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

作者：杨天石

来源：爱思想网

杨天石：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同学和老师。下面我主要从八个方面阐述“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

第一个方面：中日两国强弱异势。日本，虽然是小国，但经过明治维新，迅速成长为现代化的工业强国;而中国，虽然是大国，但由于种种原因，却依然是落后的农业弱国。战争爆发前，日本的年工业总产值已经高达60亿美元，而中国仅为13.6亿美元;钢产量，日本高达580万吨，中国仅为4万吨;石油，日本高达169万吨，中国仅为1.31万吨。日本年产飞机1580架，大口径火炮744门，坦克330辆，汽车9500辆，年造舰能力52422吨，而中国尚不能生产一架飞机、一门大口径火炮、一辆坦克或汽车，除少量小型船艇外，不能造出任何一艘大型军舰。

国力是军力的基础。战前，日本总兵力为448万人，中国总兵力约为200万人;日本有作战飞机1600架，中国仅有223架，日本有舰艇285艘，中国仅有60余艘。以步兵师而言，日本每师21945人，中国仅10923人;步枪射程，日本3000公尺，中国仅2000公尺;轻机枪，日军每师配备541挺，中国每师仅274挺;重机枪，日军每师104挺，中国军队仅有54挺;野山炮，日军每师64门，中国军队仅9门。

当时，中日两国的差距不仅表现在国力、军力上，而且表现在国家的统一与分裂的歧异上。日本实行天皇制，国家统一，上下齐心，弘扬武士道精神;中国，国共两党正在生死搏斗。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与建都南京的号称中央的国民政府对立。次年，东北成立“伪满洲国”。此外，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西康、山西、新疆等省都存在着各怀异志的地方实力派，南京国民政府的号令范围不出长江中下游的有限的几个省份。

由此可见，中日两国强弱悬殊，差距很大;日本统一，而中国四分五裂。这是抗战之前中日两国国情的主要差别。第二个方面：蒋介石与九一八时期的不抵抗主义。

1931年9月18日，日军制造了“九一八事件”，中国军队采取不抵抗政策，丢失了东北，所以多少年来，人们一直批判国民党、蒋介石采取不抵抗主义。到底谁下令不抵抗的?多年来这个问题混乱不清。对此，我从几个方面加以说明。

第一，看蒋介石日记。9月18日，蒋介石正在从南京去江西的军舰上，当晚的日记，蒋介石仅记载了两件事情。一是对粤，如何对待汪精卫等在广州成立的与南京对立的国民政府;一是对共，如何包围、剿灭江西的中共根据地。第二，从现存电报加以证明。蒋介石是在什么时候知道东北发生了“事变”呢?不是9月18日晚上，而是9月19日晚上，才从上海得到东北的消息。9月19日晚上，蒋介石给当时在北平的张学良发了一封电报：“北平张副司令勋鉴：中(正)刻抵南昌。接沪电，知日兵昨夜进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有拆毁铁路之计划，其藉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力辟之。近情盼时刻电告。蒋中正叩。”这封电报说明，9月18日晚上，他根本不知道东北发生了什么。第三，从张学良日记来看，张学良一向承认“不抵抗”是他“判断的错误”、“应付的错误”。1946年1月3日张学良日记有如下记载：“我不过执政三年，不但对地方没有造福，因为我一意的拥护中央，依赖中央，才有了中东路问题，对俄盲目的战事。九一八的事变，判断的错误，应付的错误，致成‘不抵抗’，而使东北同胞水深火热十四年。”1990年，张学良在与华裔美国学者唐德刚的谈话中说：“当时，因为奉天与日本的关系很紧张，发生了中村事件等好几个事情。那时我就有了关于日本方面的情报，说日本要来挑衅，想借着挑衅来扩大双方的矛盾。明白吗?我已经有了这样的情报。所以，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它，躲开它。”当唐德刚谈到“我们听了五十多年了，都是这个说法呢，都说是蒋公给你的指令呢”。至此，张学良连连表示：“不是，不是，不是的”，“这事不该政府的事，也不该蒋公的事”。那么不抵抗主义是不是完全和蒋介石没有关系呢?1928年1月，蒋介石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后，继续率军北伐，1928年5月1日，北伐军攻克济南。日本为了阻扰中国统一，派兵进驻济南，制造济南惨案，杀害中国外交人员蔡公时等人。于是，当时国民政府就面临着与日军作战还是与占据北京的张作霖部作战的两难境地。1928年5月10日，南京政府来人与蒋介石在兖州开会，确定“不抵抗”。冯玉祥是与谋者之一。为了完成北伐，决定不抵抗，先不跟日本人打。所以国民革命军绕道济南北上。这是不抵抗主义的第一次出现。

第三个方面：蒋介石为何一度奉行对日妥协、退让政策?“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有抗日的愿望，但又下不了决心，长期实行对日妥协、退让政策。蒋介石在9月20日日记中写道：“闻沈阳、长春、营口被倭寇强占以后，心神不宁，如丧考妣。苟为吾祖吾宗之子孙，则不收回东北，永无人格矣!小子勉之!内乱平定不遑，故对外交太不努力。卧薪尝胆，生聚教训，勾践因之霸越，此正我今日之时也。”1936年6月，蒋介石对英国人李滋罗斯说：“对日抗战是不能避免的。由于中国的力量尚不足以击退日本的进攻，我将尽量使之拖延。”怎样拖延时间呢?蒋介石的办法是：谨慎、忍耐、忍辱。1933年8月8日日记云：“九一八以后，国际均势既破，国家人民命脉之所以不绝如缕者，惟此忍辱与谨慎，乃能保此一时也。”1934年4月5日日记云：“倭寇欲以河北强作昔日之东北，并欲以1936年前毁灭我政府，解决中国问题，是乃痴人说梦，但此时仍须以忍耐出之。”为什么蒋介石要忍耐?首先是历史文化原因。蒋介石是浙江人，浙江在春秋战国时代属于越国，越王勾践是蒋介石效法的榜样。1934年2月15日日记：“勾践入臣，不惟卧薪尝胆，而且饮溲尝粪，较之今日之我，其耐苦忍辱，不知过我几倍矣!”老子思想对蒋介石也有重大影响。1934年4月23日云：“倭寇侮辱，非可以愤激制之，当知以柔克刚之道也。”1936年1月20日日记云：“雪耻。将欲取之，必先与之。”蒋介石熟读《孙子兵法》，深受《孙子兵法》的影响。1936年1月6日日记云：“对外，未到其时。惟有先其所爱，微与之期，以保吾国。”所引用的就是《孙子兵法》第十一章之《九地》。“微”，做“无”字解。“微与之期”，不约定作战日期。

第四个方面：两广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认为对日抗战时机已到。广东地方实力派首领陈济棠，广西地方实力派领袖李宗仁和白崇禧曾携手联合起来与蒋介石作对。两广事变解决前蒋介石觉得国内还不安定，当然没法与日本作战。两广事变和平解决，对日抗战时机已到。1936年9月12日，蒋介石致电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要求他重新计划以飞机轰炸军舰的特种训练，电称：“对桂作战计划可以取消，此后应集中于对倭一点为要。”此后，中国对日交涉开始趋于强硬。自1936年7月起，外交部长张群与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会谈八次，即中日关系史上有名的“张群、川越会谈”。在会谈中，张群指出，日本对华北的真实意图是“造成独立、半独立之政权”，“显系破坏中国领土与主权之完整”，“绝无讨论之余地”。他针锋相对，态度强硬地向日方提出条件：1.废止上海、塘沽停战协定;2.取消冀东伪组织;3.华北日军及日机不得任意行动及飞行;4.解散察东与绥北伪军。南京国民政府的这种态度被冯玉祥誉之为“我国向来言外交者之破天荒，且足以征抵抗之决心”。

祝曙光：川越在会谈中表现得非常蛮横，并以片面拟订的会谈记录强行要求张群接受，引起蒋介石和张群的不满和反感。1936年12月3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倭使川越以其片面自制之谈话录，强要张群接受，虽经张群面予拒绝，而川越乃置于案上，径自离去，后由我外交部送还其大使馆。此种卑劣伎俩，诚为世界外交上所罕见，而倭人竟敢悍然为之而恬不知耻，似此人格扫地，国焉得而不亡?”12月5日，蒋介石致电张群，指示其对川越的交涉经过说明书，应即严词驳斥，从速发表。同日，蒋介石再次致电张群：“川越备忘录非立即用正式公函退还不可，万不可随意迁就。”杨天石：是的。蒋介石做好了对日全面开战的准备。还在1936年9月17日，蒋介石就致电军政部长何应钦，命其“准备万一，以与倭决战”。24日，再电何应钦称：“据昨今形势，日方已具一决心，务令京、沪、汉各地，立即准备一切，严密警戒，俾随时抗战为要。”10月9日，蒋介石决定中央政府各部门做迁移准备。同时决定修建上海一带的工事。当时，蒋介石已经指令冯玉祥等人制订计划，由张治中等率领四万中国军队，左右夹攻，消灭当时在上海的六七千日军，然后，派大军到华北抗日。1936年11月24日，蒋介石直接指挥傅作义进行绥远抗战，打击关东军豢养的蒙伪军。11月23日，蒋介石致电傅作义：“即使伪军增加，亦不足为虑。吾兄智勇，必能如计完成也。今日战况如何，望时时电告，以免悬念。”多年来，我们讲蒋介石对日抗战是被迫的，是被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押起来以后才不得已抗战的，而绥远抗战表明，在西安事变前蒋介石已下定抗战的决心。

第五个方面：蒋介石持久战方针的确定。1933年初，蒋介石在日记中提出“东南国防计划”。截至1937年2月，全国各地筑成机关枪掩体、小炮掩体等各类防御工事3374个。同时，积极聘用德国顾问，训练军队，向德国购买军火。早在1932年2月25日，蒋介石就在命何应钦准备“第二期抗战计划”时说：“与倭持久作战，非如此不足以杀其自大之野心。”中国具有广阔的土地和众多的人口，蒋介石确立了以空间换取时间、与日本进行持久战的战略。1938年2月7日，蒋介石在武昌演讲：“我们这次抗战，是以广大的土地，来和敌人决胜负;是以众多的人口，来和敌人决生死。本来战争的胜负，就是决定于空间与时间。我们有了敌人一时无法全部占领的广大土地，就此空间的条件，已足以制胜侵略的敌人。”“我们就是要以长久的时间，来固守广大的空间，要以广大的空间，来延长抗战的时间，来消耗敌人的实力，争取最后的胜利。”同年3月5日，蒋介石考虑对日作战方略，自记云：“我之对倭，在以广大之空间土地，求得时间持久之胜利;积各路之小胜，而成全局之大胜。”1936年6月，蒋介石在和李滋罗斯谈话时还说过：“当战争来临时，我将在沿海地区做可能的最强烈的抵抗，然后逐步向内陆撤退，继续抵抗。最后，我们将在西部某省，可能是四川，维持一个自由中国，以待英美的参战，共同抵抗侵略者。”第六个方面：停止内战，联合共产党共同抗日。“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在江西建立革命根据地，蒋介石派大军围剿苏区，出现了国共对立。蒋介石面临两个对手。1933年1月20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表示，当自己面对共产党和日寇时，两者必选其一，而决定先对付日寇。1936年12月12日，发生西安事变。蒋介石要宋子文转告周恩来，要周同意废除中国苏维埃政府，取消红军名义，停止阶级斗争，服从委员长领导。蒋介石向张学良表示：回到南京后，将“联红容共”。1937年2月，蒋介石制订《本年政策》，提出“妥协内外各方，专力对倭”，同时更前所未有地提出“开放党禁”，“开放政党政治”等内容。1937年12月11日日记云：“敌以共产主义为第一对象，希冀利用本党与本人为其作刽子手，使我国内自相残杀，成为第二之西班牙。此乃最为残苛之悲境，应切戒而力避之。”1937年12月21日云：“与共党代表谈组织事，此时对共党应放宽，使之尽其所能也。”1937年6月15日，蒋介石向周恩来提出：1.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由蒋指定国民党干部若干人，共产党推出同等数目的干部组成，蒋为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2.两党一切对外行动及宣传，统由同盟会讨论决定，然后执行;3.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将来视情况许可扩大为国共两党分子合组之党;4.同盟会可代替共产党与第三国际发生关系。

第七个方面：对外联合苏联、英国、美国，组成世界反法西斯联盟。1929年，中苏断交。蒋介石将和苏联邦交关系的改善视作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打击，1932年12月，颜惠庆受命与苏联外长李维诺夫在日内瓦谈判，决定恢复邦交。13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与俄复交，足使倭人胆怯，而于我雪耻复国之基，更增强一层矣。”祝曙光：本来作为亲英美派的蒋介石对苏联抱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偏见。抗战爆发后，蒋介石逐步认识到苏联支持中国抗战的重要性。卢沟桥事变发生前，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曾就加强中苏关系，多次与外交部长王宠惠密谈，鲍格莫洛夫还提出中苏订立互不侵犯协定，即使中国不愿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协定或互助协定，“亦愿助中国五千万元之军械及军用品”。7月8日，王宠惠上书蒋介石，认为苏联提议“关系我国存亡至深且巨”。根据形势的发展，蒋介石决定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并加快谈判进程。

1937年8月21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在南京签订，此举鼓舞了抗战中的中国人民，是苏联在政治上对中国的重大支持，使日本奉行的孤立中国的外交政策遭遇了沉重打击。对此日本外相广田弘毅非常恼火。与此同时，苏联向中国提供了大量军需物资援助。

杨天石：是的。1933年1月，蒋介石派兵进入热河，视之为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第二打击，而将“对俄复交”视之为“第一打击”。1941年11月7日是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当时，德军已深入苏联国土，正在重兵围攻莫斯科。蒋介石亲到苏联驻重庆大使馆，致以节日祝贺，并且照常设宴招待苏联援华军事顾问，并演剧助兴，其日记云：“我国于其被侵失败之时，不惟不计较其既往，而且报之以道义，此为中华不畏不侮立国之精神，不能使之丧失。至于对方之如何感想与能否感召，则非余之所计也。”1940年春夏，德军突袭北欧、闪击西欧，法国等国家沦陷。1940年10月14日，蒋介石召见英国大使卡尔：“我等中国人素讲信义，既不甘屈服于强国之威胁，亦不鄙视战争失利之国家。法国屈服之后，中央领袖确有大部分主张重新考虑我国策者，然我人仍主张坚守此项原则，不应更张。我人绝不改变我国家之特性。”1940年11月1日，蒋介石约见卡尔及美国驻华大使詹森，面交《中美英三国合作方案》。其原则部分认定中国之独立自由为远东的和平基础，提出英美与日本，或英美两国中任何一国与日本开战，中国陆军全部参战;英、美派遣军事与经济、交通代表团来华，组织远东合作机构。

这一时期，蒋介石多次拒绝日本诱降。1939年9月，日方人士转告中方，汪精卫将于本年11月在南京成立政府，要求与中方重开谈判，企图在汪组府之前签订停战协定，阻碍汪的计划实现。日方答应，只要重庆国民政府谈判，日方将不支持汪精卫，甚至可以将汪杀掉。10月6日，孔祥熙觉得可以接受，致函蒋介石，要求派人赴港谈判。10月9日，蒋介石复函孔祥熙称：“以后凡有以汪逆伪组织为词而主与敌从速接洽者，应以汉奸论罪，杀无赦。”蒋介石还拒绝了德国的拉拢。1942年，戈林的亲信洋克与桂永清谈判，要求中国“突攻印度，与德合作”，企图使德、日两军在印度洋会师。蒋介石6月18日日记云：“对德国路线，勿再探索为宜，以桂永清非长于此，不如严令拒绝之。”随后，蒋介石即命陈布雷以陈本人的名义复桂永清一电：指示其“谢绝”，“以为此种提案，决不可能，亦难转达其意，覆绝为要”。蒋介石还派特使赴瑞士，联络德国反纳粹的地下力量。蒋介石1942年1月10日日记第一条云：“对德运动倒戈工作之进行。”次日日记记载“派齐焌赴瑞士。”1月14日日记云：“运动德国军队倒戈计划应告知罗斯福总统。”为此，蒋介石指示宋美龄，和美国政府交涉，企图打通美国和德国内部反纳粹的地下运动之间的关系。同时，则在经济上对德国反纳粹力量提供资助。第八个方面：抗日战争胜利的国家意义。抗战期间中国政府动员的正规军和游击队是550万人，一般战斗38931次，主要战役111次，大的会战有22次，中国军队伤亡338万人。正面战场上国民党军队牺牲上将8人，中将41人，少将71人。在正面战场上，根据日方统计，中国军队消灭日军133万，占日军在二战中伤亡总数195万的70%。正面战场上，共歼灭日军少将以上官员44人。抗战胜利主要带来了三个结果：第一，促进了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蒋介石就认为，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时机到了，他首先跟罗斯福派来中国的代表谈话，要求美国首先、单独、自动废除对华条约中的不平等条款，而且指示宋子文，进一步要求美国政府取消诸如租界、内河航行、关税等方面的不平等条约。正是在蒋介石的要求下，1943年1月，中美、中英签订《中美新约》、《中英新约》。第二，收复失地，洗雪国耻。经过抗战，鸦片战争以来的国耻洗雪了，东北、台湾、澎湖列岛收回了，丢掉的这些土地，随着抗战的胜利，全收回了。第三，促进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在抗战后期，中国成为国际上的四强之一，后来又参与创建联合国，成为拥有否决权的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蒋在日记中说：国家的声誉和地位实在是有史以来空前未有的提高。

中国抗战无疑具有重要的国际意义，那么蒋介石提出的抗战到底之“底”在哪里?蒋介石提出抗战到底的这个“底”的底线，是从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状态发展为解放亚洲被压迫民族。抗战中，蒋介石支持亚洲国家的独立运动。亚洲有几个国家长期处于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下。第一个大国就是印度，它是英国的殖民地，印度有个政党叫国大党，领袖叫尼赫鲁。国大党要求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实现印度独立。国大党还有一个提倡不合作主义的人物，叫作甘地。蒋介石支持国大党，支持尼赫鲁，他为了支持印度自治和独立的要求，曾经不顾英国反对，在1942年和宋美龄一起访问过印度，会见尼赫鲁和甘地，也会见英印当局，企图调解其矛盾，敦促印度拒绝德国和日本的拉拢，加入反法西斯阵营。

祝曙光：在印期间，蒋介石夫妇广泛接触各阶层人士，包括印度总督林里资哥、印度民族运动领袖甘地、尼赫鲁、伊斯兰联盟主席真纳以及各土邦王公等。2月18日，蒋介石在与甘地的会谈中说：“我以为世界人类苟欲完全解放，中印两大民族必先获得自由与解放而后可。盖世界人类，中印两民族占其半数，两民族得到自由，世界半数人类已有自由。日本侵略成性，假使希望它来解放东方民族，必重蹈过去的错误。”“我此次以中国革命党员的资格前来与印度革命友人晤谈，目的即欲研究如何联合起来反抗侵略国家之方法，此乃中印两国求得自由之共同基础也。”蒋介石和甘地的会谈历时5个小时，甘地最后表示：“抵抗侵略是中印两国应有的共同目标。印度的同情完全寄托在中国方面。中国的自由正在危难之中，中国不是侵略的国家，它竭尽全力以图自卫。……我们接受阁下的忠告，不作节外生枝增添灾害的举动，让恶魔去自生自灭。”2月21日，蒋介石在加尔各答发表《告印度人民书》，指出：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此非仅为争取中华一民族之自由，乃实为保全人类之正义，争取整个人类之自由也”。杨天石：蒋介石还支持韩国独立。1910年后，日本吞并韩国，大量的韩国流亡者、爱国者来到中国，将中国作为其反日的基地，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帮助韩国人在中国成立流亡政府，组织光复军和义勇队。他们的领袖金九，是中国政府在抗战胜利后用飞机送回汉城的。而且，蒋介石把韩国独立看作是中国抗战的一个目标。

祝曙光：蒋介石支持韩国独立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起初，美国不关心、不支持韩国独立，不信任在中国的韩国独立运动人士，对中国的朝鲜政策怀有疑虑。英国拥有广大的殖民地和殖民利益，与美国相比，英国有根深蒂固的殖民主义情结，不愿意轻易允诺韩国独立，担心韩国独立会在英国其他殖民地，特别是印度引起连锁反应，导致大英帝国的瓦解。为此，中国在开罗会议等国际会议上做了大量工作，减弱美国、英国在韩国独立问题上的疑虑和反对态度。

杨天石：是的。蒋介石还支持越南和泰国独立。越南，很长时期是法国的殖民地。罗斯福曾主张战后由中国管理越南。蒋介石却支持越南独立，向罗斯福表示，中国不想独占安南(现越南)。对此，丘吉尔不相信，斯大林也觉得很奇怪。东南亚国家中的泰国，当时和日本结成泰日同盟，参加法西斯阵营，但蒋介石支持泰国的爱国者，同意他们在重庆设立自由委员会，主张“无条件协助其独立”。1942年11月，宋美龄访美，蒋介石交给宋一份与罗斯福的《谈话要点》，其内容共8条：东三省、旅顺、大连、台湾归还中国;越南由中美两国共同扶助，十五年以内独立;朝鲜应即独立;泰国保持其独立;印度在战后必须使之独立;为使英国不丧失体面，可以有过渡时期与过渡办法，缅甸亦然;明白宣布南洋各民族训政年限，二十年内扶助其独立;外蒙古归还中国，是否自治，由中国自定。中国是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唯一战场，而且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从1937年冬到1940年冬，日本在中国的陆军占其陆军总数的78%，最高时94%。二战的战区是2200万平方公里，中国战区就有600万平方公里。德、日、意的法西斯军队是1100万人，中国抗击了其中的240万人。从抗战时间上看，美国是3年9个月，但中国的抗战长达14年。由于中国战场的存在，拖住了日本北进的脚步，使得苏联避免两面作战，从而能够集中力量对付德国。从1941年春到1944年秋，苏联先后从远东地区调集了54万人，5000门大炮，33000多辆坦克到欧洲战场。而且，中国战场延迟了日本向东南亚前进的计划，牵制了日本南进的兵力，为英美——特别是美国赢得了时间，也为美国空军轰炸日本提供了后方基地。由于中国战场的存在，粉碎了德、意、日在中东会师的计划。美国总统罗斯福曾经说过：“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调到其他战场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并且一直冲向中东，日本可以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反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开，吞并埃及，斩断通向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所以说，中国战场的存在，有力地保证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蒋介石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也做出了贡献。

日本侵华是中国近代，包括中国古代以来的一次最大的亡国危机。蒋介石继承孙中山遗志，领导抗战，拯救危机，使中国跻身于世界四强，其功绩应该充分肯定。当然，蒋介石领导的抗战有许多缺点，如没有充分发动人民，特别是农民，没有解决和中共的矛盾，没有能在战争中改革内政。但是，从总体上，蒋介石领导抗战还是应该肯定。今天我们时常谈到的开罗会议宣言、波茨坦协定也是蒋介石代表中国政府参加或签字的。我对蒋介石的评价是：在中国近代史上，此人十分重要，十分复杂;既有大功，又有大过;过不掩功，功不掩过。

祝曙光：杨天石教授的报告非常精彩，以严肃的学术态度、扎实的史料和严密的逻辑还原了蒋介石在抗战中的真实面目，揭示了蒋介石作为国民党领袖和最高军事统帅在抗战中的积极作用，纠正了我们认识上的一些偏差，弥补了以往对蒋介石在抗战中作用认识不足的缺憾。中日两国国力悬殊，正如杨先生所言，中国是一个分裂的、落后的农业国;而日本是一个统一、先进的工业国，中国抗战是一场不对等的战争，面临的苦难超乎想像，请问杨先生：八年抗战中蒋介石最感困难的是在什么时候?杨天石：我认为抗战期间蒋介石最感困难的时间点有三个：一是淞沪会战失败，南京沦陷;二是1938年12月汪精卫出逃，与日谋和，投降叛国;三是1944年日本发动“一号作战”，国民党军一溃千里，日军打到贵州，威胁重庆。但蒋介石始终未动摇抗战决心，在日军对重庆实施大轰炸期间，表示与重庆共存亡。

祝曙光：您认为蒋介石有两大功绩，一是率军北伐，结束了军阀混战的局面，初步完成了国家统一;二是领导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抗战，抵抗日本法西斯侵略，取得了抗战的伟大胜利。但我觉得还需要注意的是，蒋介石始终坚持国家统一，反对两岸分裂，从这一角度而言，在肯定其爱国行为时，可称其为民族主义者。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今天，挖掘和继承蒋介石留下的这一精神遗产，对坚持“九二共识”、维护两岸和平、促进祖国统一具有积极意义。

杨天石：我觉得可以称蒋介石为民族主义者，特别在抗战问题上，应充分肯定他的爱国贡献。

祝曙光：谢谢杨先生!

 

蒋介石日记中对抗日战争的预测

作者：傅国涌

来源：爱思想网

“鸟无足。山有月。旭初升。人都哭。”

“十二月中气不和，南山有雀北山罗。一朝听得金鸡叫，大海沉沉日已过。”

神秘古书《推背图》“第三十九象”对抗日战争的预言，60年前的1945年正好是鸡年，“一朝听得金鸡叫”被解释为对日本战败投降时间的预言。转眼就是一个甲子的轮回，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声音此起彼伏。其实，比起《推背图》，毛泽东的预测更细致、也更准确。从小，我们就从中学历史教科书知道毛泽东在《论持久战》的长篇演讲中雄辩地分析了整个抗战进程，驳斥了当时盲目乐观的“速胜论”和悲观的“亡国论”，断言抗战必然是持久战，并清晰地分为防御、相持、反攻三个阶段。世人大凡读到此文无不惊为天人，对毛的军事谋略、战略家的风采不禁钦佩得五体投地。鲜为人知的是蒋介石早在1935年8月21日的日记中就对日本必败有信心，而且对最后胜利也有大致上的时间表，比1938年5月毛泽东提出《论持久战》要早近三年：

“[一]对中国思不战而屈。[二]对华只能威胁分化，制造土匪汉奸，使之扰乱，而不能真用武力，以征服中国。[三]最后用兵进攻。[四]中国抵抗。[五]受国际干涉引起世界大战。[六]倭国内乱革命。[七]倭寇失败当在十年之内。”

以后的历史变化表明，日本侵略的步骤、最后的结局都与蒋的推测大致吻合。以美、英、苏为核心的国际社会果然出面干涉，这一天离1945年日本投降果然是10年之内，只是日本国内并未发生内乱。1939年9月5日，欧洲战争全面爆发的消息传来，蒋不无窃喜，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国抗战两年期待国际变化，今果已至矣。国际情势虽甚险恶，如我择善固执谨慎运用，余深信必能使我国家从此复兴也。”

1941年12月8日，当珍珠港事件消息传来，蒋更是喜不自禁，他在当日的日记中写下“抗战政略之成就，本日达于极点，物极必反，能不戒惧？！”令他如此兴奋的是在多年前的计算和预测终于变成了现实。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前，近6年间，蒋介石身为南京政府的头号决策者却始终下不了抗战的决心，因此而背上了“不抵抗”的恶名，颇受世人的厚非。许多青年学生以及张学良、杨虎城麾下的东北军、西北军，当然还有共产党及其他政治力量都无法体会他的苦衷，不能谅解他。

其实，早在“九一八”发生不久，蒋介石就在1931年10月7日的日记中这样写：

“此次对日作战，其关系不在战斗之胜负，而在民族精神之消长，与夫国家人格之存亡也。余固深知我国民固有之勇气与决心早已丧失殆尽，徒凭一时之兴奋，不具长期之坚持，非惟于国无益，而且反速其亡。默察熟虑，无可恃也。而余所恃者在我一己之良心与人格，以及革命精神与主义而已。是故余志已决，如果倭寇逼我政府至于绝境，迫我民族至无独立生存之余地，则成败利钝自不暇顾，只有挺然奋起，与之决一死战，恃我一己之牺牲，以表示我国家之人格，以发扬民族之精神。”

抗战之前这段日记自然是不可能公布的，世人包括身边接近的人都无法洞察他内心真实的想法。从他的日记看来，蒋介石之所以忍辱负重，不抵抗，自认为完全是出于现实的考虑，他深知仓促应战，只有自取败亡。其内心的痛苦在日记中多有流露，在他授意把兄弟王郛签定屈辱的《塘沽协定》后，1933年6月3日，他曾在日记中表明心迹：“我屈则国伸，我伸则国屈。忍辱负重，自强不息，但求于中国有益，于心无愧而已。”不过，客观而言这个协定确实将日本全面侵华的计划延缓、推迟了四年，为中国赢得了一定的准备时间。在当时背景下，包括胡适在内的许多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也是赞成委曲求全，争取时间的。

1936年9月26日他日记中说：“三年之内，倭寇不能灭亡中国，则我何患其强迫，但此时尚不可不隐忍耳。”这一点他在三年前，即1933年7月14日的日记中说得更明白：“以和日掩护外交，以交通掩护军事，以实业掩护经济，以教育掩护国防，韬光养晦乃为国家唯一自处之道乎。”实际上，在1937年前的5年间，抗战准备的成效确实也是显著的，比如：

1、任用德国顾问，修订公布了陆军典范令；2、任用俞大维，将步兵兵器标准化；3、设立军用化学工厂，使最基本的军械弹药能自足；4、空军扩充到飞机600架（尽管能实际对日作战的只有220架）；5、在各省督促修建公路，完成了浙赣、粤汉铁路；6、币制改革，法币用纸，白银公有；7、公布兵役法，开始征兵；8、派宋子文、孔祥熙、蒋廷黻等分头游说美、英、苏等大国，争取外交主动，等等。

等到1936年12月意料之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国共实现合作，结束内战，共产党宣布接受蒋的统一领导，共同抗日，蒋的个人声望大大提高。在知识分子中有广泛影响的胡适早在1935年8月就说过：“蒋先生成为全国公认的领袖，是一个事实，因为更没有别人能和他竞争这领袖的地位。”《大公报》主笔张季鸾也把蒋视为抗日的重心，要抵抗外侮，没有重心是不行的，哪怕蒋有很多方面不尽人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