹林七贤’。预审员真以为得到了什么重大线索，竟然把早已死去一千多年的古人记到了审讯记录上。”据北京市公安局统计，在四五运动期间共抓捕了388人。在粉碎“四人帮”前，陆续释放了224人，到1976年11月底又释放了140人。到1977年7月全部释放完。这些人在被捕前大多互不相识，在看守所中却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他们出狱后，为争取四五运动的平反再度并肩作战。

1977年年中，笔者便离开了永乐店农场，为争取平反、恢复学籍而奔走。在四五运动的被捕者中，我首先联系上的是鲁利玲。她是我妹妹陈子华的好友、中学同班同学，是四五运动被捕者中少数几名女性之一。通过鲁利玲，我结识了王雷。以后又在王雷家中陆续认识了王英斌、王维衍（北京市西城区棉纺织厂工人）、李胜平（北京铁路局丰台机务段工人）、吕嘉民（内蒙插队知青）等人。我们进行了广泛的串联，积极配合《人民日报》搜集四五运动的真相情况，当时胡绩伟指派余焕春、王永安等人秘密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为四五运动的平反预作准备，负责与我们联系的主要是记者王永安。与此同时，我们还贴出大字报，直接向公众呼吁为四五运动平反。我还清楚地记得1978年夏天在西单民主墙上张贴《控诉法西斯》大字报的情形。一天夜里，王雷、王维衍和我事先准备好糨糊和排笔，在西单民主墙前与严江征等人接头，拿到大字报后，我们便以最快的速度把大字报贴上墙，然后四下散开。我在西单一带的小胡同里转了一大圈（1976年四五期间我就利用过这里的复杂地形，因为我原来是北京八中的学生，对这里的胡同很熟悉），确保屁股后面没有“尾巴”后，才回到复外真武庙的家中。其实，当时并没有必要这么神神秘秘，因为大字报中已经提到了我的名字。一直到1978年10月份，北京市公安局都不肯为我彻底平反，坚持认为我并不是“纯属反对‘四人帮’”，还有反对毛泽东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大字报以此为例，说明以吴德为首的北京市委和北京市公安局仍然视四五运动的积极分子为敌，拒绝为他们平反昭雪。

在《控诉法西斯》之前，李胜平等人于1978年4月在西单贴出大字报《捂得捂不得》。“捂得和吴德是谐音。在四五运动期间，镇压的决策是毛和“四人帮”做的，具体的执行者却是吴德，因为他当时是北京市的党政一把手，参与了镇压的全过程。即便如他自己的回忆录所说，他在执行时打了一些折扣，他仍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十月政变后，他和汪东兴是为四五运动平反的主要障碍。吴德一直在捂盖子，抵制揭批查，抵制为四五运动平反。我们写这篇大字报，就是要揭吴德的盖子。”李胜平等人的大字报，可以说是西单民主墙的开山之作。

“文革”中停刊的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定于1978年9月11日复刊。在其复刊号上，刊登了介绍韩志雄事迹的文章《革命何须怕断头》；选登了“童怀周”编辑的《天安门诗抄》；还刊登了一篇“本刊评论员”的文章《破除迷信，掌握科学》，文中第一次提出要破除“现代迷信”，就是要破除对毛泽东的迷信。这篇文章是历史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主任李洪林撰写的，并由胡耀邦审阅过。9月10日，北京承印的60万份《中国青年》第一期复刊号已全部印完，北京地区已有四万多份邮送到读者手中。当天下午，共青团十大筹委会负责人韩英接到汪东兴的一个电话，提出四项指责：一、《中国青年》第一期为什么只有叶副主席题词，没有华主席题词。二、《革命何须怕断头》所宣传的韩志雄，你们了解清楚了吗？这个人有问题。三、童怀周的《天安门诗抄》怎么又出来了。四、没有纪念毛主席逝世两周年的文章。韩英不敢怠慢，马上将此意见转达《中国青年》编辑部，并宣布刊物停发，等待研究处理。9月14日晚上，汪东兴把杂志社小组长以上干部召集到人民大会堂开会，从晚上８点多一直开到午夜12点50分。汪东兴说：“出了这么大风波”，“第一个是讲出版的组织观念，第二个讲文章内容不符合华主席对天安门事件的估价。华主席在天安门问题上早讲过，为什么有人还在上面纠缠？”“中央不知道，……中央不承担责任，没让中央批准，筹委会审查，出了问题，你杂志社负责。”“已发出的四万一千份换回来。”汪东兴的决定，引起《中国青年》杂志社内外广大群众的愤慨。有人便把这一期杂志一页一页地张贴在西单民主墙上，还有人在墙上贴出短短的大字报和长长的小字报，表示反对禁止发售《中国青年》。

1978年9月，青年工人宗福先创作的歌颂四五运动的话剧《于无声处》在上海工人文化宫首演，受到了广泛的好评，此后又到北京演出。11月16日，吕朴以“北京王府井大街57号0538证件持有者”名义贴出小字报《致宗福先和于无声处剧组一封公开信》。以此为标志，“西单民主墙”从地下走向地上，从匿名走向半公开。以崭新面貌出现的“西单民主墙”与当时正在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内外配合，把争取为四五运动平反的斗争引向高潮。

体制内的较量

由于毛泽东把四五运动和邓小平绑在了一起，因此，不论体制内外，凡是要为邓小平翻案的人，就避不开四五运动的平反问题。

1976年10月12日，粉碎“四人帮”后的第六天，胡耀邦就对去家中看望他的叶剑英的儿子叶选宁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我说有三条：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并请叶选宁带话给叶剑英和华国锋。显然，他所说的“冤案一理”，就包括“天安门反革命事件”这一最大冤案。

但是，当时担任中共主要负责人的华国锋和汪东兴未能接受胡耀邦的三条锦囊妙计。10月26日，华国锋对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说：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天安门事件避开不说。汪东兴于11月18日说：“天安门事件如果是悼念周总理，这又有什么不好呢？又有什么错呢？但是他们被反革命分子利用了。在批判邓小平错误的时候，反革命利用了这个东西，形成暴乱。”11月30日，他又在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说，天安门事件就是反“四人帮”也是错的，那时他们还是中央领导，那是分裂中央。1977年的两报一刊元旦社论称，“华主席号召我们：‘在新的一年里，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努力作战，去夺取更大的胜利！’”“抓纲治国”四字纲领的形成，是在同年2月7日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当中。这篇社论还正式提出了“两个凡是”的方针：“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逾地遵循。”当时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之一李鑫在传达华国锋的讲话时说得很明白：现在人们提出的问题，一是要邓小平复出，二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这样搞矛头是对着谁呀？镇压四五运动和让邓小平下台，都是毛泽东亲自做出的决定，提出“两个凡是”的直接目的，就是要阻挠“两个平反”。

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前，华国锋派人把他的讲话稿送给叶剑英提意见。叶剑英提了两条：“一是‘天安门事件’是冤案，要平反；二是对邓小平同志的估价，应把提法换一下，为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创造有利条件。”之后，讲话稿的起草人告诉叶剑英，华国锋已按他的意见修改。可是，等到中央工作会议开始时，华国锋就对各小组召集人打招呼，说有两个敏感的问题，一个是天安门事件问题，一个是邓小平出来工作问题，希望大家发言不要触及。然而，在小组会上还是有人不听他的招呼而触及了敏感问题。

陈云事先就准备好了书面讲话（据肖劲光回忆，他和陈云、王震、耿飚、王诤等曾一起讨论过此事），他说：当时绝大多数同志到天安门去是为了悼念周总理。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举报人是谁。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需要查一查“四人帮”在天安门事件上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党的事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重新参加党中央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王震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嘛。七五年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他。天安门广场事件，是首都人民自发地进行的大规模悼念活动，是首都人民对“四人帮”罪行的群众性声讨，表现了首都人民的无产阶级义愤。这是我们民族的骄做，是全国人民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阶级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大大提高的集中表现。这就是天安门广场事件的本质和主流，不承认这个本质和主流，实质上是替“四人帮”的罪行进行辩护。陈云、王震的发言虽然不让在会议简报上刊登，但却得到许多与会者的赞同。

由于在陈云的讲话中有把四五运动和邓小平问题分开对待的意思，华国锋也就顺着竿子爬了。华国锋说：在这样一些问题上，我们要有一个根本的立足点，这就是要高举和坚决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是必要的。邓小平过去的功过，毛主席是有明确的全面评价，1973年邓小平重新工作以后，是有成绩的，也犯有错误……邓小平的问题正在解决，但要等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又说：“关于1976年4月天安门广场事件的问题。在‘四人帮’迫害敬爱的周总理时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这时候，确有少数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乘机进行反革命活动，制造了天安门反革命事件。但是，应当肯定，当时去天安门广场的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是悼念周总理的，其中许多人是对‘四人帮’不满的，反对的。不能把他们，包括纯属反对‘四人帮’而被拘捕过的群众，说成是参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于1976年12月5日发出通知：‘凡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已拘捕的，应予以释放；已立案的，应予销案；正在审查的，解除审查；已判刑的，取消刑期予以释放；给予党籍团籍处分的，应予撤销。’应该说，这方面的实际问题已经解决了。”“不要在天安门事件这样一些问题上再争论了”。一方面，他明确表示邓小平的问题时机成熟即予解决；另一方面，他在肯定“去天安门广场的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凡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的问题“已经解决”的同时，坚持“确有少数反革命分子……制造了天安门反革命事件”。

在当时的形势下，邓小平对于四五运动的态度也是基本按照华国锋的调子。4月10日，邓小平在给华国锋的信中表示，他毫无保留地支持华国锋最近的讲话和其他行动。“感谢党中央证明了我本人同天安门事件没有联系。我特别高兴的是，华主席认为清明节群众的行动是正当的。”5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邓小平的这封信。在邓小平正式出来工作前，华国锋派人找邓小平谈话，提出要他写个东西，写明“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邓小平拒绝了这个要求。他说：“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邓小平可软可硬、既有妥协又有坚持的性格，在面对毛泽东和华国锋时都充分表现了出来。他可以喊“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但不肯在四五运动的问题上为华国锋分担责任。5月24日，邓小平同王震、邓力群谈话，再次指出：“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然而，1977年8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大仍然是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会议。华国锋在政治报告中称：“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有特别重要的地位”；“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在这种思想氛围下，为四五运动平反还提不上议事日程。

1978年4月，胡耀邦领导下的中央党校的师生在讨论中提出了否定“文革”的意见。5月10日，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发表了经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由此拉开了帷幕。这就为再次提出四五运动平反问题提供了契机。《人民日报》组织了这方面的文章，被当时党内负责宣传口的副主席汪东兴所阻止。6月15日，汪东兴在中宣部和中央新闻单位负责人会议上说：打着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报纸上那么样写，要注意。我给耀邦说，要他在报上写文章要注意。报纸好像什么都要翻案……“政协会上，《人民日报》的余焕春6月8日对天安门事件讲了一大篇话，认为这个案没有彻底翻过来。明明是毛主席说的，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他们不是反毛主席反谁？这个问题还要登简报，这本来是已经解决了问题。你要翻，翻谁呀？余焕春说《人民日报》在运动中揭露出大量的事实，说明‘四人帮’在天安门事件中捣了很多鬼，这是对的，可是余焕春说，时毛主席和政治局都受了‘四人帮’的骗，那就不对的嘛！有毛主席的批示在，这能翻案吗？余焕春说，今年4月天安门事件两周年时，《人民日报》编了一个天安门诗选的专页，领导又不让登。那是攻击华主席的，怎么能登？他说不让登是指我们两个人，这是批我和乌兰夫。余焕春还说，天安门这件事一定要解决，否则人民不平，有人认为翻了天安门事件有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旗帜，我们说毛主席的旗帜是实事求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真正翻了过来，才使毛主席的旗帜更加光辉。他是《人民日报》的记者，是个党员，不像非党员那样不了解情况。党员能这样说吗？”但是，《人民日报》仍然继续推动平反四五运动。7月17日，《人民日报》以大半个版面，介绍了广州半导体材料厂青年工人庄辛辛与“四人帮”斗争的事迹（他于1976年4月8日，向《人民日报》写了一封信，公开提出了“打倒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口号，7月被捕，9月被判刑十五年，在粉碎“四人帮”一年半之后才被彻底平反），同时发表评论说：庄辛辛的冤案，是“四人帮”及其在《人民日报》的心腹镇压革命群众的又一罪证。当天，新华社将《人民日报》的评论和庄辛辛的事迹转发国内外。汪东兴的得力干将、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在10月3日的全国信访工作会议召集人会上十分不满地说：“有人吵，天安门事件要翻案。天安门事件有坏人，不然为什么要火烧汽车，冲大会堂呢？‘四人帮’迫害群众悼念周总理，但也有坏人乘机捣乱。华主席讲过，中央有规定，这件事不要再提了，但有人要写文章，给天安门事件翻案，要立碑，说是革命行动，什么话。”然而，《人民日报》得到了其他新闻媒体的有力支援。10月7日，《中国青年报》正式复刊，10月10日，就在《向反“四人帮”的青年英雄们学习》的大栏题下，刊登北京铁路分局通信工王海力的文章《我们要做无产阶级的好后代》，同时发表短评。王海力在“四五运动”中曾写了一张悼念周恩来的血书，被逮捕入狱。10月12日，又在头版刊登《暴风雨中的海燕——记青年共产党员贺延光同“四人帮”英勇斗争的事迹》的长篇通讯。同日，《人民日报》也发表了这篇长篇通讯。10月18日，《人民日报》刊发了记者王永安的通讯《在急风暴雨中》，记述了韩志雄与“四人帮”斗争的事迹。10月20日，《工人日报》发表长篇通讯《披荆斩棘，冲锋陷阵》，记述了北京市总工会工人评论组副组长曹志杰和他的伙伴们声讨“四人帮”的史实。11月11日，《中国青年报》在《天安门革命诗词作者笔谈》的栏题下，发表了王立山（《扬眉剑出鞘》一诗的作者）、贺延光、李舟生（《今日在何方》一诗的作者）等的文章和本报评论员文章《伟大人民运动产生不朽诗词》，大声疾呼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就是在这样一种舆论氛围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工作会议召开了。

11月11日，谭震林最先在中央工作会议的分组讨论会上呼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他说：进行工作重点转移，先要解决一些问题，如天安门事件、“二月逆流”、“百万雄师”等问题要不要解决？我看要解决。还有陈再道，他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已经有了，“真理”也有了，就是不敢去“检验”——不敢说真话。如天安门事件，悼念周总理，实践证明是革命行动，是反对“四人帮”的革命行动。如果说天安门事件有反革命，这反革命就是“四人帮”。这个问题向全国人民说清楚，全国人民也就服了。12日，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中，参考胡耀邦提供的材料提出了六个问题：一、薄一波同志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二、关于所谓自首分子问题；三陶铸、王鹤寿等定为叛徒问题；四、彭德怀同志问题；五、关于天安门事件；六、关于康生的错误。其中的第五个问题，他说了这么几句：“关于‘天安门事件’现在北京市又有人提出来了，而且又出了话剧《于无声处》，广播电台也广播了天安门的革命诗词。这是一次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13日，胡耀邦在西北组发言，支持陈云的意见，表示赞成把“文化大革命”中尚未解决的一些大是大非问题搞清楚。万里、杨得志、陈丕显、康克清等人，也发言要求为“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平反。

13日，于光远、王惠德、杨西光也在西北组联合发言。他们援引了列宁“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的说法，指出：“在这里有一个观点应该在党内明确，那就是我们党在成了执政党之后，仍然应该站在人民群众之中，领导人民群众去争取民主。因此争取民主的斗争，应该继续下去。而且民主不应该是恩赐的，恩赐的民主是不牢靠的，只有人民自己起来争取到民主才是巩固的。”“从领导群众争取民主这样的革命立场出发，党应该对‘天安门事件’明确态度，指出它是伟大的革命事件。在‘四人帮’即将动手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关键的时刻，广大群众奋不顾身地起来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完全应该得到我们党的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其他各组也都有人呼吁为四五运动平反。李昌在华北组说：“天安门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活动，是个伟大的革命运动。‘五四’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启蒙运动，也可以说，天安门的群众的悼念活动，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运动，从此大大发展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思潮和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思潮。似应进一步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现在正在演《于无声处》，请北京市委大力支持‘四五’运动。”吕正操在华东组说：“如果说民主革命时期有‘五四’运动，那么天安门事件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四五’运动。”民间改革派在1977年1月所命名的“四五运动”，此时已经被党内改革派接了过去。

就在这历史转折关头，新华社社长曾涛、《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于光远等人勇敢地做出了突破性的贡献。新华社的穆青、杜导正、周鸿书、舒人、庄重等人也参与了这件事的运作。1978年11月15日，《北京日报》发表了关于市委常委扩大会议闭幕的消息，其中有一段话是：“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爱戴、无限怀念和深切哀悼的心情，完全是出于对‘四人帮’祸国殃民滔天罪行的深切痛恨，它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心愿，完全是革命的行动，对于因此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曾涛等人一起商量后，决定抽出这段话由新华社发一条专门的新闻稿，并加上一个《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的标题，由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刊出。事实上，《北京日报》的消息中根本没有“天安门事件”五个字，在该消息的七行通栏标题中，连“天安门”三个字都没有。把“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说成“完全是革命的行动”，与华国锋二十个月前称之为“是合乎情理的”，是前进了一步，但对于华国锋所谓“确有少数反革命分子”制造的“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北京市委其实并未涉及。因此，看到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消息后，北京市委书记林乎加反过来问曾涛，新华社发这条新闻有什么“来头”。当得知没有“来头”时，他马上打电话向华国锋汇报，说标题是新华社自己加的，事先没有同市委商量。胡绩伟后来回忆此事时说：事实上，自从这年5月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以来，我们新闻界的思想确实相当解放，胆子相当大；我们同坚持“两个凡是”的主管宣传的领导人已经进行了一系列的交锋，真可说是节节胜利。我们新闻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已经进行了很多努力，发这个新闻就是又一次有力的冲刺。这不仅仅是为了给天安门事件平反，而且是为了洗雪整个“文化大革命”给我们国家造成的耻辱，为革新我们整个工作（当然包括新闻工作）开创一个新局面。我们的勇气和胆识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迸发出来的。

由于中央工作会议内外对于新华社的消息一片叫好，华国锋终于决定追认曾涛等人的“假传圣旨”。11月18日，华国锋为“童怀周”的《天安门诗抄》题写了书名。25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承认过去“问题解决得还不彻底，还没有为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平反”，并代表政治局常委正式宣布，“中央认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26日上午，邓小平会见日本民主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良作，在回答有关“天安门事件”的问题时说：中共北京市委对“天安门事件”作出了决定，肯定了广大群众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行动是革命的。这是经过党中央批准同意的。这就是党中央的决定。也可以说，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是共同一致作出的决定。

此后，中共高层对于四五运动参加者的态度发生了由爱到憎的变化，但始终没有改变对于四五运动本身的评价，只是不提或者少提而已。“六四”之后，北京市公安局的预审员曾在笔者面前夸耀他当年提审四五运动参与者的“业绩”，并要求我陈述参加四五运动和《北京之春》的经过，我对他说，如果你告诉我，中央对于四五运动的平反已经作废，我就再给你讲一遍当年的事，说得他哑口无言。

 

六、运动的诠释：扭曲历史的三种说法

关于四五运动的背景、缘由与动因，在本文前几节中已经阐明。总而言之，四五运动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转折点，是社会深层矛盾长期积累的一次大爆发，是各种社会力量交会的历史合力的产物。然而，自从四五运动发生以来，就有种种扭曲历史的说法，其中包括“邓小平后台”说、“党的领导”说、“贵族造反”说。

“邓小平后台”说

“邓小平后台”说是由毛泽东钦定。毛泽东看了有关四五运动的简报，并派秘书到天安门广场实地了解情况后说：“谁说没有政治后台？这个政治后台，你们都怕他嘛！他有社会基础，有军方保护。”姚文元证实，对七六年清明天安门事件的定性、镇压，都是由毛泽东决定的。

1978年11月21、22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天安门事件真相》指出：天安门事件期间，邓小平同志完全处在与外界隔绝的状态，跟事件毫无关系。“四人帮”为了将邓小平同志置于死地，竟说他是事件的总后台。群众对“四人帮”疯狂打击、诬陷邓小平同志尽管愤愤不平，但在天安门广场活动的最初几天，在诗词、传单中，未见提到邓小平同志，“四人帮”及其心腹没有找到下手的机会。有一次，人民日报的《情况》登了一期所谓“一小撮阶级敌人在天安门广场”的罪证照片，姚文元看后大发雷霆，立即打电话给他的心腹说：“为什么用这些照片？杂乱无章，有打破头的，没有一张与邓小平有关系的。”为了搞“与邓小平有关系的”，他们就搬出封建社会株连九族的卑劣手法，从邓小平同志的亲属身上打主意。邓小平同志有个女儿在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工作。该所送了两个花圈到天安门广场。“四人帮”及其心腹得知此事，喜出望外，要记者快写情况。其实，邓小平同志的女儿当时生病在家，既未参与做花圈，也未到天安门广场。即使这样，记者还是写了情况，用了“邓小平女儿所在的科技处做的花圈上写着”这种别有用心的句子，说明到天安门广场送花圈的活动，同邓小平同志有关系。“四人帮”的帮派骨干得意洋洋地说：“不要以为只一二百字，可重要啦！”邓小平另一女儿毛毛（邓榕）说：“在那些震撼人心的日子里，北京几乎所有能去的人都到天安门广场去了。他们去送花圈，去写诗词，去抄诗词，甚至仅仅去感受这悲壮而令人震撼的场面。唯独我们——邓小平的家人们，不能去天安门广场，不能亲赴现场去参加这一伟大的人民运动。‘四人帮’正在‘揪后台’，他们正在说邓小平是这场群众运动的‘大后台’。如果在天安门广场现场抓到邓小平的家人，那就会立刻成为他们栽赃的‘证据’。父亲命令我们全家人，在这个时刻，不许去天安门广场，不能给‘四人帮’以任何借口。我们家的人，都服从大局，遵从父亲的命令。我们不能去天安门广场，最多只能骑着自行车从长安街路过，在远处一睹那激动人心的壮观场面。”其他邓派人物及其家属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在炮制《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时，姚文元说：“要鲜明地点出邓小平。”尔后，凡是有关天安门事件的报道、评论、文章，就把什么“邓纳吉”啦，什么“谣言公司的总经理”啦，什么“天安门广场事件的总根子”啦，种种诬陷不实之词，加在邓小平的头上。特别是“四人帮”控制的人民日报写作组与梁效合写的《党内确实有资产阶级——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剖析》一文，说什么“到天安门广场闹事的那些牛鬼蛇神，群魔百丑，都是按照邓小平的笛音跳舞的”，邓小平“集中代表了党内外新老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的利益和要求”，天安门广场事件是“邓小平一手造成的”。姚文元还嫌这话不够，又亲笔把“一手造成的”改为邓小平“就是这次反革命事件的总后台”。

梁效《党内确实有资产阶级——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剖析》一文，把四五运动的后台挖到邓小平还不算完，凭着他们舞文弄墨的惯技，再进一步挖到了“克里姆林宫的新沙皇们”。梁效说：“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的根子在党内，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就是这次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总后台。”“那些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和老牌的反革命，以及形形色色的亡命之徒、社会渣滓，都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来闹事。他们舞文弄墨，行凶放火，又是鬼哭狼嚎，又是抽刀拔剑。究竟要干什么呢？就是妄图保护邓小平，颠覆无产阶级专政。……邓小平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肆无忌惮地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居心险恶地攻击所谓‘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他们亦步亦趋，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并狂叫什么要‘真正的马列主义’，要打倒‘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当一小撮反革命暴徒在天安门广场闹事的时候，克里姆林宫的新沙皇们喜形于色，兴高采烈。他们匆匆忙忙开动宣传机器，为邓小平、为反革命分子涂脂抹粉，撑腰打气，说什么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受到‘热情支持’（应读作：受到中国新老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的支持，受到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支持）。苏修老爷们一看，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在中国首都的天安门广场行凶作恶，就满以为这一回他们所谓的中国‘健康力量’可要‘说出自己决定性的话’来了。过去他们曾经寄希望于彭德怀、刘少奇、林彪，这次又寄希望于邓小平。然而，他们高兴得太早了。新沙皇还没有来得及向当代的宋江正式颁布招安的诏书，邓小平和支持他的反革命分子就宣告失败了。”正如本文第一节所说，如果要挖掘四五运动的历史根源，确实要回溯到苏联模式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但把根子挖到勃列日涅夫那儿是不符合事实的，要挖就必须挖到列宁和斯大林。

笔者在1989年曾指出：“当时所谓黑手，所谓邓小平是总后台是思想方面的，因为百分之八九十都是拥护他的。”但是，另外的百分之一二十，“他们是这次运动的先锋”，则已经不囿于“邓小平七五年纲领”，他们“要求新的、民主的、现代化社会思潮的体现”，“要民主改革”。“当时非常勇敢的少数人，很多是青年工人、青年知识分子和插队知识青年（当时有不少下乡知青已开始回城，处于待业或刚就业状态，也有些是工农兵学员，……由于未有受过系统的现代文化训练，他们的眼界也不够开阔，故其主导思想跟现在也不一样。他还没有跟西方的主流文明接上口，只是在边缘上，像包括卢梭的契约论或吉拉斯的新阶级思想，跟现在所说的西方主流文明有分别。所以这部分人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热情，但理论的根基不是很深厚。……但从大字报、地下宣传物或天安门事件中诗文来看，确实可看到改革论思想的端倪。确实是追求新思想，不是还原论。”“任何一次运动都可以找到黑手，但是这些黑手都是以思想来影响运动的，而不是有什么组织联系或操纵。”即使从思想方面而言，邓小平也已经不配是这些青年人的导师和后台了。因为邓小平本人当时还没有冲破还原派的藩篱，还算不上是一个真正的改革派。

在1976年的时候，胡耀邦比邓小平的思想更加解放，可以说是党内改革派的代表，但也不好把他说成是在四五运动中发挥了先锋作用的民间改革派的后台。在1970年代，两代改革者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思想交流，从某种意义上说，青年一代在这种交流中自我感觉更好一些，思想输出往往要多于输入。曹志杰是四五运动的一位关键性人物，是在天安门广场贴出第一篇悼词的人，他在贴悼词的头一天（3月29日）晚上，恰好去过胡耀邦家。“明天，他要与理论组的成员到榻广场悼念周恩来总理，向文革派发起挑战，近期关于胡耀邦患了胃癌的传闻不胫而走，很是放心不下，特意来看望。先去胡德平的房间，得知胃癌一事纯属子虚乌有。胡耀邦漫步走进来。他再次遭到“四人帮”帮派迫害，少了往日的谈笑风生，满脸沉重。曹志杰见他进来，向他打招呼说：‘胡伯伯，又让你作检查了吧？’他并不想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只是不紧不慢地‘嗯！嗯！’了两声算是回答吧，显示了沉重面容下蕴涵的倔强和沉思。”笔者问过曹志杰，他当时并没有把悼词的事告诉胡耀邦。后来，北京市公安局刘传新一伙，也没有能够从曹志杰顺藤摸瓜到胡耀邦，把“黑后台”罪名按到胡耀邦头上。

“党的领导”说

在1976年至1977年，邓家人对于四五运动“后台”的帽子，是避之惟恐不及的，但是到1990年代，就反过来变成香饽饽了。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写道：“其实，每一个人都知道，这场人民群众的伟大抗议活动，虽然不是邓小平直接指挥的，但是，无论从任何意义上讲，邓小平都是当之无愧的‘总后台’。是邓小平复出后大刀阔斧进行的全面整顿，是全面整顿取得的显著成果，是他与‘四人帮’针锋相对的战斗锐气，使全国人民看到了前途，给全国人民带来了希望，增添了全体中国人民与‘四人帮’罪恶势力进行斗争的勇气。邓小平深知，经过这场运动，他会再次被打倒。但是，他深信，他的所作所为和他的个人的牺牲，将会作为一剂最好的催化剂，把中国人民的觉醒，带到一个新的起点。他深信，不管他个人的政治命运如何，正义和真理，必将取得最后胜利。从天安门前那涌动的人群，从人民大众所发出的愤怒的呼喊，他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希望。”基于与毛毛类似的心理，在四五运动平反后，官方媒体上出现了不少牵强附会的说法。

《人民日报》发表的题为《人民万岁》的“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说：“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发生之后，人们不仅要长久地回忆它、赞美它，而且要长久地领会它、消化它。……天安门事件，这场被人民群众誉为‘四五’运动的革命风暴，究竟是怎样发生的？是偶然出现的，还是历史的必然？是亿万革命人民的伟大创举，还是个别人挑动的？这是首先必须弄清的问题。历史上一切伟大的政治运动，都是植根于社会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的深处，都是为一定的社会要求所召唤，因而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和群众斗争的规模。恩格斯说：‘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的那种迷信时代，是早已过去了。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任何地方发生革命震动，总是有一种社会要求为其背景’，这种运动‘不是少数几个人活动的结果，而是人民的要求和需要的自发的不可遏止的表现’（《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500—501页）。……把这次运动说成是少数人的行为，说成是个别人挑动的结果，那就是在对马克思主义、对历史进行公开的嘲弄，就是在重复早已过时的历史唯心主义的‘迷信时代’的梦呓。”文章到此为止，还算是说得过去。

“对于人民群众这种以自发的斗争形式出现的自觉的革命行动，我们每一个革命者、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应举起自己的双手，热情地欢迎它，坚决地支持它。如果不是这样，而是采取相反的态度，寻找各种所谓‘理由’，去批评指责群众这种行动，比如说，在中央没有清除‘四人帮’之前，不应当这样反对他们呀，反对他们就是‘分裂中央’，就是很蠢、很错误的呀，如此等等。按照这种态度，还谈得上什么群众的觉悟、国家的力量呢？那不是要人民永远成为历史的消极力量而任人宰割吗？不去发现、支持和正确引导群众创造历史的自觉行动，不愿意赶上早已走在自己前面的群众革命队伍，反而在由于群众的伟大斗争而获得胜利之后，指手画脚，评头品足，这同马克思主义者对待群众革命运动的态度，难道不是相去十万八千里吗？”这段话是对汪东兴观点的明确反驳。

再说下去，就纯属画蛇添足了。“一九七五年，周恩来同志病重之后，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为了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路线，全面落实毛泽东同志的三项重要指示，整顿各方面的工作，促进国民经济的好转和人民生活的改善，邓小平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道同‘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进一步鼓舞和坚定了人民的革命斗志。在毛泽东同志的伟大旗帜下，人民从周恩来同志和其他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身上，看到了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的文化大革命的主流，看到了它的正确方向，看到了社会主义祖国的光明前景。”邓小平扭转毛泽东错误路线的举措，成了“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路线”；非毛化的群众运动，成了“在毛泽东同志的伟大旗帜”指引下；抵制和终结“文化大革命”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主流”和“正确方向”。四五运动明明是以党内当权派（以毛泽东为首，既包括“四人帮”、毛远新，也包括华国锋、汪东兴、吴德、纪登奎、陈锡联等人）为一方，以党内下野派和民间反对派为另一方的斗争，却睁着眼睛瞎说：“以党和人民为一方，以‘四人帮’为另一方，一场革命同反革命、光明同黑暗、科学社会主义同封建社会主义的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殊死搏斗，就在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爆发了。”

《人民万岁》发表于1978年12月11日，当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结束，正是党内外民主空气空前高涨的时候，因此它强调党的领导要体现于领导人民“争民主”。“加强党的统一领导，是胜利进行争取和保卫人民民主斗争的根本的前提条件。我们的党不仅要领导人民继续进行争取民主的斗争，向钻进党和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争民主，向官僚主义者争民主，同时又要充分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建立和健全革命的法制，使民主得到法律和制度的保障，并且把这两个方面很好地、有机地结合起来。但是，应当指出，民主是法制的前提和基础，法制是民主成果的总结和保障。首先要有民主，使民主成为事实，然后才能真正确立革命的法制，用法制去记录和承认民主的事实。也就是说，人民首先要在事实上成为国家的主人，然后才能产生真正保障这种民主权利的社会主义法制。如果民主尚未成为事实，即使制定了一种好的法制，也只能成为形式，必然被反人民、反民主的势力所阻挠，要想真正生效，是不可能的。”而在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之后发表的纪念四五运动三周年的《人民日报》社论，则进一步扭曲了四五运动的真正精神，把矛头指向了所谓的“极端民主化”。

题为《发扬天安门的革命精神》的社论说：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刻，四五运动不是那一个人发动的，也不是党直接领导的，而且遭到“四人帮”的阻挠和镇压，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自发的革命群众运动。但是，参加四五运动的同志，都受过我们党多年的教育，其中很多骨干力量是共产党员和党的干部，是共青团员和优秀青年，而且许多党组织支持和直接组织了群众的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讲，四五运动如果离开了党的领导就不可能发挥那样巨大的威力。我们评价四五运动，不能只看到它自发性的一面，而忽略党的领导作用。这个说法是很可笑的。辛亥革命的主力是清廷组建的新军的官兵，有许多地方官也率众起义、宣布独立，能够根据这些事实就确认满清皇室在辛亥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吗？四五运动的爆发，恰恰是毛泽东的“和尚戴帽党”——“无法无天”的“斗争党”——的“领导作用”已经破产的标志。以后经过十月政变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两次内部起义，邓小平的“双猫党”——实用主义的执政党——才得以重建。

社论还说：反对“四人帮”的斗争，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斗争。是坚持还是背离这四个基本原则，决定着中国向何处去，决定着我们这一代和子孙后代的命运。天安门事件之所以完全是革命行动，能够永放光彩，正是由于坚持了这四个基本原则。今天，继承和发扬天安门精神，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离开了这四个坚持，也就离开了天安门精神。四五运动的精神被诠释为“四个坚持”，这是赤裸裸的强奸民意。“四个坚持”和“两个凡是”，不过是“换汤不换药”罢了。

社论在最后警告说：“有极少数人打着继承四五运动的旗号，散布不要信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要共产党领导，不要无产阶级专政，不要社会主义。这种苗头，尽管刚刚出现，很值得注意。”事实上，在这篇社论发表时，民主墙的活跃分子魏京生、任畹町已经分别于3月29日和4月4日被捕，四五运动所反对的“封建法西斯专政”只是下台稍作休息便再度粉末登场了。笔者当时撰文指出：一些“四人帮”当政时的既得利益者，昔日封建法西斯主义的吹鼓手、帮凶们也摆出一副最最拥护“四项原则”的面孔，着实鼓噪了一番。人们都还清楚地记得，同样是这一批人，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对于解放思想，破除现代迷信，对于三中全会的各项决议，或者垂头丧气，默不作声，或者牢骚满腹，怒气冲天，利用手中权力，死拖硬抗着不宣传不贯彻；待到传达四项原则时，却变了一副嘴脸，有的喜在眉梢，有的威风凛凛，又是雷厉风行，又是大轰大呜，“四人帮”时期那套“政冶思想工作”重新开张了。为了否定和扭转党的三中全会的思想政治路线，他们捕风捉影，歪曲夸大，伪造敌情，拿一些青年人的政治生命当牺牲品，作为他们进行党的斗争的一种策略。他们欺上瞒下，假传圣旨，把一些青年打成“反革命”，企图杀一儆百。青年人勇于探索，也勇于改正错误，他们最需要的是师长亲切的、平易近人的思想引导，而不是在民主墙前横遭绑架，“引”入监狱，“导”上法庭。我们国家面临的真实危险，是“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专政卷土重来；真正的“害群之马”，就是那些与人民大众的愿望相违背，对于封建独裁专制和“官僚社会主义”顶礼膜拜的人。

二十七年后回过头去看，在邓小平的“四个坚持”中，除了坚持“双猫党”（后来又衍生出“三块表”即“三个代表”等等）的领导之外，所谓“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云云，早就抛到太平洋里去了。在今日中国，社会主义比欧美日本、香港台湾乃至印度拉美都要少得多，无产阶级受压迫和强制则比哪里都要深重，研究马列主义的文章没地方发表，鼓吹毛泽东思想的网站被关闭，毛式的极左派专政早已变成了极右派专政。

“贵族造反”说认为高干子弟在天安门事件中发挥了主要作用，因而把四五运动称为“贵族造反”——是贵族造皇帝的反，普通群众只是在运动中被利用了，这种说法早已有之，但最近才见诸于文字，主要是网络文字。

网名“席琳”者称：“俺在城里遇到一个76年四五运动的活跃份子，是高干子女，说四五运动时最积极的组织者，都是高干子弟”。[更有网名“萧汉成”者言之凿凿：“四五闹事是有意的挑衅行为，参与者大多数是有后台和政治背景的干部子弟和军政单位特派人员”。

题为《30年后另眼重看文化大革命》的网文写道：“总理元月8日死前，先帝开始动员党内的文革力量反击反文革的力量，最后形成了一个批邓、反右倾翻案风的运动。这个运动主要是批小平为首的反对文化革命的言行。这个时候两军对抗达到白热化，我当时是有个朋友，是武汉军区的高干子弟，他们都讲说是最后的斗争，事关他们上天堂还是下地狱。总理死后，反文革势力就利用总理这个威信发难，实际是高干子弟的串联，组织老百姓送花圈，没体制内人支持你送送试试，花圈大到拿吊车吊，来施加压力。”题为《1976年郑州民众跟高干子弟们对著干的“清明节事件”》的网文写道：“大家已知道（郑州）写匿名大字报的那些人和北京“清明节事件”的主要组织者/参与者一样，大多数是高干子女，也一样有很深厚的政治背景”。

网名“老石”者说：“1976年的清明节是解放后几十年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有些人反毛（主要是高干子女，人们总结是贵族造反），并借助了关心政治前来观看的成千上万的群势，而且在这里，打、砸、烧了，最后抓了几十个人。”这些作者大多属于笔者所定义的“毛派”即“中左”。他们至今坚持或者重新捡起了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他们强烈地不满现实，又把四五运动作为现行体制和路线的历史源头，因而全盘否定四五运动。这本是他们在理论探讨和政治选择上的自由，但不应当为了自己的理论自恰而扭曲历史事实。声称四五运动的积极参与者“都是高干子弟”，固然可以使“代表人民利益”的“文革力量”和“代表特权阶级利益”的“反文革势力”泾渭分明，使四五运动所谓“贵族造反”的“本质”昭然天下，但这是虚构，而不是事实。理论越彻底，便越有说服力，但所谓彻底是指敢于面对所有的真相，而不是敢于大胆地设想，在丰富想象的沙滩上构建理论的大厦。

无须否认，一部分高干子弟是四五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可是不能反过来说，四五运动的积极参与者“都是高干子弟”。据笔者所知，四五群众谈判代表当中没有一人是高干子弟。以笔者为例，就属于职员出身，连一般干部子弟都算不上，“文革”初期都没有资格当“红卫兵”。曹志杰是四五被捕者中的老大哥，他曾对此进行过调查了解。他说：为“四五运动”平反后，被抓者中的二百多人组成“四五运动受迫害者公民起诉团”，在这次起诉活动中，我认识了铁道部部长刘建章的儿子刘润伏。文革前他是解放军某部一个连队的指导员，文革初由于受到父亲被打成走资派的牵连，被部队复员处理回到北京。1976年时，他正在北京无线电三厂当工人。他是我认识的因四五运动而被抓的388人中惟一的一位高干子弟。

 

七、运动的产儿：思想解放运动与体制外力量

四五运动作为中国20世纪的历史转折点，运动的后果是极其深远的，从十月政变、邓小平复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一直影响到今天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在这里，我们只涉及四五运动的两个直接产儿：由中共党内改革派推动的思想解放运动和体制外政治力量的诞生。

党内改革派的形成

1979年，周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作了题为《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报告。他说：继“五四”运动、延安整风运动之后，现在进行的是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中心任务，就是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彻底破除林彪、‘四人帮’制造的现代迷信，坚决摆脱他们的所谓‘句句是真理’这种宗教教义式的新蒙昧主义的束缚，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同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新的革命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一年后，笔者和王军涛在高校竞选运动中也提出“近现代中国史上有三次大的思想运动”：“第一次是十九世纪末的改良主义运动，第二次是五四运动前后的新文化运动，第三次就是以四五运动为前奏，从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以来方兴未艾的思想解放运动。思想解放运动在政治上表现为以“凡是派”为一方，以“体系派”（还原派）和“改革派”为另一方的斗争。改革派是思想解放运动的中坚，思想解放运动的目的就是要使中国人民的思想从毛泽东为中国规划的，在三十年实践中屡遭破产的社会模式中解放出来。我们所说的三大运动和周扬所说的三大运动，前两次是不一样的（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区别，前面已经提到；详细的论述请参阅王思睿：《人权与国权的觉悟——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同异论》，载北京：《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3期），但第三次是基本一致的。

“从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以来方兴未艾的思想解放运动”，以胡耀邦为主帅，获得了叶剑英、邓小平、罗瑞卿、赵紫阳等人的政治支持，并形成了一支包括胡绩伟、王若水、周扬、于光远、吴江、孙长江、李洪林、郭罗基、林涧青、阮铭、苏绍智、冯兰瑞、张显扬、童大林、严家其等人的改革派理论队伍。胡耀邦曾高度评价这支队伍，他在1979年初的理论务虚会上说：“这支队伍在战斗中前进，进步是很大的。特别令人高兴的，是在揭批林彪、‘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涌现了一大批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善于思考问题，敢于发表创见的闯将。应当看到，这两年的思想理论战线并不平静，有过那么几次风浪。这些同志在斗争中冲锋在前，不愧为思想理论战线的前卫战士。他们敢于实事求是，破除迷信，顶住种种非难和指责，不怕飞来的帽子和棍子。他们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抓住真理，所向披靡，敢想敢说敢干敢闯。这种无所畏惧的彻底唯物主义精神是非常可贵的。这一批优秀闯将的出现，增强了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力量，是一个了不起的收获。我们要认真地培养、提高他们，使他们在理论宣传战线发挥更大的作用。”严格地说，在四五运动之前，只有党内改革分子，还没有党内改革派；是在四五运动之后，一直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才形成了改革派这个中共党内的政治派别。由改革派理论家执笔的《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人民万岁》写道：“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挑动和分裂，曾经发生过意见分歧、甚至长期陷于派性对立的人们，面对着共同的敌人而团结起来；为林彪、‘四人帮’的反动宣传和伪善外衣所迷惑，一度受骗上当的人们，在社会主义祖国的存亡面前，也分清了敌我，翻然醒悟；暂时有过彷徨、动摇、消沉、悲观情绪的人们，在这里重新取得了勇气和斗志；遭到过林彪、‘四人帮’的打击迫害，坚持原则、宁折不弯的人们，再一次走上了战场；工作、学习或生活在‘四人帮’严密控制的单位里的人们，也冲破禁令，投入斗争的漩涡。”“斗争使人民‘发现自己的力量，扩大自己的眼界，提高自己的能力，清醒自己的头脑，锻炼自己的意志’（《关于一九○五年革命的报告》，《列宁全集》第23卷第247页）。一些在这以前还犹疑着、忍耐着或不明真相的人，也拍案而起了。斗争没有停止，而是沿着纵深的方向继续发展并取得越来越广泛的群众基础。人民懂得：个人的力量是微弱的，但是被共同的利益、愿望和斗争目标联结起来的集体力量，却不可战胜。真理是属于他们的，生活是属于他们的，数量的多数是属于他们的，因而胜利也一定是属于他们的。”这些动情的文字，是党内改革分子从四五运动中获得鼓舞、自信和集体力量的真实写照。

尤为重要的是，许多改革派理论工作者思想的根本性转折，是在四五运动之后才完成的。王若水回忆说：一九七三年到七四年受批判的时候，那打击简直就是千钧压顶，沉重得简直承担不起了。那时候日子非常难熬，不是一天天熬日子，而是一分钟一分钟地熬日子。有时候，真觉得实在熬不下去了。这时候我就开始懂得为什么文革中很多人自杀，的确是熬不下去了。虽然我不会自杀，那时就想走到没人的地方，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如果有一个人跟我说：“我了解你，你不是敌人，你是同志”，我就会抱头大哭。……转变就是在一九七六年。一九七六年周恩来去世以后，清明节的时候，北京市民自发地到天安门去，贴诗、集会，人们都在那里集合。我有时也偷偷地跑去，一看：那天安门人山人海，人们都在那里骂“四人帮”，都在那里写诗。那时候，我心里本来有很多话不敢说的，可是到了天安门广场，你可以放心说，大家都同情你，大家都说江青很坏，张春桥很坏，都在那里骂。我第一次觉得，这是一个自由的地方。这让我想起几十年前，当我第一次从北平化装跑到解放区的情景。那时候蒋管区和解放区只隔一条河，过了河就到了解放区。我们这几个学生一过河就高兴的不得了，跳啊蹦啊，说：“我们自由了！特务管不着我们了！我们爱怎么骂蒋介石就怎么骂！”觉得那是非常自由的土地。结果呢，几十年过去，我忽然觉得，自己很多心里话不能说，唯有在天安门这块地方才有自由，周围的群众都和我一样，可以放心地说出自己的想法，我觉得中国的希望在这儿，在人民之中。这使我更加坚定地认为，每个人应该有自己的尊严，精神上不应该被奴役，不应该盲目否定自己。我们中国知识分子解放以来老是否定自己，每来一次运动，自己就批自己、骂自己一通，说如何对不起党啊，辜负了党的教育培养啦……现在我认为，是党对不起知识分子，是不是？共产党歧视知识分子、镇压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有独立意识。毛泽东讨厌知识分子的这种独立性，他们要消灭这种独立精神，但是人就是要有独立思想，这是最可贵的。毛泽东去世时，我发现，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不怎么伤心。我倒感觉轻松了：这一天终于来了！原有的那种威慑力量现在不存在了！后来有一九七八年“真理标准”的讨论、“三中全会”等等，我们的思想越来越解放，越来越看清过去走了一条错误的路。

李洪林也有类似的回忆：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干部和知识分子，有幸和毛泽东见面，曾经引为殊荣。早在地下工作时，由于《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的吸引，毛泽东已经成为我崇敬的对象。虽然后来我屡遭打击，常常抱着委屈的心情，甚至由怨变怒，但冷静之后又反躬自省。而且即使怨忿的时候，也不曾动摇对毛泽东的崇敬。直到“文化大革命”时被打成“黑帮”也曾真诚地反躬自省，自己是怎样“失足”陷入“反毛泽东思想”的泥潭的。不过他的形象虽然没有倒，在我心中也逐渐动摇了，这大概就是“由量到质”的变化过程。“批邓”使他严重地损害了自己的形象。他亲自让邓小平复出。一九七五年邓小平以自己的政绩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戴，这件事本身就是在恢复毛泽东在群众中的威信。谁知道他在这个时候办了自己一生最后一件蠢事——批邓，结果正像他自己常引用的谚语那样，“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不管怎样“深入批邓”，被批者却越批越香，而毛泽东自己在人们心目中的威望，却无可挽回地崩溃了。记得河北省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是这样传达天安门事件的处理经过：“主席听了汇报以后说：“镇压！”这种传达是为了表明用暴力镇压手无寸铁的群众，是合理合法的，因为有“最高指示”。一贯以群众观点和“为人民服务”教育全党的毛泽东，到了下令镇压群众的时候，政治生命也就走到尽头了。也正因为十分崇敬，所以对发生在他身上的异化就越发感到悲哀，对他滥用自己的意志给中国民族带来的苦难就越发觉得不可容忍。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事件就是他晚年那条“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路线的尽头；国家已被拖进死胡同，人民已经公开表示反抗，不改弦易辙就无路可走了。

因此我们可以说，是四五运动推动了中共党内改革派的形成及思想解放运动的展开。

体制外力量的诞生

刘小枫在1989年“六四”前就提出了“四五”一代的概念。他说：我之所以用众所周知的“四五”事件为“四五”一代的标志，主要是符号上的需要。“四五”一代作为历史文化事件来看待，其含义远远超过作为政治事件的“四五”运动本身，正如“五四”一代作为历史文化事件，其含义远远超过作为政治事件的“五四”运动本身。本世纪有三次巨大的“人震”——地震的死亡人数恐亦不可与之相比——纳粹主义、斯大林主义和十年文革。“四五”一代与这三次人震中的一次有特殊的牵缠：参与——退出——反思。“四五”一代的理想主义已经历了实质性的嬗变，感伤质素极重。“四五”代群中，理想主义已更多地成为精神品性，而不是意义话语。这种品性意味着，不管这个世界如何无聊、让人沮丧，毕竟仍有美好的、值得珍惜的、为之感动的东西存在。

包遵信说：发生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四五”运动，曾被官方定性为“反革命事件”。两年后为它平反则肯定它是“反对‘四人帮’”的“革命运动”，并以此为根据而载入了官方史册。其实，如果就事实真相说，我倒是倾向于官方给它的“罪名”。“四五”运动批判的矛头指向是毛泽东和他那所代表的一党专制的独裁。如果说限于当时特定的时空条件，“四五”运动的正面诉求更多的还是以怀念周恩来、讴歌周恩来这样曲折的方式来表达，那么在两年之后的“民主墙”和“民刊”时期，就以较为明确的语言提出了“四五”一代人的愿望：一党专制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人权与自由、民主与法治，中国必须容纳人类现代文明这些主要内容，实行政治及整个社会制度的变革。四个现代化怎么能没有民主化这个大目标？二十多年前的“四五”运动更重要也更直接的贡献，是它培育和推出了一批自由知识分子，即“四五”一代人。他们那时还相当年轻，也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甚而连职业也没有，就知识水准和理论素养说，可能不少人还够不上知识分子的标准。但它们却有着“合格”知识分子所不具备的优势，那就是他们没有统治意识形态传统的教条与框框，观察问题敏锐，敢于揭示社会黑暗的真相，议论和著文没有套话，假话，没有八股味儿。在官方的文书上很少有他们的踪迹，实际上人们却承认他们当时已“是从社会基层涌现出来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派”，是与“党内民主派”和“凡是派”鼎足而三的“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苏绍智语）。所谓“非马克思主义民主派”，就是自由主义派。他们以其独有的青春锐气和自由思想的魅力，吸引着也影响着知识界和理论界，当时一些重大问题的论争，差不多都可以找着自由主义的身影，以致胡乔木在一九八○年就惊呼：“要向自由主义思想、方针发动进攻！”“四五”一代人在七十年代末年就已崭露头角，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了。

天安门广场是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四五运动三次青年运动的发源地，前两次运动中涌现的青年精英先后成为中共的创始人和骨干力量，而在四五运动后中共没有得到政治上和思想上新生力量的注入，使之无可避免地由兴盛走向衰败，从一个革新政党转变成保守派的大本营。“五四运动的参与者，构成中共第一代领导层的主干。一二九运动（并延伸至四十年代学生运动）的参与者，是1949年以后中共副科级至副部级干部的中坚，是第二代领导层的主干。四五运动的参与者，尤其是其中的积极分子，则基本上没有被中共吸纳。”当局从四五运动被捕者中挑选的几名“根红苗正”的团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贺延光、周为民、韩志雄、王军涛、李西宁等人，则以他们的言行表明，无意成为中共按照既定的模子所塑造的“接班人”。“‘四五’一代人与中共的分手，是另一个具有转折性意义的历史事件。”

“四五”一代从他们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起，就表现出对现存体制的反叛性、独立的政治人格和对新的社会模式的强烈追求。曹志杰写道：一九七八年十月，中央为“四五运动”平反后，被抓者中的二百多人组成“四五运动受迫害者公民起诉团”。大家成立了一个领导小组，并公推我为领导小组组长。我们写了一份有二百多人签名的起诉书，抄了两份，准备将一份贴到西单民主墙，一份递交最高法院。我们起诉的对象主要是“文革派”的部分成员，除王张江姚外，还有原北京市委常委、市公安局长刘传新等人。起诉的时间安排在星期天。报社和电视台的记者也已联系就绪。在我们准备行动的前一天下午六点左右，团中央派车把我和其他人接到东四的青年旅馆。胡启立和高占祥等在那里。他们要求我门取消起诉行动。我当时提出，此事无错，不应取消。后来高占祥说：“希望你们应该信任党中央，不要打乱中央的统一部署。”我才同意了他们的要求，决定停止起诉活动。后来据说，当天晚上他们两人实际上是代表党中央来要求我们停止起诉活动的。第二天，我便到广场向大家宣布取消了这次的起诉活动。

笔者以前也回忆过这段经历：四五运动平反后，官方曾召开了一次几百名“四五英雄”（绝大部分是当时的被捕者）参加的大会，计划从这些人中组织几个宣讲团，到全国各地去宣讲“英雄事迹”。出乎官方意外的是，这次会议却演变成了“公审四人帮”的动员大会，全体与会者议决于星期日到天安门广场集合，集体游行到最高人民法院递交请愿书。次日，北京化工学院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宣布为我彻底平反，并安排我作关于四五运动的报告，我便在报告结束时号召全校师生去天安门广场参加请愿活动。上述“政治意外”发生后，官方立刻撤销了组织“四五英雄事迹”宣讲团的计划。这是支持“现代化”的两股力量的政治联盟所出现的最初裂痕。

我对曹志杰所说的事印象特别深刻。那是粉碎“四人帮”后我第一次在民族文化宫礼堂看“内部电影”，片名记得是叫《冰上激情》。电影放映了一会，忽然大喇叭里喊话：“请陈子明到电影院门口，有急事找你。”我出来后，发现是我妈妈带着一个干部来找我，说是团中央派专车来接我，让我马上跟着他走。匆匆忙忙来到了一个地方的会议室，发现刚刚认识的一批四五运动受迫害者者已经聚集在这里。当时发生了一场争论，有些人坚持把情愿活动进行下去，有些人主张接受团中央的劝告。我因为前一天已经在全校大会上宣布了情愿活动的日程和地点，所以最初是不赞成改变计划的，但后来还是接受了会议多数的意见。从这件事所表现出来的“四五”一代的政治主动性和首创性，是官僚政治深恶痛绝、不能容忍的。

曹志杰在他的文章中写道：贺延光同志是四五运动中非常突出的一位。他是共青团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团中央委员。胡耀邦曾在他的大会发言稿上批示，“我们就是要选这样的人担任团中央委员”。1979年，中共中央组织部提出让他出北京市工作。北京市领导对他说，北京市就是需要他这样的干部，希望他不要离开北京市。他表示服从组织安排。但后来不仅哪一方都没有用他，反而开始了对他的排挤和歧视。中越战争后，北京市委组织了由团市委书记挂帅的赴老山慰问团，他是成员之一。到达部队后，在向部队官兵介绍慰问团的成员时，谁是市团委书记，谁在团组织中担任什么“官”，都作了详细的介绍，唯独没有介绍他。在同战士们的接触中，不少战士就问他，包括领队在内的所有慰问团成员中，你在团组织中的职务是最高的，你是团中央委员，领队只是团市委委员，而不是团中央委员。可为什么就是不介绍你的职务呢？你是不是犯了什么错误？对战士们的这些疑问他除了一笑了之之外又能说什么呢？由于实在无法继续呆在北京市，他只好找个机会去了《中国青年报》。笔者最近就此事询问了贺延光，实际情况略有出入。贺延光在北京团市委办公室工作一年多，据说是要安排他担任团市委领导职务的，但他非常清楚团市委有的领导本身在天安门事件中就是“镇压派”，对他自然是敬而远之，再加上贺自己根本无意于仕途，更愿意做一名独立的专业人士，此后申请调入刚复刊的《北京青年报》，后又离开北京市进入《中国青年报》任摄影记者，一直到现在。

周为民在四五运动平反后，从青海回到清华大学，担任校团委副书记、校党委委员。当时的校团委书记贾春旺，以后担任了十七年的国家安全部长和公安部长，现在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周为民如果按照“党的安排”，老老实实地走当官的路，早就可以当上省部级高官了。但是，“四五”一代的理想是做大事——探索中国改革的新模式，而不是做大官。周为民在1978年底，毅然决然地出任民办刊物《北京之春》主编，为《北京之春》担起政治上的责任。1980年底，他作为清华大学选举办公室的负责人，与《北京之春》同仁配合，积极推动了清华大学的人民代表竞选运动。此后，他前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线，担任蛇口工业区董事会董事，并协助袁庚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试点。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受到有关部门的监控和压制。最近，朱健国撰文援引了袁庚对于此事的回忆。

“西单民主墙”被取谛后，处境艰难的周为民经朋友介绍来到蛇口，袁庚不仅热情接纳，还委以重任，任命周为民为蛇口工业区宣传处处长。但“有关部门”一直紧盯着周为民，在秘密获知周为民给内地一朋友信中仍然坚持“西单民主墙”观点后，就将信转“国务院某部”和中共广东省委。因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不能说服袁庚处分周为民，“有关部门”又将材料转到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这位政治局委员批示：“将周为民迅速而稳妥地送回原单位”——要将周为民遣送出蛇口——两位中央书记处书记分别画了圈。

面对如此压力，袁庚“愿以晚年的政治生命孤注一掷”，坚持向中央最高领导上诉。其时参与“画圈”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来蛇口视察，听取了袁庚的申诉后，也支持袁庚向中央最高领导上诉，并带去袁庚为周为民事件申诉的材料。一个月后，袁庚见到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批示——

袁庚同志的报告，向我们提供了非常详细的第一手情况，而且对政策界限划得也比较清。***同志（最先批示的那位政治局委员）在历次会议上讲话都提到，对于思想过激的青年，不要把他推到敌人方面去，应该以教育为主。因此，我认为可以同意袁庚同志的意见，请***同志批示。

自然，总书记胡耀邦的批示得到了相关中央领导人的分别画圈，“西单民主墙”运动的“自由化分子”周为民得以逃过“有关部门”的制裁，一直在蛇口受到重用，后来官至招商局港务有限公司总经理。1985年2月5日，周为民化名“甄明伲”在《蛇口通讯》上发表《向袁庚同志进一言》，发起党报可批评监督本地一把手的“新闻自由”改革，为后来《深圳青年报》勇于发表《我赞成邓小平退休》作了思想启蒙。

1999年12月10日笔者电话采访袁庚，袁庚回忆了“周为民事件”内幕——

“天安门“四五”运动的时候，周为民就率领清华学生戴白花去纪念嘛，到后来‘四人帮’把他抓去青海去了。等到胡耀邦出来的时候，就给他平反了。平反之后，我就把他招到蛇口来了。到蛇口之后，他就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同学，说蛇口这时里有民主有自由，如何如何……他说蛇口今后的前景会怎么怎么样。后来这封信落入公安局手上，就因为他在北京那时候搞了个《北京之春》，写大字报嘛，他是总编。所以有人总盯着这个周为民。但是，任仲夷和我都反对公安局要抓他回去。我不是曾经讲嘛，我要用晚年政治生命来孤注一掷，为周为民平反。原来公安部的报告是习仲勋批的，后来习仲勋知道我的意见后，叫胡启立到这儿来了解这个情况。后来他又打电话告诉我，把我从香港叫回蛇口，他说，老袁同志，总书记已经同意你的意见了，把周为民留下来。我说，口说无凭，老兄，你要给一份正式文件给我。然后我就派我的秘书到北京去，把领导（胡耀邦）那个批示影印件拿回来了。”尽管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胡启立、习仲勋、任仲夷都为他说了话，周为民仍长期受到有关部门的监控并拒绝给他办理护照，周为民在蛇口工作十年后才首次获准去隔岸相望的香港出差。

从下面的李西宁日记中，可以看到王军涛等人“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政治首创精神。这种主动性在此后的中共和共青团全国代表大会的主席团会议上已经绝迹了。

昨天（1978年10月19日）下午，大会主席团开会，通过选举法草案和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北京的王军涛首先发言，建议韩志雄同志为中委候选人。相继，贺延光，我，韩爱民等人发言支持这一建议。韩英说，此案将提交全体代表讨论，然后主席团再通过。另外，清华大学的周为民提出对北京团市委副书记耿世忠的质疑，说他在四人帮横行时不太光彩，要求解释。但主席团的头脑们回避了这个问题。

今天（10月23日），大会发言，我亦作了演讲。在昨天下午的主席团会议上，由于我们一帮人的争取，使得中委候选人名单中增加了三位反四人帮的同志：韩志雄，李洪刚和刘秀英。

民刊《北京之春》成立时，王军涛和韩志雄担任了副主编（王军涛还把自己在北京大学的宿舍作为《北京之春》的联系地址）。1980年底，王军涛成为北京大学竞选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和在北大竞选中当选海淀区人民代表的胡平毕业分配时都受到了歧视。从1983年起，王军涛便彻底抛弃了“铁饭碗”，一直保持一种体制外的生存状态。韩志雄则在北京大学一分校的竞选运动中担任了竞选人李胜平的推荐人。

李西宁在当选团中央委员前，就坚拒当官——省团委副书记，决心“归队”搞自己的专业。他写道：古人视功名如草芥，视官禄如粪土。我深深明白自己，不是当“官”的料。升得越高，以后或许就摔得越重，因为我喜欢提异议，喜欢报忧，喜欢揭缺点，这正是某些领导人所不喜欢的人，被视之脑后有反骨的人。不知怎么，我就是没有歌功颂德的习惯。我认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大家都是平等的。你为人民作点好事是应该的。若想得到赞扬以为回报，就不好了。至于发展到只能听阿谀奉承，甜言蜜语，而听不得半点意见或异议，那就快灭亡了。历史上的教训还少吗？李西宁后来出国留学，现为加拿大历克大学计算机教授。

李西宁虽然回避了政治生涯，但仍然充分表现出他的政治灵敏性和正义感。在西单民主墙和“四五运动受迫害者公民起诉团”事件出现后，“我对贺延光同志说，估计中央可能鉴于形势，取消报告团（全名为“天安门事件报告团”）。果不出所料，我走之后没多久，他们就召开紧急会议，解散报告团。原因没细讲，只说这是中央主席和几位副主席的意思。此外，25日一万八千人大会新华社发了稿，但全国各报无一刊登，看来很有点儿名堂。”“四五英雄”这种新时代的榜样就像是昙花一现，还没有来得及展开花瓣就被扼杀了。取而代之的是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战斗英雄和张海迪、曲啸、李燕杰这一类的模范人物。

李西宁积极为徐水良的平反而奔走。“我想，如果徐水良是无辜的，我们一定要采取行动。否则，作为一个公民，我会感到良心不安。一旦采取了这种步骤，就绝非只为徐水良。它的意义有二：一是使南京人民看到自己的力量；二是使每一个斗争的，正义的人感到，他绝不是孤立无援的。多少年的政治动荡，把中国人变得非常冷谟，谁也不敢关心谁。尤其是素不相识的话，简直不敢讲半句真话。我们要把这种不正常的人际关系颠倒过来。”“在我们这帮人的催促下，徐水良获得释放。平反决定书已于春节前发出。徐与我在学校里见了一面。我对他说：我们与你素不相识。把你救出来，是为了维护宪法，保卫民主，声张正义。”（后来，徐水良再次以反革命罪被捕，判刑十三年，目前流亡美国。）他反对封闭西单民主墙，并且仗义执言地为参与办民刊《北京之春》的团中委周为民、王军涛、韩志雄等人辩护。

在讨论中，团中央书记处借下面之口，提出某些团中委搞自发刊物，要他们作自我批评。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有四期简报都是关于这个问题而发的。

我在小组会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关于自发刊物的问题，我觉得要定义清楚一些，不能一概而论，还要维护宪法的起码尊严。在没有删除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之前，宪法仍然是神圣的。其二，关于某些团中委参与自发刊物的问题，这不需要大作文章。人家去年11月就已停刊，这是在中央打招呼之前。

小组里有几个中委发言时气势汹汹，指责搞自发刊物的团中委别有用心，给团中央丢脸。我问他们：“你们口口声声‘自发刊物’，请告诉我是什么刊物？你们看过几期？”这几位涨红了脸，无人作答。

自四五运动以来，笔者与王军涛、李胜平、毕谊民、刘迪、孙庆柱、草峰等人一直坚持走体制外和体制边缘的独立的政治道路。1986年，我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王伟群采访时说：要提倡多元，首先要把自己这个“元”搞好。对于投机谋取一官半职者，我们嗤之以鼻。我们是以往民主运动的幸存者，我们随时都做好了自我牺牲的准备，只要能使中国的政治发展朝着民主有5度的转向，我们就心满意足了。同年底，笔者对郑棣说，我们这个团体的宗旨是“坚持一面旗帜、建设一支队伍、形成一套理论”。一面旗帜是四五运动以来在我们身上积聚起来的民运精神的旗帜，一支队伍是坚持独立立场的民间政治力量，一套理论是坚持走中国现代化之路，回归世界文明主流的理论。参加过四五运动的这批人，在四五运动中就已经做好了为中国改革而献身的准备，此后在民主墙运动和竞选运动中，仍然是抱有在政治上牺牲的准备。由于有“四五英雄”这样一种保护色，当政者多少有一点投鼠忌器，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的两次镇压中，都没有对这批人下辣手。

这支体制外的独立的政治力量，在整个1980年代继续得到发展和壮大，为开拓公民社会的公共政治空间作出了积极的努力，直到1989年“六四”以后，才受到国家机器最凶恶和最残酷的打击。中国官方媒体在描述八九民运的所谓幕后“黑手”时，曾把笔者和王军涛所在的“社经所团体”称为反党反政府的“三朝元老”。“当局将社经所视为‘三朝元老’也并不奇怪，因为社经所团体的成员几乎参与了中国1976—1989年间各个阶段及各种形式的民运活动和民间活动，包括四五运动、北京之春运动（民主墙和民刊运动）、高校竞选运动、丛书热、书院热、研讨会热、民办研究所热、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造势、80年代的历次学潮以及八九民运。”继四五运动、民主墙运动、竞选运动之后，徐文立、王希哲、陈尔晋、何求、刘国凯、秦永敏、傅申奇等人于1980年秋至1981年春筹建“中华全国民刊协会”及其各大区分会，将体制外民主运动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1981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9号文件后，这一全国性的民间组织遭到全面镇压，全国各地共有上千人被审查、拘留、逮捕、判刑。

中国体制外政治力量的诞生至今三十年了，已经到了“而立之年”，但仍然不够成熟和壮实，仍然需要继续努力奋斗。中共彻底改变党的性质，像国民党那样“完成从革命党（专政党）到宪政党的转型”；体制外的政治力量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转变为宪政民主体制中的合法反对党；这是中国民主化必须迈过的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