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服还是抗争——沦陷期的南京民间社会

作者：张福运

来源：爱思想网　

原题：如何评判沦陷时期的南京民间社会——“抗争”与“灰色地带以外”的视角

内容提要：沦陷时期的南京，商贩群体突出的自利性与投机性及其贻害黎民的事实，显示了“灰色地带”说的解释力。知识分子在1940年后发生了或爱国或变节的分化，但大多选择了表面妥协实则尽力维护民族利益的中间路线。底层市民的分化也很严重，介于中间状态的芸芸众生不久便完成从幻想到幻灭再到认清日本殖民统治真面目的转变；在非妥协即牺牲的两难选择面前，他们外表顺服但内心充满仇恨。对后两个群体民族立场的解释，“抗争”论与“灰色地带”说均显不力。其实沦陷区民间社会恰似“致命的暗橄”，其中舍生取义的暴力抗争者为灵魂，坚韧不屈的隐性反抗者构成其支柱和脊梁，貌似混沌的中间群体聚成坚实的基座。

有关沦陷区民间社会民族立场的研究，代表性观点一是大陆流行至今的“抗争”论，二是美国学者创立的“灰色地带”说。前者认定，除极少数甘心附敌的汉奸外，沦陷区广大工人、农民、青年学生和其他爱国人士，基于民族大义，为争取自由和生存权纷纷投入自发的或有组织的抗日斗争中，并汇入全民抗战的洪流。①后者则认为，沦陷区民间社会与殖民者之间的关系，并非绝对黑白分明的“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对立，而具有相当程度的暖味性；中国百姓酰非“爱国”也不“卖国”，而是处于中间的“灰色地带”。②沦陷区民间社会究竟是“怒火群山”还是“灰色地带”？为回应此问题，本文选择沦陷时期南京民间社会为分析样本。经历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之后，南京随后被纳入严密的政治控制和经济统制体系，并因国民政府全身而退与共产党势力迟迟未有效介入，成为地地道道的沦陷区。同时，当地作为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驻地和“维新政府”、汪伪政权的行政中枢，民族主义成为最敏感的话题，民间社会的反应和立场因而具有典型性。为叙述之便，本研究将南京民间社会的行为主体切割为知识分子、普通商贩和底层市民三个群体，试图从他们各自的主要历史活动中把握其民族立场。当然这种划分法并不周密。商业活动的盛行及经济统制下商家破产倒闭的常例化，决定了后两个群体之间存在身份互换的可能，且普通商贩的非职业活动与底层市民的日常行为相比也没有明显差异。此外，南京产业工人较少，群体特征并不明显，将其合并于底层市民群体也是权宜之计。

一、普通商贩：利与义的失衡

南京的商业色彩历来十分浓厚，商贩群体在民间社会中一直举足轻重。沦陷后大批失业人员转做商贩，规模更为壮观。金陵大学教授路易斯?史密斯的调查显示，1938年3月南京市从事商业活动的有13500人，占本市全部从业人员的67'so。①其后随着伪政权的建立和秩序渐次恢复，其他从业人员特别是公教职人员的比例有所提高，但1940年商业全面复苏后，该群体的比重再度遥遥领先，成为民间社会职业群体的代表。此外，该群体为易劳逸(Lloyd E，Eastman)“灰色地带”说关注的重点，而有关沦陷时期南京民族抗争的研究中则被回避@，这更说明解读其民族立场的必要性。

南京沦陷后，为满足民众日常生活品的需求，商业活动开始恢复，且当时经商成为很多人唯一的谋生手段。起初商业活动以街头叫卖为主，活动地点主要在“安全区”的上海路和莫愁路，所售商品囊括了“你所能想象的各种赃物”③，如衣服、被褥、布匹、餐具、家具、花瓶、铜器、床架、门窗等。安全区负责入魏特琳和拉贝均证实“大多数东西是抢劫来的”，因为其间南京“根本没有生产”，“商品只是换换主人”。④或许这些赃物主要来自抢劫的日军或趁火打劫的暴徒，或许大多商贩只是为了生存被迫经销，但这至少说明其道德自律性不强。

此类活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商贩的生存压力与缓解了商品市场的需求压力，即魏特琳所言“自从(1938年)1月份以来，这个城市的人们就主要靠买卖赃物而生活”⑤，并带动了其他商业活动的复苏。出售赃物的摊点旁边不久便“冒出了许多新的茶馆和饭店”⑥，规范的店面渐渐取代了简易的摊位和售货棚并向其他街区延伸。1938年底太平路商业区开始重现昔日的繁华，“许多门面已安装”，“大部分正在出售日本货”，“许多年轻的中国女孩身着蓝衣白裙站在商店、餐馆门前，吸引士兵们进入”。⑦在民族对立的背景下，经销日本货与招揽日本兵的特意安排，暴露了民族正义的缺失。

在货源阻滞的现实面前与生存优先的法则下，对上述行为道义层面的要求或许不宜过高，但如失去这两个前提特别是以嫁祸他人或危及他人生存为代价的商业活动，就没有任何可谅解的余地。经营金陵女予文理学院难民收容所粥厂的商家，在国际委员会提供全部原料并保障其合法利润的情况下，仍然“没有给穷苦的难民充分的好处，而是以难民饿肚子为代价赚了一大笔钱”。问题出现后，，“粥厂的负责人指责工作人员在一点点地偷米，而工作人员们又指控那些负责人大量地偷米”。

对此魏特琳极为愤慨，认为“用刺刀很快地刺杀一个人比不给他食物而让他饿死可能还要人道一些”。这种情况并非特例。1938年初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检查时发现，金陵大学、蚕厂、兵库署等难民收容所粥厂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克扣难民口粮、“大部分米被拿到收容所外面出售”等问题。从难民口中夺食的行为，即便在和平年代也不会被容忍；发生于民族灾难降临、国际友人出面组织赈济的背景下，说明商人的逐利本性既不会因环境的变化而改变，更不受民族大义观的制约，此亦魏特琳所称“即使是战争和苦难也不足以改变人们的内心”。

如果说这些行为因发生于社会秩序极度混乱、商贩群体鱼龙混杂的沦陷初期不具代表性的话，那么1941年伪政权为规范南京商业活动对商家重新审核登记并成立商会和同业公会后，该群体的行为应能够真实地反映其民族立场。从现有的史料来看，沦陷中后期，囤积居奇、黑市交易和走私贩运成为商业活动的主体，正常的市场交易也因商人抬价与反限价受到严重影响，即表现出浓厚的投机色彩。

理解这一时期的商业活动，应首先把握其宏观经济环境。日军“以战养战”的掠夺政策破坏了沦陷区的物资供应链，造成1940年春夏之交和次年初南京接连发生两次大面积的粮荒。为此1941年4月南京市首先对食粮进行管制，随后又将食盐、棉布、煤炭、食用油、煤油等生活必需品纳入统制之列。统制物资由日伪联合组成的南京地区统制委员会统一采购，再由各同业公会分配给下属商店行号经销，并规定售价不得高于配给价的20%。在日军疯狂的经济掠夺造成沦陷区物资匮乏、货源紧张的背景下，削足适履的物资统制不仅未起到稳定经济秩序的作用，反而激活了商业投机。

统制物资的稀缺性，决定了暗盘或黑市交易产生的必然性。陶菊隐所察“孤岛”的交易情景——烟纸店老板把配给烟藏起来暗盘出售，“轧油党”把轧来的平价油高价转售的现象，在同期的南京比比皆是。最紧缺的大米，黑市交易反成为主体。南京市实行粮食管制后，虽承诺定期出售平价米，但因主产区控制在日军之手，粮源稀少，“市民咸感无米可购”。偶尔放开的“官米”，不是霉变恶味，就是糠壳稗砂俱全”，黑市交易因而大行其道。米粮店内白天“一粒米也看不到”，只在“夜晚上货”，“仅仅下一两扇门板做交易”；价格随行就市，“目下一言为定，早晚市价不同”，“甚至转眼间就涨了几次价”。

连接黑市交易的走私贸易，因物资统制和限价造成地区间商品价差而获得发展空间。为追逐超额利润，市区商户将食盐、煤油等配给商品私运到乡下销售。1941年底南京食盐配售价每担80元，出城后“即可得200余元之高价，故南京盐商得盐不售予南京，市民仍须高价购自小贩”。往市内贩运的太米，由专职粮贩在乡间收购后化整为零，“托市民以不被限制之数量运人城内”。从上海贩运工业品、向其输出农产品的走私活动也十分红火，其中利用沪宁铁路“跑五洋生意之小贩”一度“几占全部旅客之七八成”；贩运量很大，1943年底南京撤销车站轮埠检查时“下关车站每日出口之米不下2000石”。

为配合日方掠夺政策，1942年3月汪伪以建立“独立”金融系统为名宣布“币制改革”，投机活动由此被全面激活。限期收兑旧法币之举，引发了疯狂的抢购潮并逼疯物价，以致这年4月初不到一周时间南京物价指数就“腾达五成或六成之高”。①对此，尚有存货的商家开始惜售，囤积现象出现。其后又因中储券滥发与货源更为稀少，“物价有涨无跌”，1943年初南京竟出现“销货之多者，反不若销路之少者有利可图”的现象，之后囤积风迅速蔓延。这年5月《囤积主要商品治罪暂行条例》出台后，囤积风潮又转向地下并愈演愈烈，以致沦陷后期南京又出现囤货反比应市商品多的怪象。

面对持续上涨的物价和日益吃紧的货源，商家不敢将货物轻易脱手，即便出手也要在售价中加进下次进货时的涨价部分，并因涨幅难测又要加保险系数。如此辗转相加，不仅物价指数被进一步拉升，政策性限价也很快告破。起初因限价商品有限且检查松散，商家多以口头报价、隐藏标签，或仅以次等、过季商品应付市面等方式，暗中抬高售价。1943年10月南京市颁布更严厉的限价政策并将限价范围推至“商店行号一切货物之买卖交易”后，南京商人便开始公开反抗。他们先是纷纷关闭店号改做地摊，继续遭到打压后又与街头小贩联合起来，四处“扬言脱货，造成人心惶惶，以便利其哄抬售价”。

货物囤积、黑市交易、走私贩运、哄抬物价等投机活动，起于物资统制和，?币制改革”，根源于日军的经济掠夺。面对经济掠夺造成的物资匮乏后果，伪政权被迫实行包括限价在内的物资统制，此举反而激活了果市交易和走私贸易井为其提供了发展空间。“币制改革”与纸币的滥发，造成物价持续上涨并加重了货源紧张局面，商人不得不采取囤积和反限价对策。简言之，沦陷中后期南京商人的投机活动，既有自保的成分，更不乏逐利的动机，唯不见民族主义的考量。

客观上，上述行为冲击了日伪物资统制体系并加剧了沦陷区经济秩序的恶化，但如果由此认定其打击殖民统治的政治意义，或者从“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二元论出发将其提升到民族抗争的高度，就显得过于牵强，因为至今我们没有发现南京商人主观抗日或支援前线抗战的任何证据。再者，商业投机在冲击物资统制体系的同时也祸及黎民，它产生的交易和附加成本最终全部转嫁到普通消费者身上，从而加重了百姓负担并使其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中央储备银行调查处发现，在投机盛行的日子里“除工商业者趁此机会混水摸鱼，生财有道外，一般固定收入者，，无不叫苦连天，咸感为人难生存难”。至于其加重沦陷区经济危机的作用，同样是一把对敌人和同胞都有伤害力的双刃剑，也不宜评价过高。

总之，殖民统治、物资统制的整体格局与物资匮乏、物价飞涨的经济环境，制约了商贩的行为选择，其逐利动机和投机特征因而突显，该群体也因此被贴上背信弃义、自私自利、发国难财的标签。站在社会道义和民族大义立场上，环境的制约并非投机钻营的借口，自保和逐利也不能背弃义理；因为历史上不少富人一直维系着乐善好施、扶贫济难的优良传统，众多商帮在努力打造公平买卖、取财有道的商业规则，民族危难时期商人舍利取义、共纾国难的事例也屡见不鲜。在这个意义上，对沦陷时期南京商贩道义方面的要求并不过分，“灰色地带”说对其确有解释力；但推及其他社会群体，该理论的不足也很明显。

二、知识分子：气节的弃与守

知识分子历来是社会中坚和民族良心之所系，其立场和行为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1927年以来，南京以其特殊的政治地位成了知识分子不断聚散与重组之重地，当地知识分子群的动向某种意义上成为中国政治的风向标。验证“灰色地带”说的傅葆石(Poshek Fu)，所选对象即沦陷时期上海的作家和文人，这进一步说明考察同期南京知识分子民族立场的重要性。

沦陷初，南京知识分子主要由部分未迁移大后方的学者、文人、研究人员和原中小学教师组成。当时因恐慌未除、秩序未定，教育研究机构基本上处于关停状态，他们大都混迹于民间，对时局采取观望态度，未显现出知识分子的群体特征。直到1940年初汪伪“还都”并于同年夏“恢复”中央大学和国立编译馆后，交汇的新旧知识分子才共同组成沦陷时期南京知识分子群。

新知识分子群形成之日，也是其开始分化之时。继文化和教育界“名人”李圣五、江亢虎、赵正平、樊仲云等率先投敌并成为汪伪核心成员后，一批投机文人又主动向其靠拢。中央大学副校长钱慰忠谋到安徽省教育厅长职务后，立即辞去教职；外文系主任杨为桢千方百计疏通关节，最终于1942年8月到伪教育部就职。那些有心从政又不愿背负“附逆”之名的学者则选择折中方案，中央大学在伪政权中兼职的教师就有27人，占全校中国籍教师总数的18 %。“从政潮”迅速蔓延，就连一些血气方刚的青年才俊也未能免俗。部分南方大学毕业生获悉其老校长江亢虎出任汪伪要职后，先大肆吹捧其“不辞劳怨，罔顾艰辛，孜孜从事”“和运”，随即集体宣誓：“国府还都，余亦追随，杖履来京”。

这些投机客是否属于投敌附逆的汉奸，一直存有争议。其自辩的“曲线救国”说早已被否弃，但“自保”说还是得到同情式理解。乱世中寻求自保之道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心态，更遑论殖民统治体系严密的沦陷区。魏特琳发现，“许多人虽然对国家一片忠心”，但“迫于生计”或为了保住自己的财产被迫出任伪职。1940年后内外环境的变化，也是影响这批人行为选择的重要因素，此亦其间南京知识分子群分化的催化剂。这些变化包括：一是战争进入拉锯状态后，国、共与伪政权三足鼎立，当时任何一方都没有必胜的优势；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又为战争结局增加了新变数。二是当殖民地化成为沦陷区生活常态时，供职于伪政权的外在舆论压力和内在羞耻心的约束力已明显减弱。三是汪伪的系列“包装”有很大欺骗性和蛊惑力。“还都南京”、“和平救国”的口号，“国民政府”的金字招牌和“青天‘白日旗”的象征资本，无不释放出这样一种信号：供职于“国府”就是效力国家。凡此种种，皆使忠奸和是非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

但环境的变化并不能作为投敌附逆的借口，这是关乎“气节”的大是大非问题，即古人常言“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特别是在民族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十字关口，能否坚守此底线对知识分子来说无疑是最严峻的考验。本文无意讨论这批人的道德操守问题，举出促使其投靠伪政权的客观因素也绝无为其辩护之意，只是为了说明这样一个事实：沦陷区民间社会，包括一向被视为社会楷模的知识分子群体，绝非铁板一块；战争环境的变化特别是汪伪政权的成立，加速了其分化进程。

当然，坚守底线、保持气节的知识分子也不乏其人。原中央大学教授王瀣，在贫病交加、不得不靠变卖珍藏书画典籍维持生计的情况下，仍不为高薪所诱，断然拒绝到伪中央大学任职，并于1944年秋临终前特意交待：“我生不愿见日寇，死了也不要见到敌人。我死后，棺材不准出门，就地理在自家后院。”在南京知识分子开始分化的关口，这种不为利惑、不屈服于淫威的血性文人，值得大书特书，经盛鸿教授称之为沦陷时期南京爱国知识分子的典范并不为过。

在失节与守节这两极之间，更多的知识分子选择了中间路线：既不主动投靠伪政权，也不置身世俗之外；既不抗拒日伪的安排，又在职责范围内尽力维护国家民族利益。沦陷后南京首先恢复了初级教育机构，由此滞留南京和部分流散外地的中小学教师相继重回讲台。他们“多数都有爱国思想，教学时避免用有奴化色彩内容的教材，暗中进行爱国教育宣传”。@在伪中央大学和国立编译馆供职的大部分教师和研究人员，包括中国古典文学家钱仲联，历史学家李泰芬，法学家高维浚，物理学家崔九卿、仲子明，教育学家黄曝寰、邵鸣九等著名学者，均能安贫乐道，并为民族文化的传承和高等教育的延续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有意思的是，这一中间群体即易劳逸和傅葆石所指陈的“灰色地带”，其民族立场恰为持续争论的焦点，特别是战后国民政府将其列为主要甄审对象时，其人格节操一度受到严重质疑。供职于伪教育研究机构是否为“附逆”并可能成为日伪奴化教育之“帮凶”？上述部分中央大学教师把教职视为跻身汪伪权力层之跳板，编译馆某种意义上成为日伪推行奴化教育的工具，这些事实表明此推断并非空穴来风。当然，仅凭此便断定该群体为失却民族立场和国家观念的“灰色地带”，同样有失偏颇；因为伪中央大学的绝大部分教师都能洁身自好，编译馆在传承民族文化方面也贡献颇丰。究竟如何看待供职于伪教育研究机构及协助日伪推行奴化教育之事？台湾学者罗久蓉的观点颇为中肯。她认为，并非所有的伪职都带有难以超越的对抗性；由于殖民者的教育方针始终未变，“协助日本推行奴化教育固然是助纣为虐，但如果这是帮助沦陷区青年受教育唯一的途径，因此拒任教职对青年来说不唯无益，反而有害”。

沦陷时期南京知识分子群中，真正结成集体抗争力量并付诸行动的唯有以中央大学部分学生为代表的进步青年。他们先以结社、宣传等方式组织和动员爱国力量，1940—1942年相继成立了“群社”、“团结救国社”、“青年救国社”、“民社”等进步团体，编印出版了《新知识》、《炬火》、《荧光》等秘密宣传抗日的报刊。在此基础上于1943年5月底发动了驱逐央大学校长、汉奸樊仲云的“倒樊”运动，胜利后又在同年底发起声势更为浩大的“清毒”运动。这场历时4个月的爱国运动，动员了南京市大中学校3000多名学生，捣毁了夫子庙一带所有的烟馆、赌场，销毁了大量烟土、烟具，迫使日弃在中国大肆种植、贩运和经销鸦片的毒化政策@，有效地遏制了沦陷区贩毒、吸毒的猖獗之势，维护了民族利益。毋庸讳言，当时汪伪对日方通过“宏济善堂”包揽全部销售并独吞巨额利润早已心怀不满，汪伪集团也因此分化为对立两派，运动的发起与汪伪内部的支持有密切关系，所以对这场运动的性质不宜拔高。

概言之，1940年汪伪政权成立后，南京知识分子以能否固守气节和坚守民族大义为界发生了分化。以王瀣和中央大学进步青年为代表的爱国力量与以杨为桢和南方大学部分毕业生为代表的投机分子这两极之间，多数文人选择了表面妥协实则尽可能维护民族利益的中间路线。这种多极格局表明，此间南京知识分子既没有结成“众志成城的抗日民族阵线”，也并非整体立场暖昧的“灰色地带”。

三、底层市民：顺服抑或抗争

与前两个阶层相比，底层市民群体有两个特征：一是成员庞杂，心态各异，更容易发生分化。二是边缘化的社会地位，决定其对各种政治角力的反应通常不会过于激进；保守的心态和明哲保身的处世之道，决定其行为和生活空间的相对独立性，即其构成的自然市井能够更真实地反映民间社会的民族情绪和立场。

沦陷之初，南京市民的表现并不如人意。在城池陷落、日军炫耀武力的入城式中，不但未出现任何有组织的或零星的抵抗，相反一些人“零零散散地跑出来欢迎他们”，“甚至为日本人的队伍欢呼”。绝大部分市民在自家门口挂起了事先准备好的日本国旗@，即便躲在安全区也不忘戴上太阳臂章或“拿着日本小旗子”。这种因应方式主要基于“日本入会文明地对待他们”甚或会“成为更好的统治者”之臆测，故一味从道德层面上斥之为“甘心情愿”地“认贼作父”和“寡廉鲜耻的亡国奴”，也不可取。但从中我们仍不难发现，灾难降临之时，自保成为民众的首要考量；政治格局转换关口，底层社会的立场也容易动摇。

接踵而至的日军兽性大发作，虽打破了南京市民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并未成为民族抗争的新起点。在极度恐慌的氛围中，大多数受害者成了任日军宰割的羔羊，真正意义上的抗争行动并不多见。这期间的抗暴斗争，史家常引用的典型事例，一是某女教师为免遭屈辱，用事先备好的枪打死5个日本兵；二是宁死不屈的李秀英徒手与日军搏斗，身受30余处刀伤却奇迹般地活下来。我们有理由相信，类似的行动绝不止于此，但这两个案例被反复征引表明了可挖掘的空间并不大，正如拉贝所言：“D果每起强奸案都能遭到致命的报复，那么相当一部分占领军早就被消灭了。”每一次民族灾难的降临，往往伴随着国民劣根性的集中释放。就在日军疯狂施暴期间，趁火打劫、相互攻讦甚至借助敌方势力加害同胞之类劣迹丑行骤然泛起。因南京沦陷获释的囚犯首先加入日军抢劫队伍，随之一些平民乃至部分躲在安全区的难民也参与其中。①由于商业区和主要库房已被日军控制，他们便将目光转向殷实的百姓之家。古董、食品、衣服、被褥、餐具、家具、门窗、地板等一切可交易的物品均成为打劫对象，隐秘的“宝藏”更是发掘重点。市民王保林于1937年秋离开南京前将其终生积蓄藏于房内“一个很隐蔽的洞穴”，“但这个洞穴还是被人发现了，所有的箱子被抢走了”。对此，“他一方面觉得日本人残忍，同时又觉得他的同胞们的违法行为也是不能原谅的”。

不可否认，打劫行动的背后有日方纵容的成分，即蒋公谷所记日军疯狂抢掠后，便“纵容一般穷苦的难胞”，抢夺“剩下的不值钱的东西”，“藉作将来嫁祸的遁辞”。@但这些打劫分子自身的能动性并不可低估，尤其那些“社会上的渣滓”发国难财欲望之强烈，已到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在随后打家劫舍的“抢救行动”中，4个强盗将绑票“吊挂在火堆上烤，强迫他供出藏钱的地方”。更有甚者为达敲诈目的不惜与敌为伍。有人看到胡大妈家“卖了许多蔬菜”，便“当面控告她儿子卖了7支枪给游击队员，并私藏价值20美金的金银珠宝”；“有的中国人常常带领日本兵到有点钱的商人家里”，借“日本兵的枪或刺刀”逼其“将钱交出来”。

尽管这类社会残渣人数极少，其破坏性也根本无法与日军的暴行相提并论，但内患对民众的心理伤害并不亚于后者，特别是那些动辄“到日本人那里去告发”之内奸的存在，加重了全城的恐慌气氛。到1939年初，一种屈服的情绪开始在这座城市蔓延。春节期间，“建设东亚新秩序，实现中日真和平”之类的对联已随处可见。次年春南京又出现“日华浑然一体”的新创意，“一般市民开口即‘友邦'、‘皇军’”，“对敌国军民畏惧俾怯”。显然，如果研究者只关注或仅看到底层社会的这些现象，很容易得出“灰色地带”的结论。

但就在麻木和顺服表象的背后，民族抗争的潜流在慢慢聚集，国家观念也渐渐复苏。1938年1月8日，中国军队即将收复南京的传言迅速传播开来，“城内的居民，真如发了疯一般，没有一个不兴高采烈，欢呼欲狂”，每家悬挂的日本旗和每人佩戴的太阳臂章自此“都不见了”。传言本身及其迅速流播后的群体自发行动，反映了南京市民急于摆脱殖民状态的心境，即绝大多数民众都不会心甘情愿地做日本的顺民和亡国奴。

1939年初屈服情绪开始蔓延之时，恰是进攻性抗争行动出现之日。1月14日南京新亚舞场爆炸案中，4个军官被当场炸死。6月10日发生在日本大使馆的“毒酒案”，尽管只有2名书记官被毒死，但因受邀赴宴者囊括了日本驻南京主要军事首脑和伪政权核心成员，震动很大。特别是投毒的詹长炳、詹长麟兄弟写给日本总领事的公开信，“我们既然做了此事，就不怕死，如果被你们捉住，愿为多数被你们蹂躏的人们报仇雪恨，死而无憾”①，具有石破天惊的震撼力。同时，招贴、传单和涂画等抗日宣传品也陆续在市区出现。@这些星星之火虽未对日本殖民统治造成致命打击，但对唤醒民众的民族意识发挥了推动作用。

在顺服氛围最浓厚的1940年初，民族意识开始全面复苏。此期魏特琳的调查显示，“即使是那些社会地位最低下、最没文化的人，也看清了'东亚新秩序'的真实含义”。前及被敲诈的胡大妈一家，并未把怨恨停留在告密者身上，反而逐步认识到“日本人摘这套新秩序就是要榨干中国的所有财富”，“最终使中国人沦为日本的奴隶”。其他接受调查的普通市民都“对日本人恨之入骨”并持有与胡大妈一致的看法：建立所谓“东亚新秩序”的目的就是日本人说了算，最终在经济上、政治上彻底奴役中国。魏特琳接触的一些有身份的民间人士，“又是异口同声、态度一致，都认为每个日本人都不是好东西”。“在日本对中国有何图谋的问题上，中国人终于统一了认识”之际，底层社会就成了反抗殖民统治的“怒火群山”。

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一种心照不宣的隐性反抗运动渐渐张开。伪政权招募的不少督察，“不甘心作敌人的走狗”，一有机会就“改衣便装逃走”。@很多市民选择到安全区效力，“宁可领取仅可糊口的薪水，也不愿在傀儡政权下工作”。@产业工人以破坏和消极怠工方式对抗殖民者。南京浦镇机厂流行的“一个放哨，车底下睡觉；小便半小时，大便半个工，东摸摸，西混混，糊住鬼子磨洋工”顺口溜，颇有代表性；下关发电所工人以“制造人为事故”和“多烧煤炭”等方式消耗敌人战略物资。相对于轰轰烈烈的暴力抗争，隐性反抗的短期效应并不明显，但它避免了无谓的牺牲，并能对殖民统治形成持久的打击。

简言之，沦陷之初南京底层市民便发生了严重分化。在无所不用其极的土匪强盗、动辄“到日本人那里去告发”的内奸民贼与那些忠贞不屈的烈女、舍生取义的侠士这两极之间，绝大多数民众介于中间状态。在非妥协即牺牲的两难选择面前，他们表面上故装畏惧、顺服，但内心充满了对殖民者的无限仇恨和对民族复兴的希望。难能可贵的是，仅用2年多时间，他们便走完了从幻想到幻灭再到认清日本殖民统治真面目的历程，完成了从迷失彷徨到觉醒乃至准备斗争的转变。对于该群体民族立场的解释，“灰色地带”说不免顾此失彼，“抗争”论则有裁剪史实之嫌。

四、沦陷区民间社会：致命的“暗礁”

民间社本身就是成分复杂、缺乏明确目标和统一意志的涣散组织。沦陷时期，权力结构的根本性变动，必然引起社会组织内部的分化；主宰者与从属群体之间的不对等关系，又决定了殖民者的行为通常会在民间社会产生互动，特别是随着殖民政策的不断调整及其后果的显现，后者的立场和行为都有可能发生变化。是故，对沦陷区民间社会的准确定位十分困难。“民族抗争”论对解说爱国知识分子和底层民众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抗争行动有很强的说服力，但它无法解释沦陷初期底层社会的表现特别是商贩群体的行为和立场。“灰色地带”说注意到长期被忽视的社会群体和被回避的历史情节，适于解读南京商贩之类的群体，但面对多极格局的知识分子群特别是处于变化状态并呈多重面相的底层市民，则无能为力。

沦陷时期南京三个社会群体的主要历史活动，突显了这样的事实：除极少数附逆变节的投机分子、自甘堕落的内奸民贼及以祸害同胞为能事的土匪强盗外，绝大多数民众都不会心甘情愿地做日本的顺民和亡国奴；他们分别在自己的活动领域，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着各种类型的抗争。这些民众组成的沦陷区民间社会，成为致使日本殖民统治这艘航程最终搁浅的“暗礁”。其中，舍生取义的暴力抗争者为“暗礁”的灵魂；那些不为利诱、坚拒与敌伪合作的知识分子、警察、职员和普通劳动者，利用日伪矛盾打击日本毒化政策的进步青年，以破坏和消极怠工方式对抗殖民者的卢业工人，魏特琳、拉贝等全心致力于维护人道和社会公益的国际友人，铸成了“暗礁”的支柱和脊梁；最广大的中间群体，包括被迫充当日伪奴化教育工具但同时为民族文化传承和教育事业延续尽心尽责的文人，一度对日军抱有幻想并在求生本能趋势下被迫表现驯服但内心充满仇恨的芸芸众生，自私自利、钻营投机但客观上冲击了日伪统制体系的投机商人，共同聚成“暗礁”坚实的基座。

将沦陷区民间社会视为致命的“暗礁”，可以实现“民族抗争”论和“灰色地带”说这两种对立理论的融合，特别是对于界定中间地带的民族立场，包括对其不同阶段、不同情景下反差性表现的解释，就不会顾此失彼，给人裁剪史料、自说自话之感。当然，这一分析性概念的有效性和适用性，还有待于其他研究的验证。（注释已略去）

（作者张福运，江西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11年01期

 

“不抵抗主义”再探

作者：冯筱才

来源：爱思想网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内，几乎没经过多少激烈的战斗，便先后占领了中国的辽、吉、黑三省，一年以后，又将热河轻易占去。中国国土沦丧之速，举世惊诧。这是中国军队奉行“不抵抗主义”的结果，实为中国近代史上罕见的一次大国耻。九一八事变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抵抗主义”呢?尽管过去人们对此作过研讨，但似仍未尽意，且看法不同，本文试就此作粗浅的探讨，敬请专家指正。

一、“不抵抗主义”之出现

“不抵抗主义”一词最早见于何处?有一种观点认为：它首见于1931年9月19日张学良给南京政府的电报。曾当过张学良随身参谋的惠德安及台湾学者蒋永敬均持此论。该电转述辽宁省主席臧式毅及东北边防公署参谋长荣臻在当天早晨5时发来的电报，称：“日兵自昨晚10时开始向我北大营驻军实行攻击。我军抱不抵抗主义，毫无反响。”然而，据笔者查考，这一提法至少在事变爆发后一二小时内就已使用，而见诸文字最迟也应在日本驻沈阳总领事馆发给日本外务省的电报中即开始。

9月18日晚，日军的进攻刚一开始，中国第六二一团团长何立中即用电话向第七旅旅长王以哲报告，王立刻向荣臻报告，荣命令部队不要抵抗，并与臧式毅一起将情况报告给时在北平的张学良。正在陪人听戏的张立刻回到养病的协和医院，向荣臻等人指示：“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荣便再度命令第七旅官兵：“全取不抵抗主义，缴械则任其缴械，入占营房内则听其侵入”，并告以虽口头命令须绝对服从。同时，东北当局顾问赵欣伯亦照此意思多次向日领馆交涉，他在电话中称：“中国方面决定实行不抵抗主义，所以希望日本军队能立即停止进攻才好。”11点30分左右，日步兵第二十九联队炮轰沈阳城，发起攻城战。据日人报纸所载总领馆当晚致外务省电，此时东北当局乃再次通知日领馆：“一，鉴于迟迟得不到关于日本这次军事行动的说明，我中国方面暂仍取不抵抗主义；二，在北门附近中日两国人民杂居在一起，以炮火轰击城厢事关重大，请力劝停止此种行动。”19日上午，外务省还收到另外一电，亦称：“中国方面声明完全出之以不抵抗主义。”由上述可见，“不抵抗主义”的提法，实于北大营及沈阳遭袭后不久便被东北地方当局采用。19日晨5时，他们在致张学良电报中，再次使用了这个不伦不类的用语。张又将此语电告南京中央，同时公开用以说明处置事变的方针。如9月21日晚，他接见外国记者时就称：“当余闻及日军在东北将有某种行动时，余即命令中国军警收军器于兵库，取不抵抗主义。”国民政府方面在19日获知事变消息后，亦在一些场合采用了“不抵抗主义”的提法。如9月20日国民党中执委会致古应芬等人电中就称：“综合现时所得之报告，日满铁守备队??向我北大营驻军施行攻击，我军抱不抵抗主义。”关于“不抵抗主义”的提出，存在一个重要问题：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当夜是否直接或间接地提出“不抵抗主义”? 迄今为止，没有发现蒋介石在事变突发时径直下令东北军或张学良不抵抗的记载。但是，指称蒋在当夜给他们下过类似命令的回忆却很多。如曾任张学良机要秘书的郭维城在1946年8月15日发表广播演说时称：“九一八事变当时，张学良将军在北平，一夜之间，十几次电南京蒋介石请示，而蒋介石却若无其事地十几次复电不准抵抗，把枪架起来，把仓库锁起来，一律点交日军。这些电文一直到现在还保存着，蒋介石是无法抵赖的。”原东北军将领孙德沛则回忆说，张学良在1935年8月曾亲口讲，他在1931年9月18日晚接到蒋介石紧急电令，电文内容是：“我国遵守非战公约，不准衅自我开。”这些说法，均是第三者的回忆，缺乏档案史料或电报原件作为佐证，故无法确认9月18日晚上事发后蒋曾给张下过不抵抗的命令。而且有些材料本身就明显有误，如上述郭维城的证词说当时蒋在南京，而实际他正在乘舰自南京赴南昌途中。更何况依当时的通讯条件，从事变爆发至沈阳沦陷短短几个小时内，北平和南京之间来回传递十几份电报是非常困难的。

据现已公布的正式史料，事变后蒋给张最早的一份电报是9月19日晚8时左右发出的，电文如下：限即刻到。北平张副司令勋鉴：良密。中刻抵南昌，接沪电知日兵昨夜进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有拆毁铁路之计划，其藉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力避之。近情盼时刻电告。中正叩。皓戌。

由此电可知，蒋是在接到发自上海的电报后才获悉日军进犯沈阳，并非由北平方面得知消息。而且，蒋获接消息已是19日了。他18日由南京乘舰赴南昌，19日在湖口接获事变消息，乃于20日赶回南京。蒋在18日既未获讯，怎么会给张不抵抗之电令呢?蒋没有在9月18日晚给张学良下过不抵抗命令，也可由张在事变后一系列的电报及谈话中证实。如张在9月24日致蒋介石电中称：先是我方以日军迭在北大营等处演习示威，行动异常，偶一不慎，深恐酿成事端，曾经通令各军遇有日军寻衅，务须慎重避免冲突。当时日军突如其来，殊出意外。我军乃向官方请示办法，官方即根据前该命令，不许冲突；又以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除事态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如果东北军的不抵抗是接受蒋当晚的命令，张在给蒋的电文中会提及的。60多年后，张还是如此说：“我当时没想到日本军队会那样做。我想绝对不会的。我认为日本是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国民政府。”“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的政策。”当然，蒋9月18日晚未下令不抵抗，并不说明他此时对日军之侵略持抵抗态度。这点将在后文论述。

二、“不抵抗主义”之背景

(一)“改旗易帜”后的东北局势。

张学良在1928年宣布东北“易帜”后，和日本之间的矛盾倍增。虽然张学良表面上对日人虚与委蛇，但对其扩大在东北利益的行径作了抵制。这主要表现在，他通过大力推进铁路、港湾及军队现代化等方面的建设，加强经济和国防力量。日本对张学良依附南京深为不满，更对其力量逐渐加强感到担忧。

为解决关键性的铁路问题，日本和东北当局之间举行了多次的谈判，均无实质性进展。1931年1月，“满铁”理事木村锐市和张学良亲自进行交涉，但双方要求相距甚远，以至谈判搁浅。2月底，张将谈判之任务交给新任命的东北交通委员高纪毅，自己赴北平办公，而高亦于3月赴津，谈判遂无结果。当时，东北民间反对对日妥协的呼声甚高，而“满铁”经营状况的不景气使关东军和“满铁”均倾向于“不惜以实力行动”来加以解决。尤其是关东军，态度更“日趋僵硬化，反张的空气打破了历年的惯例，出现许多诸如事先不通知即进行军事演习，包围奉天城(即沈阳)的演习，拒绝中国军队进入附属地等事件”。而日方提出的所谓“木神原农场问题”、“十间房的陆军军用土地问题”等“悬案”，更加剧了东北形势的紧张。

张学良此时认为，“中国没有力量跟日本打”。1929年的中东路事件，更减弱了他对东北国防力量的信心。“伯力议定书”在他头上投下了沉重的阴影，既然他已认识到凭东北军实力不能在与苏联人冲突中冒险成功，那么他在当时又能凭什么与日本人正面交锋呢?张的这种心态亦反映在东北军的军事布置上。

1930年9月18日，正值蒋、冯、阎中原大战呈胶着状态时，张学良通电拥蒋，并率10万大军入关，中原大战即以冯、阎宣告下野而结束。然而张此次进兵关内，虽获河北、察哈尔地盘，但却使东北边防更趋薄弱。这些均为后来对日不抵抗之远因。

(二)“万宝山案”和“中村事件”。

1931年7月初，在长春市郊爆发了万宝山事件，并诱发了令人震惊的朝鲜排华案，中日关系顿趋紧张。万宝山事件发生后，东北当局采取抑制民众、以防事态扩大的方针。7月6日，张学良电令东北政务委员会：“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赔款，东北将万劫不复。宜亟力避冲突。”7月1日，吉林省府主席到北平请示万宝山案解决办法。8日，张学良在和其他东北要人磋商后，决定“对日寇‘隐忍自重’，基于和平手段，依据‘公理’，由东北政务委员会及吉林省政府负责解决事件”，并以此电令东北当局。

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中央对“万案”亦持相同态度。7月8日，监察院长于右任通过高纪毅转告东北当局：在外交方面，“应该以平静态度处理抗争”，不应让民众有“越轨行动”，极希望“东北同志也明察此理，勿出轻率举措”。蒋亦于7月11日致电张学良，要求东北当局抑制民众运动；12日又密电张：“此非对日作战之时。”“万案”还未了结，东北又发生了一起更大的涉日案子——中村事件。7月中旬，关东军探知，日谍中村震太郎等人被东北屯垦军第三团秘密处死，遂藉此大做文章。8月17日，日方公布中村事件，日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就此事与臧式毅举行谈判，但由于日本提不出多少有力证据，谈判陷于停顿。而日本国内则因中村事件，对华强硬论达到极点，形势日趋恶化。9月5日，荣臻应召抵北平，请示处理中村事件办法。据在台湾的知情人回忆，张当时指示：“沉着应付，勿使扩大，敌果挑衅，退避为上。”荣把张的指示油印后发给各部队，使其周知并贯彻执行。9月6日，张学良亦向东北方面发了一个电报指令：“查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衅，我方务须万万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从上面张学良对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的对策，可以看出东北当局极力避免与日人直接冲突，以启战端。而这种方针正是“不抵抗主义”提出的基础。

(三)蒋、张在关内面临的挑战。

关外风云骤紧，关内形势亦日趋严峻。张学良坐镇北平，虽在一定程度上能安定北方之局势，但反对派力量不容忽视。而在南方，忙于“剿匪”大计的蒋介石亦遇到国民党内更为猛烈的挑战，因软禁胡汉民而引起的反蒋运动愈演愈烈。1931年5月28日，粤、桂派在广州另组“国民政府”。同时，邹鲁等还北上寻求各实力派的支持。7月19日，石友三在广州派支持下公开叛蒋，率部进犯平津。一时间，粤系、桂系、晋军、西北军等各反蒋势力大有联盟成功之希望。

7月底，石友三军在东北军、中央军及晋军商震部的夹击下覆败。但东北军主力部队仍被“钉住”在华北，张学良身陷于动弹不得的境地。蒋介石需要张学良在北方为他“维持安宁秩序”，以便他“剿灭赤匪”，“削平叛乱”。蒋当然不希望东北当局与日本人冲突而影响“大局”。故他和东北当局在处理对日问题上态度一致。

当时，日本国内，“满蒙独立论”、“武力解决满蒙”等各种狂热的喊声喧嚣不已；东北满铁附属地一带，各种军事演习频繁举行。7月，沈阳的关东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在兵营内偷偷架起了两架24厘米的榴弹炮，而柳条湖爆炸阴谋则早于6月底就已策划好了。在关东军剑拔弩张的气氛中，东北当局总是小心翼翼，尽量避免与日冲突。面对敌人的挑衅，张仍以日军“寻事”视之，认为“日本是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而以不抵抗处之。

三、“不抵抗主义”的发展

在“不抵抗主义”的严令下，沈阳、营口、安东、辽阳等地一日之间尽失。21日，日军又毫不费力地占领吉林市；22日，日本朝鲜派遣军又占郑家屯、新民??至9月底，辽宁、吉林的大部均陷于敌手。10月8日，日机又轰炸辽宁临时省府驻地锦州，“中国军队绝未还击”。

张学良关于九一八事变的对策，在18日当晚就基本确定。是日晚，他接到臧式毅、荣臻等人电话报告，即召集东北军在平高级将领戢翼翘、于学忠、万福麟等人紧急会议。张学良在会上表示：“这次日本军队寻衅，又在柳河沟制造炸坏路轨事件，诬称我方军队所为。我们避免冲突，不予抵抗，如此正可证明我军对他们的进攻，都未予以还击，更无由我方炸坏柳河沟路轨之理，以免兵连祸结，波及全国。”次日凌晨6点钟左右，张又急召顾维钧、汤尔和、章士钊等人继续会商，会上决定采用顾维钧提出的主张——“立刻电告南京，要求国民政府向国际联盟行政院提出抗议，请求行政院召开紧急会议处理这一局势。”可见，张学良在当时的应急措施是一方面命令东北军不要抵抗、避免冲突，一方面电请南京出面要求国联公裁。

9月21日，蒋介石一回到南京，即在中山陵园官邸召集会议。会上确定设立特种外交委员会为对日外交的决策机关，对日避免扩大战争，向国际联盟申诉，求得公平的决断。22日，蒋在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党员大会上，重申其“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之立场。23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表《告全国国民书》称：“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由于东北当局在事变肇起时采取了“不抵抗主义”，所以蒋介石及南京国民政府当时也就准备利用这一既成事实，循外交途径获合理之解决。由是，东北方面提出的“不抵抗主义”遂得到国民政府之默认。

为世人瞩目的国联会议，终在10月24日做出重要决定，以13票对1票通过限期日本撤兵案，“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开始并按序进行将军队撤退至铁路区域以内，俾在规定之下次开会日期(11月16日)以前，得完全撤退”。岂料日方对此决议非但不加理会，且更于11月4日以修复嫩江桥为由进攻黑龙江守军。华军奋起自卫，是为嫩江桥抗战。

对嫩江桥抗战，张学良实际上一开始就主张退让。10月14日，伪军张海鹏部向嫩江桥进攻，张学良即令守军于兆麟部和平撤退，以免糜烂地方。于不听令，炸毁江桥，阻伪军之前进。日人乃藉此向马占山要挟。此时张学良则倾向于依靠国联，或向日政府交涉，以抑制事态扩大。江桥抗战爆发后，他通电全国，一方面对马占山军的壮举表示肯定，同时亦再度表示：“随时飞报中央，转报国联要求制止。”11月6日，日军占大兴车站。11日，关东军通过其代表林少佐向马占山提出最后通牒，要马立即下野，并将军队撤出齐齐哈尔，限12日内作出答复。马占山当即发电向北平张学良请示。12日，张仅以六字电复马：“饬死守，勿退却。”18日晨，日关东军第二师团向马占山军展开全线攻击。马部不支，遂退出齐齐哈尔，败走海伦。

纵观整个江桥抗战，马占山军始终是孤军作战，未获驻防锦州一带东北军的实力援助。当时马军参战部队为步兵8700人，骑兵约3100人，日军参战人数虽为5900人左右，兵力包括野炮兵3个大队，野战重炮兵1个大队，飞行2个大队，在武器上占有绝对优势，而且后援不断。时驻锦州之东北军正规部队有十九旅，二十旅，十二旅等部，人数约在2万以上，加上警备队、骑兵旅、教导队、便衣队等，总数不下5万人。可是为了杜绝日军攻锦之口实，驻锦军队皆“无战斗准备”，更勿论增援黑省之举。

张学良当时在关内还有10多万大军，亦按兵不动，坐视黑省省垣失陷。故江桥抗战结束后，张学良受到舆论界之猛烈抨击。1931年11月23日，上海市民联合会电国民政府，指责“张学良坐视日寇侵略东北，辱国丧地，放弃职守”。全国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亦电请政府：“严惩张学良，克日出兵，援助马占山。”而粤方人士攻击尤甚。

齐齐哈尔陷落后，日军即调转兵力直扑锦州。张学良自9月23日即在锦州设立辽宁省政府行署及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行署，日人遂视锦州为张的“反攻据点”，必欲先除之而后快。11月26日，为呼应土肥原发动“第二次天津事变”，关东军即沿北宁路西进，迅速占领新民。27日，关东军又在装甲车掩护下抵达绕阳河，与驻大虎山之东北军十九旅激战，并派飞机到沟帮子及锦州上空侦察。

在日军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张学良是持何态度呢?他先是钟情于所谓的“锦州中立化”方案。11月底，张学良与日本驻北平公使馆参事矢野真就“锦州中立化”问题举行直接交涉，张在“个人赞成”此案的基础上提出：11希望日军最大限度不越过原遣地点即巨流河车站。21须留少数军队在锦县一带即中立区域内，以足敷防止匪患，维持治安为度。但日本陆军中央部和关东军对设置中立地带的方案都不感兴趣。据载，矢野非但不同意张的要求，而且每次谈判“必将其要求华军撤退条件提高，及将日方节制军队行动之诺言改以空泛的语句”。

张学良在与日代表谈判之同时，已开始安排撤出锦州。顾维钧闻讯后即于12月3日致电劝阻：“兄拟将锦州驻军自动撤退，请暂从缓。”5日，顾又与宋子文联名再次电张：“现在日人如进兵锦州，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计，自当力排困难，期能防御。”8日，蒋也致电张：“锦州军队此时勿撤退。”为了给张打气，蒋9日又告张：“航空第一队已令其限3日内到平，归副司令指挥。”但据日方资料，张已于7日向日本方面作出主动撤退的回答。

12月3日，日本犬养毅内阁成立，其认为第一应考虑之问题，即增派军队一师团有半，前往东三省，以及‘劝令’东北当局将其军队撤入关内”。18日，关东军司令部根据12日制订的《进攻锦州的方略》，确定了《为反攻锦州向大凌河畔进军的要点》和《进攻锦州附近敌阵地的内定计划》。同日，天津驻屯军向陆军部提出：“锦州的东北军一旦果真遭受关东军攻击，似有轻轻一战后即撤至关内之意图”，要求“将我军主力调至山海关方面以东地区”，合歼张学良锦州部队。但此项要求遭日本陆军当局否定。

12月15日，蒋介石由于两广派的排斥宣布下野。次日，张学良亦辞去副司令职，改任北平绥请公署主任。20日，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即“从事整理结束”。21日，张学良电令第二军司令部：“当最近日本进攻锦州之时，我军驻关外部队理应防范，但若现政府方针未定时，自然不用锦州部队进行防守，因而撤至关内，该部队驻地为迁安、永平、滦河、昌黎。”同时，日军的攻锦部署已全部就绪。22日，关东军和陆军部均发表声明，称其攻锦行动是基于自卫权利的当然“剿匪”运动，日军随即进占通江口和法库。

锦州危急之际，南京方面电张学良抵抗。24日，吴敬恒致电张学良：“当此外不见格于强盗之倭贼，内不见容于卖国之国贼，而锦州力抗，孤注一掷，尚何待于再计?”25日，国民政府即令张学良，要他“积极筹划自己，以固强圉。”张则复以长电，抱怨说：“是为我以东北一隅之兵，敌强邻全国之力，强弱之势，相去悬绝，无论如何振奋，亦必无侥幸之理!”他要求国府速增拨现款及军火以为实际支持，“否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纵使殚竭愚诚，亦必无济于事”。26日，他在复国民政府抵抗电中又陈述自己的困难及担忧，表示：“空言固守，实际有所为难。”28日，关东军第二师团开始向锦州发动进攻，29日，盘山陷落，十九旅六五五团李德才营“一营全被缴械”。中国的铁甲车队更退向胡家棚子。同日，荣臻从北平谒张返锦，即召各将领开会，下令各军撤退。锦州撤退开始后，国民政府还发来急电，要东北锦州驻军“无如如何，必积极抵抗”。但至1月2日，东北军队已从锦州撤退完毕。次日上午，日军兵不血刃占领锦州，拔除了张学良的“反攻据点”。

锦州之“役”据荣臻的代表讲：“我军损失极大，弹药无继，死亡约5000余名。”张学良亦称：“我军奋勇应敌，激战十昼夜之久，前仆后继，死伤蔽野。”然据记者在山海关、秦皇岛等地访问撤退后的锦州临时政府人员及东北军将士得知：“与日军相抗者，乃为民团、学生、退伍军人及‘马贼’混合组织之义勇军。至东北正式军队，则固未饷日军一弹，而系自动撤退也。”“当开始撤退之际，日军主力尚在新民，旋即追踪而至??”锦州几乎是被拱手让给日本人的。

至于锦州撤防之个中缘由，锦州当局则有自己的一番道理。荣臻之代表王达曾对《大公报》记者谈及三大“重要原因”：一曰无飞机，空中不能抵抗；二曰无法防御敌之装甲车；三曰需举国一致。这三点中，只最后一点则道明了真相。张学良之“易帜”本是为了借助南京中央及全国之力量来对付日本。但他不愿在无全国发动的情况下同日本人开战。锦州沦陷后，汪精卫曾赴平访张，并怪张之不抵抗，而张表示：“你想利用我部下的生命和你的政治生命做交易，那我是绝对不干的!”东北军将领王化一亦在日记中记道：汉公表示“不为瓦碎”的主张。他说：如果是“玉碎”还可以碎，要是“瓦碎”则不必。所谓“玉碎”、“瓦碎”，系指全国抗战与东北军单独抗战而言。张学良非常清楚：“锦战一开，华北全局必将同时牵动”，“且自锦县以西，如秦皇岛、塘沽、天津，地处滨海，门户洞开，锦县一带，一有冲突，彼必同时以海军威胁我后方，并扰乱平津，使我首尾难顾。”他担心，非但锦州不可守，连华北地盘亦不保了。

另外，当时的关内局势亦使张学良不敢在锦州同日军决战。韩复榘、阎锡山环窥东西，平津等地反张运动方兴未艾，再加上军费不足，政府财政捉襟见肘等问题，张学良在华北的地位日益受到各方面的威胁。而蒋之突然下野及素来反张的广东派之上台，更使他不得不考虑来自南面的危险。如此境地下的张学良，怎么会有可能令东北军迎击“武器精良的日军”呢?张撤退锦州，在一定程度上也与受日人之骗有关。据《申报》记者采访局中人后称：当日军发动攻锦之际，荣臻急至北平谒张。“其时张正与日人交涉。日方允到大凌河为止，东北军撤至关内，锦州省政府任其存在，盖即无形中实现所谓中立区也。荣臻当即返锦，令各军撤往关内”。关东军在进攻锦州途中，亦认为“矢野参事官等人有可能向张学良许过这类诺言”，故决定派第二十师团速占锦州，以阻止该方案的实行。矢野也确于12月25日、29日与张学良谈判，并力劝张自动撤兵，否则冲突必不可免。张在日本人威胁下受骗撤兵，而关东军的蛮横使张的幻想成为泡影。

四、“不抵抗主义”之最后一幕

日本对热河的侵略企图，早就尽人皆知。“满洲国”成立之时，热河即被划为其一行省。国联调查团在东北时，伪满当局向其声明“满洲国国境，系以万里长城为界”。锦州得手之后，关东军图热愈急。时主热者为汤玉麟。汤治热期间，惟贩卖烟土、克扣军饷是务。九一八事变之后，他首尾两端，既与伪满通气，又对张学良逢迎，以保热省地盘。而其部下如崔兴武、董福亭两旅，早密向日方输诚。

鉴于热河形势之严峻，蒋1932年7月初就给张学良指出两种解决方案：一是“先派兵三旅用夜间动作到热河附近，使倭与汤皆不及防，一俟我军接近热河，再调汤至察省，则汤必遂令，倭亦无法”；二是“先占热河，而暂弃平津，亦在所不惜”。他并请蒋伯诚嘱张：“此事万不可预先商汤，否则无异使汤召倭军占热也。”但张学良与张作相等商量后，乃弃置蒋之计划，并以此事告汤。蒋遂在失望之余，再建议张，“此事既已与汤子提出，乃不可再三延缓”，“务请从速派队星夜驰进，以免受制于倭”。可是张学良仍主张先与汤玉麟商妥，再派兵入热。汤早已视热河为其私产，不欲他人染指。他拒绝东北军开进热境。直到7月17日，日军突攻朝阳，汤才被迫允张派2旅入热。是月底，张学良再以步兵4旅集中热边，与汤商以其增防热境，而汤自称足以应付，力阻其入境。后几经协商，汤才允该军驻热南。张学良当时在关内拥有精兵10多万，东北义勇军在东三省的抗日运动正处高潮，他完全可以出兵一举占热，以绝后患。但到热战爆发时，张所属东北军仅上面6旅用于热防，且辽热接壤处及热河省府承德等要地，均任由汤军防守。

1933年元旦，日军自演爆炸案于山海关铁路守备队门前，2日遂藉此进攻中国驻关部队。3日，山海关在日军猛烈进攻下陷落。日军攻榆主要为牵制张学良增兵热河，并威胁平津。1月21日，日外相内田康哉公然宣称对热河问题甚为关切。27—29日，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连发了3道攻热命令，战争一触即发。此时，中国方面用来防守热河的兵力，包括汤军、万福麟军、冯占海军、孙殿英等部，约有七八万之众，但有实际作战能力者仅万部于兆麟、缪徵流、沈克等旅。蒋介石不停地电催张学良派张作相赴承德坐镇指挥，并令陆军大学校长杨杰率幕僚赴平襄助。2月17日，宋子文、张学良等同赴承德，鼓励汤玉麟之守土决心。

2月23日，关东军兵分3路总攻热河。不出3日，热河第一道防线即因守军叛逃和溃败，而被敌攻破。到3月2日，热境要地尽失，而汤玉麟毫无战意，承德城中弥漫了“不抵抗”之空气。3日，敌军陷平泉，汤则率所部一旅一团放弃承德，逃至滦平。日军川原部队闻讯，即以128人之先遣队急趋承德，于次日顺利进城。热河守军至此已是全线崩溃。张学良之反攻计划亦告流产，日军直抵长城各口。

旬日之间，热河全陷，顿时舆论大哗，一致要求严惩汤玉麟及负热河抗战重责之张学良。5日，立法院长孙科在沪提出：“在前线指挥之汤玉麟等各军长官，应予严惩；即负责最重之张学良，亦应立即引咎辞职，以谢国人。”7日，监察院长于右任呈文中政会，要求“将违犯命令失陷地方之张学良、汤玉麟等，尽快惩治，以肃纲纪。”全国商会联合会、上海市商会、上海市地方协会等公团亦联名致电南京，痛责张学良等人。众怨沸腾之下，张学良于7日晚向中央提出辞职。9日，蒋北抵保定，与张学良、宋子文面商热战善后。11日，张通电下野，一月之后即由沪赴意大利。

热河之战中，不能说张学良未作抵抗，但他将东北军大部留驻冀察观望，则表明他未下全力抵抗决心。热境险要之地，防守部队如汤军、晋军、义勇军等均无多大抵抗力，战局一开，即告崩溃。纵万部东北军“抗战皆甚艰苦”，师、团长均有牺牲，亦无法挽回败势。故纵观此役，张虽无“不抵抗”之意，但一误再误的军事部署，及汤玉麟的不战而逃，朝阳童旅的临阵叛变等，却使“不抵抗主义”得到最后一次表演。

热河已陷，长城各口告急。蒋以何应钦为军分会委员长驻北平，自己坐镇保定部署长城抗战，将中央军之徐庭瑶、关麟征、黄杰各部调驻密云，守古北口；以宋哲元、刘汝明、赵登禹之西北军，援喜峰口，守罗文峪；以王以哲、何柱国、万福麟之东北军，分守滦东、冷口、界岭口，共计中央军11师，东北军12师，西北军、晋军13师，总计兵力近35万人。长城抗战从3月5日开始打响，关东军首次遭到中国军队有力抵抗。我军在长城各口尽力防守，各军表现卓越，战况惨烈，伤亡数万。长城抗战中，中国军队用鲜血洗去了“不抵抗主义”的耻辱。

五、“不抵抗主义”的影响和教训

“不抵抗主义”自1931年9月18日晚由东北地方当局公开提出，至1933年3月3日汤玉麟以放弃承德的实际行动为它画上句号，虽为时不长，但其所铸成的恶果却无穷。下面试举4点：

(一)“不抵抗主义”的执行，造成了空前的民族危机。

东北四省面积为128万多平方公里，占当时全国面积的1115%，3倍于日本本土。依当时统计数字，东四省大豆占全国产量70%，森林面积占全国37%，辽宁铁矿储量占全国79%、产量占37%，煤产量占36%，石油储量占50%，东三省发电量占全国23%；出口贸易占37%；铁路公里长占41%。东北在全国之经济地位极为重要。在国防上，东四省战略意义更大。“东北为华北各省的屏藩，平津内地的唯一门户”，东省既去，“华北各地随时都有敌军压境之可能，攫取平津更是易如反掌”。自热河失陷之后，华北门户更是全部向日敞开。日本之所谓“华北分离”工作亦随即展开，日军之挑衅事件纷起，华北危机四伏，最终酿成卢沟桥事变，日本借助东北四省的富源走上了全面侵华之路。

(二)“不抵抗主义”的执行引起全国舆论界的广泛抨击，致使国内政局更加混乱。

九一八事变之时，民众对中国军队的忍辱退让及“不抵抗主义”的论调，虽大多数人认为是一种“无可掩饰的极端无耻”，但还有人抱理解的态度。而嫩江桥马占山孤军抗战，张学良坐视不援，以至齐齐哈尔失陷，则受到社会普遍的谴责。及锦州撤防，东北军不战而退，舆论界攻击更烈，甚至要枪毙张学良者有，要张学良自杀以谢国人者亦有。公众对政府态度日趋不满，以至于外交部长王正廷被殴，国民党中央党部委员蔡元培挨揍，驻国联代表施肇基亦被打伤。锦州危机期间，蒋介石最终下野，而新成立之政府亦受不住舆论的重压，旋即辞职。热河失守后，张学良被迫辞职，国内各界诟病执政党，要求还政于民的呼声日盛。蒋介石乃忍痛中止他的“剿匪”大计，迅速北上，安定人心，被迫作出抗战的姿态。

“不抵抗主义”的奉行使东北四省尽失，南京国民政府威信扫地，反对势力借此施以猛烈攻击。及至“七七”抗战后，虽然民族危机的加深促成了国内各派的暂时统一局面，但这种统治基础之薄弱并未消除，这点在抗战期间及战后均有表现。

(三)“不抵抗主义”的执行，助长了日本的侵略气焰。

九一八事变之时，关东军未遭中国军队抵抗因而狂妄异常。其司令官本庄繁在给日本天皇的奏折中狂称：“臣等敢放言之，对支那领土，可于3个月内完全占领也。”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亦吹嘘：“只要有竹枪2百万加上大和魂，就是对苏作战亦不足为惧!”军事冒险的连续成功更刺激了日本的侵略胃口，它最终敢于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关东军连续冒险的成功也加速了日方各侵华势力的协调统一。本来关东军的急进之举与东京方面的缓图之策分歧。九一八事变之初，日政府曾令关东军“勿扩大事态”，然关东军并不完全服从军部命令，军部亦无视政府内阁之决议。因此，出现了关东军“先斩后奏”，而军部及政府事后予以承认的情形。但由于关东军连连得手，及至1931年底倾向于“不扩大方针”之若木规内阁倒台后，犬养毅上台执政，便与关东军及军部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态度趋于统一。占领锦州后，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更为膨胀，终于在1932年3月退出国联。日本各派侵华势力完全融于一体，这在热河之战中得以充分体现。如1933年2月23日，关东军进攻热河的炮声和日外务省向中方提出的要“中国军队退出热河”的备忘录遥相呼应。

(四)“不抵抗主义”的执行，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如果说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与蒋介石实行“不抵抗主义”是为了使中国获得国际同情，依靠国联使日本尽速撤兵的话，那么，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抵抗举动，徒使国际舆论相信日方片面的宣传，认为中国是个未统一的国家，中国军队只勇于内战而怯于对外。尤其是国联在通过限期日军撤兵案之后，中国军的锦州撤防更使外人认为中国军队毫无战斗力，不敢迎击敌人。“李顿调查团报告书”被国联大会接受之时，各“友好国家”均希望中国“坚决抗日”。但“中国在热河的军队非但没有守住阵地，抵抗日军进攻，而且接二连三地放弃了战略要地”。“(中国军队)士气不振，叛国变节、溃乱败退，未经一战就丧失国土”。国耻之深令中国驻国联代表处境尴尬，甚至联名申请辞职。

而由于中国的“不抵抗主义”，日本毫不费力地攫取了大片中国领土，国力大增。这促使一些国家认为中国是个完全不能保持自尊和独立的国家，不配被视为国际大家庭中具备独立自主标准的一个成员。此类看法助长了各国对日本侵华的绥靖态度，致使中国利益受到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