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中国最对不起的外国人

(原文标题为《归来,司徒雷登》)

作者：庄秋水

来源：博客中国

在美国现任驻华大使雷德、燕京大学老校友们和杭州市民的注视下，阔别中国60年的司徒雷登，再度回到了中国杭州。11月17日，前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骨灰葬于杭州半山安贤园，安眠于青山苍翠的怀抱之中。墓碑上简简单单写着：“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司徒雷登先生总说西湖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这里就是他的故乡。今天，他总算回家了。”杭州燕京大学校友代表姚林杰老先生说。

长久以来，他的教育家生涯被人们遗忘，仅仅以“披着羊皮的狼”的虚伪形象停留在中学语文课本里。如今，他再一次划过人们的视野。

司徒雷登，一个在中国现代史被书写为“声名不佳”的人，一个虔诚的传教士，一个生活中西文化边缘里的人，如何在个人意愿和宗教所需之间，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取得平衡并融合美好理想和现实困难？

（一）

这是1936年6月24日。

北平西郊的燕京大学里热闹非凡。一场盛大的文艺演出正在进行。开幕前，年轻而英气的学生向那位鹤颜的外国老翁献上了一副中国传统刺绣，此时，全场观众起立，向他三鞠躬。

多年后，这个老翁回忆起此情此景，仍然激动不已。那是他——司徒雷登的六十大寿。不仅在燕大，全国很多地方的燕大校友都举行了大大小小的祝寿活动。在燕园的祝寿活动上，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赠送了锦旗，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和美国驻中国大使分别代表中外来宾向司徒雷登致祝辞。燕京大学的校工甚至敲锣打鼓送了一块匾额，上书“有教无类”，用这种最为传统的中国方式表达他们的赞美。

时任燕大教师的冰心在《燕大周刊》上撰文，对校长的懿德嘉行给予高度赞美：“这团体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总有上千上万的人，这上千上万的人的生、婚、病、死四件大事里，都短不了他。为婴儿施洗的是他，证婚的是他，丧礼主仪的也是他。你添了一个孩子，害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而来的。”他登上了作为一个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事业的巅峰。

这远远超出了他的梦想，他曾经为了去不去做这个麻烦的大学校长而犹豫盘桓。在他的回忆录《在华五十年》中，他承认：

时间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地过去，双方都催促我尽快作出决定，但我仍然拿不定主意，同时又得勉强答应到北京去了解一下情况。以后，我多次想脱身，但最终不得不履行自己的诺言。

在金陵神学院执教的司徒雷登各方面都得心应手，而且还在从事几项写作计划，他似乎可以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传教士和写作者。但命运最终把他推向了一条更为辉煌也更加曲折的道路。

（二）

1919年1月31日，司徒雷登到达北京。他坐着一辆临时雇来的黄包车，顶着深冬凛冽的寒风，来到位于城北的长老会布道团上任。他发现自己陷身于一团麻烦之中。

首先是给这所由几所教会学校合并的大学命名的问题。《在华五十年》里他回忆了当时的“紧张”和“分歧”。当时的汇文大学校长刘海藩博士坚持保留旧校名，并要求新校址紧靠原校址。汇文大学毕业生代表团也声称如果更改校名，就不再承认这所学校是他们的母校。而其他学校的师生则坚决反对新校用“汇文”作校名。华北协和大学的一些学生宣布如果采用了“汇文”这个校名，“他们会戏剧性地把他们的毕业文凭堆积在通州的校园里付之一炬，以象征其母校的毁灭”。司徒雷登会见的双方毕业生都是一些主要人物，他们在教会工作中都表现突出。他们对联合表现出的强烈的反对情绪，司徒雷登认为这是中国人爱“面子”的心理。

在纠缠的泥坑之中，作为唯一的中间人，司徒雷登建议提名由一些不带偏见的中外人士组成一个专门委员会作出决定。一位叫诚静怡的杰出传教士提议用“燕京”。古代燕国的首都，这是富有魅力和诗意的名字，每个人都感到满意。也有一种说法是，这个名称是由蔡元培和胡适提议的。

然后是为新校选地址而奔走。几校合并以后，燕京大学分为男女两部。男部在原北京内城东南角的盔甲厂和马匹厂（今北京火车站附近），女部在灯市口的佟府夹道胡同。两部相隔过远，女生每天要花很多时间到盔甲厂这边来上课，极不方便。而这几处地方又都很狭窄，没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司徒雷登认为应当重新选一个新校址。

“我们靠步行，或骑毛驴，或骑自行车转遍了北京四郊也未能找到一块适宜的地产”。有一次，他应清华一些朋友之约聚会，其中一位朋友问到：“你们怎么不买我们对面的那块地皮呢？”一次谈话产生了一座美丽的校园。

选定校址后，司徒雷登面临的是大学最重要的筹款问题。在正式接受董事会的聘请之时，他曾提出不管经费的事情。据说那是美国私立大学新任校长的通例。作为一所教会大学，燕大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政府资助，经费完全依赖教徒捐赠和教会组织筹措。司徒雷登的第二次北京之行由哈利•鲁斯博士陪同，他便推荐他担任纽约燕京托事部的副主席，以便他主管经费方面的问题。到任后，司徒雷登也不得不以极大精力为资金而奔波。抗战前，他曾先后十次回到美国，向社会各界寻求资助。后来还在中国发动募捐。要说动美国人为一所在遥远的中国的教会大学献金并非易事。在给一位同事的信中，司徒雷登诉苦说：“我每次见到乞丐就感到我属于他们这一类”。他在1929年的《燕大年刊》撰文说：

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男生宿舍楼，更大的图书馆和图书设备，还需要添建一座妇女医院和几座教职员住宅。我们每年收入已超过七十万元，已比十年前增加十倍，但就是采用最经济的计划，也还是不够支付目前所进行工作的费用，而且还没有储备足够资金用作扩充建校计划及作临时救济金和弥补物价高涨之用……

司徒雷登是一位合格的、会“找钱”的大学校长。经过他不懈努力，争取到了中美两国民间机构的大量捐款，其中包括霍尔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这样财力雄厚的组织的资助，可以为学校修建校舍、添置和维修设备，兴办文化事业（如著名的哈佛燕京学社）。到1937年为止，燕京大学收到的捐款高达250万美元。1917-1918年燕京大学总预算为35000美元，有87%来自教会拨款；到1937-1938年预算为215000美元，其中教会拨款占到14%。

（三）

财政成长使许多热情洋溢的理想的实现成为可能。由司徒雷登和几位皆在中国出生的传教士一起为燕京大学拟定了“因自由得真理而服务”的校训，他们认为教会学校应当是一个由宗教信仰、科学精神与方法，以及无畏的探求精神所构成的混合体。它来源于《圣经》中的两句格言：一是《马太福音书》第20章第28节的“人本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的”；另一句是《约翰福音书》第8章第32节的“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后一句也是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校训，由托马斯•杰弗逊书写在该校的正门上方。灵感使司徒雷登将这两句话结合起来，作为燕京大学的校训。多年之后，他自豪地说：“我所知道的大学校训没有哪一个曾对它的学生产生过如此重大而有力的影响。”在未名湖南岸，一座长方形的汉白玉墓碑告诉过往的人，这里是著名的斯诺墓。墓地往南，是两幢古典式的二层楼，这是当年燕京大学新闻馆，斯诺曾经在这里教授“新闻特写”、“旅行通讯”两门课程。后来是北大生物系的教学楼。燕京大学是中国首个创办新闻系的大学，初创于1924年，中间因经费短缺而一度停办，1929年重新建系。新闻系的指导思想在今日的新闻人看来，仍然令人激动：“借着鼓励许多受过良好教育、有理想的人从事新闻工作，以协助中国发展高尚、富有服务精神及负责任的新闻事业。”彼时的中国，新闻事业尚处于草创阶段。燕大新闻系的首届毕业生竟然只有赵恩源一人，若干年后，他成为著名的《大公报》的副总编辑。1931年始，新闻系开始大量聘用校内外的专家和国内外有影响力的资深报人、报业专家和著名记者来系里做兼职教师，做讲座。新闻系声誉日隆，毕业生大受欢迎。

这一切，当然与校长司徒雷登的努力有关，他曾说新闻系是他特别偏爱的一个系。当他躺在“临湖轩”寓所的床上，想着燕大新闻系的毕业生一度“垄断”了中央新闻社派驻各国的代表，那种满足感一定非常美妙。从司徒雷登寻到这块土地之时，他所希望建立的是一所“经得起考验的大学”，“允许自由地讲授真理”，“把最高级的有教育有文化的青年男女奉献给亲爱的中国”。

在第一个十年间，燕京大学走向了更加彻底的中国化。在56位教授级的教师中有36位是中国人，其中20位是在美国大学里获得博士，其余15位也都取得硕士学位，有一位是在中国旧科举制度中取得功名的进士。1928年，美国加州大学对亚洲高校的学术水平进行调查统计，燕大被列为甲级的两所基督教大学之一，其毕业生有资格直接进入美国大学的研究生院。1930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司徒雷登名誉文学博士学位，以彰显他为燕京大学所作的努力和作为个人的成功。

战争的到来打断了顺利行进的大学教育。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日两国全面进入战争状态。之前，华北高校纷纷南下或内迁，司徒雷登经过仔细权衡并商请在美的燕京托事部同意，决定留在北平继续办学。燕京大学升起美国国旗（这以前它只挂校旗和中国国旗），恢复了因为战争而中断的入学考试。据当时统计，原来燕京大学的学生只有800多人，“七•七”事变后聚增至1200余人。然而，小心谨慎并没未能使燕京大学逃掉厄运的打击。正所谓：覆巢之下，焉得完卵！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次日凌晨，日军包围燕京大学，宣布燕大即时由日军接受管理。“九日遣散学生，男女生一千余人，略携衣物，一时俱散”(邓之诚《南冠纪事》)。美丽的燕园沦入日本人之手，被用作伤兵医院。司徒雷登和一批学生相继被日军逮捕。此后直到1945年8月17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两天），司徒雷登在监禁中渡过了三年零八个月又十天。

司徒雷登声望如日中天，成为那时在华最有影响力的外国人。然而，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话是“盛极必衰”，那是因为在风云诡谲的政治社会里，个人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在中国为近代以来首次的胜利而扬眉吐气之时，司徒雷登的道路，却悄悄扭转了方向，进入了他一生中的厄运时期。

（四）

1946年，二战结束，70高龄的司徒雷登戏剧性地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是国共谈判的调停人，又是美国政府支持国民政府的代表。他苦心孤诣建立的教育家形象毁于一旦。1949年，国民政府大势已去，司徒雷登拒绝撤退，敦促美国政府率先承认共产党政权，毛泽东和周恩来曾秘密邀请他北上，但由于美国政府反对，中美之间高层的接触机会稍纵即逝，此后便是几十年的敌视和对立。

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乘坐一架破旧的美国军用飞机离开中国，他心情沮丧，离开了一生的大部分事业所系之地，在西子湖畔和燕园里长眠着的父母妻子。为了挽回影响，8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中国问题白皮书”，司徒雷登也成为顶罪者之一。因为他曾秘密建议白宫抛弃国民党政权，蒋介石1952年也明确表示不欢迎他再派到台湾。

而8月18日新华社播发的社评、由毛泽东亲自撰写的《别了，司徒雷登》最终使司徒雷登成为一个彻底的悲剧使者。在中国生活并苦心经营的50年成为政治笑料，并永远淡出中国人和美国人的视野，司徒雷登备受打击，中风偏瘫，他被送到了医院。十三年后，他因心脏病发逝世于华盛顿，临终遗言是希望自己的秘书傅泾波把自己的骨灰带回中国，安葬在燕大校园内妻子墓旁。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于有人联名上书反对他归葬燕园，认为他是敌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帝国主义分子。一直到2008年11月17日，他的骨灰才最终安放于生与斯长于斯的杭州。

他在晚年所写的回忆录里开篇第一行写道：

我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以中国为家。精神上的屡屡纽带把我和那个伟大的国家及其伟大的人民联系在一起，我不但出生在那个国家里，而且还在那里长期居住过，结识了许多朋友。我有幸在那里度过了我的童年，后来又回到那里当传教士，研究中国文化，当福音派神学教授和大学校长。1946年，我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被提升为美国驻南京大使，然而，在1949年，我作为大使，最终却是很不愉快地离开了那个国家。

1952年，几乎熔铸司徒雷登毕生心血的燕京大学被解体分别并入了八所大学。尽管他身上“汇集了希腊文化的智慧、希伯来的宗教圣灵和中国文化的、温和的人道主义精神，没有一般传教士身上所表现出的狭隘性”（北大校长蒋梦麟语），他仍然不免于困惑、无奈和尴尬。他最终悲剧性的命运和燕京大学的消亡，是那个特殊时代东西方关系的结果。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2008年11月25日

 

别不了的司徒雷登

作者：李茗公

来源：爱思想

一.

我正要去买鲜花，看到西湖边上坐着一个老人，守着两竹筐刚成熟的莲篷，就改变了主意：用莲蓬祭奠司徒雷登，更意味深长。

我曾是个狂热的红卫兵，对毛泽东的无限崇拜“溶化在血液里”，特别敬仰那篇喜笑怒骂的《别了，司徒雷登》。在学校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里，我和表哥分别扮演尼克松和蒋介石，把他们丑化得愚蠢透顶，让极度贫困的乡亲们笑得前仰后合。大家不叫我李茗公而叫尼克松，不叫他朱好礼而叫蒋光头。40多年后，我还清楚记得辱骂司徒雷登的唱词：“解放军百万雄师打过长江，吓坏了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他妄想和我国继续建交，耍诡计搞阴谋恶贯满盈。为帮助蒋介石他赖在南京，想不到照妖镜下露了原形！”

后来研究历史，我知道了司徒雷登对中国教育与和平事业的特殊贡献，也明白了那些唱词的漏洞百出，因此产生了深深的愧疚。

《别了，司徒雷登》谈“中国人有骨气”时举例说：“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但闻一多被杀害前的《最后一次讲演》却赞扬说：“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就如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一样，从前在北平时，也常见面。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臂，能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美国才有这转变。”《别了，司徒雷登》和《最后一次演讲》都收入中学课本，闻一多赞扬司徒雷登的话却被删了。九泉之下闻一多作何感想？

知道司徒雷登安葬杭州后，我就决定要去墓前祭奠，向他鞠躬道歉！然而到了杭州，打听许多人却不知道墓址：宾馆总台、卖莲蓬老人和交警都不知道，出租车司机给许多熟人打电话，仍问不出子丑寅卯，拉着我绕了一圈又一圈，最后仍沮丧地把我送回宾馆。

不成问题的问题成了问题，我立即请众网友帮助搜索！消息纷至沓来：司徒雷登墓在杭州郊区半山镇水洪庙安贤园公墓，服务热线0571－88141111。

太偏远了！此时距我离开杭州的车次仅有三个多小时，但我必须去祭奠。我被司徒雷登痴爱中国的真相感动着，区区163元车费、烈日下两个多小时奔波，又算得了什么！

的哥小王万分感慨地说：从初中课本里知道司徒雷登，却不知道他父母、弟弟都葬在杭州；不知道他母亲创办杭州弘道女中，不知道他弟弟是之江大学校长，不知道他对中国教育事业的巨大贡献。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司徒雷登率领燕大师生走上街头游行，领头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为免遭日寇骚扰，司徒雷登这才让学校悬挂美国国旗。燕大不仅为沦陷区学生提供了继续求学之处，还成为沟通沦陷区与解放区及大后方的秘密通道。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后美国对日宣战，日本宪兵第二天就逮捕司徒雷登，他坐牢时间长达3年零8个月，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后才获释，赢得了“身陷囹圄，临危不惧，忠贞不贰，亮节高风”的赞誉。

安贤园公墓对我非常热情，派专人当向导。在墓碑丛立的山洼里，我终于看到了神圣的十字架、洁白的和平鸽和微笑的司徒雷登。

烈日当头，在墓地人员和司机小王的默默注视下，我恭敬地献上那新鲜的莲蓬，然后深深鞠躬：

“原谅我，司徒雷登先生！”

二.

墓碑林立的山坳里，蝉此伏彼起地叫着“知了──知了──！”

司徒雷登对中国最大的贡献，是创办了燕京大学。

晚清以来中国艰难曲折的现代化进程中，教会学校居功至伟。西方传教士创建了很多大中小学和女子学院。除燕大外，著名教会大学还有15所：东吴大学、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华中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沪江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岭南大学、华西协和大学、辅仁大学、震旦大学、天津工商学院。他们为中国培养了大批泰斗级名人：教育家陶行知、建筑大师贝聿铭、外交家顾维钧、政治家宋子文、实业家荣毅仁、文化名人邹韬奋、费孝通、雷洁琼、金庸、林语堂、冰心……

我们经过惨痛的反右、三年大饥饿和十年文革浩劫，开始融入现代化的世界潮流。中国应该承认，虔诚的传教士们从外国筹集巨款来中国办教育，传播现代科学知识，无论在哪种社会制度之下，都是功德无量的崇高行为。连1991年版《毛泽东选集》，也在《别了，司徒雷登》的注释中删去了“他一向是美国对华文化侵略的忠实执行者”这句关键评语。

在司徒雷登墓前，我联想到上海交大2008年对“世界大学学术五百强”的排名：北大、清华都排在200名之后；联想到2009年教育进展国际评估组织对全球21个国家调查的结果：中国孩子计算能力排名第一，想像力排名倒数第一；联想到日本在新世纪提出到2050年争取30个诺贝尔奖，平均每10年6人，结果前9年已经获奖10人；联想到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我们应该为那些著名教会大学，树一个白求恩式的纪念碑。

当年，义和团烧毁了美英教会创办的汇文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和通州协和大学校舍，创办者重建时计划合并为一所大学，但在学校名称和校长人选上分歧很大，后来达成妥协方案：选一位“局外人”任校长，很多名人推荐司徒雷登。

美国“海外传教运动”领袖罗伯特？史庇尔推荐说：“司徒雷登深切了解中国，在华传教人士中对中国青年最具影响力，而且才华与学养出众，思想开朗，中外人士都心仪其人。”基督教青年会国际协会副总干事布鲁克曼推荐说：“司徒雷登的才具足以出掌任何教会机构。他出生中国，此为其他同行所望尘莫及。他中文与英文都运用自如，而且深谙中国文学，可称一时无两。他的心灵也属难得的品质。我相信他举世无仇敌。在未来的大学里能调和中外，折衷新旧思想的，我不作第二人想。”

许多朋友都认为那是个“无法收拾的烂摊子”，经费非常困难，劝他别当这个校长。他也曾不愿接受这项任命，但他更知道办好一所大学的意义。为了痴爱的中国，他挑起了这副重担。

筹建燕京大学的本部设在城内盔甲厂。司徒雷登经常骑着毛驴为燕大校址四处奔波。为得到美国富豪和中国官绅资助，他四处奔波化缘，一连几天陪一个半聋老太太聊天玩游戏，希望她财产遗嘱别忘了燕大。他叹息说：“我每次见到乞丐，就感到我属于他们这一类！”

经过他坚持不懈的努力，一所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环境最优美的校园拔地而起。他千方百计让名不见经传的燕大与哈佛、牛津和普林斯顿等世界著名大学合作，很快名声大震。

燕大是教会学校，司徒雷登却大胆提出“使燕大彻底中国化”。他说：“燕大必须是一所经得起任何考验的、真正意义上的大学，至于信仰什么，则完全是个人的私事”。他宣布不必再像以前那样把宗教作为必修课，甚至也不必一定要做礼拜。同时他极力邀聘更多著名中国学者来校任教，与外籍教师享受同等待遇，燕大名师云集如雷贯耳：郭绍虞、俞平伯、周作人、郑振铎、陈垣、邓文如、顾颉刚、张东荪、刘廷芳、吴雷川、胡适、吴文藻、冯友兰、陆志韦、沈尹默……

司徒雷登民主理念非常鲜明。他说：“中国的学生运动是全世界民主运动的一环，学生是中国的希望。”国民党教育部长朱家骅当面指责他把燕大办得“非常左倾”。司徒雷登和毛泽东也很友好。燕大学生奔赴解放区，他在送别时说过“国民党腐败无能，中共实行民主，美国政府决定支持中共抗日，你们到那里后请代我问候毛泽东先生。”重庆谈判时毛泽东和司徒雷登第一次握手，就赞扬说延安有他许多学生，在宴席上再次称赞燕大学生的出色表现，并邀请他访问延安。1940年秋司徒雷登在重庆骑马时坠马受伤，毛泽东闻讯立即发慰问电，且由周恩来亲自面呈。

据统计：燕大办学33年注册学生9988名，为中国培育了大批高水平人才，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42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1人，各学科带头人超过100人。二战时中国驻世界各大城市新闻特派员90%是燕大毕业生。1979年邓小平访美代表团共21人，李慎之等燕大毕业者，竟有7人之多。

三.

司徒雷登成为妇孺皆知的“坏人”，是因为他当了驻华大使。

抗战及内战前，中共和美国关系相当友好。毛泽东书面回答路透社驻重庆记者甘贝尔提问时说：“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1944年7月4日美国国庆节，《新华日报》发表歌颂美国民主的社论说：“民主的美国已经有了它的同伴，孙中山的事业已经有了它的继承者，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的势力。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弗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了的工作，它一定会得到而且已经得到民主的美国的同情。美国正在用大力援助中国抗日战争与民主运动，这是我们所感激的。”社论高呼：民主的美国万岁！

美国因国民党政权腐败而逐渐失去信任，对中共却日趋亲密。因此美国并不希望中国发生“煮豆燃萁”的内战，司徒雷登为避免内战、建立联合政府而积极调解尽力斡旋，他说：“为了把握问题的症结，我们不仅要扫除我们对共产主义的偏见和恐惧，而且应该以充满希望、富有成效的精神来敏思、果断。国民党中存在大量令人痛惜和谴责的弊端，而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毕竟具有很多值得称赞的造福于民的优点。假如国共双方的优良品质能互补，融为一体，捐弃前嫌，这将是一个极妙的联合。”

所以，艾奇逊1949年8月5日公开信说：“在那些从日本手里收复过来的地区里，国民党文武官员的行为一下子就断送了人民对国民党的支持，断送了它的威信。”“国民党曾于1946年不顾马歇尔元帅的警告发动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军事行动。马歇尔警告说，这种行动不仅会遭致失败，而且会使中国陷入经济的混乱，最后并将摧毁国民政府。……没有一个对军事情况的估计，比这更完全地为后来发生的事实所证实。”

所以，国共内战开始不久，杜鲁门政府就宣布对中国实行制裁，停止一切军事援助。当时国民党是中国合法政府，承受制裁的当然也是国民党。这种制裁国民党退到台湾也没停止，直到朝鲜战争爆发才终结。1948年末蒋介石委托宋美龄到美国求援失败，不得已又退而求其次，请求美国政府和蒋介石政府发表一个联合声明，证明美国仍支持蒋政权，但这个有名无实的要求，美国竟然都没答应。

国民党政府南逃广州时，苏联大使罗申也追随到广州，但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反而留在南京。他要想方设法促使美国和中共建交。国民党政府要人何应钦等高层要人轮番敦促，请他移驻广州，他故意拖延。在4月22日南京城响起枪声的最后关头，他说接到美国国务院指示，让他暂留南京。国民党政权对他恨得咬牙切齿！

司徒雷登当然知道从前中共是苏联掌控下共产国际领导的一个支部，革命根据地叫“苏区”，政权叫“苏维埃”，武装力量叫“红军”，小学也叫“列宁小学”，连工农红军作战也长期交给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专家指挥，苏联和中共实际是“上下级关系”。但是，他和私人秘书傅泾波，仍要努力争取美国与中共建交。

1949年5月，燕大毕业的共产党人黄华（后任外交部长）和林克（后任毛泽东英文秘书）奉命以私人身份会见司徒雷登。老校长告诉他们：美国方面指示让他与中共接触和会谈。

他在与黄华接触的同时，还托请民主党派陈铭枢与中共联系，转达美方五点意见和四个文件。五点意见是：(1)美国人相信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存；(2)美国对即将由中共控制的政府有两点特别关切：一是真正尊重人权，还是搞成极权或警察国家？二是是否从事暴力式的世界革命？(3)凡是希望美国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人，都对中共外交政策的迹象感到不安；(4)在经济关系方面，中共官员言论似乎不鼓励和美国通商；(5)美国立场是等着瞧，但中共应该重视司徒雷登大使等留在南京的事实。四个文件说明与美国保持关系对中共如何有利和重要。他甚至对罗隆基说，如果新中国采取中间态度，美国可以一次借给新政府50亿美元，接近印度15年所获贷款。罗隆基得知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即将发表，未敢向毛泽东转达这个口信，以后也只是告诉了周恩来。

6月6日，司徒雷登说他接到副国务卿魏伯来电，希望他在返美前能赴北平会见周恩来，了解中共方面的意见，返美活动更有力量。傅泾波说司徒雷登希望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的救灾物资能运回中国，提供大批借款和进行贸易对中国工业化会有帮助。黄华说去北平并非易事，战争中铁路损坏严重。傅泾波说司徒雷登有一架小型飞机可用。黄华向中央作了汇报，中央考虑非官方渠道接触较方便，决定由燕大校长陆志韦邀请司徒雷登访问燕大。

6月28日第三次见面，黄华说毛泽东周恩来欢迎他重访燕大。司徒雷登高兴地说：“此时美国大使前往北平会极大地提高中国共产党和毛本人在国内的威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我方朝着承认共产党政权跨出的第二步（第一步是我留在南京）。”

然而，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公开宣布“一边倒”外交政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甚至对司徒雷登主动表示的美国援助也公开拒绝：“现时英美的统治者还是帝国主义者，他们会给人民国家以援助吗？”“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于是，一切皆成泡影。

王立1972年《上海公报》谈判参与者、曾任中国驻美国芝加哥总领事。他在《1949年中美走向敌对关系的客观背景》中说：早在1949年4月，毛泽东已向中共内部发指示“不急于同美国提交”，“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急于去解决”。

美国政府只好于7月2日回复司徒雷登，不同意他在目前形势下赴北平，必须于7月25日前回国；司徒雷登竟然再次提出了去北平的请求，恼怒的美国政府电令司徒雷登：务必于8月2日前离开中国！他这才不得不登上飞机，离开他生活了55年的中国。回国后他就被美国政府“封杀”：不许演讲，不许谈美中关系，不许接受记者采访，并且要“审查”他，所幸被私人秘书傅泾波想方设法抵制而不了了之。

“举世无仇敌”的司徒雷登，首先得罪了国民党，接着得罪了美国政府，最后又得罪了共产党。他以基督徒的博爱和痴情，打了一个似乎至今也仍无法解开的“中国结”！

四.

司徒雷登中美建交努力失败了，但很多人相信：如果中美当时建交，不但大陆和台湾的历史要改写，甚至朝鲜战争也有可能避免。

虽然毛泽东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接二连三发表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和《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文章，嘲弄抨击美国政府，但是美国总统杜鲁门1950年1月5日发表声明，仍重申《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关于台湾归还中国的决定，并表示不拟卷入中国内战。1月12日艾奇逊发表讲话，也仍把台湾划在美国远东防线之外。直到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第七舰队才开赴台湾海峡，阻止我解放台湾。

其实，早在1949年4月，金日成就派特使向毛泽东递交了朝鲜劳动党致中共的信，请求中共把解放军中的3个朝鲜师转交给朝鲜，准备统一。毛泽东表态支持金日成南北统一。科瓦廖夫5月18日致电斯大林汇报说：毛泽东认为“类似北朝鲜进攻南方这样的行动，只有在1950年初国际形势有利于这一点时，才可以采取。”（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上册第190页）对于外国的武力干涉，据说毛泽东的表态是“你们不用担心，因为有苏联在旁边，有我们在东北。必要时，我们可以给你们悄悄地派去中国士兵。毛泽东又补充说，都是黑头发，谁也分不清。”（同上书第187-188页）1949年7月至1950年元月，中共支援了全副武装且经过长征、抗日和国共内战锻炼的朝鲜族军事干部和战士35141人，为金日成发动统一朝鲜战争奠定了基础。

《赫鲁晓夫回忆录》说：金日成两次汇报打过三八线统一全朝鲜得到斯大林支持，但“斯大林仍然决定就金日成的建议征求毛泽东的意见。”“我一直完全无法理解的是，正当金日成准备进军之际，为何斯大林召回了我国的顾问；原本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军队的各个师都有我国的顾问，也许团里也有。斯大林悉数召回了替金日成出谋划策和协助他组建军队的顾问。我当时就曾向斯大林讲了自己的意见，而他对我的异议却抱着十分敌对的态度：‘不行！他们有可能被俘。我们不希望出现指控我们参与此事的证据。这是金日成的事情。’”

过去权威材料都说：毛泽东出兵朝鲜是反复权衡之后的非常无奈之举，然而研究冷战国际史的沈志华却发表文章言之凿凿地说：1950年5月14日接到斯大林电报后，毛泽东“不仅当场宣布全力支持北朝鲜的军事行动，而且在战争开始后，一再直接或间接地要求派兵入朝助战。”

我最感到愤怒的是，苏联不使用否决权！联合国宪章规定重大决议须5个常任理事国一致通过。只要苏联使用否决权，其他联合国成员国可能就不出兵朝鲜。这令人想到那个成语：火中取栗！

知道当年加入联合国军，参加朝鲜战争的国家和提供医疗支持的国家的名单吗？他们是希腊、法国、埃塞俄比亚、丹麦、哥伦比亚、加拿大、英国、泰国、瑞士、南非、菲律宾、挪威、荷兰、新西兰、卢森堡、印度、意大利、澳大利亚和比利时。

最吊诡的是，战前双方以美苏协议的三八线为界，战后仍以三八线为界；但参战各方都说自己胜利了。

今日朝韩人民生活的巨大差异更令人感慨。

在司徒雷登墓前，我想起毛泽东为中美建交精心策划“小球转动大球”：1971年4月第31届世乒赛在日本举行，美国运动员科恩误上中国队班车，中国运动员如临大敌，庄则栋却欢迎他并赠黄山织锦，美国领队哈里森因此提出访问中国。外交部报告周总理，总理批示暂不邀请并呈毛泽东，毛泽东圈阅后退外交部。然而4月6日晚11时多，毛泽东服安眠药后昏昏欲睡却突然说：“打电话——王海容——美国队——访华！”毛泽东规定吃安眠药后讲话不算数，吴旭君故意说没听清，他又一字一句重复一遍。吴旭君还不放心，问吃安眠药后算不算数，他着急地说：“算！赶快办，来不及了！”

中美两国经历了铁血对抗，几十年后又从终点回到了起点。

中共和台湾也结束了敌对关系，也有了新的开端。

当年艾奇逊公开信说：“我们当时的政策是基于两个目的，一个目的是在政府能趋于稳定并沿着民主的途径进步的条件下，使中国得到和平；另一个目的是协助国民党政府尽可能在中国广大的地区上建立其权威。事实证明，第一个目的由于双方都不愿意它成功，以致是不能实现的。在中共方面，他们拒不接受将削弱他们一贯坚持的目的——全中国共产主义化——之自由的条件；在国民党方面，他们不顾美国军事代表的屡次忠告，仍然抱着武力摧毁共产党的幻想。”

我对未来国共两党、大陆与台湾和中国与美国的关系持乐观态度，恰如鲁迅的诗句：“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五.

我正在拍照司徒雷登墓碑，忽然发现小王师傅拿着采来的野花放到墓前，他也深深地鞠了一躬！司徒雷登1962年9月19日因心脏病去世，终年86岁。其《最后遗嘱》说：“我指令将我的遗体火化，如有可能我的骨灰应安葬于中国北平燕京大学之墓地，与吾妻遗体为邻”。昔日燕大校园成了北大校园，有关方面多方查找，也没找到司徒雷登夫人艾琳的墓葬。

私人秘书傅泾波为司徒雷登魂归燕园而奔波，经中共中央书记处圈阅同意，1986年8月中国驻美使馆转北大公函，同意他以原燕京大学校长名义安葬临湖轩。大家认为墓碑设计加工需要一定时间，且隆冬将至，年老体衰的傅泾波不宜远行，定于次年5月4日举行仪式。不料风云突变，北大一些人坚决反对。1987年4月中国驻美使馆通知暂缓办理。1988年10月，傅泾波带着未竟心愿逝世。

傅泾波之子傅履仁继续为实现司徒雷登遗愿奔走。他是美国陆军第一位华裔少将，1995年退役后出任麦道公司北京总裁，他觉得自己是司徒雷登归葬中国的最后希望，因为司徒雷登已无直系亲属在世，其独生子已于上世纪80年代在密西西比的一个小城市去世。

傅履仁等人向克林顿总统访华先遣人员、美驻华使馆努力通融，美国驻华大使尚慕杰指派麦克海公使办理，多次与中国外交部商谈。1999年初北大也曾就司徒雷登归葬进行研究，原则同意低调进行，并将意见呈报中央，不料贝尔格莱德中国大使馆被炸，归葬也就没了下文。

2006年习近平率浙江省政府代表团访美，傅履仁在会谈中谈到司徒雷登归葬问题。不久傅履仁回访中国时，浙江省外事办主动提及此事，很快向傅履仁确认司徒雷登可以归葬杭州。

燕大校友会内部意见分歧，有人坚持归葬燕园。但经历了种种曲折的傅履仁态度明确：避免节外生枝！最终达成共识：葬于杭州是目前的最佳选择。2008年11月17日，司徒雷登在去世46年后，终于以燕京大学创始人的身份归葬于出生地。

归葬杭州既是司徒雷登的遗憾，更是现据燕大校园的北京大学的遗憾，北大应恢复兼容并包的光荣传统。胡锦涛2006年4月22日在美国耶鲁大学演讲说：“历史经验表明，在人类文明交流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克服自然的屏障和隔阂，而且需要超越思想的障碍和束缚，更需要克服各种偏见，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的差异，不应成为人类文明交流的障碍，更不能成为相互对抗的理由。”

安息吧，司徒雷登！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可能会鼓励继续教会办学，甚至北大也有可能欢迎您魂归燕园，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不会忘记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