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生

作者：杨小凯

来源：[经济观察报]�L2004年7月19日

我原名杨曦光，杨小凯是我的乳名，1978年以后重新起用的名字，1948年出生于吉林，从小在湖南长沙长大。我的祖父是个地主，在乡下开办学堂。他受过严格的儒家教育，清末的兴洋学运动中，他也进过洋学堂。我们的父辈从小也受过儒学教育，记得我上小学时，父亲就请姑爹在家里教我读《论语》。

我的父母都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我父亲原来是湖南省委的高级干部，他在1959年因支持彭德怀的观点，反对大跃进、公共食堂，就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那是1959年秋天的事情。当时我还很小，有天爸爸把我抱到窗边，亲切地对我说：“干部在上面机关里时间长了，对下面基层的情况不了解，所以要到下面去了解情况。”我看着窗外的一颗大枫树上的红叶，有点奇怪爸爸当时的态度为什么出人意外地温和。爸爸那些天情绪不好，常常和妈妈争论问题。三年后，我才知道爸爸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爸爸告诉我那年1962年为他平了反，承认他们1959年的观点是正确的。

《中国向何处去？》1966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由于我父母都比较同情刘少奇的观点和彭德怀的观点，又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文革中我们就成了黑鬼的家庭非常受歧视。当时我是长沙一中高一的学生，因为受歧视不能参加红卫兵，就参加了反对红卫兵的造反派。我参加的组织叫做“夺军权战斗队”，属于“省无联”组织。当时在学校里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分歧就是红卫兵都是出身好的，造反派大多是出身不好的。所以在文革中我们就是支持造反派反对红卫兵，当时在高中的造反派主要反对的是“血统论”。在文革早期，群众可以自己组成组织，可以按自己的观点参加不同的组织。到了1967年，军方取缔群众组织，不准群众搞政治组织。1967年2月4日这一天，中央文革突然下令湖南省军区出动军队，镇压湖南的第一大造反组织“湘江风雷”，抓捕了上万人。这样造反派就和官方发生了冲突。当时我们的造反派组织“夺军权战斗队”也卷入了这场冲突，我被抓进了长沙市公安局看守所，关了两个多月。

那一次被释放出来以后，我陆陆续续写了很多大字报，包括《中国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调查报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等等。1968年，我写了一篇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主张中国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体，这篇文章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当时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的第二把手在看到了《中国向何处去？》以后，就连忙在当时的省级干部中打招呼，进行定性。很快，我的文章被报送到了中央文革。

1968年1月24日晚上九点，有些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湖南厅接见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与湖南省一些造反派组织代表，就宣布镇压湖南的一个名为“省无联”的造反组织问题，做了一些很严肃、语气很重的讲话与指示。在接见中，康生几次点到了“一中的杨曦光”与《中国向何处去？》一文，说那是“反革命的‘战马悲呜’”。康还断言说：“我有一个感觉，他（指我）的理论，绝不是中学生，甚至不是大学生写的，他的背后有反革命黑手！”江青说得更直接：“那个什么‘夺军权战斗队’，让它见鬼去吧！”几天以后我就被“钦点”抓进监狱，关在长沙市公安局左家塘看守所。

我在看守所被关押了一年多，到了1969年秋天，我在10月份从拘留转为正式逮捕。不久，在11月一个晴朗的冬日，我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押送到岳阳洞庭湖边的建新劳改农场进行劳动改造，直到1978年初刑满释放。

十年铁窗《中国向何处去？》这篇文章不光使我自己身陷囹圄，而且也给我的家庭带来巨大灾难。康生在1968年1月24日指示中说，省无联的《中国向何处去？》、《我们的纲领》、《关于当前形势的决议》不是中学生写得出来的，也不是大学生写得出来的，后面一定有黑手操纵，要揪出这些学生后面摇鹅毛扇子的陈老师。我母亲正好也姓陈，在康生那个指示传到长沙后，她被多次批斗，手被用墨汁涂黑并被强迫跪着示众。涂黑的手象征着“黑手”。她受尽侮辱后，不堪羞辱而悬梁自缢。我母亲被逼自杀后，我两个妹妹就没有了家，我父亲被关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一个妹妹下放到湖南西部的山区，另一个妹妹跑到山西去投靠亲戚，哥哥也被开除公职赶到乡下去了。

在左家塘看守所关押的一年半时间里，我找了位教师学英文，找了位电机工程师学电机，找了位机械工程师学机械制图。我还读《世界通史》，马克思的《资本论》，和一本叫《毛泽东思想万岁》的书。我向同时被关押的一位陈老师借了《资本论》，这样我就在左家塘读完了厚厚的三卷《资本论》。《资本论》最初给我的印象相当好，学术味道浓得多。等我看完第一、二卷后，我却发现劳动价值论忽略了决定价值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使用价值。很多年后我才知道马克思称为使用价值的概念在当代经济学中叫做效用。但我相当喜欢马克思对亚当·斯密的分工论的发挥。看完《资本论》，我不知为什么心中期望未来的我成为一个经济学家。我有了三个念头，一个是把使用价值在价值论中的重要性搞清，第二个是把分工问题糅合到价值理论去，第三个是把价值理论数学化。后来我在劳改队沿着这个思路写了一本经济学笔记。好多年后我才发觉，这些思想早就在现代经济学中变成高明得多的理论了。把经济理论数学化的观点，我最早是在北京大学的一张大字报上看到的。那时另一张刺激我的大字报是关于中国已形成特权阶层，需要用马克思的经济分析方法重新分析中国社会。那个刺激是我后来写《中国向何处去？》的思想起点。

坐牢以后，我的政治哲学已经和写《中国向何处去？》时非常不同。写那篇文章时，我有对理想主义的追求，我认为民主政体应该是民选的，而坐牢的时候我已完全没有理想主义了。我相信人判断自己所追求的价值标准会随历史而变化，所以历史会怎么发展远比理想的目标更重要。以前我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这个世界应该怎样”，在监狱里我问的却是：“这个世界会怎样发展”。最坏的事也许就发生在我们一生的时间内，因此关于好坏是非的主观判断没有任何意义，如何适应环境生存下去才是重要的事情。

在监狱里我学了一些数学，想着用数学来重新想价值理论，想着把当时能够看到的一些马克思的和古典的关于分工的思想数学化，然后慢慢就有了一些想法。由于当时自己也不相信官方的政治经济学，也没有西方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训练，所以比较自由，在那种与世隔绝的状态中就有可能出现一些新思想。在劳改队，我自己推导出“戈森第二定律”（每一块钱的边际效用相等）、层级理论、纳什议价模型以及劳动分工理论，我以为这些都是自己的伟大发现，但当我能看到更多书时，才发现这些思想早就被西方经济学家发展成数学模型。不过，可庆幸的是，这些是自己想出来的东西，“英雄所见略同”，我也是英雄之一了！

我这十年的经历都写在了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牛鬼蛇神录》一书中。

牛刀小试1978年4月刑满释放以后，我回到了长沙，由于没有单位敢接收我这个《中国向何处去？》的作者，我就在父亲的家里待了一年，这一年在湖南大学数学系旁听了一年的数学课，这些旁听都是由湖南大学刚复职的一些右派教授安排的。这时候，我开始重用乳名杨小凯。后来，我就在邵阳的湖南新华印刷二厂做了半年的校对工人。

1979年我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硕士生，但因为“反革命历史”，被拒绝参加考试。1980年我又再次报考，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的帮助下，终于获得参加数量经济学考试的机会，通过考试后被录取为实习研究员，开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和技术经济研究所工作了近两年。

从1979年到1982年，我很系统地学了新古典经济学，当时经常到一些大学去听课，到北京图书馆去借书，也参加过计量经济学的培训班，学一些系统论、信息论、控制理论、运筹学的东西，作一些计量经济学的研究，计算一些影子价格，翻译了一本经济控制论的教材，出版了《经济控制论初步》和《数理经济学基础》，大概是中级微观经济学的水平，当时还很新。后来我碰到很多人到国外去读书，都说当时他们在国内对西方经济学的主要了解就是看我的这两本书。

到了1982年，我被武汉大学聘为讲师，在武汉大学工作了一年半，教授数理经济学和经济控制论课程。这一段时间我又出版了《经济控制理论》和《数理经济学基础》，同时我开始准备出国留学。由于我的这几本书中的一些计量经济模型引起当时在武汉大学访问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老师的注意，在邹教授的帮助下，1983年我被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录取为博士研究生。出国的时候，由于我还没有被平反，出国政审通不过，这个时候还是靠邹志庄教授的帮助，他写信给领导人，希望得到帮助。后来这封信被转到了武汉大学当时的校长刘道玉那里，请他办理。结果刘道玉校长批准了让我出国的手续。1983年我就到了普林斯顿大学。

同时，在有关领导“杨曦光的问题要由法院依法处理”的批示下，最高法院即责成湖南省高级法院重新审理我的“反革命”问题。到了1983年，湖南省高级法院审判委员会一致认为：《中国向何处去？》“属于思想认识问题，不具有反革命目的，不构成犯罪。椐此，原一审、二审定性判处不当，均应予以撤消，对杨曦光宣告无罪。”潜龙腾渊我的劳动分工理论初步形成是在我坐监狱的时候，真正成熟还是在普林斯顿读博士学位的时候。读博士的时候，有两年的课程学习时间，这两年我就慢慢比较主流学派的思想和我的想法的差别。在北京的两年我基本上是把自己想的东西放在一边，去系统地学习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很多东西都是那两年学的。到普林斯顿以后，学习的一些课程我原来在国内都教过，因此就把新古典的思想和我的思想去比较，看看到底有没有差别，看看我想过的那些东西哪些有价值、哪些没有价值，比如我原来在监狱里用数学自己推导出戈森第二定理，当时认为这是一个发现，一出监狱就发现在100年前人家就知道了。层级理论、纳什议价模型我都在监狱里想过，在我的《经济控制论初步》中都把这些理论写了进去。我发觉有很多问题我想的不如人家，比如后来我就发现纳什创建的议价模型比我想的好多了，我就放弃了。不过这对我也有一个鼓励：别人想过的很多东西我也想得出来，这就是所谓的英雄所见略同。

读的书多了就发觉要有所创新很难。人都是很类似的，你能想到的别人也能想到。我刚去美国就是这种感觉。我是一个新想法比较多的人，以后看的东西比较多了，发现很多所谓新想法其实几百年前就有人想过。慢慢看过他们的东西，自己的想法原来一点都不新。不过我的运气还好，读了很多书以后，最后比较下来发现我想过的有些东西还没有被别人想到，这就是劳动分工理论的均衡模型，后来这就变成了我的博士论文。

1987年我的论文通过答辩，之后我去了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做了一年的博士后。一年以后我到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系教书。1989年升任高级讲师，1992年成为正教授，1993年当选为澳洲社会科学院院士，2000年升任讲座教授。这些年来，虽然我一直在莫纳什大学教书，但是每年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美国、香港、台湾作客座教授。从1998年开始回国的时间也比较多了，并担任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的客座教授。

（本文系经济观察报记者肖瑞、李利明2003年采访杨小凯时，根据其口述整理而成，并经其本人审校修改，编辑时有所删减。）

 

中国向何处去？

作者：楊小凱（一九六八年元月六日）

注：这是一份徵求意见搞，现在公开发表是否适宜？是否能代表《“极左派”公社成立宣言》？怎样进一步修改？请阅后把意见详细写在每页右边空白处，请于廿日前将本稿退还发行者。

省无联一中红造会钢三一九兵团《夺军权》一兵　　1968年1月12日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到七、八月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了“进行到底”的希望，一切束缚人们思想的传统观念都被抛到一边去了，但是十月以来出现的自上而下的反革命改良主义逆流，“第一次文化革命结束”的阶级妥协空气，忽又甚嚣尘上，又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特别是青年知识份子和学生，感觉敏锐，首当其冲，于是怎么办？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为问题，“极左派”公社成立首先就是为首回答这一严肃的问题的。

要正确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认真总结一九六七年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所创造的极其丰富的经验教训，主要是“一月风暴”和“八月局部国内革命战争”创造的具有巨大历史意义的经验。

一、科学的预见当代的中国是世界矛盾的焦点，是世界革命风暴的中心，对于中国向何处去这一举足轻重的重大课题，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毛泽东同志表面上只作了抽象的预见，当震撼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将以雷霆万钧之力从东方兴起的前一刻，毛主席以他气吞山河的无产阶级伟大胸怀向世界宣告，全国的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是廿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的宣言”，正是这一句话宣告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群众中猛烈开展的正式开始，同时也是毛主席“英明地天才地预见到我们的国家机构，将出现崭新的形势”（红旗１９６７年第三期社论）

即类似巴黎公社式的政治机构，一月革命中毛主席又提出了“中华人民公社”的名称，这就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最后结果，中国将向“中华人民公社”的方向去！但是革命当时只发展到很低级的阶段，这一历史的局限性使人民几乎没有一个人能理解毛主席指出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终极目的，大家都把毛主席的这句话当作一句一般性的赞语而渐渐淡忘了。

文化革命还没有正式开始时，毛主席在著名的五七指示中已经把这种新的政治结构　　“中华人民公社”的内容勾画出来了，而一般人都把五　七指示的描写当成空想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大家都认为目前把五七指示作为我们最近的奋斗目标是不实际的，现在还只有知识青年还念念不忘五七指示，大叫大嚷要为实现五七指示而奋斗，因为他们明白五七指示所描绘的那种不同于现在社会的新的社会才是他们得到解放的社会，但是知识青年中不少人也认为不久的将来要实现五七指示描绘的那种社会是不实际的，与其说他们是为实现五七指示而充满信心地奋斗，不如说他们大肆宣扬五七指示只不过是一种对现实不满而进行的自我安慰。

毛主席的科学预见在人们脑子里留下的是空想的印象，这时和阶级斗争还没有发展到十分尖锐和高度阶段这一事实相符合的。现今的中国由于新的生产力的发展，致使代表新的生产力的阶级向代表阻碍历史前进的生产关系的腐朽阶级进行斗争，并必然导致社会大革命，新的社会必然在烈火中诞生。这种客观规律就是毛主席的科学而不是空想的预见的坚实基础，而人们现在还没有认识到这种规律，那当然就会出现科学预见给人们留下了对美好将来的纯粹空想的现象！人们认为中国将和平过渡到五　七指示所描绘的社会去。实际呢？“和平过渡”只不过是“和平演变”的别名，它只会使中国离五　七指示描绘的“公社”越来越远，；离苏联现社会越来越近。毛主席提出的：“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派的权”就解决了怎样向公社过渡的现实途径　　必须是以暴力推翻新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解决政权问题。否则，不谈夺权问题，不谈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而去空喊实现五　七指示，那确实是“乌托邦”的空想。

二、一月革命风暴列宁曾有一句伟大的名言：“任何革命，只要是真正的革命，归根结底，是阶级变动。因此提高群众觉悟的最好方法，揭露用革命誓言欺骗群众的行为的最好方法，就是分析这些革命中发生了和正在发生怎样的阶级变动。”让我们遵照著这一教导来分析一下一月革命中发生的阶级变动，以揭露那些用革命誓言愚弄群众的行为。

大家都知道一月革命中一个最大的现实就是９０％的高干靠边站了，当时从湖南来看，张平化、章伯森、华国锋之流的权力小到零，从中央来看，财政部，广播局等部门纷纷夺权，李先念、陈毅、谭震林之流以及代表他们的周恩来的权力也大大下降，当时的财产到谁手里去了呢？到组织起来自己掌管城市、工业、商业、交通等等的（党政财文大权）充满著无限热情的人民手里去了。社论所号召的”人民群众自己起来掌管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自己管理城市、工业、交通、经济真正实现了，一月革命风暴在一个短时期内由官僚们手中转到了热情澎湃的工人阶级手中。社会忽然发现，没有官僚自己不但不会活不下去，反而活得更好，发展的更自由，更快。并不是象官僚们在革命前吓唬工人们的那样，“没有我们，生产会崩溃，社会会混乱得一塌糊涂不可收拾”。实际上没有了官僚和官僚机构，生产力得到了很大解放，煤炭部垮了，煤照常出，铁道部垮了，运输照常进行，省委各部都垮了，各种工作照常进行，而且工人阶级的生产热情，主动性大大得到解放，工人们在一月份后已管理工厂的情景，真是令人感动，工人第一次感觉到“不是国家管理我们，而是我们管理国家”。第一次是感觉得为自己而生产，干劲从来没有这么大，主人翁的责任感从来没有这么强，长沙纺织厂等地还创造了造反班等无数新鲜东西。、这就是一月革命中阶级变动的真实内容，这一个短暂时期内实际部分地区不很彻底的实现了“中华人民公社”的内容，社会处在一种类似巴黎公社的“群众专政”的状况。一月革命风暴告诉人们中国要向著一个没有官僚的社会去，现在９０％的高干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阶级，阶级斗争发展的客观规律使他们绝大部分，在一月份靠边站了。９０％的高干在一月革命风暴中靠边站这决不是“群众”的过失，“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为恶最甚的人得到了必要惩罚，“罚不当罪的极少”，群众揭发出来的事实和暴发的对他们的愤恨初步告诉人们，这个“红色”资本家阶级已经完全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一个腐朽的阶级，他们与广大人民的关系已经由领导和被领导变成统治和被统治，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由平等的共同革命的关系变成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红色”资本家阶级的阶级利用特权和高薪是建筑在广大人民群众受压抑和剥削的基础上。要实现“中华人民公社”就必须推翻这个阶级。

一月革命风暴是革命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下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伟大尝试。第一次无产阶级政治大革命的纲领正是在这一伟大时刻被提出来了。毛主席指出，“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这就指出了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罢官革命，揪人运动，不是单纯的文化革命，而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联系一月革命风暴的事实，这个被推翻的阶级就是十七年来在中国形成的“官僚主义”者阶级，（毛主席１９６５年１月２５日〈关于陈正人蹲点报告的批示〉）这些单位的夺权斗争必须实行马克思主义的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原则。在这里，不能改良主义，不能合二而一，不能和平过渡而是必须把它彻底打碎。“彻底打碎旧的剥削制度，修正主义制度，官僚主义机构”。第一次无产阶级政治大革命的纲领都以不大具体的萌芽状态在一月革命风暴的后期被社论提了出来，应推翻的腐化阶级，应砸烂的旧的国家机器，甚至人们根本不敢异议的社会问题也被提了出来，这一伟大发展是一月革命风暴中无产阶级表现出的勇敢和首创精神的必然结果。

一月革命中触及到的制度、政策、方针问题主要是合同工、临时工这种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度和修正主义的上山下乡运动。

目前，“极左派”必须组织人好好总结研究一月革命风暴创造的极其丰富的事物，这些新事物就是巴黎公社式的新社会雏形。

三、革命委员会为什么极力主张“公社”而毛泽东同志在一月份突然反对“上海人民公社”的建立？这是革命人民所不理解的。

预见了“公社”是第一次文化革命必须实现的政治机构的毛主席突然提出“叫革命委员会好”。

革命必然是曲折地前进，必然要经历“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样一个长过程。

为什么不能立即建立公社。

革命人民还只是第一次进行推翻强大的敌人的尝试，革命人民对这场革命的认识还是何等肤浅啊！不仅没有自觉的认识到要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构，触动一些社会制度，而且连对敌人是一个阶级都认识不清，罢官革命，揪人革命论统治著革命队伍。“群众的智慧发展，都还没有达到可能实现社会改造的程度，因此革命果实归根到底是由资本家阶级拿去了。”（...宣言）

任何一次革命都必然触动军队，中国既然已经形成了红色资本家阶级，军队当然不能脱离于这现实之外。而一月风暴根本没有触动一切革命的要害问题　　军队问题，可见革命还是何等的不深入，还是处在何等的低级阶段，而革命人民的政治思想的成熟程度也是与这种不高级的革命阶段相适应的，也是处在一种很不成熟的阶段。

在这种不可能彻底胜利的时候，要想立即夺取真正的胜利，那是左倾冒险主义，遵照资本家阶级把革命果实夺取过去的必然性，使人民在更加高级的阶级斗争中，锻炼自己的政治思想武器，通过革命的来潮和退潮，准备夺取最后胜利的力量，这才是正确的战略方针（如今称之为战略部署）否则，在群众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的利益是要在中国实现“公社”的时候，建立“公社”就会变成徒有其名，而实际上是和现在革委会内容一样，由资产阶级篡权的假“公社”。

因此无产阶级的伟大统帅毛泽东同志毫不犹豫地违背了幼稚的革命者关于公社立即建立的幻想，采取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即战略部署）一方面提出了军队“支左”的号召。“支左”其实是毛主席进行军队文化革命的巧妙方法，为了避免直接开展军队四大将出现的军内走资派向无产阶级怠工破坏、抵制所造成的损失，就号召军队支左，表面上军队没搞四大，实际上让部队参加了地方四大的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与其说是支左，还不如说是教育部队，搞军内文化革命。另一方面革命委员会在全国各地逐步建立起来了。

三结合就是革委会的具体内容，三结合的提出，等于把一月革命中倒台的官僚们又重新扶起来，而三结合不可避免的会成为军队和地方官僚起主导作用的资产阶级篡权的政权形式。毛主席也是把三结合的革委会称为“临时权力机构”，它只是一种过渡形式，不是第一次文化革命的最后结果，第一次文化革命的最后结果是“公社”而不是革委会。毛主席八九月份总结一月革命和八月国内革命战争得出的“群众专政”的伟大理论，就证明了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后决不是官僚和陪衬的群众的三结合专政，而是“群众专政”。但是如前所述过渡形式是必须的，否认过渡形式是左倾空谈主义。

四、二月逆流一月革命的猛烈和深刻，使官僚们等不及忙忙篡权了，他们一反常态，采取了最急切的残酷镇压手段，这也从反面证明了一月革命中９０％高干靠边站这一“财产权力再分配”的深刻性。二月逆流的惨状也证明了毛泽东同志“不能立即胜利”的预见的正确。

“红色”资本家阶级在二、三月几乎占了压倒的优势，财产（生产资料）和权力从革命人们手中被夺回到官僚们手中，早春二月是龙书金、刘子云、章伯森、华国锋以及全国的官僚和他们在中央的代理人权力无限大，那时就是他们飞黄腾达的时机，而革命人民的权力下降到“○”，并大批被投入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　　公检法控制下的监狱。

中国“红色”资本家阶级目前的总代表——周恩来在二、三月的胜利面前利令智昏，匆匆忙忙地妄图在全国各地立即建立革委会，如果让资产阶级企图实现，无产阶级的退却就会退入坟墓，因此中央文革不等革委会全部建立就在三月底发出了反击的号令。从此伟大的八月局部国内革命战争开始酝酿。

在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中革命进入高级阶段的重要标志就是真正开始触及到军队问题。革命人民在一月革命风暴时对军队问题想得很幼稚，认为只要地方上走资派推翻了，部队就可以遵照毛主席自上而下的命令和革命人民相结合镇压走资派，二月逆流中的血的事实告诉人民，单纯自上而下的命令并不能把毛主席的意图贯彻到部队中去，军队走资派的利益和地方走资派的利益的一致决定了它不可能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必须自下而上搞军内文化革命，依靠人民革命这一历史前进的火车头，改变官僚控制军队所造成的军民对立状况。

二月以来的斗争把军队的严重问题摆到了广大群众面前（以前只讲在毛主席少数人面前）这就使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来解决这一问题逐渐具备了条件，科学地预见了在“公社”这一新社会中的军事力量不同于现在的军队，二月以来的斗争使毛主席的这一思想逐渐掌握了群众。

五、八月局部国内战争一月底以来，造反派论述军队的文章可谓多矣，过去所发生的全国性大规模武斗和四川等地的局部战争这一新阶段的开始又使论述军队问题的文章增加了“战争”，武装夺取政权的色彩，这是无产阶级实行彻底的社会改造的政治思想逐渐成熟的多么可喜的现象。

这许多论述军队问题的文章由于当时的历史的局限，因此还非常不成熟，有很大的缺陷。但是这些文章是新事物，会被历史证明是具有意义的事物。

恩格斯在谈到空想社会主义时说得何等好啊！“让著作界的小贩们去一本正经地挑剔现在只能使人发笑的幻想吧，让他们以自己的严谨的思维方式优越于这种疯狂的念头而自我陶醉吧。使我们感到高兴的倒是处处突破幻想的外壳而显露出来的天才的思想萌芽和天才思想，而这些却是那班庸人所看不到的。”论述军队问题文章的精华有两点：

（一）看到了现在军队和解放前的人民军队有了变化，解放前的军队是和人民一起去推翻帝官封的。军民关系象鱼水一般，解放后由于革命对象从帝官封变成走资派，而这种走资派在军队内是当权者，因此一些部队在革命中不但改变了解放前军民血肉一般的关系，甚至变成镇压革命的工具。因此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成功就必须使军队来一个根本的变动，“极左派”在毛主席一句语录中为自己的思想找到了根据，毛主席在同年五月指出军队住进营房后，脱离群众了。

（二）看到了在今天革命人民要战胜武装的“红色”资本家阶级，必须经过国内革命战争，八月份无产阶级和“红色”资本家阶级的大规模武斗和局部国内革命战争证实了他们在八月份的预见，八月局部国内革命战争创造的经验更是史无前例和丰富伟大。出乎一般庸人的意料之外，历史竟是按着“异端邪说”所预见的方向发展。不可想象的大规模抢枪事件随着历史发展的步伐合乎规律出现了，不同规模的军队直接参加（在江西杭州等地是军队直接打）的局部国内战争暴发了：人民在八月暴发出的创造精神和革命热情更是使人感动之至。抢枪成为“运动”所表现出的规模之大，革命战争的威力雄壮，在那一瞬间给人一个深刻的印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城市在一个短时期内处在一种“武装的群众专政”的状况，大部分工业、商业、交通、城市管理的大权又从章伯森、华国锋、龙书金、刘子云之流手中转到了武装的革命人民手中，革命人民从来没有象八月那样以创造世界历史主人翁的姿态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小学生自动充当交通警卫工作，指挥车辆的英姿，湘江风雷、红中会等群众组织直接控制部分财经大权的自豪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八月是革命群众自治的权力迅速增长的时候，官僚们的权力又降到了“○”第二次短暂的不稳定的“财产和权力”再分配出现了，社会又一次实现伟大的“中华人民公社”的尝试，人们又一次把五、七指示中提出的“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工人、农民、学生都要学习军事”的问题进行了解决的尝试。一月革命是没有这个尝试的。军队在解放前就是一个把军学、军民、军农、军工兼起来的与群众关系极好的一个大学校，这点毛主席在民主革命胜利的前一刻就总结了，为什么解放后十几年又重新提出“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搞好军民关系的问题呢？如前一节所述，是因解放后军队起了变化，不同程度地脱离了群众，因而这个问题自然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八月风暴伟大的创举就是一个由革命人民自己组织的武装力量的出现，这种力量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专走资派的政）的真实力量。他们与人民是一致的，是共同为推翻“红色”资本家阶级而斗争的，而军区这一官僚机构垮台，人民不但不悲叹，反而欢呼起来。不象以前那样以为没有他就不行，这一事实又使无产阶级能够比较实际地预见中国的军队向何处去？预见新社会--“中华人民公社”的武装力量的情景，可以断言，中国将是象一个军就是民，民就是军，军民打成一片，军队摆脱官僚控制的社会去。如果说一月风暴提出了第一次无产阶级政治大革命的纲领的话，八月风暴就不但充实丰富了这个纲领，而且解决了这次革命的方法——不但靠“四大”，而靠武装夺取政权，靠国内革命战争。

 

他短暂的一生就是世间罕见的传奇——纪念杨小凯教授

二零零四年七月七日清晨七时四十九分，有一位华人在墨尔本家中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在今天的中国，大概没有很多人知道这位离世的华人曾经名叫杨曦光，他们大概不清楚这位华人是世界著名的大师级的经济学家，不明白这位华人短暂的一生就是世间一个罕见的传奇——他不到二十岁时就以一篇文章震惊中国大陆的权力中心；他坐过十年冤狱却自学成才；他没有上过大学却创立了国际性学派；在当今中国大陆的政治语境中，他大概也要归为“持不同政见者”，但他的经济学、政治学，甚至神学的观点可能不容正在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精英所忽视……

这位华人可惜英年早逝，只活了五十五岁，留下一大堆未竟事业。“天妒英才”这一句被用滥了的悼词，用在这位现名叫杨小凯的教授身上可能并不合适，因为他生前已经是一位基督徒，但我对他的过早谢世，真是感到万分的痛惜和悲怆！

《中国向何处去？》

一篇文章震惊中国权力中心小凯原来是他的乳名，他的学名是杨曦光。一九六八年初，在那个荒唐混乱险恶的年月，这个名字曾经流传一时，为中国大陆许多人——从最高层到最底层——所知道，虽然于不同的人揭示的是不同的意义。

当时，随着“文革”汹涌而诡谲的铺开，杨曦光，一个十几岁的湖南长沙一中的学生，竟然过于早熟地严肃认真思考中国深层的政治与社会问题，包括“文革”的实质、对毛泽东思想的新理解、对中共组织本身的结构、对中国的前途与发展方向，等等。在他写出的那批在当时左得出奇却又大逆不道的论文中，最具震撼力的是那篇近一万八千字的〈中国向何处去？〉。文章写于一九六八年元月六日。元月十二日，文章以“省无联一中红造会钢三一九兵团‘夺军权’一兵”的名义油印刊出。

这篇文章刊出时加有一注：“这是一份徵求意见搞，现在公开发表是否适宜？是否能代表〈“极左派”公社成立宣言〉？怎样进一步修改？请阅后把意见详细写在每页右边空白处，请于廿日前将本稿退还发行者。”然而，这份印了八十份、只发出去二十份的不定稿不胫而走，数天之内便以各种方式传到全国各地。杨曦光立时在湖南以及其他省份成为如雷贯耳的风云人物。

在当时神州大地浓重弥漫的“巴黎公社热”中，杨曦光也从“巴黎公社”经验里找到了灵感。他在文章中指出：

引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社会矛盾是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个矛盾的发展和尖锐化就决定了社会需要一个较彻底的变动，这就是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实现社会革命，实现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建立新的社会——“中华人民公社”，这也就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纲领和终极目的。

……

在巴黎公社式的新社会中，这个阶级将被推翻，这已被一月革命、八月风暴出乎庸人预料的巨大的变动以铁的事实证实了，起而代之的是在推翻这个腐朽阶级的斗争中革命人民自然形成的有真正无产阶级权威的干部，他们是公社的一员，没有特权，在经济上与一般群众一样的待遇，可以随时根据群众的要求撤换。

“巴黎公社热”的始作俑者正是“伟大领袖”毛泽东——杨曦光当时也是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受害者（〈中国向何处去？〉正是以“毛泽东主义万岁！”的口号结尾的）。但另一方面，杨曦光所运用的“揭露用革命誓言欺骗群众的行为最好的方法”——“分析在这些革命发生了的和正在发生的阶级变动”（这也是按列宁的思路），而且断然提出“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的战斗口号，对当权者显然是太过危险太过可怕了。这岂仅是一株“大毒草”？这亦可能变成一场足以冲破神圣庙堂的滔天洪水！

镇压发生在一九六八年元月二十四日。当天晚上九点起，江青、陈伯达、周恩来、康生等大批中央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湖南厅内接见包括华国锋在内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与湖南省一些造反派组织代表，就宣布镇压湖南“省无联”问题，作了一些很严肃、语气很重的讲话与指示。

有着“党内头号理论家”桂冠的康生，在其讲话中，几次点到了杨曦光与〈中国向何处去？〉一文，说那是“反革命的‘战马悲呜’”。康生还断言说：“我有一个感觉，他（指杨曦光）的理论，绝不是中学生、甚至不是大学生写的，他的背后有反革命黑手！”一声令下，全国展开了对〈中国向何处去？〉的大规模批判。

一九六八年二月，杨曦光作为要犯而被抓进监狱，关在长沙市公安局左家塘看守所。母亲被怀疑就是康生所谓的“黑手”“陈老师”（她刚好姓陈），受尽批斗凌辱后悬梁自缢，身为高干的父亲则被关押，一个妹妹下放到山区，另一个妹妹去投靠亲戚，哥哥也被开除公职赶到乡下去了。此外，杨案还连累一大批不相干的人。

一九六九年十月，杨曦光经一年零八个月的拘留后转为正式逮捕；十一月，被以反革命罪判刑十年，押往岳阳建新劳改农场“服刑”。

杨曦光当时年仅二十一岁。

从中学生红卫兵思想家变成经济学家

杨曦光在十年冤狱中自学成才十年冤狱，自然是杨曦光一生中一段最黑暗、最苦难的岁月。但他没有被暗无天日的牢狱生活摧毁，没有放弃对中国命运的探索以及自觉的责任感。他选择知识，选择学习，以极大的毅力完成入狱时作出的人生规划。十年里，杨曦光做了五六十本读书笔记，还写了一个电影文学剧本。如人们所说，学习知识的途径与方法，一般人大致差不多。但杨曦光以一个中学生水平的文化起点，又背负异常沉重的人生压力，并是在一个荒唐险恶的时代与不具任何人权条件的劳改队里，却一步步用自学方式读完了哲学、英语、数学、机械与经济学等大学课程，这绝对是寥若晨星，甚至绝无仅有！当然，杨曦光也万幸地碰到一个难得的机遇——监狱里充满了各式各样学富五车却因政治问题入狱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成了杨曦光的老师。

杨曦光的质疑精神与生俱来，个人又经历这种不平常的际遇，他自然不相信当时流行的、只能顶礼膜拜的政治经济学。在没有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训练之下，他开始了与世隔绝中的自由思考。他在狱中甚至自己推导出了戈森第二定律、层级理论、纳什议价模型以及劳动分工理论。他后来不无自我打趣地说：“我以为这些都是自己的伟大发现，但当我能看到更多书时，才发现这些思想早就被西方经济学家发展成数学模型。不过，可庆幸的是，这些是自己想出来的东西，‘英雄所见略同’，我也是英雄之一了！”杨曦光读罢《资本论》之后，心中便期望未来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他当时有三个想法：一是把使用价值在价值论中的重要性搞清；二是把分工问题糅合到价值理论中去；三是把价值理论数学化。

牢狱经历使杨曦光发生巨大转变。他日后说，“以前我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这个世界应该怎样’。在监狱里我问的却是：‘这个世界会怎样发展？’”杨曦光已完全没有坐牢前的理想主义了。他转而相信人判断自己所追求的价值标准会随历史而变化，所以历史会怎么发展远比理想的目标更重要。“最坏的事也许就发生在我们一生的时间内，因此关于好坏是非的主观判断没有任何意义，如何适应环境生存下去才是重要的事情。”——这是他当时在狱中的真实感受。

……

一九七八年四月，杨曦光刑满释放。

此时，四人帮倒台已一年半，但还是没有一个单位敢录用这位著名“反动”文章的作者。他在家闲居了一年。

也是在这一年，他决定埋葬“杨曦光”，恢复使用乳名“杨小凯”。

杨小凯后来找到工作，但只是在湖南新华印刷二厂当一名校对工。

一九七九年，杨小凯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实习研究员，但被拒绝参加考试。

一九八零年，他再次报考，终于获得参加数量经济学考试的机会，后被录取为实习研究员。

所里安排杨小凯住在一栋宿舍的小房子，除了一张床和一张小桌子之外连个转身的地方都没有。可他却处之泰然。他总说，这里比监狱条件好多了。杨小凯在社科院数量经济研究所美其名曰“工作”了两年，实际上在那个地方没有人瞧得起他，也没有人管他，他被迫独来独往。就是在这里，孤独的杨小凯开始展示了他过人的才华，他出版了《经济控制论初步》，并发表了若干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经济问题的文章。

一九八二年，在时任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的全力帮助下，杨小凯被武大聘为助教，一年之后，又被提升为讲师。这个期间，杨小凯出版了《数理经济学基础》和《经济控制理论》两本著作。这时，他又碰到人生一个机遇。他估计的一些计量经济模型未能在国内引起反响，却获得了当时来武大访问的普林斯顿大学邹至庄教授慧眼赏识。于是开始了他人生另一条新的历程。

杨小凯生命后二十年的轨迹，记录了他新的奋斗新的成就

一九八三年，考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生；一九八七年，论文通过答辩，之后在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做了一年的博士后；一九八九年，任澳洲莫纳什大学高级讲师；担任数家美国与澳洲一流经济学期刊的匿名审稿人；一九九二年，成为莫纳什大学正教授；出版专著《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一书；一九九三年，被澳洲社会科学院选为院士；一九九四年，出任美国路易维尔大学经济系教授、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客座研究员；一九九五年，出任台湾大学客座教授；一九九六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客座研究员；一九九七年，任美国《发展经济学评论》编辑；在中国出版《当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一书；一九九八年，任哈佛大学客座教授；出版了令国际经济学界关注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二零零零年，升任莫纳什大学讲座教授……

就这样，这个当年中学生红卫兵思想家、一个曾在黑暗囹圄中艰难地度过了十年光阴的青年人，现在以其成果已成为国际经济学界中有开创意义的“第三代”的一位代表。

“超边际经济学”：没有上过大学却创立了国际性学派按照国际经济学界内行人的说法，杨小凯如果不是英年早逝，极有可能成为第一位为澳大利亚赢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他学术上的成就怎么形容都不过份。他在整个经济学的历史上将具有重要的地位，其影响既深且远，今日尚无法充份估计。

当年《经济学原理》出版时，便被国际经济学界认为是自马歇尔、萨谬尔森以来的第三代经济学教科书的代表作。该书的匿名审稿人这样评论：

这一研究激动人心，令人屏息以视。杨是世上少有的几个可以思考这类问题的人之一，他更是世界少有的能解决这类问题的人之一。这一工作具有原创性和新颖性。他正在迅速建立起他作为主要理论经济学家之一的国际名声。

一九八六年诺贝尔奖得主、公共选择理论的代表人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最赞赏杨小凯了，特别是杨和他的同事黄有光教授这几年所作的叫做“超边际分析”(infra-marginal analysis)的研究。两年前布坎南到莫那什大学访问，当着校长的面就说，这是当今全世界经济学最重要的、最有意思的研究。他认为杨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学家之一。

的确，按照国际经济学界不少人的意见，超边际分析是杨小凯此生最主要的、可惜也是最后的贡献。杨小凯自豪地把他的新框架称之为“超边际经济学”（有别于超边际分析）。如以黄有光的话来形容，这个新框架对他像是亲生孩子，是与患难结发妻子生的唯一孩子。

市场和分工互为因果的关系，以及分工的发展对生产效率和经济增长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亚当．斯密早已指出。可是分工理论难于数学化，因而难以结合到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或增长理论中去。因此，到了现代经济学家手中，除了在国际贸易等有限的领域，一般不再强调分工及其对效率和增长的意义。在讨论增长的源泉时，大家注重的是劳动、资本、技术进步，或人力资本等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数学化的因素。而杨小凯，作为新兴古典经济学派的代表，把经济学回溯到亚当．斯密的分工和交易理论并把其发扬光大。他运用新的超边际分析和最新发展的数学方法，在新框架内，统一地推导和阐释目前所谓的微观、宏观、贸易、发展、产权等各种分支经济学。

内行人评论说，超边际分析是理解杨小凯学术思想的钥匙。它高于边际分析又包含着边际分析。它首先研究的是分工水平和制度方向的问题，然后再涉及到某一制度框架下的资源配置均衡。反映在数学上，边际分析只考虑内点解（只涉及数量消长）的最优决策值，而超边际分析还要比较角点解（涉及到不同制度方向）的最优决策值。也可以说，边际分析描述的是经济均衡，而超边际分析描述的是经济均衡的跳跃。

可见，超边际分析的解释能力和应用范围远远优于边际分析。但因为处理角点解的数学工具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才发展起来，所以传统经济学的局限迟迟没有突破。也许是出于机遇、勤奋和天才，杨小凯首先找到了寻求最优角点解的方法，因而能够在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下运用超边际分析阐释所有的分支经济学。

在杨小凯看来，自由市场的最主要功能，不在于寻找资源的最优配置，而在于寻找最有效率的分工水平，以此决定市场网络大小、人们购买力高低、生产力高低、商业化程度以及贸易依存度。而市场发挥这一功能的两大条件是择业自由和价格自由。

杨小凯还指出，随着分工的发展，人们必须交换越来越多的商品，因而交易费用也会增加。所以，他认为，交易效率的提高非常重要，否则会限制分工的深化。进而，在此问题上，杨小凯涉及了产权理论、企业理论、信息的透明、内生交易费用的减少、道德风险的规避、城市化、技术进步、保险的发展，直至宪政的确立。这里呈现一条清晰的逻辑——好的政治-经济制度能大大提高交易效率，因而大大促进分工的发展和深化，带来经济的长期繁荣和社会的长期稳定。

显然，杨小凯的经济学思想极其丰富，或者说跨越了一般经济学范畴。当然，杨小凯有些思想还有待更严谨的证明；也并非所有经济学家都同意他的所有观点。例如，张五常对杨小凯的超边际分析就尚未信服。但这位很少钦佩别人的教授也说杨小凯是他遇到过的最有预感天份、能够知道什么是重要思想的中国学子。正是聪明者易找，有预感而又知道何为重要者难求也。他深有感触地说，只有上帝知道，如果杨小凯没有坐牢十年，老早就有像他张五常那种求学的际遇，杨在经济学的成就将会是怎样？！拿个诺贝尔奖不会困难吧。

“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一场具有经典意义的论争

人们都说，就全球华人经济学家而言，对中国的政治变迁和经济改革有切身体验和真知灼见者，是少数；能对现代经济学做出理论性突破或挑战现有理论体系者，是极少数；而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者，更是稀缺得如凤毛麟角。杨小凯，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华裔经济学家，却有幸成为其中之一。

正如他们指出，杨小凯的经济学思想有着强烈的处境意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是他的理论的真实背景。

在本世纪初这几年，杨小凯和林毅夫关于“后发优势”“后发劣势”之争在中国大陆兴起，并大大开阔全国经济学家的眼界和思路。这个论争可谓具有经典意义。

林毅夫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传奇人物——他从当年一个叛逃过来的台湾军队的连长变成为今天能够影响北京经济政策的智囊人物。这位智囊的核心观点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具有后发优势。这一后发优势来源于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中国可以用较低的成本摹仿西方的先进技术，从而避免为技术创新付出昂贵的代价。林毅夫进一步认为，以私人所有权为基础、以自由民主为本质的宪政民主体制，既不是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甚至也不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同时也不符合中国当前的国情。

落后国家的后发优势正为中国大陆许多经济学家所津津乐道。正是针对这种情况，杨小凯利用前几年在上海经济全球化研讨会和在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演讲的机会，特意提醒人们同时也要注意后发劣势，尽管这个观点不太适合很多人的口味。

据了解，后发劣势理论在西方研究的人也不多。这个概念是一位在政治经济学、在财政联邦主义等领域很有建树的、已经过世的马里兰大学经济系沃森（Olson）教授提出来的。

沃森使用的英文字眼是“curse to the late comer”，就是“对后来者的诅咒”。他的意思是，落后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有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由于模仿的空间很大，所以可以在没有好的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简单模仿，而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的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甚至可以在一个时期里实现快速发展。为什麽说“诅咒”呢？杨小凯指出：“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落后国家这样做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

此时，杨小凯不但是一位经济学家，还俨然是一位历史学家、一位社会政治学家、一位宗教文化学家。

他让人们看到苏联的教训。苏联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用专制制度、国有企业和中央计划，通过模仿资本主义成功的工业化模式和技术实现了工业化。今天可以看到，这种短期的成功，同时也使俄国的宪政和法治制度基础设施至今没有稳固建立起来。大半个世纪以来，俄国民众为此付出极高代价。

还有南北美洲发展的对比。南美洲资源很丰富，但一直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北美洲资源贫乏，却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原因何在？北美国家实行的是联邦制；而南美国家实行单一制。北美国家地方权力都很大；而南美各国只是把地方看作一个个税源，地方自治性很弱，所以就很难发展起来。另外，北美是新教文化，南美是天主教文化，文化的差异也导致了经济发展的不同。这也涉及到“好的资本主义”和“坏的资本主义”的区分。坏的资本主义除了官商勾结、政治垄断等之外，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收入分配不公。而后发劣势跟坏的资本主义有很大关系。

中国也有许多例子。清朝持续三十来年的洋务运动，想在不改变政治制度的条件下，用国有制（官办）、合资企业（官商合办）、承包制（官督商办），通过模仿技术来实现工业化。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中国，很多乡镇企业也是相当于洋务运动中的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杨小凯感慨地说，这种极落后的制度，在今天却被很多人说成是“制度创新”。从苏联的教训可以看出，这种短期的成功，可能最后又变成“对后来者的诅咒”。

中国后发劣势的具体例子还包括家电行业、电子商务、股市和期货市场，等等。杨小凯回忆，中国五十年代也自认在电子工业中有后发优势，结果超英赶美的豪言壮语成了历史笑话。当年在电子工业方面与中国差不多的日本，反而靠老老实实的学习成了工业大国。日本和中国的比较说明，要获得后发优势，一定要先做个学习成功制度的好学生。

中国到处都有“科教兴国”、“教育兴国”的口号，并为许多国人所称赞所认同。可是，杨小凯从中看到的是后发劣势的表现。他认为，真正要利用后发优势便应该提倡“制度兴国”、“民主宪政兴国”。

显然，在杨小凯看来，“后发”当然可以有优势的，问题是你是否清楚优势在哪里；如果你舍弃最根本的优势，便不可避免地受到“诅咒”，变成后发劣势。

制度！此时此地，这是一个敏感的字眼。什么叫制度？制度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群体的游戏规则，但往往反映了既得利益者的习惯行为方式。制度里面有非理性主义。这是“诅咒”得以发生的原因。

杨小凯知难而进，尽管费力不讨好。

一个“持不同政见者”：杨小凯教授的宪政理念

林杨之争看似经济问题实质是政治问题，其背后有着一个宏大历史叙事，并关系到未来中国发展走向。

有学者认为，中国大陆九十年代至今的种种论争，种种问题，如国学和新国学、亚洲现代化（或“亚洲价值”或“新儒学”）、人文精神、现代性、全球化、后现代和后殖民、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等等，都同知识分子所感知或追求的某种层面上的“国族认同”（national identification）有关。林杨之争也是如此。林毅夫算是洋务派精神的传人。杨小凯的后发劣势观也是危机感的体现，近于康梁，要求进行变法。

学者还认为，林杨之争，不管结论是后发优势还是后发劣势，最后的落脚点都在于中国大陆如何宪政转轨。

当今，宪政理念已经成为海内外华人的一个热门话题。杨小凯是倡导宪政最早也是最力者之一。早在八十年代，他就对英国光荣革命称赞不已，强调权力的分立与制衡，强调私有财产制度的巨大政治功能。他提出修改宪法，设立人身保护法案，取消反革命罪，禁止政治迫害，等等。

杨小凯成名之后，利用接受採访、回大陆讲学的机会，不断表达他严肃的政见。例如，中共十六大允许老板加入中共，一些自由派知识份子也认为这是好事情。但杨小凯指出这恰恰是糟糕的转捩点：官商勾结制度化，利用权来赚钱，再用钱来操纵政治——“这是典型的坏资本主义”。

中国人大代表几乎全在兼职（或者说参政只是副职），而在美国甚至在台湾，类似职位却是严禁兼职的。杨小凯建议人大和政协代表“要有足够的在职收入，不准兼职，才可能使参政议政专业化，水平才能提高”。他表示，中国的制度改革可能要从此做起。杨小凯还指出，中共现在当务之急是必须学会搞选举，从基层开始，再逐级往上发展，这样的直选越早越好。他说，东欧和苏联的共产党之所以丢失政权，是因为他们没有学会选举。直选在中国是迟早要发生的事，学会选举是一切执政党在宪政民主新时代保持继续执政机会必须走的一条路。

关于“依法治国”，杨小凯指出，这和“法治”是有区别的。所谓“法治”是指有一个独立的司法系统，它对违背宪法的立法是可以否定的。“依法治国”的弊端是，政府制订法律可以不受制约。回顾五四运动，中国人要有反省精神。五四讲民主和科学，而在杨小凯看来，最应该讲自由和宪政。

关于宪政，杨小凯指出，其实这也是中国当权者真正的自保之路。杨小凯回顾国共之争。他认为：共产党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当年把国民党给消灭了。要是国民党不被消灭，跟共产党平等竞争，是对刘少奇、彭德怀他们的最大保护。有国民党，毛泽东怎么会这样无法无天，他的行为就比较规矩，彭德怀、刘少奇，包括林彪，都不会死得这么惨。

“两个魔鬼胜过一个圣人。”杨小凯的灵感来自这句英国格言。他分析道，民主政体中控制“控制者”的结构基于：既然人都有天生的弱点，找不到十全十美的控制者，那就让几个“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的人平等竞争吧。不过，这实行起来却不易，因为人都有征服的本能，都想打倒对方。怎样才能保证他们和平共处、平等竞争？唯一的办法是依赖历史提供各派平衡、谁也吃不掉谁的局面。他殷切希望中国跳出“革命产生暴君，暴君产生革命”的改朝换代逻辑。

不过，“革命”这个东西很复杂。杨小凯后来亦觉得革命理论也有其合理性。革命对统治者总是一种威胁，没有这种威胁，政府为民众服务的承诺就不可信；有威胁，其行为就不会太离谱。美国宪法明确指出：民众的权利是天赋的，而政府的权利是民众给的。所以美国人普遍认为：你要统治我们，就必须得到我们的同意。要是你搞得不好，民众就可以革你的命。如美国的弹劾制度，就是民众表达革命权利的一种方法。

回顾杨小凯在文革时写的〈中国向何处去？〉，回顾他当年那么简单地、激进地鼓吹革命手段，而现在倡导自由，倡导宪政，对许多复杂的问题给以反复、认真、深刻的思考——这是多么巨大的思想飞跃！

到了生命最后岁月，杨小凯的宪政理想更已发展成为基督教宪政。他信仰基督教的心理历程有三个阶段。首先，从经济学、社会科学的角度看，他觉得基督教在经济史上起的作用不可等闲视之；然后，他开始克服对社会科学理性的迷信，但尚未能相信永生和神；最后，由社会科学追究到基督教成功的根本，那就是信。

杨小凯指出，实现宪政最困难的不单是有权影响政治游戏规则的人能替政治竞争中的失败者着想，而且是竞选失败者能够自愿认输。政治竞争往往是零和对策。竞选失败者自愿认输，从理性而言并非其最优决策。一九一七年俄国和其他很多国家宪政失败都是因为竞选失败者输了不认输，发生革命。而基督教信仰，对竞选失败者放弃个人最优决策，为社会牺牲个人利益，输了认输，能起关键的作用。

他启发性地问道：

为什么信基督教的国家都这样长治久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如果你不在灵的基础上想问题，一定要在唯物论的基础上想问题，你永远无法解释这个东西。因为这个差别是跟信仰有关的。

检阅世界发展史，宪政最初无疑是植根于西方基督教的信仰体系之中。但自由立宪政体的生成是否以基督教的广泛传播作为先决条件？这个问题似乎不好武断下结论。杨小凯去世前两年，即二零零二年七月，在上海作题为〈资本主义不等于经济成功〉的演讲时，也是在阐述他“凡是成功的资本主义地区莫不以基督教为精神支柱”的观点。赞同的人说，这次演讲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和布什总统在清华大学的演讲相媲美。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不论是杨小凯的演讲或是布什的演讲，他们阐述的这个西方思想在汉语文化的神州大地似乎是反应不大，起码眼下的情形是这样，尽管据说现在中国基督徒已有数千万，而且内中有众多的知识分子（德国之声引述梵蒂冈廣播电台《IDEA》称，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基督徒的数量已经超过了庞大的七千多万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这个数字包括中国一般所说的基督教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大部分是没有在官方登记的地下教会的成员）。

中国宪政建设的历史已有一百多年。为什么尚未成功？答案何在？？？

不管怎样，杨小凯是以他生命的极终体验，得出他这个答案的。

逝世突显价值：感悟杨小凯教授的命运和思想

无论从哪种意义来说，杨小凯逝世太早了，太令人惋惜了。

杨小凯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还向友人详细描绘他今后的各种雄心勃勃的打算，包括要继续写书，要去世界各地开会，要讲学，要带学生，要将自己的经济学发现向中国向世界广为宣讲……。他旺盛的生命力、对生活的无限热爱，以及对自己的经济学成果的充分信心，使他的友人深深感动。听着这样一个才华横溢、思维活跃、却已患上绝症的人如此滔滔不绝，友人暗暗心酸，只能一再要他量力而行。

真是真是令人无限痛惜和悲怆的英年早逝！杨小凯就这样留下一大堆未竟事业去了。

不过，杨小凯天上有灵，一定也感到相当宽慰。

杨小凯谢世的当天，噩耗便马上传到他梦魂萦绕的祖国，而第二天，也就是七月八日，上午九时三十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就第一时间举行了悼念活动。“艰辛求索宏图初展曦光何以顿逝？！心系神州壮志未酬鹤驾几时归来？！”——各位教授、学者怀着深深崇敬而又惋惜的心情缅怀了这位传奇人物一生的事迹。

“纪念首位冲击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中国大陆经济学家杨小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陈平的悼词这样定位。

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基金会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则说：“杨小凯……一生坎坷，却奋斗不息，多年潜心治学，博大精深，是少数几位对经济学基础理论做出贡献的中国出生的当代经济学家，也是一位一生关注中国命运、为了中国人的福祉而无所畏惧的爱国者。他是我们这一代中国经济学者的骄傲与楷模。”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海闻悼诗云：“平生风云惜师友，岁月蹉跎志弥坚。魂如有灵励相知，智遗千秋鉴世人。”

清华大学李稻葵教授这样表达他对杨小凯的悼念之情：“不屈之魂，求索之灵，一代楷模，永存吾心。”

…………

悼念座谈会由杨小凯学术对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主持。林毅夫的悼词说：杨小凯以五十五年的岁月走过充满传奇的一生，就时间来讲他的人生不长，就成就来说，他的人生非常丰富。他一生以真挚的心，执著追求自己的学术和理想。道路坎坷，却从来不妥协，不放弃。他的成就已经在国际经济学界闪闪发光，是华人经济学家的骄傲。

林杨认识是在创办留美经济学会之时，前后算来已经将近二十年。他们最近这几年在学术观点上，特别如前面所述在所谓后发优势还是后发劣势问题上，时有冲突。但是，“众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林毅夫充分认识到不同观点的不断砥砺和切磋的价值。

杨小凯的价值似乎由于不幸逝世一下子突然呈现在中国大众面前，而尤其显得珍贵。那一段时间，中国大陆的重要报刊对杨小凯的去世和生平成就进行了突出的报导。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一代人，第一次知道了他的名字，并对他传奇的身世和思想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感觉到了：在杨小凯学术成就背后，是他对人格独立和思想自由的执着追求，而这和中国大陆某些知名学者形成了强烈对照。

的确，应该让中国大众充分明瞭杨小凯的价值。

应该在中国二百年来的大变局中去感悟杨小凯的命运和思想，并从中看到一个大变革、大转型的时代里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历程，和一个古老民族精神信仰的命运。

杨小凯九十年代中出版了一本记录他的难友的非同凡响的书，书名叫《牛鬼蛇神录》。书的最后一页回忆他一九七八年四月刑满释放走出牢房的心情。他告诉自己：

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事情，我一定不能让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种种动人心魄的故事消失在黑暗中，我要把我亲眼见到的一段黑暗历史告诉世人，因为我的灵魂永远与这些被囚禁的精灵在一起。

二十六年来，杨小凯从中国漂泊到美国，又从美国漂泊到澳大利亚，但他一直心系神州，心系那些被囚禁的精灵。

他以先知般的睿智，始终在探讨他的祖国如何立足于世界之林，始终在探讨中华文化再度复兴的可能性。

当年那个惊天动地的设问——“中国向何处去？”几十年来，仍一直萦绕於他灵魂的每一个角落。

有人把杨小凯和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联想起来，毕竟这三位具指标意义的改革派领袖也在杨小凯的人生道路上（报考研究生、平反冤狱、出国留学）留下印记。也许杨小凯一生追问“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也顽强地萦绕于这三位中共领袖的心头？也许他们都有著类似的执著，有着某种理想主义情怀？也许杨小凯在这个社会的底层有更持久的历炼，又有其学养优势，因而这“一介平民”对中国命运的思考更无束缚，更有突破？也许杨小凯与他们在立场、观点、思想方法以至背景、地位差别太大，彼此并无多少可比性？

中国向何处去？答案自然需要千千万万仁人志士不懈的探索和亲身的实践。但就杨小凯个人来说，像人们所预料那样，这位经济学大师和中国赤子，一旦进入历史，便会形成他不朽的圣徒地位；他生前种种，他的苦难，他的追寻，他的成就，将会升华为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强大的实践动力，将会有助于他的祖国健康发展。

但愿杨小凯教授在天之灵，可以得到慰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