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抗战史诠释权”之争

作者：林泉忠

来源：爱思想网

历史学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历史是由胜利者所写的」。

今天是「七七事变」七十八周年纪念日，今年则是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两岸在今年都各自举办了一系列的相关纪念活动。中华民族不分两岸，全民慰藉抗战亡魂，理所当然；所有华人共同缅怀抗战历史，实属自然。

同时，「历史也是现代史」，主政者在今日所举办的纪念活动，都或多或少都在都免不了是为了当下的政治服务，在两岸缺乏共识的抗战史部分，尤为突出。

自1949年以来，新中国首次在国庆日以外的日子举办閲兵，而9月3日这个「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则在去年开始实施，反映了北京今年特别重视，纪念抗战胜利的「现代意义」不言而喻。

受到大陆大规模纪念抗战胜利的影响，因此马英九政府今年也罕见地大规模举办相关活动，大前天7月4日举行的「国防军力展示」只是这一连串活动的开始。而今天开始连续三天由国史馆主办的「战争的历史与记忆」国际学术研讨会，其中一个目的据说是为了要对历史「正本清源」，担心被大陆「独揽抗战胜利的成果」。

正因为「历史是由胜利者所写的」，通常在胜利者的国度，涉及胜利者的相关历史争议较少。然而，「摊在阳光下」的抗战史这部分，在今日两岸论述空间里，却显得愈来愈弔诡。原因是目前两岸仍未统一，加上网络时代多元讯息现象的呈现，使抗战史由不得某方单独描述。

近几年来，大陆学术界开始客观论述国民党在抗战时期的贡献，而过去一年来，大陆的相关论述也已统一为「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不过即便如此，仍免不了来自各方尤其是对岸的反弹。

曾参与抗战、高龄96岁的台湾前行政院长郝柏村一年来三度亲返当年华北、华中、华南的抗日战场，并透过文字、照片、图表等珍贵资料，於近日出版了《郝柏村重返抗日战场》，目的在於「还原历史」。

郝柏村在一年前的「七七」纪念日到访事发地点卢沟桥旁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对纪念馆的抗战描述不以为然，表示「抗战历史要讲明，到底是谁领导中华民族抗战的？纪念抗战历史，必须要明确知道，八年对日抗战是谁领导的？」。他还问展览馆的服务员，展示的内容中有没有《共赴国难宣言》？

无可否认，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等各地相关纪念馆参观出来的观众恐怕都会得出一个印象：一、抗战是共产党领导的；二、共产党对中国取得抗战胜利贡献最大。

另一边厢，台湾则强调当时的政府正规军作为抗战主体的存在及国军的贡献与牺牲。所呈现的是一组大陆人民相对陌生的数字：国军发动的大型会战二十二次、以台儿庄为例的重要战役一千一百二十七次、国军包括八名上将在内二百零六位将军壮烈殉国、陆军伤亡三百二十一万多名官兵、海军舰艇全部打光、空军四千三百二十一名飞行员牺牲、二千四百六十八架战机被击落……。

日前，郝柏村在接受BBC中文网专访时，再次批评大陆官方在抗战宣传上自称是抗战的「中流砥柱」有欠公允。他进一步指出，共产党主要在敌后抗日，「（但是）毫无疑问，正面战场是决定性，敌后战场只是补助性的，正面战场95%敌后战场5%」。

对此，中国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少将不甘示弱，在北京《环球时报》撰文，为大陆辩护，并批评郝柏村有关抗战的说法「不符合历史事实」。事实是“越辩越明”，尽管围绕在「抗战是谁打下来的？」、「谁的贡献大？」的争论恐怕也将无休止地继续下去。

诚然，表面上，这是一场历史事实的是非争论，然而其本质，却是一场的「历史詮释权争夺战」。之所以没有妥协余地，因为历史学家明白一个道理：「掌握了詮释权，就掌握了历史，掌握了历史，也就掌握了现在，掌握了现在，也就掌握了未来」。

但是无论如何，说到底，八年抗战是不分两岸三地，是全国军民、全中华民族经过浴血奋战，换来最后抗战胜利的，这点恐怕谁也无法否认。

 

中国抗日战争研究的现况与前瞻

作者：荣维木

来源：爱思想网

抗战爆发不久，一些关于抗战方面的著述便应运而生，如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印出版《时事问题丛书》和《抗战的中国丛刊》，包括《抗战中的中国经济》、《抗战中的中国政治》、《抗战中的中国文化教育》，等等。但这些著述的出炉是为了因应抗战形势，了解抗战时期的基本规律，以便制定对策，因此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历史研究。而真正把抗日战争作为历史研究是在建国以后。

建国后的发展阶段，可以20世纪80年代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前一个阶段（建国初到80年代初）的特点表现为在民族民主革命的研究范式下，抗日战争一般是作为中国革命史或中共党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来进行研究。就视角而言，抗日战争史研究总的来说不外两大视角，一是日本的侵略，二是中国的抵抗。抗日战争作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重大事件，它的发生、过程与结果，曾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今后的走向，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战争中发展壮大，并在抗战胜利后不久就战胜国民党，建立新中国，故在民族民主革命的研究范式下，中共在抗战时期的活动成为观察和描述的重点，中共成为中国抗日的主体。因此，这时候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政治和军事，即便涉及经济、外交、社会等方面的研究也基本上是政治与军事旁及的研究。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抗战史研究，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具体表现在：

第一，由于中共在抗战时期的活动是抗战史研究的主体，其他方面如国民党主导的国民政府的抗日活动往往是作为共产党的背景来开展研究的。于是，中国抗日战争史变成了党派抗日战争史，从而导致描述内容不全面。事实上，抗日战争不是任何一个党派单独的反侵略战争，而是全民族反侵略战争。

第二，在以党史为研究主体的情况下，对抗日战争历史状况的描述容易带有党派色彩，这种意识形态导致描述历史难免失真。其表现方式为：不顾史实而错误地描述历史，或强调部分史实的同时有意忽略其他史实。因此，在大陆的著述中，对于国民党的正面战场极力贬低，常用“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一溃千里”、“摘桃派”等字眼；在台湾的著述中，则充斥着“游而不击”、“三分应付、七分发展”等评语，事实上这些都是失真的表现。

众所周知，求真是研究历史的最高诉求、唯一主旨。正确的历史研究步骤分三步：一是从史料中寻求史实，在掌握大量的史料基础上，把握基本的史实。二是在把握基本的史实前提下，寻找出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三是在把握基本史实和基本规律前提下，形成一个科学的、正确的史观。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思想的进一步解放，中国现代化步伐的加快，历史学界对于以往的历史研究得以重新审视。尤其是1985年适值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在全国召开的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开始突破抗日战争史就是中共党史的阶段史限制，从更多的方面来研究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复兴的关系。这意味着在视角上由中共党史的阶段史逐渐拓展为中国近代史的阶段史。

与此同时，在研究范式上，通过引入现代化范式，开展抗日战争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研究。这一阶段的研究，打破以往研究只关注日本的侵华战争打断中国原有现代化进程的藩篱，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如何积累新的现代化因素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取得诸多新成果。

在研究主旨方面，这一时期研究的最明显表现是开始对国民党指挥的抗日正面战场给予比较客观的描述与评价，特别是2005年以后，大陆对国民党正面战场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说明研究主旨由以论带史转向对历史真实做科学总结。对于抗日战争中两个战场的地位与作用问题，一直是人们热议的话题。美国学者费正清在分析国民党败退台湾的原因时，认为其主要原因是因为共产党避开了抗战的主战场。这一观点获得不少人的赞成。事实上，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在中国抗日战争中具有重要的战略作用，如果没有敌后战场的努力与长期坚持，中国抗战无法坚持到最后的胜利；同样的道理，没有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的长期坚持，中国抗战也无法坚持到最后的胜利。二者不可偏废。

受研究主旨和视角的影响，抗日战争研究的内容也在相当程度上得到拓展，由单纯的政治、军事史研究扩大为包括经济、文化、社会在内的全部历史现象的研究。抗日战争作为一个历史时段，它对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影响都成为研究的对象。诸如，国统区经济研究，包括国民政府的经济统制、资源开发、工业内迁等问题，研究者都给予比较客观的评价。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抗日战争史研究出现了一个新的研究课题——战争遗留问题，大体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对战争性质的评判，二是对战争责任的清算。

中国抗日战争研究若放在中国近代史范畴中，它基本上是一门显学，而取得这一进展有一个条件，除了实事求是的外部环境变化和受意识形态支配的力度逐渐减弱外，最重要的是史料获取的便利。但需要注意的是，目前该领域的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实证性研究有碎片化的倾向，规律性研究的论文比较薄弱。二是民族主义情感支配下存在非历史主义的倾向。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研究》执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