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半多人口还处于文革状态

作者：茅于轼

来源：爱思想网

我这一辈子生活在一个非常动荡，大起大落的时代。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这样大的变化恐怕是唯一的。过去有过大的战争，死过几千万甚至上亿的人口的大事情，但是没有这三十年的财富的巨大增长。我亲眼看到了中国完全变了样，从贫穷挨饿，变到小汽车满街跑。但是中国的问题并没有完全得到解决，前途还非常不确定。

回顾过去的生活，决定我一生命运的许多事情中，有各式各样的人物参与进来。我们每个人的经历不同，但有一点我想是相同的，即，既有感到幸福的时刻，也有感到悲哀的时刻。而且这些感觉无例外地都是与另外一些人有关的，甚至完全是自己周围的人引起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回忆过去时，会对一些人产生怨恨的心情，对另一些产生感谢的心情。

就我自己而言，自从1957年被划为右派之后，厄运就降临到我和我一家的头上。每次运动免不了都要当“运动员”。我周围的人中自有不少由于各种原因积极响应号召，以阶级斗争为纲，紧抓“阶级敌人”不放的积极分子。这种非生产，甚至反生产的内耗活动，把人民共和国的元气伤尽。解放后的大好形势终于弄到了1976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那些对我实施专政的人，实际上他们所伤害的并不是我个人，而是包含他们自己在内的整个社会。另一方面，即使在那样险恶的环境下，仍有一些同志不顾自身的安全，暗中保护我。使我的处境没有落到最悲惨的境地。他们是谁，我至今也并不完全知道。他们并不是向我讨好什么，他们是有良知的中国人，是鲁迅所说的“中国人的脊梁”。

对于助纣为虐的那些人我并不准备宽恕他们。倒不是因为个人的复仇心态，而是从整个社会发展来看，我们不能把犯了错误的人和作出贡献的人不加区分。一个是非不辨的社会就谈不上发扬正气，压抑邪气。当然，对待这些人，我不赞成以其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们曾经主张对待敌人要狠，要无中生有，罗织罪名。非但要打倒，而且打倒之后还要踏上千百只脚，让敌人永世不得翻身。我主张对他们既要揭露错误，教育后人，也要教育他们自身。让他们认识错误，鼓励他们改正错误。这个原则非但适用于对待过去犯错误的人，也适用于对待现在犯错误的人。我们这个社会在如何对待坏人的问题上需要深刻的反省。过去的控诉会、斗争会，以挑动群众的仇恨心理为目的。对待敌人是用加倍的恶去回报他。将群众培养成嗜血的暴民，这决不是社会安定的福音。

我很担心社会犯了健忘症，对过去的错误有意或无意地加以掩饰，以至于类似的错误卷土重来。这丝毫也不是危言耸听。事实上类似于文化革命的悲剧在中外历史上发生过许多次，尽管口号不同，理由不同，大规模的迫害是相同的，有一批助纣为虐的人也是相同的。

对于那些暗中帮助过我的人，虽然我不知道他们是谁，但我始终怀着感激的心情。他们这样做并不图回报，甚至还冒着危险。他们是从良知出发。中华民族之所以能绵延几千年，中国的文化得以保存至今，正是靠着他们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报答他们最好的方法，就是学习他们，并用他们的精神教育后人。

无疑，中国必须走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之路。这不但已经为发达国家的经验所证实，也是理论上可以证明的。

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道路，需要有一个合乎逻辑的分析，我试图称之为“社会科学中的牛顿定律”，为此我写过一篇文章。社会发展只能达到一个状态，才能够保持稳定。这个状态就是人与人平等。道理很简单，如果不平等，处于地位低下的人不会安定，不平则鸣。过去的历史就是一部不平等引起的斗争史。所以平等是社会发展的目的地。但是还要进一步说明所谓的平等是什么意思。它不是财富拥有的平等，而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此财富的拥有是不平等的。我们不可能达到二者都平等，只能牺牲财富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的保持有利于鼓励财富的创造，有其必要性。我们吃过大锅饭，结果并不好。当然，财富的不平等要有限度。

人与人平等，必然导致自由。因为不自由是因为有人有特权，可以干涉你的自由而不受限制。一旦人与人平等了每个人都有同样的自由。这就是自由主义者所标榜的自由。自由不是为所欲为，而是人人有同样的自由空间。这就是人权。所谓人权就是没有特权，就是人与人平等。

在这种条件下必然发生交换，因为交换给人带来好处。而且每一桩平等自由的交换必定有财富(或方便)的创造或改进。如果没有新的财富被创造出来，不可能双方都得到好处。交换使人类走上富裕之路；交换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科学的发达和应用也都靠交换才能实现。人类发明了以交换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之后，发展的轨迹全变了。人口迅速增加，寿命迅速延长。这都发生在市场经济慢慢地建立起来的过程中。我们中国人对此最有体会。

展望未来，自然资源越用越少，人类必须节约地使用。经济学证明了市场机制能够最有效地利用各种资源。所以人类社会离不开市场制度；离不开交换；离不开价格。一切抛弃市场的想法都是空想，是极其有害的。它有可能误导我们再次走上歧路。

如果人与人平等，没有了权威，社会如何治理？过去靠有特权的人，皇帝，大官。社会平等了谁来治理？这就有民主政治。所以市场经济是和民主政治相联系的。

市场经济并不是没有毛病的。它的特点是私有制和分散决策，所以难免有盲目性。而且平等自由的交换有时候会有不利的外部性，所以要有市场之外的力量来纠正。这时候我们常常想到政府。这是政府存在的理由之一。可是在这儿人们往往忘记一个极重要的事实，就是政府同样会犯错误，它并非永远正确，靠它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而且一旦政府犯了错误纠正起来更困难十倍。全世界因为政府犯错误造成的人员死亡不计其数，因为市场盲目性造成的死亡连百分之一都不到。

市场经济有一万条好处，但是有一条极大的坏处，那就是贫富不均。所以需要政府和民间合力，对它加以限制。限制贫富差距就要限制特权，要对富人温和地剥夺。而这在通常的政治结构中是极难做到的。因为掌权的人多半就是有权有势的人，或者说，是有特权，和有钱人。他们很难对自己开刀。依我看，这是人类社会的一大矛盾。贫富差距需要限制，但不能完全取消，否则就是吃大锅饭。这种制度我们试验过，非常不成功，全国人民吃不饱，穿不暖，经济几乎崩溃。

我的理想是掌权的人要更多地代表低收入群众的利益。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只要有普选，结果当选的人必定是倾向穷人的。如果他们牺牲了穷人的利益，就会被选下去。因为在社会中低收入者占大多数。我理解北欧社会就是接近于这样的一种贫富的均衡状态。

如何从现在的状态和平过渡到理想状态？要靠各方面的高度自觉和技巧。当政者要排除权势的干扰，大众要有耐心。不然的话形势将引导我们走向暴力冲突，对一切人都不利。但是能不能做到，这是非常没有把握的。所以中国的命运将会充满着不确定性。从理性出发，我对前景不得不抱悲观态度。中国占人口一半多的人，还处于文革状态，或皇权统治状态。基本上不懂得现代社会的处事原则。要么是一些缺乏理性的文革战士，要么是逆来顺从的奴隶状态。这从网上很多的发言可以看出来。现在当局提出和谐社会，我非常赞成。但是具体做法还是老一套，没有多大的改进，更没有分析不和谐的原因何在，对症下药。所以中国的前途真是难说得很。

中国社会的深刻危机在于道德的缺失。最可怕的是社会充满谎言，说谎不以为耻。这一状况和隐瞒过去的错误有密切关系。从抗日战争的谎言开始，到文革，到后来，犯了那么多的错误，伤害了那么多的人，从来不痛痛快快地认错，就只好说假话。由于假话不受限制，行动就无所顾忌，说假话就可以掩盖行动的错误。社会就没有了是非感。这是中国最大的社会危机。有识之士提倡说真话，可是没有说真话的环境，提倡的人也不敢说真话。因为说真话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弄得不好会抓去坐牢。这也是统治者能够继续维持中国道德缺失社会的根本原因。

 

中国人的道德前景

作者：茅于轼

来源：爱思想网

“没想到今天会有这么多人，看来大家挺关心道德。”茅先生在这样的开场白中开始了讲演。很多人对现今的道德问题有多种看法，有人说好，有人说好。对道德的研究也是千姿百态。首先茅先生指出了三种道德划分：儒家道德、共产主义道德、市场经济道德。接着茅先生又指出了用计算机模拟研究，用计算机模拟道德社会，非道德社会和混和社会，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不道德的人控制社会的机会多，那么不道德的人就会越来越多，这样的社会必将消亡，因为这种社会下，人们互相斗争，没有仁爱。反过来，如果有一种社会，坏人得逞不了，惩罚函数合理发现坏人机会多，社会就能长期存在。所有这些都是从功利社会主义的角度作解的，道德的功利解释就是对所有人有利，从表面上看，道德与利益是相对的，可是两者在一定程度上是一致的，正如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从都讲道德的社会里一样，我们不希望一个对一切人都不利的社会，这是因为对一切人都不利的道德是存在不下去的。

道德的形成是需要长时间的，我们现在仍然处在这样一个阶段。从动物变成人最困难的便是道德的形成，从猴子到人过程中秩序的破坏与再生是形成缓慢的原因之一，有这样两种状态，稳定的和不稳定的，稳定状态是指所有人都不讲道德，社会再坏也不会坏到哪里。而在不稳定社会，那些道德败坏的人是最不稳定的因素，可是却占极少，讲道德的人不断形成优势，社会在不稳定中达到对所有人都有利的状态。从稳定到不稳定的转换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接着茅先生讲了几个道德的例子。日本神户地震时，人们秩序井然，没有人抢东西和洛杉矶地震人们相互争抢的例子指出了道德是一个变数，相对于不同地域而言的。第二个例子是抗战时，日本三千骑兵赶得几十万国人争相逃跑，互相算计偷抢东西，说明在国民常统治当时人们的道德水平之低，如孙中山指出的一盘散沙，相对于现在集体精神大力弘扬而言，道德也是随时间而变化的。

道德的产生是一个漫长过程，现在还没结束，道德还可能跨下去尤其是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普遍对道德持怀疑态度。很多情况下，做好人的变成大傻瓜。比如在红绿灯下，有很多人不顾而闯红灯，那些少数遵守交通规则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就成了傻瓜。可正因为这群傻瓜，我们的道德才不至垮掉，不至于一跨到底。道德的不断衍化，取决于每个人，应该让每个人参与到这一过程，整个社会的进步，从制度变化的规律来看，是少数人能不能把整个社会带入一个更高层次，这些人就是鲁迅所说的脊梁骨。

道德的形成需要权威，来对不道德的人加以制裁，需要特殊的权力来管住道德，每一个社会的进步都是如此。人类社会产生之初，便有了等级之分，等级是道德维持的需要，至少在那时的社会是如此，现在有了成文法律来约束；从等级社会到平等社会，在人们追求人权、法治的时代，于是有了这样的问题，人和人平等的社会还能治理吗？孔夫子、柏拉图都是不敢相信平等社会该如何治理的，像柏拉图在《理想图》中将人分为金银铜质。

道德社会里，要求每个别人克制自己的各种欲望，把私心看成罪恶的根源，一个讲道德的人必然无私。到了人权社会，市场经济下，允许私心，以此带动物质财富的发展，让人追求更好的生活，“私”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而这种动力是来源于个人对利益的无限追求的。一个人不可能做到无私，这是一个经验的判断；进一步私并非坏的原因，私只有在侵犯了别人的时候才成为坏。真正坏的是侵犯别人的私，把自己的私凌架于别人之上。道德并不否认私心，社会上很多坏现象，并非追求自己的私造成，而是侵犯别人的私的缘故，如某些人用警车开道。很多人喜欢把自己置身于平等之外。所以在平等社会，要达到道德上的治理，重要的一点是如何解决“私”的问题。我们应该看到，自己和别人是平等的，自己的私和别人的私也是平等的，我们要约束自己，同时要看到别人的不是之处。人和人应该平等，人人都有追己的利益的权利，私并非坏东西，应该为私平反。

在中国这样做很难，中国百姓习惯于等级社会，不清楚平等社会人和人有什么不同，比如农民解决纠纷往往诉诸两种方式，一是找人将别人打一顿，二是找大官（当然是和自己有关系的）教训别人。很少以平等关系来解决问题。告之法院，当然也有因为代价太大，而且没有把握。不想诉之法律是因为每人受法律保护程度不同，如中国的VIP身份；在中国，人和人权利差别挺大的，比如农民和全国人大代表。有这样一则消息：一个人坐飞机从广州到杭州，他是经济舰的票，由于便急而用头等舱厕所，引起争吵，机上工作人员将起拷了起来，交由杭州公安局，后来告上浙江省法院，法院以侵犯人权要求南方航空公司赔偿，并登报道歉。由此联想文革，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如今人们是可以而且能够做到用法律手段来保卫自己的。可反过来细想，这只是千千万万事例中的一个，又有几人能像他一样受到法律保护呢？更别说那些不用法律手段的人。

前面说过，要解决平等社会的道德问题必须解决私的问题，解决个人利益和他人利益的关系，有这样一个表：

Ⅱ是损人利己，Ⅲ是损己利人；Ⅱ是道德败坏，Ⅲ是道德高尚，可是如果放到大社会中，那么Ⅱ、Ⅲ是一致的，对我来说是Ⅱ，对别人来说就是Ⅲ，否则就做不成一件事。

一个道德社会是不可能损己利人来获得的，站在全社会的角度，每个人是一样的，都是一个人，没有必要损己利人，只有人和人不一样时，才有必要，比如富人对穷人的救济，强者对弱者的扶持。当我们进行制度设计时，人和人是一样的，可是在日常生活中，人和人总是不一样的，是不对称的，而只有人和人不一样的情况下，道德才成为必要。但这里又有这样一个问题，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在人人完全相同的条件下还要损己利人，回答是肯定的，这就牵涉到公众的问题，所谓公众就是克制自己遵守公共道德，损己得人。如前面提到的计算机模拟世界，人和人一样完全对称，要在公共秩序、环保、守法方面要克制自己，当然我们不必做一件好事，利几十个坏人的。

儒家道德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仁，仁者爱人。另一个重要特征是礼，所谓礼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把君臣、父子看成是不同的，是人和人不平等的产物。从礼不当生出了礼教，也就三从四德等封建道德意识。鲁迅有过精辟的论述：“儿子跟老子讲话，还没开口就错了。”一开始就把人和人看成不平等，对君开口第一句是臣罪该万死，在这些关系中只要有了矛盾，就是臣子、儿子、妻子错了。

到市场经济下，是以交换为特征的，是重礼貌、重尊重的，要求平等、妥协的精神，这种这种妥协不是一种信仰上的原则问题。在人际关系中，尊重、妥协是很重要的，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儿子的“以直报怨”对我们有着很大的作用。别人对我好，我也要对别人好，这没问题，要别人对我话，我该怎么办呢？以德报怨，用教化来使对方认识到错，站在人性善的角度，觉得别人这样做是由于自己做的不够好，当然这有好处，但有时这种代价很大，似乎是在怂恿做坏事，且不说不是每个人都能教化。另一种是以怨报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这身，可是这里有个问题，首先对好坏很难判断，如对王海，何况冤冤相报何时了。看起来这两个极端都有道理，可又都不太好。这里一种好的选择便是以直报怨，直就是符合道德。要求社会要有容忍，而不丧失原则，比如对囚犯。要关起来，但还要关心、教育，让他有决心改好，有改正的机会。相对于西方，中国比较缺乏宽容，不能设身处地想，别人这样做的原因。

儒家道德、市场道德是两种道德形式，在市场之后会不会出现一个新的制度，道德前景窨如何？茅先生做了两点预测：第一，将来社会里价格继续存在，价格是度量稀缺性的尺度，而人类永远处在克服稀缺性，克服资源与欲望的矛盾中，而价格能够解决什么稀缺，什么不稀缺的问题。生产是财富和生产，而衡量生产的一个重要尺度是价格，只有产出价格比投入投入价格才是生产，否则只能是消费。像在计划体制下，为了西部开发，把工厂搬进山窝，从计划经济看他们也生产了，可在市场经济下就只能赔钱。换言之，他们只是生产物质，而非财富。第二，从物质欲望得到的满足越来越少，物质享受饱和后，人的兴趣转移到非交换品，健康、求知欲、友谊等精神享受上来，按照经济学原理，物质亨受是一个收益递减的过程，而精神享受是收益递增的，如音乐、艺术等，会不断激发人的兴趣，给人以更高的享受，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的兴趣会逐渐转移到道德享受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