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自由是弥合社会分裂的基础

作者：张千帆

来源：爱思想网

近日，央视主持人毕福剑在餐桌上调侃毛泽东的视频被人放到网上，引起轩然大波。如果说柴静雾霾视频引起的争论主要发生在自由主义阵营内部，那么毕福剑风波则直接展现了当今中国左右两派的深刻分裂，因而更有意义，也更有看头。

毕福剑的言论显然属于私下谈话，未经其同意而公布在网络上显然是不道德的。虽然毕也许属于“公众人物”，但是公众人物也有隐私。我们在小范围内的私人谈话往往和公开场合的发言不一样，古今中外都是这样。当然，他所谈论的毛泽东更是一个公众话题，本来确实没有什么可“保密”的。在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你怎么说国家领导人都没事，更不用说是已故领导人，但是中国“国情”众人皆知。这类言论不要说没有“自由”，连严肃的讨论都是没有空间的。好在改革三十多年之后，私人言论空间得到了极大扩张。如果说公开场合的言论要遵守“政治底线”，私下发发牢骚、排排腹诽总是可以的。

在这个意义上，此次“告密”（或“揭发”）的罪恶即在于它打通了私人和公共言论这两个原本不同的空间，让私人空间失去私密性，让公共空间的不自由来压迫相对自由的私人空间。如果任由这种行为蔓延下去，私人言论空间将受到极大挤压，社会诚信也将受到进一步破坏。人们不得不时刻提防自己身边的“告密者”，说话之前都得先打量周围有什么人，这些人是什么“背景”、是否“可靠”，否则就只能说一些不找边际的“假大空”，让原本就因为缺乏言论自由而盛行的虚伪之风变本加厉。

私人言论自由是中国改革的最大进步，也是当代中国之有别于北朝鲜或五六十年代中国社会的主要标志。难道还有谁想回到“文革”时期夫妻同床异梦的年代吗？如果在同一桌吃饭的人可以“告密”，妻子是否可以“揭发”丈夫的“反动言论”呢？当然，这种状态可能正是极少数不食人间烟火的左派想要的，但是左派们不要高兴得太早。前天我刚在微信上看到，某些左派在公墓祭奠江青的活动受到压制，几个年纪大的还被警察殴打。自由派当然不会纪念那位“文革”的一线打手，但是会尊重左派们的言论自由。言论自由确实不分左右，它是属于每一个人的权利。你今天不尊重言论自由，说不定明天自己就成为压制言论的牺牲品。人应该是具备一定远见的理性动物，为什么要支持一个迟早会虐待自己的制度呢？

毕福剑风波的症结当然还是公共空间的言论没有受到保护。美国某个明星要调侃奥巴马或华盛顿，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他不会那么介意别人把此类谈话公开化，公开了一般也不会引起什么风波。他的谈话可能会被许多人认为不合适，甚至触犯众怒、引发论战，但是至少政府不得介入其中。联邦宪法第一修正案对言论自由的保护是众所周知的，无需赘述。用霍姆斯大法官的话说，只要不会造成“清楚与现存的危险”——说白了就是冲击政府、聚众斗殴、踩踏伤人等肉眼可见的实实在在的社会危害，政府就不得以任何名目压制或惩罚言论。政府不仅不得压制言论，而且政府执法的目的就是防止任何人诉诸暴力阻碍自由讨论。所有人都只能动口，不能动手；只要没人动手，政府当然也不得动手，或以任何措施阻碍言论与思想的自由表达。

在自由派看来，祭奠江青的行为很愚昧，但是没有证据表明它会产生清楚与可见的危害，所以左派完全有祭奠江青的自由。在左派看来，戏谑毛泽东的言论很错误，但是迄今为止毕福剑的言论没有产生任何实际危害。网上波涛汹涌，舆论众说纷纭，左右酣战激烈，好像还有越来越极端的趋势……这样天会不会塌下来呢？我看是完全不会的。网上炒得再凶，也只是口水仗，伤不到什么人。何况言论还是解压阀，有助于发泄社会情绪；不让人们发泄，胸中块垒无法排解，反而更容易引发非理性行动。

事实上，当今中国的左右分裂正是缺乏言论自由造成的。由于在公共空间中缺乏言论自由，左右不能就一些基本问题进行直接对话，只能在各自的小圈子里发表言论，夹杂着因为缺乏公开对话而必然产生的各种“阴谋论”，中国的左右才会像今天这样向各自的极端越走越远，以至到了缺乏基本理解和同情的地步。他们之间已经不是观点和立场分歧，而是正在成为两种不同的动物乃至不共戴天的敌人。

割裂中国左右的最大鸿沟正是对毛泽东的评价。只有在自由讨论的基础上，不同意见才有可能对这个根本问题形成底线共识。我的这个判断至少有两点理由。一是言论自由本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挽救毛泽东本人。多数右派之所以憎恨毛泽东，主要因为他是“大饥荒”和“文革”的始作俑者。假如那个时候中国有哪怕一点点言论自由，这两起危害民族深重的大灾难或者不会发生，或者即便发生也不至于那么惨烈。毛泽东就不会成为左右评价如此截然相反的人物，对他的评价也就不会成为如此讳莫如深的禁区。

二是不论毛泽东应对这两起悲剧承担什么历史责任，只有自由讨论、畅所欲言，各方坐下来“摆事实、讲道理”，才能弄清真相，让人心服口服。今天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左右分歧如此之大，关键在于官方不允许正常的自由讨论，而左派对某些重大历史事件采取选择性“失明”。

只要政府还是捂着盖着，自己提供一个唯一“正确”的答案，然后希望各方都能“买账”，那么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社会对这个基本问题不会形成共识，左右只会越走越远。人民已经不是小孩子，乖乖坐在那里等答案。“端正思想”、“统一认识”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明智的执政者应当顺应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至少，老百姓私下里爱说什么，就让他们说去吧。何况政府内部有同样想法的人也多了去了，凭什么自己敢想，还不让别人说出来？

 

这一次，宽容比自由更重要

作者：张千帆

来源：爱思想网

胡适曾引用一位美国老师的话说：“宽容比自由更重要。”有人不同意，认为自由比宽容更重要。这种看法当然也对，因为没有言论自由，大家说话只能假大空，“宽容”就成了一种伪善。如果政府打压言论，我们也讲“宽容”，那就成了助纣为虐。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宽容”的资格。只有在言论自由的环境下，社会才能通过自由坦诚的交流从不宽容慢慢走向宽容。但是任何“主义”都有盲区，自由主义也是一样。如果只讲自由，不讲宽容，那么非但言论自由维持不下去，所谓“辩论”很快沦陷为谩骂、诬陷、人身攻击的竞技场，而且言论自由本身就不可能存在。

这个道理也不难理解，因为我们所说的“言论自由”是一种针对公权的政治自由。换言之，不论言论的内容和表达方式如何，只要不构成直接、清楚、严重的现实危险，那么政府都要宽容，而不得用公权力打压之。然而，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人民不懂得宽容，政府也不会懂得宽容。区别仅在于政府手里有压制言论的公权，平民百姓没有，所以只好相互骂骂而已；假如他们有朝一日掌握公权，也会不遗余力以此扑灭不同意见。因此，看上去吊诡的是，在一个私域言论看似极度“自由”的国家，针对政府的公域言论（政治言论）恰恰是不自由的。近日，知名记者柴静拍摄的雾霾纪录片《穹顶之下》引起社会巨大反响和争议，但争议的焦点却不是如何治理雾霾，而变成对这部纪录片本身所应采取的态度。“砍柴派”质疑柴静的人品、拍片的动机和不那么环保的生活方式，“护柴派”则认为这是一个团结一致、问责政府的难得契机，任何“诛心之论”本身不是别有用心，就是在效果上导致争议失焦、变相放纵公权，甚至违背基本良知。双方讽刺挖苦、上纲上线，各自都有发表了一些出格的指控。据说有的“公知”甚至因为此“翻脸”，有的则为中国社会的共识“撕裂”而痛心疾首。

其实，关于《穹顶之下》的争议本身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因为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政府并未介入，言论是自由的。无论是护柴方还是砍柴方，都不可能动用公权迫使对方沉默。事实上，正是因为政府没有介入并成为批评聚焦的靶子，自由派阵营中的温和派和激进派才发生分裂。自由的争论未能带来共识，固然令人遗憾，但至少不会像压制言论那样产生灾难——防止灾难才是言论自由的首要价值。何况共识本身就是自由辩论的产物。共识没有形成，说明我们辩论得还不够，或没有辩论到点子上，说明我们需要更多辩论机会，学会如何辩论并形成共识与合力。正因为言论自由本身不是这次争论的突出问题，我们如何行使言论自由才成为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如果公民没有言论自由的常识和习惯，作为制度的言论自由终究是维持不下去的，或者像这次辩论那样，本该就事论事的辩论很容易被误导到个人恩怨上去。事实上，言论自由的出发点很简单，那就是任何人都不是神，都会犯错误。政府不是一贯正确的神，和老百姓一样会犯错误，因而不得压制言论。同样，我们所有人也都得明白自己不是神，而是会犯错误的人。因此，无论在道德和知识上对自己的立场有多大的自信，也无论对立的观点听上去如何匪夷所思，对手都有可能是对的，自己有可能是错的——这应当成为任何辩论的常识和共识。人的认知能力是大致平等的，自己不是神，对方也不是白痴；如果他们看似偏执地坚持某种不可思议的立场，一般都会有他们自己的道理。这是为什么我们要给对手保留一点应有的尊重，也给自己保留合理存疑的空间和体面的“退路”。这也就是说，我们应当“宽容”。

宽容是一种君子心态。它不是让我们回避争论，不是让我们放弃自己的态度和立场，更不是让我们纵容私人或政府的恶，而是要求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保持一种克制和风度，不极端、不固执、不自以为是、不强词夺理。如果遇到和自己不同的意见，不是首先去质疑别人的动机或“良知”，而是公允地考察对立的观点有哪些可取之处，自己的立场存在哪些弱点。只有这样，辩论才能对事不对人；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对手驳倒。否则，争来争去，各方还是一如既往的唯我独尊，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侮辱对方的人格和智商。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著名大法官霍姆斯曾意味深长地说：“思想自由原则所保护的并非我们赞同的人，而是那些受我们厌恶的思想。”这条原则不仅适用于政府，而且也适用于我们每个人。“政治正确”是用不着保护的，需要保护的恰恰是貌似错误的观点。从彭德怀的“万言书”到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中国当代已有无数次教训表明，轻信“正确”、压制“错误”可能导致社会灾难。我们从这些前车之鉴中学到的教训就是两个字——宽容：不要造神，不要轻信“神”，更不要装神。此次争议反映国人唯我独尊的心态一如既往，并不比百年前进步多少。这是值得警惕的，因为这次争论主要是在中国的“自由派”中间展开的，可见即便我们平日真心拥护宪政，甚至自以为言论自由天经地义，但是一旦轮到自己头上，即发现我们其实离言论自由所要求的宽容境界还很遥远。

宽容是一种道德自律，但是它不仅不和言论自由矛盾，而且是其题中之义。其实在当下中国，言论自由不只是一种我行我素的权利，行使言论自由更是一种可能给自己带来风险的道德责任。一个没有道德担当的人很可能不敢冒着受到惩罚的风险批评政府，而对待和自己一样不掌握公权、没有能力惩罚自己的人——譬如柴静和她的批评者，则不免逞一时口舌之快。如果一个人真的敢于行使批评政府的言论自由，那么他应当明白，言论自由的立足点在于信任人民——包括他自己和他的批评者，相信和自己一样的普通人有能力发现真理和真相。既然如此，不妨对政府批评得猛一点，对自己的批评者则宽容一点，尽管他们很可能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