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应跳出意识形态窠臼

作者：袁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来源：共识网

提要：日本宣布投降之时，中国大半领土尚被日军占领，是美国人打败了日本，中国“熬”到头分享了胜利。贫困孱弱的中国面对强敌进行了全民决死牺牲抗战，一流战略家蒋方震制定了“拖”死日本的“国防论”，为国民政府所采纳。上兵伐谋，牺牲救国要讲谋略，弱国抗战不能死拼，将全民决死抗战尽量延后对中国更为有利。蒋介石并非不抵抗，“曲线救国”是“以迂为直”，但北方强邻苏联却按捺不住了，斯大林耍尽阴谋让中国早打大打充当“挡箭牌”，先是支援中国抗战，后却又与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你承认外蒙古我承认满洲国，牺牲中国作利益交换，奸笑到了最后。蒋介石是国际承认的抗战中国统帅，中共当时也承认并为其部下，“七七事变”后，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领导全民抗战，国军按蒋方震方略由东而西进行了拼死抵抗。但中共长期屏蔽国军英勇抗战的史实，把平型关“小捷”说成是“大捷”，歪曲历史搞愚民宣传。文革高潮时大陆民众只听到“样板戏”《沙家浜》沙老太唱：“八·一三，日寇在上海打了仗”，却不知道百万规模的松沪抗战是国军依既定战略主动打的。现在中共宣传部门又大肆宣染“南京大屠杀”，却不讲惨烈的首都南京保卫战。为什么纳粹攻占巴黎没有大屠杀呢?是因为法国宣布巴黎不设防，而蒋介石不是贝当!重庆政府才是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在抗战艰难岁月国民政府伐谋伐交，“第一夫人”宋美龄到美国国会演讲争取美援，1943年11月开罗会议中、美、英三国首脑会晤，是中国“从此站起来了”的标志，中国成为联合国创始国及常任理事国。中共的敌后游击战也符合蒋方震“拖”死日寇的方略，但共军在接受改编后并不服从国府领导，毛泽东违抗斯大林命令“坚持独立自主”，在延安大手笔盘算“何日缚住苍龙”。以前我们只知“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被歼，不知此前一年新四军粟裕部北上八路军黄克诚部南下，夹击坚持敌后抗战的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抢占苏北地盘，窝里斗是共军先打国军后打。日军投降前曾发动豫湘桂战役打通中南路，中共竟派出王震三五九旅尾随至江南占地盘，为内战布局。自相残杀的窝里斗让外人瞧不起，大规模内战实无真正意义。八年牺牲抗战国共两党战绩相加，尚不及苏联红军一个月对日摘桃战绩之一半，可怜兄弟相残内战三年刚结束，国家残破，却又马上听命斯大林打了三年朝鲜战争，从1931年“九·一八”到1953年“板门店停战”，孱弱贫病的中国人竟连续打仗二十多年。为什么贫弱不堪却打了又打呢?苏联因素起了决定性作用。苏联输出革命向中国灌输意识形态，从精神上控制中国，隐蔽战线更无所不用其间，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比日本更狡诈更阴险的大敌，中国人上了苏联人的大当吃了大亏。蒋当年认为“倭患急而易防，俄患隐而叵测”;毛临死前也认识到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中国头号敌人，蒋可谓毛的先驱。毛、周“联美抗苏”并逼日本参加“反霸”。苏联垮台其意识形态破产，国人本应反思吸取教训，但“今上”出于一党之私及陈腐意识形态之考量，竟反毛蒋之道而行，搞起了“联俄抗美”，与普京搞阅兵纪念“反法西斯”。以“反法西斯”为名联俄搞国家社会主义，是一条最危险的不归路。中共的朋友不是普京而是血肉相连的国民党，抛弃苏联模式陈旧意识形态，与兄弟国民党共商民主建国实现“中国梦”，才是对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的最好纪念。

文章以摆事实来讲道理，以史实为主，共约三万余字分八节：

1,抗战胜利纪念还原历史真相警示现实才有真正意义。

2,蒋方震为国民政府谋划抗日国防论并预见最后胜利。

3,抵御日本侵略的同时还要警惕苏联社会帝国主义。4,日本是军国主义不是法西斯，法西斯乃一种极端形式的社会主义。

5,国民政府依蒋方震方略抗击日寇参加二战。

6.东亚中、苏、日博弈和蒋方震兵略倍受干扰。

7,弱国决死牺牲救亡却闹窝里斗让人瞧不起。

8,胡耀邦说：历史是混不过去的!

 

一，抗战胜利纪念还原历史真相警示现实才有真正意义

抗战胜利七十年纪念，对于中国人来说，可谓是百感交集。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发布《终战诏书》，接受《波茨坦公告》，向美、英、中、苏无条件投降。《波茨坦公告》是由美、英、中三国在7月26日发出，但日本未加理会。而此时苏联仍与日本有外交关系，日企图通过苏联斡旋，以更体面的方式结束战争，但8月6日与9日，美国分别在广岛和长琦投下原子弹，8日苏亦弃日在《波茨坦公告》签字并对日宣战。14日的御前会议上，裕仁天皇不顾军部反对坚持“终战”，不愿投降的军阀纷纷剖腹自杀，诏书由政府大臣副署当天发布。次日晨7时中、美等各国正式宣布接受日本投降，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发布文告，在声言“正义必然战胜强权”的同时，要求中国人“不念旧恶”，不必对日本人民进行报复。

然此时150万苏联红军正不顾一切地向中国东北疾进。中国虽说是赢得了抗战胜利，成为战胜国“四强”之一，但胜利之日却还有大半领土掌握在日本人手中。如今国共两党都说自己打败了日本，其实都含有很大水分，铁的事实是：日本是美国人打败的，中国八年抗战拖住百万日军，虽也作出艰苦卓绝的努力，但依靠自己力量根本无法打垮日本。八年来竟没有一兵一卒踏入过日本国土，甚至没有在日本投下一颗炸弹，怎么能说中国打败了日本呢?苏联领袖斯大林和美国将军史迪威就最看不起中国人，中国的胜利只能说是“熬”到了美国打败日本之日，是分享了胜利。也有人将日本投降归功于苏联出兵，“歼灭了百万精锐关东军”，其实苏联出兵之日正是日本投降之时，根本就没有什么重大战役，已宣布投降的日军也没有认真抵抗，苏军在中国东北大肆奸淫抢劫，其野蛮凶残甚至超过日本人，根本就没把中国当战胜国盟友看待。

虽说没有真正打败日本人，但中国人民的抗战仍然可歌可泣，在综合国力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势下，中国政府和人民能坚持抗战八年之久，付出了极为巨大的牺牲，忍受了无比艰辛的苦难，终于“熬”出头摘取了胜利之果。我们现在隆重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抚今追昔，祭扫先烈，感慨之余应实事求是地反思，跳出昔日意识形态窠臼，不再搞历史虚无主义，不再任意歪曲删改历史，通过对抗战历史客观公正地总结评价，来记取惨痛教训，警示当今，展望未来，落实先贤“中日不再战”的誓言，为民族复兴和世界和平作出切实贡献。

经历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我国已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国力今非昔比，正在由弱国变成强国。然七十多年前的中国，却是混乱残破惨不忍睹。鸦片战争百年来，中国一直遭受西方列强侵略蹂躏，抗日战争乃第一次获得全胜的反侵略战争，但即便成了战胜国，却仍无权参加分配战果的“雅尔塔会议”，领土主权继续遭受苏联掠夺。而且，刚熬到胜利的中国，不久即发生内战，规模竟超过抗战，蒋介石国民党政权不出三年即被共产党赶到小岛台湾。国共斗争与国共合作之牌打了近百年，今天仍然在打，而抗日战争无疑是双方地位变换的转折点，纪念抗战至今双方仍各说各话。大陆方面一些人尤有虚骄之气，不但狂言战争要武力解放台湾对日本动武，而且妄称中国对“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决定性贡献”。有人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应从1937年“七七事变”算起，中国是“反法西斯”主战场，中国共产党是抗战的“中流砥柱”，为人类解放作出了最大贡献。这种不顾史实的虚骄狂妄，不仅为世人所笑，更有愧于先烈。

战争是残酷的，中国在二战中死人最多损失最大，胜得也很惨!中日战争其实1931年“九·一八”事变就开始了，以后打打停停，至1937年“七七事变”演成全面战争。中日双方最高统帅部对于战争的战略目标，是否进行全面战争，内部一直都有激烈争论，演成全面战争有一个过程。其间蒋介石国民政府委屈求全，“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尽量想将战争延后。最希望中日全面大打的是苏联，以求火中取栗；日本则一直举棋不定，政局也一度不稳。日本当时有些头脑清醒的政治家并不主张日中全面开战，如孙中山的朋友首相犬养毅，海军部放眼大东亚太平洋也不主张扩大侵略中国，但陆军一小撮狂热的军国主义者，竟发动政变，刺杀首相犬养毅及海军大臣，最后绑架日本政府全面侵华，陷入不可自拔的战争泥潭。

一小撮日本军国主义者为什么敢于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呢?那是因为他们把中国看成了唾手可得的“唐僧肉”。当时，中国不仅国力虚弱，是东亚病夫，而且内部分裂不统一，没有一个能统一指挥全国调动各方资源的权力中枢，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并没有什么合法性和足够的权威。“九·一八”事变日本以很少的兵力钻空隙，在极短的时间内拿下整个东北，建立伪满洲国，一些军阀认为拿下整个中国也可以象占领东北那样轻而易举，所以敢于轻启战端。但直到1939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引发世界大战，中国从1931年局部抗战到37年全面抗战，均无力也没有影响世界格局，中国抗日与埃塞俄比亚抵抗意大利侵略一样，还谈不上是二战开始。

二，蒋方震为国民政府谋划抗日国防论并预见最后胜利

由于党派偏见意识形态干扰，抗战历史至今仍有很多盲点和被歪曲的篇章。“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步步紧逼的侵略，中国该如何应对?打仗要死人流血，不是儿戏，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战争关系国家存亡，需要谋划准备，越是要打，就越要镇定，要从长计议，以求立于不败。长期以来，蒋介石国民党一直被共产党扣着“卖国贼”帽子，从1935年“一二·九”运动至今一直骂个不停，但台湾国民党方面却截然相反，事实到底如何呢?是不是高喊救亡高喊打回老家去就爱国，未战庙算从容应对就是卖国投降呢?“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打仗既是生死存亡之事，不问敌我实力，不能知己知彼，不讲究战略战术，不研究如何打法，等于送死。高喊口号冲锋陷阵虽可敬仰，却不能挽救危亡。抗日必须全国一盘棋，需要最高统帅部全面筹划。现在我们可以负责任地诉说，当年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并非无所作为消极应付，更没有屈膝投降，而是一直在谋划抵抗方略，上兵伐谋作积极应战准备。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当时中国第一流的军事战略家蒋方震（1882-1938，又名蒋百里，乃钱学森的岳父），受蒋介石委托，对抗日应对之策及前景，进行了全方位研究。蒋方震是五四国士，“宪法研究会”新派大知识分子，其最亲近的人是梁启超、徐志摩、胡适。他早年留学日本学军事，毕业时曾以成绩第一勇夺天皇佩剑，拔得士官学校头筹。1902年应袁世凯之邀，出任民国首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培养出白崇禧等一批将才，后曾任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高参，1927年策动学生唐生智“东征讨蒋”，曾坐牢被国民党监禁。蒋方震并非蒋介石亲信，也非国民党人，政治上属北洋“研究系”，但他以高度的爱国热情和责任，尽弃前嫌为国谋划，成为蒋介石的抗日战略高参，对当时世界大势和中日国情战力，作了深思熟虑全方位的研究分析。蒋方震对日本的虚实弱点十分清楚，曾留学日本多年还娶了日本老婆，对中国的潜力优势更是了如指掌，几年来他发表了一系列克敌制胜的研究报告和文章，对中国人如何应对日本侵略，极具指导意义。1937年初蒋方震出版《国防论》，在扉页上他深情地写道：“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当时日本是已武装到牙齿的现代化工业强国，中国则一盘散沙是落后柔弱的农业国，双方实力对比悬殊，硬碰硬中国战力肯定吃不消。但中国自古以来就不乏谋略智慧，熟读《孙子兵法》又出国留学现代军事战略理论的蒋方震，更懂得以柔克刚，以弱胜强的秘诀。中国能不能打败日本呢?能!世界一流军事战略家蒋方震胸有成竹地告诫国人：“感谢我们的祖先，中国有地大与人众的两个优越条件，不战则已，战即不能不动用‘拖’的哲学，拖到东西战争合流，我们转弱为强，把敌人拖垮而后矣”。这就是中国“转弱为强”的“国防论”!蒋方震提出“拖”的方略，将日本“拖到东西战争合流”，即“拖”到世界大战爆发，以“把敌人拖垮!”可以说他早在抗战尚未全面爆发之前，就已天才地预示了结局，看到了二战胜利曙光。只要中国能拖住日本，坚持抗战不倒，让美、苏登场收拾日本军国主义，中国虽无力毙敌决胜，但只要能挺到最后，就能分享胜利果实。而蒋介石国民政府，正是按照蒋方震的方略，“拖”住日本让其爬不出泥潭，以其无比坚轫的毅力，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付出巨大牺牲，坚持八年抗战，“熬”到了最后胜利。中国人能“熬”到胜利，也的确是不容易!蒋方震是国民政府抗日战略的总设计师，其所著《国防论》乃整个二战中国军的战略指导。《国防论》的主旨就是“拖”死日本，具体方略有三：第一，中国地大人众，农业国虽松散，却各地都可自给自足，没有要害可抓，即使沿海大城市丢了仍能坚守。故对日不惧其鲸吞，乃畏蚕食，一旦对日作战，就要实施全面抗战，化日军后方为前方，使其无暇消化占领区，无法利用占领区资源提高战力；第二，主动出击上海日军，迫日军进攻路线从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由北而南，改为沿长江而上的东西路线，不让日军机械化部队沿京汉铁路南下包抄国府，以保证国民政府且战且退由南京退守武汉直至重庆，充分利用沿江湖沼山岭之地利，抵消日军兵器训练之优势，组织一系列战役消耗日军战力；第三，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行持久之战，“胜也罢，负也罢，就是不要和它讲和”。以长年累月持久抗战消耗拖垮日本。具体战法为将日军拖入中国地理第二棱线，在湘西山岭地带形成对峙，以患为利，形成长期战场相持拉锯，让日军进不得进，退不能退，“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我以持久待变，最终让盟军来收拾日本，得以笑到最后。

蒋方震的《国防论》饱含中华兵略智慧，先计后战，立于不败，是弱国对付强国的战略，也是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全面抗战策略。兵家言胜的最高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要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胜利，所以不讲死打硬拼蛮斗，不到最后牺牲关头决不轻言战争，要知己知彼，韬光养晦，以虞待不虞，谋而后动，以求未战先胜，胜于易胜。所谓“曲线救国”，正是孙子所云“以迂为直”，林彪说得更直白：“不起弓弦走弓背”，因为日中综合国力强弱悬殊，走直线硬碰硬对中国不利，所以救国要走曲线，以柔弱克刚强，以谋略求胜算，所谓“以正合，以奇胜”是也。“攘外必先安内”及“游而不击”、“自存自固”等，其实也都包含兵家智慧，不是投降!中国政府既确立抗日持久战略，以退为进，解患为利，开战之前实已立于不败之地。“故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则可千里而会战”。国军虽在具体战役上丢城失地连连失利，但在总体战略上日军败局早已注定。“七七事变”后日军并未先声夺人，没有沿京汉铁路快速南下，包抄截断国民政府西迁重庆的退路，速战速决，反而被国军牵着牛鼻，自东向西进至两湖山地沼泽，随即陷入泥潭不能自拔，直到战败。从兵略上讲，日军即是败之于蒋方震陷阱。

三，抵御日本侵略的同时还要警惕苏联社会帝国主义

依照蒋方震《国防论》“知胜”战略，中国将日军拖入持久战泥潭，但最后致敌于死命，仍要待“拖到东西战争合流”，靠外国人来收拾日本。中日战争不光是两国之间的战争，它必然牵涉到列强各国利益，且第一次世界大战十多年后，欧洲及亚非各地战云密布，新的世界大战正在酝酿。蒋方震放眼世界，从全球角度来研究抗战，准确地预测到“东西战争合流”，日本必将被另外的强权击垮!中国正确运用外交，“合纵连横”，“远交近攻”，必能等到“摘桃子”的时节。

当时中国北方另一强权是苏联，也是一个十足邪恶的侵略者，对中国始终抱着沙皇一样的鲸吞野心。蒋介石早年曾对“十月革命”和苏联心神向往，1923年受孙中山之托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往苏联考察，在接受苏联建议和支援开办黄埔军官学校以建立“党军”的同时，向苏方提议：在已被苏联控制的中国领士外蒙古库伦，建立另一支“党军”，以便国民党北伐时南北夹击，就近直捣北洋老巢北京，却为苏方拒绝。蒋介石由此认识到苏联帝国主义狼子野心与日本无异，所谓“平等待我”、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全是骗人的鬼话!回国不久即提出“反共抗俄”。苏联成立“共产国际”的真正目的，也的确不是搞什么“世界革命”，而是侵略扩张，列宁、斯大林根本没有能力在马克思指出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英、法、德、美搞共产革命，却将目光转向了落后的东方，特别是中国，采用各种方式经略渗透。在其一手经办成立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共产党的同时，又出钱出枪帮助国民党，扶植蒋介石崛起，从而改变了中国政治格局。

资历较浅的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若没有苏联人的扶植，无法在国民党中崛起。但作为中国军人“硬汉”，他却不愿听从苏联使唤，而是要考虑自己“党国”的利益和前途，且对苏俄帝国野心洞若观火，成为共产国际及其支部在中国实现目标的最大障碍，也是最大敌人。于是乎共产党开动其特有的宣传部及其宣传动员机制，大肆攻击蒋介石“叛变”、“卖国贼”，对日本侵略“妥协”、“投降”等。这种宣传基调至今未改，如张学良生前曾多次声明，“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命令，是他本人下达，与蒋先生无关，他当时没有看透日本意图认清形势，愿承担历史责任。但大陆文宣至今仍在诬蔑蒋介石下令“不抵抗”，攘外必先安内是卖国投降。当然，蒋也并非完人，“北伐”成功后，南京国民政府于1929年宣布“训政”，搁置宪法搞苏式“以党治国”、“党在国上”。胡适、蒋方震等“新月社”文人，随即进行了公开抵制，抨击蒋独裁，是依苏联摸式搞一党专政。然而，蒋虽不搞宪政民主，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民族主义者，从不卖国投降。胡适当时就说：“根本上国民党的运动是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的运动”，并说“国民党的力量在此，他的弱点也在此”。（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见《新月》第2卷第6、7期合刊）。作为爱国军人，蒋介石不但反对和抵抗日本侵略，也反对和防范苏联侵略。

苏维埃帝国搞侵略扩张的事实，现在已很少有人否定。毛泽东晚年也认识到苏联“新沙皇”的本质，提出了“社会帝国主义”的概念，即苏联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干着帝国主义勾当。可以说晚年毛泽东已完全同意蒋介石当年对苏联的判断，蒋可谓毛的先驱。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中美破冰，基辛格博士多次与毛泽东晤谈，谈到蒋介石，基辛格惊异地发现毛对这位“老对手”十分崇敬，报刊意识形态攻击只是外在表面现象。

现在有人把苏联对华侵略历史一笔勾销，不但有违毛、蒋心愿，更有违客观史实，是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

苏联侵华打着“输出革命”的晃子，用意识形态掩护其侵略，实际上其侵略味口野心一点也不比日本小。苏联先于日本侵夺了外蒙古，又将中国领土唐努·乌梁海直接纳入版图，中国东北已处苏俄三面包围之中。1930年因中东铁路纠纷，斯大林直接出兵打败东北军，更刺激了日本，使其感到再不动手东北将归于苏联之手，不久即爆发了“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对这两个强盗都保持高度警惕，现在公开的蒋介石日记中，蒋篾称日为“倭”，他希望日苏两个强盗先打起来，中国得乘隙进取，收复满蒙。但日本抢先夺取东北后，苏联却并未与其争锋，而是将侵华矛头转向西北，支持军阀盛世才占据新疆。投机军阀盛世才竟秘密加入共产党，却不是中国共产党，而是苏联共产党，提出要将中国新疆建成苏联第十六个加盟共和国。苏联还将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收为高级特工，宋曾向已故国民党元老廖仲恺的儿子廖承志传达“最高方面（共产国际）”指示，并向蒋介石转达斯大林旨意，愿放归蒋经国，交换已被逮捕的苏联特工牛兰夫妇，遭蒋拒绝。苏联不仅运用间谍出色，如向中国和日本派遣佐尔格特工小组，极著声绩，在蛊惑宣传方面，更是巧妙出众，其地下特工通过日本议员之口，炮制出所谓“田中奏折”，昭示日本“欲征服世界”，为中日争战火上添油，操控舆论，浑水摸鱼，软刀子杀人。苏对日示弱隐强，却暗藏杀机，自己不出兵打日本，却让中国做挡箭牌，上智用间，破坏蒋介石国民政府对日“拖”的战略，兵以诈立，挑拨离间，摄取了最大利益。苏联频频对中国使坏!其贪欲凶残与日本不相上下，狡诈则过之。曾任政法委书记看过内部机密档案刚去世的前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苏联长期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名义来控制别国党，干涉别国内政，名声很不好，我们也为此吃过大亏!”现在我们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应该跳出意识形态窠臼，实事求是还原历史，在揭露日本侵略罪行的同时，也不为野蛮苏联护短，真正记取教训，爱我中华。何况苏联早已垮台，其许多战争罪行黑幕早已由俄国人自己公开，我们还有什么必要仍为苏联唱赞歌呢?按旧式苏联意识形态话语纪念抗战，是颠倒黑白，歪曲历史，如把抗日战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说成是反法西斯战争，就不符合事实。

四，日本是军国主义不是法西斯，法西斯乃一种极端形式的社会主义

众所周知，中国与美、英、苏二战时是同盟国，战后在美国主导下成立联合国，重建世界秩序，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德、意、日则被称为轴心国。然苏联的二战叙事却尊自己为龙头老大，按自己的意识形态话语，把盟军说成是以苏联为核心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斯大林是领头苏军是主力，中共是东方中国抗日战场的中流砥柱，美、英等先是对德推行“绥靖政策”，后又拖延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蒋介石卖国不抵抗。二战胜利被说成为一个主义（共产）战胜了另一个主义（法西斯）。流行一时的大话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出了一个社会主义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出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第三次世界大战将打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战争引发革命，革命制止战争”，将战争意识形态化。

什么是法西斯?二战有没有一个苏联为首的反法西斯主义统一战线呢?确切地说，法西斯是一种极端形式的社会主义，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意大利。一战给欧洲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国际共运第二国际在战争中破产，使激进的社会主义流派得以发展，首先是布尔什维克以“血与火”的形式，在俄国夺得政权。曾是第二国际社会党员的墨索里尼深受鼓舞，他当过兵，打仗受过伤，战后失业成为“盲流”到瑞士打工，他最崇拜列宁，二十年代初他发动失业退伍军人为骨干的意大利下层工人向罗马进军，发起声势浩大法西斯主义群众运动，夺得政权。同时的德国则出现了纳粹主义，形式与法西斯主义差不多，希特勒与墨索里尼一样曾当兵受过伤，战后失业沦为流浪汉，他参加了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以如簧之舌善演说而成为党魁，要对国际犹太资产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但主要是以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煽情，对一战失败不服，鼓吹复仇!至三十年代才在德国掌权。

将纳粹与法西斯相提并论似乎异议不大，其意识形态与组织形式差不多，但将日本也称之为法西斯，则牛头不对马嘴。日本军国主义传统历史悠久，近现代以来更侵略成性，虽也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煽情，却没有群众性社会主义运动，内容和形式都与德意不同，没有法西斯组织体系，少数铁血军人的武士道、江田岛精神及其侵略扩张，都是军国主义狂热，与法西斯主义不搭架。相反，德意纳粹法西斯与苏俄布尔什维克的内容和形式却十分相象，都信奉社会主义，一个主义，一个政党，党政军合一，领袖独裁专政，进行思想钳制舆论管控。苏、德宣传部尤其相象，日本则没有宣传部，也不是一党专政，是典型的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本质上讲是一种极端形态的社会主义，特色是集体主义、工团主义，有严密的党组织，且具有一定的群众性、社会性，这些都是日本所不具备的。

德、意、日虽结盟，却不是基于共同的主义信仰，与一战德奥结盟一样都是基于国家利益。苏德之间也曾结盟，日苏之间在满蒙地区激烈争夺，一度发生战争，但基于侵华利益共同点，两个强盗又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日承认外蒙古，苏承认满洲国，无视和牺牲中国利益，一直维持到美军打败日本之时，在日本宣布投降之前夜，苏联才对日背信弃义废约参战，趁机摘桃子。如此来看，反轴心国各盟国与一战协约同盟性质也差不多，不存在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美英中法是盟国，不是统一战线，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盟友。苏联与德日既勾结又争夺，本身也侵略中国波兰等，无法占据反侵略道德制高点，当不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领袖，所谓以苏联为首组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说，是苏联自编自导自话自说的谎言。

法西斯一词意识形态泛化后，成为一切罪恶的化身，当时竟被中共加之于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头上。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参战使抗战局势发生转折，蒋方震设计的“拖到东西战争合流”终于成为现实，日本败局注定，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共两党都准备“摘桃子”。43年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为战后中国政治文化建设布局，全书充满了民族主义情怀与革命话语。中共也抓紧进行延安整风，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以争夺战后政治主导权和意识形态话语权。中共笔杆子奉命写了《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批蒋，以周恩来的名义公开发表，给蒋介石扣上“封建买办法西斯”的大帽子。蒋其时正是苏联所称国际反法西斯联盟领袖之一，与美英首脑平起平坐，怎么会是法西斯呢?加上“封建买办”头衔，更是文不对题。

但蒋介石确实赞美并仿效过法西斯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初德意法西斯兴起，迅速扫平国内动乱转弱为强，令人刮目相看，蒋曾派团前往德意考察，并请来德国军事顾问团，说要用法西斯蒂来推行三民主义。另有张君劢成立国家社会主义党。更狂热追捧法西斯主义的是张学良，他说：“意大利与德国之复兴，主要是人民全心全意地拥护领袖，使领袖得有充分力量克服救国途中的障碍”。张还自开飞机与墨索里尼的女儿在天空一番云雨，拉拢德意反日，大力鼓吹领袖独裁。象当年提“以俄为师”一样，国民党曾想师法德意来强国，德国也确实为国军培训了少许精锐的“德械师”。蒋介石并派第二子蒋纬国去德国学装甲战术，就象派其长子蒋经国赴俄留学一样，都是想向西方学习，以强我中华。中国一度与法西斯靠得很近，其目的竟是为抗日救亡，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就主张加入德意阵容以抗日，阻日与德意结盟。而相反，当时日本有自己一套根深蒂固的天皇制神道军国主义，用不着再引进什么西方的主义，既不师俄，也不效德意，与法西斯主义反而没有瓜葛。我这不是为日本人开脱，日本军国主义其实比法西斯主义还要野蛮落后，如剖腹自杀、自杀式“神风突击队”、“一亿玉碎”等，这是纳粹德国也不屑为之的。希特勒虽然对“劣等民族”犹太人实行种族灭绝，但对放下武器的英法战俘则遵守日内瓦公约，大哲学家萨特被德军俘虏，不久即放回家，没有受到虐待。日本天皇制与武士道也与法西斯没有关系，其军国主义传统早在法西斯主义出现前，即已定型，日与德意结成邪恶轴心，是基于其侵略野心，不是因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后德意侵略面目暴露，与日本结成轴心国，蒋介石即与之划清界限，并坚决拒绝德国的调停拉拢，坚持持久抗日，张君劢也将国家社会党改名为民主社会党。蒋介石虽曾追捧法西斯蒂，但最终没有成就法西斯，反而成为反法西斯领袖；就象他早年“以俄为师”，而终于没有成为布尔什维克，却成了反共干将一样。

历史是复杂的，用“党化史学”意识形态偏见解说二战与抗日战争，不仅不得其要领，反而可能厚诬历史。

当时在抗战相持阶段的西南大后方，还有一批游离于国共两党之外的海归洋博士，如林同济、何永佶、陈铨、雷海宗、贺麟等，在昆明创办《战国策》半月刊，写政论评说时局。他们以“文化形态学”来解说中国历史文化和当时世界大战格局，惊呼“战国时代的重演”，批评中国柔性文化传统和国民劣根性，大力倡导尚力精神和英雄崇拜，主张恢复战国时期文武侠义并重的文化，以适应激烈的民族竞争，并主张战时政治应实行高度集权，人称“战国策派”。“战国策派”超越党派偏见，不讲意识形态，不讲反法西斯主义，以客观公正的立埸研究抗战与二战风云，却被中共党人胡绳、章汉夫批为“法西斯主义的论客”。连避难大西南的墨客也成了法西斯，中国的法西斯分子何其之多!共产党“斗争哲学”可以信口雌黄，意识形态棍子可以颠倒黑白，党同伐异，不革命即反革命，不从我即为敌，连自由知识分子也污名法西斯，显得极为武断恶劣。后来林立果《五七一工程纪要》中出现“江田岛精神”一词，其“小舰队”即被称为法西斯，甚至林彪一伙也被称为法西斯分子。“四人帮”倒台，江青一伙特别是上海陈阿大等亦被称之为封建法西斯。后“六四”天安门广场绝食总指挥蔡玲，又指控镇压学生的中共当局为法西斯。法西斯，法西斯，大家都成了法西斯，那反法西斯还有什么意义呢?法西斯不只是野蛮专制侵略的代名词，千万别忘了它是一种极端形式的特色社会主义。我们今天纪念抗日战争及二战胜利七十周年，对于二十世纪严重祸害人类的日本军国主义、意大利法西斯蒂、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纳粹）、苏联布尔什维克主义，应有深刻反思，对其极权专制、侵略性、欺骗性及其反人类的各自特点及共性，应加区分和分析，无须混淆概念仍将其用之于意识形态争战。如普京就将乌克兰“颜色革命”称之为法西斯。其实，现在的俄罗斯与一战后的德国受挫后要复仇的情形十分相象，普京想恢复苏联版图，公开侵夺乌克兰领土，把东欧视为俄“战略空间”，与当年希特勒叫嚣“生存空间”，唱的是同一调子，搞大型阅兵诉诸战争也与纳粹德国同步，遭到世界人民的普遍谴责。但想不到中国政府竟与普京沉瀣一气，要与普京一起“维护二战胜利成果”，而实际上苏俄在二战中摄取中国利益最多，雅尔塔协议不仅是日本之痛，更是中国之痛!有些“红二代”和“军二代”不翻历史旧帐，抛却民族痛苦记忆，只要意识形态红旗不倒，在意识形态破产的情势下，竟绝望地唱出“联俄抗美”，认贼作父，叫嚣战争，以爱国主义、民粹主义、国家主义煽情，这其实正是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向法西斯主义，是一条最危险的不归路。我们现在纪念二战胜利七十周年，最须警惕的就是“反法西斯”名义下的国家社会主义。

五，国民政府依蒋方震方略抗击日寇参加二战

其实，意识形态之争最好的方式是公开辩论，摆事实，讲道理，现代人已具备坚实的理性，能够识别香花和毒草，能够甄别真与假，主义之争大可不必动武。然而，纳粹德国与前苏联不仅对外诉诸武力，而且对内实行最严格的书报检查，不允许异见，不让你开口讲理，由宣传部统一言论口径，谎言惑众，以求最大限度地凝聚集体意志。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说：谎言重复一万遍便是真理。苏联的宣传则不至重复一万遍，而是灌输一辈子!“党化教育”可以不顾事实，任意造谣，歪曲历史，以维护党的权威和意识形态垄断地位为第一要义。抗战历史和二战真相，因意识形态灌输遭到蒙蔽，在我国就存在许多谬误和盲区。

如抗战中国战区统帅蒋介石的形象就遭到长年歪曲，甚至妖魔化!大陆亿万民众只知钱学森，却少有人知道他的岳父蒋方震，及其《国防论》，更不知其提出的对日抗战“拖”的战略为国民政府采用。不知在蒋介石指挥下，中国军民由东而西且战且退，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决死抗战。长期以来的宣传都说蒋介石“不抵抗”，“西安事变”共产党“逼蒋抗日”，“平型关大捷”是抗战第一次胜仗，共产党是抗战“中流砥柱”，领导人民打游击赢得八年抗战。国民党则溃逃躲入峨眉山，待共产党消灭鬼子后，才出山来“摘桃子”。文革八个“样板戏”中《沙家浜》里有一段沙老太太的唱词：“八·一三，日寇在上海打了仗，江南国土遭沦亡，尸骨成堆鲜血淌，……新四军共产党来把敌抗，东进江南深入敌后，解放集镇与村庄。红旗举处歌声朗，百姓们才见天日光”。我辈被愚弄，根本就不知道淞沪抗战是国军依照蒋方震方略主动出击，蒋介石嫡系“德械师”全部上，双方出动兵力近百万，国军面对组织训练与装备上占有的绝对优势的日军，毫不畏惧，以血肉之躯对抗日军的军舰飞机大炮，浴血奋战，粉碎了日军“三个月解决支那事变”的迷梦，虽损失惨重退出上海，但在战略上已是“先胜”，自后由东而西进行了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等一系列重大战役，留在上海的“八百壮士”在团长谢晋元指挥下，还一直坚守四行仓库，表现了国军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根本不是中共所诬逢敌即溃，一泻千里。

在“党化教育”蒙蔽下，我们竟长期不知道规模比“平型关”大千百倍的淞沪抗战，更不知惨烈的首都南京保卫战。记得文革高潮时“忆苦思甜”，讲“不忘阶级苦，牢记民族恨”，提到了抚顺煤矿万人坑，全国报刊却都没有提“南京大屠杀”，不知为什么?八十年代初才突然冒出“南京大屠杀”，至今炒得更热。人们不禁要问，同样是首都的法国巴黎，纳粹德国占领时没有大屠杀，南京为什么出现屠杀事件呢?答案现在一点就破，即当时法国宣布巴黎为“不设防城市”，放弃了抵抗，而南京在蒋介石部署下，进行了惨烈抗击。但是，我们现在为什么只讲大屠杀，却不讲南京保卫战呢?这是对抗战历史的明显歪曲，“党化史学”才是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把有说成无，把无说成有，愚弄老百姓。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军民在蒋介石统一指挥下，虽不对日公开宣战，却按蒋方震战略有计划地对日军节节抵抗，为阻止沿京汉铁路南下的日军机械化师团，蒋介石还忍痛下令炸开黄河花园口大堤，用大水成功遏阻南下日军，却使河南百姓遭受了超过南京大屠杀的更大牺牲!而这正是执行蒋方震由东而西的抗战战略，以空间换时间，以惨烈牺牲达成了战略目的，是中国人民用牺牲换来的胜利。如果象法国贝当政府那样投降不抵抗，中国也就不会有那么惨烈的牺牲，但蒋介石不是贝当!在台湾举行的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大会上，马英九陈述：国军在八年抗战中与日军进行了对抗会战22次，重要战斗1千多次，小型战斗3万多次，官兵伤亡322万人，其中268位将领。他申辩说：“面对历史，真相只有一个，当年抗战是中华民国主导，抗战胜利是蒋委员长领导全国人民英勇奋斗的结果，不容任何人篡改和扭曲”。

打仗要死人，战争是残酷的，所以任何负责任的政府都尽量避免战争，即使不得已参战也要尽量使已方少死人。蒋介石为什么不惜代价和百姓死伤，选择在上海、南京这样的大城市拼死抗击日军呢?这其实也是执行蒋方震方略，因中国虽可“拖”日本于泥潭，却无力将其毙命，要战胜日本，只能期望“东西战争合流”。上海是国际都市，牵涉诸多列强利益，“八·一三”蒋介石主动在上海开打，就是希望引发列强干涉。坚守南京则是希望获得苏联援助，当时苏联也受日本直接威胁，希望中国能缠住日本。最高统帅为保国家安全，必须考虑世界风云，所以纵横捭阖、远交近攻的外交也很重要，中国古代“兵圣”孙子道出“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道理，能不战尽量不战，三十六计走为上，拖也是一种战略，伐谋伐交，以义止战，外交更成为止战和先胜工具。面对纳粹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咄咄逼人的侵略，美国人奉行“孤立主义”，英法推行“绥靖政策”，都是为了避免自己流血，这其实无可厚非，谁愿意打仗死人啊。但在道义上对侵略行为仍进行了谴责，美国对日本还实行“禁运”，实行经济制裁，怎么能说是怂恿侵略呢?正因为美国看重士兵生命，所以拒绝丘吉尔抢先进攻柏林的建议，让苏军攻占柏林，为此苏联多死了50万军人，而美国在整个二战中死亡军人也就50万。美国为避免自己死人流血，竟出卖中国利益，要求苏联在德国投降后两三个月出兵远东，对日宣战。所以，不要认为苏联打仗多死人多，就是盟军主力、领导，美国雄厚的物质基础才是盟国胜利的保证，美国还首先研制出原子弹，并用之于实战，也是美国建议成立联合国，战后世界格局主要由美国主导。但苏联也依靠武力，在其占领下的东欧建立了卫星国，并成为二战中唯一扩张了领土的国家，把德国东普鲁士和日本北方四岛纳入版图，侵略扩张实现了其利益最大化。苏联更在中国摄取了巨大利益，蒋经国去苏联交涉，斯大林说：尼古拉!现在是你来求我，不是我求你什么，中国若能自己打败日本，我没话说，但你们要靠我们去打，还有什么好说的?完全是一幅强盗嘴脸。

“弱国无外交”。在盟国苏、美、英等之间开展等距离外交，弱国统帅蒋介石做得应该说基本上是成功的，特别是宋美龄访美开展“第一夫人外交”，在国会演讲，争取美援，做得非常漂亮。美龄还只身入新疆，说服因苏德战争前期苏溃败而动摇的苏共党员盛世才回归祖国，使新疆在祖国最危难的时刻复归版图。1943年11月开罗会议，美龄陪老蒋与罗斯福、丘吉尔会谈，签署《开罗宣言》，宣布东北、台湾归复中国，并进一步废除不平等条约，参与开创联合国，使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那张宋美龄穿插其间的“三巨头”会晤照片，可谓“中国从此站起来了”的标志，中国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的地位就此确定，蒋介石作为世界领袖、中国统帅的地位，也获得世界公认。

蒋介石的中国统帅地位不仅得到国际承认，而且当时中共也是承认的，共军改编为蒋的部下，国民政府领导全国抗战，几百万正规国军是抗日主力，坚持长期抗战拖死日本是国民政府的既定战略，重庆政府才是抗战的坚强核心和中流砥柱，这是历史常识。三军不可夺帅!试问，若蒋介石挺不住或有不测，当时的毛泽东有资格代表中国参加开罗会议吗?长期盛行的历史虚无主义，所谓共产党抗日，蒋介石摘桃的愚民宣传，根本经不起历史拷问，是该加以纠正了。然而现在要讲真话也很难，先前“党化教育”宣传灌输蒋介石“封建买办法西斯”，卖国投降“不抵抗”，十恶不赦是“反动派”，是“人民公敌”，所以共产党才要打倒他这个大坏蛋。若现在说蒋介石不是“坏蛋”，不是“反动派”，不是“人民公敌”，不是法西斯，而是“反法西斯”统帅，是与罗斯福、丘吉尔平起平坐的“三巨头”，“坚持抗战八年久”，“拖”垮日本使中国“从此站起来了”，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那么，中共当年凭什么推翻他呢?如此，中共夺权的理由将完全站不住脚，这将严重“消解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但长期说假话不说真话也混不下去，林彪说：“枪杆子，笔杆子，干革命靠的是这二杆子”，中共“笔杆子”陈伯达写《人民公敌蒋介石》，当年被吹嘘为“可以当几个师”，现在已一文钱不值。文革前大量发行的“淫秽小说”《金陵春梦》、《侍卫官杂记》等，对蒋介石极尽造谣污蔑之能事，现在再也不可能有市场。谎言治国难以长久，真相一定会被揭开。抗战胜利都七十年了，还有必要捂住历史真相说假话吗?还有可能否认国民政府蒋介石的抗战领导地位，把抗战胜利说成是“毛主席领导”的吗?所以我们说，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应该跳出意识形态窠臼，实事求是尊重史实，否则很难让人信服。

六，东亚中、苏、日博弈和蒋方震兵略倍受干扰

苏联垮台已二十多年，中国仍坚守苏联模式意识形态话语，确实已经毫无意义，仍就二战为苏联为斯大林贴金，更是愚不可及。因为俄自己早已公开档案，将斯大林在二战中的罪恶公之于世，不光有“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及“秘密议定书”，瓜分波兰吞并波罗的海三国及比萨拉比亚，成为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祸首，还有“卡廷森林事件”等。苏共政治局开会决定枪毙几万名被俘波兰爱国军官，但当时苏共宣传部却无耻反诬是纳粹德国所为，直到苏联解体，叶利钦才将档案解密，交给波兰政府。大量事实证明：苏联坏透了，斯大林坏透了，而其对中国使坏，更是无所不用其极，无论是对国民党还是对共产党，苏联都极尽利用之能事，中国人吃了苏联人的大亏上了大当。

中国与苏俄、日本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很难简单归结日本是敌苏俄为友，俄国侵略中国历史最悠久，侵占中国领土最多，而没有日本，中国东北或许早已变成“黄俄罗斯”。1904年日俄战争日本牺牲十万人，才把沙俄赶出满洲，但日本自后将中国东北视为“自家物”。“九·一八”后建立伪满洲国，日苏之间就侵略瓜分中国，是既争夺又勾结，既打硬仗又使阴招，中国成了“唐僧肉”，成为战场长久硝烟弥漫，而日、苏本土则是一派安祥。中国因虚弱不堪，自清政府以来就玩“以夷制夷”把戏，蒋介石也想利用矛盾联俄制日，加上与欧美列强合纵连横，企图以外交努力迫日本退出中国，却毫无成效。大国博弈讲的是实力，国力不支靠耍嘴皮子全然无用，1941年避居昆明的“战国策派”知识分子，以“战国时代的重演”，来概括当时国际风云，应当说是恰如其分。意识形态最不靠谱，所谓苏联主持公道，组织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共产党解放全人类，完全是欺人之谈。世界大战充满血腥与罪恶，我们千万不要被意识形态蒙住眼睛，把最狡诈的侵略者苏联当救星，如现今只要日本道歉，道歉了还要反复道歉，却不敢要求侵蚀中国最多的俄国作一声道歉，就是自欺欺人的意识形态在作怪。

“党化史学”歪曲历史，如所谓“西安事变”共产党“逼蒋抗日”，使蒋介石改变“不抵抗”方针，根本就不靠谱。据已公开的档案，早在“西安事变”前好几年，蒋介石就因抗日需要，主动与苏联复交寻求奥援，并派邓文仪至苏联见中共代表王明等，提出国共合作抗日。因为中共是共产国际一个支部，一切听苏联支配，所以蒋介石知道，只有找斯大林才能真正解决中共问题。果然，斯大林让王明代中共中央起草并发布《八一宣言》，鼓吹团结抗日，而长征路上的毛、周、洛甫等尚一无所知。为抗日蒋不计前嫌再次主动“联俄、容共”，应该说是下了很大决心的，怎么能说蒋介石不抗日呢?其实他早就在谋划抗日，而且是全方位全面谋划，并有实际行动。

但蒋介石要抗日并不容易，因为没有多少人听命于他，作为国府委员长，不但共产党反对他，遍布中国的各地军阀如冯玉祥、张学良、盛世才、阎锡山及云贵川各路大小军阀，没有一个承认蒋的中国抗日统帅地位，阳奉阴违不公开反对还算好的。就是在国民党内部，反蒋势力也风起云涌，如李宗仁、张发奎、陈铭枢、陈济棠等两广军阀，还有汪精卫、陈公博为首的“改组派”，更是掀起比中共暴动更大的“反蒋”狂澜。相比而言，流窜西南的中共红军已是强孥之末，蒋“攘外必先安内”，不光是剑指中共，而是放眼全国，要统一全国各路军阀势力，否则，抗日只能是一句空话。蒋军追击红军进入云贵川，蒋的眼睛不光是盯着共产党，还有不听命的大小军阀如王家烈之流，趁势进入大西南，为抗日营造大后方。蒋介石这时已不把流窜中的红军放在眼里，同时斯大林也不把中共红军看在眼里。蒋派代表去莫斯科谈判，必然要谈到红军的处置，想不到斯大林对早已失联的红军很是不屑，他手中的工具是王明。而这时蒋更多的精力是用于处置“两广事变”，粤系军阀陈济棠不但勾结江西红军，与红军做钨砂生意，为苏区提供最大财源，还勾结日本，请日本人训练了一支空军，却也和西窜红军一样，打起“北上抗日”旗号，企图联合桂系李宗仁，北伐推翻蒋介石。但部下空军及军长余汉谋等痛恨日本，实在看不下去，倒戈赶走“南霸天”，归顺了中央。这是蒋“攘外必先安内”的一次大成功，下一步就是进剿陕北的红军了，却突发了“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不但出乎蒋介石意外，也出乎斯大林意外。斯大林得知消息马上公开指责张、杨是日本代理人，谋害抗日领袖，并向中共直接下令释放蒋介石。而斯大林的态度不仅令中共不解，也让张学良意外，张、杨先是听信中共蛊惑，原想依托苏联建立西北抗日联合政府，此刻不啻是冷水浇背!这时宋美龄托端纳将丈夫的日记送给张学良看，张读后获悉蒋抗日规划，加上同时被捕的蒋方震疏导，使张翻然醒悟，于是不顾一切亲自送蒋回南京。斯大林为什么放弃意识形态偏见，转而支持“沾满共产党人鲜血”的蒋介石呢?那完全是出于维护苏联自身安全的考虑。因为伪满洲国建立后日本在东北站稳脚跟，对苏联威胁越来越大，日俄是老对手，苏联一手操办的东北抗日联军很快被剿灭，张学良、冯玉祥等既不是日本人对手，能领导中国抗日以阻遏日本进攻苏联的，只有老蒋。所以斯大林支持蒋介石“安内攘外”，事变解决后，斯大林立即派王明归国，促成国共合作，鼓吹“一切通过统一战线”，要求中共听命于仇敌蒋介石。对中共来讲，这不啻是惊天之变，却也是命运转折的关键。

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面对国家危亡，先前猛烈抨击蒋介石独裁专制的“新月派”自由知识分子，立即停止了活动，因为“救亡压倒了启蒙”，“不愿再以人权与当局叫板”。如蒋方震就自觉放弃反蒋立场，成了蒋介石的战略高参。胡适也放弃不从政的誓言，加入政府当了驻美国大使，为抗日争取外援。蒋廷黻则在1932年中苏复交后出任驻苏联大使，争取苏联抗日。翁文灏也为国民政府所延揽，出任军事委员会国防计划委员会（后改为资源委员会）秘书长，为抗战筹集国防资源。30年代出现了一股“学者从政”潮，国家危亡之际，知识精英纷纷走出书斋，报效祖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啊!这就是中国士人知识分子!还有一些海归洋博士，如钱端升、丁文江等，不但不再批蒋介石专制，反而撰文鼓吹“国家能力”，希望蒋集权调动国家一切资源抗日，当然胡适对此是不赞同的。而中国共产党则趁国难当头，于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完全照搬苏联模式，在落后农村另立听命于外国的政府。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对日宣战，却不打日本人而打同胞，形同滑稽剧。以“北上抗日”为名的红军长征，其实是西窜逃跑，甚至组织了“西路军”，想进入苏共党员盛世才统治的新疆，这难道能说是抗日?西面可没有日本人啊!当时中共的一切举措都是听命于共产国际，并通过牛兰夫妇领取少许卢布。而苏联自己呢?他们对日本侵略中国是什么态度?“九·一八”后一个月，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即向日本驻苏联大使广田弘毅声明，对中日冲突采取不干涉主义，这是支援中国抗日吗?共产国际及其支部不但不抗日，反而对中国政府的抗日方略，产生了严重干扰!当时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竟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口号，这些显然都是斯大林让干的，中共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对此是公开批评的，听命的只是王明、博古、洛甫、李特、黄超等留苏布尔什维克，反映了中共还极不成熟。中共完全听命于共产国际，成了苏联的“别动队”、“带路党”，毛泽东对此是有保留的。1939年日苏间暴发诺门坎、张鼓峰之战，斯大林下令延安组织正规军向东北挺进，这是不顾中共生死形同自杀，毛泽东则阳奉阴违敷衍了事。毛不但敷衍斯大林，也敷衍蒋介石，这是中共成熟的表现。

这里我们就撇开意识形态来谈一谈抗日兵略。蒋方震熟读《孙子兵法》，是第一流的军事战略家，毛、蒋也都熟读《孙子兵法》，都是以军事起家，以枪指挥党，而不是靠鼓吹主义起家。毛泽东年青时上湖南师范，老师中有易培基者，是留日学生，引进“军国民主义”，在学校搞军训，毛是军训队长，易老师并指导毛生精研兵法，为毛打下兵学基础。蒋介石早年也在箭金公学听老师顾清廉解《孙子兵法》，读曾文正公书。毛、蒋早年最崇拜的人都是曾国藩，都熟读《曾胡治兵语录》，后来用之于治军，取得成功。《孙子兵法》论兵讲国家大战略，以十三篇研讨战略与战术，其总精神可概括为“约束条件下求极值”，也就是在天时地利人和等各种不确定因素之下，以最小代价获得最大胜利。讲能自保而求全胜，兵不顿而利可全。上兵伐谋，庙算先胜，先立于不败，胜于易胜，在信息不对称、不确定条件下求最优解，以最少的损失获得最大成功。斯大林、罗斯福等国际领袖，对此也不陌生。当时世界大战不可避免，作为大国领袖，都希望别人先打，自已最后出手并笑到最后，不战而屈人之兵。蒋方震为中国抗日制定了最优战略，中国许多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也精准地看到了弱肉强食的“战国时代重演”。如何在世界大战中立于不败，如何执行蒋方震兵略?不但摆在中国最高统帅部蒋介石等人面前，也摆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智者面前，何去何从，如何选择，对中国的命运关系极大。

蒋介石作为弱国统帅，面对的约束条件和不确定因素最多，要考虑保全中国的万全之策，依靠蒋方震制定了“拖”的大战略，但兵者诡道却不能明讲。如果能拖到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才开打，显然对中国最为有利。孙子曰：“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对于国土狭小资源有限的日本来讲，侵华讲求兵贵神速，拖不起。兵贵胜、不贵久；“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久拖中国泥潭，怕遭苏联暗算，所以也不敢贸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国内嗷嗷一片，学生游行爱国没有错，但统帅不能感情冲动，知识精英要深沉体国，胡适就站出来成立“低调俱乐部”，为激昂情绪降温。东北沦陷，如果真能如流亡学生喊的那样，“打回老家去”，当然是好!但问题是打不回去啊!不是蒋介石个人无能，也不是国民党一党无能，而是中国无力!国民政府既没有能力收复东北，只能戒急用忍，忍耐，忍耐，再忍耐，能拖就拖，积极准备，引韬藏略，加紧国防建设，后发制人。所以蒋介石说：“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蒋介石希望苏联与日本两个强盗能先打起来，鹬蚌相争，中国得坐收渔翁之利。因为日苏间在中国东北利益交错，都怀抱野心，一时战云弥漫，短兵相接。但斯大林不儍，利用“别动队”中共怂恿失意的“倒戈将军”冯玉祥、吉鸿昌等反复小人（1924年直奉战争冯倒戈，召致直系曹琨垮台，1930年吉倒戈投蒋，召致冯军崩溃。吉后又反蒋秘密加入中共，与冯举抗日大旗，妄图东山再起），毫无把握就发动了“长城抗战”，打又打不赢，却把战火从东北引到华北，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何梅协定”擦屁股擦不干净，“一二·九”运动继之又起，蒋介石被骂了个狗血喷头，曾一度下野。面对汹汹形势，怎么办?贸然向日本宣战，的确痛快，然有胜利把握吗?斯大林就最希望中日大打早打，互相消耗，希望中国共产党员、国民党员统统都给我上，“武装保卫苏联”，他隔岸观火，打光了他好来收拾残局。但蒋介石还是很清醒，坚持拖的战略，安内攘外，积极准备，并主动开展外交争取奥援。

日本有没有灭亡中国的全盘计划呢?现在看来不一定有，从后来日本堕入蒋方震兵略陷阱，被蒋介石从上海由东而西牵着鼻子走来看，日军并没有象纳粹德国“曼·斯坦因”攻法计划、“巴巴罗萨”攻苏计划那样，有详细具体周到的攻华兵略。所谓“田中奏折”，虚妄不实，谈不上是兵略，是苏联特工造假惑众。若真要灭亡中国，必须象希特勒那样速战速决，拖入战争泥潭久战不决，则对日本最为不利，“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对此日本人也是清楚的。日虽恐吓“三个月灭亡中国”，但并没有制定这样的作战计划，更没有用之于实战。承认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日本既然没有灭亡中国的计划，则日中双方完全可能暂时避免战争或议和，“先和而造大事”，将生死对决引至最后。果若如此，则对苏联极为不利，日军可腾出手来北攻苏联，中国则可待日苏俱损俱疲之时，趁势一举收回满蒙台湾。所以，苏联极力破坏蒋介石的避战缓战策略，其得心应手的工具就是中共，发动爱国青年学生示威游行，制造各种事端，政府不对日宣战就是卖国贼，而不问打得赢打不赢，不打就不消停，要“武装保卫苏联”。

当时中、日、苏三国和战的交集点在满洲，中国国民政府坚决不承认伪满“独立”，也不承认外蒙独立，日本则把满洲视为生命线，且辛亥革命时孙中山也有许诺。但日本占据东北后，还只是成立傀儡政府，没有直接纳入版图。日本并没有全面进攻中国的战略计划，对偌大中国，即便全面占领，也无法统治，日希望压蒋政府承认对满洲的占领，对日妥协投降。但蒋介石就是不承认也不妥协，一边拖一边备战，对日方压力很大。蒋方震也公开发表文章，警告日本不要陷入战争泥潭。日本国内也有争论，曾直接参与策划“九·一八”的日本一流战略家石原莞尔，就不主张再全面侵华，而是适可而止，消化满洲，以此为基地进攻苏联，这也正是蒋介石所期待，却又不便明说的。“低调俱乐部”的智者胡适甚至建议暂承认伪满，以换取和平，待日后国力强大后，再作计议。总之，中国孱弱，对强敌日本的宣战决战，越是往后拖，越是有利。中国有句老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全部报销!”时间是金!中国人难道就等不得几年吗?大国博弈，各使花招，都希望别人先打，自己后打，后发制人，笑到最后。当时日苏气氛紧张，各自都在磨拳擦掌挖工事，战争一触即发。但苏联的战略重心在欧洲，东边是能拖就拖，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对日示弱寻求妥协，尽量避免两面作战。同时，却耍尽花招离间日中，让日中大打早打，若要对日作战，最好是找个代理人，这个代理人就是蒋介石，别的人都不配!蒋介石在得不到西方援助的情势下，也想联俄抗日，与苏结盟对付共同的敌人，但想不到日苏只是1939年在满洲边境试探性地打了两仗，很快就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你承认外蒙古，我承认满洲国，两个强盗以牺牲中国作利益交换，达成了妥协。苏联就此避免了东西两面作战，直到日本投降前夜才对日宣战，“屈人之兵而非战，拔人之城而非攻”，飞机直接开到沈阳机场，几个飞行员就能招降几个军，连伪满皇帝溥仪也在机场束手就擒，不出一个月就俘虏了80万日本关东军，统统送到西伯利亚去做苦力，还大量掠夺中国财物。苏联以其不义和狡诈，而奸笑到了最后，日本侵略者失败是罪有应得，中国则空有战胜国之名，实际上遭受了最大牺牲和失败，外蒙古自此永远脱离了中华。

七、弱国决死牺牲救亡却闹窝里斗让人瞧不起

为什么中国会遭受最大牺牲和失败呢?因为内部不团结四分五裂。

1936年“双十二”突发的“西安事变”，统帅被劫持，就是中国内部不团结的突出表现。但事变和平解决却又促进了国内团结，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的救亡统帅地位，终于获得中国各方诸侯承认，连中共也承认。但这仍然是表面上的，实际上各方势力仍在勾心斗角，国共内斗一直就没有真正消停。孙子曰：“上下同欲者胜”。弱国对强国，不能上下同心拧成一股绳，共同对敌，反而长期内斗消耗国力，让人见笑，也是中国最大的悲哀。

紧接着“七七事变”的突发，再一次打乱国民政府的战略部署。蒋介石戒急用忍想“拖”，但苏联人不让“拖”，共产党更等不急。有一种说法：是中共北方局书记刘少奇，令隐藏很深的中共地下党员——时任驻北平第29军副总参谋长的张克侠，对北平郊外小股日军采取攻势，故意挑起并扩大事端，引发了事变。张克侠是军阀冯玉祥的连襟，曾留学苏联成为苏联特务，既然斯大林希望中国尽早与日本开打，张克侠忠实执行苏联旨意，利用其统军身份，让斯大林的阴谋得以实现。有关情况张克侠在回忆文章中小有透露，但具体细节有待档案公开，更有待学界进一步探讨。也是这个张克侠，自后继续深埋国军中“卧底”，1948年淮海战役一开始，他即与另一“卧底”何基沣率部“起义”，直接导致国军黄伯涛兵团十数万人被围歼，为中共淮海战役取胜拔得头功。间谍之于战争进程的作用，论者千万不要小歔!《孙子兵法》有专章论“用间”。在整个抗战期间，中共都在暗算国府，所谓“隐蔽战线”，避实就虚，布置“卧底”安放“冷子”，如郭汝槐、刘斐、韩练成、廖运周、侯镜如等，并拉拢了卫立煌，待国共决裂两军决战时，“深间”每每在关键时刻发挥决定性作用。

“七七事变”后群情激昂，再“忍”再“拖”会被抗战声浪淹没，虽也有议和机会，但蒋介石义无反顾，认为已到“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只能“拼将百万头颅血”，“以血肉组成新的长城”。全面抗战开始了，国军在上海主动开打又组织南京保卫战，虽牺牲惨重，却没有引来西方列强干涉。支援中国抗战的只有苏联，武汉会战苏直接派飞行员参战，并提供大批军火。通往延安的路于是畅通了，短时间即有6万青年奔赴延安，包括美女江青、叶群等，王明、康生也从苏联大摇大摆地来了，蒋介石竟想将国共两党合二为一，听他指挥。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开赴前线，由政府发给军饷，但八路军115师参谋长周昆，竟贪污全师一半军饷潜逃。不久苏联也在东北与日军接战，蒋介石深受鼓舞，也密切关注。如果中苏同盟携手打日本，中国负责将日军拖入泥潭，苏军在背后大举解放东北，并出动飞机轰炸日本，那的确为弱国求胜带来曙光。苏联飞机虽没轰炸日本却轰炸了台湾，然仅在东北打了两仗就停了下来，随后背弃国际主义与日本签订《中立条约》，不但双方罢战而且停止了对华援助，甚至在远东指挥对日作战的元帅布留赫尔，即北伐时蒋介石的顾问加伦将军，也以“日本间谍”罪名枪毙了，让人大跌眼镜。以前“党史”专家总简单地述说1940年以后蒋掀起“反共高潮”，却不问国际背景。为什么蒋37-38年对延安中共那么宽容慷慨，40年后就变了呢?这是因为苏联变脸蒋才变脸，“容共”是以“联俄”为前提的，蒋全面抗日仰赖苏联支援，当然对中共优容有加，而当苏联与日本勾结停止援华后，还能给你什么好脸色呢!这是蒋介石第二次“联俄、容共”，皆因苏联背信弃义而陷于窘境。斯大林真不是个东西!先是利诱支援，使日中火拼，而待中国全面抗战打得不可开交时，他却开溜了，并丢下盟友与对手言和，早知如此，还不如我言和让你们去打，但现在言和无异于投降，中国只能硬着头皮力挺下去。党化宣传对苏联援助曾大加称赞，其实苏联别有用心，完全是拿中国当“挡箭牌”，以保障自己的安全。斯大林耍尽手法故意拉中国于火海，并不真正关心中国人的死活，中国抗战自此陷入最艰苦的阶段。

如今仍按旧意识形态话语，尊斯大林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首领，声称中国以巨大牺牲抗战拖住日本，使其无法进攻苏联，是为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贡献，这是阉割历史替强盗贴金。中国人上了苏联人的大当!当中国人民艰难抗战之时，斯大林不但与日本人作交易，而且与纳粹德国勾结，协议瓜分波兰。为避免与日本利益冲突，苏联早就将东北中长铁路主动卖给伪满洲国了，而45年入主东北后，却又视中长路为“苏联财产”，显得极端奸诈贪婪。那有什么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啊?布尔什维克与纳粹同穿一条裤子!反德意日轴心的国际统一战线，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才真正形成。美英为主导，1943年底开罗会议，斯大林看不起蒋介石竟拒绝参加，美英只好另安排德黑兰会议，以后雅尔塔会议等，也没有中国参加，都是斯大林恶意排斥。如此来看，即便是统一战线内，中国也只是小书童，仍遭苏联欺凌。

毛泽东的过人之处，就在于潜有谋略。凯丰在遵义会议上说毛不懂马列，只是读了点《孙子兵法》，兵法讲实际，讲理性选择，兵以诈立，计利以听，毛泽东是第一个真正为自身利益，而不为苏联利益考虑的中共领袖。斯大林让中共“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毛却提出“独立自主方针”，不当斯大林的“儿子”，也不当蒋介石的“孙子”。毛泽东亦是当时一流战略家，对国际国内形势看得很准，懂得如何摆平自己，迷惑对手，形兵于无形，提出了一系列利己方针，“到敌人后方去”，“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以让自己笑到最后，成为蒋介石最强劲的政治对手。斯大林也认为毛是“中国的铁托”，听命于斯大林向蒋介石献媚的“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王明，在“延安整风”中竟被批得臭不可闻。1943年苏联迫于英美压力巩固盟军团结，宣布解散共产国际，自后再公然对中共下指令，已失去根据。延安适时提出了“毛泽东思想”概念，《新民主主义论》为战后主导中国进行全方位布局。重庆对延安气象及其坐大很不安，但蒋介石内心对毛泽东、周恩来的才干却很佩服，叹其不为已用，对共产党“民主集权制”一整套组织体制也想仿效，“以俄为师”强化党国，以成为中国的斯大林（胡适、罗隆基对此曾有分析批判）。但实际上蒋没有能力集权中央，缺乏个人魅力，口才很糟糕，领导力不够，国内仍山头林立，自行其是，各自为政各顾各，中国始终无法形成真正的核心领导，仍然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抗战后期毛泽东更谋篇布局忙于推翻国民党，根本不把蒋介石放在眼里。1945年5月美军攻占冲绳岛，延安朱、毛竟通过美军观察团谢伟斯，直接向美国上书，建议美海军陆战队在共军控制的山东半岛登陆，虽说是为打日本，却绕过本国政府交通外夷，充当“带路党”，其性质即使是按现今共产党的标准看，也是一种叛国举动。

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参战并公开援助中国，使艰苦抗战的蒋介石重庆国民政府，撑过了最艰难的时期，不少人憋哭了，中国正式对日本宣战。但美国人希望国军与日军硬拼，被任为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将军，竟要求蒋介石交出军权，由他统一指挥。史迪威轻蔑地称蒋为“花生米”，甚至企图制造一次空难暗杀蒋介石。国内反蒋势力除中共外，还有各路地方军阀，如云南龙云，四川刘文辉等，一些失意军人、党人也蠢蠢欲动。中共则暗中联络一切反蒋势力，组织反蒋统一战线，沾满共产党鲜血的前北伐军总参谋长李济深，成为重点拉拢对象。面对各方压力，蒋介石有些挺不住，有时竟一个人关在卫生间嗷嗷大叫，以发泄郁积，此时，也只有夫人美龄能给予些许抚慰。国难当头，国内各党各派本应一致对外，蒋介石纵有一百个不好，只要他爱国谋国抗日，就应紧紧团结在他周围，民主建国等一切问题可待抗战胜利后再谈。

内乱起，国权堕；只有团结御侮，才能众志成城。然此时国共斗法已暗潮汹涌，中国无法形成统一的铁拳一致对外，野心最大的外夷苏联即乘隙欺凌中国。斯大林无视中国是盟国，与美、英达成雅尔塔密约，并让美国出面压蒋介石签字，蒋怕战后苏联将满洲交给对手共产党，想牺牲外蒙保全东北，美龄之兄宋子文拒绝签字，蒋就派王正廷去签。但斯大林最终并没有把东北移交国府，而是暗中移交中共，蒋介石又一次上了苏联人的当。外夷侵夺中国的最好办法就是分裂中国，趁中国内乱取利，如1858年沙俄能不费一兵一卒就侵夺中国东北150余万平方公里土地，除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太平天国占据江南半璧，内忧外患之下咸丰皇帝无可奈何，自己最后气得吐血而死!历史的教训是深刻的，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所谓“攘外必先安内”，在外敌入侵之时实乃不可不为，“尊王攘夷”的“夷”，除明火执杖的强盗日本外，还有更加阴险恶毒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毛泽东晚年认识到“新沙皇”是中国头号大敌，但抗战后期为夺权夺位，却是把本国蒋委员长当作头号大敌。中国内部始终不能团结一致，四分五裂的混乱局面，让日、苏、美等都轻视中国，这就使虚弱的中国虽挂上“战胜国”的空名，实际上却遭受了最大牺牲和失败，丧失的领土最多，而且战后立即陷入了一场古今中外规模最大的内战，死人如枕超过抗日，人民遭受的苦难更难以尽书。

国共两党八年抗日歼敌战绩全部加起来，也不及苏联出兵东北一个月多，苏军光俘虏关东军就80万。美军光菲律宾一役就歼日军40万，一颗原子弹就炸死20万，而中国八年抗战仅派飞机在日本本土散发过一次传单，大部分战争都在中国国土上打，打了个稀巴烂，百姓伤亡三、四千万!这一切都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当时中国的确太虚弱，太虚弱。同时，也说明蒋方震制定的御敌战略无比正确，对强敌不要硬拼，以柔克刚拖死它!“人民战争”这个概念也最早由蒋方震提出，“七七事变”十天后蒋介石庐山谈话表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南京沦陷后，蒋适时提出了“持久战”，派出了部分军队留在敌后坚持，中共更深入敌后进行游击战，并得到快速发展，1938年毛泽东写《论持久战》。长期以来中共宣传把“人民战争”说得神乎其神，是“铜墙铁壁”，文革前就有《地雷战》、《地道战》等影片，现在更有手劈鬼子、裤裆藏雷等抗日神剧，把鬼子描述得蠢之又蠢，这都是不着边际的编造。战争是凶残的，全民皆兵，则人民的死伤会更大，蒋介石说：“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最后关头一至，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全民抗战是“牺牲抗战”，阎锡山在山西就成立了“牺牲抗日救国决死同盟”，简称“牺盟”。中国的决死抗战，使日本开初认定“中国懦弱”、“不堪一击”的乐观论调遭到破灭，昭和天皇私下里也表示：“支那的强硬出乎意外，对事变的预测完全是错误的”。但战争已无法刹车，在无法战胜中国的背景下，日本只能加紧对华诱降，诱出了国府副总汪精卫当汉奸，但蒋介石仍坚持抗战，决死牺牲救国，让日本进退失据，无法脱身。

如何决死牺牲救国呢?硬拼还是不行。打游击以人民为掩护还要保护人民，兵法讲能自保而求全胜，所以“游而不击”也无可厚非，阎锡山就提出了“自存自固主义”。游击游击，一有机会就打伏击。1943年八路军129师386旅旅长王近山率16团回延安，路上老婆韩岫岩丢了，王说打一仗听到枪响她就会找来，于是有了韩略村伏击战，消灭日军“战地观战团”百余人，韩岫岩也找回了部队。在山西腹地日军竟组团“观战”，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日军之招摇。1940年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发起“百团大战”，10月日派出冈崎支队300来人（另有200余中国民伕），游击到八路军总部所在地黎城县，企图“斩首”打击共军首脑机关。日军误闯八路军黄崖洞兵工厂，彭总怒不可遏，调集主力2万余人，要合围全歼这一小股嚣张的敌人。冈崎支队在关家垴山头构筑工事坚守待援，结果我军围攻两天两夜，死伤2千多人也拿不下，在敌援兵赴来之时只得解围而去。日军仅死50，伤99，民伕则全死。此战刘伯承、陈赓曾力劝不要硬拼，但彭总不肯。事后彭德怀的“百团大战”受到内部批评。同样的战役国民党也有过，1944年滇西松山战役，日军在松山构筑蜂窝状工事，国军好几个师几万人围攻仅一千多日本守军，我军有飞机大炮占绝对优势，却打了三个多月，以伤亡7763人（其中亡4000多）才拿下阵地。由于国家孱弱，中国不仅物质条件差，国共两方军队素质都远不及日军，抗日名将张发奎就说日军想打那里就可以拿下那里。此时国军在美国援助下开始对缅甸反攻，以打通滇缅公路获得战略物质，但同时日本为连通东南亚，也发动了豫湘桂战役，国军人虽众却是“告化子”兵，连鞋也没有，三个人才一杆枪，几发子弹。日军自河南经湖北、湖南、广西，一直打到越南，国军虽英勇抵抗，如衡阳保卫战，守军几乎打光，但仍扛不住。日军最远攻入贵州独山，距重庆已不远。而此时已进入1945年，美军在太平洋逐岛夺下塞班岛、硫磺列岛，进一步拿下冲绳岛，飞机直接轰炸日本本土，中国战区的战略地位下降，国共两党都只能等着美军拿下日本，自己好“摘桃”了。也正是由于中国军队太不经打，罗斯福才会邀请苏联对日作战。所谓中国打败日本，并不太准确，国共两党以自己的力量根本打不垮日本，苦撑到胜利也很不容易。

由于过度吹牛掩饰真相，加上愚民宣传抗日神剧耳濡目染，将打鬼子视如儿戏，以至于现在国人无法真正面对历史，无法正视惨不忍睹的“牺牲救国”。中国虚弱遭日本欺凌，窝里斗更让盟国瞧不起。毛泽东所谓“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这个“苍龙”是谁呢?决不是日本，而是枭龙蒋介石。毛当权后多次直言不讳地对日本来访者说：“日本的侵略也可以说是好事，帮了我们的大忙”，帮助人民觉醒，“团结起来对付蒋介石”，“使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抗战开初的“洛川会议”上，中共高层就提出要“坐看蒋介石与日本帝国主义厮杀”，“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抗战中后期，毛再视蒋为头号敌人，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当豫湘桂战役日军打通中南通道后，中共不与国府打招呼，即擅派王震三五九旅尾随日军南下抢地盘，毛曾发电行至湖南的王震：“你们唯一任务是争取目前一刻千金的时间，在粤北、湘南创立五岭根据地，并与广东我军连成一片，准备于内战时牵制南方一翼”。日本还没投降，毛已在布局内战夺江山，认为日本军队多打老蒋多占地，形势对己才有利，于是又令八路军王树声部进军豫西，新四军粟裕、叶飞率部渡江南下苏浙，准备接收沪宁杭，并没有与日本人交战。毛甚至叹息日军为何不增加点兵力，打到重庆拿下蒋介石。其实，日军用一个师团西渡黄河拿下延安也易如反掌，但拿下又有何意义呢?毛、蒋对日不屈不降，国共两党都是中国人，本该精诚团结，中共在敌后组织建立游击根据地，使日本人无法蚕食消化占领区，也正是蒋方震《国防论》的战略要点，如果能与国民党正面战场配合，国共合作抗日，是很有功效的。但共军扩张目无中央，甚至消灭国军以抢地盘，如我们现今只知1941年“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被剿，但此前《东进序曲》所谓“黄桥决战”，中共中原局书记胡服（刘少奇）下令南下八路军黄克诚部，配合渡江北上的新四军粟裕部抢占苏中地盘，消灭坚持敌后的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苏北曹甸战役韩德勤国军被打压到苏北一块狭小区域，这才是“皖南事变”的导火线。是共军先打苏北韩德勤，国军后打皖南叶挺部。中共在抗战中消灭的日军不多，但消灭的伪军、顽军却很多，所谓顽军，即指坚持敌后的国军，其争战基本上是为抢地盘。有人揭示抗战时期伪军多达300万，比日军还多，乃二战奇观，但国军发起的22次会战，对手都是日军，而非伪军。很多伪军附日也是一种生存之道，如占据泰州、扬中的苏鲁皖游击总队李明扬、李长江部，在国、共、汪伪间周旋，最后倒向汪伪。日军在华北广大占领区普设“维持会”，陈永贵副总理当年也是维持会的，但这很难说他就是汉奸。与蒋介石疏离的山西“土皇帝”阎锡山要“自存自固”，也不得不暗中与日本人周旋，就象他请共产党员簿一波来帮他办“牺盟”一样，是一种“权变”。共产党将国民党苏鲁战区于学忠、韩德勤挤走后，基本上控制了津浦铁路沿线，以前有一部抗日电影《铁道游击队》，可谓家喻户晓，却多是假话。中共若真要打津浦铁路的主意，则此路一定瘫痪，因为游击骚扰几千里长的铁路很容易，但同时也会招致日军报复。实际情况是津浦铁路在抗战中后期一直畅通，徐枣煤炭源源不断地运往沪宁，上海工业品也通过铁路运往苏皖。中共特务潘汉年在上海与日本人及汪伪李士群接触的事，现今已不再是秘密，日军对中共的要求就是保证津浦铁路的畅通!中共是履行了双方约定的。铁道游击队王强他们可能偷点煤渣等混饭吃，但炸毁列车桥梁断不可能，若真炸毁一趟列车，战果将不下于“平型关大捷”，必会有报道有历史记载，但这样的记载有吗?在敌强我弱情势下，维持铁道畅通，对沦陷区民众生活是一种保障。新四军就成立了以曾山为首的财委管做生意，顾准也参与，用苏皖粮棉换上海医药布匹等，不但使苏皖新四军财政最充裕，也使沪宁沦陷区居民有饭吃，所以，敌我约定维持铁路安全也无可厚非。同样，蒋介石为落实美援，也装着挺不住要与日本讲和，实际上并不讲和，其手下军统局戴笠派人冒充宋子良与日本人接触，刺探情报，这一切都是权变策略，杂于利害，悬权而动，均不是汉奸投降行为。但中国抗日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些光怪陆离的事呢?因为中国实在太弱，太孱弱太可怜!民众要生存，军队要活命，而不得不权变、维持、熬!以待美军来将日本击垮，中国无此力量!但越是孱弱本越应团结，可悲的是：中国人却越是孱弱越窝里斗，自己打自己，兄弟相残，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因而也最让人瞧不起!所谓胜利，水分太大，没有什么好吹的。

八、胡耀邦说：历史是混不过去的!

抗战胜利七十年过去了，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第三次世界大战没有打起来，所谓红彤彤的共产主义世界没有出现，反而是苏联及其社会主义阵营垮台了，当年战败国日本、德国等通过和平发展，经济上很快崛起，中国经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也成为世界排名第二的经济体，现在美、中、日、德是依次排名前四位的经济大国，俄罗斯则落到了很后很后。如今中国富了，不再孱弱，今后世界格局和政治经济走向，中国的举止举足轻重。是和平发展还是军事结盟?是协商博弈还是输出革命?还打意识形态牌吗?按老旧思维继续走能走多久多远?特别是中国不久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超过美国以后中国能引领世界和平发展吗?靠什么力量?别国会听从吗?国人要清醒要深思，千万不能忘乎所以。值得忧虑的是：目前中国上下普遍存在一股虚骄之气，打仗论战之声充斥于媒体。今年9月3日中国将继俄罗斯之后，进行大型阅兵秀肌肉，“联俄”抗美抗日的叫喊声不绝于耳。中国与日本的战争旧怨，其实蒋介石、毛泽东之时基本上已经解决，蒋、毛都不要日本战争赔款，并签订了和约。小小岛礁之争，邓小平也定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调子。至于中美关系，毛泽东、周恩来在文革高潮时“破冰”，很快发展为“准盟国”，邓小平改革开放就获得美、日大力支持。毛、周、邓是将苏联看作为中国的头号大敌，曾竭力联美联日联欧“反霸”，与日本建交时，竟威逼日本写上针对苏联的“反霸条款”，而日本不敢!现在却翻转过来了。

为什么?为的竟是过不了陈腐的意识形态关!毛周邓基于国家战略，敢于突破高调意识形态“联美抗苏”，“红二代”习近平却反过来，基于意识形态要“联俄抗美”，到底谁更有战略眼光呢?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我们前面铺叙了抗战之时苏联的作为，蒋介石当时感慨：“倭患急而易防，俄患隐而叵测”，认为苏联比日本更具危险性。斯大林促成日中大打，自己坐收渔人之利，其情报离间工作做得一流，连当时日本近卫首相的秘书也是苏联间谍，现透露罗斯福的助手中也有苏联卧底，使斯大林能知彼知己，因形制权，对东方的战与和把握得极准。苏联还派了个女特务做爱因斯坦的情人，美国原子弹研制中心科学家福克斯等人，也被苏联收买充当特务，使原子弹对贝利亚“元帅”无秘密可言，苏联之狡猾奸诈，由此可见一斑，真可谓“无所不用其间”。林则徐在鸦片战争后流放新疆，一眼就看出沙俄是中国最凶险的敌人，认识到英国侵华不过为做生意挣钱，俄国则要鲸吞我领土。沙俄、苏联与现在的俄罗斯一脉相承，苏联当年向中国输出意识形态，完全是出于从精神上控制中国的需要，没有什么道义上的神圣性。从林则徐到毛泽东百年沧桑，中国智者通过痛苦的受害经历，终于明白北极熊的狡诈，邓小平改革开放明确要抛弃苏联模式。但想不到中共“第五代”，囿于意识形态危机，竟不顾历史教训走回头路，目光短浅缺乏远大战略考量，因一党之私再次选择“联俄抗美”，仍为斯大林唱赞歌，仍把蒋介石当“公敌”，把美国作为中国最大敌人，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遭受西方制裁时，与普京抱团取暖，演双簧搞阅兵，向西方世界示威。中国这样做任何好处得不到，反而可能被俄人诓骗，被其借用为对抗北约的力量。现在中俄意识形态上早已不再是“同志”，因惧怕“颜色革命”而再次依托俄罗斯，妄想依俄军力撑红旗于不倒，是想得太歪，不仅幼稚，简直就是绝望，最后不但抗不了美，反而可能再上俄人大当。

我们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应该跳出意识形态窠臼，抛弃党派偏见，要就当时国际格局及我国国家战略的成败，作出符合历史实际和我国利益的总结反思。当年中国抗战胜在那里?败在那里?吃亏在那里?上当在那里?有什么教训值得记取?今后应该注意的是什么?要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别国都只打了五六年，超级强国美、苏也只打了四年，后发制人，尽量使自已不参战、后参战，笑到最后。唯独孱弱的中国是八年抗战，且高喊打、打、打，要早打大打。若从“九·一八”算起是打了十四年，45年至46年国共谈判，紧接着是三年内战，前后打了十八年，整个国家打得满目疮痍，死人无算，悲惨至极。而中共刚建政，却又为斯大林驱使打了三年朝鲜战争，总共加起来竟连续打仗二十一年!一个弱国，一个穷国，凭什么打了又打，中国人是不是太可怜了呢?是什么力量驱使中国人打了又打?日本侵占国土我们不做亡国奴，奋起决死抗战理所应当，但怎么个打法?总该有个庙算伐谋吧，该有个统一指挥吧!为什么我国一流军事家蒋方震制定的战略屡遭破坏?对外抗击形不成统一的铁拳，屡遭失败，而内战打起来却排山倒海，气势磅礴。打日本百多人的“小歼”，能吹成“大歼”，内战却动不动就歼敌十万，三大战役则一次几十万，打日本为什么没有出现这样的战役呢?前后不过几年时间，何以就判若两样?内战到底是什么性质?朝鲜战争又是什么性质?是“保家卫国”吗?美国侵略中国了吗?苏联人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输出革命”的苏联为什么不自己打，而要让中国人打?中国人冤不冤?大规模内战打得有意义吗?国民党蒋介石是卖国贼、反动派吗?值得那么无情地大开杀戒大打吗?意识形态说教长期蒙蔽了中国人的眼睛，所谓打出一个新天地并不能兑现，直到今天中国仍未见统一。

现代中国延绵二十多年的战争，可以提出“十万个为什么”，一部“党化”抗战历史，可谓谎言充斥，有许多是故意歪曲或吹牛，一戳就穿。七十年过去了，历史事实俱在，本该可以说真话了，却仍然很难很难，宣传部仍坚持谎言重复一万遍即真理。为什么呢?苏联垮台即为鉴。当年戈尔巴乔夫倡导“公开性”，公开了苏德“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及其“秘密议定书”，波罗的海三国人民获知当年被吞并的真相，纷纷要求重新独立，而带头游行的并非自由化人士，竟是立陶宛共产党总书记布拉藻斯卡斯。因为谎言不仅令人惊心，而且让人恶心，斯大林太卑鄙无耻，苏联统治建立在谎言基础上，谎言一旦揭穿，连共产党总书记也造反了。所以，中共若实事求是地承认蒋介石坚持抗日不是卖国贼，等于否定自己的合法性，让自己“站不住”，这对中共领导人来说，要转多么大的弯，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啊。

原教旨极左人士动不动就耸言：“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这句话是清末思想家龚自珍说的，原意在于提醒保存历史文化传统之重要。所谓史，就是过去的事，史有假有真，历史研究就在于去伪存真。西塞罗说：“写历史的首要原则是不能有谎言（falsum），其次不能有不事实（nonverum）”。极左人士不允许去伪存真，龚自珍那句话对他们来讲，最好改为：“要保其国，必须撒谎!”《炎黄春秋》杂志敢讲真话，对很多历史盲区大起底、大揭秘，如揭露延安为筹措经费种植鸦片，这种事连苏联驻延安代表也知道，当时很多军阀也都干。但揭秘使中共的信誉形象大受损伤，令极左分子恼羞成怒，他们不问延安种鸦片之事到底有没有，反正有也不准讲!要为党保密到底，反倒给《炎黄春秋》扣上“历史虚无主义”的帽子。什么是历史虚无主义，把有说成是无，把无说成是有，难道不是虚无主义?搞历史虚无主义，恰恰是原教旨极左人士的拿手好戏，所谓坚持党的立场“七不讲”，坚守意识形态话语，坚守“党化史学”两个“历史决议”，不许对党的历史“大揭秘、大暴露、大丑化”，不问真假“要有自己的历史观”。苏共揭露斯大林的罪恶，承认“卡廷森林屠杀”是自已干的，中共却愤怒了，质问苏共为什么不顶住，竟无一人是男儿。然而，过去的历史改不了，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胡耀邦说：“历史是混不过去的!”历史不能造徦，以谎言治国，最终还是混不下去的。

我们今天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只有还原历史真相，才有警示意义。何况海峡对岸还有国民党，他们能接受中共的“党化史学”吗?当然国民党也有他们的“党化史学”，也有夸大抗日战绩美化自己之处，但历史真相只有一个，能经受考验的只有铁的事实。国共两党斗了大半个世纪，互骂对方为“匪”，都有不实之词，如今借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纪念之机，是不是可以共同来恢复历史真面目，作深度反思呢?1975年周恩来临死前，把刚获赦免的国民党中将文强找来，深情地诉说国共两党是一根藤上的两个瓜，最终会走到一起来。文强是毛泽东的表弟，既参加过共产党又参加国民党，抗战时为中统特务负责锄奸，立有大功做到中将，淮海战役与杜聿明一起被俘。文强与杜聿明抗日的功绩，在大陆现已得到承认，那蒋介石呢?杜、文不过中将，蒋乃最高统帅，他抗战到底是有功还是有罪?应该不难判断。其实，毛、蒋二人惺惺相惜，从不矮化对手，毛泽东甚至也不矮化日本，多次声言“日本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相反，现在我们的意识形态灌输影视宣传做得太假，反倒让百姓揶揄调笑，愚民者自己看起来更像十足傻瓜。中共最可靠的朋友到底在那里?在国内而不在国外，不是普京而是国民党。国民党虽然也犯了很多错误，蒋介石也搞俄式专制独裁，“以俄为师”一党专政，但他们一直是爱国的!这一点再怎么污蔑抺黑也黑不了，以前他们坚决抗日、俄侵略，现在坚决反台独。国共两党是血肉相连的兄弟，都曾获苏联扶植和利用，窝里斗是上了苏联人的大当。内斗内战斗来斗去，你杀我我杀你死人无数，却都是自已的骨肉同胞，最终发现没有任何意义。国共两党最终要走到一起，其最后障碍现在说穿了，还是那一文不值的意识形态，你要叫国民党再“以俄为师”，复为列宁党已绝不可能。怎么办呢?我看唯一办法是中共也抛弃列宁党那陈腐的一套，观念和组织上都来一个脱胎换骨的改革，两党以民主原则来共同建国。这种局面1945年抗战胜利之时本已出现，两党领袖曾有“重庆谈判”，都曾承诺“和平民主建国”，因没有把握住历史契机而失之交臂。七十年弹指一挥间，历史契机重又出现，虽有少数极左分子狂叫武力统一，却连大陆民众也难通过。同胞不再骨肉相残，苏式斗争哲学可以休矣!抛弃连俄人自己都已抛弃的意识形态，是国共两党复合的基础。两党都以国家为念、民族为念，少弄虚玄多谈实际，面对历史不再说假话，共商民主建国，实现“中国梦”，这才是对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的最好纪念。国共不再战，中日也不再战，第三次世界大战最好不要打，没有必要去建立所谓红彤彤的新世界，和而不同，求同存异，五颜六色的世界更精彩。

                                                    （2015-8-8暑假挥汗写就）